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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了校学生会组织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和民警共站马路，为维持城市交通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虽然六天的时间活动让我觉得很累很辛苦，但我从中锻炼了自己，并且学到了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也通过多天的站岗，使我有了些关于城市交通和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心得体会。
近年来，上海城市建设飞速发展，道路交通硬件设施明显改善。
然而，行人乱穿马路、骑车超越停车线、骑车闯红灯、机动车违章变道、乱停乱放等交通违章现象，也积重难返，它与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形象极不相称。
交通行为不文明现象所产生的交通事故居高不下。
仅今年一季度，全市因乱穿马路等行人、非机动车的违章就造成了108人亡。
城市交通问题，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陈良宇同志在今年上海城市交通专题会议上指出，文明交通行为是“上海城市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交通管理部门提出，要以法治交通，加大管理力度和处罚力度，以逐步实现“三纵三横”主干道、33个文明示范标志区、郊区城镇道路上违章行为基本消除，交通结点明显缓解，交通秩序明显改善。
创造一个良好、畅通、高效的交通环境，是广大市民的共同心愿。
上海精神文明建设市民巡访团来信希望市文明办转达他们的倡议：全体市民积极行动起来，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文明走路、文明行车，遵守交通法规，自觉告别陋习，积极投入到“与文明同行”活动中来，不断提高自身交通文明素质，为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尽自己一份责任。
从许多市民的来信来电中可以看出，对部分市民交通行为中存在的“行人乱穿马路”、“自行车闯红灯”、“地铁和公交车辆上下车无序”、“出租车上下客乱停车”等不文明现象提出了批评。
来信来电纷纷指出，这些现象的存在，加剧了交通拥堵，也损害了上海城市形象。
他们呼吁迅速改变部分市民中存在的这些不文明现象。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陈良宇前不久指出，上海人要做可爱的上海人，要做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上海人，要做能够体现城市的国际化、信息化、市场化、法治化水平的上海人，要做能够体现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形象的上海人。
共青团上海市委、市青联的委员们，在倡导“七不”的基础上，此次又推出了“七要”：要尊重每个人、要按规则办事、要尽心做好每件事、要说到做到、要微笑待人、要学会勤俭生活、要时刻准备帮助别人。
如果说“七不”是一个市民的基本素质要求的话，显而易见，“七要”将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层次和水平又进一步地提高了。
委员们认为，上海是全国的上海，是个开放而且越来越国际化的城市，现代文明社会已经形成了许多规章制度和约定俗成的规则，如遵守交通规则，不随意停车和乱穿马路，在公共场合不大声喧哗，在自动扶梯靠右站立，在银行、邮局要保持1米距离，不乱抛生活垃圾等等，上海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与国际接轨”。
在“七要”中，“要微笑待人”这一条看起来尤其充满了人情味，委员们认为，这一条可以说是最容易，也是最难的，通过微笑使人们更加友善、态度更为和蔼、社会更具温情，使每个人都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一张可爱、可亲的“名片”。
要塑造上海的城市精神，就要培养高素质的城市居民，否则培育和塑造城市精神只能是空中楼阁。
因此，建议要通过“铺天盖地”的媒体公益广告强化市民意识，同时加大对不文明行为的打击处罚力度。
同时，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应利用自己的优势，大量制作生动、贴近生活的公益性动画广告，现在虽然也有类似的公益广告，但数量上还远远不够。
这些广告不用很长，但要连续不断地播放，在公共场合要树立广告宣传牌。
2006 年12月，台盟上海市委曾做过一次问卷调查，请市民选出最痛恨的十种不文明现象，统计结果显示：随地吐痰、随地扔杂物、乱穿马路、公共场合吸烟、上下车不排队、公共场合说脏话骂人、抢占公交车座位等行为名列榜首。
可以说与“七不”相当一致，委员们表示，之所以市民文明行为养成见效还不大，与处罚力度也有一定程度的联系，目前的处罚力度还不足以起到警戒作用。
因此，他们建议要加大处罚力度，已有的关于不文明行为的处罚规定，要立即全面执行，尚未做出规定的，要加快制定相关处罚规定，并尽快予以实行。
塑造城市精神要随着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人 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而不断培育，逐步升华，在蓬勃发展的新的实践中，不断赋予上海的城市精神以新的内涵。
那么如何让上海人随着社会的发展保持“可爱”的面貌呢
就象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一样，唐祖德委员对学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建议市教委可在第二轮中小学课改中将提高人的文明素质的要求进一步纳入到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等课程中，并加强有效的社会实践活动，从走路、乘车、讲话等细微的小事做起。
同时，要在社区中加强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发挥离退休人员的积极作用，使活动能深入到千家万户，要制定一个五年规划，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争取在世博会前期达到上海城市建设与市民素质的整体提高。
对于以下的镜头，很多人都会觉得腻了，是老调重弹，但只要这些不文明的现象还存在于上海的街头巷尾，我就要一直老调重弹下去。
去年11月，我遇到了荷兰人赛德先生和他的妻子沈女士，当时他们带着两个孩子来上海旅游两周。
他说，上海的现代化水平已经和阿姆斯特丹不相上下，但他也同样惊讶于乱穿马路、乱丢纸屑等现象在上海街头的泛滥。
“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我的两个孩子经常会对闯红灯的行人喊‘stop’，把纸屑果皮捡起来丢到马路上的废物箱去。
”今年1月5日和25日，我们市民巡访团带着市西中学和二医大卫校的学生来到淮海中路陕西南路口进行实地考察，结果发现每分钟都有20到50个人闯红灯，回来的时候没有一个同学不脸红的。
今年春节，我们又来到南京路步行街的三处交叉路口，那里的红绿灯也形同虚设，不要说行人不看，就连旅游观光车也是“勇往直前”。
这些镜头似乎已经成了上海的“标志”，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呀
城市精神不是虚空的，它必须体现于城市人的行为，同时城市精神作为一种时代要求的表达，需要借助城市生活的重大时刻来展现自己。
这一展现过程不是城市精神简单地从潜在转变为显在，而是原有的城市精神激发城市人的超常行为并在这种行为中得到再生的过程。
从这一意义上说，城市精神与城市人的行为是一个互动过程，一个双向激发过程。
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市长陈良宇强调的那样，上海要十分注重培育自己的“城市精神”。
他指出：“在推进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进程中，硬件能够花钱买，软件用钱买不到，软件比硬件更重要。
在加强硬件建设的同时，要花大力气加强软件建设，加快国际化、信息化、市场化、法制化步伐，加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塑造新世纪上海城市精神，进一步提高广大市民的文明素质。
” 今年年初，一位网友给东方网发来电子邮件，将他早上乘坐地铁时看到的众多乘客挤抢的不文明一幕记了下来，建议东方网就此展开讨论。
东方网接受了这位网友的意见，全文发表了这封电子邮件，并由此引出了一个“如何做可爱的上海人”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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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章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
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
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
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
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
我是委员之一。
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
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
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
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
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
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李立三和向警予。
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
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
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
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
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
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
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
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
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
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
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
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
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
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
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
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
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
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
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
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
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
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
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
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
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
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
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
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
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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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基地sb基地 一群zz教官为了点可怜的工资就让你半夜一两点不蹲在厕所写心第二天困的要死还tm站一天。
洗澡就是二十几个人一起洗，一周能洗两次就不错了，吃饭的话他们不刷盘子，菜可能跟你家狗吃的差不多（如果你家有的话）。
建议你装病不去最好，去了活受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