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指挥枪的意义由来
基本内容；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2发展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加强革命纪；[1]1927年9月，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时；1929年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194基本内容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2发展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加强革命纪律，并严格执行统一的纪律，这是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显著标志。
[1] 1927年9月，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时，就要求部队官兵对待人民群众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
同年10月，在江西省遂川县荆竹山动员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规定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1月，部队进驻遂川县城，分散到县城周围农村发动群众时，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同年3月间，部队到达湖南省桂东县沙田村，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
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从而奠定了中国工农红军统一纪律的基础。
1929年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又将“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
六项注意也逐步修改补充成为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1947年10月10日，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2]，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
这就是我军现在执行的并谱成歌曲传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言简意赅，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格纪律，以及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等具体要求，体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军民一致的原则，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
一切行动听指挥体现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人民军队内部下级服从上级的指挥关系，是达到全军高度集中统一，保证军队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胜利完成各项任务最基本的纪律要求。
一切缴获要归公，体现了人民军队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和在革命战争中必须充分利用缴获敌人的物资发展壮大自己的原则。
不虐待俘虏的规定，体现了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政治胸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和瓦解敌军的原则。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保证，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它对于加强军队建设，密切军民关系，增强官兵团结，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人民解放军官兵来自人民，具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自觉地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行为规范严格遵照执行，从而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真诚拥护和欢迎。
3歌曲歌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演唱：群众合唱编制：周晓敏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三大纪律我们要做到八项注意切莫忘记了第一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第四若把东西损坏了照价赔偿不差半分毫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第六爱护群众的庄稼行军作战处处注意到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流氓习气坚决要除掉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遵守纪律人人要自觉互相监督切莫违反了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4传奇身世旋律出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誉为“红色经典第一歌”，多年来久唱不衰，在许多重大场合都可以听到这首歌。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这首军歌还没有诞生时，它的旋律就诞生了。
并且早在国民革命时期，以它填词的不同版本的歌曲就在中国广为传唱了，《国民革命军军歌》也是改编自此曲。
形成和发展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过程。
最初从1927年10月三湾改编时提出的“三大纪律”，到1947年10月10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前后经历了20年的时间。
红军当年进行三湾改编时，针对许多红军战士来自旧军阀的军队，带有很多坏习气这一现状，特别制定了“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夏天，又补充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其中“上门板”、“捆铺草”是因为当时部队在住宿时，常借用老百姓的门板作铺板，借用稻草作铺草。
各家的门板高矮大小不一，部队撤走时如果不物归原主，一大堆的门板就对不上榫（sǔn），故规定了上好门板、捆好铺草再走。
为了让“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深入人心，让部队开始教唱《红军纪律歌》，歌词是：上门板，捆铺草，房子扫干净。
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
损坏东西要赔偿，借人东西要还清。
这一招果然效果很好，许多战士通过唱歌就将“红军纪律”牢记在心了。
后来，“六项注意”又增加了两项，即“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这样产生了。
填词者程坦上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由于歌词很形象地把军队纪律融会贯通在里面，曲调又雄壮有力，所以很快在红军战士和群众中传唱开来，历经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等时期，歌词内容也做了相应的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50年和1957年两次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进行修改。
1957年出版的《解放军战士》杂志第14期上，正式刊登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标准歌词。
但是长期以来，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到底是谁，却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1973年3月26日，一位名叫程坦的老干部给周恩来总理写信，称自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填词者，并详细说明了填词经过。
1978年4月和1980年1月，总政文化部先后派专人对这首歌曲产生的历史情况进行了调查，汇集了有关资料，证实程坦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填词者。
据《刘华清回忆录》介绍，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根据地长征到陕北以后，改编为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找到时任宣传科长的刘华清，建议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为歌曲，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
由于两人都不懂音乐，他们就借用了鄂豫皖苏区流行的民歌《土地革命完成了》的歌谱。
1981年《解放军歌曲》第三期重新发表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并明确注明“程坦编词，集体改词”。
歌曲渊源战争年代，由于曲创作人员极少，因此许多歌的曲调就直接来源于现有的民歌、老军歌或者外国歌曲。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也是如此，它来自鄂豫皖苏区的民歌《土地革命完成了》，但该民歌也借鉴了其他曲调，那就是冯玉祥部队的《练兵歌》。
在土地革命以前，冯玉祥曾任河南督军，部队长期驻扎在河南。
冯玉祥练兵讲究方法，平时很注重对官兵进行精神教育，其中唱歌是重要的一项活动。
但是据考证，《练兵歌》的曲调也非原创。
有资料显示，冯玉祥部队《练兵歌》的曲调来自张作霖的《大帅练兵歌》，而《大帅练兵歌》的曲调来自张之洞《军歌》中的《大帅练兵歌》。
