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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比附定位景区口号

时间:2016-07-28 15:21

丰都鬼文化的内容

人类的发展史上,凡人的地方,都有关于鬼说。

凭借历史上的传说,以鬼为媒做鬼的文章,充分开发利用鬼文化,发展旅游业,并以此为契机,带动地方经济的全面发展,恐怕只有鬼城丰都了。

  丰都位于重庆下游172公里的长江之滨,面积2901平方公里,人口78万,是重庆辖属的一个县。

相传汉代王方平、阴长生在丰都名山修道成仙,后人讹传此地为“阴王”,即阴间之王所居的地方,以讹传讹,丰都名山便成为传说中人死后的归宿之地,“鬼城”由此得名。

唐代诗人李白在丰都留下“下笑世上士,沉魂北丰都”的诗句,使丰都鬼城之名远扬。

《西游记》、《聊斋志异》、《说岳全传》、《神仙传》、《喻世明言》等众多古典名著,尽情渲染,使丰都越发神秘、怪诞。

“鬼国幽都”、“阴曹地府”盛名相沿,名播宇内。

  丰都虽处长江之滨,有着宝贵的文化遗产,但由于物产不丰,交通不便,“小农型”的农业经济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被列入“贫困县”的行列。

1986年,行政部门提出举办“丰都鬼城庙会”的设想,打“鬼”的主意,恢复和发展阴曹地府一整套景点和与之相陪衬的人间天堂,围绕这些景点的建设,大力发展旅游事业,把具有鬼文化特色的工艺、食品、雕塑、建筑、针织、陶瓷、服装、印染,及戏曲、音乐、电视、电影等提到议事日程,借民俗文化为媒招揽天下客人来丰都旅游,达到繁荣文化,振兴经济的目的。

1988年3月18日,第一届丰都鬼城庙会在丰都隆重开幕,“鬼城庙会”像一颗氢弹爆炸,在四川、全国形成众说纷纭的冲击波。

丰都人坚持以“鬼”兴县,发扬鬼文化的精华,剔除鬼文化的糟粕,使丰都鬼城的知名度大大提高,吸引了大量的中外游客。

繁荣的旅游业成为城镇建设一股强大的动力,同时也促进了经贸交往和交通事业的发展。

  近十年来,鬼城丰都已接待海内外游客1000多万人次,其中海外游客100多万人次,年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亿元,已成为全国旅游百强县,县域经济也得到长足的发展。

李学亮摄影报道  丰都,中国唯一一个称自己为“鬼城”的地方。

在一个将死亡视为莫大禁忌的国度,这是一个奇迹。

  曾经在逐利冲动驱使下,丰都“鬼城”以鬼文化为噱头,凸显阴森、残忍、血腥的“阴曹地府”,最终因封建迷信陷入泥沼而饱受非议。

而今,这个全国首批重点风景名胜区,面临生存危机。

  危局之中,丰都寄望于靠建仿古镇来实现旅游产业的崛起。

然而,当“鬼城”不再谈鬼,剥离了鬼文化之后就显得难副其实。

  一段延续千年之久的传统文化,将面对生死抉择。

  走向没落的千年“鬼城”  刚刚落幕的第一届中国长江三峡国际旅游节上传来消息:总投资5亿元的丰都名山古镇即将在“鬼城”开建。

好消息并未让丰都名山旅游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蒋晓川有太多的兴奋。

  站在鬼城名山景区办公室门口,蒋没有丁点好心情 放眼望去,门可罗雀的景区大门口,检票员在一边扎堆聊天,空余巨大的门柱突兀地立于偌大的入口处。

  双手反背,来回踱步数圈。

蒋强迫自己坐回椅子,双手用力抹把脸,从抽屉拽出近年游客人数统计表。

看不下三行,“啪”一声又被他重重合上。

  2007年:游客人数52万;2008年:游客人数38万;2009年:游客人数43万。

这样的游客人数曲线图,让他没法不上火。

  1982年,在“旅游”尚未走入寻常百姓家时,“鬼城”景区就被国务院审定为首批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

当年同列此榜的,几乎全是千年历史的文物级景区。

  2001年,当旅游热开始兴起之时,“鬼城”已成全国首批4A级旅游景区。

重庆市同获此殊荣的景区,仅有3处。

  2007年,旅游景区遍地开花之际,“鬼城”已是全国首批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旅游示范区。

这一次,全国仅有15个景区金榜题名。

入选地均是泰山、庐山等具有民族文化符号的圣地。

  逝去的时光并不遥远,当年曾领跑一时的丰都鬼城景区,如今不仅追不上国内同伴的步伐,甚至跟不上重庆市内的后起之秀。

  曾经的辉煌反衬着如今的寥落。

蒋晓川不时回忆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鬼城”庙会时万人空巷的盛况,而如今,他只能凭吊门前朱颜如洗的雕栏玉砌。

  “鬼城”文脉:  从宗教圣地到华夏文明  对丰都而言,在中国的宗教史、文化史、民俗史和考古史上,此地都隐藏着令人震撼的历史绝响。

  丰都历来有“阴曹地府”、“鬼国京都”之名,民间传言汉朝方士阴长生、王方平在此修炼成仙,后人附会“阴、王”成“阴王”,丰都也就讹传成“阴都”。

  这段看似荒诞的起名之源,却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遥相呼应。

东汉刘向所著《列仙传》、东晋葛洪《神仙传》均载:汉代王方平、阴长生均于丰都平都山白日飞仙。

  令考据学家倍感兴趣的是,传说中的这二位得道高人,并非虚构人物,而且他们在中国历史上还颇有来头。

他们中一个是汉和帝刘肇的皇后阴氏之曾祖,一个是汉桓帝的朝中散大夫。

甚至,“沧海桑田”的成语典故也出自于此。

  此后,道家于此山设天师,并将其列为“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一”。

公元198年,道教创始人张道陵之孙张鲁,在丰都设立道教“平都治”,始为道教的传教中心。

  丰都作为宗教圣地被推上历史舞台。

  鬼城之名以及充满神秘色彩的平都山,吸引着四方文人墨客纷至沓来。

  苏轼、杜光庭、李商隐、陆游、蒲松龄 一个个中国文化史上声名远播的重量级人物来此登山览胜,赋辞题诵,在此留下了绵延不绝的文脉。

  久受辞赋浸润的平都山,终因苏轼“平都天下古名山”的诗句,改为“名山”沿用至今。

自此,丰都脱胎换骨,成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自周朝即建“巴子别都”的丰都城,极盛时期大型道观寺庙达75座,集道、佛、儒各种文化的塑像、殿宇、亭阁和牌坊数以千计。

  这引来了四方信众,以及追随而至的贩夫走卒。

  1993年从丰都老城148座古墓出土的十万件文物中,数十种陶俑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生活、文化场景,有力佐证了丰都多元的民俗文化。

  “巴渝神鸟”,这个曾轰动中国考古界,后来被定为重庆市象征物的神秘文物,正出土自丰都袁家岩。

  激动人心的发现随着考古学家手上洛阳铲的挥动,仍在继续。

1995年前后,丰都高家镇、烟墩堡发现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一举将丰都乃至三峡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到了十几万年前。

  当时的中科院考古队队长卫奇教授在紧急抢救报告中写道“该遗址 是认识三峡地区文物的窗口,是研究我国华南地区乃至东南亚古文化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料。

”  最终,烟炖堡遗址被评为“1996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考古界的共识是:这是“在长江流域打开另一部可与黄河流域相媲美的 中国二十四史 。

”  丰都,承载着一段伟大的华夏文明。

  逐利冲动下异化的鬼文化  激动人心的历史并不能抵御现代社会的逐利冲动,被“鬼城”之名浸淫千年之久的丰都尤其如此。

  1988年4月18日,首届“鬼城”庙会举行,鬼文化一词首次粉墨登场。

事实上,此类庙会明朝就有。

不过当时只是信众自发进香的活动,要求安静而低调,甚至路遇熟人都不准交头接耳。

  而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冲动赋予了首届“鬼城”庙会更为现实的意义,“以香火为本,以庙会为媒”为主导思想,经贸洽谈、物资交流成为庙会核心。

