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体系化的意义在何?谈谈你对我国制定<<民法典>>的认识和看法.
所谓民法典的体系，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规则体系，也 可以说是将民法的各项规则有机地组合在民法典中的逻辑体系。
在民法典编纂工程已然 启动的情况下，学者与立法者所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应当如何建构与确立民法典的体系 。
本文拟对此谈几点看法。
一、构建民法典体系的必要性 探究研究民法典的体系，其根本的目的在于获致一个关于民法典的完备的体系，从而 在该体系的支撑下建立起一部具有高度的逻辑性与体系性的民法典。
可以说，民法典体 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体系化与系统化是民法典的内在要求。
近代意义上的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 法，是追求体系化与严密逻辑性的法典。
民法典就是以体系性以及由之所决定的逻辑性 为重要特征的，体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体系性与逻辑性的“民法典”只能称为“民 事法律的汇编”，而不能称之为民法典。
民法典必须满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这种形 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其体系的完整性之上。
并且，民法典的制定乃基于法典 化的理念，即将涉及民众生活的私法关系，在一定原则之下作通盘完整的规范，(注： 王泽鉴：《民法总则》，2001年版，第22页。
)而首先确立居于民 法典的支柱与骨架地位的民法典的体系可以发挥预先规划、提纲挈领的作用，使民法典 层次分明、构造严谨。
因此，民法典体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 此，探求民法典的体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
第二，体系化有助于在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制度中充分贯彻民法的基本价值观念，如平 等、诚实信用、私法自治、维护交易安全等，同时有助于消除防止整个法典价值观念彼 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单行的法律固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一领域贯彻一种或多种民 法价值观念，但是无法在全部民事法律领域中实现诸多民法基本价值观念的和谐融洽。
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先生所言，民法典的制定乃基于法典化的理念，即将涉及 民众生活的私法关系，在一定原则之下作通盘完整的规范，(注：王泽鉴：《民法总则 》，2001年版，第22页。
)例如，现代民法不同于古代民法的一个 主要方面在于，现代民法不仅注重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对交易安全的维护 。
当对交易安全的维护与对所有权的保护发生冲突之时，现代民法优先保护的是交易安 全。
此种优先保护交易安全的理念又分别体现在民法典的各个编章之中。
例如，总则中 的表见代理制度，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法中的无权处分制度等，都体现了优 先保护交易安全的价值选择。
因此，只有通过对民事法律规范的法典化才能够使民法中 的各种价值贯彻如一，并协调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第三，体系化有助于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一 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
由于我国许多单行民事法律 法规都是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制定的，有些法律也是为了适应改革的不同阶段对法律调整 的需求或者是为了适应特定的目的或环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由于在立法之初对嗣后所 进行的一系列立法活动缺乏通盘的考虑，也由于没有考虑到民法自身的体系化，这就使 得各个法律法规之间经常存在着冲突与矛盾的现象。
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通过确立 民法典的体系，能够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有 机的整体，从而实现我国民事法律的统一，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
在民 法典的体系建立之后，就可以形成民事普通法与特别法的逻辑结构，在民事普通法中形 成总则与分则相区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内在结构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与各个单行的民 事立法尤其商事特别法之间的和谐体系。
这个体系构建之后，就可以形成一套严格的法 律适用规则，可以有效的为行为人提供相应的行为规范体系，为法官提供完整、和谐、 清晰的裁判规则体系。
第四，依照科学的、完备的体系所构建的民法典有助于民法规范的遵守与适用。
一方 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适用民法提供极大的便利，民法典之所 以不同于判例法，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适用的方便性。
另一方面，体系化也将促使法律 工作者在适用民法之时形成体系化的思维观念，体系化要求我们去掌握体系化的民事法 律规范，例如关于债的请求权的确立之时，应当考虑债的请求权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才 能使我们用一种体系的观念来适用法律。
例如在分析具体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种请求权 时，应当首先判断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有合同关系，然后才能考虑是否存在无因管理请 求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最后才判断是否存在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因此体系化可以促 使法律工作者用体系化的观念分析解决个案，从全方位的角度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纠纷。
(注：Dieter Medicus:Burgerliches Recht,Carl Heymanns Verlag,1999,p5—9.) 第五，体系化有助于通过保证民事法律规范的稳定性，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生活关系的 稳定性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
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茂荣教授所言，法的 体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综览性”，从而提高其适用上之“实用性”，而且可以提高 裁判上之“可预见性”，从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构成的体系“圆满无缺 ”，则光凭逻辑的运作便能圆满解答每个法律问题。
(注：黄茂荣： ，2001年版，第471页。
)民法典的体系化就是要将市民社会 生活中最基本的规则抽象出来，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通过此种体系的安排使其成为稳 定的规则，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不因国家的某项政策而随意发生改变。
关于民法典体系的构建，不能完全照搬德国的五编制模式，而应该在此基础上有所创 新，有所发展。
一百多年来，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生活高度复杂化、多样 化，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作为经济生活的基本法，民法的体系与内容理应与时俱进。
世 易时移，变法宜矣。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我们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构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反映时 代需要、面向21世纪的民法典，这样才能使民法典的制定发挥出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 用，并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构建民法典体系必须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 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是我国民法典体系构建中的一大难题。
2002年12月22日 我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提交审议，这部草案在总则之外规定了八编，即 ：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收养、继承、侵权责任、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
对 此种体例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哪一些民事单行法应当被纳入民法典，哪一些不应 当被纳入民法典。
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收养法不应当纳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学者认为 ，各种知识产权法如著作权、专利法等应当纳入到民法典中。
还有的人认为，信托法、 劳动法等也应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并独立成编。
各种观点都是不无道理的。
应当看到，民法典的体系并非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要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 变动，如果将来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确实需要将某些重要的民事单行法纳入到民法典的 体系当中，那么届时对民法典体系作出突破也是极为必要的。
但是，民法典不是无所不 包的、庞杂的法律汇编，编纂民法典绝非意味着将任何属于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应当 尽可能的纳入到民法典中。
