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所有的音乐与歌曲
我写论文的时候找到的资料: 《阳光灿烂的日子》没有原创音乐,整部电影中的音乐,是以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的歌剧《乡村骑士》中的旋律和文 革、苏联、朝鲜歌曲构成,成为本片的一大特色。
1. 随着姜文充满感情的画外音的结束,一片湛蓝的天空在静场中出现了,稍顷,激越的音乐骤然响起,***那只全中国人们无比熟悉的巨手和头部,在下摇的镜头运动中缓缓入画。
接着,歌声响起来—— 革命风雷激荡 战士胸有朝阳 ***呀***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 您的光辉思想像雨露阳光 哺育我们成长 您的革命路线像光辉灯塔 指引我们胜利航向 用忠于您的红心 铸成伟大长城 用保卫您的意志 结成铁壁铜墙 伟大领袖*** 我们衷心敬祝您老人家 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歌声中,是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镜头组接,充分显示了姜文的导演才华。
这首歌不是老唱片,是由刘维维重新演唱的。
1969年。
全国都在都唱这个歌,当时的唱片里,是一首节奏舒缓的男声独唱。
没有姜文在片中渲染得那样大气磅礴,更没有100多人的交响乐队与大合唱。
这首歌的歌名是《***,革命战士敬祝你万寿无疆
》。
从作品来看,作曲很有才华,四个乐段构成的全曲,起承转合自然顺畅,乐段之间的衔接逻辑性极强,一气呵成。
2. 军用运输机从摄影机的头顶冲上蓝天后,向远方飞去,接着镜头切换到教室的墙壁,节奏骤然舒缓下来,动效也营造出十分静谧的氛围。
接着,歌声由弱渐强地响起来—— 远飞的大雁 请你快快飞 捎封信儿到北京呀 翻身的人儿想念恩人*** 手捧语录本 眼望北京城 为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革命派战士想念恩人*** 接着就是马小军从窗外看三个10岁左右的女孩子,在***画像前一边唱一边跳。
接着教室的玻璃突然被飞来的一块砖头敲碎和女孩子惊恐的喊叫…… 这首歌曲的歌名是《想念***》,但人们更喜欢称它为《远飞的大雁》。
就像《我的祖国》,人们更喜欢称它为《一条大河》。
随着歌曲的流传,歌词也在发生着变化。
比如“翻身的人儿”有唱成“翻身的农奴”的,“手捧语录本”有唱成“手捧红宝书”的。
而热爱自己所参加的组织和派别、又十分想念***的人,更把“革命派战士”临机改成“硬骨头战士”、“八•三一战士”等等。
这样,这首有着十分鲜明的藏族韵味的歌曲,便成为“造反派”们抒发感情的首选歌曲,因为它委婉、甚至有些缠绵。
刚刚从武斗的炮火硝烟中走出来的人,唱一唱它,还真有些96年前巴黎公社战士的感觉
这样,在1969年最流行的三首歌曲,姜文在电影的开头部分,便用去了两首
以后别人再拍那个年代的电影,背景音乐真就不好办了——只剩下《满怀激情迎‘九大’》这一首了。
而且《想念***》成为影片前后照应的音乐伏笔,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沧桑感。
任何一个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听到此曲,大多为之动容。
这并不是说,人们是如何的想念***,如何的怀念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而是这首歌的每一个音符,无不浸渗着人们的青春、理想、年华和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怀…… 3. 除去马小军和他的伙伴们追逐时的那首非文 革乐曲《骑兵进行曲》后,第三首歌曲就是《友谊的花开万里香》了。
在影片中,它是作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背景歌曲—— 美丽的鲜花在开放,在开放 朋友们啊来自远方,来自远方 亚非拉朋友手挽手, 友谊的歌儿高声唱,高声唱 火红的太阳放光芒,放光芒 朋友们啊欢聚一堂,欢聚一堂 小小银球连四海 友谊的花开万里香,万里香 这首歌在当时很是著名,是纪录片《万紫千红》中的插曲。
《万紫千红》纪录的是北京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的电影,很好看。
影片放映后,这首歌很快成为大陆外交活动的主打歌曲,在大城市里,几乎没有一个孩子不会唱。
身在北京的姜文当然更会。
但是影片中的歌词是很不准确的,或许因为它是重新录制,姜文凭记忆写下来的,或许是当时北京有这个版本。
在影片中,冯小刚和夏雨都又蹦又跳的,西哈努克的轿车在他们眼前风驰电掣般地弛过,车内,西哈努克双手合十向窗外的人群致意的身影一掠而过,颇有些幽默色彩。
但是在史实上,这位流 亡元首大多是站在敞篷车上,向欢迎的人群频频招手,脸上挂着他那惯有的王子般的微笑,身边,是他那美丽典雅的夫人莫尼克公主。
他在1972年5月来沈阳时就是这样的。
那一天沈阳几乎是万人空巷。
从1965年刘少奇陪同一个国家元首来过外,沈阳已经多年没有看到国外的元首了。
现在,国家改革了对外礼宾制度,迎接外宾再也不搞这些劳民伤财的活动了。
细想想,也是件好事。
再者说,现在的人也不像那时候那么听话了,再组织这样的活动,还真挺令人头疼的。
别的不说,你再让孩子在街上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家长都不干
