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的口号是什么
破空组
求 团队口号 我们组叫 湘军祥云
破空组
太平天国运动的口号是什么
二万五千里是人类战争史上大奇迹。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的今天，我们长征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
[关键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程 72年前那个万物萧索的深秋——1934年10月10日晚，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8.6万余人，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分别从瑞金、于都、长汀、宁化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闻名世界的长征。
一、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使红军严重受挫 长征是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前提下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无视、朱德在四次反“围剿”中采用的并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并提出“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等口号，结果使红军一步步陷入被动局面， 到1934年9月，中央苏区已濒临绝境，由此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
10月25日，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军通过国民党军在信丰、安远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由于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遵守1934年7月与朱德达成的秘密协议，加之林彪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第三军团配合掩护，中央红军于11月8日顺利通过了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的第二道封锁线。
11月10—25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在郴州良田与宜章之间发起进攻，掩护中央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发现红军西进意图，急调中央军及湘桂军40万兵力沿湘江两岸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
11月27日，红一、红三军团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与湘军刘建绪部队展开激战。
12月1日凌晨3时30分，朱德以中央局、军委、总政名义下达命令，指出“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
当天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以外，全部渡过湘江。
至此，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
中央红军之所以在湘江受挫，是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在长初期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了一种大搬家式的仓促行动。
湘江失利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后方机关缩编命令，充实作战部队，检查所带物资，不必要的一律抛弃毁灭，改变了长征以来“大搬家”的错误做法。
12月4—6日，经过精简缩编的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
二、遵义会议恢复了的领导地位 按照原定战略计划，中央红军下一步方向是去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敌人已觉察到红军意图，在前方集结20万军队设置了4道防线。
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湖南通道举行会议，主张放弃北上改向贵州方向前进，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支持。
12月15日，红军占领黎平。
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采纳的意见，通过决定西渡乌江到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5年1月1日，政治局在瓮安猴场举行会议，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随后，红军经贵州腹地直向黔北挺进，把几十万敌人甩在湘西，争取了主动。
1935年1月7日，红军进占黔北重镇遵义，于15—17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极力为自己错误的军事领导作了辩护。
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承认失败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认真作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之后，作长篇发言，指出“左”倾错误表现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同时正确说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今后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会议作出决定：当选为中央常委；由“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决定为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责党中央总的责任。
随后，又成立了由、周恩来、王稼祥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会议，它在实际上确立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
三、英明决策，带领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根据和中革军委部署，红军于1月19日撤出遵义城，准备在川黔边界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军发生激战，伤亡惨重。
果断召集会议，决定撤出战斗，命令部队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
赤水是长江上游的支流，蜿蜒400多公里，水流湍急，滩多浪大。
红军于1月28日搭起浮桥，29日渡过赤水后砍断缆绳，烧毁浮桥，暂时摆脱围追之敌。
赤水河西是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川军潘文华部在长江南岸设防，避实就虚，把红军带到云南威信县扎西镇进行整编，然后经叙永、古蔺，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8个团，再占遵义。
蒋介石部署军队，向遵义一带包围。
指挥部队向西开拔，3月16日下午至17日中午，从茅台镇三渡赤水，派1个团张扬声势北进古蔺，佯装主力作出北渡长江架势。
蒋介石急忙向川南集结兵力，红军却于3月21日晚至4日晨四渡赤水。
为进一步迷惑敌人，命令红九军团大张旗鼓独立作战，而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军团却在3月31日晚突破乌江天险，前锋直逼贵阳。
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电滇军孙渡纵队救驾。
指挥部队绕过贵阳向云南进军。
蒋介石发现上当，再令部队向云南集结救援昆明，达到吸引敌人目的后，又指挥红军分三路抢占龙街、洪门和皎平渡口，仍派红九军团作出佯攻昆明架势。
5月上旬，红军靠7条小船，经过6天6夜抢渡，过了金沙江。
从此，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胜利。
