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体会：关于调查研究的几点思考(最新)
一九三○年九月，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打长沙回到江西， 十月初打开吉安，进到袁水流域，兴国送来了许多农民来当 红军，我趁此机会作了一个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区的调查。
找 了傅济庭、李昌英、温奉章、陈侦山、钟得五、黄大春、陈 北平、雷汉香八个人开调查会。
调查的时间是一九三○年十 月底，开会的地点是新余县之罗坊，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
永丰区位于兴国、赣县、万安三县的交界，分为四个乡，旧 凌源区为第一乡，洞江区为第二乡，三坑区为第三乡，江团 区为第四乡，以第二乡之永丰圩为本区政治经济中心。
人口 分布：第一乡三千，第二乡八百，第三乡三千，第四乡二千， 总共八千八百。
这一区介在兴、赣、万之交，明白了这一区， 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 差不远。
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 里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 决不是具体情况。
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 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
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 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
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 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
这次调查，一般说来仍不是很深入 的，但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
第一，做了八个家庭的调 查，这是我从来没做过的，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 的基本概念。
第二，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这 是我在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得完全的。
这个调查的缺点， 是没有调查儿童和妇女状况，没有调查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 没有调查土地分配后农业生产的状况，也没有调查文化状况。
这些本来是要调查的，因为敌人对罗坊进攻了，红军决定诱 敌深入的方针，我们的调查只得结束。
下面的材料是这样得 来的：由我提出调查的纲目，逐一发问并加讨论，一切结论， 都是由我提出得到他们八个同志的同意，然后写下来的，有 些并未做出结论，仅叙述了他们的答话。
我们的调查会是活 泼有趣的，每天开两次甚至三次，有时开至深夜，他们也并 不觉得疲倦。
应该深深感谢这些同志。
他们有几个是共产党 员，但多数不是党员。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于宁都小布圩，整理后记。
农村军事化 （一）赤卫队 第一乡九个大队，第二乡三个大队，第三乡四个大队， 第四乡四个大队。
编制法：八人至十五人为一分队，三分队 为一中队，三中队为一大队，本区各乡通常是八九十个人一 个大队。
例如第一乡的第八大队，是由洋坊的第一中队、凌 源的第二中队、梨お的第三中队编成的，共有九十多人。
赤卫队年龄，二十三岁以上，五十岁以下。
赤卫队不都是男子。
初来，分为常备赤卫队，预备赤卫队两种；后来，合而 为一，不分常备预备。
任务：日日夜夜放哨，村村有哨，每村的总路口必定有 个哨棚。
普通时候，白天童团和少队放哨。
章程上规定五个 人一天，两个女童团，两个男童团，一个查哨的是少队。
少 队要是识字的，要看得清通行证。
不论什么人通过，甲村过 乙村都要通行证。
夜间放哨则归赤卫队，普通四人一夜，二 人一班，一班上半夜，一班下半夜。
若环境紧张时（如七月 七坊靖卫狗〔2〕打到均村附近时），白天夜晚都归赤卫队 放哨，并且人数特别加多，白天虽仍只四五人，晚上便要十 多人，甚至二十多人。
赤卫队每大队设大队长，要是本乡最努力而且多少懂得 一点军事的人。
政治委员一人，要是本乡最努力而看得通公 文的。
赤卫队早先要下操，七月编了红军预备队，便不下操了。
赤卫队分男赤卫队、女赤卫队。
例如第一乡洋坊、凌源、 梨お三村合组的第八大队，有男赤卫第八大队与女赤卫第八 大队两种。
女赤队年龄与男赤队相同，但人数较少，因为女 子比男子少，又除去孕妇，除去乳母，普通每队便只有四十 人（第二乡第三大队）、五十人（第一乡第八大队，第三乡 第三大队），也有少于四十人的，也有多于五十人的。
女赤 队平时不担负放哨。
紧急时男赤队出发去了，女赤队便也担 任放哨。
女赤队也要下操，每月一次，每次两三点钟，队长、 政治委员都是女子。
操时男赤队派人去教操。
男赤队自六月 把精壮分子编入红军预备队后，剩下都是老弱的，每队有只 留十多个人的，二十人的，三十人的不等，以后便不下操了。
男赤队每乡有一个乡队长，一个乡政治委员。
两人不常住乡 政府，住在他们自己家里头，有事调他们去，他们就去。
全 乡下操时，他们也要到，各乡赤队共下过两次全乡操。
（二）少年先锋队 凡有一个赤卫大队的地方，就有一个少队，不分男女， 年龄十六至二十三岁。
有大队长，政治委员。
每大队分三个 中队，每中队分三个分队。
惟人数较赤队少，每队有二十人 的（二乡指果），三十人的（三乡长窖），五六十人的（一 乡洋坊等三村）。
二十人、三十人的都叫做中队，五六十人 的便叫做大队了。
六月起，挑选勇敢分子编入红军预备队及 区特务营，剩下的少队仍然要下操，一个月下两次。
只有男 赤队，自从把勇敢精壮分子编入红军预备队后，便不下操了。
少队自编入红军预备队及区特务营之后，剩下的没有几 多人了，有的简直没有少队了（如一乡洋坊等三村，二乡指 果）。
（三）童子团 不分男女，年龄八岁至十五岁。
有一个赤队及少队的地方，就有一个劳动童子团。
每村 有个团长，乡无团长，区有团长。
童团的工作：第一是放哨，第二是检查烟赌，第三是破 除迷信打菩萨。
童团查烟赌打菩萨很厉害，完全不讲人情， “真正公事公办”。
开民众大会，他们也要去。
他们的武器 主要是木枪，也有几支梭镖杂在其中。
童团的团员都在人民学校读书。
人民学校是七月办起来 的，第一乡五个，第二乡三个，第三乡七个，第四乡一个， 共十六个。
区政府规定每乡三个，出三个教员的伙食费，每 天大洋一角，每月零用钱大洋二元，共计每月大洋五元。
因 第一乡地宽，准办五个。
