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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
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
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
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
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
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
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
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
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
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
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
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
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
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
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
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
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
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
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
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
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
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
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
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
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
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
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
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
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
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
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
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
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
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
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
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
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
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
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
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
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
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
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
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
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
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
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
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
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
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
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
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
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公路局改制后会怎么样
时光飞快，转眼我已经在某某某收费口愉快的工作了块4个月了，在这几个月的工作中，我们在站长某某、某某的带领下，我从最初的不安和紧张，到现在能够每天从容准确的收费，熟练的操作设备。
这样的经历对我以后工作的帮助是很大的。
现在我把在这几个月工作的经验和感想总结一下。
第一．在服务态度方面——我知道收费员的形象是代表了整个某某某收费口的形象，所以每次都按照要求着装整齐的上岗，工作时我时刻注意自己的服务态度，使用礼貌用语，收费工作是窗口行业，接触的司机形形色色，良莠不齐，当然有很多的司机是理解和支持我们的工作，也有的司机却一肚子怨气，满腹牢骚、怪话、更有……高速公路收费员八荣八耻演讲稿 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同事们：大家好
古语有云，“不知荣辱，不能成人”。
公路人，这群能使天堑变通途的普通人，这群祖国经济动脉的守护者，这群肩负着交通大发展神圣使命的人们，什么是他们的光荣
也许我身边的一些点滴故事能告诉你答案。
你可能知道在雪域高原上铸起一座丰碑的陈刚毅，他是我们当代交通人的杰出代表；可你知道这蜿蜒前行的高速公路为何如此动人吗
那是因为有不分昼夜守护着道路安全的巡查员，那是因为有面对自燃的汽车奋勇救火的收费员，那是因为有面对持刀抢劫的歹徒见义勇为的路政人，是他们，点缀着这蜿蜒长龙的美丽。
面对他们，谁说构建全社会的的荣辱观离我们还很遥远
朴实之举所折射出的人格力量，时常提醒着我审视自己，审视自己的“荣辱”底线和认知方向。
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高速公路收费员，我一直认为荣辱观要落实在我们工作的每一个细节。
因为，当一个人连自己的工作都不热爱的时候，他感觉不到光荣的滋味；当一个人不知道敬业这个朴素的道理时，他应该以自己的失职为耻。
在这里，我没有华丽的语言去阐释什么是荣，什么是辱，可是，我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对我来说爱岗敬业是我心底最大的光荣和自豪。
忘不了十年前的那个冬日，我来到刚刚通车的××高速，成为一名高速公路收费员。
建站之初的艰苦超出了我的想象，半军事化的管理不亚于我刚入伍时的新兵训练，面对单调枯燥的收费工作，心里产生了畏难情绪。
记得正式上岗的第一天，一辆满载家禽的大车驶向我的收费窗口，老远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儿，我“啪”的一声将窗户……
OD调查的OD调查简介
进入20世纪之后的一百年，中国交通史的研究由创始而繁荣，治交通史的学者历经艰 苦的耕耘，也取得了丰饶的收获。
一 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0年)中讨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时所说：“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 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不载。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传统史学体系开 始动摇。
20世纪20年代初问世的王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篇幅不过6万 余字，分“古代交通史”、“中世交通史”、“近世交通史”三编，各编均列有“中国 ”、“各国”、“综论”三章。
全书以70%的篇幅论述中国历代交通，因而就中国交通 史研究而言，可以称作我们看到的最早的著作。
此后不久，又有袁德宣《交通史略》( 北京交通丛报社长沙铁路协会，1928年)出版。
这两部专著虽然内容过于简单，仍然显 示出中国史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新气象。
交通史作为史学新领域的最初开辟，表现出史 家视野有所开阔，观念有所革新。
白寿彝著《中国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一种， 是第一部较全面地综合研究中国历代交通史的学术专著。
全书分五篇，分述先秦时代、 秦汉时代、隋唐宋时代、元明清时代及现代中国之交通，对于交通路线、交通设施、交 通工具、交通管理制度均有考述。
这部著作出版两年后就有日译本刊行东洋，在中国更 多次印行，发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中国交通史作为一个学科分支，因此正式奠立。
此后数十年，中国交通史研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步。
不过，在王倬、袁德宣、白寿 彝之后，除了几种有通俗性普及性特征的交通史读物外，少有以“交通史”命题的综述 历代交通发展的专著问世。
30年代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撰出版的《交通史 路政篇》(1935年)、《交通史航政篇》(1935年)、《交通史邮政篇》(1935年)、《交通 史电政篇》(1936年)、《交通史总务篇》(1936年)等，实际上主要都是部门交通史，而 所论说分析的交通史的年限阶段亦偏于晚近。
同样可以归入部门交通史范畴的研究成果 ，又有多种中国公路史、中国铁路史、中国航运史、中国运河史等研究专著。
除了部门 交通史之外，断代交通史、区域交通史也得以创生和发展。