民法典不是无所不包的。
所以建立民法典体系必须处理好民 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相互关系。
我认为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应当从以下方面加以 考虑： 第一，民法典是对各种民事活动的基本的、普遍适用的规则所作的规定，民法典规定 的是市民社会生活中基本规则，它在整个国家民事立法体系中属于最普通、最基础的民 事立法，然而，社会生活是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的，为此需要大量的单行法律以调整各 种民事关系。
但这些单行民事法律并不都需要纳入民法典。
只有那些社会生活中普遍适 用的、最基本的规则才应当由民法典加以规定，而对那些技术性很强的、仅仅适用个别 的、局部性的民事关系的规则不应当民法典规定，而应当由单行法来解决，例如物权法 主要解决的是物权中人们对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关系，这是市场经济普 遍适用的规则，而信托法仅仅调整的是信托关系，它不是普遍的关系，而是在特殊情形 下产生的，它是物权法的特别规则。
因此物权法应纳入民法典，信托法则应当作为民法 典之外的单行法。
第二，民法典所确立的制度、规则应当保持较强的稳定性。
民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 文法必须保持最大程度的稳定性，不能频繁地修改或者废除，这种稳定性正是民法典具 有实现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功能的基础。
民法典中有些 甚至是千百年来人类市场活动所共同遵循的规则的总结。
至于那些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常 常会发生改变的法律规则应当由民事特别法加以规定。
例如，民法典中的物权、债权的 许多规则是交易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而有关知识产权的具体规则 则常常不断变化发展，如果将各种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动的技术性很强的 知识产权规则都纳入民法典，无疑会妨碍民法典内容的稳定性。
第三，民法典主要调整那些私法领域内的基本民事法律规则，至于处于公法与私法交 叉地带的法律规则，例如劳动法、保险法、社会保障法等，由于其本身并非单纯的民事 法律规则，而体现了较强的国家公权力干预的性质，所以应当制定单行立法。
例如，德 国的学者就将劳动法称为“特别私法”，其原因就在于，劳动法并非完全的纯粹的私法 ，劳动合同的订立也并非基于完全的合同自由，国家常常要做出许多的干预。
第四，民法典主要规定的是实体的交易规则以及对与实体交易规则联系极为密切的程 序问题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如规则可以在物权法中作出一些原则性规定，但 是那些非常琐碎的具体的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的程序性的规定，应当由单行法加以规定。
例如，知识产权法涉及到有关专利、商标登记的具体程序规则就不应当在民法典中作出 规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收养法由于涉及到大量的具体的程序性规则，其中更 多的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对收养条件等作出的严格性限定，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收养法不 应被纳入民法典，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处理民法典与单行法的关系之时，争议最大的就是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如何安排的问 题。
毫无疑问，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的一种类型，知识产权法也应当属于民法的范畴 。
我国已经制定和颁布了、、，这些法律是否都应 当都纳入民法典?对此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
我认为，将各个单行的知识产权法律都 收入民法典是不可取的。
主要理由在于：第一，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是一个内容非常庞杂 的规范体系，知识产权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规范体系，既涉及到程序法也涉及实体 法，既涉及公法也涉及私法，既涉及国际法也涉及国内法，显然，将其放到民法典是困 难的。
与其如此，还不如制定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集中规定知识产权的相关内容。
第二 ，知识产权本身是一个开放式的法律体系。
知识产权本身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自新技术 革命于20世纪中叶兴起，知识产权法中出现了一种边缘保护法，即采用专利权和著作权 的若干规则，创设出一种工业版权制度，如集成电路部图设计，即属于此种情况。
再如 ，著作权邻接权的范围正在随着传播技术的提高逐渐扩大，如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都 纳入到知识产权的范畴。
所以，一旦在法典中将知识产权的类型固定化，不一定适应知 识产权的发展需要。
第三，将知识产权单行法收入民法典，会妨害民法典的体系的和谐 。
民法典是基本法，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这决定了其规则应当具有普 遍适用和相对抽象的特点。
而知识产权法的技术性规定较多，且变化性较大，若将此一 频频变动的法律置于相对稳定、系统化的民法典中，无疑会极大地损害民法典的稳定性 。
我认为，知识产权不应当作为独立的一编在民法典中作出规定。
民法典对此作出规定 可以考虑采纳第二种或第三种模式，即仅规定知识产权的共同规则，或仅在民事权利的 客体中确认知识产权，这样有两个作用：一是宣示知识产权为民事权利，二是共性的规 则在特别法中不好规定，可以放在民法典中规定。
三、应当以法律关系的要素作为构建民法典体系的基本思路 尽管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德国的模式，但我认为应当借鉴德国模式，采取法律关系的要 素来构建我国民法典体系。
潘德克顿学派的一个伟大的贡献在于，以法律关系的要素作 为构建民法典总则体系的骨架，“德意志编别法创设总则编之一举，意义甚为重大，当 时德国法律学者皆认为：对各种法律关系共同事项，另有谋设一般的共同规定之必要。
”(注：陈棋炎：，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3页。
)也就 是说，潘德克顿学派将整个法律关系的理论运用到法典里面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民法 典的体系结构。
具体来说，在总则中确立主体、行为、客体制度，然后在分则中确立法 律关系的内容，该内容主要是民事权利，具体包括债权、物权、亲属、继承权利，当总 则中确立主体、行为、客体与分则中的权利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关系，例 如总则中的主体、行为、客体与物权制度结合在一起，就构成完整的物权法律关系。
由 于法律关系的各种要素都已具备从而形成完整的法律关系，这种构架模式体现了潘德克 顿体系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如果我们要采纳潘德克顿制定民法典体系的基本思路，那么总则按照法律关系的要素 来构建，至少需要规定以下内容：第一，主体制度。
主体是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的自然人或法人，民事主体制度是独立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等说必备的民事权利能 力与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规定，是商品关系的当事人在法律上的反映。
民事主体主要包 括自然人、法人和合伙等。
第二，客体，客体是民事权利和义务指向的对象。
根据概念 法学的体系思想，应将作为法律规定的客体的构成要件分离出若干要素，并将这些要素 一般化，形成类别概念，并借着不同层次的类型化，形成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并因此 构成体系。
(注：拉伦茨：，第356页。
)总则中规定客体制度的主要理 由是：我国民法总论已经在总则中抽象出来了法律行为的概念，对于法律行为的构成要 素的客体是应该也可以抽象出来的。
建立抽象的客体概念，可以涵盖未来发展出来的客 体。
因为客体本身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形 财产权利在迅速扩张，近来有学者认为，像养老金、就业机会、营业执照、补贴、政治 特许权利等都属于财产权范畴。
(注：Lawrence M.Friedman,The Law of The Living,The Law of The Dead:Property,Succession,and Society,1996 Wis.L.Rev.340.)因此 ，权利客体一词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这就需要使客体概念的包容性更强。
第三，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又称法律行为，它是指民事主体旨在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 义务，以意思表示为内容的行为。
作为民法总则中的一般规定，民事法律制度及其相关 理论在现代民法学说中居于重要地位；尽管在我国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也不承认婚姻 为契约行为，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仍然是十分广泛的。
这一制度作为观念的抽象，不仅 统辖了合同法、遗嘱法和收养法等具体的设权行为规则，形成了民法中不同于法定主义 体系的独特法律调整制度，它不仅可以对现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行为进行调整，而且能 够涵盖许多新的交易形式，并对其进行规范；而且又以完备系统的理论形态概括了民法 中一系列精致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学说中令人瞩目的独立领域。
(注：参见董安生：《 民事法律行为》，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四，民事责任。
民事责任 是不履行民事义务的结果，也是对不履行义务行为的一种制裁。
关于总则中是否应当规 定民事责任制度的问题，曾经在学界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有学者建议，我国《民法通则 》单设民事责任制度，因此总则中应当规定民事责任制度。
我认为，总则不可能对民事 责任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全面的规定，因为无论是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都不属于 总则的内容，而是分则的内容。
