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外交风云》主要讲了周恩来哪几次外交事件
看过的了解的帮忙总结下
感谢
我看过电视剧外交风云后，给我的触点是：谁有不如自己有
民族气概
大将风度
有骨气
有自己的原则
真的非常伟大
什么是伟大
这就是伟人做的事
你们看过电视剧外交风云不
感觉怎么样
主旋律，过于美化，个人不太认同。
一个人无论是谁，有他优点和缺点，俩点比例多少的问题。
我尊重绝大多数人，也对绝大多数人有不同意见。
欧陆风云4怎么吞并附庸 吞并附庸心得分享
其实比较简单了，看一下说明即可。
大体上需要注意几点：首先要关注吞并附庸的3个关键条件：1，外交关系在190以上；2，成为附庸国至少10年；3，你处于和平状态。
其中第1项是最重要的，你务必要关注你的附庸国与你之间，是否有哪些外交关系的惩罚。
一般来说，异教徒之间都很难附庸，因为外交关系都会有20-40的惩罚，你得给他们送很多礼物才能弥补一些外交关系。
而且如果差太多的话，根本也补不上。
因为送礼最多可以增加到25点。
所以宗教信仰一致，才容易附庸。
当然，如果你是列强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列强有额外的能力增加外交关系，所以基本任何小国都是可以将外交关系提升到190以上的，也就是都有条件吞并。
最后，要注意，吞并的过程需要消耗一定的外交点数。
附庸国发展力越强，你需要花费的外交点数越多。
所以要么提前储备好足够的外交点数，要么你每月的外交点数足够用。
否则，别直接吞并，它会降低你的外交相关科技的发展速度的。
我一般会在10-20年期间对外靠征战获取领土，这个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行政点数用来转核心，偶尔也需要少量的外交点数征服额外的领土。
这个期间肯定是行政科技发展缓慢，外交科技会快一些。
之后再停止对外战争，休养生息，用附庸和吞并的外交侵略方式发展，以便让行政科技慢慢的提升上来。
如此交替进行。
以上是我的粗浅分享。
诗经 心得体会
《诗经》心得体会（1）《诗经》是纯真的，千年的风云变幻，风雅颂未逝，中国人的史诗不死，祖先们的声音我们可以慢慢听见。
生于山东，受孔夫子的影响本该很深，而我却偏偏最讨厌他喋喋不休的礼教，大概是因为他那一套死板的东西让我在高中时非常郁闷，我老师经常这么教育我说，尤其在我们山东，受孔子影响深，所以我们的高考作文评分也比较死板。
老师说的死板在我看来无异于八股文，我的一篇文章是什么结构，哪一段该是什么内容几乎都得按规定来。
这让一向靠出新出奇混分的我非常无助我面对着只有三十几分的作文成绩的时候不得不抱怨万恶的条条框框。
那孔夫子，这个规矩的挡箭牌不得不被揪出来。
说实话，他老人家还是很无辜的，被后世各种知名学者各种曲解，那本《论语》早是千疮百孔。
孔子真正想说的都消失在了那字里行间，不过自相传是他改编的《论语》还是可见一斑，他老人家还是很讲道理的。
如果是个死板的老人家，怎么会把一首首不是媒妁之言的萍水相逢留在三百的传说中。
男女之间的感情描写是诗经中与前秦其他作品有着明显区别的一点，历史中不是只有征战，不是只有改朝换代，还有一个个鲜活的平民灵魂的充溢，当他们在蒹葭中相遇，那种若即若离的美感就是在水一方的朦胧和寤寐思服的哀伤。
爱情最美的就是这段辗转反侧，睡不着里那个人儿的形象愈加完美，美到鄙夷自己是否配得上。
或许当她不在水的中央，没有雾气氤氲，不是这方那方，而让他触到了她的发，反而那一场
黄远生《惨痛之外交》全文
黄远生的新闻生涯虽然短暂，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人他说是“民初的‘黑幕’中升起的明星和被这一‘黑幕’吞噬的冤魂”。
1915年12月27日，蔡锷“为国民争人格”的枪声已在西南响起，而在遥远的异乡、大洋彼岸，黄远生却像一颗耀眼的流星般地划落了。
历经多少年的风霜雨雪之后，阅读他那些吸引过、打动过无数人心的文字，仰望天幕，我仿佛依稀看到了流星划落前刹那的光华。
一 1915年12月27日晚，美国旧金山唐人街，一声枪响，年仅32岁的中国记者黄远生倒在血泊之中。
他遇害的噩耗传来，海内震惊；他的死因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暗杀者到底是谁，暗杀出于何故，曾经成了一个谜。
他的生命虽然短暂，却以他卓越的才华和首创的新闻文体———通讯而名满天下，被戈公振誉为“报界之奇才”。
他的新闻思想和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他以笔为枪反对专制黑暗、为争取社会进步而不倦奋斗的经历和勇于自我反省的精神，至今仍感动着后来者。
黄远生所生活的年代，正是清末民初政局动荡、新旧思潮交汇的时期。
他17岁进南浔公学就读时，常写下自认为大逆不道的“悖谬之文字”，热烈地谈论革命、自由、民权等字眼。
他和同学在《中外日报》电贺南洋公学学生的罢课运动，恭贺他们“全体脱离专制学校之苦”。
他自己后来却主动投考南洋公学。
对此他曾自我解嘲：“昔日电贺他人之脱离专制，今乃自己脱去自由之校，而欲求入专制之校且不可得，无主义，无理想，无节操，自余少时盖已然矣
”他一方面热衷新学，另一方面又一再踏入科举的陷阱。
他16岁中秀才、20岁中举人，21岁即成为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个，可谓春风得意。
