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继承法给我们的启发
我国的婚姻法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发生和终止，以及由此产生的特定范围内亲属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一部法律，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我国尚无成文民法典 ，但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可将民法的概念表述为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间财产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婚姻法与民法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外学界争议的焦点，我国传统的法学理论者多认为婚姻法是独立于民法之外的一个法律部门；但是在整个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婚姻家庭关系始终是民法调整范围的一部分。
要科学地给出这个争论的答案，笔者认为，首先要全面地认识婚姻法与民法之间的区别、联系以及社会法治发展的要求。
在国外的立法中，大多数国家都将婚姻家庭法列入民法的范围，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婚姻法与民法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第一，意思自治在婚姻法与民法中体现的程度不同。
意思自治是一般民事法律中通行的原则，民法主要是通过任意性规范调整民事财产与人身关系，大多数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与消灭都可以凭当事人自己意志决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受自己意志影响很大。
但是在婚姻法中意思自治原则要受到很大的限制，婚姻法中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大多已经在法律中事先规定，只有诸如婚姻关系的确立及终结等少数内容允许当事人凭自己意志确定权利义务关系；而且当事人在凭自己意志产生、变更或消灭此类法律关系时一般又不允许当事人设定期限与条件以及变更其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在婚姻法中意思自治体现的程度较一般民事法律低得多。
第二，伦理道德规范在婚姻法与民法中的作用与地位不同。
虽然民法与婚姻法都极力强调维护公序良俗，但是在一般民法中基本上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伦理道德，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凭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及法官个人的自由裁量来选择适用，而在我国婚姻法中则明确地将大量的伦理道德规范直接规定于婚姻法法律条文之中，如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等。
这在包括民法在内的其他法律之中是很少见的。
除此之外，婚姻法许多条文直接体现了伦理道德的要求，这一切都显示婚姻法相对于民法是明显的伦理法。
第三，婚姻法与民法调整的侧重点不同。
婚姻法与民法调整的对象都有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是在民法中以调整财产关系为主，其中调整的人身关系大多因财产关系衍生而来。
而婚姻法调整的人身关系是存在于具有特定亲属关系的主体之间、不以财产内容为主的一种社会关系，婚姻法调整的财产关系虽然具有一定的财产内容，但它是从属于婚姻家庭方面的人身关系的，这种财产关系只是人身关系所引起的相应的后果。
其他一般民事法律中的财产关系主要反映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一般都是等价、有偿的；而婚姻家庭法中的财产关系反映的却是亲属共同生活、实现家庭经济职能的要求，一般都是无偿的。
可见婚姻法相对于民法更具有身份法的特征。
第四，婚姻法与民法的国际化趋势不同。
婚姻法与民法都属于私法的范畴，随着国际间民事交往的深入以及国际化趋势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国际统一实体私法规范，但是大都是涉及一般民事财产关系的，在婚姻法方面很难出现国际统一的实体私法规范，因为婚姻家庭法更多地是受本土地理、民族、宗教、伦理与传统的影响与制约。
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婚姻法与民法的国际化发展趋势是不同的，婚姻法基本上还是以本土化为其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
也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婚姻法相对与一般民事法律更具有稳定性。
尽管婚姻法与民法存在着很多的区别，但是他们之间的联系又是绝对不能轻视的：第一，民法的一般原理、原则大都适用于婚姻法。
虽然婚姻法与民法有很大区别，但是他们调整的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及身份关系，民法经历了长久的发展过程总结了一系列相对完备的基本原理与原则，由于调整对象的相似性，诸如平等、自愿等最基本的原理与原则也大多一样适用于婚姻法。
这是婚姻法与民法相同相容的基础。
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上，我国民法通则中的有关公民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监护、宣告失踪等规定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中也同样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依据与适用作用。
第二，从法律发展的趋势上看，婚姻法也会向民法继续靠拢。
随着现在社会的发展，经济关系越来越成为法律调整的中心，身份关系在法律调整中被逐渐弱化，婚姻法在调整内容上也由以前的单纯侧重调整身份关系转为兼顾调整财产关系，因此婚姻法必然会因内容的发展变化而逐渐向民法靠拢。
第三，从调整方式上来讲，婚姻法必须借助于民法的调整方式。
法律调整社会关系必须以行为为调整对象，而婚姻法是相对典型的身份法，以调整身份关系为主，而身份关系很难被直接地调整，婚姻法现在在调整方式的立法上并不发达，所以婚姻法要想真正有效地调整婚姻家庭关系，必须借助调整方式立法发达的民法。
此外，我国民法通则中的诸如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权、禁止干涉婚姻自由等规定是专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而制定的。
第四，从法律部门之间的内容平衡来看，婚姻法如果独立为一个法律部门的话，以其现有的法律规范很难与其他法律部门平衡；而婚姻法若不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唯有与民法更为接近，才能够与其他的民事法律共同构成完整的私法部门。