尽管总则中不应当规定“民事责任”的具体规则，但总 则规定民事责任的一般概念和原则是必要的，因为一方面，总则中规定一般民事责任的 概念确定了民事责任的特殊性，因为民事责任的概念只有在总则中规定才合适的，在总 则外的其他任何部分都不宜对此作出规定。
另一方面，总则在规定了法律关系的主体客 体以及简单列举了各种民事权利之后，再规定民事责任，也是顺理成章的。
由于侵权行 为将独立成编，因此总则中应当有相应的制度与分则中的制度相适应。
另外，侵权责任 和违约责任存在着一些共性，例如关于归责原则、免责条件、刑事附带民事、民事责任 与刑事责任的关系、责任形式等。
这些应当在总则中设置一般规定。
人格权、亲属权、继承权、物权、债权，是现代社会所普遍认可的一些基本的民事权 利，是民事主体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交往所必备的权利，而且其内涵都已经比较 成熟，因此，有必要通过民法典而非一些单行法来确认。
分则的权利体系应当以已经发 展成熟、并且已经为社会生活广泛接受或迫切需要的权利为基础来构建，当然也应当为 未来新的权利成长提供足够的法律空间。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民事权利如何进行排列，从而合乎民法典体系的逻辑性。
我认 为，确立这一体系，应当着眼于以下思路：首先应当强调人格权应当优先于财产权的基 本理念，因此，人格权应当置于民事权利之首。
人格尊严、人身价值和人格完整，应该 置于比财产权更重要的位置，它们是最高的法益。
因为一方面，现代民法要充分体现人 本主义得精神，强调对个人的终极关怀，因此应当将就个人利益而言更为重要的人身利 益置于财产利益之前，优先保护。
另一方面，财产权与人格权相比较，毕竟不如人格权 那样对个人更为重要。
试想如果生命、健康、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所谓“万贯家财” 又有何用?还应当看到，人格权财产是个人的，但人身安全、人的尊严等涉及社会利益 。
这正如美国侵权法重述第85节认为，“人类生命和肢体的价值不仅属于他个人，而且 属于整个社会。
因此其价值高于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在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 法草案之中，将物权法置于民法典分则中的各编之首，这主要考虑到民法通则第五章“ 民事权利”中的体系，在该章中首先规定了物权的内容，因此立法机关最终将物权放在 分则中的各编之首，我认为这种体例虽然不无根据，但从理论上说仍然值得商榷。
毕竟 物权与人格权相比，人格权更为重要。
其次，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权利优先于一般财产 权。
因此，有关亲属权、继承权也应当优先于物权债权等财产权。
有关婚姻家庭的规定 与人格权同属于人身关系的范畴，两者具有更密切的联系，所以将其置于人格权之后、 财产权之前有一定的道理。
第三，关于物权与债权的关系，民法典草案将物权置于债权 之前是比较科学的，毕竟物权是产生债权的前提，只有在产权明确的情形之下才能发生 交易关系。
第四，关于债权的概念，我国民法典草案未设立独立的债权总则，有关债的 概念和合同之外的几种债的形式(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是在总则中的民事权利一章中规 定的。
我认为，在侵权行为法独立之后，尤其在我国合同法总则已经非常充实和完备的 情况下，没有必要再规定与合同法总则大量重复的债法总则。
但从民法典体系构建考虑 ，物权是与债权相对应的概念，物权法已经独立成编，债权法也应当独立成编，债权制 度的确立，使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缔约过失等债的形式在民法中找到了其应有的位置 ，并且为这些关系确立了适用的规则。
设计债法总则还是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它可以 使民法典的条文更为简约。
现实中的各种债都是具体的，通过归纳其共同事项，将具有 共性的部分规定在债法总则中，可以起到一种立法经济与俭省的作用。
当然，有关债权 的总则应当尽量简化，可以考虑对合同法总则中没有规定的内容作一些补充性的规定。
按照这样一个逻辑顺序，民法典的分则体系应当为人格权、亲属法、继承法、物权、债 权总则、合同法的一般规定。
民法典之理想与现实的世纪博弈 来自: 免费论文网 在民法典分则关于民事权利的各编之后，应当规定一个对各类民事权利加以保护的侵 权责任编，这就需要将侵权法独立成编。
从表面上看，规定独立的侵权责任编似乎与以 法律关系理论构建民法典分则的做法相冲突，因为总则规定了主体、客体与行为，而分 则应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及权利展开，如果增加民事责任制度，似乎分则的体系就形成了 与总则不和谐的现象，即分则以双重标准展开。
我认为，以法律关系理论构建民法典分 则体系的思路并未因增加独立的侵权责任编而受到破坏。
因为：一方面，法律关系的要 素，不仅仅应当包括主体、客体、行为及内容还应当包括责任，因为责任既是对民事权 利侵害的结果，也是违反民事义务的后果，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没有义务的违反也不 会产生责任，因此既然规定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就必然要规定民事责任。
所以在分则体 系中详细列举了各种民事权利之后，再规定完整的侵权责任制度这在逻辑上是更为严谨 、自恰的，可以更为清晰完整的表现一个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发展的过程。
反之，仅规 定权利而无责任，无法确定对权利的救济措施，法律关系的要素并不完备。
另一方面， 由于我们已经在总则中规定了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例如各种民事责任的共性问题已经 在总则作出了规定，因此在分则中规定侵权责任可以与总则遥相呼应，在民法典中构建 一个完整的民事责任体系。
侵权行为是对各种民事权益侵害的结果，所以侵权行为法应 当置于各种权利之后。
在民法典分则中先列举各类民事权利，然后规定对民事权利的保 护措施，即侵权责任制度，这也是符合逻辑顺序的。
四、关于人格权制度的独立成编问题 我认为，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是适应丰富和发展民法典体系的需要，也是符 合民法典体系发展的科学规律的。
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 情况出发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应当重视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民法是 社会经济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民法典更是一国生活方式的总结和体现。
我国要制定一 部反映中国现实生活、面向21世纪的新的民法典，就必须在体系结构上与我们这个时代 的精神相契合，既要继承合理的传统，又要结合现实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当然，创新 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更不能为了标新立异而“创新”，任何创新都必须与客观规律相 符、具有足够的科学理论的支持。
人格权的独立成编不仅具有足够的理论支持和重大的 实践意义，而且从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来看，完全符合民法典体系的发展规律，并对民法 典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人格权独立成编是符合民法典体系结构的内在逻辑的。
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不 存在独立的人格权编，本身是有缺陷的。
因为民法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分则体系完全 是按照民事权利体系构建起来的。
从民法权利体系的角度来看，人格权应该在其中占有 重要的位置。
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权制度，未将人格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甚至对 人格权规定得极为“简略”，这本身反映了传统民法存在着一种“重物轻人”的不合理 现象。
另一方面，由于人格权没有单独成编，不能突出其作为民事基本权利的属性。
在 民法中与财产权相平行的另一大类权利是人身权，其中包括人格权。
人格权作为民事主 体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应当具有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 名誉、隐私等各种权利，乃是人身权的主要组成部分。
人身权与财产权构成民法中的两 类基本权利，规范这两类权利的制度构成民法的两大支柱。
其他一些民事权利，或者包 含在这两类权利之中，或者是这两类权利结合的产物(如知识产权、继承权等)。
如果人 格权不能单独成编，知识产权等含有人格权内容的权利也很难在民法典中确立其应有的 地位。
由于在民法体系中，是以权利性质的不同来作为区分各编的基本标准的，所以人 格权单独成编是法典逻辑性和体系性的要求。
第二，从民法的调整对象来看，人格权理所当然应当独立成编。
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 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一点不仅得到了立法的确认，而且已经成为学界的共 识。
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是两类基本的社会关系，财产关系因民法的调整而表现为各类 财产权，而人身关系作为与人身相联系并以人身为内容的关系主要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 关系，在民法上应当表现为人格权和身份权。
第三，人格权独立成编，并不会造成原有体系的不和谐，相反是原有体系的完整展开 。
如前所述，民法典的分则体系是按照民事权利结构构建的。
将人格权确认为一项独立 的权利，其实还是在按权利体系构建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可以说将其独立既继受了既有 的权利体系，又是对这一体系的适当发展。
民法总则心得体会识300字
民法的属性是保护人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民法总则作为我国民法典开篇之作，其立法过程就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回应人民关切的过程。
通观民法总则全文，我们可以看到，保护人的权利、提升人的尊严、服务人的发展的立法精神与立法宗旨，让民法总则饱含浓厚民生情怀。
“在民法慈母般的眼光中，每个人都是整个世界”。
民法本质上是人法，民法终极价值是对人的关爱。
我国民法总则的民生情怀首先体现在立法实现了对人“从摇篮到坟墓”各个阶段的全面保护。
胎儿是否拥有民事权利，这个问题在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民法总则从加强胎儿权利保护角度出发，规定了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予等胎儿利益保护，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从尊重未成年人的独立意识，鼓励他们适度参与社会生活的角度出发，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从十岁下降到了八岁，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角度出发，规定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满十八岁之日起计算。
