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基层公务员吐槽：乡镇为什么憋屈，乡镇干部为什么
首先是乡镇政权的困难，条列几个问题。
一是没钱办事。
办公经费这两年虽增加不少，但也仅勉强够维持运转的水、电、暖、网、车、油、纸等消耗开支。
同时，上级各单位将工作下达给乡镇时，并未一并拨付办事资金，只分配任务，不给钱，造成乡镇只能压缩办公开支以挤出钱来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乡镇都在艰难维持运转。
想替群众办些实事，但空有抱负，只有深深的无力感。
二是人手紧缺。
一个乡镇编制一般也就40-60人。
但从未满编全员过，全县大多数乡镇都是空缺10个以上。
即使全部满编配齐，40多个人也干不过来一百多项的工作。
维稳、中心工作、综治、民宗、计生、环保、卫生、兵役、信访、安监、规划建设、民政、社保医保、科技、扶贫、残联、农林渔、畜牧兽医、农机、财政、党建群团、机要保密、人事组工老干、纪检宣传统战等等等，还有应付一波接一波没完没了的检查评比考察调研，哪项不需要人手。
乡镇干部普遍兼着三到四项工作，有的更多。
此外，乡镇本来就缺人，县上还从乡镇抽调干部，除两办两委三部等权利机关，一些阿猫阿狗的单位都敢从乡镇抽人，都拿乡镇当软柿子捏。
几乎每个乡镇都被县上抽走4、5名干部，且被抽走的都是骨干。
有时真想不通，县上大多数单位本身业务不多，其本单位的人都闲着，还要从乡镇抽人，极不公平。
难道乡镇不需要开展工作
三是权责不对等，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最弱的肩膀扛最重的担。
机构改革后，乡镇权力被无限的收缩，财权、人事权、土地权等几乎所有的权力都划归县级，乡镇已经不是一级独立完整的政权，修一个巷道、清一条毛渠、办一个低保、打一口井这样的小事都须上级批准，不能自行拍板。
但中央、区、州、县，任何一项工作都最终层层下压到乡镇。
在中国，除了外交，其他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层层下压到乡镇。
甚至包括一些本就该州县业务部门负责工作也要推给乡镇，可乡镇又能把工作推给谁呢
上级只下派任务，却不给相应的权力和资源，让乡镇怎么办
乡镇只能硬着头皮扛。
若工作没干好，依然由乡镇来担责任、挨板子。
甚至有时还要替某些县直部门背黑锅。
同时这也是信访案件多的众多原因之一。
四是工作难以自主决策、自主开展。
乡镇每天的工作都是围绕着上级的指挥棒来转，很少有哪一天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来决定自己的工作如何开展、进度和方式。
五是村干部难配合。
村级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加之工资仅有几百或1000多一点，因此村干部工作积极性低是在所难免的。
乡镇对他们基本素手无策，骂不得，连一两句重话也说不得，否则他们就撂挑子不干。
基本是哄着、骗着他们来开展工作。
而他们也基本是能躲就躲、能骗就骗、能应付就应付，晃晃悠悠。
更有甚至，不少村干部因自治权力过大而比乡镇领导还厉害，油盐不吃，水泼不进。
六是群众工作不好做。
工作需要农民群众配合支持，甚至需要群众的帮助才能开展。
取消农业税后，动员群众变难了，修路修渠时义务工不能再让人家出了，有事也难以召集了、甚至有的农民就连自家门前的垃圾都不打扫了，反正有乡干部替他们打扫。
有事时是求着群众围着群众跑，群众爱理不理，但当群众有事时，不管乡镇能不能办，群众都会找过来，理直气壮；最难做的是利益冲突下的群众工作，来硬的犯纪律犯法，来软的完不成任务，只有死磨硬泡，有些干部甚至为了拉近关系而自己掏腰包给群众买东西。
县上还不理解：乡镇工作怎么推的这么慢
干部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七是名目繁多的检查、务虚的工作和信访耗费了大量的精力。
最烦的就是检查评比调研，县上有30-40个单位，即使每个单位一个季度来一次，算下来平均每三天就要来一个检查组，这还不算州上和自治区来的。
而检查内容也大多是虚假的工作。
尤以务虚的党建群团工作最烦，来检查的最多。