顺应我国民法典紧锣密鼓准备出台的现实需要，服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婚姻法从属于民法的法律体系地位，准确把握其民事特别法的定位，在未来的婚姻立法工作中，指导对现行婚姻法的修改与完善，使我国婚姻法更好地发挥维护家庭和睦，保障社会和谐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婚姻法与民法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是这些差别只能用婚姻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以及民法具有一定的包容性这两点理由来解释。
在我国，婚姻法无论从自身的现实发展情况及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讲都不能独立于民法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婚姻法无论在现在还是从将来来看都必须包容于民法之中。
民法典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请举一个例子说明
举个例子吧，现在直播非常流行，好多子也加入，我们经常可到说某个孩子偷偷用父母的手机给直播主播打赏，甚至打赏金额很大，父母发现以后也很难追回，其实民法典明确规定，不满8周岁的孩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民事行为无效，所以，以后再发生这种事，可以起诉确认打赏行为无效，这样无效的民事行为始终无效，可以要求主播和平台返还打赏金额，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所以，民法典和我们的生活确实是息息相关的，建议大家还是多学学法律，学会用法律保护我们
婚姻法与民法的关系
尽管婚姻法与民法存在着很多的区别，但是他们之间的联系又是绝对不能轻视的：第一，民法的一般原理、原则大都适用于婚姻法。
虽然婚姻法与民法有很大区别，但是他们调整的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及身份关系，民法经历了长久的发展过程总结了一系列相对完备的基本原理与原则，由于调整对象的相似性，诸如平等、自愿等最基本的原理与原则也大多一样适用于婚姻法。
这是婚姻法与民法相同相容的基础。
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上，我国民法通则中的有关公民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监护、宣告失踪等规定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中也同样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依据与适用作用。
第二，从法律发展的趋势上看，婚姻法也会向民法继续靠拢。
随着现在社会的发展，经济关系越来越成为法律调整的中心，身份关系在法律调整中被逐渐弱化，婚姻法在调整内容上也由以前的单纯侧重调整身份关系转为兼顾调整财产关系，因此婚姻法必然会因内容的发展变化而逐渐向民法靠拢。
第三，从调整方式上来讲，婚姻法必须借助于民法的调整方式。
法律调整社会关系必须以行为为调整对象，而婚姻法是相对典型的身份法，以调整身份关系为主，而身份关系很难被直接地调整，婚姻法现在在调整方式的立法上并不发达，所以婚姻法要想真正有效地调整婚姻家庭关系，必须借助调整方式立法发达的民法。
此外，我国民法通则中的诸如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权、禁止干涉婚姻自由等规定是专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而制定的。
第四，从法律部门之间的内容平衡来看，婚姻法如果独立为一个法律部门的话，以其现有的法律规范很难与其他法律部门平衡；而婚姻法若不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唯有与民法更为接近，才能够与其他的民事法律共同构成完整的私法部门。
顺应我国民法典紧锣密鼓准备出台的现实需要，服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婚姻法从属于民法的法律体系地位，准确把握其民事特别法的定位，在未来的婚姻立法工作中，指导对现行婚姻法的修改与完善，使我国婚姻法更好地发挥维护家庭和睦，保障社会和谐的积极作用
目前民法典编纂工作情况如何
根据党中央的工作部署，编纂民法典的起草工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牵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法学会为参加单位。
为做好民法典编纂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与五家参加单位成立了民法典编纂工作协调小组，并成立了民法典编纂工作专班。
编纂民法典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也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对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编订纂修，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对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
编纂民法典采取“两步走”的工作思路进行：第一步，制定民法总则，作为民法典的总则编；第二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和修改完善后，再与民法总则合并为一部完整的民法典草案。
2015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启动民法典编纂工作，着手第一步的民法总则制定工作，以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为基础，系统梳理总结有关民事法律的实践经验，提炼民事法律制度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引领性的规则，形成民法总则草案，2016年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三次审议，2017年3月由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制定民法总则，完成了民法典编纂工作的第一步，为民法典编纂奠定了坚实基础。
民法总则通过后，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接续努力、抓紧开展作为民法典编纂第二步的各分编编纂工作。
法制工作委员会与民法典编纂工作各参加单位全力推进民法典各分编编纂工作，系统梳理、研究历年来有关方面提出的意见，开展立法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以现行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等为基础，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民事法律提出的新需求，形成了包括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等6个分编在内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请2018年8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其后，2018年12月、2019年4月、6月、8月、10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四次会议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拆分审议，对全部6个分编草案进行了二审，对各方面比较关注的人格权、婚姻家庭、侵权责任3个分编草案进行了三审。
