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哪些方面做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工作
法规和法国恢复
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积极提供在劳动就业、职业培训、什么和什么等方面的服务，切实保障各级
子女就业和计划生育
求社会硕士论文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
摘要: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最主要部分, 包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遇 到的困难以及带给城市的问题两个层面。
问题出现的原因为城市体制弊端, 少数民族自身人力资本缺乏以及城乡、 民族之间文化冲突与文化不适应。
应当正确认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 要构建预警机制、寻求消减对策, 强化其对 城市的适应与认同。
关键词: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遭遇问题; 引发问题; 文化不适应 改革开放以来, 少数民族开始走出家门进入城 市, 成为城市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增长十分迅速, 目前在许多城市中甚至已经超过 当地少数民族户籍人口”[ 1 ]107。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 一个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与汉族迥异 的特殊群体[ 2 ]。
学界虽有学者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 但却没有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进行专 门界定。
本文尝试就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 内涵、组成部分与主要内容、问题出现的原因等进行 论述, 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要探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 必须首先 明确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概念。
有研究者将城 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称为城市流动少数民族, 指的 是非当地城市户籍, 但在城市从事各种工作和活动 的少数民族, 并将其与城市世居少数民族、城市新进 少数民族一起纳入城市少数民族的范围[ 1 ]100。
据此, 只要是从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乡村、牧区或城镇 流向城市而非乡村、牧区及小城镇的少数民族人口 都属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范畴。
这种界定方 式偏重户籍和流入地。
还有研究者从文化层面理解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我们不只是把这些被调查 的民族 (指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笔者注) 看作 是人口较少的群体, 而且把他们看作是拥有和城市 汉族居民不同的传统文化、也拥有与城市其他迁移 者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群体”[ 3 ]40。
民族文化携带者的 身份成为区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 普通流动人口的重要标准。
在借鉴上述成果的基础 上, 笔者认为,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指从农 村、牧区、城镇流入城市且不改变户籍的、作为民族 文化携带者存在的少数民族人口。
基于某一具体城 市而言通常是指流入人口, 不包括流出人口。
当然,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还应该包括流入地不是城市的那 部分人口, 但以流入城市者为主体。
由于城市是少数民族人口的最主要流入地, 少 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更多地指向流入城市的少数民 族人口。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自身的民族性、宗教 性、文化性等特点, 与之有关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 题更应该予以高度重视。
美国社会学家R·E ·帕克 (R o be r t E zra P a rk ) 论文网 对迁移产生的影响的认识则比 较全面,“人口从国内的某一区域迁移到另一个区域 —— 例如当前黑人向北方移居—— 也会引起动荡。
从移居者自己的观点来看, 这种移居可以具有解放 的性质, 使他们获得接触新的经济和文化的机会, 但是, 对于他们所离开的和正在移入的社区, 这种运动 丝毫不差地都同样是一种扰乱。
同时, 这种迁移败坏 了移居者的本身, 尤其对青年一代更是如此”[
什么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方面。
其中，经济层面的融入主要是城市就业和收入，也就是职业上的转换；社会层面的融入主要是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方面的市民化；心理层面上的融入主要是自我认同和心理归属。
其社会融入实际上是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社会结构和二元心理结构的逐步消解的过程，即在经济上，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在社会上，从农民向市民、外地人向本地人转变；在心理上，包括认同和归属两个方面的转变。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经历了从“流入到生存、适应再到融入”的过程，也有学者将其概括为“经济生活的立足阶段”到“社会行为适应阶段”，再到“现代心理认同阶段”的逐步递进深入过程。
其中，经济生活的立足是其城市融入的关键因素，其次就是社会交往与文化生活，包括人际交往、语言文字、培训学习、社区参与、休闲娱乐和节日庆祝等行为适应，最后是心理感受，包括生活满意度、留城倾向、心理认同感和归属感等。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特点。
权威报告显示，农民工群体正在发生着三大转变：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4]。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不仅包括其城市适应，更指的是其最终“沉淀”于市民社会中，成为新市民。
如果说以汉族为主的农民工主体在经济、生活上已经基本上“融入”或入”了城市社会，那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农民工）只能说是部分地“融入”或“卷入”城市社会。
与汉族流动人口相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职业、社会交往、语言、风俗习惯、心理等方面的社会融入程度相对更低。
社会融入（social inclusion），也称社会融合，是国际移民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国际移民理论认为，由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文化差异，移民往往会出现一种“非整合”现象，即移民在迁入后一般表现出马赛克般的群体分割、文化多元主义和远离主体社会的三种生存状态。
由于移民与东道主社会之间存在严重的社会差异和社会排斥问题，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欧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围绕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纷纷开展了有关政策的制定，出台了许多相关的研究报告。
早在1995年，联合国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就将社会融入作为社会发展三大领域之一，要求各国采取行动，切实推动社会融入。