还有那整齐划一的服装、标语、彩带……谁出钱
4 朝鲜人民军合唱团的演出在我的记忆中很是模糊,我只记得有一个人民军协奏团。
但片中那个苏式建筑我很熟悉,这就是现在的北京展览馆。
我在1996年在那里看的广告《饕餮之夜》,全程6个小时,观看中间还给一顿便餐。
票价是400元——当然,是公费。
当展览馆的塔尖拉出来时,汉语的《金日成将军之歌》响起来了。
这首歌过后,便是《卖花姑娘》里的那首最著名的插曲,但这次是朝鲜语的了。
翻译成汉语大致是—— 春风年年吹遍草原,鲜花开满山 失去祖国也受不到春光的温暖 鲜花啊,鲜花,哪年哪月 你才能真正开在我们的心间 不怕冰雪,不怕严寒 不怕严冬再冷 遮不住红太阳万丈光焰 让我们把百花的种子 撒遍祖国三千里锦绣江山 这时于北蓓(小陶红)把撇着八字步的张晓梅(左小青)领到这群臭小子面前,马小军(夏雨)开始和她套磁…… 这个情节使我想到今天的北京姑娘。
我告诉没有去过北京的人,分辨是不是北京姑娘十分容易——只要你看到略施淡妆甚至素面朝天、穿着低调而又有品位的,一定是北京姑娘。
她们在夏天往往穿着一条宝石兰的牛仔短裤,露着两条小鹿一样的长腿,周身洋溢着自信与随意。
她们去北图、去人艺剧场、去美术馆、去21世纪剧院…… 扯远了,还是回到音乐上来。
我一点不怀疑这首歌曲的优美,而且经常吹奏或弹奏;但总觉得耳熟,因为它非常像一首经典的西方儿童歌曲(名字忘记了,小学的音乐教材里就有),旋律基本一样,只是个别音型有些改动和在曲式上作了扩展。
在《卖花姑娘》中,这首歌曲也像《远飞的大雁》一样,开片有,结尾还有。
只是开片是乐曲,结尾是领唱和合唱。
我个人认为,这首歌是《卖花姑娘》中最有深度的歌曲。
5. “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接着,那首全世界无产者的歌(乐曲)响起来。
它的第一段歌词是这样的——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 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电影中,《国际歌》的出现往往是在监狱里,比如在《空军一号》中,当恐怖分子的头头昂首挺胸地走出监狱时,狱友们便齐声高唱《国际歌》。
在如何把共 产主义妖魔化上面,好莱坞是很有一套的。
姜文对采访者讲,在送审时,这个地方受到了质疑,因为,在这首歌曲的演奏中,马小军和哥们儿们正在用板儿砖、刃器等,在一个小胡同里同另一伙人进行着殊死的搏斗
马小军手里的一块板儿砖,结结实实地敲在对方一个被逼到绝路上的同龄人的头上…… 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马小军击败了同是无产者的后代的同龄人。
看到此处还会激活我的记忆,我也曾亲眼目睹过这样的场景,只是是一群年龄比马小军大得多的高中生。
那是在1967年,这群高中生还没被赶到农村、同时又没参加什么正经的派别组织,便成天在街头滋事。
过程几乎和影片中的大同小异,不同的是,地点是在我们街道(那时叫公社)墙外一个施工工地。
那里码着一垛垛的红砖,用起来特别方便,不用像马小军他们那样,还得在脖子上挎个书包,把砖头装书包里——多沉哪
我们打架时已经有了徒手博斗的最普遍使用的一招——电炮。
所谓电炮,就是在对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用直拳或勾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直击对方的嘴和鼻子这一区域,那鼻子里会在瞬间流出殷红的鲜血…… 我就挨过电炮,当然,也对别人使用过电炮。
要不是后来突然鬼使神差地迷上了音乐,也许早就学坏了,也许早就被捅死了…… 6.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 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歌声在莫斯科(老莫)餐厅里响起来。
其实这不过是一种象征。
文 革年代是不可能在这里唱这支歌的。
许多人误以为这支歌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其实错了,它诞生于1938年。
那时候,希特勒走向战争的第一步——吞并他的祖国奥地利的阴谋,才刚刚开始付诸实施,3年后,“巴巴罗沙”才正式启动。
喀秋莎,多美的名字
多美的俄罗斯女孩子的名字
但是在东线作战的德国、意大利以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士兵,最怕听到这个名字,因为它象征着崩溃和死亡。
“喀秋莎大炮”可不像俄罗斯女孩子那样典雅,它那震天动地的吼叫,足以摧毁这些重蹈拿破仑覆辙的人的意志和神经…… 但在此刻,在莫斯科餐厅里,这首歌曲却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
小坏蛋(王朔)被大家架起来,像一个用高射机枪击落了德国“斯图卡”战机的机枪手般的自豪——因为他制止了一场必将是空前的喋血…… 《喀秋莎》是我们公司艺术团的保留节目。
男中音独唱,当演唱到高潮时,10名身着当时苏军军服的女孩子齐刷刷地敬着军礼上了台,高统军靴、露膝短裙、宽皮带、船型帽……真漂亮
演唱者被观众遗忘了,大家看着这群姑娘眼睛都不想眨了…… 这首歌曲在舞厅里也经常被奏响,是跳“快四”时用的。
我很反感,总觉得有些不严肃。
7.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问世于1956年。
