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团结手抄报内容
中华有着团结的悠久历史和优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民族人民之间相互融合,和睦相处,同舟共济,共同进步,孕育、培养和形成了一种崇高而朴实的民族团结意识。
正是这种民族团结意识,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始终没有解体,始终没有屈服,始终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几千年来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这种共同愿望,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方向。
单靠一朵美丽的鲜花，打扮不出美丽的春天，个人只有融入团结的集体才能实现宏伟目标。
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精诚团结，才能自立于世界，才能谋求进步和发展。
特别是我们这些作为新世纪的接班人的青少年更应该学会团结，这样才能立足社会。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作为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
56个民族之间是和谐、团结 ，五十六个民族团结一条心，就能把祖国建设得繁花似锦；五十六个民族团结一条心，就能把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
让56个民族联手牵手手相握，将心比心心相连，齐心协力向前进，共创美好明天! 诗歌： 青海的草原, 一眼看不完. 喜马拉雅山, 峰峰相连到天边. 古圣和先贤, 在这里建家园. 风吹雨打中, 耸立五千年. 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 经得起考验. 只要黄河长江的水不断; 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 千秋万世, 直到永远
学习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的心得体会
中北京九月二十七日电 (记者 刘舒凌)国务闻办公室二十七表《中国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白皮书，详细阐述中国政府如何处置影响民族团结的矛盾和问题。
这份白皮书指出，中国采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着力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促进各民族团结发展；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白皮书中特别介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城市化、散居化趋势日益明显。
为保障城市和散居地区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国家制定实施《城市民族工作条例》、《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切实加强服务与管理，重点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满足他们在节庆、饮食、丧葬等方面的特殊需要。
白皮书说，“在维护民族团结的实践中，国家既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 白皮书指出，为妥善处置影响民族团结的矛盾和问题，中国坚持团结、教育、疏导、化解为主的方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避免事态扩大和矛盾激化。
“国家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凡属违法犯罪的，不论涉及哪个民族、信仰何种宗教，都依法处理。
” 白皮书中明确表述，中国的民族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和抵制一切外部势力打着“民族”、“宗教”、“人权”的旗号插手、干预中国的民族问题，严密防范和依法打击境内外各种恐怖主义势力、分裂主义势力、极端主义势力对中国的渗透、破坏、颠覆活动。
“历史和现实表明，民族团结友爱，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民族冲突纷争，则社会动荡、人民遭殃。
”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各自特点以及如何融合的
游牧文明的特点在于动。
因为变动性大，不利于手写文字的产生，文化的积累便主要依靠口耳相传，无法形成如农耕文明那样发达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组织，在话语权上始终无法胜过农耕文明，因此留给人们落后和应改造的印象。
游牧文化主要分布在蒙古高原。
蒙古高原地处内陆半干旱的地带，疏松沙层广泛分布，使这里形成了干旱荒漠的景观，加之雨量奇缺，气候温差大，只能适宜多年生、旱生低温的草木植物生长，千百年来，生聚在这一地域的人们，因地理条件所限，不宜从事农耕，只能依赖游牧、狩猎等生产方式生存繁衍，并逐步形成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素质，融合为一个共同体——游牧民族。
人们以游牧生活为主，而游牧生活是一种粗犷而富于冒险的生活，恶劣的自然条件培养了他们极强的与自然搏斗的能力。
他们衣皮被旃裘，食肉饮乳，居毡帐，乘坐骑,衣、食、住、行、用与牲畜须臾不可分离。
正像农民依恋土地一样，牧民则离不开牲畜、草原。
辽阔的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养育过匈奴、乌桓、鲜卑、突厥诸族，同样，它为蒙古族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隔绝的历史地理环境。
独特的生活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草原文化系统，作为草原骄子的游牧民族深受环境的陶冶和启迪，经过长期的开拓和实践，创造出灿烂的富有草原色彩的语言、饮食、服饰、建筑、礼仪、祭祀、宗教等等游牧文明。
农耕文化主要分布在气候温和、地势平坦、雨量充沛的长江黄河流域。
湿润的土地，适宜的气候宜于农作物大面积种植。
这里生息着以农耕为生的农耕民族，他们生活在固定的土地上，培养了大量宜于种植的农作物，同时发展了养殖业、酿造业、手工业等等。
由于农业生产对自然和气候的选择性很强，还有土壤的种类、水利资源、作物种类等，都会影响作物的种植和生产程序，人们依据这些因素，经过长期的摸索，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农业生产的耕作方式——从最初的“刀耕火种”、“轮作抛荒”到“精耕细作”，并且一代一代得到传承和发展，形成了异彩纷呈、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
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
农耕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国家管理理念、人际交往理念以及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
农耕文化有着自身的特点，其核心是平和的、自足的。
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
农耕文化所产生的是“天人相应”、“物我一体”，“顺”、“和”、“安分”、“守己”等观念，都表现出“和平的”文化特征。
农耕民族与耕地相连系，生长于此，病老于此。
所以人们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只希望“天长地久，福禄永终”。
农民的农业生产有定期，有定量，一亩之地年收有定额，很少有新鲜刺激的东西，而又生生不已，源源不绝，所以他们的生活是常感满足而富有。
可以说，农耕文化的上述精神特征皆来自于较优厚平和的自然环境。
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首领,黄帝开创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并对华夏农耕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黄帝又被尊奉为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的创造者,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生、起源和许多文化方面的肇启,都可以追溯到黄帝或黄帝时代.因此,黄帝和炎帝、蚩尤,是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所创造的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的三大代表.在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黄帝又成为凝聚古代华夏和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推进着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的发展.
