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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你们好!今天我来向大家介绍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保护环境已刻不容缓，因为现在环境污染问题严重.为了地球，为了人类的将来，也为了让我们永远拥有一个美好的生存环境，真诚地向大家发出如下倡议：1、以节水为荣――随时关紧水龙头，别让水空流。
2、以节电为荣――省一度电，少一分污染，多一分贡献。
3、以节粮为荣――爱惜粮食，让节俭美德代代传。
4、珍惜纸张――参加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资源。
记住，保护环境、保护地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缅甸共产党
在1985年以前，中国与缅甸接壤的云南边境，几乎并出现过精制毒品海洛因。
乡镇中少数50年代遗留下的瘾君子们，多以吸食鸦片为主。
但是 “8.19”出现之后，整个缅共控制区瞬间一片狼烟起，“海落英”的加工厂，似雨后春笋，遍地开花。
据不完全统计，到80年代中期，缅共建立的海落英加工厂多达85家
在缅共内部，各级干部逐渐认识到了毒品就意味着财富与金钱，于是纷纷卷入这股谋利的浊流之中，最终无法自拔。
到80年代中后期，缅共中高级干部，几乎全部卷入了鸦片贸易之中。
整个缅共的武装几乎没有不做毒品生意的。
从党的高级干部到一般士兵，翻江过海，各显神通。
据外国有关机构透露，至缅共瓦解的 1989年，除党的“主席”德钦巴登顶未卷入鸦片交易外，所有高级干部均在从毒品交易中谋利。
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东欧巨变，苏联也在动荡之中，面临解体。
国际共运进入了最低潮。
缅共内部的人心因此也进一步涣散。
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基层，都在寻找今后的出路。
1989年3月11日，彭家声在果敢发动了兵变，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
成立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党”和“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
同时组建了“临时军事委员会”。
彭家声出任主席和同盟军总司令。
彭家声的队伍迅速接管了果敢县大队、缅共果敢县委员会，以及各种机构与仓库。
13日，彭部兵发勐洪，缅共东北军区 1旅的4个营全部加入彭部。
14日，未放一弹一枪，占领了缅共北方分局所在地勐固。
除2旅政委高良退入中国境内外，其余大部人马投降彭部。
缅共中央主席德钦巴登顶，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三天才知道消息。
开始，中央判断是“两兄弟闹分家”，是属于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情。
很快，他们发现了这个错误。
马上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在这次会上，彭家声的“易帜”，被定为“敌我矛盾”，“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有缅甸政府背景的，有组织、目的、有预谋的反革命叛乱。
”是缅甸反动政府对革命的又一次挑衅。
于是，3月18日，派了两个连的士兵，抄了彭家声在贺岛的老家。
接下来，就再也没有下文。
当时，缅共已经无力对付自已内部的分裂。
4月11日，在中国云南临沧地区沧源县永和第三生产队当过会计的佤族赵尼来，时任缅共中央后补委员、北佤县长。
中国云南思茅地区西盟县佤族头人的后裔鲍友祥，时任缅共人民军中部军区副司令。
二人率中部军区全体官兵“起义”。
17日，鲍、赵二人在缅共中央警卫旅政委罗常保等人的“内应”下，包围了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扣押了缅共主席德钦巴登顶及其它中央领导人。
鲍、赵二人很快“有礼貌”地将这批“领导人”全部送入中国境内的孟连县。
4月22日，成立了以赵尼来为总书记的“缅甸民族联合党”和鲍友祥任总司令的“缅甸民族联合军 鲍、赵二人正在起事之时，缅共中红极一时的“八一五”军区，也于4月19日宣告脱离缅共领导，率部成立了“缅甸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军政委员会”。
“八一五”军区司令林明贤任“主席”和同盟军“司令”。
林部绝大多数领导人是从中国出去的“知青”和“回乡知青” 失魂落魄的缅共中央领导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于6月16日在云南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成立由德钦巴登顶、政治局委员吴觉敏、耶博吞、钦貌基和北方分局书记吴丹组成一个临时中央领导机构。