铺在他面前的似乎是一条坦途，可他却不愿做官，经再三请求被派往日本留学，进日本中央大学专攻法律，同时学习英文、日文。
1909年，他学成回国，被授予邮传部员外郎兼参议厅行走、编译局纂修官等职，他也常给《东方杂志》等京、沪报刊写稿。
同乡李盛铎（1905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的一席话对他下决心做职业记者起了重要的作用：“西洋方面那些熟识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的撰述人员。
你如果做个新闻记者，那一定是个名记者。
”辛亥革命后，他立意告别官场，不做官、不做议员，自愿做一个记者、律师。
他之所以不愿做官，而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奔走呼号，为社会鸣不平，就是期望在改造社会中改造自己，通过改造自己去改造社会。
他中过进士，留过学，新、旧学贯通，又做过清廷的官儿，对国际时事和国内政治都十分熟悉。
他先后担任过上海著名的《时报》《申报》和北京《亚细亚报》等报刊特约通讯员或撰述，比一般“访员”有更多的便利。
他的笔下以政治、财政、外交等国家大事的记载和评论为主，其中包含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意见和批评。
他社会交往广阔，平易近人，博闻强记，健谈工辩，他的性情近于消极，却并不颓唐。
他在聊天时一旦有了感触，能立即动笔写论说或通讯，一挥而就。
他的文字和他的为人一样，天真活泼，有什么说什么，质朴、亲切、自然，什么样的杂乱无章的议论、谈话，到了他的笔下都那么有条有理，或触类旁通，引申出许多深刻的道理来。
他在赴美途中写的《国人之公毒》，认为辛亥革命后政治专制依旧，官场腐败依旧，人心颓唐依旧，在于中国专制传统长久、科举制度流毒至深，没有真正探讨新学问，没有睁眼看清世界科学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他的结论是：“（一）负面，笼统，故专制，故武断，故尚形式，故沉滞，故腐败。
（二）正面，明画，故怀疑，故研究，故自由，故实验，故改良，故进步。
”①揭露这个“负面”、展现“正面”，就是他从事新闻事业的动机。
虽然他正式从事新闻工作不过三四年时间，但在新闻界早已名声斐然，与刘少少、丁佛言同被誉为“新闻界三杰”。
梁启超的《中国三少年》一文曾对民初三个年轻人大加赞赏，第一人就是他，其余二人是张君劢和蓝公武。
梁漱溟称他“在舆论界的影响仅次于梁启超、章太炎诸先辈”②。
他的政论，像一把锋利的解剖刀，犀利深刻，深入浅出，京、沪各大报争相载阅；他的通讯，生动活泼，发人深省，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新闻文体；他的采访，消息灵通，才思敏捷，笔势纵横，为新闻界所称颂；他的办报思想，要求资料确凿，判断切实，指斥时弊。
他身后搜集整理的《远生遗著》四卷包括论说、通讯、时评、杂著等共223篇，其中通讯153篇，占了2／3。
他的通讯是民初政治风云真实而详尽的记录，既是新闻，也是信史，对研究民初政治史、财政史、外交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他的友人在纪念他时说：“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
” 二 黄远生在《庸言》《少年中国》《东方》等杂志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明确表达了他的办报思想：主持公理，指斥时弊。
在《少年中国之自白》文中，他主张办报应“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而以公明督责，督责此最有权力者”。
他回忆辛亥革命前虽然“文字祸烈，专制淫威”“酷法严刑”，尚能“指斥权贵”，不料到了民国，讲真话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反而不及当年，禁不住发出了“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的慨叹。
在为《亚细亚报》创刊周年写的《祝之欤诅之欤》中，他直截了当地说那些不揭露社会黑暗、不为人民说话而“以社会耳目口舌美誉自赞的报人”，比起农夫“实在是刍狗之辈”。
他在新闻报道上力求客观、真实、公正、全面、超然，在为《庸言》发表的《本报之新生命》中他指出：“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
故吾曹对于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于一切事物，固当本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
但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
且吾曹有所主张，以及撷取其他之主张之时，其视综合事实而后下一判断之主张，较之凭恃理想所发挥之空论，尤为宝贵。
若令吾人所综合事实，尚未足令吾人下笔判断之时，则吾人与其妄发主张，贻后日之忏悔，不如仅仅提出事实，以供吾曹及社会异日之参考资料，而决不急急于有主张。
盖吾人此后所发表者，演绎的理论，决不如归纳的事实之多。