第三乡山多，三个不够，自己加办 四个，共七个，但用费仍只十五元，平均每校分得两元多一 点。
人民学校学生少的二十多人，多的到百二十人，普通四 十多人。
如第一乡洋坊、凌源、梨お三村合立的人民学校， 八岁至十五岁的儿童有百二十多人，房子住不下，一个教员 教不了，因此有许多人尚未读书，百二十人中只有六十人左 右在读。
本来三村想办三个人民学校的，因本村无教员，请 外村的又无给养，故不能办三个。
三乡竹兆庵村的学校，学 生只有二十一个人。
平民夜学校村村都有。
每校有一教员，村中稍认识文字 者充之，不要给养，教员白天在家做自己的事情，夜间去平 民夜学上课，洋坊的傅济庭，长窖的钟得五，都是教员。
学 生多少不一，洋坊的有四十人。
年龄不定，老的壮的少的都 有。
多数夜学有女子参加，占全额三分之一。
也有无女子的， 如一乡的茶甘背村， 四乡的猴迳村， 都无女子参加平民 夜学。
童团每个星期下三次操，都在人民学校指导之下， “操得很好”。
（四）纠察队 工人组织纠察队，每乡一连，一个连长，一个政治委员。
第二乡的纠察队有百零五个人。
第一乡洋坊、凌源、梨お、 茶石（即茶甘背）四村共有一排，二十六个人。
（五）红军预备队 从赤队、少队两个组织中挑选精壮勇敢分子组成的。
每 乡二连，全区八连。
每连人数几十个到百多个。
第一乡的二 连，每连有百零几人。
此次到新余，第十区的八连人都到了。
七月编成预备队后，打七坊，打浪川，打赣州，及此次出发 新余，都归预备队担负。
预备队出外，乡村放哨由赤队、少 队、童团担负。
预备队回来，又帮同放哨。
全区八连人组织 一团，有团长、团政治委员，平时没有营之设置。
一乡是第 一、二连，二乡是第三、四连，三乡是第五、六连，四乡是 第七、八连。
此次出发新余编成三营，一、二、三连为第一 营，四、五、六连为第二营，七、八连为第三营，有营长、 营政治委员。
连上有挑夫四人，火夫八人，传令兵一人到两 人，勤务兵一人，号兵一人（不会吹号），没有马。
每连有 两个宣传员，口讲，手写标语。
营部无宣传员，无副官，无 传令兵。
团部有宣传员三人，副官一人，传令兵二人。
三个 营部跟团部住一起，共吃伙食。
武器是梭镖、鸟枪。
（六）区特务营 三个连，七月起编的，也是由赤队、少队挑选编成。
选 择赤队、少队中更年青勇敢的分子编入，比预备队好。
有编 制，有训练，但不经常集中，平时仍在家中做自己的工。
每 月集中下大操三次，时间是初二、十二、二十二。
有事调集 出发打仗。
现在一、三两连出发打浪川去了，二连在家未动。
器械主要是鸟枪、土造来福枪、土造大炮，没有快枪，略有 一点梭镖。
营部和区政府在一起，有营长、营政治委员。
（七）红军独立团 兴国全县一共编过三个独立团，都送给红军了。
也是由 赤队、少队挑选出，成份与特务营一样好，都是青年，并且 是志愿兵。
每团人数一千多。
团营连都有长，有政治委员，在县城 集中训练，听候调遣编入红军。
一概徒手无武器。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 《农村调查文集》刊印。
注 释 〔1〕 这是写的《兴国调查》序和第七部分。
一九三○年十月初，红军第一方面军攻克江西吉安，进到袁 水流域，这时兴国县送来许多农民当红军。
十月下旬，毛泽 东在新余县罗坊找兴国县第十区即永丰区的八个农民开了一 个星期的调查会，随后整理写出《兴国调查》一文。
第七部 分编入本书时，个别地名作了订证。
〔2〕 靖卫狗，即靖卫团，反革命的地方武装。
思想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首先，中国共产党期的革命中积累起来的丰富而独特的，是形成和发展毛思想最深厚的基础。
列宁曾经说过：“革命理论并不是谁臆想出来的东西，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32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来看，革命理论离不开革命实践和对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
自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革命的实践，是党领导下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中国革命的理论只能在党和人民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形成和发展。
思想作为伟大的革命理论，不是同志脑里固有的，也不是他坐在房子里苦思冥想出来的，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奋斗的产物，是中国革命和新社会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同志在党和人民的伟大革命实践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创造。
思想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
如果离开党和人民的革命实践，离开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就不可能产生思想。
同志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在把实践经验提高为理论的过程中，始终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基本方法。
他经常把自己和中央的领导机关形象地比作制造思想产品的加工厂，认为思想、意见、计划、方法都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
他不迷信自己的智慧，乐于并善于集中党和群众的智慧，上升为理论，表述在他的著作中。
这样，同志的绝大部分著作虽然是他本人独立写成的。
蕴含着他个人的卓越智慧，但是由于都来源于党和人民的革命实践，都总结了党和人民的革命斗争经验，因此都凝结着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
在土地革命时期，从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的进军起，到中央苏区红军开始长征止，同志在赣西南，闽西到处留下了调查研究的光辉史迹，先后写出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十来篇著名的农村调查，是对党和人民的集体经验的最直接的总结。
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期间，同志写的一些重要的论文和文件，都是从我们党相当长时期的革命斗争经验中产生出来的。
正如他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的那样：“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又如，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同志于1947年12月提出，决不是偶然的。
