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作风怎么办心得体会
一、对照司法为民的根本宗旨，学习政治理论知识、业务知识，增强“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工作力度人民法院的工作是司法为民的工作，最终是通过法院干警的工作达到司法为民的根本宗旨，这就要求每个干警明确为谁工作、为谁服务的工作理念，在“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工作力度上下功夫。
学习，只有学习方能让人在工作中、生活上，不断提高，适应“司法为民”的要求；加强理论学习，坚定信念。
认真做好政治学习，勤于记录，勤于思考，勇于解剖自己，不护短，向理论学，向身边同志学，向实践学，提高“公正司法”的能力。
1、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重要论述作为当前首要政治学习内容。
进一步坚定政治立场，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明确人民法院工作的方向和道路。
通过学习，作为法院干警必须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坚定政治信仰，忠于宪法和法律，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推进法治建设为已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维护良好的法治环境。
2、要通过提高审判人员的业务水平，进一步提高案件的审判质量。
而审判人员的业务水平的提高，是通过不断学习法律专业知识来实现的。
法官队伍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专业知识化的队伍，因此此中的“学习”，要立足于自身的需求、专业的定位，换言之就是，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
法官有专业的知识还不够，还需要向党的要求学，向人民群众的需求学，向社会实际学，向社会风俗学，向历史学，向经济领域学，向更宽广的领域学，这是知识化；在岗位上能运用法律办案还不够，还需要向法律的某一领域有更进一步的观点、更深层次的思考，这就需要向理论学，在学习方法上学，在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学，在实践中总结提高，这就是专业化。
这种专业化要紧密结合自身的岗位特点，有常远规划和学习目标，要有成长为刑事类、民商事类、执行类、调解类、诉讼类、实体法类的专业性法官的职业规划和定位，这实际解决的是学什么的问题，常远如何学的问题。
最终达到这样的案件审判效果，对每一起案件的处理，都要做到认定事实准确，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裁判处理公正，审判程序合法，法律文书规范，确保经得起法律、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一句话，努力使干警自身在理论上得到提高，于工作中心怀“司法为民”的信念，公正司法的能力就能得到不断上升，这就需要在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上下功夫，在努力消除群众诉讼障碍上要举措，在继续探索创新司法便民措施上求提高。
二、对照群众的需求做调查研究，向群众的需求看齐自己的工作，群众有什么的需求就有什么样的工作能力人民法院的工作就是做人民群众的工作，最大程度的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就要求对人民群众感情上升到“公平正义”的高度，需要在对人民群众感情上加大理解与工作。
在工作点滴中，小节中要求自己，不因自己的一点小小的情绪影响对群众工作的要求。
增强群众感情不是一句空话，要落实到实实在在的工作中，执法办案都要从增进与群众的感情要求自己。
法院干警与基层群众打交道，就像地里的麦穗，身子越低，分量就越重。
人民群众的需求从哪里来
从调查研究中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
”总书记近日在湖北调研时指出，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
让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发挥现代功用，使调查研究真正成为搞论证、做决策、体民情、察民意的得力手段，必须和转作风结合起来。
不但要有正确的态度，也要有正确的方式方法。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也是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联系群众的重要手段。
汽车时代、信息社会，信息渠道的方便快捷，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但也由此造就了一批“悬浮干部”。
他们有的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基层调研只是走形式做样子；有的为调研而调研，在对象选择上就近避远、就富避穷、就优避差。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形式主义的风气一级传染一级，让一些调研变成了上下配合的“约研”，事先打好招呼、约好时间，甚至做好彩排，调研跟着脚本走；座谈会变成了“座读会”，与会者按流程读一遍事先备好的讲稿就算完事。
这样的调研，又怎么会有实际意义
而扎实的调研态度要求各级干部踏踏实实沉下去，采取形式多样和不同层次的调研，进得了群众的屋，吃得了百姓的饭；能上百姓的炕头聊天，也能下农民的地头问苦。
群众感受不到官架子，才能打开话匣子，反映真实的情况。
一句话，在审判工作中进一步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三、对照司法作风的要求，在工作中，严于要求，不断提升，在司法作风上作实深入学习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和最高院的“六项措施”，从《最高人民法院通报6起工作作风不正的典型案例》，照镜子，消除存在着的分析重视度不够、消极应付心理、等待观望状态、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等思想动态，需要干警在司法作风上做实。
司法作风要求司法作风体现在两纪的好坏上，体现在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上，表现于勤俭节约的生活细节中。
正是这工作生活学习中的小节细节，说明了司法作风的状态，所以提高司法作风，要从小节、细节入手，克服小事不为心理、不敢为先的从众心理、好人主义的好人心理，把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和最高院的“六项措施”，作为行动尺子，在改进司法作风上下功夫。
要以司法作风建设为突破口，进一步提升法院队伍的整体素质。
改进司法作风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是一项不断发展向上的事业，是一项全体干警集体作为的事情，要融入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去，需要个个参与、个个作为、个个提高，有总体作为，更需个体改进，因此部门领导更要起到带领、示范作用，正如周强院长在最高院党组传达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所要求的，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领导带头，努力形成上级带下级、主要领导带班子成员、领导干部带一般干部，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社区矫正人员学习心得
实习鉴定表（法学专业法院实习经历） 中“实习主要任务及完成情况”和“个人鉴定”，首先自己要写实习总结，然后对照自己的实习总结，提炼后填写。
一、实习目的和任务 古人云：“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意为：“君子的修养要尽力使自己做到话语谨慎，做事行动敏捷”。
对于一个法科学生而言，这说明不仅要有精深的理论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还要有强硬的实践能力，才能适应目前激烈的社会竞争。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只有将理论付诸于实践才能实现理论自身的价值，也只有将理论付诸于实践才能使理论得以检验。
同样，一个人的价值也是通过实践活动来实现的，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锻炼人的品质，彰显人的时代风貌。
毕业实习是大学学习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一课，也是大学学习生活的最后一项课目，也是大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我的这次实习是从2011年7月1日至8月29日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进行的。
实习期间我努力将自己在学校所学的理论知识向实践方面转化，尽量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实习期间能够遵守工作纪律，认真完成法院领导交办的工作。
在法官们的指导下，我开始熟悉这个行业并慢慢进入工作的状态，对法院的运作的程序和法律实践有了一定的熟悉和体会。
专业实习是法学本科教学计划中的必修课程，是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学本科学生掌握系统的法律理论知识与技能，熟悉与掌握司法程序，理论联系实践的重要路径。