如何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
如何更好进文化发展文\\\/李晓芳 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 文化是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意识结构如何，往往影响或制约该民族成员与其他民族成员交往的态度、方式、状况和程度，进而对发展良好民族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普洱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领导的相关指示，采取有力措施，加大投入，积极开展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竭力打造“文化普洱”、“特色普洱”。
市政府成功将普洱“绿三角”旅游核心景区——景迈芒景景区申报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旅游示范区”；将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拉祜族《芦笙舞》等成功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另外，为了有效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新建了一批民族文化保护基地，针对拉祜族苦聪人文化特征逐渐弱化这一实际，成立了苦聪人历史文化博物馆，收录并展示了苦聪人历史发展轨迹的相关资料，有效保护和传承了苦聪人的悠久文化。
促进民族团结事业的发展 民族文化是民族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民族文化工作开展的顺利与否，直接影响着民族自身发展。
目前，普洱市民族文化发展局面总体上是和谐的、稳定的，但民族间不理解、不尊重等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
基于此，政府立足实际，在全面普查各民族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文化载体现状的基础上，相继制定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开发规划和保护条例，大力宣传民族理论知识，努力增进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并使各民族能相互尊重各自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尊重生活方式，从而成功创建 “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的良好局面，进而促进了当地各民族的团结与发展。
推动当地社会的全面进步 文化在民族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对此，普洱市政府采取多项措施，大力开展民族文化工作。
在经济方面，紧紧围绕普洱民族文化特色大市建设，努力打造“世界茶乡、普洱茶都、中国茶城”大品牌，举办了全球普洱茶嘉年华会、“马帮茶道·普洱茶文化北京行”、“百年贡茶回归普洱”等大型活动，实现了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相统一；在政治方面，积极普及民族理论知识，大力宣传民族平等政策，增进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实现了政治上的平等；在文化方面，在上级政府的正确指导下，普洱市政府结合当地实际，陆续实施了“兴边富民工程”文化建设项目、云南边疆解“五难”惠民工程及“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等，进一步夯实了民族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从而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全面发展。
近年来，普洱市政府制定了多项政策保护和传承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并取得了瞩目成绩，但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文化动态传承力度不足 普洱市民族成分众多，长期以来，各民族形成了内容丰富、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
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一些口头相传、代代相授的珍贵民族文化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对于当地的苦聪人而言，茶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物质之一，也是祭祀中的五大要素之一，因此，茶无形中担负着传承苦聪人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媒介。
近年来，镇沅县政府抓住机遇，立足当地，对苦聪人的茶文化进行了大力宣传，但这些宣传仅限于德育价值层面，较少涉及到其内在经济价值，因此导致了镇沅拉祜族苦聪人的茶文化在风靡一时后却逐渐消失。
由此可见，当地政府仅仅“静态”保护了苦聪人的茶文化却未对其进行“动态传承”，仅仅重视了其内在德育价值的挖掘却对其内在的经济价值开发不足。