6月26日，中央迁至101军区所在地板瓦。
经历了“树倒猢狲散”的缅共中央，十几人寄人篱下地生活在101军区。
党的主席与政治局委员们在最后时刻仍然在发号使令，仍在不厌其烦地开会。
1989年9月，他们终于走到了革命的尽头。
101军区司令员丁英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成立了“克钦新民主独立军”。
当丁英将最后的决定通知德钦巴登顶主席时，这位戊马一生的领导人落下了眼泪。
不得已，德钦等人只有再次离开了101军区。
他们的去向也只有一个地方，德钦巴登顶将在中国度过他的余生。
缅甸共产党经过50年的努力，最终降下了历史的帷幕。
但时值今日，由缅共时期开辟的地下毒品贸易和运输通道，至今还在被使用着。
“金三角”里的一切，远远未到了了结的时侯。
在这块土地上，罂粟花仍在开放，依然是那样的艳丽。
缅甸政府自吴奈温上台后，开始对一切反政府武装采取了高压打击手段。
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首当其冲。
50年代后期，在政府军的打击下，“白旗派”也逐渐丧失了原有的优势。
队伍四散，部分武装力量聚集到了缅中边境一线 原缅共武装中的克钦族部队，以及部分缅族部队，由于不抵缅甸政府军的军事打击，在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退入到了中国境内。
被中国政府人道地友好地做了安置。
其中，克钦族大多安置在了贵州，而缅族，大多安排在了四川省。
这一批缅共武装力量，由于中国的接受，得以保存下来。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国住了近十余年的时间，与中国女人结婚生子。
后来成为70年代缅共人民军的中坚，许多人成为缅共的高级领导人。
由于“红旗派”退出历史舞台，“白旗派”也再没有人沿用这一称谓。
60年代以前，中缅两国度过了关系中的“密月”时期。
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而言，这是与周恩来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选择。
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对于中国突破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反华战略包围圈”，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正因为有东南亚地区缅甸、南亚次大陆的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美国当时 “战略包围圈”的琏条扣，在这里脱节，事实上，美国因此而无法对华实施全面的“战略包围”与封锁。
中缅的“胞波之情”，也是在双方政府作出让步的情形下所形成的。
最为重要的让步是，中国政府在英缅政府与清朝签定的不平等边界条约的部分基础上，与缅甸人进行了边界领土的谈判。
实际上，中方间接承认了这一不平等的条约。
为此，一大块土地，划入了缅甸的国土。
1960年1月24日，缅甸总理吴奈温将军访华。
于1月28日同周恩来总理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关于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
在此之前的1957年，当时的缅甸政府总理吴努应邀访问昆明，在云南大学向1000多名师生发表演讲之后，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
中缅友好万岁
”可见当时的缅甸领导人，非常了解中国的国情，并急于修好。
1960年10月1日，双方正式签订了边界协定。
1967年6月，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在邻国缅甸的仰光，也在发生一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首先是仰光大学就读的华人学生们，在胸前佩带上了红彤彤的像章。
进尔，又在学生中成立了“红卫兵”的组织，开始了“革命的大辩论”。
这种过激的行为方式，当时在中国是属于合法存在的，但是，在异国的土地上，这完全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行为。
冲突首先是在学生中开始。
一方要誓死捍卫的革命路线，一方是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活。
开始打斗的导火线是关于像章的佩带问题。
“革命的红卫兵”们肯定要捍卫“统帅”的尊严，另一派，主要由缅甸人组成的团体，就是不准佩带像章。
于是，双方由争执发展到斗殴，逐渐成为群体的撕打、械斗。
以至于后来发展到一场，由缅甸政府幕后操纵的反华活动。
几乎全缅甸的华人均卷入了这一灾难性的事件之中。