同时，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加剧，更好地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利也是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
为此，民法总则突破性地规定了成年人监护制度，即成年人可以在意思能力健全时预先选定监护人。
民法总则的民生情怀还体现在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立法中。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面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课题，也是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和关心的重大民生话题。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理念尤其深入人心，也特别需要立法机关及时将党的这一重要主张上升为法律，体现法工作之中。
民法总则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这是民法总则的一大创新性规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同时，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中也规定了“恢复原状”一项，这一条是对破坏环境者的民事责任要求，破坏环境者必须承担恢复环境原状的责任，这也是民法绿色原则的具体体现。
法无外乎人情。
从监护制度到非营利性法人制度，从个人信息保护到网络数据虚拟财产保护，在即将正式实施的民法总则中，这种充满人情味的法律条款比比皆是，这让民法总则对民事权利保护的高度、深度与广度都进入到了一个新境界，从而使法律能够更好地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需要。
什么叫民商法
民商法包括民法和商法。
民法主要包括物权法、债权法、人身权法、侵权行为法、知识产权法、婚姻家庭法、、继承法等；商法（包括商主体法和商行为法）主要包括公司法、企业法、保险法、票据法、破产法、海商法等。
民法是基本法，商法是特别法。
民法注重交易安全，商法注重效率。
学习合同法心得3000字论文
合同法是民事立法中的一部佳作 「编者按」今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至此，历经六年修改的统一的《合同法》终于诞生了。
《合同法》的颁布，无论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面，还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了更好地学习和贯彻落实《合同法》，本刊邀请了我国著名的法学专家，就《合同法》的立法宗旨、基本原则、重大突破及得失等问题撰文，以飨读者。
今年3月15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是调整市场经济与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重要法律，是我国民事立法的又一个新的里程碑。
《合同法》颁布以来，可以看出人们对《合同法》是充分肯定的，对其不足之处的评价则有分歧。
正确理解与评价《合同法》，既需要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又需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
因为一项立法是否成功，不仅要看其科学性，还要看其可行性。
（一）从执行国家计划的经济形式到市场交易的法律形式 合同本是商品交换的法律形式，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根据国家指令性计划签订合同，合同主要是落实产品供应、工程建设及货物运送等的时间、地点，标的物与价款的交付方式等具体细节，而标的物的数量、工程项目、价格等主要内容，是计划或行政法规规定，而不是由当事人协商决定的。
合同的变更必须依据计划的变更。
一方不履行合同造成他方损失，由主管机关通过行政手段协调解决，不讲违约责任。
在旧的经济体制下，计划就是法律，合同实际上是贯彻执行国家计划的经济形式。
1981年12月13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以下简称《经济合同法》），是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家实行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政策情况下制定的。
当时仍然实行计划经济，《经济合同法》第1 条规定制定本法的目的之一是“保证国家计划的执行”。
该法还专章规定了经济合同的管理。
“经济合同”这个概念是采用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有的概念。
该法的规定说明，合同仍被视为执行国家计划的形式。
与过去不同的是由不讲违约责任的经济形式，转为强调违约责任的法律形式。
这是重要的转变。
1993年9月2日公布的修改后的《经济合同法》，主要是删去了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国家计划的规定，明确了《经济合同法》属于民法的范围。
修改是小修，但它反映了党的方针政策和法学观念上的重大变革与进步。
《合同法》在我国立法上的进步，突出体现在立法指导思想上，由将合同视为贯彻执行国家计划的经济形式，转变为把合同作为市场交易的法律形式。
党的十四大作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决策以来，市场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市场主体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在自愿的基础上交易。
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用计划形式相互联系，相互约束，而是用合同形式相互联系，相互约束。
合同是一种法律形式，而不是经济形式。
正如马克思所说：“通过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关系，而后才获得了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22～423页。
）有效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法律保护合同当事人的权利，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市场交易需要有交易规则，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相互约束的具体规则，合同法则是市场交易的基本规则。
新颁布的《合同法》在指导思想上把合同作为市场交易的法律形式，而不再视合同为执行国家计划的经济形式，主要体现在《合同法》贯彻了自愿原则，而不是计划原则。
《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自愿原则（通说为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本质的体现。
合同关系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在自愿基础上发生的法律关系，当事人一方要约，另一方承诺，即双方达成协议，合同方为成立。
无自愿则合同不能有效成立，因此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新颁布的《合同法》，对当事人是否订立合同，与谁订立合同，合同内容的确定，合同的变更与转让，合同方式的选择，违约责任形式的选择，都给予充分的自由。
《合同法》的许多条款具有任意性，当事人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在起草《合同法》过程中，有一种意见主张合同法应当对行政合同和国家订货合同作具体的规定，立法机关没有采纳。
因为《合同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应贯彻自愿原则，不应与行政关系相混淆。
《合同法》对合同自由作了适当的限制。
例如：当事人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但应当依法订立，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的无效（第4条、第52条）。
造成对方人身伤害、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其免责条款无效（第53条）等。
对合同自由的适当限制，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是现代合同关系的共同规则。
（二）从宜粗不宜细到原则与具体相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立法指导思想上有一种观点是：宜粗不宜细。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是经验不足，条件不成熟。
修改后的《经济合同法》仅47条，加上《技术合同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三个合同法只有145条。
为解决实际问题不得不制定了一系列合同条例、 实施细则。
新颁布的《合同法》共428条， 是原有三个合同法条文总数的三倍，可操作性强。
《合同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原则与具体相结合。
总则有八章，129条。
第一章为一般规定，明确规定了合同关系的基本原则。
分则有15章，298条。
分则规定的合同有15种，技术合同包括技术开发合同、技术转让合同、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实际上有18种有名合同。
关系知识产权、保险、保证等方面的合同，有关法律中已有规定，在《合同法》分则中未再作规定；上述有关法律未作规定的，可适用《合同法》的总则的规定。
由此可见，《合同法》既是作为民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的特别法，又是民事合同关系的基本法。
《合同法》既有总则与分则之分，又有基本原则与具体规定之别。
总则的规定基本涵盖了传统民法典债编通则的内容，体系严谨，颇有特色。
值得重视的是《合同法》第124 条：“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
”从学理上看，这是关于无名合同适用法律的规定。
合同根据法律上有无明文规定，区分为有名合同与无名合同两类。
关于无名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学者早有论述；但是外国民法典或合同法，对无名合同的法律适用均无反映。
我国《合同法》对此作了明文规定，具有开创性。