文化的民族性缺失严重 面对现代化浪潮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冲击，普洱市民族文化的民族性日益减弱，各少数民族普遍接受汉族或其他民族的文化而逐渐丧失了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部分民族群众不通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不懂本民族的历史传说和族源文化，一些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歌舞艺术以及民俗活动正逐步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无人等。
以镇沅拉祜族苦聪人为例，他们在与当地其他民族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借鉴优秀文化，说汉语，穿汉服，然而真正懂苦聪人历史并能熟练掌握苦聪话的人却越来越少，此时若对此不加以重视而任其自由发展，其民族文化特征就会逐渐减少并出现断层，最终导致文化消亡，这样不仅不利于苦聪人传统文化的持续发展，而且会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文化的渗透性重视不够 普洱市独特的区位因素，导致当今东南亚尤其是中南半岛的许多民族与普洱市的民族都有着深刻的渊源和相当密切的联系。
例如，傣族和缅甸的掸族，越南、老挝的泰族、泰国的泐人就有着共同的族源和相似的文化。
一方面，这些民族跨境而居，具有不同的国家主权意识，另一方面，他们与境外同一民族间形成了共源文化和文化认同。
具体表现在他们拥有相同或类似的族源传说、相似的文化心理特征与价值观、相似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
这些因素使得他们极易形成超越国界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导致他们在遇到问题时较倾向于向境外民族寻求帮助以期得到心灵上的慰藉。
如果此类问题处理不好，极易引起境外民族发生联动反应，给境内外敌对势力与分裂分子以可乘之机，进而借助文化认同渗入到跨境民族地区，不利于边疆的和谐与稳定。
鉴于此，笔者在调查研究后形成以下几点意见和建议： 深度挖掘民族文化的内在经济价值 文化发展的规律证明：任何文化如果不与时俱进，不顺应时代潮流变化而改变，那么其面对的将是逐渐衰亡和最终消失。
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如果缺乏与时俱进的内在动力，其发展就如一潭死水，停滞不前。
因此，普洱市政府要在对各民族文化进行保护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其内在经济价值，用文化来促进经济发展，从而使文化得到持之有效的传承与进步。
以镇沅拉祜族苦聪人的茶文化为例，当地政府要在对其德育价值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多元化茶文化旅游，构建茶文化生态旅游模式，促进茶文化的产业发展，通过农家乐等形式把文化与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用文化吸引眼球，带动经济发展，同时通过经济效应进一步推广苦聪人的茶文化，吸引更多人的关注，从而使苦聪人的茶文化能够得到持续发展。
正确引导民族文化涵化 各民族在发展民族文化过程中应“设界而不关门”，正确进行民族文化涵化。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教授班班多杰在研究青海多民族文化时提出，所谓的“藏文化涵化”、“汉文化涵化”系指某族借取他文化的诸多因素，但并未融入那个出借文化元素的民族，而仍保有本民族的重要特点。
目前，普洱市少数民族中部分民族已不通晓本民族语言文字，民族特征逐渐弱化，而另一部分民族却因多方面条件的限制和民族意识的增强盲目排外，固守现状。
面对改革开放的日益扩大，各民族应加大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力度，不断吸收和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才能使本民族文化发展经久不衰。
高度重视民族文化渗透现象 普洱市民族文化具有明显渗透性，当地政府应高度重视这一特征，深入开展本地区跨境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再研究，掌握其发展规律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的民族工作之中。
首先，当地政府要广泛宣传国家主权理念，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使散杂居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能够得到进一步强化；其次，当地政府应大力开展民族理论知识学习，使各民族全面了解并尊重他民族的民族文化，避免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民族矛盾；最后，当地政府要实施优惠经济政策，加快散杂居民族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只有经济发展了，民族间的差距才会逐渐缩小，才能最大程度的实现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有效地缓解由民族文化摩擦带来的民族矛盾，制止境内外敌对势力妄图渗透、分裂边境民族地区的险恶阴谋，从而维护边境地区的稳定、发展。
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案例