四渡赤水，兵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是在军事指挥上的“得意之笔”，就是这种忽东忽西、迂回曲折的战术，把敌人搞得不知虚实，晕头转向，而红军却终于跳出包围圈，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四、通过彝民区，强渡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渡过金沙江，红军抓紧时间休整。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场村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今后的行动任务，是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会议一个重要内容是统一领导核心的认识，起因是林彪给中革军委的一封信，指责带部队四渡赤水是走“弓背路”，提出要走“弓弦路”，否则会把部队拖垮。
并要求彭德怀任前敌指挥，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
不客气地批评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彭德怀也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周恩来、朱德则在发言中对在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给予高度评价，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巩固了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
红军要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师，必须穿过彝民区，渡过大渡河。
当时彝族被汉族蔑称为“倮倮国”，由于民族积怨，彝族不允许汉族军队通过。
派红军川籍领导人刘伯承深入彝民区，与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为红军经过彝民区打开了通道，一批彝族青年参加了红军。
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团在杨得志指挥下奇袭安顺场，歼守敌两个连。
第二天，红军十七勇士凭借两只小船强渡大渡河，占领了对岸渡口。
蒋介石扬言要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调集10万余兵力向这一地区集结。
、周恩来、朱德5月26日到达安顺场，在听取刘伯承、聂荣臻汇报后，果断决定，由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从大渡河东岸，林彪率二师和红五军团从大渡河西岸，同时夹河逆流北上，要求两天半时间，行军170公里，赶到泸定桥。
担任先头部队的二师四团边走边打，昼夜兼程，日行军120余公里，于29日晨占领泸定县城。
泸定桥是一座横跨在大渡河上、由13根铁索和木板铺成的浮桥，红军到达时，木板已被破坏，只有13根铁索连接两岸。
红军22名突击队员踩着铁索，冒着弹雨，向东岸冲锋。
后面战士边铺木板，边向敌人火力射击掩护突击队员。
当勇士们快到东岸时，敌人把尚未撤去的木板点燃，突击队员们无所畏惧，闯过火海与守敌厮杀，终于夺取东岸阵地。
当晚11时，东岸部队赶到，打败了敌人增援泸定桥的两个旅。
至6月2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大渡河。
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是跨越海拔4900多米的夹金山。
这里常年积雪，气候恶劣，民间传说只有神仙才能登越，所以又名“神仙山”。
6月12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作为先头部队与风雪搏斗4、5个小时，待翻过山去，意外地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相遇。
消息传来，群情振奋，爬雪山似乎成为一种乐趣。
6月14日，喝下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穿夹衣夹裤，手持木棍随部队一起爬过了夹金山。
当天晚上，、朱德、周恩来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夹道欢迎。
18日，他们进入懋功县城，见到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师政委李先念。
五、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成为中央和张国焘争论的焦点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头等大事是决定两军行动大计。
6月26—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举行。
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朱德、刘少奇等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而张国焘却主张打成都，而后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
经过3天讨论，会议通过北进战略方针，政治局做出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并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此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周恩来、朱德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申明了中共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
为实现《松潘战役计划》，中央红军又翻过梦笔山、长坂山两座雪山，于7月10日到达黑水县芦花。
在这里，中央与张国焘的矛盾日益尖锐明朗。
7月18日，已经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张国焘又在政治局会议上取代周恩来谋得总政委一职。
正是由于张国焘错误干扰，延误了战机，《松潘战役计划》变成一纸废文。
8月3日，红军总部又制定《夏洮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主力折而向西，攻占阿坝，再向北进入甘南。
8月4—6日，中央政治局应张国焘要求，在毛儿盖附近沙窝举行会议。
张国焘提议提拔四方面军9名干部为政治局委员，直言批评：“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
”会议最后以大局为重作了让步，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
同时增补其他四方面军干部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指出，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在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这样做。
沙窝会议后，红军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负责，经阿坝通过草地到巴西：右路军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经班佑过草地到巴西。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开会，主张红军应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
这次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把右路军作为北进的主力。
这时，蒋介石已调集30万大军，布置了3道封锁线，阻止红军北上。
却乘敌不备，选择川西草原作为北上的通道。
8月17日，命令杨得志红四团为先头团，依靠一个60多岁的藏族通司做向导，找出一条通过草原的路线。
川西草原人迹罕至，气候恶劣，烈日、狂风、暴雨交替出现，地面更是处处危险，一旦陷入沼泽，几分钟就会淹没其中。
右路军经过7天6夜艰难跋涉，终于穿过草原到达巴西。
8月29—30日，先头部队攻打包座取得胜利，为红军北上甘南准备了条件。
9月1日，、陈昌浩、徐向前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东进，与右路军靠拢，抓住有利时机，北出甘南。
9月3日，张国焘回电称因葛曲河水上涨，已命令红五军从墨洼返回阿坝，并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
这样几经周折，北上南下成为争论焦点。
至9月9日，陈昌浩再一次接张国焘电报后改变态度，决定带部队南下，徐向前不愿看到四方面军分开，同意了陈昌浩的意见。
叶剑英立即向报告了这一情况。
连夜找徐向前、陈昌浩探听虚实，然后召集张闻天、博古在周恩来处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北上，脱离险区。
并再一次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左路军应迅即北上。