这样一首短小而并不复杂的歌曲,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地越传越广,这在世界音乐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
1956年,由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摄制了一部反映苏联全运会的大型文献纪录片:《在运动大会的日子里》。
电影厂邀请著名作曲家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为影片配乐。
索洛维约夫与诗人马都索夫斯基合作,为影片写了4首插曲,其中之一就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歌曲既有俄罗斯民歌朴实无华的特色,又有俄罗斯城市浪漫曲的风韵。
短短的一首四个乐句的小歌,却极富调式上的变化——第一乐句自然小调式,第二乐句自然大调式,第三乐句旋律小调式,第四乐句又回到了自然小调式。
而且四个乐句并不是一般规规矩矩、方方正正的结构,乐句之间决无对称,决无完全相同的。
且在切分音、强弱的设置上也颇具匠心。
史料记载,当这首歌拿去录音时,电影厂的音乐部负责人审听之后并不满意,他说:“您的这首新作平庸得很。
真没想到您这样一位著名作曲家会写出这种东西来。
”这使我想起乔羽老人在写毕《难忘今宵》后,台里的一个女孩子来取,她看了一眼后便叫起来:乔老,您写的是什么呀
这也太……那位苏联大人是僵化,这位中国小孩儿只能说是浅薄了。
电影上映后,这首歌曲受到了青年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的异乎寻常的欢迎。
不知那位可敬的负责人听说后会作何感想。
这又使我想起了我国的词作家张藜,他在初学写歌词时,曾将自己的习作拿给当时的某音乐学院院长看。
院长看后说,小伙子,你不是干这个的料。
看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句话真是一点不错。
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开幕前的两个月,联欢节筹委会决定,选送《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参加联欢节歌曲大赛。
于是,这首并非为大赛而作的歌曲一举夺得了金奖。
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唱着“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登上列车,向莫斯科依依惜别。
自此,这首只有四个乐句的小歌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1958年,第一届国际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在莫斯科举办,一等奖获得者、美国青年钢琴家范•克莱本,在告别音乐会上激动地弹奏起这一乐曲,全场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听众们都站起来,随着他的弹奏齐声高唱。
1959年,苏联设立以“列宁”命名的最高荣誉奖,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五首歌曲荣获首届列宁文艺奖。
直到苏联解体为止,以歌曲作品而获此殊荣的,仅此一人。
1962年,肯尼•鲍尔用英语录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由曼•库尔蒂斯填词,取名《莫斯科之夜》)成了美国当年的畅销唱片,我们知道,在“冷战”期间,美国几乎是从不介绍苏联歌曲的(因为美国的宣传是,共 产主义制度下的苏联一片漆黑,怎么会有音乐与爱情呢
)。
法国作曲家兼歌手弗朗西斯• 雷马克用这首歌的曲调另填法语歌词,取名《春天的铃兰》,在法国唱红一时。
苏联的“若克”歌舞团在巴西访问演出,演唱巴西的《桑巴》,全场观众高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作为回报。
骑着阿拉伯快马的撒哈拉骑手,用最稀有的豪萨语唱着这首歌来到尼日利亚。
在芬兰、几内亚,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到处都可以听到有人在唱这首歌。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无疑已属于全世界。
因为它以朴实、真诚的音乐语言,唱出了全人类共同的心声——爱。
长夜快过去 天色朦朦亮 衷心祝福你好姑娘 但愿从今后 你我永不忘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可惜,马小军把爱弄走样了,真可惜。
8. 列车呼啸着斜穿银幕,歌声又响起来了—— 东海扬波红日升 南岭起舞飘彩云 珠穆朗玛雪峰献哈达 草原上赞歌唱不尽 啊,*** 大江南北留下了您的足迹 五湖四海回响着您的声音 您指引革命航创乘风破浪 您和各族人民心连心 《颂歌献给***》。
这首是原唱,一听便是。
列车上,马小军一家含悲忍泪地向着目的地进发,去给亲人奔丧。
姜文在奔丧的情节中选用这首歌,我觉得主要是看中了歌曲奔放的情绪和欢快的节奏。
这样,一种强烈的反差便显现出来。