按，作者张竹萍曾任青海省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文章又发表在严谨的学术期刊上，我们可以基本认同下列案件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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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必须实行“ 两少一宽” 政策 作者：张济民，张竹萍，孙明杆 来源：1991年01期 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我省是一个多民族省份。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理条件的限制, 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 宗教影响很深, 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心理特征也不尽相同, 所以, 在少数民族地区执行政策和适用法律上, 要注意少数民族的特殊性, 对不同地区, 不同民族中发生的案件, 要作具体分析。
我省三年多“ 严打” 斗争的实践证明, 对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实行“少捕少杀, 一般从宽”这样一项特殊的刑事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一、我省少数民族中犯罪的几个特殊性 （一）强奸罪。
强奸妇女是一种侵害妇女人身权益的犯罪行为, 历来属于打击重点， 但在藏、蒙、土3个少数民族中, 由于长期历史形成的习俗的影响, 婚前性行为比较随便。
除了通奸的行为较多外, 违背或基本违背妇女意志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也时有发生。
对此, 如果按强奸罪依法从重判处, 往往得不到社会的同情, 而且被害妇女还要受到一些人的歧视或嘲讽, 不仅不好嫁人, 有的甚至被迫流落他乡。
如贵南县牧民肖布加（藏族）强奸案, 被告肖布加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当地群众反映说“ 按民族习惯, 肖不应捕判。
” 被害人之父反而到被告家赔礼道歉。
又如互助土族自治县有4名土族罪犯**1名土族妇女, 致使该妇女回家后卧病6天, 身心受到摧残。
如此严重的强奸犯罪, 科以重刑是罪有应得, 但主犯被判处死刑, 其余3犯被分别判处死缓和15年有期徒刑后, 在土族群众中却引起强烈反映。
不少人认为“不应该”, 责骂被害妇女是“不知羞的东西, 把人家害下了”。
致使这个被害妇女害怕报复, 整日不敢出门。
再如1983年“严打”期间, 玉树藏族自怡州3名藏族罪犯将一名藏族妇女用汽车挟持到野外**, 被害人告发后, 法院依法判处3犯有期徒刑9年、8年、7年。
已属从轻处罚, 但当地不少群众仍骂被害妇女是“害人精”, 致使这个妇女长期嫁不了人。
（二）奸淫幼女罪。
解放前, 青海的藏、土族中普遍存在着“做女人礼”、“戴天头”、“拜经旗杆”, 蒙古族中存在着“拜栓马桩”等一些落后的习俗。
一般是女孩子长到13、15、17岁时, 由父母或亲友举行一种仪式。
如藏族于农藏历腊月三十晚上, 由父母将女儿头七的发辫改变为成年女子的式样并举行隆重仪式, 表示祝贺, 这就是“戴天头”。
仪式举行之后, 即表明该女子已成为成年女子。
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一些地区, 女孩子有了非婚生子女, 父母很高兴, 求亲的人家也愿意登门求亲。
藏、蒙古族妇女中有些人直到老年都没有正式结婚, 但却子女满堂。
解放后这种落后习俗虽已基本改变, 并逐渐趋于消失, 但其影响仍然很深。
所以在这些少数民族群众中，男青年奸淫13、4岁未成年女孩，许多人就不认为是犯罪, 甚至也不会受到舆论的谴责。
只有中、老年人强奸少女才被认为是不合情理的事, 但一般也不诉至司法机关。
对这类奸淫不满14周岁幼女的案件，若以奸淫幼女罪论处, 群众和受害者父母多为不满, 社会效果也不好。
如海西州格尔木市乌图美仁乡牧民额尔德尼（蒙古族）等9人，自1981年5月至1983年9月，先后多次奸淫一个年仅12岁的幼女。
案发后, 被害者及其亲属均不告发。
同德县牧民拉白（藏族）于1981年9月29日遇见一时年13岁半在草滩上找牛的女孩, 即乘机将少女强奸。
被告拉白被判拘役6个月, 量刑显属畸轻, 且刑法第139条无判拘役的规定, 经检察院抗诉, 法院改判3年。
许多群众则说“把拉白捕判, 将这个人冤枉了, 如果抓个丫头耍一耍, 就要判刑，在草滩上这样的人太多了。
” （三）流氓罪。
在藏、蒙、土族中, 一男与多女、一女与多男发生两性关系的不为鲜见。
土族男女除结发夫妻外, 一般还找“奈阔日（即情人）”, 并以“奈阔日”多为荣。
这种情形不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教育, 是难以改变的。
若按1984年、《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间题的解答》中的规定, 认定为流氓罪, 并绳之以法, 在上述民族聚居地区就不会产生好的社会效果。
（四）重婚罪。
刑法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 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与之结婚的, 均构成重婚罪。
应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但此规定在我省少数民族地区难以严格执行。
解放前,在藏、土、回族中, 婚姻虽以一夫一妻制为主, 但重婚纳妾, 或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情况也有一定的数量。
解放后, 这种现象虽有所减少, 但或明或暗, 公开半公开的重婚案件时有发生。
在少数民族的婚姻间题上, 受宗教影响很大, 教规就是他们婚姻家庭生活的准则。
伊斯兰教的经文就规定“你们可以择娶你们爱悦的女人, 各娶二妻、三妻、四妻。