  不过一位当年的参与者回忆,那不过是“一场闹剧”。

整个场面感觉就像“一次史无前例的牛鬼蛇神大汇演。

”  从1988年到2000年,这样的庙会丰都一年不落地举行了12届。

伴随其间的,除了喧嚣,就是不断的质疑。

  与此同时,一场重建“鬼国神宫”、“阴司街”的新“造鬼运动”蓬勃兴起。

在开放包容的时代背景下,大家不再谈鬼色变。

  文革时期,“鬼城”中颇具审美艺术和文史价值的庙宇殿堂和神像雕塑毁坏殆尽。

而渴望将鬼神变财神的新“造鬼运动”,把十八层地狱中挖心、剖腹,下油锅等血腥场景一一展现,将悲惨、阴森、残忍、血腥发挥到了极致。

  这样的演绎,很快招致当时舆论的强力抨击,以至于当时的丰都县委书记都不得不出面申辩:这不是封建迷信,而是鬼文化。

  2001年,迫于压力,“鬼城”庙会更名为“中国神曲之乡民俗文化节暨鬼城庙会”,两年一届,10月举行。

  此举意在借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比附丰都,用民俗文化替代鬼文化,同时弱化“鬼城”庙会。

但与这“中西合璧”的盛会筹备同步的,是丰都不可抑制的“大干快上”冲动。

  2001年6月21日,丰都花费5000余万元打造“十八层地狱”,终被责令缓建,补办环评手续。

消息披露后,有评论激烈批评“别把地狱建在人间”。

6天后,央视《焦点访谈》以《鬼文化还是鬼把戏》为题,严厉批评丰都“鬼城”大搞封建迷信。

  可不到一周,丰都又宣布投资2.3亿元,对“鬼城”进行全新规划包装,造“鬼城迷宫”让游客亲身体验“地狱酷刑”,进浮沉街体验“生死轮回”,建世界最大阎罗王坐像等。

  不计代价的惊人投入,最终引起舆论高度关注。

  2008年8月,丰都公布总投资达7个亿的工程,打造鬼国京都主题公园。

新华社率先披露此事,并与丰都国家级贫困县的身份挂钩,传媒猛烈炮轰丰都敬鬼神不顾民生。

此事一度惊动中央。

  当年9月11日,重庆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此番工程系企业行为,其中景区消落带治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占总投资90.77%,景区改造等仅占9.23%。

  事态虽最终平息,但丰都的鬼文化之旅似乎走到了死胡同。

  “鬼城”的名号之殇  随后整整两年里,丰都“鬼城”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几近消失。

一场猝不及防的寒冬就此到来。

  “三次找央视做广告,三次被拒。

听到 鬼城 像真遇到了鬼。

”作为丰都县旅游局宣传科长,李庭福一度觉得自己应该引咎辞职。

  令李觉得“引咎”的远不止央视避瘟疫般的封杀。

曾遍布重庆主城大街小巷的“鬼城”旅游户外广告牌,如今几乎一块不剩,取而代之的是雪玉洞等新晋景点。

  为打破营销困局,“鬼城”二字被更显隐蔽的“名山景区”替代,尽量避免敏感的“封建迷信”刺激外界。

  压抑的氛围中,丰都对鬼文化的情感认同,也出现了微妙的蜕变。

一位丰都县委常委谈及丰都鬼文化时,就三句话:“我不懂鬼文化。

不信鬼文化。

不谈鬼文化。

”  面对此境,研究了半个多世纪鬼文化的范明吉老人痛心疾首:“急功近利毁了一块文化瑰宝啊

”范明吉,72岁,“鬼城”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鬼城”民俗文化研究会秘书长。

  “为了经济效益,不尊重历史,只知道胡编乱造。

”规划控制不力,与丰都毫无关联的玉皇大帝也能建在“鬼城”;导游只顾胡诌让游客烧香拜佛获利。

他称是眼睁睁看着鬼文化一步步被糟蹋的。

  一个可资佐证的讽刺性事件可见当年“鬼城”编造之盛。

“鬼城”名山声称“下笑世上士,沉魂北酆都”诗句,是诗仙李白游名山后所写,不仅大肆向外宣传,还鎏金镌刻于名山山门牌坊两侧。

  然而1993年,全国政协常委梁从诫造访名山时,发现李白这句诗被篡改了,原句为“下笑世上士,沉魂北罗酆”。

“罗酆”是道教虚构的冥界所在,并非实有其地,且李白从未到过丰都,亦从没专为丰都写过诗。

甚至于唐代丰都的丰写作“丰”,明朝才改为酆都。

  不久,梁将这段文字公案写成批评性文章《话说“鬼城”》,刊于《东方》和《四川文史资料》。

  但2001年梁从诫再访名山时,发现对联仍在,只将原来“李白诗句”等字去掉,成了一副“无名联”。

  一时兴起的他,于当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九版《三峡看水》一文中再提此事,并戏谑“我想:这总比把李大诗人拉进贩假团伙要强一点,也算是一点小小的改进吧

”  范明吉老人也举了一个鬼城忽视文化挖掘的例子:“到 鬼城 的游客可能都听过阴、王二人,但又有谁知道历史上真有其人

”  “导游都不知道

这是景区的耻辱,也是 鬼城 文化的悲哀。

”老人愤言,想靠文化吃饭却不学不懂文化,这是自己砸自己的饭碗。

  范明吉一语成谶。

2008年全年,名山游客人数陡降至38万人,几成历史最低点  鬼文化渐行渐远  愤怒归愤怒,这个1958起就从民间传说、殿宇开始研究鬼文化的倔强老人,仍在全力以赴为鬼文化正名。

他先后写下《分清真伪,把握本质,让鬼城文化大放异彩》等大量分析文章,试图将融合了道、佛、儒文化的鬼文化与封建迷信彻底廓清。

  与此同时,丰都县委宣传部也于2009年组织大量专家学者,搜集整理海量文献资料,一气推出《映像丰都》光盘、《魅力丰都》画册和《神秘丰都》典故集。

  在这些装帧精美的宣传品中,阴森、血腥、胡编乱造的骇人故事悉数被剔除,代之以《唐王添寿》、《东坡访鹿》等有据可考、发人深省而又优美隽永的传统典故,强调鬼文化“惩恶扬善,唯善呈和”的教化功能,正本清源。

  然而,当民间和官方都在默契地为绵延千年的鬼文化寻找出路时,今年1月,一则消息打破了这种默契。

消息称,“鬼城”景区将投入5亿巨资打造400余亩明清风格的仿古镇。

  丰都县旅游开发管委会副主任熊子华证实,“鬼城”景区确实要建“长江沿岸最大的仿古镇”。

具体规划是引入古代72行会,以及川东民俗文化等建立“传统记忆文献古镇”。

  对“鬼城”景区是否将放弃鬼文化的问题,熊没有正面回答,称2007年鬼城已交由交旅集团整体打造。

不过他表示,“鬼城”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休闲、度假”,因为这是国际趋势。

为此,将投入1000万元建游客接待中心。

  作为“鬼城”景区实际经营方,重庆交旅集团经营管理部部长蒋宗金坦承,单纯从旅游产品唯一性、独占性、垄断性和不可替代性上讲,鬼城是绝对的优质资源。

  但出于意识形态上的种种禁忌,目前鬼文化已是“高压线”。

他无奈地表示,日常工作中,“鬼城”二字已从文件和讲话上消失。

宣传营销上,集团也已无所适从。

  基于此,集团只有另辟蹊径,希望通过建设明清仿古镇,拉动已大幅度滑坡的“鬼城”景区。

蒋宗金承认,在可预见的未来,哪怕以后宣传营销“鬼城”,也得把握好“分寸”。

  “鬼文化很难再成为丰都主角了。

”曾是丰都旅游局办公室主任的蒋晓川语带落寞。

  新城与历史的对望  “ 鬼城 景区一开始就没有找准自己独特的资源优势,以至于后来亦步亦趋地跟风,反而丧失了自身特性。

”同为旅游从业者,凌健对千年“鬼城”的遭遇感叹不已。

  凌健,新加坡籍华人,长期从事国内外旅游战略规划设计,擅长文化型旅游区和生态型旅游区规划设计。

  1997年,凌健慕名前往丰都“鬼城”。

本以为可以见识中国罕见的道、佛、儒文化大融合的奇观,但景区以肤浅简陋的声光电设备,刻意营造的恐怖,令他大失所望。

  随后,他索性独自在坊间寻访散落的文化遗迹。

结果他发现,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保存有与鬼文化有关的年画、法器、书籍。

  “为何不从民间征集这些带有强烈文化和历史符号的实物,汇聚成一个鬼文化博物馆或展览中心

”凌健说,假如真有这样一个去处,会吸引绝大多数国人前往参观。

  重庆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蒲勇健认可凌健的说法,在他看来,丰都鬼文化并不是一般的迷信,而是一种传统的中华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经过千百年才形成的,所有的文化来源都非常清楚,并非突然出现。