这种反差使我想起80年代末期,样板戏重新在大陆唱起来时,一些当年受 过 迫 害的人提出了疑义,原因很简单,当年造反派在对他们实施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时,便播放样板戏,且声音弄得很大。
在一片锣鼓家什和西皮、二黄的唱腔中,用极富创意的刑罚或报复、或取乐。
想一想,当三角带呼啸着落到身上时,当带铁扣的皮带落在头上时,耳边回响的却是杨子荣的“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或郭建光的“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那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啊
纳粹在对犹太人实施灭绝时,也是这样做的。
当从欧洲运来的犹太人到达死亡营后,车站的喇叭里播送的竟然是《蓝色多瑙河》
当这些注定要死去的人赤身裸体、排着长队按次序走进毒气室时,喇叭里播送的仍然是世界名曲
看来恶者在行恶时思维逻辑大同小异。
不同的是,德国党卫军是在以此平复犹太人的恐惧,以防止生乱,影响效率;中国造反派更多的是掩盖被折磨者那撕心裂肺的哭叫和哀求。
我刚入厂时正是对造反派进行清算的时候,在一次揭批大会上,受害者控诉过这样一件事,造反派对自己折磨人的老一套玩腻了,便想出了更富有创造性的刑罚:当他们由于生理的需求要小便时,便令被他折磨的人张开嘴,喝他们从体内直接排泄出来的尿
记得当被害者讲到此处时,全场一片强烈的骚动…… 似乎是一夜之间,中华民族便迅速地完成了从礼仪之邦到野人之邦的退化。
这真是个奇迹
我接触过几个当年造反起家的大小头头,我主动和他们交谈,认真地观察他们的言行,想从他们的一举一动中看出和我们不同的东西。
看不出什么,他们和我们一样。
但当我恶毒地下了套子,引诱他们讲文 革时的事情时,他们终于露出了和我们不同的一面:那就是——潇洒。
他们笑嘻嘻地讲着武斗,讲着批斗,讲着他们那带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所以陈云说,对于“三种人”不是使用不使用的问题,而是根本不能用。
9. 乘坐54次去北京,当列车驰进北京城郊时,正是太阳升起的时候。
这时,我最愿意从铺上爬下来,抻着懒腰,打一个哈欠,然后坐在边座上,望着近在咫尺的北京,轻轻地哼唱起来—— 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 庄严的乐曲报导着祖国的黎明 啊,北京啊,北京 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 人民的骄傲,胜利的保证 各族人民把你赞颂 你是我们心中一颗明亮的星 1972年10月2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这首歌曲,由李光羲演唱。
同时播出的还有由张振富演唱的《雄伟的天安门》(张振富唱得不是很好)。
一年以后,我听到了由张越男演唱的《北京颂歌》。
男高音变成了女高音。
别说,张越男演绎的确实有些新意,难怪作者说:张越男挽救了这首歌。
不管人们出于怎样的政治态度,对北京的向往却几乎是如出一辙:一辈子不进京,不如不托生。
这是我老妈常说的一句话。
1970年,我的一个同院的同学去北京亲戚家。
羡慕啊,北京有亲戚
那时候,北京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圣地。
那时我正在安装半导体收音机,成天和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磁棒、线圈打交道,便让他给我在北京买一支高频三极管。
他问我高频是什么意思
我说你别管了,到了五金交流商店卖货的都懂。
接着就开始和他通信。
记得当写到北京两个字时,心里又苦又酸又甜。
毕竟,我的信能够到北京了,能够在北京的邮局和邮递员的邮包里,在北京的大街上转一圈了,说不定还能经过天安门哪…… 后来同学回来了,三极管也买来了。
到底是首都,看人家那三极管,精致、小巧,还是天蓝色的,看着就会使你产生有关太空的联想
我急切地将它安装在线路板上——打开开关,没有反应。
再试,还是没有反应。
我只好用电烙铁把它化下来,拿着它找一个懂行的人一问,告诉我,这是低频的。
好心疼,两块多钱哪
能看20场电影啊…… 这件事使我对北京人的素质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现在,看着马小军和他那群狐朋狗友,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小胡同里扭着腰奋力蹬车的镜头,有着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因为此时的背景歌曲就是《北京颂歌》。
我立刻回想起我那枚没有了用处的低频三极管。
因为正是在那个年代,我第一次领教了北京人的服务质量。
龙应台离开北京后,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小文章:《吵架》。
讲述了她在首都机场所遭遇到的自己同胞、机场工作人员那低劣的品行和低下的素质。
北京人坐不住了,一改往日那生为天子脚下臣民的傲慢与懒散,开始在报纸就这片文章展开了一场大讨论。
因为这是一个海外作家写的,他们当回事了。
一个即将第一次去北京的人问我,到北京如何不受欺负
我告诉他:第一,和他干,彻底干垮他;第二,和他装,装北京人——当然这一条第一次去的不行。