会议指出，社会融入的目的是创造“一个人人共享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权利与责任，每个人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作为一个综合而有挑战性的概念，社会融合不只是具有一个维度或意义。
虽然社会融入的概念很难界定，但有学者认为尽管如此，它依然是可以定义的，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社会融入既是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结果；社会融入是一种个人的和群体的现象，包括态度以及行为的改变；融入包括整体性融入和差异性融入，后者就是对主流社会的选择性适应。
移民融入问题，应该说是世界各国均会遇到的共同性问题，所不同的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的更多是跨国移民融入本土社会的问题，而中国则主要是外来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社会融入主要指外来人口进入流入地之后，不断地在就业创业、娱乐消费、语言文化、社会交往和心理认同等方面作出种种调适，在适应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的基础上与周围社会逐渐融为一体的过程和状态。
方堃 如何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跨域协同治理
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越来越重要。
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能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关键是要抓住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两头对接。
要把着力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注重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坚决纠正和杜绝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引导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众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城市管理规定，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
深入贯彻实施总书记有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这一讲话精神，有必要分析当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治理中存在的碎片化难题，构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跨域协同服务管理机制。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社会治理的“碎片化”难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大量少数民族人口离开长期生活的边远山区、村寨，逐渐流入中东部大城市务工经商。
据统计，目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超过3000万，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珠三角城市群的少数民族人口尚不足2万，而如今已接近200万；北京市1953年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还只有16.85万，但到了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少数民族人口已多达80.1万；2010年上海少数民族人口为27.56万，较10年前增长了近165.9%。
近几年，我国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西部民族地区与中东部非民族地区在地理上的距离也随之缩小，少数民族群众往返各大城市和农村更加便捷，使得城市里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越来越多，由此给传统城市社会治理模式带来了严峻挑战，几大“碎片化”难题摆在人们面前——1.城市社会治理的无序性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的城市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有的城市则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呈现出城市社会管理无序的局面。
例如，有的城市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差别化执法，认为流动少数民族来得快、走得也快，不想管、不敢管、不知道如何管等情况经常发生。
在一些城市里，由于不熟悉当地城市管理相关法规等原因，少数民族流动商贩违章摆摊、占道经营、乱排油烟扰民等问题相当普遍。
另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人口在民族身份、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性，增加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治理的难度和复杂度。
2.行政体制上的条块分割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治理难的内在原因，而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在行政管理中呈现的条块分割特征，又从治理过程的层面加剧了这种管理难度。
作为流出地的民族地区往往因其财政力量薄弱、技术条件有限难以为流动人口提供信息登记、就业指导、职业技能培训等公共服务；作为流入地的城市虽然有能力和条件，但其主要精力用于本地户籍人口的服务管理。
况且，在现有从中央到地方的“条条”和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块块”相互分割的体制背景下，流入地政府也很难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持续、优质和高效的公共服务。
一些城市和社区的管理主体仅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对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行常规登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难以获得与城市户籍居民同等的市民待遇，他们原来在民族地区享有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公共政策几乎很难与流入城市对接。
此外，我国城市民族工作部门等相关职能部门在行政职权边界上不能直接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公共服务，也不拥有执法权，通常处于被动协调的地位。
只有当涉及到民族因素的纠纷出现时，城市民族工作部门才会和公安、城管、民政等部门联合进行应急管理，因此政府无法形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公共事务治理的合力。
3.族际交往中的社会原子化少数民族群众在原来生活区域内长期形成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风俗习惯，使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尽管生活在城市，但仍是按照本民族传统的生活模式生活，与城市人口之间就形成了社会文化和交往方式上的隔阂，具体表现为流动人口几乎都是以本民族或相近民族为主要成员在流入地聚居，形成相对封闭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网络。
这种类似于原子“大离散、小聚居”的居住状态不利于城市社会融合，也妨碍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