同时发布写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缺少，粮食缺乏，红军无法通过敌人布置在那里的堡垒线。
因此，应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苏区。
陈昌浩派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追上。
请李特转告张国焘、陈昌浩：北上是正确的，如果一时想不通，可随时电商。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与四方面军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
有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不同意，表示要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
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为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
并成立由、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红军工作，负责处理一切重大行动。
六、红一方面军在直接领导下率先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陕甘支队向甘南进军，须经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地势险峻，敌人遍设碉堡工事，防守极为严密。
说：“腊子口这一仗非常重要，而且非要打胜。
不然，我们往南不好回，北又出不去。
政治上、军事上会处在进退失据的境地。
”“这一仗是关系到我们革命命运的重要战斗，要不惜一切代价打下来。
”林彪、聂荣臻冒雨视察地形，命令红四团采取翻山迂回和正面突击两种战术向敌人发起进攻，至9月17日歼灭守敌两个营，夺取腊子口，并乘胜追击，在草滩歼灭敌人，缴获了几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
过腊子口，红军翻越岷山山脉向北延伸的最后一座雪山大剌山，心情格外兴奋，吟成《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 9月20日，带红军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小镇哈达铺，部队在这里改编为三个纵队，共8000多人。
聂荣臻在这里发现一张载有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消息的报纸，立即派通讯员送给。
看后高兴地说：“好了，好了
我们快要到陕北革命根据地了。
”22日，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关帝庙开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宣布陕北“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沿阵地”
9月26日，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渭河设置的封锁线，占领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
在这里一面休整部队，一面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以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0月初，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西兰公路和会宁、静宁间公路及平凉、固原间公路的封锁线，翻越六盘山。
接着，第一支队在青石嘴歼灭东北军何柱国部两个骑兵连。
红军用缴获的100多匹战马组建了自己第一支骑兵部队。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保安县吴起镇，进入陕北根据地境内。
这时，西北“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之一的马鸿逵和国民党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以及东北军白凤翔第六师的骑兵紧追在后，决定把这条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
10月21日清晨战斗打响，仅两个小时，敌1个骑兵团被歼灭，两个骑兵团被击溃。
此战由彭德怀指挥，作六言诗赠彭德怀：“山高路远沟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将末句改为“唯我英雄红军”回赠。
此时，陕甘支队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二十六军和徐海东领导的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合。
红一方面军万里长征胜利结束。
11月5日，在象鼻子湾对全军发表讲话，指出：我们走过了367天，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此得名。
七、红二方面军奉命北上，1936年7月1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二方面军由红二、红六军团组建而成。
这支部队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任务是牵制湖南、湖北敌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
用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的话说就是：把这批敌军（指湖南、湖北敌人）背起来，好让一方面军肩头轻一些。
牵制任务完成后，红二、六军团面对敌人重兵“围剿”，决定放弃湘鄂川黔根据地，在湘黔滇地带与敌人兜圈子。
1936年3月30日，红二、六军团接张国焘、朱德电报，决定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为此，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部队从滇黔边盘县、亦资孔地区出发，佯攻昆明，甩掉追兵，4月25—28日在石鼓渡过金沙江，进入康藏高原。
5月1日，红二、六军团越过海拔5300多米的哈巴雪山，到达藏族居住的中甸县城。
贺龙命令部队严格遵守民族、宗教政策，亲笔致函归化寺八大老僧，阐明红军政策和纪律。
松本活佛派管事喇嘛向贺龙献哈达，并迎接贺龙进寺，破例为他举行宗教盛典跳神仪式。
活佛命令商人、富户开仓向红军出售粮食，帮助红军仅两天时间筹集到10万斤粮食。
靠喇嘛向导和一位会讲藏语的汉人翻译带路，二军团翻越三座雪山，六军团翻越两座雪山，7月1日在四川省西部甘孜县，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师会师。
原来，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重过草地南下后，于1935年10月5日在卓木碉成立“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主席，并以“中央”名义宣布“、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12月15日又致电中央：“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称谓，“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指出张国焘这种行为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
并公布政治局在俄界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不久，残酷的事实证明南下是错误的，到1936年2—3月，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45个团约8万人，减少到28个团4万人。
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于6月6日宣布取消伪中央，并于此前同意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萧克任总指挥、副总指挥，任弼时、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
7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弼时为正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
八、朱德、任弼时等坚决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实现了胜利会师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分成左、中、右三路纵队过草地北上，8月初相继在四川若尔盖县包座一带集结。