”所以在回族、撒拉族中, 至今有一些人仍然纳妾。
1985年西宁市城东区就发现回民中娶“二奶奶”的有30余人。
大通县的一个村, 只有20多户。
其中就有5户的户主纳妾。
近几年来, 重婚现象还有增加趋势。
据对四个法院审理重婚案件的统计,1981年比1980年上升37.5%,1982年比1981年上升47.1%,1983年比1982年上升52%。
在重婚案件中, 回族群众的重婚案件尤为突出。
1983年下半年至1986年9月, 我省各级检察机关共受理重婚案件36起, 其中回族群众的重婚案件就18起, 占50%。
重婚者多系阿訇、专业户、包工头中生活富裕的人。
有因喜新厌旧或追求享乐而重婚的, 也有为传宗接代而重婚的。
重婚的原因比较复杂, 特别是涉及到政策和法律的界限间题, 给我们查处案件带来一定的困难, 如海东地区平安县小峡乡王家庄村马成虎（回族）与原妻结婚多年,生有3个孩子。
1985年5月马在西宁搞副业时, 结识1女青年宋桂兰, 双方勾搭成奸，在西宁租赁了1间房屋, 同居生活。
同年11月, 马将该女带回家中, 由其父念了“尼卡咳”经（回族结婚的一种宗教仪式）,不领结婚证, 即正式结为夫妻, 并与前妻同居一室至今, 宋已生1女孩。
此案按刑法180条规定,无疑对马应追究刑事责任, 但马一旦服刑,两个妇女及双方的孩子生活无依靠, 而且宋与马成婚, 事先未征得宋的父母亲的同意，现在朱的父母兄弟均不认她, 更不接其回娘家居住。
类似情况在回族聚居的地区不少, 特别是厉史遗留的重婚, 有的时间长达20多年, 目前尚无法彻底解决。
纯牧业地区的藏族中, 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兄弟共妻、姐妹共夫的情况也时有出现。
（五）杀人与伤害罪。
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 藏族有携枪带刀的习惯, 成年男子酷爱好马好枪,不论其外出放牧或做其他的事情, 身边一般是离不开刀枪的。
若遇到与人争执, 或发生纠纷等,往往拔刀持枪相斗,致伤致残致死案件时有发生。
对这类案件, 司法机关做了处理后, 在藏、土等民族中还习惯沿袭旧制,用赔“命价”、赔“血价”的办法私下处理。
赔“ 命价”或赔“血价”一般都以牛、羊、马或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折算, 少则数千元, 多则万余元。
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岗龙乡牧民俄吾因故意杀人被判有期徒刑9年, 但“ 命价”仍赔了7，000余元。
这种沿袭旧制索要“命价”的做法, 在某些地区还很盛行。
只要被告人赔了“命价”, 被害人亲属以及许多群众就要求政府不要捕办。
1982年9月, 贵德县牧民才夫旦（藏族）, 因奸情杀死一16岁女孩, 被告人家长先后送给被害人家马、牛、羊及现金价值5,000余元。
被害人亲属和群众20余人就分别写信要求释放被告才夫旦。
甚至出现封建千户后裔和寺院活佛公开出面进行调解的情况。
1981年,海南州贵南县牧民巷先加故意伤害一案, 被害人被打伤80多天后死亡。
案发后, 原千户之子和寺院活佛出面调解，一是被告人全家搬离原公社住地，二是给被害人赔偿“命价”马1匹、牛8头、羊15只、人民币500元,三是拿出2,500元买经卷送寺院。
他们调解后,认为政法机关不必再捕判。
被告被捕后, 他们即带领群众多人到政法机关,要求不要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在我省少数民族地区, 为争草原、山林等经常发生群众性的纠纷, 而且往往酿成大规模的械斗,伤亡惨重。
这种纠纷，有与毗邻省之间的, 也有省内各州县之间的, 牵涉面广, 涉及人多, 原因也很复杂。
近几年, 随着牲畜折价归户等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落实,草原、山林等纠纷有增多的趋势。
如我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与甘肃省的草原纠纷,1952年已调处解决, 但从1979年到1980年, 又发生械斗流血事件8起, 双方死亡20余人, 伤残100余人, 对因这类纠纷而造成的致人伤亡案件, 牧民群众仍习惯采用赔“命价”、赔“血价”的办法处理。
二、正确对待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问题 如何对待和处理与少数民族习俗有关的一些刑事犯罪案件呢
中央关于“对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 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的政策,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严打”以来, 我们注意贯彻了这项政策。
对民族地区处理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一般都比较慎重, 可不捕的不捕, 可从宽的从宽。
特别对判处死刑的案件更是慎之又慎, 可不杀的坚决不杀。
这对民族地区的稳定, 增强各民族间的团结, 推进民族地区两个文明建设, 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三年多“严打”斗争的实践, 使我们深深体会到要正确贯彻“两少一宽”政策, 必须认真解决好以下三个间题 （一）实行“ 两少一宽”政策是否与执行国家统一的法律相矛盾.应该明确, 我国现行法律是由国家统一制定、统一实施的, 对全国任何地区、任何部门和任何人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也明确规定“必须维护国家的统一, 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遵守和执行。
”这都体现了我国法制的统一性和原则性。