这一现象，反映交通史研究 已经跨过粗略笼统进行历史总结的“概说”的阶段，治交通史的学者已经注重以更深入 的研究力求较为精确地描述交通历史发展的全景。
交通史的断代研究和分区研究，即取某一时间阶段或空间范围为限定对象的交通史研 究，是综合的交通史研究的基础。
作为交通史断代研究的成果，严耕望自谓“耗时四十年，文繁两百万”的巨制《唐代 交通图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83，1985年)，堪称具有经典意义的名著。
其 成就在于以所论证的若干史实，描绘出了唐代交通的完整图景，其中多有极其重要的发 现，然而又绝不仅仅是罗列有关交通的史料而已，对于交通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的关系亦有透彻的论述。
《唐代交通图考》是规模与价值均有空前之意义的交通史巨著。
严耕望总结其研究所 获超出事先所能相像者，列举10例：1.“如松潘高原，向视为荒芜绝境，人迹罕到；乃 其实，自汉末至南北朝以来，岷岭、松潘草原即为西北河湟青海地区南通长江流域之一 要道。
”2.“唐蕃兵争之核心在河湟青海地区，盖地形所限，两国交通惟此为坦途也。
故唐人于此极力经营，州军镇戍星罗弈布，前人皆蒙然莫辨。
经此详考，当时唐蕃兵争 之形势，使臣商贸之进出，皆得按图指证。
”3.“凉州(近武威)境域，两宋以来，久陷 荒残，但于唐世，实为繁荣大都会之一，驿道两线东达长安，亦斑斑可考。
其西所谓河 西走廊，远通西域。
其道虽早有经营，但前人于此仍多茫然，岑仲勉云‘汉唐在玉门以 西未见驿传之记载。
’(注：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第3页。
)此非一人之见也。
乃其实，唐代驿传之推行远达安西(今库车)、北庭(今孚远)以西诸 属国，唐代史志与唐人诗篇累累可考。
而近代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瓜州常乐( 今安西县西)西通沙州(今敦煌)有南北两道，及北通伊州(今哈密)大碛道，馆驿名称里 距皆一一详明；西州(今吐鲁番东七十里阿斯塔那南五里E89°40′·N42°50′)东西道 上馆驿名称可知者亦数逾十五，且北朝已置驿，不始于唐。
”4.“长安北通河上三驿道 ，分达灵(今灵武南)、丰(今狼山、晏江间约N41°·E107°41′—50′)、胜(今托克托 西黄河南十二连城E111°·N40°13′)三州，丰州驿使通传长安不过四日余，亦近中古 驿传快捷之能事。
而河上重镇之天德军(约E109°·N41°之西北，进乌梁素海东北水滨 )，其地望久不能详，近亦准确知之。
且贾耽所记天德军东通云中(今归绥、托克托间) 之塞外道，为自古用兵之要，后人无能明之者，亦得据今图，考故事，一一证之。
”5. “唐与回纥邦交常睦，有丰州高阙(今狼山口E107°25′·N41°20′，或石兰计口E107 °30′·N40°20′)、甘州居延海(约E103°30′·N42°30′)、庭州特罗堡子(今北塔 山南，约E90°30′·N45°稍南地区)三道相通。
此三道今虽不能详，但大要途程可晓 。
且回纥入唐先取鸊鹈泉入高阙至丰州，南下灵、夏(今白城子E108°50′·N38 °)，后避吐蕃之逼，使臣商旅乃由高阙东行绕经天德、振武(今归绥、呼和浩特)，取 太原入长安，迂回千余里，是亦非研究者所能相像。
”6.“东北边塞，居庸(今关)、古 北(今古北口)、卢龙(东晋至唐道出青陉，盖今青山口E118°35′·N40°25′)、渝关( 今山海关)四道并出，而取途不详，今得历历指证。
”7.“飞狐(E114°35′·N39°35 ′)之险，久著史册，而关隘之要，因时代而转移，中古北魏前期，尤为入塞第一要道 ，南北通使，君主南巡，皆所取途，朔代之雁门反居其次，此寓有经济、历史、地理之 意义，非一般读史者所能相像得之。
”8.“剑南边区，诸道并出，而通南诏之青溪、石 门两道为著，此《蛮书》已著录者，前人考研，颇失粗疏，今皆详为比证，事乃大明。
”9.“云南通安南交州之陆道，前人论者多家，皆以今红河线当之；实则取叶榆河谷， 今盘龙江。
”以上所说，都是边区交通形势，关于内地交通，又有10.“长安、洛阳为 西东两都，交通至繁，沿途馆驿相次，榆柳荫翳，轩骑翩翩，铃铎应和，固唐代之第一 大驿道也。
以云途程，必谓大抵与今陇海路相当，而实不然。
自崤山以东，南取永宁( 今洛宁东北、三乡镇西北)，东循洛水，与今道异，与汉以渑池、新安道为主者亦异。
而两都间计程八百余里，置驿三十四五，今考其名号尚十得八九。
他如长安太原道、洛 阳太原道、蓝田武关道、骆谷道、褒斜道、金牛道、荆襄道、太行东麓走廓道等，馆驿 名称亦颇有可考者。
凡此馆驿多出于诗人之吟咏，而可考位其今地，亦出相像之外也。
”严耕望还写道：“此外如褒斜、阴平诸道之名实，洛南三关、太行八陉之通塞，黄河 关津之建置，永济通渠之流程，三峡水运之兴盛，大堤商贸之繁荣，渤海海运之发达， 河套、代北水运之绩效，以及东南沿海海运之萌芽，诸如此类殆难尽列。
”(《唐代交 通图考》第1册，第3—5页)。
《唐代交通图考》是20世纪中国交通史研究的最突出成果，也是这一领域最值得称羡 的学术成就，就对于以后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影响而言，也成为学者公认的典范。
“此书 已出版之五册，每册有若干篇，每篇研究一交通路线或一地区之交通路线。
不但研究驿 道，次要之道路亦在研究之列。
”诚如有的学者所说，“文中详考道路之里程、沿途地 理形势、物产、所经过之城市、乡村、关隘、桥梁、驿站、寺庙等，甚至某处路旁有一 奇特之大树，亦根据资料描述。
并附论与该道路有关之历史事件。
”(廖伯源：《严耕 望传》，《国史拟传》第7辑，1998年6月)对于这部前后历时半个世纪的大规模研究的 最终成果，学界以其工作条件和工作质量的对比，称作“一个难以相像的奇迹”，以其 丰厚的学术内涵，誉为“传之久远的大著作”(余英时：《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敬悼严耕望学长》，《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纪念集》，(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 )。