这个时候我军不仅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的丰富的作战经验，而且解放战争也进行了一年半，并转入了反攻阶段，又有了许多新鲜的作战经验，当时各战略区曾写出了三十几份经验总结，同志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系统地科学地总结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作战指导规律。
《论十大关系》，是同志用两个来月时间进行调查研究，亲自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掌握了丰富的材料，集中了大家的智慧，系统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的光辉著作。
其次，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观同志的著作，除他本人独立地总结党和人民的革命经验的著作之外，大致还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有些著作借鉴或吸收了我党某些领导同志的思想成果。
我党许多重要领导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都曾对革命斗争的经验在某些方面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并有不少同志做了出色的理论工作。
同志在写文章、作报告时，曾经借鉴或吸收了他们正确的理论、观点、意见和决策等。
比如，关于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李大钊、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等同志，曾于1924年2月到1925年7月先后发表文章论述过，指出无产阶级“是革命运动的领袖阶给”，“要领导农人兵士”。
1925年1月，党的四大文件也明确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同志无疑受到了我们党一些重要领导人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启迪和影响，于1925年12月到1926年9月，连续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文章，进一步阐明“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指出工人阶级的领导主要是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又如，长期和同志并肩战斗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他们有更多机会和同志商讨问题，交换意见，因此，他们态出的思想成果，在同志的科学著作中得到不少的反映。
1929年秋，陈毅同志按照周思来同志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是由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审定后发出的。
同志起草的光辉的历史文献古田会议决议，就吸收了这封信的不少重要内容。
60年代中期，同志在讲话和批示中曾指出，要抓军事，准备打仗；藏粮于民，预防灾荒。
周恩来同志根据这样的思想用精练的语言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并作为一个战略方针提了出来。
同志加以肯定，后来他在1965年10月12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谈话中，以及1966年3月12日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中，都曾采用了周恩来同志的这个提法。
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曾得到同志的赞同。
刘少奇同志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信》等文章中，曾正确地指出，“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和敌人进行胜利的决斗”；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荫蔽力量，深人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
后来，同志在写《论政策》等文章谈我党在白区的对敌斗争政策时，就借鉴了刘少奇同志这些正确的策略思想。
朱德同志曾经长期担任我军的总司令，他实际上直接参加了创造军事思想的活动。
在井冈山时期，同志和朱德同志一起切磋琢磨，制定了一整套游击战的战术，并于1929年4月在前委给中央的信中第一次公开以书面形式提出(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引)。
第二，有些著作是经过党中央领导核心反复讨论研究，由同志起草并修改定稿的。
同志有不少著作原是作为党的文件而发表的，因此这些著作集中了我党许多领导同志的正确意见。
比如，《论联合政府》，是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是在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研究基础上产生的成果。
完稿后曾印发出席六届七中全会的同志征求意见，最后由同志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定稿的。
又如，同志曾经为党中央起草过大量的指示、批示、决定、决议、通知、通报、电报、信件等，这些文件也都经过党中央领导核心的讨论或审阅，由他修改定稿的。
第三，有些著作是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合作写成的。
同志和他的战友们为了共同研究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或为了共同研究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的某些问题，他们曾在一起合作写作。
比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在同志主持下，由他和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的一个课本。
