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心得体会
国家文化安全包含着三个维度，即内外关系维度、新旧关系维度、同异关系维度。
这三个维度构成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三种不同的解读路径，展现出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三种基本冲突模式。
这三种冲突在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中往往是共时性地交织出现。
因而，在分析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时，我们不能偏重于其中任何一种维度，必须整体、系统地运用这三个维度，科学、全面地认识国家文化安全。
内外关系维度，即从文化主体的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中把握国家文化安全，将国家文化安全看成国家主体内部文化与外部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以及文化主权的独立与维护。
在全球化趋势下，世界是开放的，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和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性流动为文化的交流与竞争提供了载体、工具和渠道，国际间文化交流越来越便捷，文化的闭关自守，小国寡民的状态已很难在当今时代出现。
外来文化与内部文化必然要相遇、交流与碰撞。
在内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就存在本国文化主权的保护问题。
外来文化作为一种他者文化，有着自身的传统习俗、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它的传入会使国内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影响到国内文化的独立和完整。
在对外开放初期就强调，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进行分析和鉴别，“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
然而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和平演变”影响。
外来文化冲击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根基，改变了这些国家文化的性质，使资本主义思想占据了主导。
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间的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等“硬实力”的竞争，而更多包含了文化、外交等软实力的竞争。
“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文化已经成为国际竞争和综合国力较量的重要内容，成为实现政府国际战略意图的重要手段。
美国《政策评论》就曾宣称：“美国文化软实力是美国主宰世界的最深广的力量源泉。
”文化手段已经成为美国增加其国际影响力，扩张霸权的重要渗透工具。
在此种背景下，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对外交往过程中越来越重视维护本国文化安全。
例如法国就在其贸易进口中提出了“文化例外”原则，对本国文化实施特殊保护政策和制度，澳大利亚政府则严格规定了外来影视节目的播出数量，加拿大政府专门颁布了C-55法案限制外国期刊发展。
在世界经济普遍联系的现实下，文化主体面对外来文化的危险，一般都会进行收敛性的防御，主观地减少与外来文化的联系与交流，防范外来文化对本国文化基础的解构。
新旧关系维度，即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上把握国家文化安全，将国家文化安全看成本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传承与创新的冲突。
从国家文化安全的概念中可知，国家文化安全的威胁并不是只来自于外部，自身文化内部依然存在危险因素。
“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
”自身文化如果不能实现很好的转型与创新，必然会在文化内部形成威胁文化发展的腐朽落后因素。
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其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本。
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裂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就会丧失文化的特质。
因此，对新的文化因素怎样吸收，对旧的文化传统怎样取舍就形成了文化的安全问题。
完全抛弃文化传统，吸收新的文化因素，必然会对文化的民族特质造成损害；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完全拒绝文化发展中得新因素，不依据实践环境的变化对文化进行调整，则必然会在世界竞争中落后，使民族文化处于不安全的状态。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关于中国文化出路和发展形成数次论争，也形成了两种主张，即鼓吹 “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和盲目自信的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是人们实践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历史的、连续的过程。
必须在既有传统基础上进行文化传承、变革和创新，才能真正保证文化的安全。
在当前文化安全态势中，文化弱势主体要深刻认识自身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避免形成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发展趋向，努力建构现代社会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实现本国文化安全转型。
同异关系维度，即从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上把握国家文化安全，把国家文化安全看成文化的民族特性与文化的世界共性之间的冲突。
所谓文化的民族性，是指反映民族精神、民族特性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理想人格、国民品性、伦理情趣等思想文化的本质特征。
文化的民族性有着无法替代、独一无二的特征。
一种文化如果丧失了民族特性，也就丧失了生命力。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整合现象。
正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描述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所带来的影响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文化的“整合”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
在这种“整合”趋势中各国家产生了认同还是认异的的矛盾，国家文化也在这种矛盾张力中出现了不安全。
因为在“整合”趋势中，每种民族文化都担忧自身文化的特性流失，尤其是弱势文化主体必须时刻防范强势文化主体将其文化树立为世界普世文化，让文化的世界性等同于文化的唯一性，使世界文化的整合趋势成为“同质化”趋势。
其实，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任何民族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文化中蕴涵着世界文化，世界文化不能脱离具体的民族文化，当前的世界是一个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在各国的文化发展中，文化民族性和世界性的问题将会更为明显，世界各国也开始重视这一问题。
联合国发布2004 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的主题便是“当今多样化世界里的文化自由”。
中国政府的领导人近年来一直在国际社会上呼吁维护世界多样性，坚持对话和交流，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文化转型问题
中国古典文化我觉得最辉煌的就是四大发明。
在我看来，到目前为止，中国古典文化还没有一个系统的总结。
中国人喜欢玩弄文字，是出了名的了，他们所说的古典文化有很大的局限性。
比如；单方面的就概括为儒家文化和各种文字类的诗书文化、科举文化。
其实发明文化才是中国的主体，琴棋书画只是载体，然而现在琴棋书画在貌似只有特定的人才会学的人也是少数，明明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发明和文化传承，为什么现在却成了封建还有落后的代名词呢
只要还是受儒家文化中的一些腐朽文化封建文化给近代人太多的束缚，人们想摆脱它，而没有意识到正在的中国古典文化。
例如中国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案例，它把中国的发明文化完全给否定了，现在给人一种说不清的假象。
个人知识有限，不能详尽，涉及面广，说的也不是很到位，还请见谅。
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过程