”在《三大势力之警告》《个人势力与国家权力之别》等文中，他没有因为当时隶属进步党、朋友中进步党人居多而袒护进步党，他在比较进步、国民两党之后，认为进步党之弊在于“保守”；对袁世凯，他指出：“扶植个人之势力……终将为亡国之罪魁。
” 他主张记者要善于调查研究、认真思考，敢于讲真话，互相尊重彼此人格，反对凭空杜撰和诬陷无辜，他提出“新闻记者须有四能”，即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
“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存在，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求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
他一贯不轻信，不盲从，不凭道听途说，而是深入采访。
其观察之敏锐、调查之细致，令人感叹不已。
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提出“二十一条”，他写了《日本人之心心念念》《中日交涉近闻》《日人欲以我为墨西哥耶》等通讯；袁向各国借款，他写的《大借款波折详记》《借款里面之秘密》《借款内脉之解剖》《断送蒙古声中的大借款》《痛苦之新年》《惨痛之外交》《奈何桥上之大借款》等一系列通讯，都建立在大量第一手材料基础之上。
三 黄远生首创了通讯这一独立的新闻文体，并成功地运用这一文体进行新闻报道，这是一种比消息更详细、更生动地报道客观事物或典型人物的新闻体裁，他当时采用的大部分是日记体，他在《新闻日记》开场白中说每日以日记体登通讯一篇：“是日有独特之新闻则纪新闻，无新闻则取内外之新闻而评论之，至并评论之新闻而无之时，则以吾自身为此通信之主人翁，吾所怀之感想，吾友朋之谈话，乃至吾夙昔所记忆之零星琐碎，皆一一笔之，又吾此后所谓新闻者，不必尽为朝章国故也。
市井琐屑，街谈巷议，皆一一做新闻观，此在日报中实为创格。
”黄流沙《从进士到记者的黄远生》、宋云彬《民初名记者———黄远生》都说：“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
”黄天鹏在《新闻学概论》中也说：“自黄远生出，而新闻通讯放一异彩……为报界创一新局面。
”他追求通俗活泼的文风，一扫黑压压几千年形成的暮气，打破了晦涩深奥、矫饰造作的积弊。
他主张写实，在《消极之乐观》一文中说：“吾人皆自述其思想，且以最诚实单纯之感想为限，而决不假于造作与劝化的口吻。
”他把文学手法引进了新闻写作，如《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乔装打扮之内阁》《奈何桥上之大借款》等，单是标题就奇特新颖。
在他的笔下，政治外交的内幕、统治者的暴戾、侵略者的凶悍、流亡者的痛苦、饥民的哀号、妓女的辛酸泪……一一跃然纸上。
有人甚至称他为“印象派大师”“后世报告文学草创的鼻祖”。
他的通讯亦庄亦谐、绘声绘色，有着鲜明的特色。
他写的大多是政坛上的人和事，因为他深知其中的腐败与黑暗，随见、随听、随感、随议，不拘一格，挥洒自如，所以无论是写“开国大典”还是议会党争，或是社会新闻，无不嬉笑怒骂，淋漓尽致，如《喜喜日日记》《外交部之厨子》等，刻画人物则“须眉毕现，影无遁形”，针砭时弊则“发聩振聋，暮鼓晨钟”，对民众的启迪实在不下于政论、时评。
他说：“文艺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
”“余既不能修饰其思想，则亦不能修饰其文字，若真有见之发怒而冷笑者，则即余文之价值也。
” 由于他的通讯鞭辟入里，妙语天成，所以名声鹊起，一时有洛阳纸贵之誉。
邹韬奋评论他的文风“流利、畅达、爽快、诚恳、幽默”。
由他创造、使用的通讯文体后来被人们广泛接受、采用。
他活跃在中国新闻界的短短四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转型时期，新旧交替，希望与绝望并存，黑暗与混乱没有结束，光明和安定没有到来，他和无数关心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一样，苦苦地探索着出路。
正是在那样的大时代，他登上新闻界的舞台，挥动三寸羊毫，成为反对社会黑暗和政治专制的斗士。
他说：“我国之政治舞台，乃有黑幕而无明幕。
”面对内忧外患，他写下了《我意今尚非高谈建设之时》。
他的报道以财政、外交两方面的问题居多，他认为大借款是“饮鸠止渴”，警告当政者不要做“亡国之罪人”，正告他们“多行不义必自毙”。
他认为辛亥革命后“不过去一班旧食人者，而换取一班新食人者”“官僚之侵蚀如故，独夫之荼毒如故”“袁世凯作总统固无效，袁世凯即使有人推戴作皇帝，亦决无效”。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之日趋险恶，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自为之也。
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则吾国命运可二言定之，盖瓦解于前清，而鱼烂于袁总统而已。
”他对“置多数人民利害于不顾”“私人利害重于国家”的“党争”“党祸”深恶痛绝，主张“不许此两派私人之势力，假政治为口实，而相与赌民国之基础为胜负”，要重在讨论与国家前途有关的政治、法律问题。