只要是来检查的，不管他官多大，都得罪不起，都是爷，唯有尽力装孙子点头哈腰供着捧着。
加班造假档案、打扫卫生、迎接陪同等都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而信访是另一个头疼的问题，无奈。
再说说乡镇干部的难处和委屈。
一是工资低、待遇差、条件艰苦。
基层的同志付出的远比州上、县直的干部要大的多得多，但收获多少
大多数拿到手也就2000多、三千出头的不多。
这是到卡的，不算纯收入，纯收入比这个低。
因为乡镇工作对象就是农田和农民，下村入户是基础工作。
干部每月下村入户花掉的摩托车油钱、交通费、电话费加起来至少也有200--300块，乡镇从来没补过，乡镇也没钱补，全是自掏腰包。
都要养家糊口，生计艰难啊。
反观大多数自治区和州上的干部，天天斗着地主、偷着菜，何德何能要拿三四千的工资，怎么不能让我们心寒
再说办公条件艰苦，有些乡镇这一两年建了新办公室改善不少。
但还有不少乡镇办公室简陋，远不像市政府那么宏伟壮观，也不像州政府那样静谧舒服。
很多是三四个人挤一间办公室，冬天架炉子、手脚冻的哆嗦，夏天满是臭汗。
还有很多没有职工食堂，在外面餐馆吃一段饭至少也要15块，一个月一半的工资就被吃掉了，很难攒下钱。
宿舍少，很多是办公室放个折叠床，晚上值班时打开睡，早晨再收起来。
农村看病、买东西、理发、洗澡等都不方便，坐车也不方便，出门要等很久才来一辆三轮摩的。
这些困难虽都只是小问题，但都是很多大城市的人难以体会到的。
有多少坐大机关的人体会过在11月12月骑着摩托下村入户全身被冻僵冻透的感觉，又有多少人经历过夏天被淋成落水狗时的狼狈
还有春秋两季植树、打扫卫生、环境整治、拆棚建棚等各种劳动时满身的臭汗、晒的脱皮和磨出来水泡血泡
二是工作繁重，休息时间得不到保障。
连续加班和值班是常态，且都是无偿的，一个月能休息一两天就不错了，即使休息了也不让人消停、不让人安心。
在家静静的睡一天、和家人一起出去转转、和朋友聚会一下这些常人简单的休闲活动已经成为乡镇干部的奢望。
前几天聊天时几个同事说在乡镇工作了十年，从未出过远门，即使连30公里外的森林公园也没去玩过，单位既没组织过，也没给过时间。
有时想想，人的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大好的青春就这样贡献了，鼻子很酸。
三是压力大、神经质。
千头万绪的工作，即使全神贯注、全力以赴也难免不出纰漏，总会有干的差强人意的地方。
上至书记乡镇长，下至普通科员，大家每天都担惊受怕，神经敏感，害怕乡里哪个地方万一出现意外，害怕自己负责片区哪个人万一惹出事非，害怕各种未知的风险。
而一旦出了问题，轻则挨骂，中则扣工资问责处分，重的丢饭碗甚至惹上牢狱之灾。
四是前途缥缈。
基层，天花板现象最集中的地方，4050科员一抓一大把，副科级又能如何
绝大多数也不过是干到退休。
有多少人脱颖而出
有多少人平步青云
转念一想，乡镇同志不优秀吗
哪个不是多面手、万金油
很多乡科级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分析判断的能力、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化解尖锐矛盾的能力、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和遇变不慌的心态、宠辱不惊的境界远不是朝九晚五坐大机关的处厅级们能比的。
五是不被理解。
家人亲戚朋友不理解，整天见不到人忙忙碌碌在干什么
社会和群众不理解，乡镇干部和城管一样，都坐在了社会矛盾爆发的火山口，在第一线直面群众，既要完成上级任务，又要不得罪人，可能吗
好比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
遭的白眼，挨的骂还少吗
说到工作成绩，有多少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新疆，有多少坏人预谋造事的线索、不稳定的苗头是基层干部入户时摸排出来，才被提前打掉、提前控制住的
有谁理解正是因为基层干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不断的值班备勤、日夜巡逻来一步步蚕食坏人的行动空间。
人们享受着安定的局面，却有多少人记得幕后默默付出的人