论中国近代文化转型 一、洋务运动与物质文化的转型 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是在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之中被迫仓促展开的。
所以有人将这次转型比喻为“中西文化的一场遭遇战”。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曾经形象地说，“中国一向是一个农业文化的国家，他一切以‘安足’为目的，现在他骤然遇见了西欧一个以‘富强’为目的之商业文化，相形见绌了。
” 身处此“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逐渐放弃传统的文化中心主义和自大心态，放眼世界，认识和学习当时人认为先进的西方文化，这便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实质。
从文化的内在结构来看，这次文化转型首先从物质层面入手，逐渐深入到制度层面，最终到达思想层面。
在历史实践中，这次文化转型大致表现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三个阶段。
洋务运动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由少数政治精英们在深刻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双重困境下作出的艰难抉择。
1861年初，奕忻、文祥等人在一封奏折中详细描述了这种困境：“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
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
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
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由此不难看出，尽管第二次鸦片战争随着《北京条约》的签订终于结束了，但是英法联军攻陷京城而遗留给清廷的深刻震动无疑还将持续存在。
不过，这也意味外国军事势力带来的威胁已经退居次席，而南方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此时成为满清政府的关注焦点。
在当时人眼里，为了应付清政府所面临的深刻政治和社会危机，最简捷的方法便是创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李鸿章所言，“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
这种思想来源于魏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著名洋务思想家冯桂芬进而将此主张分为三个阶段，“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
他特别强调道，“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
由于物质文化的具体感知性，中国人在近代认识西方的过程中，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西方的坚船利炮。
因此，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都被急功近利地简化为军事问题。
而西方各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向清军展示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如李鸿章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已经认识到洋人的“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
走上向西方学习制造坚船利炮的道路就成为当时人的必然选择。
具体而言，李鸿章认为中国欲自强首先要“学习外国之利器”，而学习外国利器，先要“觅制器之器”，所谓“制器之器”就是指现代机器。
这样，以建立强大的近代军事工业为直接目的的洋务运动便应运而生。
所谓“洋务”指的就是实现此目的的牵涉对外关系的一切事务，包括外事交涉、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购买洋枪洋炮、按照洋法编练军队等等。
自1862年曾国藩创设安庆军械所起，至七八十年代，各省相继设立军火工厂，形成官办军事工业。
然而，强大的军事工业又必须依赖于发达的国民经济。
中国传统的财税政策根本无力为开办这些现代化的军事工业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
因此，开发和挖掘新的税收来源便势在必行。
洋务运动后期，各地纷纷建立各种民用工业，开矿设厂，修建铁路，铺设电缆，设立洋务学堂，还大量翻译外文书籍，派遣出国留学生。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五年后又创办开平矿务局，九十年代张之洞在湖北主办的汉阳铁厂、织布局等等，形成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
这批洋务企业中，少数完全由官方投资，大部分除了官方资金外，还招募了私人资金入股。
当时许多人都乐观地相信洋务运动的种种改革措施，都是为了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一时权宜之计。
“中体西用”文化观的提出，无疑为他们的乐观主义提供了最好阐释。
早在洋务运动前期，冯桂芬就已经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
洋务运动后期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也倡导“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这些主张既有力地推动了洋务运动的蓬勃发展，又将其实践活动局限于物质层面，未能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提高到更高层次。
不过，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最早尝试，深刻地动摇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揭开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序幕，无疑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随着崭新的近代大工业的初步建立，中国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工业化历程。
同时，这也必然意味着适应于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以适应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商品经济的西方现代文化为目标，在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二、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与制度文化转型 在洋务运动后期，随着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深入，一批改良主义者已经逐渐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背后是发达的科学技术和有效的行政体制。
通过对早期洋务运动的实践经验和成果的反思，他们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了西方诸国的议会民主制。
如郑观应认为：“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
”张之洞也认识到，“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
他们看重的不是西方政治中体现的民主精神，而是这种民主政治制度产生的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
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步伐缓慢，成果不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传统官僚体制已经无力适应现在列强竞争的危局。
改良主义者并没有否定洋务运动所高举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只是在他们看来，西方人的“长技”技已经远远超出于坚船利炮，而且还包括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
然而，少数有识之士的深刻认识并不能改变反映迟缓的满清政府的保守态度。
当中日甲午战役惨败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都沉浸在“亡国灭种”的深刻危机感中。
中国文化转型的历程也摇身一变，从温和转向激烈。
较之早期改良主义者的稳健作风，以康有为为领袖的维新派则以慷慨激昂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1895年，他在《强学会叙言》中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目夹），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
” 值此存亡之际，维新派认为救亡之道惟有变法自强。
所谓“变法”，梁启超以一言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7维新派突破了洋务派的思想局限，将改革的矛头直指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