民事合同关系涉及面广泛，内容纷繁，随着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型的合同逐渐增多，法律上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所有合同关系规定无遗，合同分则只能规定典型性的合同的基本法律问题。
同时，根据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对合同的名称及相互的权利义务可以协商决定，即使与法律规定不一致，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就应认定有效。
当事人订立的不属于法律上规定的合同，即无名合同。
对于有效的无名合同的纠纷的处理，应当依据合同的规定。
合同规定不明确的，则应当类推适用有名合同的规定，即《合同法》第124条所规定的“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
”无名合同的内容多种多样，有的与某种有名合同最类似，则应类推适用该合同的规定。
有的一部分与某种有名合同最相类似，另一部分与另一种有名合同最相类似，则应分别类推适用相关合同的规定。
还有的完全找不到类似规定，则应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或直接适用《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合同法》的总则与分则相结合，又有关于无名合同的法律适用的规定，既克服了原有三个合同法条文过于简略的缺陷，又没有把合同种类规定得过多。
《合同法》不仅能适应现实需要，而且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能与合同关系的新发展相适应。
至于有名合同规定得多一些还是少一些为好，《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种类是否十分恰当，不无商榷余地，但这是细节问题，可在今后实践中总结与改进。
（三）从总结自己经验到与世界接轨 建国之初，我国的立法基本上是借鉴前苏联的立法，60年代开始强调总结自己的经验。
任何国家的立法，都应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
同时，借鉴外国的立法也很重要。
哪些法律应以总结自己的经验为主，哪些法律应以借鉴外国立法为主，应视不同情况而定。
民事立法领域里，在婚姻家庭关系与继承关系方面，由于民族传统习惯的原因，自应以总结自己的经验为主。
在合同关系方面，由于我国自古商品经济不发达，立法滞后，则应借鉴商品经济发达国家的立法为主，并应注意世界立法的趋势。
在这方面我们走过弯路，例如196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试拟稿）》不用“法人”的概念，而用“单位”；不用“合同”的概念，而用“关系”等等。
《合同法》既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又注重借鉴外国立法，特别是考虑国际上合同法融合统一的趋势，尽可能与国际法接轨。
1.运用债权的原理丰富了合同法的内容。
合同是债的主要发生根据，在我国民法典尚未颁布的情况下，为适应现实需要，《合同法》的总则吸收了传统民法典债编的很多内容。
例如，针对我国企业之间久拖不决的“三角债”问题，为保护债权人利益，在第四章合同的履行中增设了债权人的代位权（第73第）和撤销权（第74条）。
在第五章合同的变更与转让中，对债权转让与债务转移作了明确的规定。
在第六章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中，借鉴了债的消灭的规定，较为周全。
2.运用民事法律行为原理，增强了合同效力的规定。
在第三章合同的效力一章，对附条件的合同（第45条）、附期限的合同（第46条）、合同效力的补正（第47～48条）、表见代理（第49条）等，都作了规定，比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前进了一步。
3.借鉴国际上的经验，完善了合同法。
《合同法》制定中，除主要借鉴民法法系国家的立法外，注意吸收普通法系的某些规定，重视国际合同法统一化。
《合同法》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第42～43条）、附随义务（第60条第2款）、后合同义务（第92条）、 同时履行抗辩（第66条）、不安抗辩（第 68～69条）、合同的解释（第125条）以及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后果（第50条）等规定，完善了《合同法》的内容。
关于要约与承诺、缔约过失、不安抗辩等规定，参考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规定，体现了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合同法的融合。
合同的订立一章关于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和电子邮件）到达期限的规定（第16条、第24条、第26条），关于出卖具有知识产权的计算机软件等标的物的权利归属的规定（第137条）、技术合同的规定（第18章），颇具时代气息。
总之，《合同法》是我国民事立法中的一部佳作。
不足之处，有实际工作操作上的原因而存在，也有因学理上的分歧而产生，需要在实践中检验、总结。
为什么民法中强调私权神圣
私权，即民事权利，是人必须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
所谓私权神圣，是指私权应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不受任何人或任何权利的侵犯，非依公正的法律程序，不得被限制或剥夺。
民法中强调私权神圣的优势如下： （一）有利于权利本位文化的建构 所谓权利实际上就是人们为了满足一定的需要，追求一定的利益而采取的一定行为的资格和可能性。
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是西方和中国法律传统中的两个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它主要指法的许多因素是由权利决定的，权利处于起始的位置，是规范的基础。
权利本位是权利本位文化的特质，权利本位说作为一种法的价值取向，它的基本含义是指特定主体在主张权利的同时，既反对义务本位，也反对权力本位。
社会成员皆为权利的平等主体，其特征表现为:第一，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权利是目的、是第一性的，是义务存在的依据和意义。
义务从根本上说是权利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对象化了的权利，是主体和内容发生了转化的权利,权利界定利益，义务设定的动机、目的、着眼点和落实点都是围绕权利界定和利益分配这根中轴旋转。
相对于义务而言,权利更根本，义务是其派生，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
义务来源于、从属于、服务于权利。
第二，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上，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服务于权利，权力应以权利为界限，权力必须由权利制约；权利主体在行使其权利的过程中，只受法律所规定的限制，而确定这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其他主体的权利给以应有的同样的承认、尊重和保护，以创造一个尽可能使所有主体的权利都得以实现的自由而公平的法律秩序。
可见，权利本位观集中体现了现代法的平等、公正、公平的价值要求。
私权、私法与“权利”具有一致性。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生活可以分为政治国家生活和生活两大领域，对前者予以规范的法律就是公法，比如宪法、刑法、行政法等。
对后者予以规范的法律就是私法，私法的主要内容就是民法。
与此相对，依据公法享有的权力为公权力，如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依据私法享有的权利为私权利，如财产权、人身权等；公权是以及相应的公共权利的统称，私权则是指以私人名义享有的各种权利。
在以权利为本位的社会里，公权是人们为保障和促进私权而设立的，是保障和促进私权的工具。
公权强调国家意志，私权强调个人意志，二者既对立又统一。
公权与私权的提法最早源于古罗马法学家，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谈论权利的时候，往往是指私权，即民事权利。
可见，私权神圣与私法自治理念所保护的私权，与权利本位所强调的权利具有一致性。
权利本位是权利本位文化的特有属性。
私权神圣与权利本位是一致的，培育私权神圣理念有利于权利本位文化的建构。
因此，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培育私权神圣理念是十分必要的。
（二）有利于指导民法典的制定 综观，法律的发展轨迹是由习惯法进到成文法，再进到法典法。
法典化的显著特征在于法典的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民法法典化是法律理性化的过程，它具备两种理性品格:一是形式理性,即法典；二是价值理性，即对人的。
传统中国的法律不具备法典化的形式理性，不能相对封闭而达到相对自足，该法律中渗透着道德的精神，从而使道德与法律义务、伦理的说教和法律的命令融为一体，没有明确的界线，也不可能形成一套严密的纯粹的规范体系。
在我国，民法典长期缺乏，条文抽象且极不完备，造成如今民事单行立法各自为政，且互相冲突,民事法律迫切需要统一。
中国古代社会所主张的“以礼入法”、“德主刑辅”、“刑民不分”等思想，使民事法律制度极不发达，个人很难成为民事法律之主体，当然谈不上西方民法思想上捍卫个人权利和的传统了；一直延续到现在,国家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同样忽视了私法的建设与保护，使民法典的价值理性淹没在国家公法行为的干预之中。
我国制定民法典实质上就是为了实现民法典的形式理性和价值理性，即让民法典符合一种相对封闭的逻辑自足的体系，从而实现民法对人的。
中国民法必须法典化的根本原因，主要不在于实现民法规则的体系性、科学性和逻辑性，而在于对民众心理所发生的巨大影响及对于中国政治民主和法治进程的巨大推动。
因为民法典的编纂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立法行为，它一方面可以消除中国目前法律体系中存在的冲突和混乱，将已有的立法成果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另一方面，它以人类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来组织法律，即从一定的原则和概念出发，借助逻辑推理来建构法律体系，再次提高法律的可接近性，并以此推进民众对民法理念潜移默化的接受。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建设国家”的战略目标，并特别强调在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
而这一期待的法律体系中，最富有魅力，最使人们渴慕和向往的当为民法体系，制定一部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也因此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
民法法典化是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