在过去的三年里，通过课堂知识的学习，我已经形成了初步的自己的法律思维，懂得基本的法律知识，对各法律部门的相关法律制度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而且通过两次第三学期的模拟法庭实践，对若干类诉讼案件的司法审判过程有了较为深入地体会。
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学校是学校，社会是社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们最终是要走出校园，服务社会。
此次第三学期学院安排我们2008级法学本科生进行毕业实习，所以我选择法院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习学习生活。
通过本次毕业实习，实现以下实习目标：⑴ 将在课堂上所学的理论与法律实践相结合，巩固知识，发现不足，以求积累经验、指导今后的学习;⑵培养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⑶培养社会适应能力和沟通能力;⑷树立正确的法律人观念和法律人思想觉悟;⑸学会法院的工作运行流程，积累实务工作经验，为毕业后工作打下基础。
在明确实习目标的前提下，我结合法院和个人实际情况的制定了如下实习任务：⑴ 熟悉法院的各项管理制度;⑵熟悉与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相关的执业制度;⑶与法官和工作人员接触和沟通，虚心求教;⑷运用网络处理案卷档案，使其管理自动化;⑸整理卷宗、资料查询、法律文书撰写，做好秘书工作;⑹协助工作人员做好开庭前后的准备工作，开庭时认真旁听;⑺不断充实专业知识，拓展视野。
二、实习内容及其具体工作 由于实习之前我就已经明确实习目的和制定了实习计划，这使得我在实习过程中有的放矢，积极主动寻找锻炼机会，并有得于许多律师的指点帮助，我的实习内容丰富多彩。
这些工作有助于锻炼我的各种能力，也是以后职业生涯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和方面。
在完成一般事务性工作的基础上，我主要的工作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具体过程如下： (一)学会用好法院办公自动化软件。
随着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广泛运用，法院也实现了办公的自动化，我国法院并且还建立了自己的内部网络。
办案从头到尾都网络自动化了。
一开始立案要输入电脑，建立电脑档案，其中也要若干次进行网络化信息处理，审判完了要把档案录入。
如果执行也会转到执行，网络记审理时间，不会超期，否则就输入不了了。
这都要求工作人员要有细心谨慎的做好各项工作，才能提高工作效率。
(二)整理卷宗，扫描案卷。
整理卷宗，扫描案卷是我在本此实习过程做的最多的工作，整理卷宗包括排序、编页码、填写证据目录及卷宗目录、装订案卷等。
每天看着一沓沓的案卷在手中无数次的翻阅，心中还是会有一点成就感的。
整理卷宗先是排序，按照信息表、缴款书、起诉状、答辩状、身份证明、受理案件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原被告证据、开庭传票及送达回证、调解笔录、开庭笔录、判决书或调解书复印件、宣判笔录、送达回证等顺序将所有的资料整理成册。
对于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还有副卷，而副卷的内容则包括合议笔录、判决书原件等。
(三)作调解、庭审、谈话笔录。
鉴于去年暑假的实习经历，这项工作对我而言并不陌生。
首先，法院的笔录基本全部是电脑录入，对于没有学过速录的我来说还真的跟不上，所以明显的感觉到掌握速录技术的重要性。
不过据此我也明白了，该法院大多数的书记员并非科班出身但却能够进法院工作的原因之一了，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所掌握的速录技术。
(四)送达开庭传票及判决书、调解书等法律文书。
所谓送达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打电话把当事人叫到法院，然后将文件交给他们，告知他们权利义务，然后让他们填好送达回证就行了。
当然也有当事人拒领的情况，如离婚的被告方拒不领取，最后只好由我跟主审法官给送到家里，但是送去之后当事人拒不签字，我们又好说歹说劝了半天才勉强把字签了。
不过对于那件事，我一直觉得有点遗憾和愧疚。
在现实中，即使当事人不领取相关文件，法院可以采用公告或邮寄的形式送达，还可以留置送达，所以这并不影响效力的发生。
对于当事人来说，诉权是一种权利，但是在诉讼过程中的义务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权利与义务总是像伴随而存在的。
送达看似简单，但事实上与当事人打交道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很多时候还要考虑到当事人的情绪问题，所以法院的工作都不是简单的工作。
(五)参与案件听审。
案件听审是本次实践中身份转变的机会，在从事其他工作时，我更多的是将自己当做法律工作人员对待，所以每件事上都会很谨慎出错。
但是听审则不同，我将自己的身份换成一个普通人，甚至是法盲。
我不在用一个法律人的身份去看待案件的全过程，而是以一种独立于当事人、审判人员及其他诉讼参加人以外的身份，用一般的理性看待并分析问题的合理性。
摒弃合法性分析，从理性的角度看待问题，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但事实上，司法审判过程中却是将法与理想相结合，将法与情相融合，最终达到社会效益与法律效益的最大化。
本次听审的案件主要是合同纠纷案件、民间借贷纠纷与所有权确认纠纷，这样让我对物欲横流的经济社会有了新的更深的认识，所以听审过程的所见所闻与所想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让我更现实更理性地去看待这个社会。
三、实习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 (一)沟通能力欠缺。
学生在校期间，面对的是相对单纯的同学间及师生间交往，学习的是抽象的法律概念及案例，法律概念及案例中的当事人均被抽象成为一个虚拟的符号。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案件做出判断需要的是合乎逻辑的法律推理。
而现实生活中，一个案件中涉及的可能是若干个法律关系。
当事人也不是案例中的某一个符号，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绪、有思想的人。
一个案件所涉及的不单单是法律，而且涉及政治、文化、宗教、社会，等等。
对一个案件做出裁判，不但需要考虑法律的规定，更多的还要考虑裁判结果的社会影响等因素。
在案件做出裁判结果之前，法官需要与当事人进行大量的交流、沟通，了解当事人的想法、估量裁判结果可能引发的后果及相应的对策，而这些都需要一个良好的沟通能力，与学生在校的学习有很大的区别。
(二)学习的自主性、主动性欠缺。
学习不单单是学校内的书本知识的掌握，而且是一个毕生的事业。
作为个人，只有掌握了学习的自主性、主动性，才能不断的提高学习效果，才能在工作中不断的提高、不断的进步。
学习效果与学习动机有很大的关系，而这受到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如原有的学习基础、老师的指导、学习方法、学习习惯、智力水平、个人特点、健康状况等。
实习期间，我们应注重主动获取知识、分析归纳、创造性思维和运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要达到这些要求，必须改进原有的学习方法，自决、主动地学习。
(三)适应能力欠缺。
学生从学校到法院，面对着比学校复杂得多的工作环境、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和形形色色的当事人，需要具有较好的面对实际工作的适应能力。
我决定在今后的学习中根据这次实习所得到的经验，处理好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以及理论知识与实践内容的关系。
四、实习收获与体会 通过实习，我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很大收获。
活生生的资料远比课本更能启发人，教育人。
血淋淋的事实也更让我深思。
第一，最明显的收获就是对诉讼程序的相关问题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掌握。
法院的确是法学院学生在实践中学习法律的最好的场所，尤其是在对程序法的掌握方面。
因为在法院实践我们可以很直观地学习和体会诉讼程序完整而详细的过程，我们所学的诉讼知识是零碎的、是不系统的，通过实践，将我在学校学习的关于诉讼法的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去进一步对应和细化。
这更有利于我加深对诉讼程序方面问题的理解，这无论对于我以后从事法律实务工作，还是理论研究工作来说都是一种宝贵的经历和积累。
同时在法院进行的各项日常工作也是遵循程序的重要体现，分工负责，互相协调，互相配合，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第二，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实践是学习法律必不可少的途径。
法律所要解决的都是些纷繁复杂的问题。
这对法官有着很高的要求，因此法官要有一颗清醒的头脑，理清各种法律关系。
《法律帝国》中说法官是法律的喉舌，的确，作为会说话的法律的法官，他们以自己的专业知识、睿智、勤奋来诠释着法律，维护着法律的威严、公平与正义。
刚开始实践时，我阅读了几份判决书，里面复杂的关系一会就把我弄晕了，而我们的法官却能游刃有余，这种断案的技巧是在不断的实践中日积月累形成的，但重要的还是要有耐心，善于去分析、去倾听、去兼听，这样才能保证对案件做出最准确的认识。
第三，我在人际沟通能力也增强了。
以前主要是在学校里生活，接触的人有限，生活也相对比较简单。