维新派的政治理想就是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治，如康有为主张“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
实行三权分立，只要行宪法、开国会，君民共主，“则中国之治强”指日可待。
在当时的维新派中，严复和谭嗣同的民主思想更为鲜明。
谭氏的《仁学》一书公开向封建三纲五伦宣战，提出每个人都应“不失自主之权”，经济政治上都应有平等权利。
严复把孟德斯鸠《法意》、穆勒《论自由》等名著介绍到中国，极力倡导个人自由。
这些主张大大超越了洋务派和早期改良主义者“中体西用”的思想。
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体制，作为中国古典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的制度化载体，遭到了维新派的深刻怀疑和批判。
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已经不能为今日中国所处之“千年未有之变局”提供任何思想资源了。
为了寻找救亡道路，维新派将西方思想大规模介绍到国内，不仅超越了洋务运动时期偏重翻译自然科技类西方书籍的局限，而且也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向制度层面的过渡。
在此期间，各种新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这无疑宣告了传统文化的深刻危机，也加快了文化转型的步伐。
同时，各种学会团体和报刊杂志也应运而生，《中外纪闻》是维新派创办的最早的刊物之一，被迫停刊后，又先后于上海澳门等地创办了《时务报》《知新报》和天津《国闻报》等等。
各报大声疾呼国家处于危亡之境，变法不仅是修路开矿、练兵购炮，而且要在政治上来一番改革，甚至提出了“民权”的口号，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着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震动一时的维新运动宣告流产。
这也预示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开始成为历史的主角。
孙中山自少年时期便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因此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无疑较维新派更深刻，他的政治主张也就更彻底。
他折衷西方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民本主义思想，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试图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革命派坚持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主张推翻满清政府，实现共和政治，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因此与避居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论战的结果是革命派的激进主义成为社会主流思想。
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中，在举国上下的变革呼声中，保守的清政府也一度竭尽全力地依照当初维新派的改革措施施行新政，宣布君主立宪，建立中央内阁机构，先后制定了宪法、刑法、民法等诸多法律，彻底废除科举制，大量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等等。
但是，极富历史嘲讽意味的是，满清政府的新政最终只是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
当武昌起义仓促爆发，竟出人意料地结束了清朝两百多年的统治，同时宣告了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治成为历史。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这标志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在制度层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所以，在中华民国建立五年后，袁世凯企图在传统政治中为自己找寻政权合法性基础的努力，最终只可能是一出荒唐的历史闹剧。
袁世凯及其党羽以为可以利用中国社会中迷信皇权的传统习惯势力来稳定自己的统治，过高估计了帝国主义支配中国政治的作用，过低估计了辛亥革命所造成的民主共和潮流以及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受到了历史无情的嘲弄。
三、新文化运动引起的变迁 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制度后，中国的现实却使孙中山不禁发出“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反令之陷水益深，陷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的叹息。
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则更进一步地指明了新社会的诞生必须伴随着文化深层结构的转型。
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在上海正式发行，发起了冲决封建精神网罗的斗争，这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新文化运动揭开序幕，也同时宣布了中国文化转型发展至精神层面。
新文化运动首先是从文学革命开始的，它主要发生在中国的文化领域，如伦理道德、社会风俗、文化教育等。
这场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胡适在1919年总结的，以“一种评判的态度”来重估传统文化的价值。
因此，这场运动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的精神文化进行的一场大批判。
在猛烈攻击儒家文化和孔子思想后，中国的知识精英都主张全方位学习西方先进文化。
同时，来自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华大地上都受到热烈欢迎，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革命民主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也纷纷亮相。
在这场思想和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知识精英群体在文化价值观上大大超越其前辈，他们不再把中国文化置于与西方文化相互冲突的地位，而是继承了中国早期传统思想中的大同观念，站在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角度来认识西方文化，大力主张对西方文化兼收并蓄。
新文化运动深刻动摇了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至高信念。
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依据进化论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冲突论”，张东荪提出文化发展的“突变论”驳斥新旧文化调和论，胡适也主张在文化上的革命与突变。
换言之，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认为中国不仅经济落后、政治落后，而且素以礼仪之邦自豪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是落后的。
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的发展，必须经过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的文化更新重塑民族精神才能实现，主张引入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从根本上改造传统文化。
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说，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一个民族的心理定势，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反映了该民族的文化精神，在二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文化压制下的中国国民，严重缺乏民主和科学观念。
因此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首先从解剖中国人的“国民性”着手。
陈独秀曾指出中国的国民性其一“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其二“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阿谀、夸张、虚伪、迂阔”，正是招致民族危亡的深层原因之一。
鲁迅也认为要解救同胞，就要首先向同胞的病躯——国民劣根性开刀。
他们不约而同地开出了民主与科学的药方。
陈独秀指出：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洲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缺乏这三者也正是中国落后、专制、黑暗的症结所在。
李大钊号召青年“竭力铲除种族根性的偏执”，希望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