当今我们所要制定的中国民法典，作为满足当代中国社会需要并促进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工具，应负有特殊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使命。
其经济使命就是为中国的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制度框架和活动准则，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应在实质方面体现私法自治精神、经济民主和自由，体现权利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
其政治使命是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法治国家的实现，这就要求明确区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要区分公域和私域，要求扩大私权空间。
其文化使命就是通过民法典的颁布，促进中国市民社会的缔造，促进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实现新的社会整合。
私权神圣理念是民法典的灵魂，一部好的民法典，必须深蕴着完美的民法理念。
制定一部能够引导二十一世纪潮流的民法典是我们当前的重任。
因此在我国制定的民法典中，应弘扬民法私权神圣、私法自治的精神，以民法应有的理念去引导、构筑民法典。
（三）有利于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 西方法治思想和实践都走在世界的前面，纵观西方法治史，法治思想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近代和现代四个时期。
而现代法治是则整个人类社会争取自由、平等，从专制走向民主、从非理性走向理性，从权力至上走向法律至上的结果。
现代法治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产物和现代文明的标志。
由于法治进程、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人类文化尤其是法律文化的差异性，人们对法治内涵的界定也存在着诸多差异。
另外，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文明的进步，法治的内涵也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
但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是，法治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理想与价值目标，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法治，还是我国将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法治，它们必将存在着法治共同的价值取向，而不可能是绝对的对立物。
所谓法治的共同价值取向，是指任何法治的确立，都是法律至上理念、商品经济、民主政治、权力制约等诸多要素间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作用的结果。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规定依法治国方略。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曾有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传统，信奉的是人治哲学，结果历代王朝始终跳不出王朝兴替的周期率。
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法律的价值和作用是忽略甚至否定的。
可以说正是在法治问题上的偏颇加上其它一些复杂原因，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建设得到了重视和重大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举世公认的。
但与此同时我们应承认，我们对“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理解还是较狭隘的，不少时候仍然采取工具主义的态度，而没有把其放到治国方略的地位。
从1978年开始的持续了近三十年之久的这场改革目前已进入关键性的阶段，活跃的市场因素与僵化的体制和行为观念是这场决战中对峙的双方主角。
不论这场决战的最终结果如何，居行不移的体制障碍与陈腐的人治观念等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绝不会无所触及、毫发无损。
尚在发育期的中国市民社会体内已生长出日益壮大的市场独立利益主体的细胞；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初期扩展也带来了自主性很强的多元化的产权关系；市场经济社会中，对信用、合同的承诺和人格尊重的需求，以及对合法私权保障的渴望，有如久旱的土地期盼甘霖。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揭开了依法治国的序幕，党的十五大更是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土义文化。
这三个方面的实现都要求有健全的法制来保证。
改革开放了近三十年的实践深刻地告诉我们，要使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有活力而不失秩序，有创新不失规范，要社会繁荣而不偏离社会主义的本质，依法治国是必然的选择。
因此可以说依法治国既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又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还是维护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因此可以说培育私权神圣理念有利于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
学习刑法心得和对刑法的认识
学习《刑法》的心得体会通过法律课程的学习，让我懂得了一些法律的基本知识，为以后的生活和工作打下了基础。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所学的法律知识来维护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权利。
法学是一门科学学科，所谓科学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这些知识是系统的知识，研究人类生活中的规律及现象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
法律具有社会性、规范性、概念性、目的性、正义性、实用性：一、社会性法律首先是一种社会规则，如刑法学是研究犯罪学等，民法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财产与人之间的关系。
法学作为社会科学，具有社会性，它与自然科学是不同的，表现在：1、不可计量、不可检验、不可实验，而自然科学则是可以计量、可以检验、可以实验的。
虽然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不等于实验，实践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实践而不是做实验，如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现在我们才认识到新人口论是一种真理，又如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经过一百多年时间最后证明了单一公有制经济行不通。
2、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不可分，研究者的教育水平、生活背景等与研究对象密不可分。
而自然科学，如化学、物理、生物等，其研究对象较少受到研究者的主观影响，而法律的研究结果则较多的受到研究者的主观因素的影响。
如许多的观点，不同的学科认识都有道理，不同的学者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观点。
我认为应独立思考，独立判断。
即不受他人影响，要自己思考，自己作出自己的判断。
在讲到独立判断时有一
合同法心得体会
学习合同法及物权发的心得与体会 合同法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在我们实际的学习和生活中，合同无所不在。
有交易的产生常常伴随着合同的成立。
所谓合同，又叫契约，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它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合同是一种法律行为，是引起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变更、终止的合法行为、而非事实行为。
第二、合同的目的和宗旨是在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第三、合同是当事人意思一致的表示，是他们之间的协议。
这里的意思表示一致是要求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人均要作出意思表示，且其意思表示是平等、自愿、真实和完全一致的。
如果某一方是因为被强迫或者在其它不志愿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则该合同在法律上属于无效合同。
合同是债发生的最重要、最常见的原因之一所谓债是发生在特定主体之间的，以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是债务人。
在债的法律关系中、债的主体、客体和内容都是待定的债的主体是指债的当事人，具有特定性和相对性债的客体是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债的内容则是主体所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义务。
由合同引起的债叫合同之债。
但无论是债的关系或合同关系，均须纳入法的调整范围之中。
合同法就是调整合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一旦纳入法的范围，我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就要仔细考虑这个合同到底该不该签，该怎么签，因为当合同生效之后，如果自己不小心有违约的行为，可能就会使自己负上法律的责任。
特别是自己作为第三方进行担保时，要清楚自己作为担保人所要承担的风险。
否则，当法院发给你一堆债务单的时候，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有了合同的签订，就有合同的履行。
所谓合同的履行是指债务人全面地、适当地完成其合同义务，债权人的合同债权得以实现当事人订立合同是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目的，只有通过合同的履行，这种目的才能达到。
因此，合同的履行是实现当事人权利的重要途径。
合同的履行以有效合同为前提，无效合同谈不上履行的问题。
合同的履行应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的约定来进行，并遵守适当履行、协作履行、经济合理履行的原则，全面履行合同义务。
适当履行又叫全面履行，是指当事人合同规定的标的及其质量、数量。