在8月5日西北局会议上，通过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拟乘敌主力尚未集中之际，先机进入甘南，取得岷州、洮州（今临潭）、西固（今宕昌）等地，以利继续北进。
这一战役计划实现后，朱德建议部队迅速跨过西兰公路，与中央派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西征军会师。
张国焘却节外生枝，向中央提出两个行动方案：一是往西到新疆接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再回来；一是出东南向川陕豫鄂发展。
中央很快回电否定了张国焘提出的两个方案。
张国焘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以辞职相要挟。
朱德坚持原则，张国焘被迫让步，西北局因此于9月18日晚通过《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以“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并作出各部队立即北进的部署。
9月21日，张国焘在漳县三岔前敌指挥部致电朱德，要求部队停止北上，掉头西进永靖、循化，准备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足点。
朱德一夜未眠，冲破张国焘事先设置的障碍，分别向张国焘、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发出3份电报， 然后与西北局组织部长傅钟策马60公里，赶赴漳县参加西北局会议。
西北局会议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
朱德一面表示“要强使我赞同（西进方案）是不可能的”，同时为顾全大局，表示“暂照第二方案执行，大家做好工作，减少损失。
我建议向中央报告，如中央不同意，就坚决执行第一方案”。
9月27日，中央复电要求红四方面军执行静会战役计划。
张国焘这时因西进先头部队受挫返回，不得不同意在洮州举行会议，提出从南边绕道打到新疆的意见。
朱德等人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当晚8时，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名义联名致电中央：“决仍照原计划东进”，“先头约6号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
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分成5路纵队，北进静宁、会宁地区。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师在会宁城胜利会师。
正在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指战员闻知红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师的消息，心情分外激动，他们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行军的速度。
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后，由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共同指挥，于11月21—23日在陇东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歼灭尾追而来的胡宗南部一个旅另两个团。
这场战斗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次战役，她同时也宣告了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
11月23日，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在山城堡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朱德发表讲话指出：三大主力红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
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九、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纪念意义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于1935年11月刚到陕北不久,就在象鼻子湾全军干部会议上对红军长征的意义的作了深刻的阐述。
他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
它将载入史册。
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
” 正是这批衣衫褴褛的精英，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回顾长征这一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
但由于篇幅关系，我们不想对此作过多的论述，谨在此摘录引用胡锦涛总书记今年7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结束本文：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
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长期英勇奋斗的真实记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生动教材，是中国共产党人光荣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
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和充分运用这个精神宝库。
在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干部和人民。
只有铭记中国革命史才能正确创造未来。
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
10年内战时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1927～1937年间 蒋介石领导的为统一全国而进行的，称为“”。
包括收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讨伐国民党内部各派军事集团的历次战争和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争。
因后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反抗蒋介石统治的革命战争，所以又称为或。
收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建立后，虽在桂系李宗仁和武汉汪精卫集团的压力下，曾于8月13日宣布下野，但很快就趁西山会议派和桂系把持的中央特别委员会遭到各方反对之机，于1928年2月3日至7日召开四届二中全会，重新掌握了的军政大权。
为稳定国民党内部和缓和全国人民的反对，蒋介石决定继续北伐，并将国民革命军分编为四个集团军，由他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总司令。
4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
7日，下达总攻击令。
收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正式开始。
战争经历三个阶段：①4月7日至5月初为第一阶段，主要战场在鲁南和鲁西，参战部队为和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诸部。
经过二十多天的作战，沿津浦铁路北进的第一集团军先后占领郯城、台儿庄、鱼台、枣庄、临城、韩庄、滕县、界河、邹县、兖州、金乡、曲阜，27日进抵泰安；由鲁西北进的孙良诚诸部先后攻占郓城、巨野、嘉祥、汶上，21日攻克济宁。
5月1日，第一集团军进入济南，张宗昌、孙传芳率直鲁军残部北逃。
②5月上旬至6月中旬为第二阶段，主要战场在河北，参战部队包括蒋、冯、阎、李四个集团军。
由于日军制造济南惨案，蒋介石于5月6日命令第一集团军绕道北进，并于19日抵达郑州，与冯玉祥议定三路进攻京津的计划：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进；第二集团军由津浦、京汉两铁路之间地区向北推进；第三集团军分别由京绥、正太铁路转赴京汉铁路北进；第四集团军沿京汉铁路北进。
28日，各集团军开始全线总攻，先后占领沧州、安国、博野、饶阳、张家口、保定等地。
奉系军阀张作霖被迫宣布退出北京，并于6月4日在返奉途中被日军炸死(见皇姑屯事件)。
8日，第三集团军进入北京，12日和平接收天津。
③9月初至下旬为第三阶段，主要战场在冀东，参战部队主力为白崇禧率领的第四集团军。
