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讲话学习心得体会（以德为主要内容）
40年前，安徽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为了不再挨饿、不再讨饭，18位庄稼汉将家人“托孤”，把分田到组“秘密”改为分田到户，搞“大包干”。
18个鲜红的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为中国农村改革提供了范本。
“大包干”签字室这18人被称为“大包干”带头人，他们是：关延珠、严立富、严立华、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严学昌、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琪、严国品、关友生、关友章、关友江、韩国云，如今健在的还有11位。
“在当时的政策下，农民到地里去，不管怎么干活都一样，已经被搞乱了。
”关友江介绍,“最后造成不够吃，国家供应又不够，就只能去讨饭”。
纸包不住火，“秘密”很快被公社得知。
“小岗村的牛草贷款、粮种贷款全部被扣下来，不给了，粮农贷款也不给了。
”严金昌回忆称，“实在没办法，为了吃饱只能走这条路，没有粮食没有种子，我们只能到处去借，硬是度过了难关。
”实行“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就获得大丰收，一年的粮食产量相当于以往5年的总和，1979年的春节，小岗村人第一次不用出门讨饭。
“包产到户”很快得到了县委领导的支持，这种做法被巧妙地称为“大包干”。
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到小岗村考察，看到有这么多粮食，看到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感到很自豪。
“大包干”获得了万里的力挺，1979年3月16日，针对《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甘肃省档案局原干部张浩来信，万里说：“是或非，只能从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衡量，靠时间来检验……”3月19日，万里在《让农民、集体、国家都增加收入就是好办法》的谈话中指出：“你们的办法，明年可以干，后年还可以干……”中央在1980年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的75号文件后，又连续几年发出中央1号文件，使“大包干”迅速在全国普及开来，并不断得到完善，成为我国农村联产承包制的主要形式。
小岗村第一书记丁俊工作有哪些 十万火急
2月1日上午，凤阳县在小岗村召开小岗村“两委”和党员、村民代表座谈会，欢迎省财政厅丁俊同志到小岗村任职。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金春忠，省财政厅厅长、党组书记陈先森，滁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韩先聪，滁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章义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由凤阳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占文主持。
座谈会上，凤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陈树俊宣读了丁俊同志担任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职务的通知。
金春忠在讲话中简要介绍了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选任情况和丁俊同志的基本情况。
丁俊，1967年生，作为第四批选派干部被组织上选派到小岗村任职，此前系省财政厅监督检查局副局长，曾在岳西县挂任副县长。
金春忠希望丁俊同志向沈浩同志学习，扑下身子，依靠小岗村“两委”和党员干部群众，实实在在地为小岗村办实事办好事，按照沈浩同志在小岗村经过多年努力制定的发展规划一步一步抓好落实。
他要求小岗村“两委”班子和党员干部群众能够像支持沈浩同志一样支持丁俊同志工作，实现沈浩同志的遗愿，把小岗村建设成全国经济强村人民富村。
他同时要求凤阳县和小溪河镇要关心支持丁俊同志工作生活，更加关注支持小岗村发展。
陈先森在讲话中指出，这几年小岗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思想观念上的变化，现在发展的势头很好，巩固这个强劲的发展势头，在现有的基础上把工作做得更好，是一项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
他希望丁俊同志全身心扑下身子，尽快融入到群众当中去，依靠群众，尊重民意，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了解各方面信息，虚心向“两委”班子成员和党员干部群众学习，不断深化自己的思想境界，以沈浩精神作镜子，时刻对照检查自己，用最大的诚意，带着最大的感情，努力做好自身工作。
同时也希望小岗村“两委”和党员干部群众对丁俊同志能多一点宽容，多一点理解，多一点支持，共同把小岗村发展好。
韩先聪在讲话中首先代表滁州市委感谢上级组织对小岗村的重视和关怀。
韩先聪说，省委继续选派干部到小岗村任职，是对小岗村的厚爱，也是殷切的期待；对小岗村、凤阳县和滁州市是一份责任，更是巨大的支持。
他对近年来凤阳县委和小溪河镇党委对小岗村发展所倾注的心血，对小岗村干部群众、“大包干”带头人和来到小岗村创业、支持小岗村发展的企业家们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
要求凤阳县、小溪河镇和小岗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及落户小岗企业要支持丁俊同志工作，共同努力，进一步弘扬沈浩精神，加快小岗村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步伐，把农民组织起来，把牌子打出去，不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加快推进“四型”小岗村建设，努力实现小岗村在十大名村中位次前移。
小岗村党委书记金乔在发言中代表小岗村党员干部群众对上级组织的关怀支持表示感谢，对丁俊同志到小岗村任职表示热烈欢迎。