有些人总是要求干部像新闻联播里说的一样清贫如洗、家徒四壁，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甚至有时吃顿肉喝场酒被别人看到了也说在腐败。
电视里满是宣扬家里孩子病了、老人晕倒了也不管不顾，拼着老命在工作岗位上坚守着“先进典型”。
遇到困难，领导常拿党性来压人。
可乡镇干部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一家老小要养，老婆孩子要照顾，老人要赡养，亲戚朋友要来往。
六是地位低。
在群众眼中，乡镇干部没权力办不成事，当然不被待见；在体制内，很多州直县直机关部门的也看不起乡镇干部，县上一个小小的小科员就可以随随便便的把乡镇干部吼过来骂过去的，毫无尊重。
虽是同级公务员，但也唯有忍受。
七是忽略了家庭和亲人。
总是舍小家、顾大家。
和一个学校老师聊天，他说班里学生成绩不好的，多半是父母中有一人在乡镇工作，成绩最差的，八成是父母两人都在乡镇工作。
有多少年轻干部能顺顺当当的谈个对象
有孩子的干部一周能见到几次孩子、管管孩子的学习
有多少人能常回到父母家帮帮忙，说说话
初中从新疆克拉玛依市转学到浙江宁波海曙区 我成绩不怎么好 也不是很差 转过去是上初二 需要什么东西么
中图分类号：G240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674-1145（2016）08-000-01摘要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群众工作呈现内容多样化、利益多元化、诉求复杂化等特点，如何切实做到为群众服务，切实把人民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需要我们学会用新眼光看待新情况，用新观念思考新问题，用新办法解决新矛盾，全面提高做好新形势下职工群众工作的能力。
关键词群众工作走访新观念群众工作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群众工作，也叫群众路线，就是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
做好群众工作，既是我们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的工作，也是推动企业科学发展、促进国有林场和谐的重要保障，更是实现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途径。
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呈现内容多样化、利益多元化、诉求复杂化等特点，沿用过去的说教式、贯输式、命令式等老办法，已明显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群众工作陷于“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的艰难局面。
当前群众工作需要创新，需要我们学会用新眼光看待新情况，用新观念思考新问题，用新办法解决新矛盾，全面提高做好新形势下职工群众工作的能力。
一、察民情、了解群众面对面“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
曲靖客籍马姓字辈谁有
寻甸仁德弯腰树，位于县城外西南边玉屏山下，距旧城墙（现为马路）仅百米之遥。
昔日因清真寺每年轮流筹办“做节”事宜，全村住户分作三排（大阳桥大路以上为上排，大路以下至保家桥为中排，望风桥以下，关厢至鼠街子为下排），后改称玉屏、南屏村，办人民公社以后是两个生产队，现属仁德镇南钟居委会（除玉屏2个组、南屏村1个组外，含南钟街3个组、西门1个组）。
有总户数752户，总人口3135人。
其中，回族454户，2007人，汉族298户，1128人，是一个回汉族杂居区。
这里的回族，一是姓氏杂（马、丁、保、桂、铁、白、杨、张、李、木、王、金）。
二是回族汉族杂居区。
三是以农业为主。
这些特点，与一百多年前“换地方”（迁徙）有着直接的原因，其中客籍马这一家族就是当时从平彝腰站（今富源县腰站）迁来。
这不能不从曲靖、富源等地的历史说起。
一腰站，古称响水铺。