通过实践生活，通过和不同的人的接触和沟通，我明白了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和技巧，在待人接物及与他人沟通交流方面的能力也有所增强。
向他人虚心求教，遵守组织纪律和单位规章制度，与人文明交往等一些做人处世的基本原则都要在实际生活中认真的贯彻，好的习惯也要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培养。
这次实践也让我深刻了解到，在工作中和同事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做事首先要学做人，要明白做人的道理，如何与人相处是现代社会的做人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是一门艺术。
在社会中你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不要期望每个人都是那么的和善，也不要试图去改变任何人，重要的是你如何去面对。
用微笑打开尴尬的局面，用理智消弭紧张的局面，凡事能退则退，用宽容营造和谐的氛围，才会更有利于自己的发展。
第四，在实践中我发现法律的宣传和普及依然非常重要。
虽然我国政府为推进法治建设而进行的多年的普法教育活动，取得了很大成就，人们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普法的深度与广度上还有一些不足。
有些案件事实清楚，一方应当履行某种义务却不去履行，比如欠款合同纠纷，按照合同的要求，一方必须负给付义务而不履行，这种行为的出现凸显了一些人法制意识的淡薄。
但另一方面，不计任何成本的诉讼也并非是理智的。
德国学者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中写到农民在自己的利益受损时，往往不惜成本去打官司，很有“争口气”的感觉，然而，在现代社会，作为一个社会人，或者说更是一个经济人，其每一个行为都是有目的的，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
因而，不考虑任何后果、不计任何成本的行为都是不理智的，精神享受固然重要，但伴随物质匮乏的精神满足又能持续多长时间呢。
第五，通过实践，我对法官这个职业也有了更深和新的认识。
法官是一个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但工作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因为法官一直以来都是以一个强势的社会角色出现，成为民众关注和评价的焦点，尤其是身处审判前沿的广大基层法官，社会、民众包括自身所处的团体都对他们有很高的要求与期望。
另一方面原因是审判作风问题，基层法院由于案件多，心理压力大，法官在工作中难免简单粗糙，引起当事人的不满。
职业给法官带来了普通人体会不到的精神与心理压力。
有些法官认为，鉴于法官这一职业的特殊性，除非徇私枉法，法官应当享有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进行裁判而不受追究的权力，否则，便可能使法官顾虑重重，影响独立裁判。
我认为充分保障法官独立办案固然重要，但是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对法院和法官仍需要进行监督。
但如何进行监督，如何建设一支精英化的法官队伍，则是司法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
五、实习总结 美丽的内蒙古草原令人神往，可惜韶光易逝，我还没有“清醒”过来，实习的生活就不得不结束了。
这两个月短暂而又充实的实习，对我接下来的学习和今后走向社会参加工作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这一点在实习之前和实习之后都得到了肯定。
这次实习还让我懂得了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式，那就是既要谦虚好学又要适当肯定自己。
我要感谢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感谢实习期间帮助过我的每一个人。
虽然法学专业学生所面临的法律现状和就业前景仍然严峻，我自身面临的问题也很多，但实习带给我的启迪让我继续坚定了法律信仰和职业追求。
在这次实习中，我感受最深的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没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没有系统的知识构成，任何人干好一件事都是空谈。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在短暂的实习过程中，我深深的感觉到自己所学知识的肤浅和在实际运用中的专业知识的匮乏。
在学校以为自己学得不错，一旦接触到实际，才发现自己知道的是多么少，这时才真正领悟到“学无止境”的含义。
这一段时间所学到的经验和知识大多来自法院领导和工作人员的教导，这是我一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总的来说，我在这一段时间里一直积极进取、努力钻研、按时上下班，不断地在各个方面调整自己、完善自己，注意培养自己的兴趣以及团队合作和人际交往的能力，把所有的热情和时间都献给了这次让我执迷的法律职业。
当然，对于自己这样一个即将步入社会的人来说，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
但我相信实习只要有收获了，实习就是成功的。
两个月的实习期，一晃眼就过去了，最深刻的体会就是现实跟书本的巨大差异，一件简单的看似事情，真正做起来，需要的却是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原来的我们，几乎都视书本上的内容为真理，很多东西都未曾付诸实践过，只有真正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才会亲身体验到实际的难度有多大，也才会从中意识到自己能力的欠缺和知识的匮乏。
实习是我步入社会前的第一课，教会我怎么待人接物，如何处理各种事情。
虽然在短短的两个月里看到的只能是工作的一个侧面，学习的只能是一些初步的方法，但这些对于我是非常重要的。
这次实习告诉我，在社会这个大学堂里我还是一个小学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抱着谦虚谨慎的态度，无论大小认真踏实的完成每一件事，走好每一步。
通过这次实习，也使我从另一个视角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同时也在实践中积累了各方面的工作经验，为不久之后正式步入社会的自己，做好一个万全的充足准备。
学习法律的最终目的是要面向群众、服务大众，为健全社会法治和依法治国服务的。
毕业后我将为建设我国的法治社会尽一份力，如果这是我的路，我将一如既往的走下去。
跪求
急!法院书记员工作总结
1、 首先你要准确，如果只是在院实习一两个月以说业务知识不会学到多少，但是能够对检关的工作流程，检察人员的业务能力、个人魅力啦有个感性的认识，这些对你以后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
2、 仅从业务知识上讲，能够学到最多只是的就是阅卷和整理卷宗，不要小看了这项工作，整个公安、检察、法院的案件办理手续，所收集的证据材料都在卷里，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你会学到很多，但是这些证据是怎么收集的，不是一两年能够领悟到。
3、 在实习期间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要觉对保密，对于案件信息不能对任何人讲，否则有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而是要注意安全，不要把卷宗里的文件丢失。
4、如果你自己能够选择部门的话，推荐起诉科，反贪局大部分时间没事做，忙的时候你也帮不上忙，其他部门没意思，特别是不能去研究室写材料，纯粹浪费时间。
我以前就在检察院工作，但愿以上几条能够对您有帮助。
急需一篇关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学习心得。
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 王卫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一、前言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保护法”）于1993年10月颁布以来，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诉讼和非诉案件急剧增加。
据报道，1996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案件总计达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
[1] 这些投诉涉及到质量、价格、虚假广告、假冒商品、计量和欺诈骗销等问题。
其中，欺诈骗销案件上升幅度最大，为上一年的137.9%。
[2] 在这类案件中经常适用的就是消费者保护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条款——第49条，其条文如下：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正是这一规定在近几年里大大地激励了被称作“打假运动”的反欺诈斗争。
适用这一规定的案件大量出现。
在街头巷尾、新闻媒体、法院、大学课堂和政府机关，这些案件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甚至争论不休的对象。
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一个热点。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