但是,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各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与汉族地区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 各民族形成了自己特殊环境和特殊条件, 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特殊利益和要求。
因此, 从国家利益和民族自治地方特殊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出发, 我国的宪法和法律对民族自治地区作了特殊规定。
11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6条第2款规定“根据本地方的情况, 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 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加速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我国刑法第80条也规定, 各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 可以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 依照刑法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补充规定, 报请批准施行。
这又体现了特殊性和灵活性。
所以, 我们必须既坚持法律的统一性, 又要考虑少数民族的特殊性。
就法律的统一性来说, 不论什么地区或哪个民族, 都要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 依法办案,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其特殊性来说,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 以及历史上形成的诸因素, 对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案件, 则要区别情况,不同对待。
特别在处理一些同民族的习俗、宗教问题和经济利益相牵连的案件时, 尤其要慎重对待, 不能简单从事。
这是稳定民族地区大局的需要, 是坚持民族团结政策的需要。
可见, 对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实行“两少一宽”政策, 正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化, 是统一性和特殊性相结合, 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具体运用。
如果在少数民族地区执法, 只讲统一性而忽视特殊性, 就不能全面地、切实地执行好国家法律。
(二)实行“两少一宽”政策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否矛盾。
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指我国全体公民,不论其民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文化程度、宗教信仰、财产状况等如何, 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而“两少一宽”政策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发展不平衡, 和汉族地区相比较, 存在着很大差异的实际情况所采取的一项特殊政策, 是对依法“从重从快”政策的补充, 也是对少数民族地区一贯采取特殊政策的延续。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 一般经济不发达, 生产方式落后, 生活条件差, 文化教育水平低, 人们的认识水平、道德观念、法制观念同汉族相比较弱, 受封建迷信, 宗教观念以及不良的风俗习惯的影响较深, 因而犯罪不知罪的情况经常发生。
如果我们不考虑少数民族地区这些事实上存在的差异和特殊性, 强制推行汉族地区的一整套法律, 必然会造成政治局面 的混乱,激化民族间的矛盾,从而造成新的政治上的不平等。
如果不加区别地讲“平等”,实际反而成了不平等。
同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它适用于各个不同的法律, 当然也适用于各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机关制定公布的各项变通法规。
所以在民族地区的公民中, 执行自治地方的法律与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是一致的。
（三）如何全面正确理解“两少一宽”政策。
从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 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出发, 作为党的一项重要政策。
是应在较长时期内贯彻执行的, 决不是权宜之计。
而要有效地贯彻这项政策, 就必须全面地理解, 准确地掌握这项政策的基本精神。
我们理解,对中央提出的“两少一宽”政策, 应明确一个出发点, 一个基本原则, 一个前提。
所谓出发点,就是从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 从少数民族的安定出发。