今属富源县（原平彝县）中安镇所辖的一个村委会。
地处县城西北万山丛中，依山傍水，与马头山（海田村委会）、阿丈冲（回隆村委会）隔山相邻，距县城也不过七八公里远。
现有居民600余户，2600余人，全是汉族。
有完小一所，教师13人，学生350人。
曲靖自古为入滇门户，从黔入滇（贵州进入云南），平彝（富源）首当其冲。
秦代，在西南开凿五尺道；汉代接着又大修南夷道，打开了内地进入云南的门户，把昆明与北京连成一线。
全长2553公里，沿途43站，腰站时称响水铺，是其中之一，车马往来。
至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忽必烈派兵平定南中37部，又大加修筑，沿途建立“站赤”（蒙语“驿传”），十里或十五里或二十里设一急递铺，上命下传，下情上呈，往来其间。
驿传有步递、马递、急脚递之分，急脚递最为紧迫，多是军情，必须日行400里。
沿途站铺规模大小不等，铺卒多少不一。
供往来人马歇宿、停留，备办人夫马骡、粮饷差使。
专为传递军报的叫“站”。
腰站（响水铺），其距离刚好在滇黔驿道（云南昆明至贵州贵阳之间），日行400里，人困马乏，至此要站。
又因与曲靖西行响水铺站同名，疑因此而改称要站（腰站），沿用至今。
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兵入西南征服劳浸·靡莫部，迫使滇王投降，开置益州郡，所辖味县（曲靖）、牧靡（寻甸）、铜濑（马龙）、同劳（陆良）。
三国，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率大军南征，孟获降服，会师味县，称这一地区为“不毛之地”。
后益州郡改建宁郡，郡治所移至味县“总摄南中”。
以后至唐朝初年，历经500余年，这里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宋宝祜元年（1253年），忽必烈派大将兀良合台率10万大军入滇，从金沙江直捣滇西大理，进而进军滇中各地，平定云南37部，建立19个万户府，万户府下设千户、百户，大批将士留下分布各地“屯聚牧养”。
这批人中有蒙古人、色目人（回族）等。
至元十一年（1274年），朝廷任命回族人赛典赤·瞻思丁任云南“平章政事”，撤销万户、千户、百户等军事统治机构，改设路、府、州、县。
同时任命当地民族中的上层人士充当世袭土官。
这期间大批回族进入云南，百余年间，不少中亚、西亚的“回族”和新疆的“畏兀儿”作为官吏、将领、士兵、工匠，被派进云南达10多次。
在落籍云南的过程中，与其它民族通婚融合，形成回族。
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付友德、沐英（回）、蓝玉（回）率军30万由黔入滇，首战元梁王军10万余人于曲靖白石江，大败元军，平定云南。
沐英留镇云南，其部下多属江南、甘陕等地回族，分布滇东各地镇戍屯田。
明代实行“军户制”，这些派驻到屯戍地区的将士，日后成家，历经几代逐渐脱离行伍生活，变为自耕农民，形成村落。
有的大姓，成为当地旺族。
客籍马始祖马文逵，字安礼，他和后代的墓碑尚存在弯腰树村后山上，他的碑刻“随沐英监军兵靖入寻阳，元配张氏自金陵随居寻地”字样。
可证客籍马姓入寻甸之始。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建立清王朝。
1728年鄂尔泰被任命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公元1726年至1731年间，鄂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用兵频繁，许多从河北、山东和四川来的回族将士随将领哈元生、冶大雄、许世亨、哈国兴等在川、滇、黔交界地区驻防，最后落籍滇东北昭、鲁、会、巧等地，发展成许多回族村镇，使滇东北成了回族较多之地。
元、明及清初，是回族进入云南东北部地区发展壮大的主要历史时期。
腰站回族的历史，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形成的。
据腰站村现已七八十岁的几位老人回忆，在一块石碑上有“洪武三年”字样。
传说马、丁、王、史、温五户，洪武三年到此。