从精神层面指出了世界潮流是全世界的西方化，也就是“科学化”与“民治化”。
他们指出中华民族要追赶世界潮流，应“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也是鉴于鸦片战争时期的抵抗派只知道科学技术可以学而制夷；六七十年代的洋务派企图用科学挽救清朝的没落；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要用科学以救亡图存，均不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窠臼。
只有从物质、制度和精神诸方面彻底扬弃传统文化，将民主与科学作为国人自我解放的武器，让民主与科学的光芒照耀整个民族，将未来的新社会建筑在民主与科学的成果之上，才能实现民族的复兴和世界大同的远大目标。
他们把科学引入人生观领域，把人的解放与科学的解放同时推向了高峰。
他们用科学来击破儒家圣道的权威，大胆怀疑过去的一切，提倡科学实证方法，使事事求实证成为思想界的新风气。
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历经半个世纪的传播，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才被作为一面旗帜举起，力图把中华民族从蒙昧主义状态下解放出来。
正是在这个视角上，他们发现了科学与民主之间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知识精英们高唱民主和科学，寻求人的自我追求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合理关系。
他们努力在传统社会的废墟上建构起全新的现代道德伦理体系。
他们不仅大声呐喊个性解放，而且不断实践，试图找到一种新的民主的社会组织方案，以冲破传统专制社会的束缚。
例如王光祈等人1919年发起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主张“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无政府主义者也提出，政治权力和政府是人类社会一切暴力和不平等现象的根源，因此只要废除政府，人类就会自然进入理想社会。
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张东荪等人更主张首先发展实业和教育，建立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自由联合组成的二重结构社会。
他们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是民主与科学赖以生存的基础，社会改造的终极目标是社会主义，但当下的主要目标不是谋求“分配平均”，而是发展生产。
尽管新思潮中涌现出来的各种主张具有很多乌托邦色彩，但是追求民主与科学，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寻求中国在世界的平等地位却是各派思想和主张一以贯之的目标。
此间，共产主义思潮逐渐在新思潮中脱颖而出，其原因也正在于它为这个总目标提供了科学化系统化的解决途径。
然而，新文化运动毕竟历时太短，而且其影响更多地滞留于知识群体内部。
历史没有给中华民族留下从容建设现代文化，尤其是充满民主和科学精神的现代文化的建设时间，物质和制度层面的文化转型还需要整个民族来消化吸收。
培训心得体会：全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考
培训心得体会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考201X年4月，参市委组织的赴浙江大学常态下企业转型升级发展”研修培训，通过五天的培训，分别听取了《新常态下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企业如何经营管理》《企业的机遇与挑战》《装备制造业发展趋势及机遇》《企业的转型升级与战略调整》讲座。
同时，对工业园区和转型升级做得好的企业进行了现场教学，很有启发。
特别是《企业的转型升级与战略调整》讲座，最为贴近我区工业发展的现状。
我区是老工业区，现有工业企业458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92户，其中：装备制造企业48户，硬质合金企业5户，农产品加工企业12户，化工企业10户，其他行业企业17户。
科技型企业78户，占全部企业的17.03%，多数为传统加工企业，科技含量不足，缺乏核心竞争力。
在内外部需求不足，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情况下，停产、半停产企业占全部企业的三分之一，多数企业经营状况举步维艰。
几位授课老师分别讲到了全球性经济危机是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的动力，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机遇期。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着四方面的转型，世界经济格局由单级向多极化转型；世界的经济形态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型；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从传统产业向以新能源、文化产业、有机农业为主导的新型产业转型；世界我觉得要实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在方法上，必须着重强调以下四点：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发挥政府导向。
转型升级主体是企业，但是政府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而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文化特征分别是什么）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读书心得体会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
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
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中国传统文化灿若星空，有无穷的底蕴。
她源远流长，即从中国产生人类起就有了中国历史，也有了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是迄今世界上最久远、最稳定、最辉煌、最丰富、最发达的文化之一。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悠悠五千载，经历了萌生期、形成期、确立期、繁盛期和总结转型期几大时期。
在中国文化的形成期，春秋时代，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千古思想文化大景观，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浪潮。
按照两汉司马谈和刘歆的划分，诸子主要为儒、墨、道、法、农、杂、纵横、名家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理论的奠基石，深远地影响着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
学习传统文化可以培养文化气质，开拓我们的人生境界，并能启悟生命的智能，发挥理性的功能。
我们学习唐诗宋词，我们诵读名家经典，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领悟这其中的民族精神。
我最喜欢的莫过于源自《周易》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中化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由此可见一斑。
其大意是天体运行体现刚健精神，人亦效法天地而自强不息；君子的胸怀像大地一样宽广，德行像大地一样深厚，所以能滋长万物，承载万物，容受万物。
在当今世界，无论是经济发达的西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变化?(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四个方面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探析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人真正自觉地开始认识现代化，一系 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重新开启了机制，明确了中国 的紧迫性，全面开创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
一、提出“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 为了全面纠正十年“文革”的错误路线，实行全面的拔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上来。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完成后，如何 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中心任务突出地摆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1979年 3月，就明确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 化道路。
”[1](P163)他还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重视的两个重要特点，即底子薄及 人口多、耕地少进行了分析。