所谓基本原则, 即在民族地区,既要坚持国家法律的统一性, 又要兼顾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对不同的地区、不同民族中发生的案件, 要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执行中可以实行“执行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相结合,有限制地保留传统习俗”的原则。
所谓一个前提就是“依法”。
即依照法定的逮捕、起诉条件和量刑幅度来决定从宽, 不能离开法定的条件、幅度任意决定从宽。
在具体实行这一政策上, 我们认为应从一个核心,两个基本内容,三个环节来体现。
“两少一宽”政策的核心是体现从实际出发, 在“处理上一般要宽”。
“从宽”,包括从轻、减轻、不追究刑事责任和不以犯罪论处等情况,按照犯罪构成要件,按照犯罪的事实、情节等酌情从宽。
从宽的两个基本内容一是“一般要宽”, 不是一律从宽。
就是在一般情况下,对少数民族中绝大多数犯罪分子要从宽处理,而对其中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就不能从宽对于罪该处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 就要坚决杀掉。
二是“ 一般要宽”, 不是绝对从宽。
就是要把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与汉族中的犯罪分子所犯相似的罪行及其认罪态度,在处理上相比较而从宽。
不是不问罪恶大小,危害程度大小, 不加分析地绝对比汉族中的犯罪分子从宽。
三个环节是作为检察机关在刑事检察工作中执行“两少一宽”政策,主要是通过侦查监督来体现“少捕”，通过审判监督来体现“少杀”，通过决定免诉、起诉、不起诉来体现“处理上一般要宽”。
这三个环节,要贯穿于刑事检察工作的全过程。
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执行好这一政策。
在办案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单靠消极地“特殊处理”,还应从根本上着眼于加强对少数民族群众的法制教育。
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法制宣传,使少数民族群众懂得用国家法律约束自己的行为。
并依靠少数民族中的先进分子, 通过他们引导群众,改革那些陈规陋习,大力推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逐步缩小同汉族地区的差别, 逐步缩小在执行法律上的差别。
三、关于执行“ 两少一宽” 政策的具体意见 （一）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各类犯罪,一般不宜搞战役式的集中打击,特别是边远辽阔的畜牲业地区,尽可能少捕、少杀, 即使有些边远地区治安问题突出, 也要本着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的原则, 尽量缩小打击面。
（二）执行这一政策中，首先结合民族地区特点确定从宽处理案件的范围。
从青海民族地区的特点看,从宽处理的案件的范围主要有六种：奸案件,流氓案件,重婚案件,伤害案件,杀人案件,以及因历史积怨、群众性纠纷引起的案件。
通过几年来的实践,对这些案件从宽处理,使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比汉族中的犯罪分子在批捕、起诉的总体比例上做到了相对减少。
仅从果洛州达日县检察院办案的情况看,自1979年至1987年上半年，共批捕刑事案犯57人, 其中汉族12人, 占汉族总人口的0.8%, 批捕少数民族中的案犯45人, 仅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0.2%。
其中1983年“严打”时批捕汉族中的犯罪分子3人, 占当年汉族人口的万分之三十, 批捕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13人, 占当年少数民族人口的万分之七。
（三）对处理少数民族中儿种犯罪的意见。
对强奸、流氓案件一般应采取不告不理的原则。
鉴于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的存在,性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要小的情况,在犯罪构成的具体内容上也有所不同,因此,司法机关对发生在民族内部的流氓（只含侮辱妇女）、强奸案件一般采取不告不理的原则。
告发的案件中,对确已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刑事责任,但量刑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一般不判重刑。
对未成年强奸犯,能不捕的就不捕,能不起诉的就不起诉或免诉。
被告人索南加,藏族,时年15岁,1984年8月, 在回家途中遇见一骑毛驴过路的14岁少女,遂将其强行拉到洋芋地里企图强奸,因被害人极力反抗而未遂,并于次日告发。
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检察院对被告人索南加作出了批准逮捕决定。
捕后,被害人的父母遭到了许多群众的谴责,压力很大,多次要求撤诉。
果洛州检察院根据“两少一宽”政策精神, 认为该案与藏族的旧习俗有关,被告人又具备《刑法》规定的未遂犯和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人犯罪的条件,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可以不捕,撤销了县检察院批捕决定,责令其家长严加管教,社会效果很好。
对强奸其他民族妇女、奸淫本民族不满14岁幼女的,一般均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奸淫幼女手段残忍恶劣,致使被害人性器官严重损伤,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者, 不论被害人或其亲属是否告发, 被发现的均应按“情节特别严重”定罪处罚。