他表示一定会全力支持丁俊同志工作，团结带领小岗村党员干部群众，凝心聚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学习沈浩精神为动力，以“四型”小岗村建设为重点，抢抓机遇，为实现小岗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而努力奋斗。
丁俊在发言中表示，感谢组织的信任，有决心有信心，以沈浩同志为榜样，坚定信念，沉下身子，团结小岗村“两委”班子，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富民强村为根本目标，坚持改革创新，在中央和省市的关怀下，在凤阳县委县政府和小溪河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把小岗村的工作做好。
马占文在主持座谈会时对中央、省委、市委对小岗村、对凤阳县的关心和厚爱表示感谢。
马占文说，沈浩同志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小岗村创造了更大的发展机遇。
要认真落实金春忠、陈先森、韩先聪等领导讲话要求，要把沈浩精神落到实处，要用小岗村更好更快的发展成果，来回报沈浩同志。
县委县政府，小溪河镇党委政府要更加重视和关心小岗村发展，让小岗村快速富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名村、强村、富村。
小岗村“两委”班子要迅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快发展上来，在丁俊书记带领下，紧紧抓住机遇，把小岗村发展得更好。
小岗村广大群众要关心支持丁俊同志工作。
他表示相信，在小岗村“两委”班子带领下，经过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小岗村一定能够实现沈浩生前遗愿，小岗的明天一定会越来越好。
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滁州市委组织部、凤阳县委相关负责同志和凤阳县委组织部、县财政局、小溪河镇有关负责同志以及小岗村“两委”干部、党员、村民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1978年中国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什么说这一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具
1978年中国大事记1、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次召开全国政协会议，与上一次全国政协会议相隔已有13年。
出席这次政协会议的委员有1862人。
他们当中除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外，有各爱国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代表；有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界人士；有各民族的代表；有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的代表；有台湾省籍同胞的代表和港澳同胞、归国侨胞代表和其他有代表性的人士。
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人民政政协会议章程》和决议，选举为第五届政协主席，乌兰夫、韦国清等22人为副主席。
这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政协恢复了重建，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由于其取得的成果和特殊背景，而时常引起后人的关注。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达3456人。
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聂荣臻、刘伯承等20人为副委员长，姬鹏飞兼秘书长，委员175人。
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会议决定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提议，决定、李先念、徐向前等13人为副总理，决定了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会议选举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
从最高领导人员的构成上看，一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会议取得的另一个巨大成果是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3月18～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6000人出席，盛况空前。
代表中，来自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厂、农村、部队、医院的科技人员3478人，占代表总数的62.3%。
其中，副研究员、副教授、副总工程师以上的有近千人。
开幕大会由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发表重要讲话，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号召大家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华国锋作《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闭幕会上宣读了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
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表彰了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
大会对改革开放的影响既重且深，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4、《工业三十条》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发到各工业管理机关、各工交企业试行。