在此基础上，将民法总则与经过常委会审议和修改完善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合并，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提请2019年12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经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将民法典草案提请本次大会审议。
民法典草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将草案印发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部署组织全国人大代表研读讨论民法典草案工作，征求代表意见。
同时，法制工作委员会还将草案印发地方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中央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并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法制工作委员会还在北京召开多个座谈会，听取有关部门、专家的意见。
各方面普遍认为，编纂民法典，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关注，栗战书委员长多次就贯彻落实总书记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法治保障提出明确的工作要求。
我们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民法典编纂工作，对与疫情相关的民事法律制度进行梳理研究，对草案作了有针对性的修改完善。
2020年4月20日、21日，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召开会议，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代表研读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和各方面的意见，对民法典草案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认为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多次审议和广泛征求意见，草案充分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已经比较成熟，形成了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
为进一步做好会议审议民法典草案的准备工作，更充分听取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4月29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将修改后的民法典草案再次发送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请各地方以适当方织有关全国人大代表研读讨论，听取意见。
内容来源自：中国政府网
民法体系化的意义在何?谈谈你对我国制定<<民法典>>的认识和看法.
所谓民法典的体系，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规则体系，也 可以说是将民法的各项规则有机地组合在民法典中的逻辑体系。
在民法典编纂工程已然 启动的情况下，学者与立法者所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应当如何建构与确立民法典的体系 。
本文拟对此谈几点看法。
一、构建民法典体系的必要性 探究研究民法典的体系，其根本的目的在于获致一个关于民法典的完备的体系，从而 在该体系的支撑下建立起一部具有高度的逻辑性与体系性的民法典。
可以说，民法典体 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体系化与系统化是民法典的内在要求。
近代意义上的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 法，是追求体系化与严密逻辑性的法典。
民法典就是以体系性以及由之所决定的逻辑性 为重要特征的，体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体系性与逻辑性的“民法典”只能称为“民 事法律的汇编”，而不能称之为民法典。
民法典必须满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这种形 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其体系的完整性之上。
并且，民法典的制定乃基于法典 化的理念，即将涉及民众生活的私法关系，在一定原则之下作通盘完整的规范，(注： 王泽鉴：《民法总则》，2001年版，第22页。
)而首先确立居于民 法典的支柱与骨架地位的民法典的体系可以发挥预先规划、提纲挈领的作用，使民法典 层次分明、构造严谨。
因此，民法典体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 此，探求民法典的体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
第二，体系化有助于在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制度中充分贯彻民法的基本价值观念，如平 等、诚实信用、私法自治、维护交易安全等，同时有助于消除防止整个法典价值观念彼 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单行的法律固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一领域贯彻一种或多种民 法价值观念，但是无法在全部民事法律领域中实现诸多民法基本价值观念的和谐融洽。
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先生所言，民法典的制定乃基于法典化的理念，即将涉及 民众生活的私法关系，在一定原则之下作通盘完整的规范，(注：王泽鉴：《民法总则 》，2001年版，第22页。
)例如，现代民法不同于古代民法的一个 主要方面在于，现代民法不仅注重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对交易安全的维护 。
当对交易安全的维护与对所有权的保护发生冲突之时，现代民法优先保护的是交易安 全。
此种优先保护交易安全的理念又分别体现在民法典的各个编章之中。
例如，总则中 的表见代理制度，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法中的无权处分制度等，都体现了优 先保护交易安全的价值选择。
因此，只有通过对民事法律规范的法典化才能够使民法中 的各种价值贯彻如一，并协调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第三，体系化有助于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一 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
由于我国许多单行民事法律 法规都是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制定的，有些法律也是为了适应改革的不同阶段对法律调整 的需求或者是为了适应特定的目的或环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由于在立法之初对嗣后所 进行的一系列立法活动缺乏通盘的考虑，也由于没有考虑到民法自身的体系化，这就使 得各个法律法规之间经常存在着冲突与矛盾的现象。