他在《新旧思想之冲突》文中说：“吾国秦汉以来，推崇一尊，排斥异说，闭关自守，习常蹈故，以至今日，余焰不死。
”“吾国所有一切现象，莫非八股。
”“政治家无主张以战胜舆论，则最后之手段，惟有专制。
”他痛心疾首，不断揭露袁世凯“扶植个人之势力”“惯以收养游民为得策，鸡鸣狗盗之士，天下以袁门为最多”“国体既变，而专制之官样文章，则愈接愈厉”。
他的《官迷论》专门分析了专制官僚体制下的社会心理病———“官迷病”，认为官迷的由来是由于政治腐败，“民国时代之内外纷纷以争权夺利为诟病。
争者何权，官权是也。
夺者何利，官利是也。
有直接而争者，有间接而争者，有用旧势力旧资格而争者，有用新势力新资格而争者。
”“而恶劣之心理，遂影响于一切政治。
”“今有官迷，则社会之人，各欲奴隶人而鱼肉人，则其去政治之轨道也远已。
”无论是分析现实，还是概括历史都是入木三分。
他说：“以中国社会制度言之，无复个性之存在。
大抵人之一身，为其祖父之奴隶，为其家族之奴隶，为其亲党之奴隶，为其同乡之奴隶……忍
忍
忍
一切皆忍，是可名为忍的笼统主义。
故由家而国，乃以相忍为国也。
”正是他看到了社会的积弊，所以他主张批评、怀疑、比较以至必要的破坏，主张尽快冲破过渡时期的悲哀和彷徨，打碎“往日所奉为权威之宗教道德学术文艺”，而以“同等权威之宗教道德学术文艺起而代兴”。
这是历史转折关头超前、清醒、理性的声音。
面对民国初年的黑暗，他在《忏悔录》结尾清楚地提出：“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
夫欲改革国家，必须改造社会；欲改造社会，必须改造个人。
社会者，国家之根柢也；个人者，社会之根柢也。
”因此他大声提倡“个人修养”“独立自尊”“神圣职业”“人格主义”。
这些见解即使放在今天依然让人触目惊心，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是他留下的珍贵思想遗产。
四 黄远生被暗杀前夕在《东方》杂志发表《反省》一文称：“世间一切唯心所造，故历史乃人类心灵之所集成。
”他以自己敏感的心灵体会到社会的不平、政治的腐败、统治者的暴戾。
“一方面警告袁总统勿惯用此等恶辣政策，一方面警告今日社会之贤者，勿自甘为游民，而为人所利用也。
夫必有独立之生计，而后其人乃能独立自尊。
然生计之道，在勤俭而寡欲。
故夫哲人有言，寡欲者改革家之要素。
今日社会，第一当去奢存朴，第二在独立生计，第三益以必要之道德，第四独立自尊”。
他自己就实践了这样的人生理想，他摆脱官场的诱惑，甘愿做一个记者，首先是作为“独立之生计”，寻求经济自立。
也只有不依附于权力或任何特殊势力，才有可能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独立自尊的人格，坚持独立的社会批判。
他非常不满袁世凯不尊重法律的暴虐统治，而主张法治，提倡人权，认为：“人人服从相当之法律……袁总统泄溺于途，警察得而执之，罚金几角至几元，乃与吾辈等。
”对这个在日本学法律、中国最早期的律师来说，追求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乃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但这些在古老的中国只是水月镜花，所以他说律师不可为，一是没有司法独立，二是社会误解，三是律师流品太杂。
他早年深受梁启超的影响，曾参加过进步党，目睹了民初党争的祸害，他认为政党是“万恶之傀儡”，因此在1913年登报公开声明不参加任何政党，“自今以往，余之名字，誓与一切党会断绝连贯的关系”。
他决心靠自己手中的笔独立奋斗，以保持新闻记者超然的地位。
他一再痛斥各政党只知一党之私，不以国脉民命为念，认为政党的作用只是误国。
这些直率无忌的言论只能招来各党派的忌恨，说他后来为中华革命党派人所杀也没什么奇怪。
虽然他一度对袁世凯抱有幻想，称袁“并非不可与为善之人”，还举出袁的“五点长处”，给袁上过条陈，但和那些趋炎附势、利欲熏心、献媚邀宠者不同。
袁称帝的阴谋尚在酝酿之时，他即在《申报》的“京华通讯”专栏做了一些大胆披露和警告。
1915年，袁称帝的呼声甚嚣尘上，鉴于黄远生在舆论界的声望，袁指使人直接找他，要他写一篇表态支持帝制文章。
他为此苦恼不已，拖了七八天，袁那边天天催逼，无奈之下他只好写了一篇语意模糊、似是而非、顾左右而言他的文章以应付。
对此，他后来曾两次致函《甲寅》杂志（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直言不讳地申明自己的政治见解，痛陈衷曲，公布袁氏见逼之情状。
”“表示渴望得到海内人士的谅解，承认那篇论国体问题的文章是一篇‘不通之文字’，虽有一些东拉西扯的话，但‘劈头便言此事（国体问题）在法律上不得讨论’，即虽有违心之处，仍坚持了不得改变国体的大原则，可说‘主旨尚未过于没却良心’。
”③这样的文章袁世凯看了当然不满意，又叫人逼他重写，试图以种种手段迫他变节入其毂中。
他进退维谷，陷于痛苦之中，知道这文章不能再写，写了，有违他的道德、良心，不写袁党的人决不会放过他，事后他曾以“图穷匕见”来形容当时的处境。
这是他“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在权势和良心之间他最终选择了良心，9月3日，他仓皇离开北京，只身南下上海。