《工业三十条》规定，国营工业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和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制。
并分别明确了企业党委和职工代表大会的职责。
这个文件下达后，各地抓紧进行整顿企业的工作，使一批重点企业较快地改变了面貌。
《工业三十条》指导了工交领域拨乱反正，从而推动了中国工业的改革和发展，成为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新开端。
5、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发动之前，经济学界开始了以按劳分配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大讨论。
大讨论始于1977年2月，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
在讨论过程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研究》等报刊从1977年年中开始，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把经济学界的讨论引向了社会。
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将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
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以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大讨论共举行了七次研讨会，至少有两千人次以上的理论工作者参加研讨。
研讨成果先后编辑成《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关于按劳分配问题》、《论按劳分配》、《建国以来按劳分配论文选》等文集出版。
6、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公开发表。
文章遭到了严厉的指责。
在激烈的反对声中，理论工作者又在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真理的标准》的文章。
在罗瑞卿的支持下，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民日报》给予转载。
但指责批评仍在继续。
在这个关键时刻，7月21日和22日，分别找中宣部长和中组部长谈话，对这场思想解放表示明确的支持。
9月10日《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一文，《人民日报》9月25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光明日报》、《解放军报》9月26日转载。
这一系列的文章直指“两个凡是”的要害，从哲学层面上讨论解决党内的路线分歧，在全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讨论。
这场大讨论，实质上是一场呼唤社会主义新时期伟大变革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巨变的先导。
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意识和执政意识的新觉醒，为党和国家进行拨乱反正、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7、全军政治工作会议1978年4月27日～6月6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召集，主要任务是，研究确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
这次会议有军以上单位的政治委员或政治部主任等383人参加。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到会讲话。
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在会上作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报告。
6月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他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是政治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
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国内正在进行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在讲话中还谈到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
指出，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要搞好各方面的整顿，恢复政治工作的职能、作用和威信，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
会议讨论和修改了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条例、干部服役条例三个文稿。
8、《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1974年11月起，中国和日本就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开始谈判。
1978年8月12日，两国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
华国锋、、廖承志出席，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国外务大臣园田分别代表本国在条约上签字。