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通过确立 民法典的体系，能够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有 机的整体，从而实现我国民事法律的统一，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
在民 法典的体系建立之后，就可以形成民事普通法与特别法的逻辑结构，在民事普通法中形 成总则与分则相区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内在结构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与各个单行的民 事立法尤其商事特别法之间的和谐体系。
这个体系构建之后，就可以形成一套严格的法 律适用规则，可以有效的为行为人提供相应的行为规范体系，为法官提供完整、和谐、 清晰的裁判规则体系。
第四，依照科学的、完备的体系所构建的民法典有助于民法规范的遵守与适用。
一方 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适用民法提供极大的便利，民法典之所 以不同于判例法，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适用的方便性。
另一方面，体系化也将促使法律 工作者在适用民法之时形成体系化的思维观念，体系化要求我们去掌握体系化的民事法 律规范，例如关于债的请求权的确立之时，应当考虑债的请求权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才 能使我们用一种体系的观念来适用法律。
例如在分析具体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种请求权 时，应当首先判断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有合同关系，然后才能考虑是否存在无因管理请 求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最后才判断是否存在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因此体系化可以促 使法律工作者用体系化的观念分析解决个案，从全方位的角度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纠纷。
(注：Dieter Medicus:Burgerliches Recht,Carl Heymanns Verlag,1999,p5—9.) 第五，体系化有助于通过保证民事法律规范的稳定性，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生活关系的 稳定性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
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茂荣教授所言，法的 体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综览性”，从而提高其适用上之“实用性”，而且可以提高 裁判上之“可预见性”，从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构成的体系“圆满无缺 ”，则光凭逻辑的运作便能圆满解答每个法律问题。
(注：黄茂荣： ，2001年版，第471页。
)民法典的体系化就是要将市民社会 生活中最基本的规则抽象出来，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通过此种体系的安排使其成为稳 定的规则，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不因国家的某项政策而随意发生改变。
关于民法典体系的构建，不能完全照搬德国的五编制模式，而应该在此基础上有所创 新，有所发展。
一百多年来，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生活高度复杂化、多样 化，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作为经济生活的基本法，民法的体系与内容理应与时俱进。
世 易时移，变法宜矣。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我们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构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反映时 代需要、面向21世纪的民法典，这样才能使民法典的制定发挥出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 用，并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构建民法典体系必须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 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是我国民法典体系构建中的一大难题。
2002年12月22日 我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提交审议，这部草案在总则之外规定了八编，即 ：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收养、继承、侵权责任、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
对 此种体例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哪一些民事单行法应当被纳入民法典，哪一些不应 当被纳入民法典。
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收养法不应当纳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学者认为 ，各种知识产权法如著作权、专利法等应当纳入到民法典中。
还有的人认为，信托法、 劳动法等也应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并独立成编。
各种观点都是不无道理的。
应当看到，民法典的体系并非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要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 变动，如果将来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确实需要将某些重要的民事单行法纳入到民法典的 体系当中，那么届时对民法典体系作出突破也是极为必要的。
但是，民法典不是无所不 包的、庞杂的法律汇编，编纂民法典绝非意味着将任何属于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应当 尽可能的纳入到民法典中。
民法典不是无所不包的。
所以建立民法典体系必须处理好民 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相互关系。
我认为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应当从以下方面加以 考虑： 第一，民法典是对各种民事活动的基本的、普遍适用的规则所作的规定，民法典规定 的是市民社会生活中基本规则，它在整个国家民事立法体系中属于最普通、最基础的民 事立法，然而，社会生活是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的，为此需要大量的单行法律以调整各 种民事关系。