要使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得到更有效地运用并促进消费者保护立法进一步发展，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澄清。
为此，与澳大利益的经验尤其是与澳大利亚《商业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条进行比较，是值得尝试的。
[3] 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条文如下：第52条 （1）企业不得在贸易或经营中实施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
（2）本节以下条文中的任何语句，均不得被推断地视作对前款之一般性规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将首先介绍几个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有关的案例，然后提出若干法律问题，采用比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后在结语中提出一些评论意见。
二、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有关案例1．王海打假案1995年春天，山东某厂的年轻业务员王海来北京出差，他偶然买到一本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书。
他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吸引。
为了验证这一规定的可行性，他来到隆福大厦，见到一种标明“日本制造”，单价85元的“索尼”耳机。
他怀疑这是假货，便买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
经证实为假货后，他返回隆福大厦，又买了10副相同的耳机，然后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予以加倍赔偿。
商场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机并赔偿200元，但拒绝对后10副给与任何赔偿，理由是，他是“知假买假”，“钻法律的空子”。
王还感到愤怒。
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决心继续战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来到北京。
他光顾了多家商店，购买了他认为是假货的商品，经证实后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赔偿。
多数商店满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数加以拒绝。
王海的举动被新闻媒介披露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
他被多数普通百姓甚至被许多经营者当作英雄加以赞誉，同时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惊。
1996年12月，中国消费者基金会向他颁发了奖金。
与此同时，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学界争论的话题。
有些官员和学者对此持批评意见。
例如，国内贸易部的一位官员认为，以获利为目的购买假货再要求加倍赔偿的人不是现行立法范围内的真正“消费者”，因此“知假买假”的不能得到赔偿。
在他的心目中买了东西并加以使用才是消费者，买了东西不用则不是消费者。
[4]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知假买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
[5]相反地，有许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支持王海的举动。
他们指出，“消费者”一词是相对于“经营者”而言，任何与经营者进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经营者的外，都应当被看作是消费者。
他们认为，“知假买假”然后索取加倍赔偿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为它有助于打击假冒产品，因而有利于民众和社会。
还有人认为，不能把索赔者的所得说成是不当得利，因为这种索赔是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据的，况且，索取赔偿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劳务和费用。
[6]1996年初，王海转战中国南方，在许多大商场买假索赔。
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处之，使他不得不无功而返。
其中的教训，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总结的，在于没有运用法律诉讼的武器；仅仅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是不够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胜利者。
他紧随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详见下文）之后，状告伊势丹有限公司销售电话有欺诈行为。
结果，他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获得了加倍赔偿。
[7]2．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1996年春天，当王海在南京屡屡受挫的时候，一位姓耿的消费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
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场买了三套被标明为“羊绒衫”的“圣柏”牌保暖衬衫。
在商场出具的发票上，写明了货品为“羊绒衬衫”，而事实上该货品的羊绒含量不到2%。
第二天，耿某以衬衫不是羊绒，商场有欺诈行为为由，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支付双倍赔偿。
遭到拒绝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原告于1月4日在被告处购买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场购买了同样的衬衫并获得了赔偿，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识。
法院这样判决的另一个理由是，把含有2%羊绒的衬衫标作“羊绒衬衫”并无不当，被告并未构成欺诈行为。
一位青年学者，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李友根，写了一篇论文对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进行了评析。
[8] 他提出了据认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是否有权获得消费者保护法的补救
第二，被告推销该商品的这种方式是否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
第三，在原告得知实情的情况下，被告的这种方式是否仍然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因而能够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关于加倍赔偿的规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买假者不为消费者”的判断中存在着一个悖论。
如果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请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
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消费者。
李友根认为，认定欺诈行为的标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规定。
消费者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根据纺织部的有关规定，羊绒含量低于5%的不可称为羊绒制品。
而另一个标准是普通消费者（而不是专家）的认知水平。
据此他得出结论，由于在一般消费者看来羊绒含量仅2%的衬衫不能被称作“羊绒衬衫”，该商场构成了欺诈行为。
3．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 何山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官员，参加过消费者保护法的起草工作。
1996年4月，他在经营名人字画的乐万达商行购买了两幅画。
这两幅画，一为独马，一为群马，是作为已去世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真迹出售的。
一个月以后，何山以“怀疑有假，特诉请保护”为由在北京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
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这两幅画为临摹仿制品，被告有欺诈行为，故责令被告按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向原告支付双倍赔偿。
[9]这个案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也引发了许多讨论。