  相反对于丰都“鬼城”目前改弦更张,建仿古镇的做法,凌健大呼危险。

  他认为,且不论全国范围内具有悠久历史的天然古镇已成海量。

仅就重庆而言,40个区县中几乎个个都有古镇,有的还不止一个。

  丰都盲目投入巨资,生造一个似是而非的仿古镇,很难吸引审美眼光日益提升的游客。

加之丰都目前的旅游格局是过境游而非目的地游,更令这种休闲型旅游区前途未卜。

  “丰都要复兴旅游,非鬼文化主题不可。

靠人工堆砌的东西,不可能超越有千年历史的文化符号。

”范明吉老人站在新城江边,遥望江对岸的鬼城,表情倔强而复杂。

  落日余辉中,丰都新城与“鬼城”名山,似乎近在咫尺,却又被滔滔江水无情隔开,只能默默对望。

东林寺意义

简论徐志摩的诗歌  朱自清先生曾说过: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

郭沫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以及在诗文、戏剧、史学、考古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早有定评,自不待言。

而徐志摩由于某些政治和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是被当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反对者而予以否定的。

他的诗歌在解放后除了于个别评论文章中略见一鳞半爪外,直至1981年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印成集子发行。

  徐志摩的诗歌出现在五四之后的中国诗坛上,时间大约为1922年。

1931年11月19日,他搭乘的飞机不知何故(有一说是因浓雾所致)撞到了济南的开山上,人机俱毁。

是时,年仅36岁。

  徐志摩曾和胡适、陈西滢、闻一多等人一起创办过诗歌月刊。

闻一多先生关于新格律诗的三美理论,被公认为是新月派诗歌特色的标志。

徐志摩对闻一多十分尊崇。

在里,他坦诚地告白世人: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的作者的影响。

十年的时间,对于一位诗人和作家来说,确乎太短暂了,而他竟留下了大量的著译,单单诗歌就有近150首之多

这些诗歌不论在当时,还是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给我国新诗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

  徐志摩不仅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诗坛上一位很有声望的诗人,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传奇人物。

他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曾向港英当局举报并最终破获了一起毒品走私案件。

他怒目黑暗腐朽的社会,同情人民遭受的苦难,却找不到出路,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他赞美列宁,认为他的精神竟可以说是弥漫在宇宙间,至少在近百年内是不会消灭的。

但又声称我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

我怕他。

……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

他欢呼升起在冬宫的红旗,讴歌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志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

()转而,他又抨击十月革命,呼吁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有俄国人的英雄性才能忍耐到今天这日子的。

( )徐志摩思想上的矛盾导致他的诗作形成了一种多面体的结晶。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为此争论不休,因为毁誉双方都能从他的作品中找到许多证据。

  鲁迅先生有段为人熟知的名言: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

不过我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切。

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于说梦的

① 今人重新审视古人,不是看他说的、写的、做的是否符合当下的政治标准和社会需求,而是看他对所处时代和整个历史做了些什么。

用化学分析的手段做文学鉴定,于判断文学遗产的取舍是极为有害的,那将使今天的学术研究趋于简单化、庸俗化、泡沫化,最终沦为过眼云烟。

  我赞成这样的观点:不能在新月派、徐志摩、徐志摩的诗歌之间划上等号。

新月派是由一群作家、理论家在其文章、诗作中表现出来的思想观点和艺术风格,自然而然形成的文学流派。

这个流派本身也是复杂的,其主要成员的政治态度亦不完全一致,并且不断分化,最终道路各异。

徐志摩虽是新月派的骨干,但他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处世态度、文学主张与创作道路。

他既不等同于闻一多,也不是胡适的附庸。

徐志摩的诗歌不仅反映了他对社会、政治、人生、理想的态度,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能够代表新月派诗歌的整个发展过程的。

对他的诗歌,最好还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逐一进行具体分析,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不要以偏概全,再犯捧杀和骂杀的旧疾。

  内容复杂 思想矛盾  徐志摩的诗歌共有四本,即、、和。

以往论及徐志摩的诗歌,多半是仅对其艺术技巧作部分肯定,而对其内容则往往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实际上,徐志摩诗歌的内容也很有细加分辨的价值,不少诗的思想性还是值得肯定的。

譬如:  干什么来了

  这大无畏的精神

  算是好男子不怕死

--  为一个人的荒唐,  为几元钱的奖赏,  闯进了魔鬼的圈子,  供献了身体,  在乌龙山下变粪

  --《俘虏颂》  诗中嘲笑、讽刺那没有头脑、糊里糊涂替主子卖命送死的俘虏,锋芒实指那些不顾人民死活,一味用士兵的躯体和生命去争夺自己的地盘,谋取私利的各地军阀,反内战的立意显而易见。

《大帅》一诗,更是直截了当地揭露了军阀的凶残暴虐:大帅有命令:以后打死了的尸体再不用往回挪(叫人看了挫气),就在前边儿挖一个大坑,拿瘪了的兄弟往里掷,掷满了给平上土,给他一个大糊涂,也不用作记认,管他是姓贾还是姓曾

也好,省得他们家里人见了伤心:娘抱着个烂了的头,弟弟提溜着一只手,新娶的媳妇到手个脓包的腰身

剪取这样一幅凄惨可怖的画面,诗人多少也表露出对不断挑起战祸,陷民众于水火之中的官僚、军阀的憎恶,对违反人道主义的暴行的愤恨。

  徐志摩先后留学过美国和英国。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繁华的物质生活,上流阶层富有闲散的生活景况,英国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学作品,都给年轻的徐志摩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理想的狂热触发了他创作的欲望,诗情真有些象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

以后,他在《诗刊弁言》中阐述对诗的认识时说,我们信诗是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性质的,我们信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和精神革命没有一部象样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

也许正是抱着这种希求,同时受国内五四爱国运动浪潮的激荡,他满怀英国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挥一挥衣袖,悄悄地告别使他深深眷恋的康桥,欣然登程返回祖国。

  对于徐志摩的思想核心,似有必要剖析一下。

他宣称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

这并不高深,这只是说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

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② 不难看出,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个人主义。

徐氏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人们的性灵。

他的理想是个人的性灵得到最大自由的发展。

(对爱、自由的追求和美的享受都包括在内)。

③ 据此,我们也有理由断言:徐志摩的人道主义也是资产阶级的。

注脚就是他的宣言。

  五四之后的中国,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运动风起云涌,各种流派的文学社团大量产生,一方面是广大人民仍处于社会的底层,生活景况十分悲惨。

严酷的现实与诗人那玫瑰色的理想世界形成了尖锐的对峙。

他失望、忧愤、痛心疾首。

《先生

先生

》、《谁知道》、《灰色的人生》、《叫化活该》(见《志摩的诗》)等一些作品就深切地记录了诗人这时的思想轨迹。

他清楚地看到: 可怜我快饿死了,发财的爷

  大门内有欢笑,有红炉,有玉杯;  可怜我快冻死了,有福的爷

  大门外西北风笑说:叫化活该

  --《叫化活该》  面对形容惨淡的底层民众,目睹人民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诗人精神感到十分压抑、愤懑。