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史上的又一件大事。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共五条，其基本内容是，确认《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缔约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确定彼此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愿意继续为开展经济和文化合作，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
缔约双方还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太地区或其他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条约有效期十年。
8月16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这项条约。
10月16日、18日、28日，日本的众议院、参议院、日本政府分别批准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同年10月，应邀访日，两国在东京交换了条约的批准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赢得了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9、发表“北方谈话”“北方谈话”是相对于1992年在深圳等地的“南方谈话”而言的，是指1978年9月13～20日，出访朝鲜归国，先后视察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之后又经停唐山、天津，所到之处发表的重要谈话。
“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1，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要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2，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
3，我国体制存在很大的弊端，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
加大地方权力，特别是企业权力，要讲责任制；按劳分配，增加收入，刺激经济发展；精简机构，发展服务行业安置劳动力；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要到发达国家看看，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等等。
“北方谈话”集中反映了在历史大转折前夕的理论思考，对这一转折时刻的到来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10、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290人。
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会议作了充分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主要体现在:1、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为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了根本的指导思想。
2、会议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
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
3、会议提出了要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是中国共产党确立全面改革开放战略方针的开端。
4、会议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
5、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会议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6、会议给已经查清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并提出要继续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7、会议提出科学对待和思想的问题，强调要继承和发展思想。
8、会议研究了国际战略，确定了外交方针。
9、会议确定了祖国统一的新方针。
10、恢复和确定了正确的组织路线。
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实际上形成了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为贯彻执行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奠定了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篇章，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11、中美建交1978年12月16日，中国和美国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联合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公报说: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
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将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
”中国和美国建交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
中美建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创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12、城市改革的试点1978年开始的城市改革试点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