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在会上，如何正确理解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立法原意再次成为中心话题。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宿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他指出，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所说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含义不应作狭义的限制性解释，“消费者”一语按其原意不过是指生产者、经营者以外的人。
[10] 他主张，凡是到商店购物的顾客，都应被视作是消费者；至于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属于法律问题。
[1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家广根据他所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他认为，只要商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就应当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消费者的购物动机则在所不论。
[12]宿迟先生对“欺诈行为必须是故意行为”的观点作出了回应。
他指出，商家对其所经营的商品，在进货时有认真审查的义务，未尽此义务者在主观上至少属于放任态度，应被认定为故意。
[13]在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以后，许多以此为样板的案件诉至法院。
但是并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下一个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案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谊商城购买了3尊秦始皇兵马俑。
几天之后，她得知该兵马俑为仿制品，遂与商城进行交涉，要求按售价的一倍赔偿。
遭到拒绝后，她以该商品没有任何足以表明其为仿制品的标示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商城提出反诉，称原告在购买这些秦俑时已明知其为仿制品，其购买的目的是要获取双倍赔偿，因而构成欺诈行为。
法院认为，原告本应知道她购买的这批货物不可能是真品，因为秦始皇兵马俑是国家禁止市场交易的珍贵文物。
也就是说，正常的消费者在卖主既没有说明真相但也没有称其为真品的情况下，都应该意识到该货物是仿制品。
另一方面，法院也认为，被告本应通过明示该秦俑为仿制品而对商品性质作出严谨、明确地表述，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致发生误解。
最后，法院判决被告给予退货，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双方各负担一半。
[14]三、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法律分析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无定论。
人们已经发表的许多各不相同的见解当然很有价值，但大多数局限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
况且，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所要作的并不仅仅是解释法律，而且是改革和发展法律。
就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围绕以上案件所进行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这就是该条文的性质，这本应成为论证推理的出发点。
1．性质和目的在中国，人们已经公认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在性质上属于惩罚性赔偿规定，而且，它是中国第一个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例。
[15] 众所周知，在大陆法系，惩罚性赔偿从未被承认为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
我国的《民法通则》追随了这一传统，因而在该法中见不到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据认为，原则上，“民事责任以恢复被侵害的民事权利为目的”，因此，“民事责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惩罚性”。
[16] 但是，有些民法学者坚持认为民事责任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制裁，遏制不法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补偿，对受损害的权利加以补救。
[17] 这一观点为承认惩罚性赔偿留下了余地。
这里要提到另一个因素是当今中国在“借鉴外国经验”中对各大法系的兼收并蓄态度。
我们毫不犹豫地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它符合我们社会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与大陆法系的概念体系相一致。
而且，我们是按照我国的社会条件来采用这一制度的，因此，我国现行法上的惩罚性赔偿与普通法系的惩罚性赔偿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在普通法体系中，“惩罚性”赔偿指的是为惩罚他方当事人而判给一方当事人的赔偿金。
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欺诈）于补偿性赔偿金之外适用的。
“它不仅宣示了法院对被告行为的不认许，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这种行为，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这种行为。
”[18] 科处惩罚性赔偿金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惩罚和制止”不法行为人。
[19]但是，在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除惩罚和制止外）鼓励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和假货作斗争。
[20] 根据中外消费者保护运动的经验，这种鼓励对于惩罚和制止的目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中，销售假货和实施欺诈行为的事件众多而分散。
首先，由于这种行为发生的高频率，销售假货或者欺诈的提供服务的行为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消费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
在中国，消费者权利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利，而不是单纯的私人权利。
所以，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对这种行为，法律应采取特殊手段来加以治理。
其次，由于这种行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个“责任机率”问题。
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有大量的消费者基于种种原因而放弃了他们的请求权，这样，行为人因其不法行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于他们由此获得的利润，实施这种侵权行为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勾当。
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可以提高行使请求权的案件数量和单个案件的赔偿数额，使“责任机率”上升，从而使不法行为人感到无利可图甚至反受其害。
这样，就可以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
立法上采用惩罚性赔偿所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请求人的成本。
在法律实践中，受害的消费者所获得的补偿性赔偿金往往低于他们的实际损失。
有一些成本，如为进行追索所付出的费用和时间、耗费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虑等等，也很难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补偿。
这就是许多消费者不愿认真对待其权利的一个原因。
惩罚性赔偿可望为请求人提供较充分的补偿。
即使有人获得高于其实际损失的赔偿，这也不能说是不公平。
这种收入可以被视作对他的打假行动的奖励，因为这种行动不仅对他自己有利而且对公众有利。
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资助打假”的政策。
从表面上看，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有很大的不同。