《工作方法六十条》，是同志同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合作写出来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一部分条文是直接记录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后起草的。
又如，在解放战争期间，以同志名义发的军事电报，有的是由周恩来同志起草，经同志审阅修改的。
应当指出，同志借鉴、吸收我们党一些卓越领导人的思想、观点、意见、决策等，决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而一般都进行了再提炼、再概括，用他自己的语言方式加以表达，成为他著作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往往有所发展，有所提高。
(三)我们在上面的论述中，强调了集体经验、集体智慧对思想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同志在创立思想过程中所起的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所作的无与伦比的贡献。
下面就来谈谈为什么说同志是思想的主要代表，为什么要用的名字来命名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一、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的过程中，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公认为伟大的领袖和导师。
同志是我们党、我们人民军队、我们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他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我们党一大批领袖人物中最杰出的代表。
他领导我们党长达半个多世纪，领导我们国家近30年。
他每当革命的危急关头和历史的转折时期，总是表现出远见卓识和高度的领导艺术，引导党和人民度过重重难关，去夺取革命胜利，从而显示出他比别人站得高，看得远。
他培育了我们一批又一批的党员和一代又一代的干部以及领导者，教育了全国各族人民。
他为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立下的永远不可磨灭的功绩，不仅远远超过中国近代史上任何革命阶级的领袖人物，而且也是我们党其他领导人所不及的。
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同志的领导，党和人民可能至今仍在黑暗中苦斗。
他虽然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一、同志是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杰出的代表。
在二三十年代，我们党内有些人，由于理论脱离实际，犯了严重错误。
同志早在我党幼年时期，就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是我们党内最早认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的领导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普遍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条件，依据我们党先后建立的一批革命根据地的经验，独创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
他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曾十分明确地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
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同志不仅最早地认识和提出了这个原则，而且最好地实现和维护了这个原则。
他以极大的革命毅力和理论勇气，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反对把外国经验神圣化。
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中一系列重大问题，多次挽救了党和中国革命。
可以这样说，同志最伟大的功绩，就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思想。
三、同志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内容同我们民族形式统一起来的典范。
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在欧洲，从内容到形式，包括论列的历史事件、引述的思想材料、使用的语言表达方式等等，都是欧洲化的。
同志为了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易于领会和接受革命理论，十分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同志自己身体力行，开创了一代文风。
他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使用了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批判地吸取了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因而他的文风具有浓厚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四、同志对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最大的特殊的贡献。
同志具有卓越的才能、过人的勤奋，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无比的革命胆略、高度的理论修养和非凡的概括能力，这是他创立思想的优越的个人条件。
同志的著作，就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深刻、文辞之优美来说，是我们党内任何人都难以比拟的。
我们党的集体经验、集体智慧，尽管其他卓越领导人也作过概括，然而主要是由同志概括起来的。
思想的基本的理论、原则，以及党的基本路线和许多重要的政策、方针，主要是由同志提出来的，也主要是通过他的科学著作得到概括的。
比如，同志完整地提出和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完整地提出和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政策，等等。