但这还不是曲子的源头。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可以上溯到袁世凯新军的《大帅练兵歌》[3]。
1894年，袁世凯受命在天津小站练兵，创建出近代中国第一支新式陆军。
袁世凯招募的新兵有着严格的标准，只要20岁左右的农民。
这支新军采用德军和日军的建制，聘请了大量的德国教官和少数美国、日本教官，其中，德国教官人数最多，有10多位。
但这些农民出身的士兵大多不识字，很多条令和规章根本记不住。
在这种情况下，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徐世昌编写了包括《大帅练兵歌》在内的一系列军歌，以帮助士兵记住条令和军纪。
曾多次领唱上世纪70年代，曾多次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
第一次是在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期间，到南方巡视期间，反复强调要增强团结，遵守纪律，并且多次与南巡随行人员和参加座谈的同志一起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还有一次是在1973年12月12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会上，建议与会者共同演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由他来亲自领唱。
5党政干部纪律中央于1961年1月27日下发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在党内予以公布。
这次公布的“三大纪律”是：一、一切从实际出发。
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
三、实行民主集中制。
“八项注意”是：一、同劳动同食堂。
二、待人和气。
三、办事公道。
四、买卖公平。
五、如实反映情况。
六、提高政治水平。
七、工作要同群众商量。
八、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6延伸阅读《两只老虎》曾被改成革命歌据著名作曲家何仿介绍，儿歌《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使用的也是欧洲儿歌的曲调，最早源自10世纪的格列高里圣咏。
传入中国以后，由廖乾五填词，创作出了《国民革命军》，成为北伐军的军歌。
歌词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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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名字的意思是“济世安民”。
汉族，陇西成纪人，祖籍赵郡隆庆(今邢台市隆尧县），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诗人。
即位为帝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努力学习文治天下，有个成语叫“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说他的，他成功转型为中国史上最出名的政治家与明君之一。
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经过主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终于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
为后来全盛的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宋太祖（927年－976年11月14日），中国北宋王朝的建立者，庙号太祖，汉族，涿州（今河北）人。
出身军人家庭，高祖赵朓，祖父赵敬，赵弘殷次子。
948年，投后汉枢密使郭威幕下，屡立战功。
951年，郭威称帝，建立后周，任禁军军官，周世宗时官至。
周世宗柴荣死后，恭帝即位。
建隆元年（960年），他以“镇定二州”的名义，谎报契丹联合北汉大举南侵，领兵出征，发动，黄袍加身，代周称帝，建立宋朝，定都开封。
历史证明，是一位英明仁慈的皇帝，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杰出人物，是永不消逝的英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意义
九·一八事变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
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
根据冲突爆发的日期，史称“九·一八事变”。
由于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称为满洲，因此日本方面将这次事变称为“满洲事变”。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
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九月十八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
在国际上，这起事件经常被拿来与纳粹德国的国会纵火案相提并论。
事变背景 主要人物：张学良、板垣征四郎 1.日本国内情况 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
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
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
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
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
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
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
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
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
石原也是后来9·18事变的主谋。
2.日本控制东北铁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
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有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3.田中奏折 1927年6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摺）。
在田中奏摺中曾经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
”这份奏摺在1929年被曝光，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认为是日本奉行侵略中国政策的证明。
田中奏摺的真实性受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在内的学者质疑，当前的主流说法多认为其应为国民政府所伪造。
然而时至今日查考史料及历史脉络，当时日本图谋全面侵华已久确为事实。
4.皇姑屯事件与东北易帜 当初，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维持了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
1928年，关东军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
日本关东军希望籍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军所期待的东北混乱，相反，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
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
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
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5.万宝山事件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
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
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
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
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
7月1日，中国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
7月2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
同时，日本通过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捏造新闻，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
日本却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
6.中村事件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
日本藉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事变经过 1.柳条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
夜22时20分左右，不部队长官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
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
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
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2师步兵第2旅第29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2营。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
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
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