1978年10月，四川就开始在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等六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不久，试点企业扩大到100个企业。
1979年5月，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等6个部门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首都钢铁公司等8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第二，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从1980年起，开始实行新的财政体制。
主要作法是:北京、上海、天津仍实行统收统支；江苏省实行“比例包干”；广东省、福建省分别实行“定额上交”和“定额补贴”；云南、贵州、青海3省和新疆、宁夏、内蒙古、西藏、广西5个民族自治区实行特殊照顾（中央补助的数额每年递增10％）；其余15个省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办法，一定5年不变。
第三，发展多种经济形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鼓励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中央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从1978年到1982年，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
这对繁荣经济，活跃市场，扩大就业门路，增加服务网点，方便群众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
上述三个方面的改革试点，使我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可以说既为今后的改革积累了经验，又为改革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13、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突破口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长期以来被当作“资本主义”进行过严厉的批判。
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将全村土地按人口承包到户，国家和公社大队的摊派任务分包到户完成，剩余的全归个人，即“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几乎与此同时，四川省农民也实行包产到组等责任制。
这一作法得到两省领导的支持。
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把生产队的统一经营与家庭的分户经营结合起来，把农民的切身利益同产量密切联系起来，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和干活大呼隆、瞎指挥的弊病，有利于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由于联产承包，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的地位由单纯的劳动者变为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变为真正的主人翁，受到农民的欢迎。
联产承包也遇到巨大阻力。
、陈云等人给予支持，1980年9月，中央发出文件，突破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
随后几年时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开。
解决了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改革和建设事业
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
乐成虑始两重天 战国时代，魏文侯派西门豹治理邺地；下车伊始，西门豹访问地方民情：邺地水灾频发，猾吏豪绅趁机勾结巫婆捣鬼，每年都搜刮民财、侵扰民户，“为河伯娶妇”；老百姓痛苦不堪。
西门豹巧用权谋，治死了作恶多端的巫婆和猾吏，从根本上制止了给“河神”娶老婆这荒唐而又愚昧的闹剧，堵死了贪官污吏盘剥敲诈老百姓的这条“财路”。
接着，西门豹征集“民夫”，开凿十二条渠道，引河水灌溉农田。
开凿渠道的时候，艰难困苦，老百姓又害怕了，不愿意当“民夫”参加开渠劳动。
西门豹说：“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现在老百姓都怪我害他们出力受苦，百年以后老百姓享福了才又会想起我来呢。
林汉达先生一九六二年的少年读物《战国故事》，改编《史记·滑稽列传》中褚少孙补撰的这段，题目为《河伯娶妇》；删去了老百姓怕苦不愿开渠、和西门豹说“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这一节。
《史记》中这一段，以“西门豹治邺”为题，又作为“古文选读”，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但是，老百姓怕苦不愿开渠，西门豹感叹“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这一节，相当长时期，仍然被教材编者删去了。
后来把改写为白话的这个故事编入小学课本，也不用这句话。
为什么删去这一节
大概，删节者们以为：新中国是“人民”共和国，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褚少孙这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增补《史记》，却竟然写下这样一节，这不是“污蔑劳动人民”吗
这就牵涉到“乐成”和“虑始”，两个层次、两重天地。
当年，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胜利在望；主席在筹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考虑到：要建设“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必须“做到农业社会化”；由于中国传统“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要把他们组织起来搞合作化，估计工作量和困难程度都相当大；所以毛主席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注①）。