早在1964年，奈温政权实行“国有化运动”，仅在仰光一地就有700家华人企业被收归国有，致使许多华人、华侨在倾刻间家破人亡。
华人的勤奋，在东南亚地区大多富甲一方，在缅甸仍是如此，华人的财富受到许多当地人的嫉妒。
这大概是六十年代中期缅甸反华重要背景之一。
反华排华的烈火，从首都仰光迅速蔓延到了第二大城市，华人稠密的聚居区瓦城。
又从下缅甸迅速扩展至整个缅甸。
许多华人财产被查收，被抄家，人也被打死打伤。
部分华侨中的“红派”侨领与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被迫通过秘密渠道回到祖国。
1967年6月，数千名缅甸人对仰光华人居住区实施打、砸、抢，杀害华侨 40余人。
同时，这批受到“指使”的民众，又冲击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和新华社、中国民航办事处，凶残地杀害了中国专家刘逸。
缅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逮捕了80 多名华侨。
6月29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强烈的抗议，并宣布不再派回驻缅大使。
这是缅甸近代较为严重的一次反华排华事件，旅缅约80万华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华人与缅族的矛盾也同时进一步加深。
不知是否真是处于这样的原因和背景，由中国人民支持的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缅甸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成立了综合“新闻编辑部。
彭家声部恰恰在这个时侯退入到了中国云南境内的临沧地区。
这支武装被首先进行了整编。
彭家声赴北京，受到当时有关领导人的接见。
彭部的这支武装165人，在临沧镇康县的铁石坡进行各种军事训练。
支队伍中，彭家声的兄弟彭家富也出现在训练的队伍里。
当时早已在贵州和四川生儿育女的原部分缅共成员，此时，也被紧急地集合了起来。
此时还坚持在缅甸南部勃固一带战斗的缅共中央总书记德钦丹东，很快获悉了这一信息。
通过极其秘密的方式与渠道，缅北的武装力量与缅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战斗，不久就开始了，并进入到白热化的程度。
1968年1月1日，经过训练的彭家声兄弟率领的队伍，正式打出了“人民军”的番号，向缅甸政府军发动了进攻。
而当时中国云南滇西边境的一线部队，被赋于了支援缅共人民军的任务。
1969年3月，原分散在贵州、四川的原缅共人员，被迅速的重新武装并集训后，出现在了果敢地区。
他们切断了缅政府军的滚弄运输线，这样，缅军不得不撤出了果敢地区。
1969年4月，缅甸共产党领导的果敢县与果敢县委会成立，彭家声被任命为“果敢县长”。
当时指挥缅北共产党人民军的，是缅甸共产党常驻北京的副书记德钦巴登顶。
当1970年冬德钦丹东被自己叛变的警卫员杀害后，德钦巴登顶接任了中央总书记的职务。
勃固根据地由另一个副书记德钦辛负责。
1976年，其在缅甸政府军的军事围剿中阵亡本）。
德钦丹东的牺牲，对勃固山区的缅共组织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直接导致了“白旗派”的终结。
缅甸政府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的进剿，并取得了全胜。
就在南部武装气息奄奄之时，北部被中国权利支持的，由各种先进武器装备的人民军，确不断地占山为王，势力与影响越来越大。
外电报道说，在一些来自中国职业军人娴熟的指挥下，人民军过关斩将，使缅军产生了极大的惊恐心理。
在果敢地区站稳后，缅共人民军迅速向萨尔温江西岸进发。
1970年4月，人民军克北卡佤山的勐卯；1970年11月，攻占与云南省畹町一桥之隔的棒赛。
同时，占瑞丽县对面的姐兰等地。
在云南潞西县芒海境外的勐固，建立了根据地，1971年11月，进攻重镇滚弄。
1972年，攻占南卡佤山，占邦桑、邦扬。
邦桑成为缅共中央所在地。
在缅共人民军的编制上，分别成立了4个军区：东北军区、中部军区、“八一五”军区，后组建的以克钦族为主的101军区，同时成立了中央直属警卫旅。
这四大块缅共武装，实际上，也就是今天缅北各支割据势力的雏形。
当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峰时期，果断地决定：“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年青的红卫兵们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抱着充满热情的情怀，打着红旗奔赴各地。
由于云南境外，缅共武装如火如荼的发展，给了这批青年中的活动分子以极大的启示。
当时被认为，缅甸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义不容辞的 “国际主义义务”。