党的十二大，在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和现代化的基本方向。
1984年10月， 强调“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同志把马克 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列宁主 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2](P94～95)1987年8月，特别强调指出 ：“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社 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 阶段。
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2](P225)至此，“走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已经趋于成熟，并成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开展各项工作 的根本指导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的核心是全面现代化的思想。
与此前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思想相比，它既强调工业化的重要，也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工业化、政治民主化 和思想文化现代化的统一，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不能只看重其中的一方面，而导致现代化 过程中的种种失衡现象出现。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的思想，在党的十三大报 告中被规范地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一 表述被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所沿用，并被固定下来，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二、“两个文明”建设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内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全面的拔乱反正，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上来，实 现了由片面现代化向全面现代化的转变。
使以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为主要内容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重新开始起步。
起步后，首先抓住了农业和农村工作，实行家庭 ，使农业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通过调整工业结构解决轻重工业的比例 失调问题，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上了正确的道路，并全面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新局面。
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 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时，已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当作 社会主义两个密不可分的重要特征进行了详细阐述。
在实际进程中，一方面由于改革开 放冲破了僵化的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不可阻挡之势蓬勃发展。
沿海地区， 从南到北，形成了广阔的前沿开放地带，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三大产业的 协调发展，而且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另一方面理想教育、和 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开展，人们的思想冲破了旧观念的束缚。
追求变革、勇于开拓、讲 求实效形成潮流。
实践中，使我们对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基本任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
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 务是要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 代化。
确立了我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在这当时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尽管 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但仍实现了国内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保证了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继续进行。
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开始，在“以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思想的指导下，不仅使现代化 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而且在思想上还突破了姓“资”姓“社”的束缚，提出了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
从此，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得以加快推进， 国内生产总值连年增长。
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极大地适应了科学技术的迅 猛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剧烈竞争。
具有重要意义的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党的，总结了近20 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克服了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抵制了 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
全面规划了迈向21世纪的战略目标，提出要实现工 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伟大构想。
三、这一时期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1.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
20多年来，现代化建设的成 功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文化科技总体水平不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仍居于世界后列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
它既承担 着完成传统工业化的任务，又承担着进行新的产业革命的任务。
在国际经济和科学技术 激烈竞争的形势下，科学技术是尽快改变我国生产力的落后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关键因素，是当今中国发展生产力的突破口。
当今世界，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并且正在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被应用于生 产，使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面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实现“ ”，必须比以往更加重视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在农业方面，我 们要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计 算机技术、核技术等高新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来改造传统农业，发展新兴农业。
工业 方面，则必须应用以和自动化技术、新能源和来改造传统产业，用 于新产品开发，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走出 “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老路。
至于国防现代化，就更离不开科学技术。
此外， 决策的自主化、科学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也都离不开科学技 术。
