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儒学
“宽于慈善、不忤于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意思是，做人要宽厚。
什么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行动纲领。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
认真研读十八届五中全会文件可以看出，《建议》突出的特点和亮点就是通篇体现了以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正如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坚持“五大发展”是发展的新理念 《建议》中讲的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就是指我们党对发展的新认识、新飞跃。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坚持“五大发展”就是发展的新理念。
这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党对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认识的深化。
坚持“五大发展”理念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线图，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导的。
“五大发展”新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
对于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坚持“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
我们要充分认识这场变革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实践中要贯彻总书记讲的“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好道、领好航”。
一是坚持创新发展，也就是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建议》提出了七个创新发展着力点：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构建产业新体系、构建发展新体制、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
对孔子孟子思想的认识和体会
●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
孔子之时，仁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孔子仁爱思想内涵丰富，并为后世历代继承和发扬。
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
孔子之时，仁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孔子在许多具体场合都谈论过仁，学者们的研究也证明“仁”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在孔子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并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按照孔子“仁者爱人”的说法，仁的基本含义应该落实到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上面，具体地说，应该承认人的存在，尊重人的人格，具有明确的人化意识和行为。
孔子“仁”的思想强调人伦义务，希望人人尽伦尽职。
这样，在为人处世方面就应该努力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以“爱人”解释仁，作为仁德的根本标志，他不仅希望以“仁爱”精神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以“仁爱”原则来治国安邦。
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做到仁、具有仁爱之心，上下、长幼、尊卑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孔子思想自然是基于对那时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的仁爱思想也是如此。
孔子所思考的是社会如何安定，是怎样使政治清明，因而在政治的层面上，孔子的仁爱思想便十分自然地推衍出了仁政德治的思想，从而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论体系，以仁来统摄诸德，强调仁在智、仁、勇等重要德行之中的中心地位，把恭敬、慈惠、诚信、宽厚、敏捷等德行作为实现仁德的标志。
孔子以后的几位思想家孟子、墨子和荀子都对仁学有重要发展。
尤其是孟子将孔子的仁爱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影响后世极大。
孟子把“恻隐之心”看成“仁之端”。
孟子看到了人生具有的良知、良能，看到了人所共有的怜悯、同情之心，进而把仁看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依据，因而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有道德的人就是保存了先天的仁德的人，具备了仁德，才能以仁爱之心处世待人。
在将仁爱思想建立成为人性论的依据之后，孟子又将仁爱精神推而及于政治，从而产生了他的仁政学说。
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便是孟子的仁政论。
在他看来，仁与不仁应当作为施政的根本。
行仁政者得天下，失仁政者失天下，这是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了的。
不仁者而得邦国尚有可能，“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要统一天下，得到天下人民的拥护，不施仁政是绝对做不到的。
二秦汉以后，孔、孟的仁学思想不仅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还在后世的实践和阐发下继续得到了发展。
秦由暴政而亡的教训，给了汉初统治者们带来太多的思考。
当战争的烟尘散尽后，汉初政治家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陆贾因此撰成《新语》，认为秦“用刑太急”，不知教化，是导致强秦速灭的重要原因。