如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牧民才合杰,藏族,时年19岁，于1984年3月25日酒后将一9岁幼女奸污后,怕罪行败露,杀人灭口，用石头砸该女头部致死。
法院判处被告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若未造成严重后果,其亲属又不愿告发者,也可以按特殊情况作其他处理。
强奸其他民族妇女, 或少数民族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犯此类罪行者, 则应依法惩处。
对本民族妇女实施流氓行为,触犯法律的,一般按照《刑法》第32条处理,或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
但对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携带凶器进行流氓犯罪活动,情节严重的,仍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其他民族妇女进行流氓活动构成犯罪的，或国家工作人员犯流氓罪的, 均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对重婚案件, 应视其具体情况而定,不宜一律治罪。
要大力宣传《婚姻法》第3条第2款“禁止通婚”的规定,禁止用宗教仪式代替法定的结婚登记。
信奉伊斯兰教的男女结婚,自愿举行宗教仪式的,只能在领取结婚证后进行。
以举行宗教仪式代替法定的结婚登记,应明令宣布是违法的。
藏族地区,目前还有一些兄弟共妻、姐妹共夫、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家庭形式。
其原因, 主要是受旧习俗影响,认为这样可使家庭财产不再分割,所以长期以夫妻关系相处。
这虽然违反婚姻法,但不宜以重婚罪论处。
如果是现在新组成的家庭,则应由法院或委托乡政府宣告重婚无效, 解除一方的婚姻关系。
对实施《婚姻法》并对《婚姻法》作了补充规定后犯重婚罪的,应由法院或委托乡政府宣告重婚无效,对那些道德品质败坏,喜新厌旧,借宗教习惯玩弄妇女破坏他人家庭,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应按照《刑法》第180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包办强迫婚姻,不堪家庭成员虐待或因自然灾害而流落他乡等情况下重婚的,可以从轻、减轻、免除处罚,也可不以犯罪论处。
妥善处理杀人案件、伤害案件中的赔“命价”问题。
惩“命价”,这种旧社会沿袭下来的做法在解放初期曾一度存在,民主改以后已废止,但近几年来又在群众中自发地恢复起来，当前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在藏族中因杀人、伤害所结成的怨仇,司法机关即使惩治了犯罪分子,双方的怨仇并未消除,被害方总寄托于赔“命价”后才能解怒,否则将有可能酿成新的杀人、伤害案件。
许多群众和基层干部认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旧制，予以保留,能避免杀人、伤害案件的再次发生,对稳定社会治安还能起一定的作用。
因此,在当前,赔“命价”还一时难以在实际上废除。
目前有的地区提出按照“两少一宽”政策的精神,在依法处理命案的同时,由法院或政府部门牵头，同统战人士、宗教上层人士、当地基层干部,共同组成调节小组,予以调处。
对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失, 以当地中等生活水平户的一半财产的价值为最高限额,较妥。
采取相似于赔“命价”的形式进行赔偿,许多群众认为这种做法对。
（4）、草原、山林、水利、土地等纠纷引起的群众性械斗成的杀人、伤害案件,要采取冷处理的方法。
一般由政府或统战部门出面,邀请当地有关领导及上层代表人士协商,联合调在处理。
先做思想工作,坚持少数,教育多数的原则,重点对为首分子、幕后策划者和直按致人重伤或死亡手依法惩处,对其他参与人员分别情况,作出不同处理。
（5）社会危害性大的案件, 应本着“一般从宽”不是“一律从宽”的原则,该惩处的必须依法惩处，护广大牧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近几年来,牧业区盗畜案件十分突出。
如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在年“严打”中,共办理盗窃案件42起52人，占全部刑事案件的56.9%。
在52名被告中,藏族48人,又以牧民居多。
44人占被告数的84.6%。
盗窃的财物90%以上为各类牲畜。
折价额最高为9350元，约合180多只羊, 平均每案折价款为3987元。
这个州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风雪灾害频繁,牧业经济发展不稳定,盗窃牲畜的犯罪活动严重地破坏着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群众对盗窃分子十分愤恨。
对这种危害性较大的案件,司法机关不能一律从宽,而应依法惩处。
否则,不仅不能有效地惩治罪犯，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而且会引起广大牧民群众的反感。
当然,对这类案犯的处理,也可以参照过去习惯上罚款的办法,制定处理盗畜犯的变通规定,除判处刑罚外,可以分别并科处“罚金”、“没收财产”或“赔偿损失”等,这样的社会效果会更好一些，更适应当地群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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