《唐代交通图考》的著述，对于有关资料的发掘采用，有“竭泽而渔”的称誉。
作 者曾经自认为此书是其“生平功力最深、论辩最繁之述作”，“诸凡正史、通鉴、政书 、地书、别史、杂史、诗文、碑刻、佛藏、科技、杂著、类纂诸书，及考古资料，凡涉 及中古交通，不论片纸巨篇，搜录详密。
”但是即使如此，严耕望依然诚恳地表示，“ 然问题不得其解者仍甚多，学术求精，固无际涯!如有同好，盼共商榷。
”(《唐代交通 图考》第1册，第2—3页) 中国交通史是一门新兴的学问，许多方面的研究尚属于拓荒阶段，因而学者的辩议， 新论的琢磨，都显得尤为重要。
即使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这样堪称20世纪中国交 通史研究之丰碑的学术名著，因多种原因，其中也不无瑕疵。
而关于作者本人对其中某 些结论受到批评时所表示的态度，又更有令人感动的故事。
严耕望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唐代交通图考》出版前曾以论文形式发表，大陆学者对其 中若干论点曾提出商榷意见。
如李之勤《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与唐代长安城附近的驿 道和驿馆＝(《西北历史资料》1984年第1期)、知勤、肖珍《唐代傥骆道上的几个驿馆 》《(《人文杂志》1984年第4期)、《唐代蓝武道上的七盘岭与韩公堆》(《西北历史研 究》1987年号，三秦出版社，1989年)、《唐敬宗宝历年间裴度重修的斜谷道及其所置 驿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3期)，以及辛德勇《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 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4辑)等论文都对严耕望的有关结论提出异议。
由 于当时两岸学者学术交流条件方面的原因，学术对话受到限制。
据刘健明回忆，1995年9月，中国唐史学会在武汉召开第6届年会，蓝勇提交的论文涉 及对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的评论。
论文“肯定《图考》为中 国历史交通地理的经典之作，但指出有五处地方可以商榷”：1.《唐代交通图考》认为 唐代牛尾驿是今永川长江边的水驿，但蓝勇认为是深处今永川内腹邮亭铺的一陆驿；2. 《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金牛道税人场在今剑阁县南，但蓝勇认为应在广元市南剑阁 县北的石洞沟与大朝间；3.《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开边县在今宜宾县安边乡，蓝勇 认为应在今云南水富县治大滩附近；4.《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白崖城不在今红崖， 而在白崖，蓝勇认为在今弥渡坝子(又称红崖平原，即明代的白崖)，白崖包括红崖平原 和白崖西北；5.《唐代交通图考》认为秦汉至今，四川通云南的主要通道是石门道和清 溪道，蓝勇认为明代以来乌撤入蜀道的地位更重要。
蓝勇因有机会遍游中国西南部， 他的论据主要是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结合而提出的。
蓝勇的论文在最后还提出严耕望从 事唐代交通研究的不利因素有如下3种：1.“长期以来大陆与港台的学术交流不畅，双 方多处于一种闭门造车的状态。
特别是港台学者往往对大陆学者的已有成果不够了解， 尤其是对大陆不断出现的考古资料运用不够”，“在严耕望对唐代西南交通论著中几乎 没有对考古资料的运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2.“由于交流条件的限制，很长一 段时间内港台学者不可能深入内地进行大量的徒步实地考察，这也是港台历史地理研究 多停留于纸上谈兵的原因。
”3.“由于条件限制，严耕望主要参考的地图为美国Operat ional Naviqation Chart H-ll、《申报馆中国分省地图》、《国防研究院地图》、《 黎明公司中华民国全图》，这些地图不论是从比例尺大小、地名陈旧程度，还是标绘的 繁简程度和准确程度来说都是与50年代以来大陆编绘的各种地图存在差距，这也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其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
”(蓝勇：《＜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 ＝，《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 区＞品评＝，《古代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刘健明将蓝勇的论文寄交严耕望后，不久就收到回信。
其中写道：“蓝的评语多能中 肯，值得参考。
我写图考本自知道只能就古代文献作一番仔细的整理研究，而不能亲履 各地勘察为憾!这样自必发生一些偏差，但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时 间都很有限，纵然能有机会走遍全国，而一个人之力也是不可能的，必得有公家或大的 团体来支持，组合一个团体做工作，而这些在我都谈不到，只能独力奋斗，尽我所能而 已。
海外与大陆国内隔绝，能看到国内人著作本极有限，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这 些弱点不难想像，即以蓝所提到的三泉县与牛尾驿，我写作当时本已怀疑，但为资料所 限，又不能亲履其地看看，自是无可如何。