9月4日，白命令各部攻击前进，经过八天作战，连克丰润、唐山、开平、滦州(今滦县)。
直鲁军炸毁滦河铁桥，固守滦河以东地区，14日，白再命各部渡河会攻昌黎。
23日，在奉军张学良的夹击下，直鲁军被迫接受改编，历时二十余天的滦河会战宣告结束。
至此，收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以南京国民政府的胜利而告终。
讨伐国民党内部各派军事集团的历次战争南京国民政府收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南北以后，为确保蒋介石的统治地位，紧接着又发动了多次大规模讨伐其内部各派军事集团的战争。
主要有：蒋桂战争1928年，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势力在北伐奉系等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中迅速膨胀，并得到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的支持，对蒋介石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所以被南京国民政府选定为进攻的头一个目标。
其导火线是主席鲁涤平免职事件。
湖南是桂系联接广西的通道，但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却完全听命于蒋介石，而与桂系貌合神离。
于是桂系决定先发制人，于1929年2月19日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撤免鲁的省政府主席职务，由何键继任；并密派两师入湘解除鲁涤平等人的军队。
蒋介石以此为借口，组织讨逆军，于3月26日下令讨伐桂系。
讨逆军以朱培德为第一路总指挥，由江西进攻武(汉)、长(沙)路，阻止桂军南逃；刘峙为第二路总指挥，由皖鄂边境沿长江西攻武汉；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由河南沿平汉路南下夹击武汉。
自3月27日投入战斗，至4月2日，先后占领武穴、罗田、黄冈、青山等地。
4日，桂系将领胡宗铎等在李明瑞、杨腾辉倒戈投蒋的不利形势下，放弃武汉，退守鄂西。
5日，蒋军进驻武汉。
21日，胡宗铎等人通电下野，武汉战事结束。
蒋介石占领武汉后，为根本铲除桂系，随即组织了进攻广西的第二期作战。
5月21日，蒋军陈济棠部在广东芦苞、白泥一带击败李宗仁、白崇禧逃回广西后组织的“护党讨贼军”主力。
25日，弃桂投蒋的何键部占领桂林、平乐。
6月2日，何、陈联军攻占梧州，进逼南宁。
27日，李明瑞部占领南宁，李宗仁、白崇禧等相偕逃往香港，蒋桂战争以桂系的失败而告终。
蒋冯战争冯玉祥拥有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广大地区，且在蒋桂战争中扮演卞庄刺虎角色，欲收两虎之利，因此，蒋介石在取得讨桂战争基本胜利之后，立即增兵河南、山东，迫使冯玉祥收缩兵力，将山东、河南的西北军撤至陕西潼关，并于1929年5月27日通电宣布下野。
同年10月9日，冯部将领宋哲元等人再次发表反蒋通电，蒋冯战争又起。
从10月下旬至11月22日，蒋军在河南发动三次总攻，先后占领登封、洛阳、老河口、谷城、南漳，冯军再次失败，全部退回陕西。
蒋张桂战争1929年9月17日，张发奎在湖北宜昌解除南京国民政府派去接防的一个师的武装，并发表反蒋通电，要求汪精卫回国主政，随即率部向湘西进军。
27日，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在南宁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响应张发奎宣布独立，并率部进攻广东，蒋张桂战争爆发。
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宣布罢免张发奎、俞作柏等人一切职务，命刘峙、川军刘文辉等部追击、堵截张军，陈济棠、吕焕炎督率所部克期歼灭俞作柏部。
9月26日，张发奎在湖南石门被何键湘军击败，退走辰州。
10月4日，吕焕炎引陈济棠粤军进入广西梧州，俞作柏逃往香港。
11月1日，张发奎部由湘西到达广西。
这时，汪精卫决心捐弃前嫌，联合桂系共同抗蒋，任李宗仁、黄绍□为护党救国军第八路总、副司令。
11月17日，李宗仁与张发奎发表联名讨蒋通电，指挥桂军，配合张发奎进攻广东，蒋张桂战争再度扩大。
25日，蒋介石命何应钦赴粤主持讨伐张桂军。
12月4日，何指挥谭道源等五路大军向张桂军反攻。
经半月激战，张桂军大败，退回广西。
蒋唐石战争1929年12月，正当蒋张桂战争激烈进行之际，又爆发了蒋唐石战争。
12月2日，石友三在江苏浦口通电反蒋，隔江炮击南京城。
次日，唐生智等五十三人在河南郑州发表联名通电，表示拥汪(精卫)联张(发奎)，与石友三一致反蒋。
蒋介石采取拉拢阎锡山、张学良，政治诱降石友三，重点打击唐生智的方针。
12月中下旬，蒋军和阎锡山晋军分别从南北两面夹击唐军，先后攻占遂平、郾城、郑州等地，并在驻马店地区摧毁唐军供应站。
1930年1月初，唐生智化装潜逃，所遗各部接受蒋军改编，唐石反蒋战争以失败而告终。
蒋阎冯桂大战1930年春，阎锡山见李宗仁、冯玉祥、张发奎、石友三、唐生智等人先后为蒋介石所败，自身地位朝不保夕，于是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电约蒋介石同时下野。
阎的反蒋号召，得到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和冯玉祥、李宗仁等反蒋政治派别与军事集团的响应和支持。
3月14、15日，鹿钟麟等五十七人通电拥戴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
4月1日，阎、冯、李宣誓就职。
阎设总司令部于石家庄，以李宗仁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广西向湖南进兵；鹿钟麟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由陕西向河南进兵；自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由河北向山东进兵；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由鲁西南会攻济南；并内定张学良、刘文辉、何键、樊钟秀为五、六、七、八方面军总司令。
5日，蒋介石撤免阎锡山本兼各职。
12日，任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在鲁西阻阎军南下；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由徐州沿陇海铁路西进；何成□为第三集团军总指挥，在河南许昌以南地区牵制冯军；陈调元为总预备兵团总指挥。
5月1日在南京誓师，11日下达总攻击令，讨伐阎冯桂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经历三个阶段：①5月11日至6月下旬为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蒋军虽一度攻占河南归德(今商丘)、宁陵、睢县、民权等地，但总的形势对蒋不利。
归德很快被冯军收复，湖南长沙、山东济南先后被桂军和阎军占领，蒋军不得不撤守鲁西南和豫南漯河地区。
②7月至9月中旬为第二阶段。
反蒋各派在北平(今北京)召开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宣布成立以阎锡山为主席，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等七人为委员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
但军事形势发生了有利于蒋军的变化。
在湖南，蒋军三路反攻长沙，迫使张发奎和桂军于7月4日退回广西。
在山东，蒋介石调集重兵，自8月1日起，对兖州以北地区发动全面进攻，先后占领仲宫镇、邱庄、野老庄、肥城、界首等地，并在泰安激战五昼夜，歼灭阎军主力大部。
15日，蒋军重占济南。
在河南，蒋介石于挫败冯玉祥以攻取江苏徐州为目标的“八月攻势”后，复厚集兵力于陇海、平汉两铁路，对冯军发动了全线总攻，并于9月17日攻占洛阳附近的龙门，迫使截断后路的冯军转向豫北撤退。
蒋军在两湖、津浦、陇海、平汉各战场均取得全面胜利。
③持观望态度的张学良9月18日通电拥蒋后为第三阶段。
由于东北军入关占领平津，反蒋联军迅速瓦解，扩大会议移至太原举行，不久即风流云散。
11月4日，阎、冯通电下野，所部被张学良、蒋介石改编，战争结束。
“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争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集团清党反共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起义和其他地方的武装起义，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和海陆丰、井冈山、琼崖、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西、湘鄂赣、中央、左右江等农村革命根据地。