总之，同志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他的科学著作构成了思想的主体部分和核心部分。
路线一 赣州市章贡区水东地质观察路线
近些年，社会上不时出现对土改必要性与合法性质疑的声音，诸如地主并非是小说《半夜鸡叫》中周扒皮那样的人物，实际上他们有的省吃俭用、为人厚道，有的热心教育、济困扶危﹔地主出租自己土地是正当经营活动，不存在与被剥削的问题﹔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有利於集约经营和规模化生产等。
究竟怎样看待当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本文试图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地主富农是什麼样的人 土地改革和土地改革运动。
上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其实，土地改革与土地改革运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土地改革简单地讲，就是要变革旧有的土地制度。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的“耕者有其田”，都是土地改革的内容。
土地改革运动是指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於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提出要实行“耕者有其田”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开展的废除原有封建土地所有制，代之以农民土地所有制的群众运动。
土地改革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五四指示”发布后到新中国成立，主要在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老解放区是指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已解放的地区，半老解放区是指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开展战略反攻之前解放的地区）﹔第二阶段为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后，在广大新解放地区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这一阶段到1952年底基本结束。
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
既然土地改革运动的目的在於废除旧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毫无疑问其前提是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
农村主要有两大对立的阶级，即地主与农民，而农民又细分为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阶层。
划分地主和富农的标准是什麼
1933年10月，写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作了这样的界定：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
剥削的方式主要是收取地租。
依靠高利贷剥削为主要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高利贷者，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或者自己占有部分土地、租入部分土地，也有自己不占有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
富农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剥削雇佣劳动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分或大部分。
依据这一界定，地主与富农的共同特点是剥削，其不同之处在於地主剥削的主要方式是收取地租，富农剥削的主要方式是雇工。
富农虽然属於农民阶级的范畴，但这个阶层带有剥削性质，所以人们习惯将之与地主并列，称之为地主富农，其实富农与地主并不是同一个阶级。
由於地主与富农的剥削方式不同，故而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对待他们的政策也有所不同。
“五四指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都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
也就是说，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采取的是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对地主的政策不是“平反”而是“摘帽”。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於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即后来的县人民政府——作者注）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
地主原有的土地也不是像有些人指责的那样收归国有，而是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分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主要是贫农和雇农，同时也分给地主一份作为生活出路）。
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村各个阶级、阶层所有的土地，由个人所有转变为农业合作社集体所有，也并非收归国家所有。
这其实本是并不久远的事实。
时至今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仍是农民集体所有制。
二、恶霸与地主概念不同，农民有可能“力作致富”上升为地主 说起地主，人们自然容易联想到四个人，即小说《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歌剧《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泥塑《收租院》中的刘文彩、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