他要呐喊,要开放他的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要鼓励读者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毁的,受压迫的,烦闷的,奴服的,懦怯的,丑陋的,罪恶的,自杀的灵魂的呻吟。

由于理想的狂热、爱的深沉,随之而来的失望的痛苦也就特别强烈。

这使得徐志摩在直面人生,用半干的墨水移情寄慨时,总是同情多于批判,伤感多于愤怒,忧叹多于呐喊,颓唐多于昂奋,诗稿多呈残破的花样。

在他眼里,民族的破产,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是破产了的。

绝望、残毁、荒唐、沉沦、惆怅、凄冷、徘徊、破碎这些字眼大量出现于他的笔下。

他伤心希望,不曾站稳,又毁了;他诅咒谁敢说人生有自由,星光在天外冷眼瞅,人生是浪花里的浮沤;他忽而高呼,要用自剖的一把钢刀,劈去生活的余渣,为要生命的精华,忽而又流露出厌世遁世的情绪,宣扬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都将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在主的跟前,爱是唯一的荣光。

  散见于徐志摩诗集里的这些残破的花样,反映了诗人头脑中的矛盾,思想上的混乱。

对处在三座大山重压下的祖国和民众,他怀有怜悯心。

《庐山石工歌》附录中就有这样的记叙:那时我住在小天池,正对着鄱阳湖,每天早上太阳不曾驱净雾气,天地还只暗沉沉的时候,石工们已经开始工作,浩唉的声音从邻近的山上度过来,听了别有一种悲凉的情调。

……尤其是在浓雾凄迷的早晚,这悠扬的音调在山谷里震荡着,格外使人感动,那时痛苦人间的呼吁,……那浩唉的声调至今还在我灵府里动荡,我只盼望将来有音乐家能利用那样天然的音籁谱出我们汉族血赤的心声

  徐志摩热爱弥尔顿、拜伦、耶稣、尼采、甘地、罗兰、托尔斯泰和哈代。

英国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永恒的是(Everlasting Yes)的哲学观点特别为徐志摩所推崇。

他说:我想望着一个伟大的革命。

因此我在那篇《落叶》的末尾,我还有勇气来对付人生的挑战,郑重的宣告一个态度,高声的喊一声:Everlasting Yes!Л·契尔卡斯基在其论著《中国新诗》中,对此有一段评论,他说:'永恒的是'的思想是卡莱尔在《旧衣新裁》一书中提出来的。

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种宗教唯心主义的'衣裳哲学',这种哲学认为,整个世界和全部历史表现为种种外部的衣着、标志,其后掩盖着神的永恒本质。

《旧衣新裁》的永恒的是一章表达了成为诗人极端的个人主义表现的饶有兴味的思想。

针对徐志摩的宣告,Л·契尔卡斯基分析道:徐志摩如此拚命抓住卡莱尔的名言不放的原因也就在于: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永恒的是'与这位英国哲学家描写的'黑暗的沙漠'无大差别,这句名言成了这位中国诗人的灵魂的屏障,他的护照和进攻武器。

对照这些材料,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徐志摩在不少作品里都渗进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为被压迫者呼号,为寻求自由、爱、美而歌唱的内容。

尽管他信奉的哲学观点是错误的,出发点也多半源自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立场,但他的这部分诗歌对帮助后人认识、了解当时的社会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是不应忽视,也不能抹煞的。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诗人,尤为难能可贵。

当然,徐志摩还算不上一位坚定的民主战士,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也没有给他安上政治的显微镜,帮助他透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洞察到社会痼疾的病根。

他虽然有感于军阀混战,人民涂炭的残酷现实,却找不到真正的出路。

无怪乎他的诗常常发出无病呻吟、人生无常、世事无望的悲鸣,消极、颓唐、绝望的情绪时有所见,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倾向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

《西窗》一诗,甚至明显地影射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苏联,攻击创造社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

这样的诗虽然在徐志摩笔下为数寥寥,却也多少说明了他思想上的局限、政治上的偏见、立场上的动摇。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由此也可见一斑。

  除去这些政治诗,徐志摩还有一些被公认为最能代表他创作风格的抒情短章,如《沙扬娜拉》、《车眺》、《再别康桥》。

这部分诗歌的共同特点是:文字清雅秀丽,意境幽谧恬淡,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和情调。

请看: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  寥寥四句,使人恍若身临其境。

用水莲花比附素以贤惠闻名于世的日本女子,美丽动人,形神贴切;用不胜凉风来描绘告别之际躬身还礼的日本女郎,更增添了这形象的温柔和娇羞之态。

那一声声轻柔甜润的珍重,悱恻动人地蕴藉着友人们(或许是情人)因愉快的相会,而带来的依依惜别之情。

小诗没有正面塑造人物形象,没有具体叙述活动场面,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故事内容,仅一个简单的动作,一句普通的告别语,就使人产生了丰富的联想,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确实不同凡响。

最后,诗人摹日语再见之音道了一声沙扬娜拉,再度渲染了这似水的柔情,吟咏出一个意蕴幽深的回音。

那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  也是一首流传很广、久唱不衰的抒情歌谣。

美丽的康桥(即剑桥),曾在诗人的生活中占据过重要的地位。

他的人生观、艺术观、创作欲望都是在这里形成的。

那河畔的金柳,波光里的艳影,不仅在他心头荡漾,更有一种梦幻般神奇的力量,催使他神思飞扬,异想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烂里放歌。

与众不同的是,诗人别离如此钟情的康桥,既不是泪洒相思地,也不是慷慨陈辞,放歌而去,只是像来时一样,悄然无声地走了。

唯余一片淡淡的云彩裹藏着诗人无限的柔情,默默地飘浮在异国他乡的天际。

这是多么缥缈、超脱的意境啊

难怪他后来的妻子陆小曼说他有些神仙似的句子看了真叫人神往,叫人忘却人间有烟火味。

  还需指出,徐志摩也写过一些无聊、颓废、色情的诗。

如《猛虎集》第一首《我等候你》,描绘的是一个痴情的男子等候情侣赴约时的内心活动,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你明知道,我知道你知道,  你这不来于我是致命的一击,  打死我生命中乍放的阳春,  叫坚实如矿里的铁的黑暗,  压迫我的思想与呼吸,  打死可怜的希冀的嫩芽,  把我,囚犯似的,交付给  妒与愁苦,生的羞惭  与绝望的惨酷。

  毋须多作剖析,这种情调很不健康,也不是一个真正想追求幸福、美满爱情的男子应有的。

到此为止,这首诗已不能称之为优雅的小夜曲了。

可接下来的内容更是糟糕,诗人肉麻地表白:  痴

想磔碎一个生命的纤维\\\/ 为要感动一个女人的心

\\\/ 想博得的,能博得的,至多是\\\/ 她的一滴泪,\\\/ 她的一阵心酸,\\\/ 竟许一半声漠然的冷笑,\\\/ 但我也甘愿

即使\\\/ 我粉身的消息传给\\\/ 一块顽石,她把我看作\\\/ 一支地穴里的鼠,一支虫,  我还是甘愿

  如此庸俗低下、自作多情的唠叨,既无意境,亦无美感,唯一可见的,倒是诗人日趋枯窘的思想,日渐消沉的意志。

这也说明,一个诗人,不管他有多么娴熟的艺术技巧,多么睿敏的创作灵感,一旦在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中失去方向,畏缩退避,躲进象牙之塔,鼓吹为艺术而艺术,沉溺在个人感情的小沟里孤芳自赏时,就必然陷于迷途而不能自返,再不会写出什么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来。