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自始即采取剿灭方针，1930年10月取得对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战争的胜利之后，更进入了以主要兵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江西的五次围剿： 第一次“围剿”1930年8月，蒋介石命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召集湘鄂赣三省党政军高级官员会议。
确定以军事为主，党政密切配合，分别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总方针。
12月，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以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兼任行营主任，指挥十一个师又两个旅，总计十万余人，采用“长驱并进”战术，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的广阔战线上分路向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宁都、雩都(今于都)、石城、瑞金、会昌等地进攻。
12月16～28日，蒋军先后进至因富、南垄、源头、洛口、头坡、万安县赣江西岸地区、泰和等地。
30日，第九路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率第十八师师部及两个旅由东固向龙冈前进，被红军全歼，张辉瓒被俘。
第五十师闻讯后，急由源头撤退，1931年1月3日在东韶遭红军伏击，被歼一个多旅，残部逃向临川。
其余各师闻风丧胆，纷纷退却。
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以失败而告终，总计损兵一万五千人。
；第二次“围剿”1931年2月，蒋介石改以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开始组织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军事“围剿”。
参战部队除第一次围剿战争失败后留下的各师外，又增调九个师和四个团，总兵力达二十万人。
4月1日，蒋军改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术，分兵四路向龙冈、宁都、东固、潭头、沙溪、大金竹、洛口、广昌方向推进。
5月16日，第五路军的第二十八师和四十七师一个旅在由富田向东固推进时，遭到在这里持重待机二十余日的红军主力的突然攻击，大部被歼，残部逃向水南。
19日，由水南东窜的四十七师残部和四十三师大部又在白沙被追击红军歼灭。
22日，二十七师一个旅覆灭于中村之战。
27日，第五师的四个团在广昌被歼。
31日，五十六师的三个团被消灭于建宁。
前后十五天，蒋介石连败五仗，损兵三万余人，枪两万余枝。
第二次“围剿”又告失败。
第三次“围剿”6月21日，蒋介石亲到南昌组织第三次“围剿”战争。
他自任总司令，任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聘请德、日、英人为军事顾问，新调嫡系部队五个师共十万人为主力军，加上一二次“围剿”战争中未被红军消灭的部队，总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计三十万人。
7月1日，蒋采用长驱直入战术，以何应钦兼任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一、二路进击军和第三、四军团，由南城方面进攻；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一、二军团和第三路进击军，由吉安、永丰、乐安方面进攻。
蒋军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二十余日，相继占领黎川、广昌、宁都等地，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8月6日至9月15日，先后在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等地遭到采用避实击虚、敌退我追战术的红军的猛然攻击，总计被歼十七个团，三万余人，第三次“围剿”再告失败。
第四次“围剿”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发动攻取沈阳，侵占东北全境事件。
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侵华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反从1932年6月起，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他坐镇武汉，自任总司令，调集八十一个师、二十九个旅又三十九个团，共六十三万兵力，计分两步进行：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以解除红军对武汉的威胁；然后再将进攻的重点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9月和10月，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蒋介石优势兵力的进攻和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下，先后丧失，红军分别转入四川和湘鄂边。
1933年1月底，蒋介石亲赴南昌设置行营，部署其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步计划。
他调集嫡系十二个师，共十六万人，组成以陈诚为总指挥的中路主军，以蔡廷锴、余汉谋为总指挥的左右两路军策应，采取分进合击战术，由乐安、宜黄、金溪、南城向广昌进攻。
2月27日，其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进至黄陂，遭红军伏击，五十二师全军覆没，五十九师大部被歼，两师师长先后被俘。
3月21日，其第十一师又在草台岗、徐庄地区被埋伏的红军歼灭大部，其余各师纷纷后撤，至此，第四次“围剿”基本被打破。
第五次“围剿”同年9月，蒋介石不顾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调集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组成以顾祝同、陈济棠、何键为总司令的北、南、西三路军(后又增加以蒋鼎文为总司令的东路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
为了准备这次“围剿”，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聘请德国、意大利、美国军官为教官和顾问，在江西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轮训中下级军官七千六百余人；并采取厉行保甲制度，举办军事借款，严禁食盐、煤油、西药等物资输入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措施。
9月25日，顾祝同北路军三个师首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推进，第五次“围剿”正式开始。
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先是采取军事冒险主义，命令红军实行进攻作战，连续作战近两月，不仅黎川被占，未能“御敌于国门之外”，且造成红军很大损失。
继而又实行军事保守主义，强迫红军进行阵地防御战，导致广昌、建宁相继失陷，革命根据地进一步缩小。
最后，见红军奋战一年，仍未能打破“围剿”，又实行逃跑主义，决定红军退出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于1934年10月仓促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
蒋介石以重大代价换得了第五次“围剿”的局部胜利。
此后蒋介石继续对长征西去的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进行围、追、堵、截和反复“围剿”，但始终没能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
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十年内战才最终结束。
十年内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对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必要性，基本属于正义战争；国民党内各派军事集团之间的战争，属于争权夺利，双方都不是正义的；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争，则完全是阻碍历史进步的非正义战争。
国民党各派军事集团的混战，特别是蒋介石发动的对红军的几次“围剿”，既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又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以可乘之机。
抗战哪个地方的军最厉害?