其实这类例子一定还相当不少，好在学问本 不是一个人的事，每个人只能尽其在我，尽可能做出自己的成绩，以供大家参考，再做 进一步的工作。
你如与蓝通信，请代我谢谢他，并告诉他，若能就拙作再作一番补正工 夫，那是最好。
”这是严耕望致刘健明的最后一封信，引录者以为“信件异常珍贵”( 刘健明：《笔耕室受教记》，《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纪念集》，(台北)稻禾出版社 ，1997年)，知道信中内容的学者，无疑都会心生同感。
从中我们不仅可以领会对待学 术探讨和学术争论的正确态度，体味到一种健康亲和的学术空气，也可以看到中国交通 史研究学者相互继承，代有推进的学术形势。
断代交通史研究的成果，还有谭宗义《汉代国内陆路交通考》(香港新亚研究所，1967 年)，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陶希圣《唐代之交通 》((台北)食货出版社，1969年)等。
在交通史学界影响相当大的全汉升的名著《唐宋帝国与运河》(商务印书馆，1944年) ，以交通对于经济的作用作为论述的主线。
作者因宋代经济史研究的突出成就，被看作 这一学术领域的开创者。
当时漕运对于经济的意义，受到了充分的肯定。
潘镛《隋唐时 期的运河和漕运》(三秦出版社，1987年)，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云鹤《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李文治《清代漕 运》(中华书局，1995年)等学术专著，也都对交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乃至政治权 力的重要支撑的意义，进行了全面深刻的研究。
有关漕运的研究有较为集中的成果， 体现出对这种交通形式的历史作用的特殊重视。
如严耕望所说，交通现象往往“寓有经济、历史、地理之意义”。
有的中国交通史研 究专著则并不局限于交通于经济和政治的作用的研究，而比较重视交通的文化作用，这 样研究角度，或许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区域交通史研究的学术专著，陈小平《唐蕃古道》(三秦出版社，1989年)，蓝勇 《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黎小龙等《交通贸易与西南 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 997年)等，都值得重视。
作为一种特殊的区域交通史研究成果，杨聪编著《中国少数民 族地区交通运输史略》(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一书具有值得肯定的价值。
在少数民 族聚居的地区，往往山川阻隔，交通不便。
在特殊的交通条件的作用下，也形成了特殊 的文化条件。
杨著汇集了云南、广西、贵州、四川南部彝族地区、西藏、新疆、青海、 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区交通史研究的收获，进行了有开拓意义的工作，只是论述各 地区古代交通的部分，内容比较简略。
上述中国交通史研究专著中，陈小平、蓝勇、王子今的成果，是以文献资料和考古资 料相结合，又借助实地考察的收获完成的。
二 以上说到的学术专著，有些是以若干篇凝聚多年研究心得的学术论文作为阶段性成果 的。
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出版前已有数十篇专题论文发表，这样的专著具有坚实 深厚的学术根基。
回顾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历程，应当肯定这一学科分支的基本构架，是 以一些具有厚重的科学内涵的重要的学术论文为基础建立的。
在20世纪史学学术史上留有姓名的历史学学者，许多都曾经关注过中国交通史研究的 进步，发表过中国交通史研究的论著。
例如，王国维《古行记四种校录》、《长春真人 西游记校注》(《王国维遗书》经13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陈垣《大唐西域记撰人 辩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 》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收入《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的 《车服》、《塞路》、《徐福》、《禁巫祠道中》、《车与骑》等篇，岑仲勉《＜西域 传＞各国去长安及去都护里距表＝(《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顾 颉刚《＜穆天子传＞及其著作年代＝(《文史哲》第1卷第2期，1951年7月)，黄文弼《两 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西北史地季刊》第1卷第1期，1938年2月)，蒙文通《论古水 道与交通》(《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7期，第2卷第3期，1934年6月、10月)、《释古长 江下游之交通》(《图书集刊》第5期，1943年12月)，周谷城《西北交通之历史的考察 》(《东方杂志》第41卷第11期，1945年6月)，郑天挺《历史上的入滇通道》(《旅行杂 志》第17卷第3期，1943年3月，收入《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年)，吴晗《传·过 所·路引的历史》(《中国建设》第5卷第4期，1948年1月)，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 与南朝的陆路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于省吾《武王伐 纣行程考》(《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1、2、3合期，1937年4月)，刘敦愿《试论古代黄 淮下游之与江汉地区间的交通关系》(《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 等，都是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名作。