在那样极“左”的年代，出境加入缅共人民军，政策也就定为是参加“革命工作”，有了与生产建设兵团战士截然不同的待遇。
于是，从 1970年底至1971年，无数抱着真正革命激情的或只是为了找出路的“知青”们跨出国界。
在“国内”，他们被有关文件规定确定为“正式参加革命”。
这一批中国人进入缅甸北部，很快参加了果敢地区的“滚弄战役”，在与缅军对峙冲突的42天里，刚学会打枪的“知青”们真正尝到的战争的苦头。
许多人在这一战斗中牺牲。
少数失散的女知青，流落缅北，有的走投无路，唯有靠肉体出卖维持生计。
这一仗后，跑出去“革命”的知青，部分又回到了兵团，并且阻止了更大量的知青们出境“革命”。
沉绽在缅共队伍中的知青，许多终于熬过了“吃苦关”，一些人走上了“领导岗位”。
到1989年3月缅共瓦解，已经有一批“知青”在重要的岗位上。
云南知青罗常保升任中央警卫旅政委，云南知青蒋志明升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李自如升任中部军区司令员，车炬升任中部军区旅长。
这些人，至今绝大部分仍然活跃在缅北的各支武装之中。
至1975年，缅共已经控制了萨尔温江以东的大块土地，在萨尔温江以西，也建立了根据地。
它的势力范围，北边是几乎所有的缅中边界地带，除了云南瑞丽对面的木姐县形式上还在政府军手中外，其它的国境线上，全是缅共被人民军占据。
往南走，它的势力范围已达缅老边境，在缅泰边境的莱朗等地，也有缅共的正规武装与游击队。
其鼎盛时期，缅共控制了近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50－200万人口，武装力量达到近3万人。
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得以在缅北地区东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国际主义援助”与支持，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中国方面为支援缅甸共产党，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
动员了可能动员的力量。
对于中国与缅共的极为密切的关系，引起缅甸政府的高度注意。
在两国领导人接触的不同场合，缅方一再向中方提出。
搜集中国支援缅共武装以及供给各种物质的情报，成为当时缅甸军事侦探部首要的任务之一。
政府军在与缅共武装交火中多次受挫后，采取了僵持对峙，等待时机的策略，待情况变化后，再伺机下手。
转眼已经是70年代中期。
中国与缅甸共产党都在发生变化。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缅甸共产党也已进入了内部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的阶段。
1976年主席去逝前后，中国派往缅共人民军的军事“顾问组”，分批分期的撤回了国内。
由此，缅共也进入了多事之秋。
1979 年，我国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与缅共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开始付诸实现。
由于经济上长期对中国的严重依靠，使得缅共自身几乎没有任何造血的财政收入功能。
长时间的打仗，军费与根据地的巨大开支越来越成为了问题。
尤其是在被“断奶”之后，更是乱了章法，终于做起了鸦片生意。
毒品的巨额利润，反过来又使许多中高级干部私欲膨胀，成为了“拜金主义”者。
最终由腐败走向了崩溃。
1976年，中国武装边防人员破获了第一起缅共人民军参与鸦片贸易的案件。
其实，为了解决经费问题，缅共部分单位早已经开始选择了这一见效快的“传统贸易”。
应该说，缅甸共产党60年代至70年代初，由于组织较为严密及中国的影响，对于鸦片贸易，采取了严厉禁止的措施。
中央发文明令禁止进行各种与鸦片有关的交易。
更不准各级干部与官兵参与，如有发现，从重处罚。
这些规定和措施，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局部的作用。
对于老百姓的传统种植，缅共中央也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了适当放宽。
但在中国的援助逐渐减少之时，缅共领导层开始考虑今后经费的来源问题。
在缅共中央“创收”口号的鼓励下，各军区纷纷各显神通，开始自筹经费。
东北军区首先成立了“特货贸易小组”。
这个“小组”，当时每年给东北军区提供近千万缅元的收入，成为其最为重要的财政来源。
东北军区因此而“先富”了起来。
其它军区与单位，当时已经或明或暗的知道东北军区的“生财之道”，因此也纷纷效仿。
缅甸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很快清楚了东北军区的财政来源，于是干脆在1980年8月29日成立由中央直属的进行毒品贸易的机构，代号“8.19”。
“8.19”的总负责人就是缅共中央副主席德钦佩丁。
“8.19”的成立，不仅标志着缅共进行鸦片贸易与毒品加工合法化，同时，鸦片贸易的利润成为其各种经费的直接来源。