这是当年文艺作品塑造出来的四个典型的地主形象，也是相当多中国人对於地主的最深刻的记忆。
准确地说，这四个艺术形象应当称之为恶霸地主，并且是集恶霸地主罪恶之大成者。
应当指出的是，恶霸与地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按照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於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规定，恶霸是指“依靠或组成一种反动势力，称霸一方，为了私人的利益，经常用暴力和权势去欺压与掠夺人民，造成人民生命财产之重大损失，查有实据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版，第406页）恶霸尤其是恶霸地主最为农民所痛恨，但恶霸并非都是地主，地主也不是人人都是恶霸，那种同时具有地主和恶霸两种身份者，便是通常讲的恶霸地主。
全国的地主总数中可称为恶霸地主者毕竟是少数，据当年的调查，一般只占地主的十分之一。
从阶级属性看，地主是剥削阶级，这些人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之所以被划为地主，主要是因为他们利用自己所占有的土地，对农民进行剥削。
但是，作为每一个体的地主，作为个体的人，他们的品行是恶还是善，人品是好还是坏，是各不相同的。
有的地主可能一方面通过出租土地剥削农民，另一方面又将其剥削所得的一部分用於社会公益与乡村慈善事业，做些铺道路、办学堂之类的善事。
也有的地主为非作歹、欺男霸女、鱼肉乡邻，成为恶霸地主。
农民也并非清一色，当中也有少量好逸恶劳、偷鸡摸狗之类的“二流子”。
但从阶级总体上看，因为地主占有土地，可以凭借土地过著不劳而获的生活﹔而贫雇农由於缺少土地或根本没有土地，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而接受地主的剥削，所以地主和贫雇农之间构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形成了根本的阶级对立，土地改革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这种阶级矛盾。
还应该看到，有的地主可能原本就是普通农民，由於某种机缘和个人努力，慢慢积累了一些财富，购进了若干土地，随著土地的增多自己耕种不了，便将土地出租给其他农民以收取地租。
当地租剥削达到一定量的时候，这样的农民也就演变为地主了。
对於这个现象，1930年进行寻乌调查时就已经作了剖析。
当时农民与地主的身份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地主如果破产，就有可能变成贫农乃至雇农，普通农民也有可能由於“力作致富”或“由小商业致富”而上升为地主。
但一个农民一旦成为地主，其本人也可能仍参加劳动，也可能仍过著勤俭的生活，但其必定将土地出租给农民以收取地租从而带有剥削性质，其阶级身份也就从普通劳动者演变成剥削阶级的一员，阶级属性根本变化了。
三、地主集中土地不是为了集约经营和规模化生产 当下有人认为，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有利於集约经营和规模化生产。
因此，地主阶级不应该被打倒，旧的土地制度也没有必要改变。
对於这个问题，早在寻乌调查中就以切实详尽的实例作了回答。
的调查结论是：以“收租坐视”为目的之地主，他们手中的土地并非为了集约经营与规模化生产，而是为出租赢利。
地主并不关心土地改良和生产工具改进，因为地主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地主占有土地的目的，不是自己耕种，而是出租给农民，然后收取一定数量的地租。
既然土地已经租给别人耕种，地主自然不必过於关心土地的经营状况，也不会过於关心土地改良与生产工具改进的情况，他更关心的是地租的收取。
从这个角度看，地主集中一部分土地在自己手中并非为了集约经营，也没有实现规模化生产，对於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没有积极性。
正因为如此，不论是“五四指示”，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对於地主与富农都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
从是否有利於生产力发展这个角度看，在革命的过程中该不该将地主阶级打倒，答案不难得出。
与此相关联，当年启动土地改革运动时，农村土地是否集中在地主手中，是时下人们议论较多的另一个话题。
如果当年农村自耕农（或中农）占主体，土地并非集中在地主手中，也就没有必要通过土地改革这种方式大规模地调整农村的土地关系。
中国地域广大，农村土地的占有情况自然也是华北与华南不同，西北与江南有异，某些地方土地集中程度较高，亦有的地方土地比较分散。
即使在同一个地区，有的村庄或许一户地主也没有，而有的村庄则集中有若干户地主。
就全国而言，当时的土地制度极度不合理，有大量农民无地可耕或耕地不足，恐怕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
据著名经济学家陈翰笙在上世纪30年代所进行的农村调查，在河北定县所调查的14617户农户中，有70%的农户占有耕地不到总数的30%。
保定调查的10个村1565户农户中，65%的农户不是无地可耕就是耕地不足。
江南土地集中的情况也很严重。
无锡的地主仅占农户6%以下，却占耕地的47%，占农户口69%的贫农和雇农，仅占有14.2%的土地。
在浙江临安县，贫农占人口的48%，所有耕地仅占13%。
而在中原的河南南阳县，65%的人口都是贫农，他们所有的耕地仅占全部农地的五分之一。
广东占人口74%的贫农，占有耕地不及五分之一，同时占人口2%的地主却占有耕地二分之一以上。
然而，“现代中国的贫农，难有增加其土地之望。
因为在近代的经济影响下，私人财产的发展，已有一世纪的行程。
国有及公有的土地，为大地主所掠夺，他们非法的然而事实上垄断了这些土地的地租”。
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陈翰笙写作了《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这篇著名的调查报告。
文章开头就说：“农民需要土地”，“中国经济结构，建筑在农民的身上，是人所周知的事实，殊不知农村中不下65%的农民，都很迫切地需要土地耕种，而中国的经济学者以为自耕农是自给自足的，其实这是远於事实的见解，黄河及白河两流域间，自耕农很占优势，然而大多数和别处的贫农一样，所有土地，不足耕种。
”正如陈翰笙所指出的：“这样土地所有与土地使用间的矛盾，正是中国现代土地问题的核心。