这是文学创作中的一条客观规律,徐志摩也摆脱不了它的制约。

  徐志摩好像一颗彗星,伴随着一道亮光就迅速而永久地消逝了。

他的夭折对中国新诗坛究竟是福是祸,历来也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

对此,捷克的汉学家普契克有一段评论很有意思,特辑录在此,也许对我们的研究工作不无补益。

普契克写道:谁知道他能成为什么人,能干出什么事情

但飞机中途失事,遇雾撞到了山上,于是这位未来能够给当代中国以语汇和韵律的人就什么也没有留下。

他是唯一能建树这样的功勋的人。

也许他的遭遇总的说来不是一件不幸

也许命运比我们对一个如此早逝的人的痛惜更为明智

因为谁能知道,从水上飘浮的柳絮,溪上小桥的绿影到马达轰鸣的工厂这段漫长的道路,一个人有没有力量走过

走过之后,能不能依然是位诗人

他有没有力量去征服十八世纪

从描写情人的扇子的格律诗,到刻划为了糊口而一天十二小时用瘦弱的肌肉同整个世界进行英勇超人的斗争的人力车夫,他能不能一越而过

……  (徐志摩擅长写)需要用语言表达一种情绪,即当一个人看到土地开始散发芳香,在废墟里,在草丛的荫影下出现一些僻静的角落,从那里传出切切的私语和朗朗的笑声时,他所感受到的情绪。

(但时代)还需表达出另一种情绪,即游行队伍的天崩地裂般的呼喊声。

但是这一切他不愿照老样子去写。

他应该找到新的形式、新的语汇、新的形象。

④  瑕瑜互见 面貌各异  作为一位新月派的著名诗人,徐志摩尊崇闻一多关于诗歌要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观点。

他熔铸中国古典诗词、散曲、民歌的精华,兼取欧洲浪漫派诗人的风格样式,积极、认真地在现代白话格律诗的原野上耕耘,形成了一种新颖、独特、清新的诗风。

崇拜者,叹服那情感炽热、韵律谐和、文采照人、意味隽永的诗句,誉其为一手奠定文坛的健将;反诘者,则揭其生搬硬套、晦涩模糊、支离破碎、矫揉造作的痼弊,贬其为诗坛小丑。

  平心而论,徐志摩的诗确实存在着过于雕琢形式,刻意追求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

且越至后期,越趋于极端。

如何看待这种特别强调艺术的现象,是分析、研究其诗歌艺术风格的关键。

  艺术品的产生,本是社会生活在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要创造艺术品,自然就得讲究艺术性,力争使作品的内在思想和表现手法完美和谐地统一起来。

特别是文学作品,较之其他艺术样式更为直接、详尽地传递着作家的思想感受,记录和反映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

因此,在肯定文学作用的前提下,注意提高文学技巧和形成风格流派,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是理直气壮的。

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强调过头就容易走向反面。

孤立地谈艺术,将艺术凌驾于思想内容之上,甚至认为追求艺术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最终和全部的目的,这就在客观上把严肃的创作活动变成了一种文字游戏。

结果,势必降低、削弱以至完全改变了作品的社会价值。

所以,我们通常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这个提法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

不从作家所处的历史时期、社会环境、本人遭遇出发,简单笼统地予以肯定或否定,不仅毫无说服力,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例子:蜚声世界文坛的俄国诗人普希金曾是一个渴望战斗的鼓手。

他的《自由颂》响彻愤慨的吼声:  唉,无论我朝哪儿观看,  到处是皮鞭,到处是锁链,  还有致人死命的法律的羞辱,  和奴隶们的吞声饮泣;  到处都是被偏见的浓雾  笼罩着的邪恶的权力。

  然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观点的人,常常爱引用他的另一首诗以为佐证,  不是为了生活的骚扰,  不是为了私欲,  也不是为了战斗,  我们生来是为了灵感,  为了甜蜜的声音和祈祷

  稍一推究两诗形成的历史背景,便不难明白其原委:普希金写后一首诗时正受到沙皇和宪兵司令的特别保护。

普列汉诺夫据此论证:凡是在艺术家和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就会产生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

⑤ 我体会普氏的意旨是:在大夜弥天、风雨如磐的险恶环境中,诗人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标语牌,有时可能是言不由衷的,骨子里或许含有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内蕴。

如果确是这样的话,那么其进步性就不当被漠视。

自然,这种软性抵抗难免流于消极。

请看徐志摩后期的一首诗,  雁儿们在云空里飞,  看她们的翅膀,  看她们的翅膀,  有时候纡回,  有时候匆忙。

  …… ……  雁儿们在云空里彷徨,  天地就快昏黑

  天地就快昏黑

  前途再没有天光,  孩儿们往哪儿飞

  …… ……  --《雁儿们》  该诗样式别致,格调殊众,艺术上颇有特色。

二、三两句采用叠置的手法,同样的内容,音值却增长一倍,语气加重,印象亦深,与后两句诗互为照应,融洽得体,不仅能吟咏,也很好看,不失为一种新颖独特的诗歌体裁。

可惜的是,这首身段美丽的小诗,思想性却十分贫乏。

看来看去,只见些许淡淡的、莫名的惆怅织在字里行间。

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也只有那么一点微波似的轻烟似的情绪。

(茅盾语)  诗歌、音乐、绘画、舞蹈等艺术样式,都是人们为了多层次地表达细腻的思想感情,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而创造出来的。

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们的作用是相近的。

然而,各种艺术都自身的局限性,没有一种艺术能够完全取代另一种艺术。

就说诗与歌吧,这两个词常常联合使用,足见它们的关系之亲密。

但细论起来,还是各有讲究的。

诗是作者运用语言的艺术手段,将热烈跳荡的情感编织成思维形象,以引起阅读者心灵上的波动与共鸣,达到怡情寄慨的目的。

歌则依靠高低、长短、强弱有机组合的旋律音响构造出听觉形象,即使没有歌词,单凭旋律,听众也能从中感受到某种情绪氛围,获得美的享受。

闻一多强调诗要具有音乐美,乃是借用音乐的术语,把单纯词、复合词、词组看作音节,要求在一首诗中,每一行音节的数量变化要有规律可循,有节奏感,读起来琅琅上口,易诵耐听,富有音乐性。

这个理论高出前人,自有其价值。

但是,诗与歌毕竟各自为一门艺术,不承认这点,漠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创作中就会走弯路,事倍功半。

著名的《伏尔加船夫曲》沉雄浑凝,蕴含着俄罗斯民族对沙皇统治的深深不满,是一首富于反抗精神的纤夫之歌。

徐志摩模仿它写了一首《庐山石工歌》,除了鄱阳湖低庐山高,电闪飞大雨暴,天昏地黑上山去几句话外,通篇就是浩唉的语气词堆砌。

虽然作者饱蘸浓墨,精心设计,大量地使用了感叹号,仍不能产生类似《伏尔加船夫曲》那样粗犷激越的艺术感染力。

因为船夫曲中的嗨哟通过不同音色、不同节奏、不同音量的对比交替,一下子就能强烈地震撼听众的心灵。

而《庐山石工歌》中的浩唉,没有模进、变奏、转调、加花这些音乐特有的艺术手段作支撑,仅靠感叹句或三节一句、两节一行的不断反复,仍然是静止的文字,无法达到音乐那样具有强烈动感的效果。

难怪不少人认为,《庐山石工歌》还不如它的附录来的动人哩。

以此为鉴,多少也能看出,即使是诗这个比较讲究形式和技巧的文学品种,光有激情和技巧,轻视思想性的凝练与开掘,同样不能成为真正优秀的艺术品。

毋须否认,徐志摩对白话诗技巧的探索、创新,还是很有成就的。

这首先表现为他的诗形式多样,风格清新。

《一条金色的光痕》用的是硖石土白,与诗中农妇的形象相吻合,读来淳朴感人,乡情浓郁。

《毒药》、《白旗》有感于时事,觉得负载不堪忍受,人的天性遭到滚油般的煎熬,面对恶毒的红尘世界,诗人也报以利刃、狞笑和毒药。

两诗都是散文体,自由的体式与充实的思想内容十分协调,相得益彰。

《谁知道》以坐车人与拉车的褴褛老头对话的方式,为那个像夜一样暗沉沉、黑黢黢、遍地是坟,人鬼不分的社会镌刻了一幅肖像。

坐车人慌乱、惊恐的心情同拉车人呆滞、麻木的神态互为反衬,对比强烈,气氛阴森。

全诗不拘格套,句子或长或短,韵脚时有时无,完全服从内容需要,毫无雕琢之痕,较好地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