在1985年以前，中国与缅甸接壤的云南边境地区，几乎并没有出现过精制毒品海洛因。
边疆乡镇中少数50年代遗留下的瘾君子们，多以吸食鸦片为主。
但是 “8.19”出现之后，整个缅共控制区瞬间一片狼烟起，“海落英”的加工厂，似雨后春笋，遍地开花。
据不完全统计，到80年代中期，缅共建立的海落英加工厂多达85家
在缅共内部，各级干部逐渐认识到了毒品就意味着财富与金钱，于是纷纷卷入这股谋利的浊流之中，最终无法自拔。
到80年代中后期，缅共中高级干部，几乎全部卷入了鸦片贸易之中。
整个缅共的武装几乎没有不做毒品生意的。
从党的高级干部到一般士兵，翻江过海，各显神通。
据外国有关机构透露，至缅共瓦解的 1989年，除党的“主席”德钦巴登顶未卷入鸦片交易外，所有高级干部均在从毒品交易中谋利。
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东欧巨变，苏联也在动荡之中，面临解体。
国际共运进入了最低潮。
缅共内部的人心因此也进一步涣散。
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基层，都在寻找今后的出路。
1989年3月11日，彭家声在果敢发动了兵变，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
成立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党”和“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
同时组建了“临时军事委员会”。
彭家声出任主席和同盟军总司令。
彭家声的队伍迅速接管了果敢县大队、缅共果敢县委员会，以及各种机构与仓库。
13日，彭部兵发勐洪，缅共东北军区 1旅的4个营全部加入彭部。
14日，未放一弹一枪，占领了缅共北方分局所在地勐固。
除2旅政委高良退入中国境内外，其余大部人马投降彭部。
缅共中央主席德钦巴登顶，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三天才知道消息。
开始，中央判断是“两兄弟闹分家”，是属于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情。
很快，他们发现了这个错误。
马上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在这次会上，彭家声的“易帜”，被定为“敌我矛盾”，“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有缅甸政府背景的，有组织、目的、有预谋的反革命叛乱。
”是缅甸反动政府对革命的又一次挑衅。
于是，3月18日，派了两个连的士兵，抄了彭家声在贺岛的老家。
接下来，就再也没有下文。
当时，缅共已经无力对付自已内部的分裂。
4月11日，在中国云南临沧地区沧源县永和第三生产队当过会计的佤族赵尼来，时任缅共中央后补委员、北佤县长。
中国云南思茅地区西盟县佤族头人的后裔鲍友祥，时任缅共人民军中部军区副司令。
二人率中部军区全体官兵“起义”。
17日，鲍、赵二人在缅共中央警卫旅政委罗常保等人的“内应”下，包围了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扣押了缅共主席德钦巴登顶及其它中央领导人。
鲍、赵二人很快“有礼貌”地将这批“领导人”全部送入中国境内的孟连县。
4月22日，成立了以赵尼来为总书记的“缅甸民族联合党”和鲍友祥任总司令的“缅甸民族联合军 鲍、赵二人正在起事之时，缅共中红极一时的“八一五”军区，也于4月19日宣告脱离缅共领导，率部成立了“缅甸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军政委员会”。
“八一五”军区司令林明贤任“主席”和同盟军“司令”。
林部绝大多数领导人是从中国出去的“知青”和“回乡知青” 失魂落魄的缅共中央领导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于6月16日在云南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成立由德钦巴登顶、政治局委员吴觉敏、耶博吞、钦貌基和北方分局书记吴丹组成一个临时中央领导机构。
6月26日，中央迁至101军区所在地板瓦。
经历了“树倒猢狲散”的缅共中央，十几人寄人篱下地生活在101军区。
党的主席与政治局委员们在最后时刻仍然在发号使令，仍在不厌其烦地开会。
1989年9月，他们终于走到了革命的尽头。
101军区司令员丁英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成立了“克钦新民主独立军”。
当丁英将最后的决定通知德钦巴登顶主席时，这位戊马一生的领导人落下了眼泪。
不得已，德钦等人只有再次离开了101军区。
他们的去向也只有一个地方，德钦巴登顶将在中国度过他的余生。
缅甸共产党经过50年的努力，最终降下了历史的帷幕。
但时值今日，由缅共时期开辟的地下毒品贸易和运输通道，至今还在被使用着。
“金三角”里的一切，远远未到了了结的时侯。
在这块土地上，罂粟花仍在开放，依然是那样的艳丽。
为什么说卢梭是十八世纪文学的代表人物