只要不是官方活动,我到北京就立刻撇起几乎可乱真的京腔,见到老太太不喊“大姨”,喊“大妈”,见到老头子不喊“大叔”叫“大爷”(如:大爷,刘家窑怎么走
),要控制好调值(沈阳话调值高,特别是阴平词汇的发音),注意拖腔…… 一次在一个公汽上,一个外地人对售票员(一个小伙子)说,你少找我钱了。
那个小伙子说:多新鲜哪
我会少找您钱
这个外地人也不含糊,到底把帐算清了。
那个小伙子心有不甘地开始退款。
外地人自然还要说上几句,小伙子不干了,说:别嚷嚷,别嚷嚷,嚷嚷什么呀你
接着他又说了许多难听的话,接着车里的人便听到连通州都能听到的清脆、响亮的一声——啪
外地人可能知道自己说不过北京人,反正也不是君子,于是便动手了。
那个小伙子真是个君子,捂着火辣辣的嘴巴继续白话——但决不还手。
讲了这么多北京的负面,是因为北京身上的责任太重了。
50年后,中国的综合国力将接近美国,那时的北京,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超级大国的首都了,北京人的国民素质当然应该和这个地位相匹配。
那时候,真的就像歌中唱到的那样—— 我们的红心和你一起跳动 我们的热血和你一起沸腾 你迈开巨人的步伐 带领我们奔向美好的前程 当然,那时候,笔者已经不在人世,今天艺苑中的大部分网友,也已经进入古稀之年。
但谁不愿意看到自己国家的强盛呢
谁不愿意自己国家的首都是世界第一文明之都呢
10. 黑白画面:镶嵌在塑封中的***小照轻轻地摇动着;车窗外,是十里长安街、天安门…… 与之同时出现的,是《想念***》的旋律。
接着,当车中的人们站在车里,眺望着与少年时代有着天壤之别的北京时,藏族青年女歌唱家泽娜卓玛的藏语《想念***》响起来…… 电影学者戴锦华对该片的定位是——青春残酷物语。
姜文的观点是——文化大革命再不好,毕竟使我们少学了许多没用的东西。
演员傅丽莉说:“如果不是《美国往事》拍在它的前面,这片子一定能成为世界名片。
” 笔者要说的是,尽管《美国往事》拍在它的前面,它也一定能成为世界名片。
让岁月去验证吧 出自“老三届”网站
擦皮鞋的全部歌词
曲目:擦皮鞋专辑:东北二人转★★★★★★我坐在马路上马路上我的生意将开张我坐在马路上马路上我的生意将开张无论是男无论是女无论是老头和少女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你说亮不亮双臂摆动(那么)两块五一双黑鞋油白鞋油棕色鞋油什么都有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你说亮不亮我瞅瞅东望望西不是哥们儿我吹牛皮我打过腰提过气原来我是个有钱的老白干八个点共产党给的铁饭碗我吃一碗盛一碗混的单位就关了板关上了门不开饷(我他妈)光荣的下了岗回到了家没钱儿花来到大街把鞋擦不怕冷不怕热不怕挨累不怕饿挣两个钱笑呵呵老婆孩子混粥喝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你说亮不亮双臂摆动(那么)两块五一双黑鞋油白鞋油棕色鞋油什么都有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你说亮不亮南来的北往的山东的湖广的四平的吉林的那么通化延边图们的白城的长春的黑龙江省哈尔滨的大庆的永红的佳木斯到辽宁的营口的沈阳的丹东本溪辽阳的抚顺的大连的锦州海城鞍山的天津的重庆的呼和浩特北京的山西的福建的深圳澳门台湾的湖北的海南的广西宁夏四川的新疆的西藏的九七回归香港的朝鲜的越南的马来西亚苏联的日本的美国的那么坦桑尼亚老挝的英国的法国的那么罗马尼亚刚果的尤的蒙古的南斯拉夫秘鲁的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你说亮不亮双臂摆动(那么)两块五一双黑鞋油白鞋油棕色鞋油什么都有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你说亮不亮当兵的站岗的守卫祖国边防的抗洪的抢险的抗震救灾捐款的公安的法院的纪委检察统战的工商的税务的交通航空铁路的缉查的收税的桥头路口收费的公司的商场的矿山企业待岗的扛过枪的受过伤的退到二线把福享的供应的销售的食品公司管肉的园林的绿化的卫生体育文化的邮局的电信的(那么)城管大队货运的供水的供电的计划生育医院的管帐的管钱的专管结扎戴环的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你说亮不亮双臂摆动(那么)两块(百)五一双黑鞋油白鞋油棕色鞋油什么都有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你说亮不亮酒店的饭店的装潢的旅店的五金的家电的(那么)修车的电焊的修脚的剃头的马路边上耍猴的抽贴的算卦的看手相的卖画的收购的出租的电话亭里打传呼的推车的摆摊的蹲在市场卖单的卖菜的卖米的卖桌椅板凳茶几的卖酒的卖烟的卖螃蟹大虾海鲜的卖油的卖醋的卖花椒大料味素的卖糖的卖茶的卖煎饼果子麻花的卖花的卖鱼的卖桔子苹果鸭梨的卖雀的卖狗的卖头蹄下水猪手的卖烧鸡的卖茶蛋的粮油店里卖面的卖鞋的卖布的卖针织品和毛裤的卖手套的卖床单的卖西服的卖衬衫的卖书的卖报的专治性并广告的卖王八的卖鹿鞭的抹上神油硬一天的阳萎的早泻的月经不准差半月的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你说亮不亮双臂摆动(那么)两块(百)五一双黑鞋油白鞋油棕色鞋油什么都有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你说亮不亮打工的卖力的收拾卫生扫地的说书的唱戏的变魔术耍杂技的练武的打拳的制造飞机轮船的石油的煤炭的专门研究导弹的考古的探险的拉屎洒尿全管的升官的下岗的自己投资办厂的发财的倒闭的取借无门憋气的走私的犯毒的麻将桌上诈和的的开