其他形式的还有《庐山石工歌》为号子风;《梅雪争春》、《人变兽》都是四句一段,每行字数相等的方块诗;甚至阶梯式、民歌体、自由体、无韵诗等都在他笔下出现过。

从题材、体裁上分析,有颂歌、牧歌、打夯歌、风景诗、恋曲、打油诗、讽刺诗、抨击词、忏悔录、悼亡辞……无论那种题材、体裁的诗,徐志摩写来均能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时见佳作,如有神助。

这对一个创作时间仅十年,学诗起步又很晚的人来说,堪称一绝。

  感情奔放,多用口语,是徐志摩诗歌艺术的另一个特点。

吟诗赋曲,古往今来皆视为雅事,故列位于六艺之首。

即或有几位感时伤事、愤世嫉俗的士林豪杰,临到落笔成文之际,一腔怒火怨气,也都化为雅丽的辞章,绝少有以野语村言入诗的。

纵观徐志摩的诗,清丽恬淡、雍容典雅、晶莹蕴藉、浓妆淡抹等抒情小品,固然琳琅满目,而嘲讽讥刺、冷峻犀利,以至凄声哀鸣、恶毒诅咒、歇斯底里的诗作,也屡见不鲜。

  写诗要有激情。

没有激情的人作不出好诗,更不可能成为优秀诗人。

徐志摩的感情岂止丰富,诗兴勃发时就像山洪暴发,不分方向地乱冲,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其结果,自然形成了瑕瑜互见,良莠交织的残破的花样。

这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有着他那样经历的诗人来说,是非常自然,不足为奇的。

问题是,今人目睹他留下来的残破的花样,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从其诗作的文本原义出发,根据五四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联系新文学的成长道路,对徐志摩和他的诗作给出公允的评价,这该是毋须多证的题中应有之意吧。

曲中 山光凝暮 和 雁阵惊寒 化用了谁的哪篇文章中的句子

这两句化用了初唐王勃的《滕王阁序》中的“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

”“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两句。

原文如下:滕王阁序豫章故郡[1],洪都新府[2]。

星分翼轸[3],地接衡庐[4]。

襟三江而带五湖[5],控蛮荆而引瓯越[6]。

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7];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8]。

雄州雾列,俊采星驰[9]。

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

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10];宇文新州之懿范,襜帷暂驻[11]。

十旬休假,胜友如云[12];千里逢迎,高朋满座。

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13];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14]。

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15]。

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

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

临帝子之长洲,得天人之旧馆[16]。

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翔丹,下临无地。

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

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

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17];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18]。

云销雨霁,彩彻区明[19]。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20];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21]。

  遥襟甫畅[22],逸兴遄飞。

爽籁发而清风生[23],纤歌凝而白云遏[24]。

睢园绿竹[25],气凌彭泽之樽[26];邺水朱华[27],光照临川之笔[28]。

四美具,二难并[29]。

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

望长安于日下[30],目吴会于云间[31]。

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32]。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沟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怀帝阍而不见[33],奉宣室以何年[34]。

嗟乎

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35],李广难封[36]。

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37];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38]。

所赖君子见机[39],达人知命[40]。

老当益壮[41],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42]。

酌贪泉而觉爽[43],处涸辙而相欢[44]。

北海虽赊,扶摇可接[45];东隅已逝,桑榆非晚[46]。

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47];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48]

