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西南联大校歌词有感300字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
中业兴，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首以《满江红》为词牌填写的校歌，是当时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的杰作，经张清常（语言文字学家，致力于音韵、音乐、文学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
）谱曲后，无愧是二十世纪中国大学校歌的绝唱。
在国家危在旦夕，民族存亡时刻，它代表了中国文人学者和莘莘学子发出的最悲壮的呼喊，浓缩了联大师生在国危家难之际所具有的高尚情感和坚强意志，激励着中华儿女奋发自强，共赴国难。
今天读来，仍然让人热血沸腾，激动不已。
求一篇看完西南联大纪录片或者无问西东后对大学之道的感悟与看法
金岳霖（1895—1984），中国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
字龙荪，湖南长沙人。
1911年入北京清华学堂，1914～1921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之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
1925年回国，1926年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授，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
以后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副所长。
1954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9年被选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
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中央委员、中央常委。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4年后历任全国政协第二、四、五、六届委员，还曾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著有：《论道》和《知识论》金岳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主要精力集中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发表了几十篇哲学和逻辑论文，出版了《逻辑》《论道》《知识论》3部专著。
1949年后开始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写过一些哲学和逻辑论文，但主要精力用在学术研究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方面。
他的三部论著反映了他的逻辑思想和前期哲学思想。
在哲学本体论方面，他提出了“道”“式”“能”三个基本哲学范畴，认为个别事物都具有许多殊相，而殊相表现共相。
个别事物还具有一种不是殊相和共相的因素，这就是能。
那些可以有能但不必有能的“样式”就是可能。
由所有可能构成的析取就是式。
他认为，能出入于式中的可能是事物的变动生灭乃至整个现实世界的过程和规律，也就是道。
在认识论方面，金岳霖肯定有独立于认识主体的本然世界。
在其中，一方面有个别事物的变动生灭，另一方面有普遍共相的关联。
认识主体通过他的认识活动就可获得许多关于本然世界的意念、概念、意思和命题。
认识主体同时又应用他已获得的意念、概念、意思与命题去规范和指导他对本然世界的认识。
金岳霖认为，认识有一发展过程，但本然世界是可以认识的。
金岳霖是把西方现代逻辑介绍到中国的主要人物。
他推动了中国对现代逻辑的研究，并培养了许多逻辑学者。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二、我的世界（汪曾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的世界很平常。
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到处是河。
可是我既不会游泳，也不会使船，走在乡下的架得很高的狭窄的木桥上，心里都很害怕。
于此可见，我是个没出息的人。
高邮湖就在城西，抬脚就到，可是我竟然没有在湖上泛过一次舟，我不大爱动。
华南人把到外面创一番事业，叫做“闯世界”，我不是个闯世界的人。
我不能设计自己的命运，只能由着命运摆布。
从出生到初中毕业，我是在本城度过的。
这一段生活已经写在《逝水》里。
除了家、学校，我最熟悉的是由科甲巷至新巷口的一条叫做“东大街”的街。
我熟习沿街的店铺、作坊、摊子。
到现在我还能清清楚楚地描绘出这些店铺、作坊、摊子的样子。
我每天要去玩一会儿的地方是我祖父所开的“保全堂”药店。
我认识不少药，会搓蜜丸，摊膏药。
我熟习中药的气味，熟习由前面店堂到后面堆放草药的栈房之间的腰门上的一副蓝漆字对联：“春暖带云锄芍药，秋高和露种芙蓉”。
我熟习大小店铺的老板、店伙、工匠。
我熟习这些属于市民阶层的各色人物的待人接物，言谈话语，他们身上的美德和俗气。
这些不仅影响了我的为人，也影响了我的文风。
我的高中一二年级是在江阴读的，南菁中学。
江阴是一个江边的城市，每天江里涨潮，城里的河水也随之上涨。
潮退，河水又归平静。
行过虹桥，看河水涨落，有一种无端的伤感。
难忘墩看梅花遇雨，携手泥涂；君山偶遇，遂成离别。
几年前我曾往江阴寻梦，缘悭未值。
我这辈子大概不会有机会再到江阴了。
高三时江阴失陷了，我在淮安、盐城辗转“借读”。
来去匆匆，未留只字。
我在昆明住过七年，1939至1946。
前四年在西南联大。
初到昆明时，身上还有一点带去的钱，可以吃馆子，骑马到黑龙潭、金殿。
后来就穷得丁当响了，真是“囚首垢面，而读诗书”。
后三年在中学教书，在黄土坡观音寺、白马庙都住过。
1946年夏至1947年冬，在上海，教中学。
上海无风景，法国公园、兆丰公园都只有一点点大。
1948年我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
我住的地方很特别，在右掖门下，据说原是锦衣卫值宿的所在。
1949年3月，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
5月，至汉口，在硚口二女中任副教导主任。
1950年夏，回北京。
在东单三条、河泊厂都住过一阵。
1958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我和农业工人──也就是农民在一起生活了四年，对农村、农民有了比较切近的认识。
1961年底回北京后住甘家口。
不远就是玉渊潭，我几乎每天要围着玉渊潭散步，和菜农、遛鸟的人闲聊，得到不少知识。
我在一个京剧院当了十几年编剧。
认识了一些名角，也认识了一些值得同情但也很可笑的小人物，增加了我对“人生”的一分理解。
我到过不少地方，到过西藏、新疆、内蒙、湖南、江西、四川、广东、福建，登过泰山，在武夷山和永嘉的楠溪江上坐过竹筏……但我于这些地方都只是一个过客，虽然这些地方的山水人情也曾流入我的思想，毕竟只是过眼烟云。
我在这个世界走来走去，已经走了七十三年。
我还能走得多远，多久
1993年9月8日（选自《逝水》，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上学记何兆武读书心得200字
“正值深秋，我们坐着古代式的帆船，每天天一亮就开船，天黑了就停下来，一路的景色美极了，令人销魂，我一生都没有享受过几次”。
一九三七年为避日寇，十六岁的何兆武随父母返回湖南老家。
十年后，先生回忆起返乡之旅仍是充满诗情画意。
这样惬意的旅途，似乎可以象征何先生前半生的生活，虽然生在一个变乱频繁的时代，但他的内心始终是自由的、从容的、甚至是喜悦的。
我在读《上学记》的时候，不止一次惊讶我们怎么会有那样一个时代，而在那个时代，何先生居然做成了一个幸福的读书人。
何兆武先生的回忆始终都是平静的，反倒是我们这些读书的后辈一次次地感叹、诧异。
何先生的回忆就像一缕阳光，慢慢撕开了一个历史的口子，让我们得窥一个时代的缩影。
其中有些细节，就像黑暗中被按响的钢琴，让人惊退一步，不知所措。
比如，书中写到北洋军队的军歌歌词竟是“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长坂坡前逞英雄”；北洋政府的国歌竟是先秦无名氏的《卿云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这真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了。
真实的历史氛围在细节上最容易得到呈现，这样的细节又仿佛是一个悖论，让读过正统历史教科书的我们不免目瞪口呆，废书长叹。
何先生在口述中反复提及的两个词语是“自由”和“幸福”，这似乎是何先生一以贯之的精神追求，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是一种时代精神的折射，时代的高度和氛围往往印证在人的身上。
翻遍此书，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当时的学校，尤其是西南联合大学，弥漫着我们想象不到的自由氛围。
那时，教师的聘任不以政治信仰和学术见解为标准，他们上课也没有统一的教材，尤为难得的是，他们讲课近乎绝对自由，没有人要求他们应该讲什么或不应该讲什么。