深究其原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比而言受教育程度低，接受新事物以及适应城市文化的能力较弱，这是他们选择“抱团”发展的主要原因。
他们中多数人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又无专业技能，不符合许多招聘单位的用工要求，一些职业中介机构不愿意为其推荐就业岗位。
事实上，他们能够胜任的工作岗位也相对较少。
近年来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他们获得的机会就更少了，许多人多方奔走却四处碰壁，最终不得不返回原籍或另走他乡。
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城市发展贡献了力量，我国的城镇化离不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部分政府工作人员和市民却固持偏见，在就业岗位、劳动报酬和福利、政策执法和日常交流等过程中歧视甚至排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同时，在现实中也有个别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存在强买强卖、违法经营等扰乱公平市场环境的行为，这些都在无形中强化了城市族际交往的原子化。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跨域 协同服务管理机制构建1.以互嵌式社区为中心，构建流入地、流出地及流经地跨地域联动机制社区不仅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出的起点，也是其流入的终端。
要将着力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把城市社区打造成跨越森严层级的组织结构和条块分割的地域阻隔的“法约尔跳板”。
可以借鉴“飞地”经济模式，激发城市社区的吸纳性社会融合的功能，增加其文化的包容性，提升互嵌式社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吸引作用，吸纳更多的少数民族人口突破传统嵌入性约束，从流出地“脱嵌”出来，重新嵌入新的城市社会生活。
流入地政府要“关口前移”，将行政审批和公共管理权限下放到社区，在少数民族人口相对集中的社区或几个社区共同设立“一站式”服务大厅，面对面地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生活和工作上的问题。
实行以常住地为主的属地管理，强化流出、流经和流入三地之间的利益分配、补偿与政策联动。
流入地城市要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纳入绩效考核之中，主动兼容流出地政策，保障流入人口享有与城市户籍人口相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形成“人在服务在、人走服务随”的动态机制；流出地与流经地也不应做“甩手掌柜”，要加强责任担当，可以考虑通过剩余劳动力定向转移、产业对接、精准扶贫、社区共建等多样化途径积极参与跨域协作，实现信息共享、同步追踪、及时反馈、政策共振和互利共生。
2.以需求为导向，构建政府、社会与市场之间的跨部门合作治理机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城后主要依靠社会性交往和经济性生产生活，其实际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单凭政府动员和行政指令很难满足，需要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合作治理。
要发挥社会团体、志愿者组织等主体内部相对规范的规章等非正式制度的合法性与影响力，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行自我约束和针对性服务。
当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过程中出现纠纷矛盾时，相关工作部门要善于调动相关民族中代表人士、领袖人物的积极性，组织引导联谊组织、行业协会、同业工会等“支持型组织”协商合作，参与社会风险防范和危机治理。
鼓励用工单位、私营业主等市场主体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不仅能有效减少政府支出，还有助于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
为此，各级政府在加大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集中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要按照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推动建立“变事后为事前、变被动为主动、变盲目为有序”的流入与流出两地之间的互动协作机制。
城市政府要监督企业在用工条件、福利待遇等各个方面公平公正对待少数民族群众，以定向招工、技能委培的方式与企业签订协议，给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较多的单位更多的优惠政策，稳定少数民族员工与企业的劳动关系，进而将就业、医疗、卫生、住房等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维稳成本分摊转移到市场中，实现事权与财权、治权相匹配。
3.以信息技术为纽带，构建“线上”与“线下”跨功能无缝对接机制当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缺乏统筹调度和协同配合，其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政府各部门重分工、轻合作，职责边界的模糊性强化了部门隔阂，使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问题被“肢解”。
部门的边缘地带边缘化和公共政策综合化的变相执行，都给流入地城市治理增添了滋生矛盾的隐患。
网络化治理的兴起，为打破部门间的界限、实现跨职能的无缝隙对接和全域覆盖提供了可能。
可以通过在线平台建设，将流入地城市社区划分为不同的网格，实现跨部门、全天候的服务管理，一旦发现人员异动或矛盾，便能精准定位、迅速反馈，联动各相关职能部门应急处置，使管理寓于无缝隙服务之中，破解以往“推诿”“扯皮”等问题。
与此同时，“线上”网络化的虚拟治理模式需要以实体合作为支撑，尤其需要各部门集中精干人员组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站，形成横向各部门与纵向各层级行政系统协同办公的线下平台，确保“线上”向“线下”的有序转移。
以“线上”和“线下”双向互动为特征的跨部门协同治理是打破部门壁垒、共同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难题的有益尝试。
当前，边远民族地区乡镇“人悬浮”“财贫弱”和“物不足”等空心化现象凸显，“线上”网络化治理还应重点向流出地辐射，形成跨区域公共服务整体性网络；着力完善“线下”政策法规，对关于政府部门职责的勘定，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按照流程和标准合作。
在职能分工的基础上，要运用信息手段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建立顺畅的联系渠道，如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视频联席会议制度等。
此外还要切实保证编制、经费、设施、技术和软件到位，为基层网络人员和服务管理人员提供保障。
请问在哪里能够查到近二十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数据报告，全国、各省的都行。
开展民族进步创建活动，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人文化。
注重利用少数民族的重要纪、民族传统节日等，开展创建活动。
二是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实体化。
设立少数民族流动服务中心、民族工作服务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联系服务发挥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三是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大众化。
通过群众性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进创建活动进机关、进企业、进社进乡镇、进学校，促进各民族互帮互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