可口可乐进入中国的历史
买一瓶可口解渴,在今天真是再容过。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当初可口可乐进国,一波三折,几乎是一部长篇历险记。
我认识两位引进可口可乐的关键人物:佟志广和孙绍金。
两人官阶虽然相差很大,可都是当初引进可口可乐的要角。
佟志广曾任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是我国“入世”谈判第二任首席代表。
退休之后,佟老兼任许多机构的教授和顾问,东奔西走。
孙绍金当年是引进可口可乐的具体承办单位——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简称中粮)糖酒杂品处副处长,孙老退休之后赋闲在家。
他们二位回忆起当年引进可口可乐的事,至今还是唏嘘慨叹。
话要从1976年说起。
当时,中美两国尚未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互相在对方首都设了联络处,年轻的佟志广在中国驻美联络处任商务秘书。
一天,当时的可口可乐总裁马丁来华盛顿找到联络处,向佟志广表达了一个愿望——向中国出口可口可乐。
佟志广现在还记得,从那以后,联络处的冰箱里就多了可口可乐这种饮料。
他对我说:“是免费赠送的,美国人精明啊,那时候就瞄上了中国这个市场。
”佟志广又说了一个时髦词:“赠饮”。
很快,可口可乐邀请中国驻美联络处商务处官员到亚特兰大的总部参观。
佟志广说:“公司管理得非常好,产品质量控制也是我们远远不及的。
那是一群非常聪明的人,把水加上点甜味,竟然卖向了全世界,而且让人们把喝可乐变成了习惯。
” 1976年,中国政治局势动荡不安。
佟志广告诉美方,现在进入中国“为时尚早”。
他向对方这样解释,新中国建立以后出生的中国大陆老百姓,只在电影里见过可口可乐,而电影里的可口可乐又总和美国兵联系在一起。
朝鲜战争之后,可口可乐的形象已经不单是饮料那么简单了。
当时的中国还不可能接受可口可乐这个代表西方生活方式的产品。
1977年,佟志广回到国内,进入中粮工作。
这一年,马丁访问北京,又找到他。
马丁把佟志广约到自己下榻的北京饭店,再次提出可口可乐希望重返中国。
佟志广问他:“你认为现在时机成熟了吗
中国人能接受可口可乐吗
” 马丁说,他们在中国设厂,重点不是卖给中国消费者,主要是针对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和美国人。
至于上次说的美国兵,马丁说,他们和美国兵没有关系,他们不过是卖汽水加甜味来赚钱的公司。
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有可口可乐工厂。
非洲、亚洲也有很多他们的工厂。
他们是商人,哪儿有需要,他们就到哪儿。
佟志广听了点点头。
到了1978年,中国政治局势渐渐明朗。
经过当时中粮总经理张建华和佟志广等人多方努力,可口可乐与中粮进入实质性接触。
在谈判中担任翻译的董士馨回忆说:“当时我们没有中央的红头文件,仅有李先念副总理手写的一张不大的纸条,意思大致是说可以进行此项工作。
这张纸条就是中粮引进可口可乐的尚方宝剑。
” 中粮谈判代表就是糖酒杂品处副处长孙绍金,可口可乐的代表是公司亚洲区代表李历生,谈判地点在北京西苑宾馆。
“前后一共谈了三次,”年近八旬的孙绍金谈起30年前与可乐的接触,记忆犹新,“当时张建华正在西苑宾馆开会,我们边谈边向他请示。
”孙绍金提起这位已经去世的老领导非常激动,“张建华是个思想非常开放的人。
当年,他和佟志广一起在中国驻美联络处工作,一起去亚特兰大可口可乐公司参观。
佟志广当时是商务秘书,张建华是商务参赞。
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张建华功不可没。
” 力主将可口可乐引入中国大陆的张建华,得到了当时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的支持。
1978年12月13日,可口可乐公司与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在北京饭店签订协议。
协议规定,美国采用补偿贸易方式或其他支付方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装罐、装瓶设备,在中国开设专厂灌装并销售。
在可口可乐装瓶厂建立起来之前,从1979年起,用寄售方式由中粮总公司安排销售。
可口可乐撤离大陆30年后重返中国市场,成为港澳之外第一家进入大陆的外企。
巧合的是,与此同时,在北京饭店同一层楼另一间会议室里,中美两国正进行恢复邦交的谈判。
4天后,12月17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 5天后,12月18日,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
当时,美国媒体怀疑可口可乐提前了中美高层外交动向。
《纽约时报》与《华尔街日报》对此进行了调查。
调查发现,“看不出卡特总统与此事有何联系”,但美国媒体还是把可口可乐重返中国这一商业事件,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
根据中粮总公司的安排,在香港五丰行协助下,首批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于1979年底由香港发往北京。