马家后来发展成望族，现在腰站村仍旧使用的地名，有马家大院（遗址一片耕地）、马家大沟、马家石崖、马家坟山（有墓碑，但已倒塌）、马家开垦的马掌田等。
从马家大院穿过的铁路（1966年8月动工修建），开挖路基时曾挖出稻谷、瓷碗等物。
离马家大院南一百米左右是“腰站小学”（原址是礼拜寺），学校东南场边还留有一棵三四人合围的树桩，据说1983年建校时还有枝叶。
镶成石坎的石碑上字迹仍依稀可见。
二公元1856年9月，滇西回民起义，推举杜文秀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在大理建立了政权。
滇南、滇东各地回民也纷纷响应。
滇东回民起义，早在咸丰三年（1853年），汤丹铜厂马二花举兵反清，前后五个月被镇压。
1856年，鲁甸马连升率幸存青壮年逃往宣威梨山，被回民推为“谋主”，联络滇西杜文秀义军，在宣威卡郎、曲靖一带建立据点，封马卓四（注）、马元武、丁亮洪、王怀葱、马荣、马广、何把石、李龙波为都统将军，抗击清军其力量最强时，控制了迤东所属七府州、县，威及贵州普安、威宁、兴义等地。
清政府视为“肘腋之患”。
寻甸马荣、马广、马天喜、马天顺四人，原籍东川茂麓，也曾参加马二花起义，失败后马荣、马天顺、马天喜落脚寻甸仁德等地，马广落脚塘子。
起义以后，他们与马连升、马银成（一为马汶成）联成一气，使寻甸成为迤东回民抗清斗争的据点。
同治元年（1862年），马荣在起义后不久接受招安，“署武定营参将”。
同治三年（1864年），清军将领岑毓英率军由陆良进攻曲靖，马连升被斩首于曲靖东山寺，起义军失败。
曲靖沾益城内回民惨遭杀害，所有的礼拜寺被焚毁，幸存的回民被强制拔营（一说七营下寻甸）到寻甸、曲靖桂家屯等地。
同治八年（1869年）杜文秀义军围攻昆明时，寻甸归顺清廷。
但是到了1874年，岑毓英认为寻甸三四千户回族中多是从沾益、宣威、马龙、平彝、嵩明和东川乌龙、六坝等地迁来的回民，于是派军队将他们分批遣送回原籍。
“至平彝县马头山、腰站、阿丈冲三处共220多户，则安置在距寻甸州城十里外乡村，把回民的遗产清查，计口授田，始与汉民间杂居住。
”民间流传“红、白旗闹事”时期，20乡指曲靖、沾益、平彝、马龙四县20个乡“换地方”。
（注2）平彝县马头山距腰站、阿丈冲都不过10公里，原有回民40余户，200人，因参加起义，惨遭屠杀，死的死，逃的逃，变成“废地”。
事态平息后，搬回一户守祖莹，迄今百年发展有15户，52人。
腰站（现为村委会）已无一户回族。
阿丈冲（现名回隆）有回族400余户，1700余人。
腰站马姓回族迁居寻甸仁德（县城外西南边）弯腰树上、下村，当始自1864年至1874年的十余年间，是与滇东回民起义的成败相联系的。
从腰站礼拜寺、学校、坟山以及马家大院等沿用的地名，可以当时的村落、家族已成一定的规模。
曾祖马纯活了80岁，随他的父辈到弯腰树时20岁，在寻甸生活了60年，家藏经书数十卷，至今尚残存《四书集注解》、《近思录集注》、《治家处世》等，时人称曾祖经、书两通，见面尊呼：“马先生
”可以看出耕读传家、诗书济世之风。
史迹拾遗腰站马姓（客籍马），系明初从南京应天府上元县从军随沐英来云南，兵靖入寻甸等地，落籍腰站始为军户。
咸同年间迁至寻甸，披荆斩棘，繁衍生息15代人，成为望族。
至今一百三十四年，传七代人。
除居住弯腰树外，还有照回村、花箐哨、白家哨、新村、甸头、塘子等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内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回族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各行各业都有人才参与建设祖国，五十多年来真正获得了新生。
【注①：马卓四（马戳四、戳四大人、马银成、马汶成、马文成疑为一人），资料传抄时所记不一。
腰站回民起义领袖，病故，葬于弯腰树村北后山上，墓碑尚存，为腰站迁居弯腰树马姓先祖辈。
注②：“20乡换地方。
”沾益县（含宣威、平彝一部分）：保家乡、双河、石羊、阿丈冲、腰站、马头山、永安、卡郎、大石、黎山、新文、姑佐、松林。
马龙：旧州。
曲靖：桂家屯等地。
注③资源来源：一是祖辈口传；二是亲到腰站、阿丈冲实地查访；三是查阅《云南回族史》、《曲靖地区志》、《曲靖民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