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文代会的意义
一次文代会”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简称，或者说叫“别称”。
长期分离在两大政治性区域（即“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学家的“会师”，被看作是这次大会的主要特点，但这次大会是在对国统区作家进行大范围批判，对解放区创作进行热情肯定的背景下召开的，因此，沈从文、张爱玲、朱光潜等许多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著名文学家被排斥在大会的门外。
这种情况在以前的文学史中是回避的，我们今天把它提出来，一方面是让大家全面而客观地了解“第一次文代会”，另一方面也是让大家通过这一现象更清晰地认识“第一次文代会”的明显倾向性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第一次文代会”是一个标志，既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开始，也标志着“解放区文学传统”（即“战争文化传统”）从解放区走向全中国，解放区文学的方向成为了今后文学发展的惟一的方向。
因此，代表着两个不同传统的文学在这次大会上，是有轻重之分的，而他们在今后的文学发展道路上所处的地位也是有主次之分的。
在当代文学的初期，许多从部队直接进入文坛的青年作家很快就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展现出当代文学的新的面貌，应该说与此有很重要的关系，而许多在现代文学史上取得重要成就的作家，除老舍等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都没能在创作上继续创造辉煌，也与此有关。
为“学习小组第四组”想一个押韵、霸气的口号
从《讲话》开始，现实主义文学已经成为解放区的圭臬，在第一次文代会之后，成为新中国文学领域的唯一标准。
所以，现实主义是发展的。
为什么说是在曲折中发展，1 是因为十七年的现实主义文学其实是两结合的延续，可以说是在图解政治。
现实主义有两个极端，一种叫做客观化的公式化的现实主义，也就是所谓的自然主义，另一种叫做口号化得现实主义，也就是十七年文学这种，这两种现实主义虽然都是反映现实，但是都是病态的。
后者并没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描写，而是主题先行，这就违背了现实主义的传统。
2 是因为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本身并没有发展，而在世界范围内，则有了很大的发展，事实上，如果胡风事件没有发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有可能成为独立的一个体系，个人觉得胡风的造诣可能会和卢卡奇、阿尔都塞一样，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世界重要分支，但是，因为胡风事件，使马克思主义文论受阻，使现实主义的一些理论没有跟的上世界的潮流。
3 是因为一些事件，比如双百方针，反右，包括其中一些讨论，比如中间人物，人道主义，一些有益的讨论被粗暴干涉，这也使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出现了一些曲折，一些作家被禁言，写出来的东西无法发表，这些具体的事件，无论是在大的环境上，还是对于作家的心理上，都有所影响。
纯个人理解，有可能不完全对，见谅
50年代文学思潮是指什么
政治是阶级分化产生的,而文艺是人类精神文明追求所诞生的,所以文艺是人类根本精神层面的追求,不能为政治服务。
在20世纪4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中国文学一文化史上,“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曾经是党的文艺政策的灵魂。
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正式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丁•政治”,由此引申出来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正式成为此后很长时间内的党的核心文艺政策。
在这一政策指导下,40年代至70 年代末期间的现代中国文学尽管在一些方面和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就整个文学实践而言,付出的代价也是极为惨重的。
直到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会前后,鉴于当代中国发生的巨大转变,“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提法己经无法与业已展开的“新时期”要求相适应,因此,新的党的领导核心适时地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相对宽泛的“二为”方针,以取代带有明显狭隘性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正式终结了“文艺为政治服务”提法。
什么是抽象的人道主义
在20世纪的中国，人性和人道主义一直是文学的普遍而敏感的话题。
“人的觉醒”不仅为“五四”新文学带来了普遍的人道主义，也形成了新文学创作的强烈的主体意识和与鲜明的个性特征。
新文学在以后的发展虽然包含了许多曲折，但人道主义始终是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的主要思想内涵和情感依托。
50年代开始，文学中的人性与人道主义被作为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并且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打击，被不加区别地斥之为“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的理论”，作家的独立思考与艺术个性都被否定，他们必须在政治斗争中被各种大一统的思想与思维模式所改造和取代。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性、阶级性成了人的唯一属性和文艺批评的唯一标准，人道主义完全被驱逐出文艺创作的领域。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深重的灾难，其中最大者莫过于极左政治路线统治下的意识形态对人性的戕害与摧残。
在那个时代，人不再是人，而是被异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一部分人被迫成为“阶级敌人”而失去做人的资格，一部分人因为“以革命的名义”摧残同类而沦为兽性发泄，也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与自爱。
“人民”成了一个被架空和任意填塞的名词，成了权力者实施残酷专制、谋取政治私利的遮羞布，而作为个体的人则成了“螺丝钉”，完全失去了独立意志的可能。
“文革”期间所发生的种种惨无人道的悲剧，不管是身居高位的国家主席被随意迫害致死，还是无辜小民被任意蹂躏，而作恶者往往又是受害者，受害者也难免在无意间伤害了别人，人性的丑陋充分暴露，但所有这些，都是在国家意志下，在“发扬革命传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冠冕堂皇的口号下行使的。
“文革”结束之后，人们对于十年浩劫的痛苦回忆，对于历史的反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人”的重新发现和重新认识，“人们迫切地需要恢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1.“文革”后的文学艺术创作，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承担了这个历史任务。
按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规律，社会主义的人应该比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人都享有更多的人的权利，具有更多的自由和民主，因而也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创造出比以往社会更多物质和精神财富。
但从5 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文革期间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却恰恰相反，人的价值和尊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倒退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就成为许多文学作品的一个内容。
在1979年举行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作家们就提出了“繁荣文艺必须肃清封建流毒”、“人是目的，人是中心”的观点，2 它既是在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层面上肯定了“伤痕文学”对文革这段野蛮历史的揭露，也是对8 0年代文学的展望与呼唤。
需要说明的是，7 0年代末到8 0年代初在中国盛行的人道主义思潮，首先是一个广泛的社会思潮，它波及了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政治思想、哲学、历史和文学艺术的许多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甚至波及到了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
当时思想理论界对人道主义的讨论相当热烈。
自198 0年起，在之后的四、五年内，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论题，涉及了哲学、文艺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许多学科，对人性的概念内涵，人性与阶级性、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与新时期文学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尽管这场讨论后来在政治因素的干预下没有进一步深入展开，但思想理论界的讨论对文学创作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相对应的是当时文学创作中对人性、人道主义的肯定与强调，对思想领域的人道主义思潮始终起着前导和关键的作用。
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思潮中，文学远远超出了它原有的功能范围，而承担了其他学科的任务，也因此引来了整个社会对文学特别强烈的关注，其中也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
从创作实践来看，文学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肯定，又是分别体现在具体的文学现象之中，所谓“伤痕文学”，首先就是揭露人的精神与肉体在“文革”期间遭受的创伤；所谓“反思文学”，首先就是关于人的命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
“伤痕文学”对历史创伤的揭露正是以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为依托的，下面要介绍的短篇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就是通过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对非人道的控诉，这里的人道原则不是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的直接呈现，而是借助于叙述者转述其他人物对邢老汉的同情，以民间情义的形态表现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