孙绍金告诉我,瓶装可口可乐是最高级的。
塑料瓶装的、听装的都比不上,要喝还是喝瓶装的。
可是,瓶装的在生产和运输过程中成本很高,不利于普及,所以大量生产还是采用了塑料瓶装和听装。
下一个议题是,在什么地方建设可口可乐的工厂
美国人提出了上海。
早在1927年,可口可乐就曾在上海设立工厂,叫正广和汽水厂。
那里的工厂在20世纪40年代,成了可口可乐在海外最大的工厂,生产线与美国本土是同一个技术指标。
1948年,可口可乐撤出中国,周恩来指示,将可口可乐生产线拆下来运往北京。
据说,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北京著名的“北冰洋”汽水厂第一条生产线。
由于这一渊源,可口可乐首先想到在上海设厂。
但是,当中粮与上海有关部门联系时,却受到上海强烈抵制。
上海有些单位和个人在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文章,指责中粮引进可口可乐是“卖国主义”、 “洋奴哲学”、“引进美国生活方式”、“打击民族工业”。
据孙绍金回忆,上海市财政局的一个干部还给中央领导写信,把事情捅到了中央。
可口可乐不得不改在北京建厂。
幸好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林乎加眼光比较远,在他支持下,装瓶厂最终落脚在北京五里店中粮公司下属北京分公司的一个烤鸭厂里。
厂房只有一间,是烤鸭厂腾出来。
1981年4月正式投产。
双方当时的合作方式是:可口可乐赠送一条瓶装线,每分钟装300瓶,中方每年花30万美元购买可口可乐的浓缩汁。
可口可乐方面起初预计投资60万美元,最后建厂花了将近100万美元。
工厂建成之后,又有了不同意见。
一位老同志先发话了:“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
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
非要喝可口可乐
简直是卖国主义。
”要求中粮对此作出解释。
中粮公司专门写了报告,阐述5点理由: 一、可口可乐是饮料,有名气是因为销售成功。
美国人到世界各地都喝这种东西,改革开放之后,外国人来得多了,成为一种必备饮料,我们应该满足这种需要。
二、可口可乐配方用了中国的桂油,有中国的成分在里面。
三、我们尚未掌握饮料罐装瓶装技术,引进这套设施,有助于技术进步。
四、我们每年花30万美元买浓缩汁,但是我们的利润要比30万美元多出2到3倍。
五、我们仅限在北京设厂,不在其他地方设厂。
北京设厂也是有控制的,国家在政策上规定,可口可乐生产量不超过我国饮料总产量的5%,建厂前办理审批手续等。
提起可口可乐配方添加了中国的桂油,孙绍金对我说,“岂止桂油,里面还有甘草、桂皮等很多中药成分。
上世纪末,可口可乐公司每年从中国土畜产总公司进口的中药就达3.5到4亿元人民币。
” 情况缓解下来之后,可口可乐计划开更多的厂。
第二个厂址选在了深圳。
这次双方达成的协议是,可口可乐提供每分钟500瓶的装瓶线,价款的50%为无偿赠送,另50%价款由进口可口可乐公司浓缩液补偿。
由于广东省领导出面干预,厂址改为广州。
1982年初,可口可乐副总裁、国际部总裁哈利去广州签署有关协议,不料广州也出现了“反可口可乐潮”。
此时正值***期间,广东省领导都在北京开会,他们要求“慎重”并且推迟签字。
但哈利及其专机已经获准在北京入境,马上要转赴广州。
怎么办呢
时任外经贸部部长代表王品清请示国务院领导,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指示“按原计划进行”。
王品清亲自去机场迎接了哈利及其代表团。
1983年,广州厂投产。
“现在可口可乐在中国已经拥有了30家装瓶公司和36家厂房,可在80年代,每建一个厂都要经过层层审批,磨很长时间,十分辛苦。
”当时在可口可乐公司负责中国公关业务,后来升任公司副总裁的卢炳松说。
1986年,可口可乐想在上海建设浓缩汁厂。
由于配方保密,美方要求这个厂由可口可乐独资。
但在当时,中国尚不允许外资独资。
后来,中方代表提了一个方案:先由可口可乐建两个厂——一个浓缩汁厂,一个汽水厂,再由美方把汽水厂白送给中方。
然后,这两个厂组成一个联合董事会,中美各控股50%,组成一个合作企业,这就是第一个中美合作企业。
通过这样一道道复杂的手续,浓缩汁可以在中国本地生产了。
卢炳松现在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上海生产的浓缩汁要算进口。
“我们把浓缩汁从浓缩汁厂运到隔壁的汽水厂,要提前半年申请配额,盖48个图章。
”卢炳松说,后来随着大陆开放程度越来越大,需要盖的章不断减少,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就不需要盖章了。
话说回来,北京的工厂于1981年4月投产后,产品供应饭店,收取外汇。
1982年初,征得外经贸部同意,将供应饭店之后剩余部分由北京糖业烟酒公司在投放市场内销。
最初,可口可乐卖到4元一瓶,大饭店里要20元一瓶,贵了点。
为了尽快打开市场,可口可乐总公司决定搞促销。
有人提醒说,中国还不适应促销这一套,但自信的美国人没听进去。
1982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各大商场推销可口可乐,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