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贡献\ 曾国藩是湖湘文化所培育的典型代表，同时，他又以自己巨大的人格魅力和事功成就，为传承和弘扬湖湘文化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他的这种贡献，在湖湘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 一、张扬和提升湖湘文化的固有品质\ 以倔强不羁为生存方式的湖湘民风，以务本求实为价值体现的湖湘学风，千百年来，互为影响，融合化生，为湖湘文化的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酿造其强烈的地方特色。
这种特色突出表现在无须依傍的独自意识、经世致用的功业追求、使气轻生的热血性格、犟拗霸蛮的任事态度四个方面。
三湘四水所哺育的民众，无一不受其熏陶，区别只在或多或少、或深或浅而已。
这正是湘军能诞生在湖南，能建功于天下的基础所在。
曾氏所领导的这支部队，前前后后有过三十万人次的进出，历时十多年，转战十余省，在湖南堪称全民动员，全境参与。
其影响面之广，自有湖湘以来，没有任何一次活动可与之相比。
\ 于是，湖湘文化中的固有品质，在这样一场波及全民全境的活动中得到极大的张扬。
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对此有过生动的叙述：“水师喷起长江波，陆军踏过阴山雪。
东西南北十余省，何方不睹湘军帜。
一自前人血战归，后人不叹无家别。
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
万幕连屯数日齐，一村传唤千夫诺。
农夫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
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未返兄逾烈。
”“只今海内水陆军，无营无队无湘人。
独从中国四民外，结此军人社会群。
”走从军之路，靠热血搏斗来改善生存环境，自曾氏之后，成为许多湖南人的人生首选，以致近代中国军界形成“无湘不成军”的现象。
\ 同时，由于曾氏本人的文化修养以及他所推行的书生带兵的用人制度，长期以来只为士人所信奉和追求的价值观，通过军事管理的效应，得到一次最好的普及。
胡林翼请老儒在军中讲授《四书》《五经》，王錱的营地入夜则刁斗声与诵书声相混合。
类似这样的军营读书事例，常见于近世湘人笔记中。
\ 说过“军队是所大学校”，此话极有道理。
湘军就是没有楼房的大学，战场就是没有黑板的教室。
世世代代住在穷山僻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数十万农民，有了外出闯荡的机会，有了人世间最复杂最机巧最严酷的争斗经历，他们的眼界大为扩开，他们的胸襟大为拓展，他们的见识大为提高。
这里最大的变化是，他们从此知道，除了家庭外还有社会，除了生存外还有信仰，除了物质外还有精神。
于是湖湘文化在最广大的层面上有了一次质的提升，甚至飞跃。
国家、天下、道义等等这些过去只是少数士人关心的话题开始出现在野老村夫的嘴边，独自意识被提升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功业追求被提升为忧国忧民、救世拯时的忧患情怀，使气轻生的血性被提升到为理想而献身的牺牲精神，霸蛮的任事态度被提升为硬寨死战、屡败屡战的顽强果毅的坚执定力。
这里明显地有着一个方向的转移，即由个人转向群体，由私利转向公义，由小村落转向大世界。
\ 经过这次提升后的湖湘文化，进入一个全新境界。
于是，心系天下、敢为人先、忧国忧民、勇于牺牲、顽强果决、定力坚执等等，便成了百余年来湖湘文化精神特质的主要内容。
\ 二、为湖湘文化注入时代新内涵\ 农耕社会以家庭为单位，即所谓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的最大特点是各自为战，无须团体，故而农耕者从来就没有团队集体的观念。
过去，外国人称中国是一盘散沙。
湖南以农立省，散沙现象更为严重。
自从曾氏组建湘军后，此种现象开始有了改变。
曾氏组建湘军，有意利用血缘、地缘、业缘这些纽带把人员结合在一起，使得大家在战场上能彼此照应，生死与共，借以克服绿营普遍存在的“胜则争功，败不相救”的弊病。
残酷的战场用最简单最直白的道理教育着湘军兵勇：团结起来就能打赢仗，仗打赢了，升官发财，大家都好；仗打输了，什么战利品也得不到，大家都不好。
杨度的《湖南少年歌》曾这样赞颂湘军的团队精神：“父兄子弟争荷戈，义气相扶团体结。
谁肯孤生匹马还，誓将共死沙场穴。
一奏军歌出湖外，推锋直进无人敌。
”\ 湘军之后，团队观念在湖南广大人群中得到认可，大家能自觉地集合结队，抱团打伙。
近世湖南最有名的团队华兴会、新民学会，不仅是中国团队的典范，也是世界政坛上成功团队的典范。
在《新青年》上最早向全国人民喊出“民众大联合”口号的，不是别人，而是湖南人，由此看来便不是偶然。
大革命时期，湖南的农民协会是全国组织得最好的团队，由此看来也便不是偶然。
就连湖南的出家人也知道团队的重要。
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八指头陀，便是湖南人。
\ 因为地形原因，湖南历来闭塞，人们活动的范围不出洞庭湖。
湘南方言中的“出湖”一词，说的是有能力有出息的意思，其源即肇于此。
是战争让湖南人走出洞庭湖，驰骋大江南北；也是战争，让湖南人最早接触西洋的武器，切身体会到坚船利炮的厉害。
据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胡林翼之死是因为亲眼看到洋船的“迅如奔马”。
他认为“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
在这点上，曾氏的器识比胡远大。