”（《陈翰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第44页，第37页）既然如此，通过土地改革运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其正当性和必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四、土地改革运动是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有效方式 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建立农村根据地就成为这条道路的主要内容。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要在农村开展革命，就必须动员与组织广大农民。
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他参加革命与否，不是靠几句动人的口号，讲一通革命的道理，就能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是要维护其切身利益。
农民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生活贫穷、社会地位低下的根源，正在於没有解决土地问题。
因此，中国共产党自建立农村根据地之后，就开始“打土豪、分田地”，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是符合农民意愿的。
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了纠缠中国农民几千年的土地问题，才赢得了亿万农民的真心拥戴。
进入抗日战争之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许多重大的政策调整，其中将土地革命时期执行的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
这是一个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政策。
对於广大农民而言，抗日固然是他们的强烈要求，但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给予其一定的物质利益，其抗日的积极性才更得以激发﹔对於地主富农而言，他们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作为中国人，多数人不愿当亡国奴、卖身求荣去做汉奸，他们也有一定的抗日愿望。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既使农民减轻了负担，得到了物质利益，也使地主富农的根本利益没有受损。
这一政策的执行，使抗日根据地的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於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虽然为争取和平民主作了巨大的努力，但蒋介石一意要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
国共双方都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战争是难以避免的。
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进行解放战争的准备，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下决心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
经过八年抗战，解放区农民付出了巨大牺牲，要进行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解放战争，动员更广大的农民参军参战，仅靠减租减息这一政策已不足以调动广大农民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
在这种情况下，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明确提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并由此启动了解放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运动极大地激发了亿万农民参军参战的热情。
在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进行了有效的战争动员，将保卫土改胜利果实与打倒蒋介石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参军、支前成为解放区农民的自觉行动。
仅1946年的8月、9月、10月三个月，全解放区就有30万名翻身农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为了支援前线，翻身农民踊跃交纳公粮，参加战勤，以各种方式投身於人民解放战争，他们用非常原始的运输工具——牛车、毛驴、扁担和背架，以至两手和双肩，保证了规模巨大的战争供给。
单是战争最初的8个月中，冀鲁豫解放区就出动120万民工，用了3320.8万个工来支援前线。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山东解放区共动员58万人入伍。
淮海战役期间，各相关解放区前后方共动员民工500多万人。
解放区农民为什麼能踊跃参军参战和支援前线，正是因为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使他们得到了土地，实现了中国农民期望几千年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他们意识到这场战争的胜负与能否保住手中的土地有著密切的联系。
美国学者易劳逸在他的《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中写道：“国民党在农村的失败是由於当局——无能力保证农民的土地、安全和食物——极大地削弱了农民对政府所持有的尊敬。
这就意味著政府正失去合法性。
沉重的经常性的苛捐杂税、腐败、绝大部分官员所显示出来的倾向地主阶级反对佃农的偏见，所有这些都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及其合法行动的社会价值。
结果，农民们不是非难，就是躲避征税和征兵官员。
”“与之相比，在共产党地区，可能大多数农民仍然是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但他们倾向於与这个政权合作。
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则积极地支持共产党人。
”这恰是对土地改革运动意义的一个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