2.改革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动力。
20多年前，深刻地指出，“四个现 代化”是一场“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落后的生产力，就必须要 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 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
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 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
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 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
”[1](P135～13 6)在这里第一次揭示了改革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现代化本身就是一场革命 ，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现代化。
20年的实践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这些论断的认识 。
改革旧的体制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我国的现代化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 路，改革使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到行为方式、思维方式 完成了现代化所要实现的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
全面改革推动着社会主义现代 化不断向纵深发展，也为实现全面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开放，不仅适应了世界经济的客观状况和发展趋势，也推动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 ，中国的现代化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加强了同世界各国在贸易、科 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建立，提高了我国的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的水平，扩大了对外贸易，弥补了国内建设资 金的不足，这一切都是推动现代化的直接动力。
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将被作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持久动力而被继续坚持下去。
实践也证明，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必需的。
3.政治稳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保障。
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我们具有许多有利条件和优势，也有许多不利因素和 困难，如众多的人口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相对短缺、交通运输紧张、就业压力大、生态 环境恶化等。
在这样的国情下，如果全体人民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地进行现代化建设， 就能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优势。
反之，如果政治不稳定，社 会动乱、人民内部发生分裂，那就不仅会加剧原有矛盾和困难，而且会丧失我们的有利 条件和优势，现代化的实现就无从谈起。
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持政治的稳定是实现现代 化的重要保证。
用同志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2](P284)为此，所有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设计都要把保持社会稳定放在首位，一切有关现代化的方针、政策、 方案都要服从于稳定这一最根本的大局。
4.必须把现代化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
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 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
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思想。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现代化建设 与可持续发展内在地统一起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 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我们不仅要把眼前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搞好，还要为我们 的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粮，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我们不能为谋求一时的发展而以牺牲长久利益为代价。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吸纳和借鉴了 世界的和我国的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找到了一条真正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道路，实现了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的全面发展。
认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撰写心得体会
实现共产主义是最终目标。
价值目标是价值主体对前进方向、奋斗目标的选择，是价值主体崇高而远大的理想的体现，是价值观的重要范畴之一。
价值目标可分阶段目标和最终目标，阶段性目标又可分为近期的、中期的、长远的目标。
同志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最终的价值目标和现阶段的共同目标。
他说：“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
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
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
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
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我们就是要坚持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
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
”由此可见，同志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指明了最终的价值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现阶段的共同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达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是当代中国人民最大的价值选择，也是人民中每一个人的最大的价值选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是一种思想体系和道德体系，同时它还是一种“现实的运动”。
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最进步、最合理的社会。
共产党正是因为党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
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党的最高理想，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个最高理想都是我们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力量源泉、精神支柱和奋斗目标。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
所有这些，都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所需要，而且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够实现的价值目标，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范畴。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原则。