作为湘军的领袖，战争逼迫曾氏成为那个时代最先深刻思索、最先寻找对策的政府高级官员。
他的思索和应对写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八的奏折中：“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曾氏的这个建议很快形成国策。
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外交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得以建立，曾氏所创建的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得以开办。
一个以引进西方科技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开始在中国兴起。
去世的前一年，曾氏又联合李鸿章奏请官派留学生赴泰西各国学习技艺。
“业成而归”，以使中国“渐图自强”。
去世的当年七月，此建议付诸实现。
因为湘军的缘故，“洋务”对湖南影响极大，它大大地扩充了湘人的眼界。
从那以后，普普通通的湖南民众的脑中里都开始有了西洋、东洋的概念。
\ 正因为此，清朝廷派往西方的第一任、第二任大使都是湖南人（郭嵩焘、曾纪泽）。
上个世纪，东洋留学生以湘人最多，甚至连年过半百的老太太也迈开小脚，远渡重洋，如杨度的母亲李氏，蔡畅的母亲葛健豪等等。
\ 团队观念、世界眼光，这便是曾氏为湖湘文化所注入的时代新内涵中最为重要的两点。
\ 三、为湖湘文化的弘扬筑下坚实的基础\ 曾氏事业的成功，为湖湘文化的弘扬，至少在两个方面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
\ 一是在精神上。
湖湘文化本是一个蕴含伟力的文化，但因为缺乏时代机遇的凑泊，长期以来，这种伟力未得到长足的展示。
湘军的胜利，使湖湘文化的强大力量得到充分验证，也使湖南人凭添空前未有的自信心，甚至滋生一股舍我其谁的略带几分狂傲色彩的自恋情结。
杨度的几句诗最具代表性：“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
”\ 这种自信心甚或自恋情结，为湖湘文化的弘扬酿造一种极为有利的氛围。
湖南人以自己的杰出同乡为自豪，进而以生我育我的一方热土为自豪，再进而以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为自豪。
在如此环境中，湖湘文化得到极好的传承和激扬。
\ 二是在物质上。
湘军是一支得胜之师。
因为胜利，出息了一大批人才。
从湘军中走出来的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先后有三十多人，司道以下的官员更多，二品以上的武官数以千计，三品以下者则不计其数。
这些人凭着权势和声望，为湖湘文化的弘扬贡献着自己有形或无形的力量。
也因为是胜利之师，所获的战利品便极多，仅南京一城，便号称“金银如海，财货如山”，这些金银财货大部分落入湘军吉字营的腰包。
湖南很快冒出一批有钱人。
他们经商办实业，建学堂办教育，送子弟到大都市读书，直至飘洋出海。
为湖南现代风气的开启起着重要的作用。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湖南成了全国最有生气的省分。
那时湖南的教育业发达，新式学堂之多居全国前茅，时务学堂尤为著名。
湖南的传媒业发达，《湘报》《湘学报》名满海内。
湖南的维新业发达，南学会等一大批学会对中国维新运动的推进出力甚大。
湖南的宪政业发达，湘人居然制定了湖南省宪法，这是有史以来中国惟一的省宪。
湖南的实业也不落后，矿藏开采、内河航运等都走在各省前列。
著名的守旧派首领王先谦便既是岳麓书院山长，又身兼两湖轮船公司的大股东。
这大概也是近代中国文人下海的最有名范例。
\ 就这样终于造就了百年来湖南人才辈出灿若群星的辉煌局面。
\ 四、促进湖湘文化走出湖南走向世界\ 自古以来，无论政治、经济与文化，与中原、江南相比，湖南都落后。
王闿运说：“湖南自郡县以来，未尝先天下。
”自从曾氏所创建的湘军成功后，湖南开始被世人刮目相看。
“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这句话已为世所公认。
“中兴将帅，什九湖湘”，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大经济出自大学问。
湖湘文化遂因此走出洞庭湖，为海内所重。
“五四”期间，陈独秀在《湖南人的精神》中写道：“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
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挡住清军大队人马。
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仗。
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
”坚忍不拔的湖南人精神，在中国社会的剧变时期，就这样鼓舞着全国士人和民众。
\ 湖南人的精神还引起世界的关注。
美国人类学家奥天柏是个研究人文血型的专家，他曾把人类人文血型分为六种，其中的第三种被命名为湖南型。
\ 湖湘文化是六千多万三湘儿女的共同财富，我们应当珍惜。
曾国藩为湖湘文化所作出的贡献是历史的存在，我们应当正视。
当然，那一段历史是千千万万湘人共同书写的历史，曾国藩只是因其领袖的地位，而成为研究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符号。
这一点，笔者希望得到大家的共识。
百科知识竞赛!
这去搜集下问题做成幻灯片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