当时，上海各报赫然登着袁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沪版）的预告，说黄远生是该报主笔，袁的人还到处散布他赞成帝制的说法，他发表《黄远生致〈大陆报〉书》予以澄清：“《大陆报》曾刊载新闻说远生已担任《亚细亚日报》主笔，实际系传闻之误。
”同时，他在上海各大报登出《黄远庸启事》：“鄙人现已离京，所有曾担任之《申报》驻京通信员及承某君预约上海某报之撰述，一概脱离。
至鄙人对于时局宗旨，与《申报》近日同人启事相同，谨此。
”④《申报》把他的启事放在第一张第一版报头左侧，以大字刊出，连登9天。
这一启事，对袁的打击不小。
不久，他就动身赴美，“其动机不是远离是非之地寻求个人安全，而是经过一番沉思为自己立下新的生活目标”⑤。
他临行前发表的《忏悔录》充满了内心的痛苦与挣扎，灵魂与躯壳的冲突，他说一身分为二截，一是“傀儡”，一是“他人之眼光”。
这种人格分裂多年来一直折磨他的精神，他的自责“痛切而真实”，他的忏悔出自真诚。
在给《甲寅》的公开信中，他表示：“此后将努力求学，专求自立为人之道’，‘期于恢复人类之价值于一二’。
”⑥在权势者一手遮天的中国，做一个不依附于任何势力的独立记者谈何容易，他彷徨过，痛苦过，他不想得罪袁世凯，所以才写了那篇模棱两可的文章，最终也过不了关。
所以，他只能憧憬着在异国他乡“一意做人”，开始全新的生活。
不料几个月后，他在旧金山遭暗杀殒命。
直到1985年，广州博物馆前馆长黄流沙掌握确凿证据，才揭开黄远生被杀之谜：他是被中华革命党旅美支部派人刺杀的。
国民党极力遮掩这一真相。
其实，事发当时，旧金山的报纸就有报道。
他的新闻生涯虽然短暂，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虽文笔犀利、闪烁着锋芒，但他一生中少有私敌，他死后国内各大报刊都做了显著报道，不同政治倾向的人都始终怀念他。
直到他被害12年后，1927年12月，北京新闻学会还专门召开纪念会。
有人说他是“民初的‘黑幕’中升起的明星和被这一‘黑幕’吞噬的冤魂”。
1915年12月27日，蔡锷“为国民争人格”的枪声已在西南响起，而在遥远的异乡、大洋彼岸，黄远生像一颗耀眼的流星般划落了。
历经多少年的风霜雨雪之后，阅读他那些吸引过、打动过无数人心的文字，仰望天幕，我仿佛依稀看到了流星划落前刹那的光华。
注释： ①引自《远生遗著》影印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文中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书。
②③⑤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628、630、631、63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申报》1915年9月6日。
求：2000字的《理论》心得体会
这学期我们开设了理论这一课程，通过老师的讲解和自己的自学，我对邓论体系有了一个较全面的理解。
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位伟人，他让中国发生的如许深刻美好的变化注定他要被无数的中国人铭记景仰。
首先，应该感谢他把整个国家从一种偏激和疯狂中拉回来，感谢他给许多在那错误中被打倒的老革命和无数无辜被牵累的人平反。
其次，最重要的是要感谢他能让我们有了今天如许五彩的生活。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风风火火的20多年的改革开放，让人民的生活富裕了，也让我们这一代人有了很好了学习和生活的环境，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里，我 们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的毛草房被红砖瓦房所代替，一条条致富大道纵横穿索，花园城市一个个的涌现，高楼大夏的林立，我国的国民经济总值翻了几翻，一切的变化数不胜数，而这些，都得益于我们国家的总设计师对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
深圳特区的飞速发展，做为我们祖国的一个世界之窗，让更多的外国企业在祖国大地投资经营，吸收了大量外资，也促进了周围城市的快速发展。
每一个生活的一点的提高汇成的便是民族的飞跃。
二十年来，我国各个方面地位的全面提高，香港、澳门的相继回归，让全世界华人鼓舞自豪，这一切都得宜于一个伟人和他的伟大理论和这个理论的坚持动摇。
尽管我们也随之有了许多新问题，我们仍可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而且只要掌握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问题本身并不可怕，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道路，一切会更美好。
在课上我们看了一些关于小平同志的片子，让人备受舞动，尤其是他从容地面对“三起三落”。
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的诸多经典语录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一句。