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并非旨在创建责任；更确切地说，它是要建立一种行为规范，凡不遵守此规范者将承担本法的其他条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规定的后果。
”[21] 但是，同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一样，该条文在司法实践中也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与之有关的的案件逐年上升。
[22] 在笔者看来，该条文在实践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于它的两个特点：第一，根据有关的解释，第52条是受侵权行为法的一般规则支持的。
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说：“公认的概念，例如关于欺诈和出售假货的侵权行为的概念以及人们多年以来对它们作出的分析，可被证明是有助于依据第52条的案件的判决。
”根据普通法，“在被告的行为是他为自己获取利益而故意为之，而这种利益可能大大超过他可能付给原告的赔偿的情况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惩罚性赔偿的自由裁量权。
[23] 第二，第52条中的行为规则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
按照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见，“第52条没有一定的界限。
”[24] “鉴于消费者保护构成第52条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绝对该条文的适用范围划出明确的边界。
”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可以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因而对欺诈行为的有效的惩罚和制止是能够实现的。
2．适用范围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应当被限定为“购买并使用者”。
购买者的动机并不是适用该条文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无独有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
据说，该条所关心的是企业对人们实施的行为，而他对这种的行为的唯一要求就是该交易必须具有贸易或商业的性质。
[25] 至于与企业交易的人，探究他们是否为消费者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在该条文中根本没有出现“消费者”的字样。
的确，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学者所指出的，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不可被解释为对第49条适用范围的限制。
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样的意思。
该款表明，商业法对于援引其他条文的语句对该条第1款进行随意解释的做法保持着戒备状态。
在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识”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
这是非常奇怪的。
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同假货作斗争，它当然不会排斥那些具有进行这种斗争所必要的商品知识的人。
难道法律预期那些对商品一无所知的人有能力与售假者对簿公堂吗
这使笔者想起了英国法官在侵权行为法历史上有名的“蛋壳脑袋”案件中创立的一项规则：“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认识，以其所见者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
”[26] 这意味着，不法行为人没有资格对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
显然，一个欺诈行为不会因为它被识破而变成正当行为。
3．对行为的定义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关键词是“欺诈行为”。
与此相类似，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以“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为核心，这一用语似乎经过了更为仔细和精确地推敲。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与“欺诈行为”的含义及其应用有关的一些问题，同时与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经验作一些比较。
在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第2条中，“欺诈消费者行为”被定义为“经营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或者服务中，采取了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
这一定义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被参照引用。
这里有若干要点需要加以澄清。
（1）行为的检验方法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和处罚办法的规定，对“欺诈行为”应当以客观的方法检验和认定，即根据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时所采用的手段来加以判断。
处罚办法第3条列举了一些典型的欺诈行为，其中包括：（1）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或者其他欺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的；（3）以虚假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实名称和标记销售商品的；（5）采取雇佣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的；（6）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的，等等。
当然，还有销售假冒商品和失效、变质商品的行为，这些规定在该办法的第4条中。
在实践中，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根据客观的事实（或者说，经营行为的外观）加以确定。
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法院在适用商业法第52条是也采用了客观检验法。
法官们认为，“某一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需要根据关于该行为及其关联事实与情况的证据来加以确定的事实问题。
不论行为是否可能产生误解，只要所有的这些情况表明它包含或传达了错误的陈述，它就可以被归入第52条所称的误导。
”[27]（2）行为的结果按照中国民法，从理论上讲，“欺诈行为”的概念有别于“因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
后者是指受害人的行为，而前者指不法行为人的行为；后者是由前者引起的。
所以，在确定欺诈行为时，实际结果并不是必要条件。
虽然处罚办法第2条含有“使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字样，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有实际的损失或损害发生。
只要商家的行为按其性质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且足以给他们带来某种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认定为欺诈行为。
在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规定更为直接地表达了这种观点。
“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没有必要证明争议中的行为实际地使人上当受骗或者发生误解”。
[28](3)主观要素按照中国民法的概念，欺诈行为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客观要素，另一个是主观要素。
客观要素是指某种作为或不作为，如虚假陈述，或者隐瞒实情。
主观要素是指实施这种作为或不作为时的故意。
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的陈述或隐瞒将会损及他人而立意为之，就构成故意。
就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而论，主观要素是否为必要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法学界有些人士认为，商家进货的疏忽大意应当被认定为故意。
这种说法既不确切也无必要。
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政策，第49条规定的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无过错责任（或者说严格责任）。
这种责任可以由特别法规定，而消费者保护法就具有特别法的性质。