这些论著用现在的眼光看来，有些并不是直接以交通 史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其内容涉及交通史，甚至关系到交通史的重大课题；有些论著发 表较早，后来因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工作的进步，若干论点显得陈旧，但是在当时却曾 经对这一学科分支的进步发生过不宜忽视的影响。
于省吾曾经讨论殷墟卜辞中“+[外辶内至]”字的意义，以为 驲为后起的代字。
”(《 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279页)《说文·马部》：“驲，传也。
”卜 辞中所见乘+[外辶内至]而行的文字，说明殷代已经出现以传递信息为主要职能的驲传制度(《 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驲传制度》，《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第2期)。
先秦典籍中所见“周行”“周道”，传统经学均以礼制道义为释，只有朱熹在《诗集 传》中解释为“大路”、“大道”。
不过，在予政治文化以特殊重视的文化背景下，以 等级列位和道德准则解说“周行”、“周道”的说法占据上风，对古代交通建设有所肯 定的朱说几被淹没。
顾颉刚曾经在《周道与周行》一文中推扬朱熹之说，并且有进一步 的论证(《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
杨升南的论文《说“周行”“周道— —西周时期交通初探》(《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2辑，1984年8月)进一步明确 了“周行”、“周道”于交通史的意义，又以金文资料以为新证，指出“周道”应是由 周王室修筑，通往各地，联系各诸侯国的一种道路的专称。
杨文又考定了当时由王室中 心地区通向各诸侯国的几条主要道路的大概走向，并且对于“周道”的特点及其设施也 有所探索。
史念海《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人文杂志》1960年第3期，收入《河山集 》，三联书店，1963年)，陈盘《春秋列国的交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集刊》第37本，1967年)，是关于春秋时期交通史研究的力作。
卢云《战国时期主要陆 路交通初探》(《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对于战国陆路交通 形势的概况进行了总结。
对于汉代交通研究有开创作用，于中国交通史研究也具有经典意义的劳干题为《论汉 代之陆运与水运》的著名论文(《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从陆 路运输和水路运输两个方面详尽地论述了汉代交通的历史成就。
作者指出，“西北高原 对河济文化之区势成居高临下，农艺之民艰于守御，有国者不得不悉其国力以防胡虏之 南侵。
于是邦国之政事与军备皆北重于南，陆重于海；而西北之区遂为国家首善。
然以 民族发展之方位言之，则经济发展之趋向在南而不在北，国防发展之趋向在北而不在南 。
”“今于汉世水陆交通略述其大要，以见汉朝帝国虽赖陆运以维持国家之完整，供给 国防之军资，而缘海之地则海运常重于陆运。
汉人非不明海事，徒以陆上危机大于缘海 。
其间不能不有所轻重。
”这样的论述，已经不是就交通论交通，而涉及了交通的社会 文化背景和社会文化作用。
有关“海运”乃至“海事”之轻重的分析，甚至关系到我们 民族文化方向的宏观课题。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历程中成就特别突出的历史 时期。
研究秦汉时期交通史的著名的论文，还有吕思勉《汉代亭传之制》(《学林》第4 辑，1941年2月)，王毓瑚《秦汉帝国之经济及交通地理》(《文史杂志》第2卷第9、10 期，1943年10月)，史念海《秦汉时期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第3卷第1、2期 ，1944年1月，收入《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孙毓棠《汉代的 交通》(《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7卷第1期，1944年6月，收入《孙毓棠学术论文集》 ，中华书局，1995年)，武伯纶《秦汉车制杂议》(《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陈 直《汉晋过所通考》(《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收入《居延汉简研究·居延汉简综论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等。
陈沅远《唐代驿制考》(《史学年报》第1卷第5期，1933年8月)，严耕望《唐代国内交 通与都市》(《大陆杂志》第8卷第4期，1954年2月)，章群《唐代交通》(《香港浸会学 院学报》第4卷第1期，1977年7月)，以及李之勤的系列论文(注：除上文提到的论文外 ，又有《傥骆古道的发展特点具体走向和沿途要地》、《唐代的文川道》、《川陕古道 中的青泥路和白水路》、《蓝田县的两个石门与唐长安附近蓝武道北段的水陆联运问题 》、《论唐代的上津道》、《唐代河东驿馆考》等，均收入《西北史地研究》(中州古 籍出版社，1994年)。