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712-1778)，思想家、文学家，是启蒙思想家中激进民主派的代表人物。
现代知识分子的第一人。
他代表着小资产阶级利益，影响深远。
柏拉图说过：“伟大的事物，都是危险的事物。
”同样，伟大的人物，都是危险的人物。
18世纪的理性其实有两种，时分时合、暗中斗争。
一是从帕斯卡到笛卡尔的法国本土先验理性，一是从培根到洛克的英国经验理性。
前者的口号是“我思故我在”、“怀疑一切”，是一种内视、演绎、否定性理性。
后者的口号是“知识就是力量”，是一种外视、归纳、肯定性理性。
前者距宗教近，离世俗远，反映出未经宗教改革洗礼的国家其知识分子的精神特点。
后者距宗教远、离世俗近，反映出经历清教革命后的国家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特点。
两种理性并存。
卢梭选择了笛卡尔。
在此之前，孟德斯鸠、伏尔泰将英国经验哲学引进法国，已经被上流知识分子所接受。
不过，卢梭的选择后来成了法国的主流。
预示着以法国为源头的欧陆政治思潮与以英国为首的英美政治思想的分裂。
一、生平 祖籍法国，但出生在日内瓦，父亲信仰新教，当时的日内瓦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加尔文教城邦，那里有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清教倾向的政治模式、整齐划一的道德风尚、舆论一致的良心监察、广场起舞式的公众欢乐，这个袖珍型的道德共和国迷住了卢梭，所以一生称自己是“日内瓦公民”。
卢梭的父亲伊萨克是个钟表匠，生意并不兴隆，喜爱招惹是非，经常卷入暴力和骚乱。
母亲苏珊娜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因生他而去世。
卢梭没有姐妹，只有一个长他七岁的哥哥，因受父亲的野蛮教育，13岁就进了管教所，18岁就跑了，再也没有露面。
所以卢梭可以算作家中唯一的孩子，在他五岁时，父亲就为他读《希腊罗马名人传》，但处于溺爱中的他仍然相当“自怜”－－个性特征。
十岁时，父亲与一个法国军官斗殴，被迫逃亡，终老异乡。
卢梭寄居在舅舅家中，在乡下牧师处学拉丁文，从此爱上了乡村生活。
12岁，他开始自谋生路，当钟表匠的学徒，一天郊游，乐而忘返，索性出走流浪，当时他15岁。
一个乡下神父劝告他改信天主教，他糊里糊涂地答应了，然后去撒丁国找同样改宗的华伦夫人。
夫人当时28岁，同情他信赖他，让他去都灵的天主教收容所。
卢梭一路打零工、当仆人，又回到华伦夫人身边，二人以“孩子”“妈妈”相称。
华伦夫人因故他去，卢梭曾再度流浪，当家庭教师、给希腊主教作秘书，为教士抄乐谱。
1732年，华伦夫人为他在撒丁国的土地登记处找了一个职位，二人不久同居，过着美好的田园生活。
卢梭自学了拉丁文、音乐、植物学、物理、化学、哲学、历史、地理、天文，成了一个学识渊博的人。
在他外出治病期间，华伦夫人另有所爱。
1741年，他来到巴黎，“新式记谱法”、一部喜歌剧手稿、15个金路易就是他的全部财产。
难以谋生。
在棋场上遇见狄德罗，天真。
为金融家杜宾夫人做秘书和出纳，不久就被解雇，雇主评价他“性情令人讨厌”、“说不出的傲慢”，这是他“精神错乱”、“自视过高”的结果。
－－总之，一直到30多岁，卢梭都过着一种失败而又依赖的生活，尤其是依赖女人，他自己尝试过至少13中职业，但都失败了。
他开始认识到自己也许天生是个作家。
1745年，他与比他年轻十岁的女仆瓦瑟同居，这姑娘质朴善良，但目不识丁，甚至不知道钟点和12个月的顺序。
不过二人相伴终生，25年后结为夫妻。
曾生有5个孩子，都被卢梭送进了育婴堂－－一生的污点、敌人的话把。
此时狄德罗是他的好友，请他为百科全书撰写音乐和政治方面的条目，又扶植他进入上层社会的激进派沙龙。
在1749年，狄德罗因《盲人书简》入狱，一次卢梭去探监，从身边的报纸上看到第戎科学院的征文《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化风俗》，他泪如雨下，大彻大悟，重复着“美德、真理、自由”，据说泪湿短衣。
应征文章《论科学与艺术》使39岁的他一飞冲天，他首次提出自然与文明的对立，断然否定了科学和艺术，认为“人生来是善良和幸福的，是文明腐蚀了他，毁了他最初的幸福。
”提出人的“异化”观念。
论文一出版，影响很大，光回信就收到近三百封。
卢梭终于得以自由进出贵族的府第和庄园了。
从此开始过清贫简朴的生活，辞去工作，以抄乐谱为生（他有一手好字），拒绝国王的年金。
1753年，再度应征第戎科学院的征文，写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The origin of Human Inequality )，抨击私有制，指出人类不平等起源于私有观念的产生和私有制度的出现，主张人与人生来平等，提出推翻暴君是合理的。
因为他把原始社会当做黄金时代加以歌颂，歌颂人类的自然状态，遭伏尔泰反对。
同时期的政论文章还有《社会契约论》(The New Heloise)，写于1752年，到1761年才发表。