这就是“虑始”，事前就早早筹划，设计整体方案，问题和困难都作有考虑。
中国历史上“戊戌维新”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当然也擅长“虑始”：他一八八四年撰成《礼运注》，就首次提出了他的大同理想；一八八五年，他“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这部《人类公理》就是他乌托邦名著《大同书》的最早草本。
康有为《大同书》，广泛汲取了古今中外各种先进思想的养分，集中反映了十九世纪末期形成的人类大同思想。
其中某些思想光辉，深切地符合人性，却又在当今看来都惊世骇俗，要到几百年后，看看人类社会能否部分地那样做；比如那男女结合，婚姻契约只准以“一年”为期。
康有为自己也知道这些都只能是他个人的理想，当时不能推行，甚至都不宜宣示于人。
如此“虑始”，也近乎“想空事”呀。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鼓吹和领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虑始”，草拟了革命成功以后的《建国大纲》。
可惜，他虽然极短期地担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誓“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却只来得及废除了一系列封建繁文缛节以及《大清律例》等法律、条规，以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签署、颁布了“临时约法”等三十余件有关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法令、法规；没有能够进一步具体操作、实现他建设民主国家的崭新蓝图。
英雄早逝，哲人其萎，“革命尚未成功”，至今发人哀思。
既有比较周密的“虑始”，又胜利地予以实施，是主席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由于当时美帝国主义“封锁”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政策，主席他们被迫向前苏联“一边倒”，学习和主要采用“苏联模式”，要建设“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尽快“实现共产主义”，试图“在地上建立天国”。
因此，建国以后，实际操作“农业合作化”时，就左倾冒进，急躁强迫，原计划十五年完成的工作，仅用三年就“全面超额完成”；种下祸根，结下苦果，直到先生领导改革开放，方才拨乱反正。
先生“虑始”，可就真实事求是了。
他放眼世界各国建设，体察中国具体情况，只是提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这个大方向；具体实施，他就主张“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向前推进。
“虑始”，采用李敖先生说法，这是大人物的层面，是特立独行，常常需要大无畏，“虽千万人，吾往矣”（注②）。
可是，社会上，老百姓，绝大多数人不属于这个层面。
“小人喻于利”；每天要吃喝，要生存发展，要生活得安康幸福；老百姓，对待物质生活，涉及个人利益，几乎都是“现实主义者”。
“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
当年动员农业合作化时，“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只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注③），他们怎么想的，怎么反应，年代久远，史料难征，我就不揣测了；柳青先生现实主义小说《创业史》，有一些经过美化的描述，有兴趣者可以参看。
我就说改革开放初期，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自发试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包产到户”吧，获得成功；中央决定在各地农村推行。
按我们现在的想法，当时的农民兄弟，应该是欢呼雀跃，高呼万岁吧
嘿，满不是那么回事。
一些农民久经“运动”，已经麻木，随波逐流，“服从领导”，“你说要怎么搞就怎么搞”；不声不气，做起了“沉默的大多数”。
也还有些农民，甚至提出反对
反对的理由多种多样，我也不一一细表；只说有的“老贫农”，党员干部，宣言反对，竟至声泪俱下：“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要这样搞，实际上是分田单干，是资本主义复辟，是要我们‘走回头路，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贫下中农决不能这样做
”（注④） 不但农民如此，干部也同样。
一九九二年，先生“南方谈话”，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传达；我所在某市的一个区，区委书记宣读文件，台上坐着二十来位县处级干部，台下坐着我们四十多个科局长。
县处级们表情木然或者不以为然，科局长们“讲小话”议论纷纷：说“已经是一个普通党员了，凭什么把他的讲话作一号文件发”，“这样搞，完全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了哪”
我当时只关心我管的教育工作，又完全相信上级领导，因此没有参与议论；并不是说我那时就已经理解了理论的正确性。
后来我思考人性问题，曾经就这个传达文件时候的事情，打听了解；据我的同事，那时在另一个区管教育的干部告诉我：他们那儿传达学习时，议论反对“南方谈话”的，更厉害。
推测其它地方，如此情况，应当也不在少数
中国农村，现在不是还保留了一个“农民群众自发地”，“坚持思想、坚持集体化道路”的典型，河南省临颍县的“南街村”吗。
再以我为例，说说咱们“计划生育”的国策。
到我个人有资格结婚的时候，国家已经开始强制实行“计划生育”。
作为知识分子，从理性上，我懂得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及其好处。
但是，“事不关己”，可以“高高挂起”；而一旦事情切身，那理性就常常消退，感情情绪就高涨起来。