[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观状态是无需考虑的。
澳大利亚法学家在解释商业法第52条时持有同样的观点。
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条，被告的内在意志是无关紧要的。
需要关注的仅仅在于该行为是否有误导性或欺骗性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
”“如果一家企业被控在陈述过去或现在的事实中违反了第52条，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该陈述包含了该企业的意志状态。
是否违反第52条取决于该陈述是否在事实上包含或传达了虚假的含意，而不取决于该企业的意图或信念。
”[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
……这种侵权行为更为客观，但是，在这里适用假设的理智之人的概念并非十分正确。
一个人看着观众，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问他们该行为是否具有误导或欺骗性，但要提出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他们（或者他）已被误导。
该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由法院决定的问题。
”[31]4．请求人的主观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者保护案件可以被看作是个别经营者与全体消费者之间的案件。
可以恰当地说，特定请求人的主观状态并不影响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
影响其适用的不过是经营者行为的客观状态。
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该行为是否已使一般消费者产生误解
这一点是在经营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
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构成欺诈；即使特定请求人为“知假买假”仍是如此。
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不构成欺诈，即使该请求人确实发生了误解也是如此。
这一观点已经为我国司法实践所采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一案就是一例。
从这一案件中可以归纳出来的处理方案是，如果经营者的行为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但是可能使个别人发生误解，就不能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
这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
[32]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其法律后果之一就是各方当事人应当将其由该行为所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对方。
至于因该行为所致损失的承担，则取决于当事人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状况。
如果经营者有过错并且他的行为是损失发生的必要条件，即使它不是请求人发生误解的充分条件，他也应当支付补偿性赔偿；反之，则应由请求人承担自己的损失。
如果双方都有过错，他们就应按照其责任比例分担损失。
澳大利亚的经验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支持。
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础上总结说：“一个陈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听了之后都不会当真，而某个愚蠢之人竟受其误导，对此应如何处理
一方面，对违反第52条的检验方法是客观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检验法显然并不适合。
另一方面，虽然请求人事实上受误导，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听到同样的陈述时却不会受误导，这样的情况也有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对第52条的违反。
”[33]5．因果关系一个经营者，如果他的行为足以误导那些具备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费者，则他不得以请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为抗辩。
另一方面，如果经营者尽管有言辞不实或者据实未报的情节，但其行为还不足以误导具备正常的注意的消费者，那么，他就不能被认定为构成欺诈。
在这种情况下，因过分疏忽大意而陷于误解的人不应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保护。
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经营者的风险应当被限定在他们应该和能够预见并防止一般消费者发生误解的范围之内。
在澳大利亚，“在许多案例中，法院曾考虑应如何处理引起未尽合理注意而陷于误解者的地位。
”[34] 例如，在一个涉及名称相同的餐馆的案件中，弗兰克(franki)法官表达了“过分愚蠢之人”不应受保护的观点。
[35] 还有一个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级律师被认为是信赖了一份买卖合同所附的误导性的规划证书。
在该案中，法院指出：“或许可以设想，在一个案件中，请求人是如此地疏于保护自己的权益，以致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即被控陈述在当时情况下并不是他订立合同的真正诱因。
在这样的案件中，虚假陈述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要素已经因请求人过失的介入而被切断。
”[36]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商业法第52条中没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证明被控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负担是由原告承担的。
正如澳大利亚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赔偿，请求人必须证明被主张已蒙受的损失或损害是‘基于’违反该法的行为。
”[37]与此相比较，在中国，依照消费者保护法提出请求的人通常不承担这种负担；他只须证明自己在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的情况下已经为获得商品或者服务支付了价金。
关于实际损失或者损害的证据通常是不必要的，因为双倍赔偿可能已经足够。
当然，请求人可以获得超过双倍价金的赔偿，只要他能够证明自己确实蒙受了数额超过双倍价金的损失或损害。
根据民法的原则，受害人有权就实际损失或损害请求充分赔偿。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适用关于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尽管这种途径不如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提供的途径来得便捷。
四、结语毫无疑问，消费者保护法作为特别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来说，民事责任制度中有关规则的协同是不可或缺的。
这也许是困难的，因为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歧异要通过法律解释甚至通过法律改革来弥合。
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法官习惯于将民法的一般概念适用于当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适用的特别法规的规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
所以，应当更加经常地运用案例研究，并改进案例研究的方法。
例如，由于大陆法系传统的思维方法一般是演绎法，在解释甚至创造法律规则方面，中国的法官不象他们的澳大利亚同行那样的活跃。
由此不难理解，在澳大利亚，对商业法第52条的解释总是来自司法实践，而相反地，在中国，对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大多出自学术研究。
（原载《法学》1998年第3期，P. 22～28。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1998年第6期转载）
缓刑人员心得体会,谁有哟,整篇上来,谢谢!!
暂缓判决了少年 今年19岁的小楠是河南省一所高校生。
5，他还是一个过失“杀人犯”。
2000年8月22日晚上，当时正在上初中的他和同学发生争执，在被几个同学殴打过程中，小楠拿出了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向一同学刺去，随后出走。
几天后，当小楠回到家中，得知被刺的同学身亡后，就在家人的陪同下投案自首。
“对不起父母、老师，也对不起被害人和他的父母，我做错了一件事，我还想上学……”2000年12月12日，在兰考县人民法院少年刑事法庭，14岁的小楠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依据庭审前法院做的社会调查，兰考县法院的合议庭认为，小楠的行为构成了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以严惩。