《社会契约论》是一部杰出的政治理论著作，“人是生而平等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批判“君权神授”，鼓吹主权在民的民主共和国，是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的思想基础。
从1756-1762年，蒙莫朗西隐居，“再见吧，巴黎，我们离你越远越好，城市是坑陷人类的深渊。
经过几代人之后，人种就要消灭或退化，必须使人类得到更新，而能更新人类的，往往是乡村。
”－－第一个撤离文明和城市的人，以后的俄国名之为“民粹主义”。
不过，真正使他在在当时名声大噪的，是他的小说《新爱洛绮丝》(1761)和《爱弥尔》(1762)。
《新爱洛丝》摹仿理查逊的《克莱丽莎》，副标题是“一对恋人的情书”，巴黎大主教指控这部书“暗中使下淫欲的毒药，表面上似乎是在禁止它”，天生就是一本畅销书。
但大部分人买的是盗版。
1762年出版的教育小说《爱弥尔》使卢梭的声望再一次提高，关于自然的段落成了浪漫主义时代的主要精神食粮，而对道德信仰而呼吁和对天主教会的反感构成某种奇妙的平衡。
为了反教会倾向问题，他遭受迫害，在各地逃亡避难，直到8年后才重返巴黎。
在流亡中，他发表了多年编成的《音乐词典》，写了《山中来信》(17 65)。
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十年里，政府逐渐失去了对他的兴趣，主要敌人来自知识分子同行，尤其是伏尔泰。
卢梭患上了迫害妄想狂的病症，为了替自己辩护，写下了《忏悔录》(1781-1788)、《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
1778年，重病期间，年方20岁的罗伯斯庇尔慕名来访。
不久后的一天，卢梭在街上被马车撞倒，继而被路边的狗扑伤，临死时说：“全能的主啊，天气如此晴朗，没有一片云，上帝在等着我了。
”伏尔泰得知卢梭死于狗嘴，认为死得其所。
然而后来，他的影响达到了神话般的地步，“卢梭，敏感心灵的导师、道德的教师，是被迫害的，在爱蒙农维尔死于贫困、遗弃，他不是、也不可能是那种邪恶的人、忘恩负义的人，而他的作品更为他蒙上一圈光环。
”1780年，王子王后去凭吊。
1781年，以卢梭未亡人身份出版了《安婚魂曲：让·雅克·卢梭的生命、传奇对话集》风靡巴黎。
在1786和1789年，科学院的征文题目居然是《卢梭颂》。
许多同时代人认为，法国大革命以至欧洲旧秩序的推翻都要归功于他。
在1791年，国民公会投票，给卢梭塑像，有人说，伏尔泰也能得到一座，但题词是“迷信的催毁者”，而卢梭的雕像要以金字铭刻。
“自由的奠基人。
”在1794年，他的遗体被移葬到巴黎先贤祠，与伏尔泰并列，生前不能相互理解，死后同被奉为革命先驱。
在仪式上，主持者宣称：“我们在道德、风俗、法律、情感和习惯方面有益于健康的改善应归功于卢梭。
”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说他是“这场革命的先驱”、“人类教师”。
二、贡献 1、现代教育思想：《爱弥尔》，对自然的崇拜、对野外生活的兴趣、探索精神。
冷水浴、系统的锻炼、体育和乡居。
2、提倡革命：虽然身在启蒙者行列，他更象个革命者，反对渐进式改良，提倡革命。
提倡用纯真的心灵力量来较正理性的局限性。
3、浪漫主义文学和自省文学：对自然的热爱、对自我精神世界的反省。
异化观念。
4、反对私有财产： 一切罪恶的根源。
5、社会体制：社会契约论。
斯塔尔夫人说：他什么都没有发明，但他把一切都注入了激情的火焰。
三、文学作品 在社会思想上主张“返回自然”的卢梭在文学上主张“自然感情”。
1、 书信体长篇小说《新爱洛绮丝》(1761) 贵族小姐尤丽出身名门，温柔贤淑，恪守贵族的传统观念。
其父专横霸道，等级观念森严。
对尤丽的婚姻大事，父亲毫不犹豫的选择了门当户对的贵族青年伏尔玛。
但是，尤丽深深爱着圣·普洛。
普洛虽是平民出身，但学识渊博，人品高尚。
他来到尤丽家当家庭教师之后，由于和尤丽朝夕相处，彼此产生了爱情。
普洛十分珍惜他和贵族小姐尤丽之间的感情，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对待她。
而尤丽经过激烈而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冲破了家庭长期灌输给她的封建等级观念，接受了普洛的爱情。
他们通过信件互相倾诉衷肠，表示要“尽人类的一切职责”，好好地生活。
但是，悲剧发生了。
尤丽的父亲作为贵族阶级传统观念的维护者，是决不允许自己的女儿和一个第三等级的平民结婚的，他粗暴地粉碎了这一对年轻恋人对美好生活的希望，硬把女儿嫁给了贵族青年伏尔玛。
普洛离开了尤丽，去世界各地漂流，把失恋的痛苦深深埋在心底。
几年过去了，普洛割不断对尤丽的思念，鬼使神差地又回到了尤丽的家。
这时，尤丽和伏尔玛住在瑞士一处风景秀美的地方，已经有了孩子。
尤丽和伏尔玛结婚时，曾向他坦露了自己和普洛的那段恋情，伏尔玛理解和谅解了尤丽，所以这次普洛重又出现，伏尔玛表现了宽宏的态度，并请普洛作自己孩子的家庭教师。
普洛在尤丽家住下之后，虽然双方旧情未泯，但彼此都努力克制自己的感情，恪守伦理道德，还算相安无事。
但是，内心感情的压抑毕竟是不能持久的，一次普洛和尤丽在莱蒙湖泛舟的时候，普洛“很想抱她一起跳下湖里，在她的拥抱中结束我的一生，也结束我的痛苦。