这么说吧，我内心深处，长时期里，是有想要两个孩子的心思哩；尤其是我妻子给生了一个女儿，我可真想要个儿子呀。
也就是说，对于计划生育国策，我心底里，长期地有点嘀嘀咕咕呢。
一直到这几年，我才想通：作为工薪阶层人员，一对夫妻只要一个孩子，好哇。
我妻子所在企业破产了，好几年以来，我们一家三口，就靠我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
幸好一直省吃俭用，小有积蓄，这才能负担起女儿高等教育的费用。
试想想，如果我有两个孩子甚至更多，该怎么是好
最起码，我们夫妻要更多地操心、劳神、大费周章吧。
哪儿能像我现在似的，物质生活自我满足，精神方面洒脱，快乐，自诩这两年“生活质量、生命质量都是最高”的呢
我就是个“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的人哪。
大人物劳神费力，为民“虑始”；小百姓却常常不能理解，毫不领情，拒不买帐，甚至骂骂咧咧，“大不敬”。
何况，世间事物，发展难料；计划得再好，实施起来，也不一定能够“保证成功”。
好比建造那庞大的海上巨轮，建造商谁不保证“万无一失”
可偏偏，那泰坦尼克号，就撞上了冰山，沉没到大海底
因而，西门豹们，“虑始”之时，是否应该再多想想
比如，你西门豹要兴修水利，为民造福，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
老百姓既然不愿意开渠，为什么非要强迫他们干呢
难道不能采取另一种办法，比如利益驱动方式等等，诱使老百姓乐意参与吗
你西门豹可能是公忠报国，一心为民，最后历史证明，确实做了好事。
但是，“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这句话，以及你坚执己见、坚决开渠的做法，又为后来追求政绩的官员、甚至纯为私利的狗官，打开了损民肥私、欺世盗名，名利双收的方便之门哪
“乐成”，没有什么不好；成功了，谁不快乐
“虑始”，高高在上，可就内蕴危机；因而，苏轼词句“高处不胜寒”，这才具有别解啊。
但愿，“乐成”和“虑始”，能够互相交融；至少，能够“换位思考”，互相理解。
注：①、《论人民民主专政》，《选集》第四卷。
②、参见凤凰卫视台《李敖有话说》之“两种人格”。
③、参见《选集》第五卷《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④、这是参加过当时“农村工作队”的干部，我的老同事，在二十年前，绘声绘色地向我述说的；我相信是事实。
二○○六年二月十六日 《唯物与唯心》篇后： 强巴注：对“救世主”的渴望和崇拜，本是人类“心理本体”（集体无意识）的基本内容之一。
文化遗存考古发现，原始人多崇拜太阳。
古中国人崇拜天、天帝。
古希腊罗马人崇拜阿波罗、雅典娜、宙斯等等。
基督教礼拜上帝、耶稣、圣母玛利亚。
伊斯兰教礼拜真主阿拉。
佛教徒念颂如来佛祖、阿弥陀佛、观音菩萨。
民间俗信还有各路神仙、先圣。
近现代中国人多崇信“大救星”。
人，当困苦窘迫之时，有几个不呼喊“天哪”、“我的妈呀”
由此看来，法兰西人创作和唱响《国际歌》，破除“救世主”迷信，呼唤自立自救自强，确实了不起
——2006年7月左右
最近学习领悟了张志扬先生揭橥的“悖论式偶在”，对我去年所写上段“后记”以及其他相关文章，有了新的认识：一、狂热崇拜“大救星”一类“偶像神”，愚昧可怜；但是，自己理性思考以后，对“天”或者“宇宙演化”一类非偶像的“神”或者说“最高同时又最普遍的神秘存在”有所敬畏，因而能够在人生道路上很好地把握住“度”或者说“界限”，克制自己“人欲横流”的僭越，人就能进入“宗教性道德”的高境界。
二、《国际歌》所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前两句无疑正确；后两句呢，发挥人民群众“主体创造”精神，从这一点上说，十分好，可是也必须注意，“全靠我们自己”的含义里所包藏的绝对主义本质主义因素
违背了“悖论式偶在”，就可能产生“人的僭越”
求以“我为改革管理创新做奉献”为主题的演讲稿一篇，急用，谢谢
锐意创新 奉献为民——“走改革开放强国路 做新长征路上有心人”感言来源：九三学社中国政法大学支社 李克非 日期：2010-12-142010年11月23—27日，我参加了中共中国政法大学党委统战部组织的“走改革开放强国路 做新长征路上有心人”主题活动。
校党委副书记高浣月，组织部、校团委领导和部分院、部、处的统战委员参加了活动。
本次学习考察的重点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和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下面谈一些学习、考察体会：一、奉献为民——沈浩精神感人至深11月24日，我们来到小岗村，天气有些阴，太阳被淡淡的云雾笼罩着，似乎要表达些什么。
32年前的11月24日，当小岗村18户当家人趁着夜色，走进那座破旧的农家小屋，在用烟盒纸写成的土地“包干到户”的协议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捺下鲜红的指印。
他们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普通的冬日夜晚，却正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黎明；他们没有想到，就是这片简陋的烟盒纸，却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
小岗村被公认为“中国改革第一村”。
在小岗村，我们被一股浩然正气深深吸引和感动，那是沈浩同志的英灵所散发出来的气息，那是小岗村人对沈浩同志的真挚感情所散发出来的气息，那是小岗村人心中的那座丰碑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2004年2月，沈浩响应省委号召，作为省第二批选派干部，任凤阳县小溪河镇党委副书记、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后被选为村主任。
沈浩在小岗村工作期间，做了大量利民的小事。
进村伊始，他挨家逐户走访了112户全部村民，深入了解村情民情；村里的五保户生病了，他自己掏钱将其送到医院治疗；村里老奶奶的拐杖坏了，他不声不响从外地带来新的悄悄送去；看到智障村民天寒衣单，他二话不说脱下大衣给他穿上；村民住房出现危险，他连夜冒雨动员搬迁……沈浩也做了不少利民的大事。
经过调研，他为小岗村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第一步，发展现代农业、科技农业：2004年引进种植80亩优质葡萄园，后发展到600亩，举办“葡萄旅游文化节”；2006年初从安徽科技学院引进了3名大学生，发展“双孢菇”生产，成立蘑菇、葡萄产销合作社；第二步，改善村容村貌：将全村住房整体规划，筹资、集资将村民住房整治一新；筹资修建村南北向的主干道（友谊大道），修建连接两条省道和横跨铁路（曾被认为不可能）的东西大道；为招商引资创造条件；第三步，招商引资，发展集体经济：在很短的时间里，引资50亿元（目前已有三分之一资金到位），发展环保型产业、旅游业等；将全村1800亩土地集中起来，村民以土地持股的形式成立合作社，整合资源搞适度规模经营。