由适当的主体在适当的履行期限、履行地点以适当的履行方式，全面完成合问义务。
协作履行原则要求当事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协助对方当事人履行其义务，并适当履行自己的义务。
经济合理履行则要求当事人讲求经济效益，以较小成本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一般来说，合同生效以后，当事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并享受合同权利。
但实际的复杂性，会使合同履行出现一定的困难，从而导致合同的不履行、不完全履行或暂时不能履行这些情况除符合法律规定依法方可以免责外，应承担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合同法从现实的客观情况出发，对双方合同的履行规定了三个抗辩权，即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和不安履行抗辩权。
同时履行抗辩权是指双方合同的当事人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一方在另一方未为对待给付以前．可拒绝履行自己的债务的权利。
它要求当事人互负债务、且该债务没有规定改履行的先后顺序，有给付的可能，并已届清偿期。
该权利的行使以对方当事人未履行债务为前提。
先履行抗辩权则是强调互负有债务的当事人，后履行债务一方在先履行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债务的情况下，有权拒绝对方要求自己履行债务的请求。
不安抗辩权是指负有先履行债务的一方当事人确有对方当事人下履行或可能不履行其债务的证据时，可暂时中止自己的债务履行，并通过对方当事人。
在对方当事人提供了担保，或履行债务以后，应履行自己的债务。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述三个抗辩权行使不当，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承担法律责任。
另外，作为合同的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以后，当解除的条件具备时，因合同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使合同自始或仅向将来消灭的行为。
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合同解除发生在合同有效成立后，履行前或履行过程中。
这是由于合同成立后，因某些宏观情况的变化，导致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可能或不必要，如一味地要求当事人履行合同，则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害。
因此，允许当事人解除合同，可使当事人避免更大的损失，但值得注意的是。
合同一旦解除，当事人最初订立合问的目的显然不可能实现。
同时，不适当的解除合同，或许会给当事人带来更大的损害。
作为员工的我们应该了解一些合同法的理论和知识，这对我们来说不无裨益，一毕业我们就会签订一系列的合同，就业合同就是大学生要签订的最典型的合同。
最近看到一些报道关于毕业大学生的在签订就业合同后，在就业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合同问题。
一些用人单位在和毕业生签订合同的时候，用一些口头合同，含糊合同，单方合同，生死合同等不平等合同剥夺了求职大学生应有的权利。
所以，了解一些合同法的理论和知识，知道合同法中违约责任作为一种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当事人是需要承担这种民事责任的，这对我们这些大学生在毕业以后的求职道路上，在碰到一些有关自己的合同的签订和纠纷时，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大学生应该学会用法律这把强有力的武器来维护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
一、物权法立法进程的简单回顾 物权法已颁布，并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那么，在物权法颁布之前，我国现行法上包括所有权和他物权在内的物权体系是否已初步形成
一般认为，民法有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之分，前者专指系统编纂的民事立法，即民法典；后者则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法律规范的总称，不仅包括民法典(在我国是民事单行法律)，还包括其他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的民事法律规范。
物权法属民事法律规范，这点应没有异议。
民法通则设“财产所有权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一节，规定了实际上属于物权的一些权利类型及其取得与保护。
但该法回避了“物权”的概念，另仿照前苏联的法律体系将抵押、留置设在债权一节中，作为担保方式而加以规定(同样是抵押与质押不分)。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对房地产开发、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房地产抵押等作了规定。
土地管理法对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尤其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了规定。
担保法对抵押权、质权、留置权作了系统的规定，另最高法院的担保法司法解释对此作了完善，初步建立了担保物权体系。
另外，森林法、草原法、水法、渔业法、海商法、矿产资源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文件中，也有许多具有用益物权性质的权利规定。
可以说，我国现行法上包括所有权和他物权在内的物权体系已初步形成，只是欠缺形式意义的物权法而已。
1998年3月，民法起草工作小组成立，该小组的成员有六位教授、一位退休法官、两位退休人大法工委干部。
1999年10月，由梁慧星教授负责的课题组完成了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的拟定；2000年底，由王利明教授负责的课题组也完成了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的拟定。
在两个物权法草案学者建议稿的基础上，全国人大法工委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征求意见稿)，并印发广泛征求意见。
后由于立法计划的变动，物权法以单行法的形式制定、出台的方案被修改，该物权法征求意见稿经修订后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审议稿)，于2002年12月23日提交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因“不少常委会组成人员以及有关方面认为，民法涉及面广、内容复杂，一并研究修改历时较长，以分编审议为宜，当前应抓紧制定物权法”，故十届全国人大恢复了以单行法的形式先行制定物权法的立法计划。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物权法(草案)进行七次审议后，物权法于2007年3月16日由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
在物权法(草案)三审和四审之间，巩献田教授于2005年8月12日通过网络渠道发表了题为“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为宪法第12条和86年民法通则第73条的废除写的公开信”一文。
“违宪说”最主要的四大理由是：第一、物权法(草案)对宪法和民法通则核心条款的废除是违宪的；第二、“平等保护”原则与“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冲突违宪；第三、物权法(草案)背离宪法和1986年民法通则的社会主义原则违宪；第四、物权法(草案)未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违宪。
但巩献田教授并未发表一篇学术论文进行学术性的论证，只是以“三问物权法的某些起草者”和“关于物权法四答友人”的方式通过网络渠道发表观点。
后部分宪法学者也加入到“违宪说”的阵营。
现物权法已通过，是否违宪
相信各位可作出判断。
其实，关于公有财产的平等保护问题，民法学者内部一直存在“一元论”与“三分法”的争论。
前者认为物权法不应该规定所有制，后者则坚持确认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种不同的所有制。
如果各位看过两个学者建议稿及相关的论文就清楚“一元论”与“三分法”并非水火不容，所有权的类型化与平等保护之间是可以做到兼收并蓄、相得益彰的，理由是：采用所有权类型化与平等保护原则相结合的立法方案，不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更不是出于迁就现实，偏向于对公有财产特殊保护的需要，而是基于对我国基本国情的认识和宪法及其他法律现有规定方面的考虑，同时，也是基于对所有权一编整体结构设计方面的技术斟酌。
已颁布的物权法就是采用这种立法方案，在总则编第一章“基本原则”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又在所有权编第五章规定了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
二、有关物权法的体系 大陆法系民法尤其是德国民法的编纂体例及法律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的引入，对我国的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可以把德国民法的思维方式称之为“法律的形式理性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后来被称为概念法学的原因在于：抽象归纳而形成概念；概念与概念相互联结形成规范；把规范与规范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协调平衡地、一层一层地按照不同的对接将其搭建起来构成一个体系。
当这个体系达到完整的程度时，就出现了一部法典。
为何在介绍物权法体系前谈概念法学的基本要点，主要在于我研究和学习物权法时的一些体验和感觉。
无论承认或不承认，无论自觉或不自觉，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是，我们研究和学习物权法所使用的基本方法仍然是概念法学的方法。
当然，我们应清楚概念法学的弊端在于其所主张的逻辑崇拜和逻辑万能。
我们要超越概念法学，但超越的前提在于对它的掌握和理解。
下面谈xxxx问题。
1、物权法上的概念问题。
我国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继受以德国民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这点应该没有异议。
因德国民法在整个法律表达的过程中充满了抽象思维，而这种抽象思维，它和我们所面对的生活现象是有一定距离的，故物权法上的概念比较难懂。
根据物权的标的物为自有还是他有，物权分为自物权和他物权。
自物权是权利人对自己所有的物所享有的物权，自物权即所有权。