  勃,三尺微命[49],一介书生。

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50];有怀投笔,爱宗悫之长风[51]。

舍簪笏于百龄[52],奉晨昏于万里[53]。

非谢家之宝树[54],接孟氏之芳邻[55]。

他日趋庭,叨陪鲤对[56];今兹捧袂,喜托龙门[57]。

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58];钟期相遇,奏流水以何惭[59]。

呜呼

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60],梓泽丘墟[61]。

临别赠言,幸承恩于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

敢竭鄙怀,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

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62]。

释义:   这里是早先的豫章郡,郡治就是新设的洪州都督府。

星空与翼、轸二星相属,地形与衡、庐两山相接。

三江是它的衣襟,五湖是它的衣带,控制着荆楚,接连着瓯越。

物产的精华化为天上的宝气,宝剑的光芒直射牛星和斗星的区域。

人中的俊杰凝聚着大地的灵气,徐孺子使得陈蕃专为他设下床榻。

雄伟的州城如在云雾中罗列,有才能的官吏象群星在奔驰。

亭台和城池处在蛮夷和中原的交界,宾客和主人都是东南一带的名流。

都督阎公有着崇高的声望,大驾遥临;宇文刺史有着美好的风范,车驾暂停。

正逢十天一次的休假,俊雅的人士象云一般地聚合;喜迎千里外的来宾,高贵的朋友坐满了宴席。

孟学士是词章的宗师,文章能使蛟龙腾飞、凤凰起舞;王将军是武林的宝库,韬略闪着紫电和青霜宝剑的光辉。

家父在交趾作县令,我省亲路过这名胜之地;一个年幼无知的少年,居然亲逢这难得的盛宴。

  时光正值九月,节序已是深秋。

积水退尽,寒冷的潭水变得分外清澈;烟霭凝聚,傍晚的山峦呈现出一派紫色。

整治车马,登上大路;寻访美景,驰向高山。

来到帝子建阁的沙洲,得见滕王昔日的亭馆。

楼台层叠。

象高耸的青山,向上直插云霄;阁檐飞架,如流动的色彩,下视不见地面。

栖息着白鹤和野鸭的河洲沙滩,极尽岛屿萦回之能事;用桂树和木兰建筑的殿堂楼馆,排列成冈峦起伏的形势。

推开雕刻精致的门扇,俯瞰装饰华美的屋脊。

山原辽阔,尽收眼底;江湖盘曲,望之心寒。

住宅遍布大地,全都是钟鸣鼎食的人家;船只挤满渡口,尽雕成青雀黄龙的形状。

云气消散,雨过天晴,彩虹贯天,长空明朗。

落霞伴着孤鸟一齐向天边飞去;秋水映着长空融成一片澄碧。

傍晚的渔船响起悠扬的歌声,歌声直飘到鄱阳湖的彼岸;秋凉的天空传来雁群的惊叫,叫声延续到回雁峰的水边。

  远望的胸襟刚开始舒畅,奔放的兴致又急剧飞扬。

箫管齐鸣,鼓荡起清风阵阵,歌声纤柔,逗引得白云依依。

仿佛在睢园的绿竹丛中宴饮,豪气盖过了善饮的彭泽县令;又如在邺水的荷花池畔吟咏,文笔辉映着擅诗的临川才子。

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俱全,贤主、嘉宾难得一起聚会。

极目长天,畅游假日。

天高地远,令人觉得宇宙无穷无尽;兴尽悲来,感到命运皆有定数。

遥望夕阳映照下的长安,指点云雾飘渺中的江南。

大地的尽头南海最深,天柱虽高而北极星更远。

关山难以逾越,有谁同情迷路的游子

偶然沟水相逢,人人都是异乡的来客。

怀念天子而不得朝见,奉召到宣室殿更不知在何年。

命运不好,遭遇坎坷。

冯唐容易衰老,李广难以封侯。

使贾谊屈居长沙,并非没有圣明的君主;让梁鸿逃隐海滨,又难道不在清明的时代

所可仗恃的是君子安于贫贱,而达人懂得天命。

年纪老了应当更加豪壮,哪能在白头时改变初衷

境遇不好应当更加坚定,决不能抛弃凌云的壮志。

喝了贪泉的水,神志更觉得清爽;处在干涸的车辙内,心情却依然欢乐。

北海虽然遥远,乘大风可以到达;晨光虽已逝去,日暮为时未晚。

孟尝品德高洁,空留下报国的热情;阮籍行为狂放,能学他无路便痛哭

  我年龄幼小,身份低微,只是个读书人。

没有门路去请求赐予长缨,尽管已到了与终军相同的年龄;只有怀着抛下笔墨的决心,去羡慕宗悫那乘风破浪的豪情。

我舍弃了一生的富贵前程,不远万里去朝夕侍奉父亲。

我不是谢家宝树般的子弟,却有幸结交孟母芳邻般的诸君。

不久我将到父亲身边,惭愧地比附孔鲤的庭对;今天我拱手请谒,高兴地得以托身于龙门。

遇不到杨得意,只好手抚《大人赋》般的文章而空自叹惜;见到了钟子期,奏出《高山流水》的乐曲又有什么羞惭

名胜之地不会长存,盛大的宴会也难以再逢。

兰亭的宴集已是陈迹,梓泽名园也成了废墟。

临别赠言,承蒙阎公的盛意;登高作诗,只有借重在座诸公。

我冒昧地尽情倾吐,恭敬地写下短序。

按照规定的韵字大家作诗,我的一首也同时也成。

请诸位展露潘岳般的文采,各自倾泻陆机般的才华吧。

  注释:  [1]豫章:滕王阁在今江西省南昌市。

南昌,为汉豫章郡治。

[2]洪都:汉豫章郡,唐改为洪州,设都督府。

[3]星分翼轸(zhěn枕):古人习惯以天上星宿与地上区域对应,称为“某地在某星之分野”。

据《晋书·天文志》,豫章属吴地,吴越扬州当牛斗二星的分野,与翼轸二星相邻。

翼、轸,星宿名,属二十八宿。

[4]衡庐:衡,衡山,此代指衡州(治所在今湖南省衡阳市)。

庐,庐山,此代指江州(治所在今江西省九江市)。

[5]三江:泛指长江中下游的江河。

五湖:南方大湖的总称。

[6]蛮荆:古楚地,今湖北、湖南一带。

瓯越:古越地,即今浙江地区。

古东越王建都于东瓯(今浙江省永嘉县)。

[7]物华二句:据《晋书·张华传》,晋初,牛、斗二星之间常有紫气照射,据说是宝剑之精,上彻于天。

张华命人寻找,果然在丰城(今江西省丰城县,古属豫章郡)牢狱的地下,掘出龙泉、太阿二剑。

后这对宝剑入水化为双龙。

[8]徐孺句:据《后汉书·徐稚传》,东汉名士陈蕃为豫章太守,不接宾客,惟徐稚来访时,才设一睡榻,徐稚去后又悬置起来。

徐孺,徐孺子的省称。

徐孺子名稚,东汉豫章南昌人,当时隐士。

[9]采:通“寀”,官吏。

[10]都督:掌管督察诸州军事的官员,唐代分上、中、下三等。

阎公:名未详。

棨(qǐ启)戟:外有赤黑色缯作套的木戟,古代大官出行时用。

这里代指仪仗。

[11]宇文新州:复姓宇文的新州(在今广东境内)刺史,名未详。

襜(chā搀)帷:车上的帷幕,这里代指车马。

[12]十旬休假:唐制,十日为一旬,遇旬日则官员休沐,称为“旬休”。

假通“暇”,空闲。

[13]腾蛟起凤:《西京杂记》:“董仲舒梦蛟龙入怀,乃作《春秋繁露》。

”又:“扬雄著《太玄经》,梦吐凤凰集《玄》之上,顷而灭。

”孟学士:名未祥。

[14]紫电青霜:《古今注》:“吴大皇帝(孙权)有宝剑六,二曰紫电。

”《西京杂记》:“高祖(刘邦)斩白蛇剑,刃上常带霜雪。

”王将军:名未详。

[15]三秋:古人称七、八、九月为孟秋、仲秋、季秋,三秋即季秋,九月。

[16]帝子、天人:都指滕王李元婴。

[17]闾阎:里门,这里代指房屋。

钟鸣鼎食:古代贵族鸣钟列鼎而食。

[18]舸(gě葛):《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

”青雀黄龙:船的装饰形状。

轴:通“舳(zhú竹)”,船尾把舵处,这里代指船只。

[19]彩:虹。

彻:通贯。

[20]彭蠡:古大泽名,即今鄱阳湖。

[21]衡阳:今属湖南省,境内有回雁峰,相传秋雁到此就不再南飞,待春而返。

[22]甫:方才。

[23]爽籁:管子参差不齐的排箫。

[24]白云遏:形容音响优美,能驻行云。

《列子·汤问》:“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

秦青弗止,饯于郊衢。

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

”[25]睢(suī虽)园绿林:睢园,即汉梁孝王菟园。

《水经注》:“睢水又东南流,历于竹圃……世人言梁王竹园也。

”[26]彭泽:县名,在今江西湖口县东。

陶渊明曾官彭泽县令,世称陶彭泽。

樽:酒器。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有“有酒盈樽”之句。

[27]邺水:在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邺下是曹魏兴起的地方。

朱华:荷花。

曹植《公宴诗》:“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

”[28]光照句:临川,郡名,治所在今江西省抚州市。

这里指代谢灵运。

谢曾任临川内史,《宋书》本传称他“文章之美,江左莫逮”。

[29]四美:指良辰、美景、赏心、乐事。

二难:指贤主、嘉宾难得。

[30]望长安句:《世说新语·夙惠》:“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

有人从长安来,元帝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

’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

’元帝异之。

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

’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

’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31]吴会:吴郡,治所在今江苏省苏州市。

云间:江苏松江县( 古华亭)的古称。

《世说新语·排调》:陆云(字士龙)华亭人,未识荀隐,张华使其相互介绍而不作常语,“云因抗手曰:‘云间陆士龙。

’”[32]天柱:《神异经》:“昆仑之山,有铜柱焉。

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

”北辰:《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

”[33]帝阍(hūn昏):天帝的守门人。

屈原《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34]奉宣室句:贾谊迁谪长沙四年后,汉文帝复召他回长安,于宣室中问鬼神之事。

宣室,汉未央宫正殿,为皇帝召见大臣议事之处。

[35]冯唐易老:《史记·冯唐列传》:“(冯)唐以孝著,为中郎署长,事文帝。

……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

七年,景帝立,以唐为楚相,免。

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

唐时年九十余,不能复为官。

”[36]李广难封:李广,汉武帝时名将,多次与匈奴作战,军功卓著,却始终未获封爵。

[37]屈贾谊句:贾谊在汉文帝时被贬为长沙王太傅。

圣主:指汉文帝。

[38]窜梁鸿句:梁鸿,东汉人,因得罪章帝,避居齐鲁、吴中。

明时:指章帝时代。

[39]君子见机:《易·系辞下》:“君子见几(机)而作。

”[40]达人知命:《易·系辞上》:“乐天知命故不忧。

”[41]老当益壮:《后汉书·马援传》:“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42]青云之志:《续逸民传》:“嵇康早有青云之志。

”[43]酌贪泉句:据《晋书·吴隐之传》,廉官吴隐之赴广州刺史任,饮贪泉之水,并作诗说:“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

试使(伯)夷(叔)齐饮,终当不易心。

”贪泉,在广州附近的石门,传说饮此水会贪得无厌。

[44]处涸辙:《庄子·外物》有鲋鱼处涸辙的故事。

涸辙比喻困厄的处境。

[45]北海二句:语意本《庄子·逍遥游》。

[46]东隅二句:《后汉书·冯异传》:“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东隅,日出处,表示早晨。