但鉴于小楠作案时不满16岁，无前科劣迹和其他不良行为，案发后能在父母的陪同下主动投案，真诚悔罪，且双方父母在庭外达成民事协定，受害人的父母得到了一定的经济补偿。
为了有利于教育、感化、挽救被告人，给其悔过自新的机会，依照该法院的暂缓判决司法实践，决定暂缓对小楠故意伤害案的判决，并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小楠取保候审，并将其送到设在焦裕禄陵园的特殊青少年教育基地进行考查，考查期为3个月。
小楠成了兰考县法院实施“暂缓判决”制度的受惠者，5年后，他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2000年3月，兰考县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暂缓判决暂行规定(试行)》。
规定称：暂缓判决是指经过开庭审理，对某些构成犯罪并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先判定构成犯罪，但暂不判处刑罚，设置一定的考查期(3个月到1年)，让其在社会上继续学习和生活，依靠家庭和社会力量进行帮教考查，然后再结合其悔罪表现作出判决(适用缓刑或实体刑)的审判方式。
“暂缓判决”方式适用于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初犯、罪行较轻、主观恶性小、认罪态度好，宣判性可能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有管教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对于累犯、主观恶性较深、罪行严重的，不适用暂缓判决。
针对小楠的案件，当时负责社会调查的兰考县法院社会调查员段艳丽说：“小楠在上初中二年级时，小楠的父亲由于事故右腿骨折，母亲在医院照顾而疏于管教小楠，造成了他的学习成绩有所下滑，变得也不爱说话了。
但是本质上孩子并没有什么不良的倾向。
” 初衷是最大程度保护未成年人 谈起实施“暂缓判决”制度的初衷，兰考县法院副院长孔维君认为，暂缓判决给未成年被告人创造了反省过去、积极悔改、把握命运、争取从轻处罚的机会，既发挥了被告人自我矫正的主观能动性，更体现了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教育、感化、挽救”的特点。
兰考县法院与焦裕禄烈士陵园管理处通过协商，于2000年10月在该处建立了“特殊青少年劳动教育考查基地”，考查期一般为6个月，法院根据其表现情况、考勤记录、本人的心得体会、管理员给予的鉴定等，做出按期结束劳动考查或者提前结束劳动考查的决定。
“考查没有空洞的说教，依靠周围的环境，以被告人自己的劳动使其心灵得到净化，并树立起回归社会的信心，”兰考县法院青少年刑事审判庭庭长黄铁伟说，“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考查基地的建立，适应当前形势下对失足青少年教育矫治的需要。
” “暂缓判决制度的实施，我觉得对这些孩子、对社会来说都是个好事情。
虽然他们犯了法，但本质上并不坏。
这是他们欠缺良好教育的结果。
法院审理未成年被告人，量刑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还在于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
所以不能一判了之。
”今年43岁的王洪恩是焦裕禄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兰考县法院青少年刑事审判庭的帮教教导员。
一个重获“新生”的家庭 “我的孩子小涛2004年初中毕业，当时他不满16岁。
一天晚上，因为帮助朋友抢了别人的手机，被法院判定为‘抢劫罪’。
我接到消息后，头一个念头就是完了，我就这一个孩子，他进监狱了，我活着还有啥意思
”9月1日下午，在兰考一家宾馆工作的王光远说起了初听到判决时的想法。
按照法律规定，小涛应该判处3~4年，但是兰考县法院通过广泛的调查，认为小涛是初犯，社会危害较小，2004年9月29日，法院的审判委员会给他下发了《暂缓判决的决定书》。
“我在接到暂缓判决书后，内心十分感激，是叔叔阿姨们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教会了我怎样生活。
我要用实际行动来回报社会，让父母和关心我的人不再为我忧虑，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小涛流着泪说。
获得缓刑的小涛，又重新树立起对今后生活的信心。
“这孩子变了，变得孝顺了，对人有礼貌了。
他以前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现在酒也不喝了，烟也不吸了，像换了个人一样。
”小涛的邻居谈起小涛赞不绝口，并把他当做教育自家孩子的典范。
如今的小涛在法院的许可下，已经去了河南省内另外一个城市学习厨师手艺。
“孩子一时冲动，触犯了国家的法律，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法院的同志充分考虑到孩子的将来，现在，孩子虽然不能上学了，但是能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就心满意足了。
”王光远对法院的做法很是感激。
实施中的公平原则 “经过5年的实践，共有11名未成年被告人被暂缓判决，其中10人考验期满被宣告缓刑，1人因为考查未过被收监判处了实体刑。
目前，重新犯罪率为零，其中4人考上了大学，1人经商后成了当地的致富带头人。
”兰考县法院的副院长孔维君介绍了“暂缓判决”制度实施以来的情况。
孔维君认为，未成年人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差，与成年人犯罪主体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不能把普通的司法制度的审判方式机械地搬进少年司法领域，而应当采取与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相适应的、旨在预防和保护的特殊方式。
少年立法的指导思想和目的，并不是对于违法犯罪少年进行报复和惩戒，更不是借对违法犯罪少年的处理达到威慑目的，而是在于体现“教育、感化、挽救”的审判方针。
在不违背我国现有法律体系规定的前提下，在操作方式上通过变通处理，以适应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暂缓判决是一个较典型的通融方式。
“我们有一套严格的制度，来保障在实施暂缓判决过程中的公正、合法、合理。
为避免被告人在身份是否构成犯罪不确定状态下进入被考查程序，我们实行两次评议、两次宣判的操作方式。
在开庭审理后，合议庭就罪名是否成立进行罪名评议，而后进行定罪宣判，考查期满后，合议庭就刑罚进行评议，然后进行第二次宣判。
对被告人可能判处重刑、没有管教条件及开庭后即可决定刑罚的案件均不适用暂缓判决。
我院每年判处未成年被告人30人左右，但只有两三个人符合暂缓判决的条件，5年来只有11个人实行了暂缓判决，比例不到1／10。
”直接负责暂缓判决制度实施的黄铁伟告诉记者。
引起的司法争论 对于兰考县法院的做法，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高级法官李璞荣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暂缓判决，是青少年刑事审判中的一个新举措，是对保护未成年人的有益尝试和探索，具有一定的开拓性。
”他认为，现有的法律法规中没有就暂缓判决作出直接明确的规定，但是也没有禁止性的规定。
这种判决形式符合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审判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暂缓判决要保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也应保护公共利益和受害人一方的权益，从这个角度来讲，适合暂缓判决条件的应该是少数而不是大部分。
作为暂缓判决制度的直接推动者，兰考县法院的副院长张建民告诉《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暂缓判决考查期间，被告人取保候审，不在关押之中，不能算在审判期限内，所以不会超过有关法律规定的审判期限。
更主要的是被告人在考查期间可以参加社会活动，很适合他们的改造。
” 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苏凤格认为，小楠一案中，兰考县法院的做法还是适合的，这符合因案而异、因人而异的原则，小楠是初犯，是很偶然的失足，老师、同学、邻居对他的看法较好，如果通过监狱惩罚的方式，不一定能达到法律要求的刑罚的目的。
对暂缓判决制度的实施，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河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郝守才教授则另有看法，他认为兰考县实行的暂缓判决尽管在诉讼程序上不存在问题，但是在调查过程中有重复的嫌疑。
刑罚的两大目的性是预防犯罪和公正性保护，如果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来看，对未成年人实行一定的保护政策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缓刑判决首先考虑的是不危害社会，这里面必须有一个严格的调查过程，不存在专门为未成年人犯罪调查的特权。
“我认为不必要，如果在不违反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的情况下，对未成年人实施保护，我是赞成的，但是兰考县法院的做法有点违背刑法的初衷，是一种重复考查。
”(郑州晚报记者 卢曙光 文\\\/图) 相关专题：郑州晚报《独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