当时国人对这种有点咳嗽糖浆味的汽水还不习惯,但在那个物资紧缺的时代,购物赠物吸引了不少人,这是中国当代市场上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
北京各大报做出激烈反弹。
《北京日报》的“内参”以“可口未必可乐”为题发表文章,认为国家缺少外汇,引进可口可乐浪费国家大量外汇资源。
政治局常委陈云在这份内参上批示:只准卖给外国人,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
其他中央领导也都圈阅了。
外经贸部根据批示,只好通知北京停止内销。
一夜之间,所有可口可乐都从商店的柜台里撤下来了。
美国人不理解,为什么一次简单的促销活动,竟引起轩然大波。
卢炳松回忆说:“我去总部汇报,美国人吓一跳:‘怎么卖个汽水也要到政治局
’”那时,汽水从丰台五里店的生产厂往城里运,运输车上贴着可口可乐的广告,被警察拦下,不让进城。
1983年又发生一件事,使十分严峻的形势进一步恶化。
有一个地方的卫生部门提出,“可口可乐含有咖啡因,不符合卫生要求。
”他们的根据是,东北一个研究所给白鼠喂了可口可乐之后,白鼠十分兴奋。
卢炳松说,当时可口可乐就是他其在华外企的晴雨表。
“中国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的电话就响个不停。
其他企业都向可口可乐打探消息,比如你们是不是又挨批了
什么时候搞定通知我们。
我们有个什么东西,不知道要不要往上送云云。
” 对此,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奇伟也深有体会。
他说,在经济上仍然限制重重的80年代,只要“挂”上了可口可乐的牌子,一举一动都必然会牵涉很多政治的因素。
当时中美关系一紧张,我们开展新项目就可能面临阻碍。
卢炳松说,当时可口可乐公司内部分为两派:鹰派主张打官司,到国际法庭去仲裁,这一派在公司内部一度占上风。
***主张用软办法,因为即便赢了官司,以后也很难在中国市场上立足。
当时,美国的很多高官都是可口可乐的顾问。
董事局最后决定,还是用软办法,劝说中国领导人给可口可乐放行。
可口可乐公司从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收集了含咖啡因的资料,拿着这些资料去说服中国政府:茶所含咖啡因是同等浓度可乐的6倍,中国为什么不禁止喝茶,却不让喝可乐呢
此外,可口可乐还邀请中国官员到各国访问,并和当地官员座谈。
这个过程对于可口可乐来说相当漫长,工厂闲置,公司一筹莫展。
无奈之下,可口可乐公司只好找合作者中粮公司,请中粮帮忙,而这也符合中粮利益。
中粮直接负责协调此事的是糖酒杂品处。
先是杂品处处长陈光给《新观察》写文章反驳,但杂志拒绝发表。
他又写报告到部里,部里表示爱莫能助。
一位副处长刘昌玺提议,以“人民来信”的形式直接向中央领导反映。
他把想法告诉中粮主管杂品处的副总经理朱晋昌,朱说:“你敢写我就敢签名。
”信写好,两人共同签名。
信中说,北京生产的可口可乐有96%是国产原材料,可口可乐公司供应的浓缩液只占成本的4%。
北京内销的可口可乐不仅没有花国家一分外汇,通过旅游饭店,还为国家赚回大量外汇。
将剩余部分投放市场,一方面丰富市场供应,同时工厂可获得可观利润。
刘昌玺说,当时外经贸部部长陈慕华的女儿恰好是杂品处的员工,于是他就托陈的女儿把信转交给陈慕华。
陈慕华收到信之后,利用在机场送总理赵 紫阳出访的机会,口头向万里副总理汇报了北京可口可乐生产销售情况,希望中央批准内销,万里当即同意。
陈慕华将万里的意见批在刘昌玺的信上退回中粮。
可是,当中粮把万里的意见告诉外经贸部时,部里表示,停止内销是根据中央领导文字批示,要恢复内销,最好也有中央领导批示的正式文件。
部领导责成中粮糖酒杂品处代部拟稿向国务院请示。
刘昌玺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在报告上批了两个字:同意。
姚依林、谷牧、李先念、陈云等中央领导都在报告上圈阅。
这以后,可口可乐恢复了内销。
卢炳松是可口可乐公司做公关的第一个华裔,虽然生长在香港,但对大陆颇为熟悉。
他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1986年,摇滚歌手崔健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一个由可口可乐赞助的世界摇滚乐比赛上,得了一等奖,回京后开个人音乐会,要找赞助商,找到可口可乐公司。
起初,可口可乐非常高兴,欣然应允,但被卢炳松紧急拦下,“摇滚乐在当时很新潮,而且崔健的歌有争议,赞助崔健的摇滚乐,不是要把可口可乐引向歧途吗
” 从此,可口可乐“学乖了”,只是暗暗地卖,不敢再做宣传了。
真正打破不敢声张的局面,也是在1986年。
这年10月,英国女王首次访华。
英国广播公司BBC为此拍了一部纪录片,中央电视台要买片子播放,找到可口可乐,希望赞助20万美元,条件是在片子播放前后放可口可乐广告。
可口可乐抓住了这个机会。
“20万美元在当时是个天价,可口可乐公司一年在中国卖汽水也赚不到20万美元。
”卢炳松说,但美国人很清楚,可乐的广告一旦在中央电视台上播出,就意味着可口可乐公司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中国做生意了。
经过一次又一次艰辛努力,可口可乐终于逐渐融入中国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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