学生的权利也得到充分的尊重，“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
何先生在西南联大先后读过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个系，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
何先生有言：“社会要进步，学术必须自由，思想必须自由。
”由此言得之，西南联大之所以培养出大批俊杰，自由的校园氛围是功不可没的。
有自由，才有活泼的精神、不羁的思索和创造的激情，自由一旦遭到钳制，一切精神之花必然凋谢，更不用说结出创造的累累硕果。
饱经风霜的何先生不无所指地说：“基于当时北京的环境，也决定了国民党控制力量天然的不足，乃至于意识形态的控制也往往流于形式，至于云南的联大亦是如此，幸运如此，才能有传承的自由学风，让各种思想在联大交融，以实践来检验，也是如此，西南联大在祖国灾难深重之时，却培养出了大批的栋梁之才乃至国内外的泰斗，但是建国后的五十年中却少有大家现，即便有，也是我们国内所公认，据我所知，目前真正的大家在国内外享有威望的还是民国时期培养的一批学子。
”言之凿凿，令人不胜羞愧，后人思之，岂能无动于衷
幸福究竟为何物
这一问题一直缠绕和折磨着年轻的何先生。
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会有他们的答案。
答案尽管可以不同，但是否去深刻地思考这个问题却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精神状态。
在漫天烽火、战乱不止的民国时代，何先生和同学王浩热烈地讨论着什么是幸福。
得出的结论是：“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觉得社会会越来越好，一个是自己的未来越来越好；幸福归根结底还包括精神上的。
宗教的虔诚是不是幸福
简单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幸福，因为它没有经历批判的洗练，不免流入一种盲目和自欺。
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的拷问与弃扬，是一种通过苦恼的欢心，而不是简单的信仰。
”何先生的幸福观已经上升到了哲学的层面，这样严肃的思考和真诚的探求，同样值得后人感佩。
自由和幸福这些抽象的概念，最后一定是要沉潜到的人的内心的，最后一定是要人去体会的，离开了个人的体悟和验证，自由和幸福只会沦为宣传的工具和鼓动的标语。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消费主义疯狂地攫取人的内心的时代，在各种欲望的引诱下，我们已经不再关心自己是否幸福这样的问题了。
这样的问题在红尘男女看来简直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我们生在一个安定的时代，内心却从未安定过，更谈不上在何处安放自己的灵魂。
何先生是幸福的，因为他是一个智者，即使在战乱频繁的时代里，即使是在颠沛流离的处境中，他都不忘回归自己的内心。
这样的境界和状态，我们只能高山仰止。
《上学记》是何先生风雨人生的记录，更是我们今日反省的对照。
历史犹如火车过隧道，它终有冲出黑暗的时刻，我们是车上的乘客，要始终坚信火车是一直向前的，即使暂时行驶在暗无边际的涵洞里，也要坐直身体，因为隧道已经将到尽头，前面就是漫山遍野的阳光以及耀眼的通向自由与幸福人生的路标。
邓稼先 心得体会
邓稼先，“娃娃博士”，学业有成，放弃了美国的优越生活条件及极佳的科研环境，毅然回到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新中国。
他在党的召唤下，隐姓埋名前往西北大漠，开展核武器开发的理论研究工作，默默地为我国国防事业奉献光和热。
他鞠躬尽瘁，将一腔爱国热情投入到事业中，却因核辐射所致的癌症而逝世。
他为我国摆脱帝国主义侵略、赢得自主发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扬振宁简介
一、生平简介宁(Chen Ning Yang 1922～)美人，理论物理学家，1922年10月1日生徽省合肥县（肥市）。
在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在吴大猷指导下完成学士论文，1942年毕业后即入研究院深造，在王竹溪指导下研究统计物理学。
1945年赴美，入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深受E.费米熏陶，在导师E.特勒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1948年获博士学位1948～1949年任芝加哥大学教员，1949～1955年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1955～1966年任该所教授，1966年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爱因斯坦物理学讲座教授，并任新创办的该校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美国总统授予他1985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奖章。
1984年12月27日，北京大学授予杨振宁名誉教授证书。
二、科学成就杨振宁对理论物理学的贡献范围很广，包括基本粒子、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领域。
对理论结构和唯象分析他都有多方面的贡献。
他的工作有特殊的风格：独立性与创建性强，眼光深远。
在1956年和李政道合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谜，并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
杨振宁于1971年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
他回美以后，对促进中美建交、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中美科学技术教育交流都做了大量工作。
杨振宁受聘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山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读 最后一次演讲 有感 闻一多写的 600字
《最后一次演讲》读后感 当我读完《最后一次演讲》，我为闻一多先生的“视死如归”而感动，我的心里充满的是愤怒、敬佩和感动。
我愤怒当时社会的黑暗。
就像闻一多先生在演讲中的质问:“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
竟遭此毒手
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无非是一个没有丧失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一张嘴，有什么话可以拿出来说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是光明正大地来打来杀，而是偷偷摸摸地暗杀——这成什么话
”我愤怒就是这样柔弱的读书人会遭此毒手。
我愤怒那些丧失良知的中国人还不如外籍友人——“自从李公朴先生遇害以后，原本不住在西仓坡大院的西南联大美籍教授温德先生，便住进了......”“孩子，你的父亲，我的老朋友闻一多先生是个好人，有人想要杀掉他，中国人民不答应，我这个美国人也不答应。
......孩子，你看，我还像个称职的哨兵吗
” 我敬佩当时以闻一多先生为代表的民主人士。
原本闻一多一家可以安全启程北上，可为了好友，为了伸张正义，为了自己心中的信仰，他选择以生命为交换。
“特务们先后给闻一多寄来了两次子弹......‘如果不听我的话，我就在那个时候结束你的性命’”“闻一多仅仅淡然一笑，便把信和子弹扔进了纸篓。
”这就是知识分子的骨气，这就是最勇敢的斗士，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我感动闻一多先生以贫乏的物质武装起来的高贵精神。
“闻一多一家在这8年当中，住过茅棚，喝过稀饭，饿过肚子，刻过图章，写过文章，游过行，......”“可对于贫困交加的闻一多一家来说，......而今天，一定要让孩子们吃饱。
”即使这样，闻一多先生斗志昂扬“斗士的血不会白流，反动派
你看见一个倒下，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 都说知识分子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一群人，可就是这样一群人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引导我们的前进。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师生的故事
邓稼先(1924-1986)安徽怀宁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
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
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
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
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
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
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曾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
1925年，母亲带他来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
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
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
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京，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
在父亲安排下，16岁的邓稼先随大姐去了大后方，在四川江津读完高中，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
抗战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
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
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
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
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
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
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
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
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
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
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
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
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
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
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10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
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
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
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
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
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
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
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
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
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
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
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
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
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
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
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
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
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
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核弹、氢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
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
这是真的吗
”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
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
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
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
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
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
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
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
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
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
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
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
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
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
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
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
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
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
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
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
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
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
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
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
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
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
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
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
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
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
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
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
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
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
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