作为一种整体优先、社会至上的价值观，集体主义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把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个人合法利益；当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以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为重。
当然，在社会转型期，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把以往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整合为既不改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同时又能充分发挥人的主体积极性的良性操作系统。
即个人总是从属于一定的集体，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集体又总是由个人组成的，集体荣誉不仅体现了对集体成就的表彰，也体现了对集体中每个成员的肯定。
集体荣誉包括集体中每一个成员的荣誉。
代替过去的，将是一个以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可见，新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将是一个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利益的统筹兼顾的新时期人们的主要价值取向。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原则。
怎样理解当代中国文化的变迁状况
当前经济状况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向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今天的文化产业研究，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一直以来，有关文化产业经济功能和作用的研究还非常欠缺，有的层面甚至是空白，比如，理论研究的实践应用性和指导性不足以支撑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实践；受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意识形态与文化的经济价值属性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浮躁的甚至是商业化的学术心态。
这些不仅阻碍了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拓展，也影响了文化产业跨学科的研究与整合。
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是文化产业研究的书籍多如牛毛，另一方面却是有影响的、本土化的、原创性的学术著作凤毛麟角；一方面是对“过于积极”地发展文化产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无法给予科学的解答，另一方面却是更加热衷于各种时髦概念和观点的炒作。
从这个层面看，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已经到了我们必须直面的一个临界点。
而2008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恰好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缘。
这个机缘是：30年的改革开放，在给中国人民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也为今后中国的社会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当今中国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和思想动力。
所以，我们不会在所谓的“左”与“右”的摇摆中困惑彷徨，因为我们已经确立了科学发展观；不会在开放与闭锁中左顾右盼，因为地球已成为一个“村庄”。
在这样的视角下，进一步认识和梳理中国的文化建设和发展趋向，文化产业无疑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维度。
这个机缘是：5·12汶川大地震的发生，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了重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加上以石油为主体的国际能源价格不断攀升，国内通胀趋势仍有可能加剧等因素，这些都将给今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带来众多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积极发展的文化产业势头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又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政府和文化企业以及整个文化产业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这一切，都是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和应对的挑战。
这个机缘是：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
这样的提法，进一步反映出我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观念和视野更加开阔，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属性得到了更加明确的肯定。
在此前提下，如何从经济学的层面进一步认识和回答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功能，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因此，在当今的文化产业发展中，有三个问题急需回答：第一，汶川大地震后，在宏观经济发展形势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强的趋势下，文化产业的现实作用与发展策略；第二，在整个社会文化建设中，文化产业的作用和功能与文化软实力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怎样提高文化软实力；第三，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积累，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新的调整和转型，中国的文化和文化产业应该或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思考与前瞻：当前经济状况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向”高峰论坛试图回答的，正是上述问题。
当然，想要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非常困难，但我们认为，提出问题本身就凸现了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价值。
正如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司长王永章在总结发言中所言：近几年文化产业发展非常快，这是因为，发展文化产业顺应了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要求。
必须看到，之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很大程度上是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而文化产业具有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高的特征，是新兴的朝阳产业，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另一方面，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时，高校是一支寻找答案的生力军。
正如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吕锐在论坛开始时所言：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创新型人才，这是高校的责任所在，高等院校正逐渐成为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强大的助推器和人才培养的孵化器。
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在未来“211”三期学科建设重点项目中，文化产业将成为学校的学科重点和亮点。
正如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批判的眼光一样，此次论坛除了发言的专家学者之外，点评人也不可或缺，来自清华大学的尹鸿和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长江学者胡智锋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他们的点评，进一步加强了论坛演讲思想激荡的力量。
站在点评者的角度，他们得出了这样高屋建瓴的判断：应该站在战略的高度，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国家核心价值观建构的高度和中国老百姓普遍的需要和需求的高度，来考虑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