桑榆,日落处,表示傍晚。

[47]孟尝二句:孟尝字伯周,东汉会稽上虞人。

曾任合浦太守,以廉洁奉公著称,后因病隐居。

桓帝时,虽有人屡次荐举,终不见用。

事见《后汉书·孟尝传》。

[48]阮籍二句:阮籍,字嗣宗,晋代名士。

《晋书·阮籍传》: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

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

”[49]三尺:指幼小。

[50]无路二句:据《汉书·终军传》,终军字子云,汉代济南人。

武帝时出使南越,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时仅二十余岁。

等,相同,用作动词。

弱冠,古人二十岁行冠礼,表示成年,称“弱冠”。

[51]投笔:用汉班超投笔从戎的故事,事见《后汉书·班超传》。

爱宗悫(què却)句:宗悫字元干,南朝宋南阳人,年少时向叔父自述志向,云“愿乘长风破万里浪”。

事见《宋书·宗悫传》。

[52]簪笏(hù户):冠簪、手版。

官吏用物,这里代指官职地位。

百龄:百年,犹“一生”。

[53]奉晨昏:《礼记·曲礼上》:“凡为人子之礼……昏定而晨省。

”[54]非谢家句:《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安)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

’诸人莫有言者。

车骑(谢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

’”[55]接孟氏句:据说孟轲的母亲为教育儿子而三迁择邻,最后定居于学宫附近。

事见刘向《列女传·母仪篇》。

[56]他日二句:《论语·季氏》:“(孔子)尝独立,(孔)鲤趋而过庭。

(子)曰:‘学诗乎

’对曰:‘未也。

’‘不学诗,无以言。

’鲤退而学诗。

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

(子)曰:‘学礼乎

’对曰:‘未也。

’‘不学礼,无以立。

’鲤退而学礼。

”鲤,孔鲤,孔子之子。

[57]捧袂(mèi妹):举起双袖,表示恭敬的姿势。

喜托龙门:《后汉书·李膺传》:“膺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

”[58]杨意二句: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经蜀人杨得意引荐,方能入朝见汉武帝。

又云:“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

”杨意,杨得意的省称。

凌云,指司马相如作《大人赋》。

[59]钟期二句:《列子·汤问》:“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

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

洋洋兮若江河。

’”钟期,钟子期的省称。

[60]兰亭:在今浙江省绍兴市附近。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上巳节,王羲之与群贤宴集于此,行修禊礼,祓除不祥。

[61]梓泽:即晋石崇的金谷园,故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西北。

[62]请洒二句:钟嵘《诗品》:“陆(机)才如海,潘(岳)才如江。

” 作者简介:王勃(649或650~676或675年),唐代诗人。

汉族,字子安。

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

王勃也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齐称“初唐四杰”,其中王勃是“初唐四杰”之冠。

王勃的诗今存80多首,赋和序、表、碑、颂等文,今存90多篇,代表著作有《滕王阁序》、《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 。

佛教是怎样对中国文化作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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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文学的影响自东晋起佛经在中国翻译流传后,中国文学的内容形式和思维理念受到了深远的影响。

佛经中丰富的譬喻故事令中国文士大开眼界,而主要是佛教思想特别是唐以后兴起的禅宗思想开拓了文学家们的视野和思想境界。

禅宗的语录(宋代程朱语录之模范)及宋代兴起的以说唱、诗歌合体的佛经变文(“唱导”)实为明清白话小说的形式奠定了基础。

在诗歌方面,首先受印度声明的影响,导致了中国汉语言四声的发明及诗歌格律上“八病”的制定。

南齐

沈约“八病”之说,指诗歌韵律的八种禁忌: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基于此理论的诗歌被称为“永明体诗”或“新体诗”。

因当时皇室推崇,而成文坛主流,以致陈隋嗣其余风,演为唐骈文及三唐诗体。

到唐代,禅宗盛行。

诗人受禅宗的影响,开始追求高远的意境,以情入景的诗风开始流行。

初唐、中唐、至宋代,诗风发展为融景入理。

诸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佳句,意境高妙,令人回味无穷。

另一方面,因佛经或是五言、七言诗体,或是长行,长行之中亦有述事、问答,乃至譬喻等,不象早期中国文学作品所具的单一性,所以唐以后中国文学作品出现的多元化趋势,实是受佛经的启发。

更为重要的是佛教苦空无常和因果轮回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以后的诗词、戏曲、小说之中。

宋词中当以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代表。

元曲中,《西厢记》以一场惊梦终结,《桃花扇》以“猛抬头,秣陵重到,残车留废垒瘦马卧空壕,村郭萧条,城对着夕阳道。

”作余韵,皆是“人生无常”之观念。

明清小说中《西游记》自不必说,《三国演义》虽是描写三国群雄战争,而开篇题词即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点明意旨。

《红楼梦》描写荣华富贵、儿女情长,洋洋大观,最后以人亡家败为结局,也以一场大梦譬喻人生一世。

其他诸如《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三言二拍》等章回笔;记小说,无不以宣扬因果报应思想为主题。

2、对艺术和绘画的影响魏晋的佛教建筑,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建筑形态。

佛教的建筑,虽不如近世的西洋的实用,但却由于佛经中叙述入宫及佛国净土的施设,力求艺术化,建筑物的布局、点缀、庄严、雄伟,都足原始印度佛教的特色。

又如佛教输入的佛塔建筑,也将中国的建筑史推进了一步,开拓了新的里程。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也给中国带来了塑像艺术,在此以前的中国,尚没有塑像的技艺,唐朝的佛教塑像,曾极一时之盛。

几十年前有日本人曾在苏州某寺发现了唐人的塑壁,后得蔡元培申请政府保存。

洛阳的龙门,大同的云冈,那些伟大的佛像雕刻、浩大的工程、精湛的技巧,均有飘飘欲仙、栩栩如生之势。

如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享誉世界。

正如莫大元先生所说:“云冈石窟与敦煌石窟、龙门石窟,不啻为中国北方之三大佛教美术陈列馆。

”又说:“后汉以降,佛教输入,中国之美术遂由贵族美术一变而成为宗教美术,建筑则从宫殿楼台而变为寺院佛塔,绘画雕塑则从君臣肖像而为佛菩萨像,工艺则从器皿服饰而变为宗教之佛物法器。

此种美术形态之延续,自后汉以迄于今……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占有极重要之地位”。

由于佛教的许多碑碣的保存,也为中国的书法储蓄了无价的财富,许多名家的字迹,多由佛教的流传而得遍及民间。

“鱼山梵呗”,是受了佛教梵音而来的中国音乐。

从敦煌石窟的发现,知道在冯道的印刷术之前,佛教于隋唐时代就已有了通俗宣传的刻板印刷晶。

3、对风俗的影响中国原有的儒家信仰,是着重于现实人生的建设,无暇推究生前与死后的问题,对于生前死后以及形而上的宇宙本体,都是存而不论。

纵然讲到善恶的补偿及惩罚问题也只寄望于个人的后代子孙,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就是说的这样的观念;其实,从现实的史实上看,寄望于子孙的果报是不可靠的。

因此,自从佛教传入之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观,为中国民间带来了新兴而有力的希望。

佛教给我们指出了生死轮回的问题,均由各自负责;善恶报应的问题告诉我们,一切行为均由各自负责,善报属于自己,恶果也属于自己,现生不报,来生必报。

这一点鼓励了人们,要积极地去除恶。

这一观念,对于千百年来的中国民心社会的安定与影响之大之深,实在无法估量。

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甚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孝道为本。

佛教之传入,益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因为儒家论孝,不过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佛教言孝,不仅侍奉供养,继其志,展其业,更要使其止恶行善,进而了生脱死,离苦得乐。

故古德说:“人而无孝,不足以为人;孝而不了生死,不足以为孝。

”义说:“生养死葬,小孝也:生俾衣禄,死俾流芳,大孝也;生导其正信,死荐其灵神,大孝之大孝也。

”佛教孝道之提倡,确可令社会充满孝敬与亲善,而人心之向善,前途之幸福,亦可指日可待。

所以说,佛教之孝,不止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抑亦可以敦风化俗,有助于道德之发扬。

综上,我们可以知道,佛教是历史上一种文化思想变革的产品,而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既深且巨。

如果说:儒家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则佛学该是中国文化的心脏。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本位文化,则佛教之传入,竟使中国本位文化第一项变质,而成为本位文化之一,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化,首先要研究佛学;要复兴中国文化,首先要复兴佛教,欲想使中国文化传播于世界,更非先发扬光大佛教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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