贾谊在《过秦论》中的话更是切中了要害，这便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对汉初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面对极度凋弊、百业俱废的严峻现实，汉初的统治者不得不取用“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他们看到了儒学“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特征，于是，当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儒家思想，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社会伦理纲常。
汉统治者取用儒学却不是专用儒学，他们也离不开其他各家的一些主张，如法家的“尊君抑臣”思想就倍受汉武帝的欢迎。
汉朝学术是一种综合学术，那时的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儒、法杂糅，仁义与法刑并列。
这表现在汉朝的施政方针上，则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刑德并用”。
西汉的“中兴之主”宣帝就表白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汉武帝便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虽然他们内里多欲，但为了江山的长治久安，仍然要压抑自己，行王道，主德治，施仁义。
儒家的仁义主张总是在与政治上的强力抗争着。
秦汉时期，现实政治生活中民本思想的提倡以及政治批评的活跃，总是生动地体现着仁学的精神。
汉代，从贾谊的政论、董仲舒的抑兼并、废奴婢、除专杀之威、不与民争利的政治主张，到夏侯胜、贡禹、鲍宣对暴政的揭露与抨击，无不贯穿着仁学精神。
东汉后期，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玄学产生，佛教、道教流行。
玄学盛行之际，“名教”被批判，周公、孔子遭轻薄。
例如，东汉末年的曹操曾因“后生者不见有仁义礼让之风”而伤神，但他却认为“承平尚德治，乱世赏功能”，故下《举贤勿拘品行令》，宣称可以任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
玄学家也有人认为儒家的伦常合乎人性自然而加以肯定，说“夫仁义者，人之性也”，这不是对儒家“名教”的调和，便是用道家的理论为儒家思想作论证。
魏晋隋唐长期的儒、佛、道“三教”争斗时期，儒家的仁学甚至沦落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宋明时期，理学兴起，仁学终于走出了危机。
孔孟道统取得了独尊地位，以仁为核心与实质的伦理本体建立起来。
理学家集从前仁学之大成并有重大发展，他们以仁为理、为太极，将仁的实质归结为“天地生物之心”，使仁的思想更加丰富，恢复了仁学的目的论精神，仁学也真正成为一种时代精神。
在此背景下，王安石乐做“亲民之官”，立志改革；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倡导革新；张载立志“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更多的人在反对权奸或者挽救民族危亡的关头表现出高风亮节，视死如归，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正气歌”。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更心系“万民之忧乐”，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为理学时代的仁学做了极好的总结。
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谭嗣同的《仁学》、康有为的《大同书》是批判继承发展仁学的代表，体现了仁学在近代的新变化、新面貌。
前者以仁作为冲决罗网的动力，他提出“民本君末”、“君权民授”，提倡仁说，谓“仁以通为第一义”；后者以仁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基础，看起来它吸收了民主、自由、人权等资产阶级思想，与孔孟仁学有“实质”区别，但其深层核心处却依然体现了孔孟仁学的价值标准。
三孔子仁学思想内含丰富，并为后世历代继承和发扬。
考察这样的历程，我们不难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认识。
首先，后世学者认为孔子思想中包含仁礼矛盾的看法是不全面的。
我们研究孔子的思想，认为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最初，孔子所关注较多的是礼，他所念念于怀的是如何以周代礼乐重整社会。
但事与愿违，孔子到处碰壁，他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礼”之不行的深层原因，便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仁”，议论仁与礼的关系，孔子的仁学思想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和完善。
全面地看，不难发现孔子的仁学是为其“礼”的思想服务的。
礼的思想有其秩序性的内核，体现了他对社会稳定的关注。
那种将“礼”与后世所谓“礼教”简单等同起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至于后世的“名教”、“名分”乃至“三纲五常”，则是后儒片面强调礼，将礼绝对化的产物，与孔子礼的主张已经有所区别。
孔子的仁学服务于礼，却代表了人道精神、道德精神、群体精神等等，今天仍然值得大力提倡。
第二，在长期的封建时代，孔子的仁学对政治的清明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仁学反映着时代，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
长期以来，在仁学精神的培育下，中华民族逐渐养成了许许多多的优良传统，如修养完善自身道德，持守“为政以德”；为政顺应民心，与民同忧共乐；爱惜民力，轻徭薄赋以养民。
事实证明，仁风昌行时期，总是政治相对清明，官吏相对清廉；暴行大作之时，往往贪敛之风盛行，社会动荡不安。
第三，孔子的仁学思想造就了中国人民注重亲情伦理的特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富有了浓厚的感情色彩。
在新出土的竹简中，“仁”字从身从心。
《孟子》记告子之言曰：“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也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可见，仁突出了人的内在因素即思想观念的特征，是人的真善美道德属性的表达。
有仁的思想品质，才会有义的行为，故曰“仁者，义之本也”，正义的行为准则是与仁相伴的。
中国古代重孝，孔子曾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尽孝道，更不会有什么良心善行。
有了孝行，才有人与人之间的谦让与诚信，才会有当政者的“养民也惠，使民也义”。
所以，汉代倡导“以孝治天下”；北魏孝文帝说“《孝经》一卷，人行之本”；隋文帝说“《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
上行下效，孝是一切伦理的根本，由此推广开来，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便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