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他的英名、业绩、思想、风范永载史册，他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怀念。
从上世纪3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近50年政治生涯中，曾有着别人不曾有过的“三落三起”的传奇经历。
邓榕在《我的父亲》一书中这样记载到：一生之中，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复出，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引人注目，一次比一次走向更大成功。
这不是神话，也不是人为的编撰。
这就是真实的故事。
一个人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奉献祖国的强烈愿望，在经历了如此坎坷的突变后，如何还能够继续站起来呢
正是因为有了振兴祖国、报效祖国的决心和愿望，做到了，在受到最沉重的打击时，他韬光养晦，一直在等待着机会，而机会也没有忘记他，最终给了他复出的机会，让他能够在建设祖国这方面大展才能。
他传奇式的“三落三起”的特殊经历，不仅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有深邃而独到的理解，而且铸就了他的崇高品格和风范。
当他受到打击、处于逆境的时候，他从不消沉，总是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沉着坚韧，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贞，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充满信心，并总是由此更加深刻地思索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和根本规律问题，发愤要有新的作为。
这使他能够顺应历史和时势的要求，在经历逆境之后重新起来担当重任。
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起落，更引起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从而使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定的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在开拓新道路的进程中，他尊重实践，敏锐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借鉴别国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出发，去总结新经验，创新新办法，创立了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他改革了国家，也改变了世界。
他的名字总与中国令人称奇的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他给中国带来了全新的经济发展思路，比如“黑猫白猫论”。
最伟大之处，莫过于他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改革开放的提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和人民锐意改革，努力奋斗，整个国家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中华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变化。
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巩固。
十一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正在向小康迈进。
我国经济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
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幻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回顾小平的一生，我觉得他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实在是太多。
我们要知道，的人生经历了三起三落，而他最后一次复出的时候已经73岁了
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够为祖国作出巨大的贡献，怎么不令人感动呢
而与之相比，如今我们有一部分做科研的同志不老老实实地做科研，而去做假，面对一点困难就心浮气躁，被功利迷惑了双眼。
虽然小平已离开我们七年了，但小平的理论将永远指引我们前行。
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的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做为新世纪的大学生，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理论。