由于执行不抵抗命令，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
2.辽宁、吉林主要城镇沦陷 日军在沈阳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
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凰城、安东（今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子、二道沟、南岭等地。
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
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
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
3.黑龙江主要城镇沦陷 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
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
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进犯。
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
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
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3个旅，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江桥抗战，战至11月18日，终因伤亡惨重而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
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4.锦州、哈尔滨沦陷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
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
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
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
”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
12月15日，关东军进攻锦州。
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
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
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
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
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犯，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
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
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
激战五天，自卫军伤亡惨重，撤往宾县。
2月5日，日军攻陷哈尔滨。
5.满洲国成立 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武力占领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
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
当时关东军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
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
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现在的长春），年号定为「大同」。
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
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并不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
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脱离国际联盟。
3月9日，溥仪登基仪式在新京举行。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
各方反应 1.国民政府 1.外交努力 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2.不抵抗政策 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不抵抗”的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为。
与蒋介石无关。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 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评价。
然而对于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后来逐渐评价为：他错误判断日军目的，若其知道日军并非“寻事”，而是要吞并东北。
作为东北少帅，他不至于会将东北拱手让给日本。
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
2.中国共产党 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
9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指出：“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党的中心任务，特别在满洲应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并连续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太原、广州、济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学生和市民纷纷集会游行，通电抗日救国，并结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3.日本政府 1.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
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
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
然而关东军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
2.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
6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市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
”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
（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 4.国际社会 国际联盟及李顿调查团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
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
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
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我国驻英公使郭泰祺在国联特会上演说，反对国联对中国问题不顾多数国家的反对，仅秉英、法两国之意旨草拟袒日报告书。
5.美国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
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
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
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总的趋势是朝着逐渐强硬的方向发展。
但由于美国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实质性行动，美国的反应对日本的遏制是软弱无力的。
民间运动 东北抗日联军 ⑴游行集会 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
9月28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
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后被迫辞职。
⑵抵制日货运动 1931年7月，由于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朝鲜排华反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运动愈演愈烈。
文艺作品 张寒晖《松花江上》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中国东三省，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驱赶“剿共”前线的东北军官兵，携老带子，布满西安街头。
他们被迫流亡关内，有家不能归，有仇不能报，却要为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去卖命，从心头都郁结着悲苦怨愤，要倾吐，要爆发 。
正是在如此的背景下，张寒晖谱写了这首感人肺腑的独唱曲，以含着热泪的哭泣似的音调，唱出了悲愤交加的声音。
他把自己的这首歌教给学生、群众演唱，然后，他带领群众到西安的城墙上，街头中去演唱，悲怨壮烈的歌声深深打动了广大东北军官兵的心，竟有数万名官兵听后落泪。
“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西安城里已到处可以听到《松花江上》的歌声，并迅速传遍全国。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曾被誉为“流亡三部曲”之一，而风靡中华大地的抗战歌曲《松花江上》。