)、王文楚的系列论文(注：如《唐两京驿路考》、《西安洛阳间 陆路交通的历史发展》、《唐代洛阳至襄州》、《唐代长安至襄州荆州驿路考》、《唐 代太原至长安驿路考》、《唐代洛阳至魏州幽州驿路考》等，均收入《古代交通地理丛 考》(中华书局，1996年)。
)、辛德勇的系列论文(注：如《唐＜东渭桥记＞碑读后＝，《 唐长安都亭驿考辨》、《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汉唐期间长安附近的水路 交通》等，均收入《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
＝等，都对唐代 交通史研究有所推进。
王夔强《宋代交通制度考略》(《安雅》第1卷第4、8、12期，1935年5月至1936年5月) ，魏重庆《两宋时代之交通事业》(《正风半月刊》第2卷第11期，1936年7月)，邹逸麟 《宋代惠民河考》(《开封师院学报》1978年第5期)，王文楚《宋东京至辽南京驿路考 》(《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等论文，说明了宋代交通的一些特点。
元代驿传制度的发达久已受到重视。
当时驿传系统联系范围之广，为前代所未有。
李 梦瑛《“站”与“站赤”》(《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6期，1936年11月)、《元站与站赤 考释》(《东方杂志》第40卷第9期，1944年5月)，岑仲勉《天山南路元代设驿之今地》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8年，收入《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 ，1962年)，潘念慈《关于元代的驿传》(《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陈得芝、施一揆 《“关于元代的驿传”一文的资料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7期)，袁国藩《元王 恽驿赴上都行程考释》(《大陆杂志》第34卷第12期，1967年6月)，陈得芝《元岭北行 省诸驿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1977年7月)，郭毅生《元代辽阳 省驿道考略》(《北方论丛》1980年第2、4期)等，都是有重要价值的论文。
罗哲文《元 代“运筏图”考》(《文物》1962年第10期)，探讨了当时水运的具体形式。
研究元代水 运的论文，还有张蓉初《元代大都粮食的运输》(《中山文化季刊》第2卷第1期，1945 年6月)，赖家度《元代的河漕和海运》(《历史教学》1958年第5期)，袁国藩《元初河 漕转变之研究》(《大陆杂志》第27卷第4期，1963年8月)等。
论述明清时期交通的比较重要的论文，有万国鼎《明清漕运概要》(《政治季刊》第4 卷第3期，1940年10月)，方楫《明代治河和通漕的关系》(《历史教学》1957年第9期) ，吴缉华《明代的海陆兼运及运河的浚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9本下 册，1958年)，樊树志《明清漕运述略》(《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朱玲玲《明代 对大运河的治理》(《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等。
杨杭军《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 之弊及其影响》(《中州学刊》1998年第1期)和陈峰《略论清代的漕弊》(《西北大学学 报》1998年第4期)等就清漕运组织管理的消极面进行分析，揭露了当时交通制度的弊端 。
对于以往少有人注意的边地交通、少数民族政权交通，也有一些学者瞩目，发表过有 重要学术价值的论著。
如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史学集 刊》第5期，1947年12月，收入《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方国瑜 《诸葛亮南征的路线考说》
中国从古至今有哪著名些数学家，及其故事
卖二手房的确是能锻炼人，不过压力也是蛮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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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卖不出去的话，底薪可能刚刚够生活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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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试着做个一两年，实在不行的话再去工厂做吧。
不过，个人觉得性格内向的、或者不善于交际应酬的人，做销售、业务性的工作有点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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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能承受各种压力与痛苦，做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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