”但是，理智终于控制了感情，冷静下来之后，他不由得仰天发问：“我何以会和她有这样大的距离
” 对尤丽来说，她的痛苦是双重的，一方面她难以割舍与普洛铭心刻骨的情愫，另一方面，理智又使她必须遵守妇道，维护对丈夫的忠贞。
心灵的痛苦，精神的创伤，终于把尤丽压垮了。
在一次抢救落水的孩子时得了病，含恨离开了这个世界。
临终时，她说：“上帝保卫了我的名誉，他预告了我的不幸，未来的事谁又能担保呢
再活下去，我也许就有罪了
” 2、自传体的《忏悔录》(The Confessions)。
伟大人格的典范。
性善论：恶浊的环境使人走向邪恶。
这部自传体的小说记载了卢梭从出生到1766年被迫离开圣皮埃尔岛之间的50多年的生活经历。
他说，我“要把一个人的一生毫无一点虚饰地、完完全全地把本来面目指给人们看，而这个人——就是我自己”，“我以同样的坦率讲述我的美德和罪过……完全按本来面目把自己表现出来。
” 卢梭写道： 我是瑞士人，1712年出生于日内瓦，父亲是个钟表匠，母亲生下我就离开了人世。
我的性格文静，自幼喜欢看书，从古代希腊、罗马伟人的著作中，我获得了崇高的思想，我崇尚自由和人权，但是现实生活并不是这样。
我在学徒期间，经常受到师傅的打骂，我恨这种人。
可是社会影响了我，我偷过青笋和苹果，撒过谎，有一次在僻静的小路上戏弄过妇女，还被人抓住过。
我16岁时，认识了一位贵妇人，莫名奇妙地对人家产生了爱慕之情。
后来我在另一位伯爵夫人家当秘书时，偷了她侄女的一条手巾。
这件事本来是我错了，但是在查获之后，我错上加错，把过错推给一个女佣人。
我真是为此后悔一生。
我的兴趣广泛，我学过数学、天文、物理、音乐、绘画、文学和哲学等。
我有一大批文学艺术和哲学界的朋友，其中有伏尔泰、狄德罗、布封和霍尔巴哈等人。
我很欣赏伏尔泰的《哲学书简》。
受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邀请，我参加了《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撰写音乐方面的文稿。
我对音乐的研究有了收获，1741年，我发明了一种新的音乐记谱法。
我把它交给法兰西学院，但他们只是口头上鼓励我。
我创作了歌剧《奥维特》和《乡村魔法师》，音乐家拉摩开始肯定了我的作品，可是后来又嫉妒我。
我和霍尔巴哈也因为音乐方面的种种矛盾而伤了和气，又和狄德罗搞得很不愉快。
1749年，第戎科学院征文，我写的论文《论科学与艺术》中选，我的观点是，“人生来是善良和幸福的；是文明腐蚀了他，毁了他最初的幸福。
”所以，我向往平民生活，追求自由无羁、品格高尚、朴实自然、无视舆论的精神境界。
1753年，第戎科学院再次征文，我写的题目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我认为人类不平等起源于私有观念的产生和私有财产的出现。
我认为人的罪恶来自人的自身，指出了人的堕落的根源，对封建专制和暴政进行了批判。
这样内容的文章当然不会中选，但它确立了我的声誉。
1754年，为了实现我多年的“返回自然”的渴望，我和妻子一起住进了杰比内夫人提供的“隐士之家”，过起我所向往的隐士生活，但我还不是完全自由的，我还为杰比内夫人效劳，与她谈天说地，填补她精神上的空虚。
1761年，我创作了小说《新爱洛绮丝》，第二年又写了《爱弥儿》。
这两部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前者批判了封建等级制度，指出以门当户对的阶级偏见为基础的封建婚姻扼杀了人的真实自然的感情。
《爱弥儿》出版后，巴黎的报刊骂我是野兽、恶狼，是邪恶的无神论者。
政府当局下令销毁此书，并扬言要逮捕我。
这时，不少朋友都疏远了我，连杰比内夫人也向我下了逐客令。
我从瑞士逃到普鲁士的莫提，又从莫提流亡到圣皮埃尔岛。
这期间，教会发表文告，宣布我是上帝的敌人，要把我革出教门。
我的积蓄已经用完，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在圣皮埃尔岛只住了两个月，又被迫继续踏上流亡的旅途。
我骄傲 我是中国人作文
我骄傲，我是人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我拥有黑色的头黄色的皮肤
黄土高原是我的躯体，万里的长城是我心灵的脊柱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大雪封山，割不断中国华夏儿女不尽的情谊；地动山摇，震不倒我们众志成城的决心
2008鸟巢中，国歌响起，奥运的口号震天地；2009年，天安门城楼前，战机盘旋，祖国诞辰的欢庆让人激动
当路面上的积雪化尽，当阴霾散尽，当掌声把中国的旗帜送上蓝天，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在胜利的欢歌中我们都在让世界感动，让世人流泪。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汉朝的地动仪是科学的先驱，明清时代又把中国文学推向巅峰，这些事迹流传千古。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