西安事变前夕，西安爱国青年去临潼请愿时，行至十里铺，张学良将军驱车赶来，劝导学生勿去临潼，怕有危险。
这时，有人唱起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悲壮的歌声令人断肠。
张学良听了，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
” 抗战开始后，周恩来曾代表中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
会议结束时，周指挥与会军官唱了这首歌。
悲愤的歌声激起了大家思念故乡的情绪。
当歌声进入“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时，全场军官有的热泪盈眶，有的低头哭泣，有的举起了拳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
”的决心，充溢着歌唱者的胸膛。
《松花江上》初由省立二中唱起，后流传东北军，并迅速唱遍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
当时，这首歌曲并没有出版，而且谁也不知道作者是张寒晖，可是，那旋律中凝聚的血泪却强烈地感染着爱国的中华儿女们，人们争相传抄传唱，在祖国破碎山河的上空，到处飘荡着歌曲中的呼号。
1938年7月7日晚，武汉举行了抗日周年的盛大活动，十多万群众分乘几百条木船，举着火把汇聚在长江之上。
这时候，不知是谁领头唱起了《松花江上》，立即引起大家的呼应，十几万人的歌声掀起了巨大的声浪，汇成了人间罕见的、血泪凝聚的感情的交响。
一直埋头苦干的革命音乐家张寒晖，就是这样代表着人民倾吐呼号，为我们留下了这首不朽的战斗性的悲歌。
歌曲赏析 这首歌以带尾声的二部曲式为结构。
倾诉性的音调贯穿全曲，并兼有叙事和抒情的特点，真切感人。
旋律以环回萦绕，反复咏唱的方式引伸展开，感情越来越激动，具有回肠欲断的效果。
当尾声唱出呼天唤地似的旋律时，歌曲达到了高潮，在声泪俱下的悲痛中，蕴藏着要求起来抗争的力量。
歌词全文：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
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一堂
纪念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91年9月18日在沈阳开放了九一八事变陈列馆。
前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1997年访华时拜访过这个地方。
9月18日被不少中国人认为是「国耻日」，而中国民间要求将9月18日定为国耻日的诉求也不时出现。
沈阳市从1995年始，每年在9月18日晚上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国耻。
事变思考 1931年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这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损失，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血鉴。
今天，面对第76个“九一八”，勿忘国耻，我们思考的应当更多、更深。
其一，勿忘国耻当思国运。
走进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让人深思再三的莫过于“国运”二字。
从高耸的残历碑到蜿蜒的展厅，如同是用一串串“难”字勾画出的国难图，国家的灾难、民族的苦难、抗争的磨难……抚今追昔，百感化作一念：当苦日子离去的时间越久远，当富日子光临的越急匆，我们心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如何才能让国耻一去不复返
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兴衰成败，需要全国人民的人心支撑，而要把十三亿人的力量凝集起来，惟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其二，勿忘国耻当思发展。
76年前，我国经济落后也是造成国门洞开、生灵涂炭的一个重要原因。
看昨天知国耻，看今天想国兴，看明天盼国强。
只有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为了不再做“弱肉”，不再被“强食”，我们必须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以科学发展来大踏步地向前追赶。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我国经济总体规模虽然比较大，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100位之后。
面对现实，倍感发展之急迫，不思发展就如同当年的不抵抗，有发展才谈得上民族尊严，才能在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中，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真正巍峨挺立。
其三，勿忘国耻当思忧患。
古往今来，我们的民族不乏“忧论”：忧国忧民、居安思危、先忧后乐、进亦忧退亦忧，等等。
忧，具有很重要的道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然而，这个道理，似乎没有“直奔主题”，没有“坐落”到目的上——忧患是为了图强，而图强又必须先进。
如今，我国人民先进意识大大增强，国家也正在欣欣向荣地强大起来。
这是个大醒、大幸。
然而，世界风云变幻，“落后就要挨打”还将是一个长久而严酷的现实。
因此，面对76年后的“九一八”，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居安思危”应成为我们须臾不可忘却的忧患意识。
史路迢迢，多有一鉴：“兢兢以强，迤迤乃亡”；“盛世不怠，奋发图强”。
惟有人人不怠，才有举国不怠；惟有举国不怠，我们民族才能长盛不衰，明天才会更加美好。
策动人员 “九一八”事变的策动者及其结局 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
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和实施者。
坂垣征四郎被称为关东军的“大刀”。
他1916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
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
“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
他们在哈尔滨、锦州、旅顺等地制定了日军在这些地区作战的攻防战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领满蒙的计划，并称，“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
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石原莞尔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
1918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总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当时曾有人评价说，石原莞尔的头脑是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的头脑”。
1922年，他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但他的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扩张方面。
1928年10月，他由日本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与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形成团伙，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土肥原贤二是日军中的“中国通”。
他1912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被派往中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特务生涯。
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讲几种中国方言，1930年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九一八” 事变前30天，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
虽然“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却是发动事变的中心。
事变发生后3天，土肥原贤二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市长。
“九一八”事变后，坂垣征四郎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1936年任关东军参谋长，并在1937年以日军第五师团长的身份率日军入侵中国华北。
战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于1948年12月23日被处以绞刑。
事变后，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升任日本陆军中将。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石原莞尔见风使舵、混淆视听，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
1949年8月15日，他因膀胱癌病死家中，终年60岁。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还参与策划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阴谋事件，如“华北自治”、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张北事件”“七七”事变等。
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处以绞刑。
1931年日军为取得更大利益，于当年9月18日突然对东北军发动攻击。
在不抵抗命令下，东北军撤出东北，日本策划伪满州国成立，从此东北民众开始了日军统治的14年悲惨生涯。
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18日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