他物权是指在他人所有之物上所设定或成立的物权，他物权均派生于所有权，是依据当事人的约定或法律的规定使所有权中部分支配权能与所有权分离而产生的。
所有权以外的其他物权均属于他物权。
而他物权，依其对标的物所支配的内容不同，再分为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
用益物权，系以支配标的物的使用价值为内容，以对标的物的使用、收益为目的的物权，地上权(物权法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等属之。
地役权，是指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为了满足自己土地的某种便利的需要而使用他人土地的权利(邻地利用权的定义与其相同，比较通俗，但未被采纳)。
用益物权的实现常以对标的物的实体加以支配为基础，故又有实体物权之称。
担保物权，系以支配标的物的交换价值为内容，以保障债权的实现为目的的物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均属此类。
担保物权着重支配标的物的交换价值，并通过对标的物的变价而实现，故又称之为价值物权。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系由日本学说与立法创设，它是指由区分所有建筑物专有部分所有权，共用部分持分权及因共同关系所产生的成员权所构成的特别所有权。
物权法上也有比较通俗的概念，如相邻关系，它是指相邻各方在对各自所有或使用的不动产行使所有权或使用权时，因相互间依法应给予方便或接受限制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
下面说一下物权法定原则的含义是什么
就是说，物权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等，它的权利种类、权利内容必须是法律明文规定的。
可不可以自己来发明一种物权
不可以。
可不可以把这个物权的内容改变
不可以。
物权的种类和内容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的，不允许当事人自由创设物权和改变物权的内容，这就叫物权法定原则。
物权公示原则，是指以公开的、外在的、易于查知的适当形式展示物权存在和变动的情况。
我们通常讲的公示，系针对物权变动而言的，但物权存续也是需要公示的。
物权的公示方法为登记(不动产)与交付(动产)。
2、体系问题。
物权的类型体系，是指在法律上、学理上对物权的基本种类所作的区分以及由各类物权的次级类型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系统。
那么，物权法所认可的物权是按什么标准进行分类编排而形成系统呢
是根据物权的标的物为自有还是他有，将物权分为自物权(所有权)和他物权，再将他物权按其对标的物所支配的内容不同，分为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
这样的分类编排，使物权的逻辑线索变得十分清晰。
那么，物权法的结构、内容设计又是怎样的
有总则，有分则。
总则的内容主要是对物权制度所涉及的共同性问题所作的抽象概括和一般规定，但总则离不开分则的支撑，一般规定不能游离于具体规则而单独存在。
分则的内容主要是对各种物权形态及其细类所作的具体规定，其在内容与规则的设计、制度的安排上自然也不能脱离物权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理念的统领与制约。
物权的概念与性质的界定、“物”的范围的限定、物权法定主义、物权公示原则、物权的效力等基本问题的规定，均对判定某种权利是否属于物权及属于何种物权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3、体系化解说问题。
根据物权变动中当事人意思的作用，将物权变动区分为“依据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和“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两大类型。
先说“依据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类型。
以不动产交易、抵押权设定为研判对象，涉及到的法条有物权法第6条、第9条、第15条、第20条等。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
”物权法第6条前段有明文规定。
那没有办理登记手续呢
买卖双方签订的不动产转让合同、抵押权人与抵押人签订的抵押合同是否无效
当然不是，因物权法第15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这就是物权变动与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
在这样的情形下，买方或抵押权人可以追究卖方或抵押人的违约责任。
再说“非依据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类型，相对应的法条为物权法第28条至第31条。
以继承或受遗赠为研判对象。
其物权的取得“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那处分物权呢
如果标的物为不动产，则“依照法律规定需要办理登记的，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该办理登记手续如前所述，换句话说，在未办理登记手续前，虽取得不动产的所有权(独自所有或共有)，但不能处分不动产。
如果标的物为动产且为其他继承人占有，能否依物权法第26条关于指示交付(又称返还请求权让与，是指在动产由第三人占有的情况下，卖方将其对该第三人的返还请求权让与给买方，以代替交付)的规定转让该动产
当然不能，因物还没有特定。
该动产在怎样的情况下才能确定为特定物
当然是在遗产(动产)共有人达成分割遗产合意的情况下才能确定为特定物。
反过来，如果该动产由出卖人(遗产共有人之一)占有并交付，则适用无权处分善意取得规则。
无权处分善意取得规则的适用。
物权法第97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全体共
请介绍一下学习法学的方法
首先，得弄通法学基础理论，这是学习任何一门部的前提。
其次，再学习具体的部门法时，一定要熟悉其特有的一些原理。
第法条必须看一看，知道相关规定，遇到相关案例时知道有什么规定即可，不一定要背过。
第四，注意法条的更新，现在立法的步伐挺快。
第五，适当接触一些实际案例。
这是我的心得，不一定正确，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释义的读后感
学习民法的心得体会一、对民法的一些认识。
法律是社会的调节器。
任何部门法皆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之调整为使命，民法也不例外。
民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原因，在于它有自己特殊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
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人身关系就是人格和身份发生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
财产关系就是大陆法系的“物权”就是以财产为媒介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
民法的调整方法分为事前调整和事后调整。
民法调整在于恢复正常的民事关系。
民法的性质。
首先民法为权利法，其次，民法为私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是私人社会的宪法。
民法的基本原则：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地位平等，意思自治的原则，诚实信用的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
民事活动是日常的社会生活，民事社会活动在民法的范围内活动。
而民事活动超出了它的范围才与行政法和刑法发生关系。
民事活动是最基本的市民社会的活动，可以说民法具有领先性。
民法是私人社会的法，是民间社会的法非权力社会的法，是完全平等的法，是调整民事社会的法。
它保护的是私权。
因此我认为民法是民众之法，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植根于民众的社会生活，来源于民众的社会实践，与民众自身利益息息相关。
在诸法之中，与民众利益关系最紧密者，莫过于民法。
二、学习民法的心得。
学习民法不能只看法条，即使是把《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都背下来也是无济于事的，民法重要的是在对法条记忆的基础上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即要联系实际案例，进行分析才能真正的理解。
学民法，要多做练习，对实际上的案例进行分析，通过这种途径去理解法条，也就是说在对法条有充足的理解基础上，再去记忆。
三、民法的展望展望民法有两个角度，一是从法本身来看法，二是从法外来看法。
进入21世纪的中国民法会怎样发展?能否如前面所讲，把市民社会放到核心的地位，把权利本位、私法自治突出来，深入人心，这关系到中国法治化的整个进程，也关系到经济民主化、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从法本身的角度来展望中国民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果，对中国的经济、政治以至伦理确实有巨大的贡献，而且更多的是开启了一种民智，提出了一种新的治国理念，即不要贫困落后的社会主义，要让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过上自由的有尊严的生活。
虽然这种自由状态现在还受到许多约束，但与改革以前相比已是极大的进步。
改革开放以后，从民法的制度到理念，我们更多地是从大陆法，包括从欧洲、日本的民法典以及中华民国的民法中借鉴对我们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改革有益的东西，结合国情，形成如今中国民法的基本状况。
并有了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合同法、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公司法、票据法等诸多民商事立法，再加上05年颁布实施的物权法，当今中国的民法的立法体系不断的趋于健全。
但是可能我们中国还是需要一般民法典。
法典化对于民主国家有着积极的意义。
人治的基本原则是“临事制刑”，即事情出现了才制定法律。
而法治必须把规则预先公开。
规则一旦制定，就不光约束老百姓，同样也约束立法者和执法者，一个国家没有什么东西比“法”更大。
法典就有这样的功能：把所有的规则事先制定出来，公之于众，以此引导人们的行为，保护人们的权益。
法典的意义并不仅在于有文字规范，更重要的是要人们知道有什么制度，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
而它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和自由，即依法办事，依法治国。
民法典不是单行法，也不是一般的法，是改革三十多年来法文化的结晶，需要充分的酝酿和准备。
一方面是要加快民法典的立法进程，另一方面要对民法典的制定持十分审慎的态度，因为这毕竟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完全有理由相信，稍微长一点的时间，中国也能搞出一部比较好的民法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