在沈浩的带领下，小岗村村民年平均收入由2004年的2000余元增加到目前的5500余元。
令人感动的是，在沈浩挂职3年期满的时候，村民们为了留住他，再一次签名并且捺下鲜红的指印；令人感动的是，6年来沈浩为村里的大事小情，贴补、垫付30多万元，他遗物中的银行卡的存款为零；令人感动的是，2009年11月6日沈浩因病突然逝世后，村民们为了把沈浩同志的骨灰埋在小岗村，能永远和他们的好书记在一起，村民们第三次签上他们的名字，捺下了鲜红的指印。
这种农民的真挚情感的表达，这种人民的对他们所需要的领导干部的期盼和肯定，真可谓“感天地泣鬼神”
沈浩同志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典型代表，他扎根基层、服务农村的奉献精神；心系百姓、一心为民的公仆精神；锐意改革、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艰苦创业、勤政廉政的奋斗精神，确实感人至深、令人敬佩。
二、锐意创新——华西经验催人奋进11月26日，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我们来到了华西村。
华西村的村容、厂容、田容、河容、山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先进典型，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面光辉旗帜，华西村2009年年销售收入超过500亿元；村级可利用资金连续3年每年超过30亿元，2011年将达到50亿元；人均年纳税48万元，人均年收入超过8万元。
华西村走出了一条经济繁荣、人民富裕、社会和谐的成功之路，那么其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听过老书记吴仁宝同志的情况介绍，在华西金塔的观景台上，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在此，我们赞同江苏省委调研组2010年9月从横向对华西村新经验的总结：一是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以创新的理念和思路引领新发展；二是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三是更加重视人才的作用，围绕科学发展引才、育才、用才；四是切实做到以人为本，在统筹协调发展中全面提升人的素质；五是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为建设富强、文明、和谐、幸福的新农村提供坚强保证。
在华西村的理念和思路中，发展为要、效益优先的“发展观”，与时俱进、敢为人先的“创新观”，人才优先、量才使用的“人才观”，民生为先、共同富裕的“富裕观”，克己奉公、艰苦奋斗的“奉献观”尤为重要。
换一个角度，从历史源头上分析，华西村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就：其一，天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给了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和机遇。
其二，地利。
华西村地处上海、南京之间，陆路交通和水运发达，并被张家港、昆山、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环绕，是富庶的渔米之乡和富于商贸传统的地区。
其三，人和。
在土地、集体财产可分、可不分的情况下选择了不分；江南人民勤奋而又精明；带头人吴仁宝极具“创新思维”、“共同富裕”的理念和“奉献精神”。
这三者同时具备，造就了今天辉煌的华西村。
我们在考察中也发现，华西村在规划建设上的一些不足和瑕疵：一是在山上修建天安门、长城等，破坏了江南翠绿的山色美；可以考虑将延安宝塔山上的宝塔，按原尺寸建在现在天安门的位置上，不仅体现山色美和中国文化特色，而且寓意着“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寓意着“华西村虽然富裕，但仍然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
二是在山路旁的护路坡上大面积绘画《西游记》等图画，也是破坏山色美、自然美的行为。
三是在金塔东侧表达华西村人美好愿望的牛、羊、鳖、龟，应当用一样的石材、同样的体量，以原有石材颜色，按照牛、鳖、龟、羊的顺序排列，或者按照牛羊鳖龟、龟鳖羊牛成双的高低、低高的顺序排列。
四是户外五樽汉白玉领袖坐像，应当安放在室内合适的大厅，例如华西村村史展厅的大厅为好。
五是没有通透、大气的广场。
三、小岗村与华西村比较的初步结论和感受第一，改革没有绝对、统一、固定的模式，应当实事求是地“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地进行。
凭心而论，32年前小岗村“包干到户”在当时是积极的、进步的，它极大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打破了我国长期单一公有制对生产力的束缚，其历史功绩和作用是不能否定的；但是，个体的力量通常大不过集体的力量，个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集体经济的整合而得以更好的和可持续发展。
沈浩在小岗村成立的“蘑菇、葡萄产销合作社”和以土地持股的“小岗村发展合作社”，就是在发展个体经济的同时发展集体经济；可谓天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第二，发展集体经济的关键是带头人。
这个带头人必须是很强的“敢为人先”的能人，“无私奉献”的好人，带领大家“共同富裕”的强人。
吴仁宝同志和沈浩同志都具备了这三个品质，在锐意创新、敢为人先方面，吴仁宝同志可能更强一些。
第三，豁达人生。
我们在感受沈浩同志浩然正气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一种睿智之气。
要豁达人生，死而无憾，首先要思想豁达。
革命老人谢觉哉曾经说过：“一个人光溜溜地来到这个世界，又光溜溜地离开这个世界；思来想去，只有为人民踏踏实实地做点事，才是最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