通过对理论的简略学习，让我们更加正确地认识了社会主义，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念，对党和人民更加热爱。
更增强了我对祖国明天更美好的信心。
理论使我明白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前时方向，我们这一代大学生，面对着市场主义体制下的激烈竟争，我们应该始终铭记三个有利于。
，我们应该义无反顾地坚定信念：坚持下去，是黄金，总会闪光；是玫瑰，必然开花；是种子，终将发芽。
同时，不忘加速自己的步伐，无论是学习，还是思想上紧跟时代的发展，继续深入学习理论，用理论武装我们的大脑，时刻准备着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演变.
时光荏苒，风云变幻，新中国外交走过了60年辉煌的道路。
当我们回顾这个波澜壮阔的历程时，可以看到，外交战略的演变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建国初期的“一边倒”，到20世纪60年代的“两面开弓“、再到70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直至80年代“全方位”，中国的外交战略大体上十年一变，经历了四个阶段。
在纪念60周年的日子里，对这四个阶段及其演变过程进行回顾，从一个侧面对中国外交取得的重大成就和经验进行总结，是很有意义的。
（一）“一边倒”（20世纪50年代） “一边倒”战略是后第一个外交战略。
它是以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当时纷繁复杂、激烈对抗的国内下制定并实施的，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
对“一边倒”的评价，国内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早在1956年，就曾经针对一些人提出的“可以采取中间立场，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个桥梁”的观点，指出这种观点“看起来很好，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
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会给我们国家吃饱呢
”事实正是如此。
初期，美国采取政治孤立、军事包围，经济封锁的对华政策，对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因此，“一边倒”战略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的安全问题。
正是由于中苏同盟的强大威力，才使后在军事上不可一世的美国，在期间，不敢轻易入侵中国本土。
此外，中国还争取到了前苏联的经济援助。
这些援助对新中国工业基础的最终建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一边倒”同历史上的任何战略一样，并非十全十美，而是有它的不足，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它的制定和实施，符合当时的国际背景，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和目标，是一个成功的战略。
（二）“两面出击”（20世纪60年代）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日益严峻。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方针，反对美苏两国的霸权主义，变“一边倒”为“两面出击”。
这一战略虽然使中国陷入与同时抗衡的不利局面，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加快了中国自力更生进行建设的步伐。
与此同时，中国把对外关系的重点转向广大亚非拉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为外交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
（三）“一条线，一大片”（20世纪70年代）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发生了新的变化。
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摆脱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集中力量应对前苏联的威胁，提出“一条线，一大片”战略。
它的实施，有效地遏制了前苏联的扩张势头，使中国争得了外部环境的相对稳定，缓解了在国家安全上面临的威胁和压力。
与此同时，中国同广大亚、非、拉国家以及西方国家建立了，大大提高了中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