但这些单行民事法律并不都需要纳入民法典。
只有那些社会生活中普遍适 用的、最基本的规则才应当由民法典加以规定，而对那些技术性很强的、仅仅适用个别 的、局部性的民事关系的规则不应当民法典规定，而应当由单行法来解决，例如物权法 主要解决的是物权中人们对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关系，这是市场经济普 遍适用的规则，而信托法仅仅调整的是信托关系，它不是普遍的关系，而是在特殊情形 下产生的，它是物权法的特别规则。
因此物权法应纳入民法典，信托法则应当作为民法 典之外的单行法。
第二，民法典所确立的制度、规则应当保持较强的稳定性。
民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 文法必须保持最大程度的稳定性，不能频繁地修改或者废除，这种稳定性正是民法典具 有实现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功能的基础。
民法典中有些 甚至是千百年来人类市场活动所共同遵循的规则的总结。
至于那些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常 常会发生改变的法律规则应当由民事特别法加以规定。
例如，民法典中的物权、债权的 许多规则是交易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而有关知识产权的具体规则 则常常不断变化发展，如果将各种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动的技术性很强的 知识产权规则都纳入民法典，无疑会妨碍民法典内容的稳定性。
第三，民法典主要调整那些私法领域内的基本民事法律规则，至于处于公法与私法交 叉地带的法律规则，例如劳动法、保险法、社会保障法等，由于其本身并非单纯的民事 法律规则，而体现了较强的国家公权力干预的性质，所以应当制定单行立法。
例如，德 国的学者就将劳动法称为“特别私法”，其原因就在于，劳动法并非完全的纯粹的私法 ，劳动合同的订立也并非基于完全的合同自由，国家常常要做出许多的干预。
第四，民法典主要规定的是实体的交易规则以及对与实体交易规则联系极为密切的程 序问题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如规则可以在物权法中作出一些原则性规定，但 是那些非常琐碎的具体的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的程序性的规定，应当由单行法加以规定。
例如，知识产权法涉及到有关专利、商标登记的具体程序规则就不应当在民法典中作出 规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收养法由于涉及到大量的具体的程序性规则，其中更 多的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对收养条件等作出的严格性限定，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收养法不 应被纳入民法典，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处理民法典与单行法的关系之时，争议最大的就是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如何安排的问 题。
毫无疑问，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的一种类型，知识产权法也应当属于民法的范畴 。
我国已经制定和颁布了、、，这些法律是否都应 当都纳入民法典?对此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
我认为，将各个单行的知识产权法律都 收入民法典是不可取的。
主要理由在于：第一，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是一个内容非常庞杂 的规范体系，知识产权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规范体系，既涉及到程序法也涉及实体 法，既涉及公法也涉及私法，既涉及国际法也涉及国内法，显然，将其放到民法典是困 难的。
与其如此，还不如制定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集中规定知识产权的相关内容。
第二 ，知识产权本身是一个开放式的法律体系。
知识产权本身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自新技术 革命于20世纪中叶兴起，知识产权法中出现了一种边缘保护法，即采用专利权和著作权 的若干规则，创设出一种工业版权制度，如集成电路部图设计，即属于此种情况。
再如 ，著作权邻接权的范围正在随着传播技术的提高逐渐扩大，如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都 纳入到知识产权的范畴。
所以，一旦在法典中将知识产权的类型固定化，不一定适应知 识产权的发展需要。
第三，将知识产权单行法收入民法典，会妨害民法典的体系的和谐 。
民法典是基本法，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这决定了其规则应当具有普 遍适用和相对抽象的特点。
而知识产权法的技术性规定较多，且变化性较大，若将此一 频频变动的法律置于相对稳定、系统化的民法典中，无疑会极大地损害民法典的稳定性 。
我认为，知识产权不应当作为独立的一编在民法典中作出规定。
民法典对此作出规定 可以考虑采纳第二种或第三种模式，即仅规定知识产权的共同规则，或仅在民事权利的 客体中确认知识产权，这样有两个作用：一是宣示知识产权为民事权利，二是共性的规 则在特别法中不好规定，可以放在民法典中规定。
三、应当以法律关系的要素作为构建民法典体系的基本思路 尽管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德国的模式，但我认为应当借鉴德国模式，采取法律关系的要 素来构建我国民法典体系。
潘德克顿学派的一个伟大的贡献在于，以法律关系的要素作 为构建民法典总则体系的骨架，“德意志编别法创设总则编之一举，意义甚为重大，当 时德国法律学者皆认为：对各种法律关系共同事项，另有谋设一般的共同规定之必要。
”(注：陈棋炎：，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3页。
)也就 是说，潘德克顿学派将整个法律关系的理论运用到法典里面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民法 典的体系结构。
具体来说，在总则中确立主体、行为、客体制度，然后在分则中确立法 律关系的内容，该内容主要是民事权利，具体包括债权、物权、亲属、继承权利，当总 则中确立主体、行为、客体与分则中的权利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关系，例 如总则中的主体、行为、客体与物权制度结合在一起，就构成完整的物权法律关系。
由 于法律关系的各种要素都已具备从而形成完整的法律关系，这种构架模式体现了潘德克 顿体系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如果我们要采纳潘德克顿制定民法典体系的基本思路，那么总则按照法律关系的要素 来构建，至少需要规定以下内容：第一，主体制度。
主体是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的自然人或法人，民事主体制度是独立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等说必备的民事权利能 力与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规定，是商品关系的当事人在法律上的反映。
民事主体主要包 括自然人、法人和合伙等。
第二，客体，客体是民事权利和义务指向的对象。
根据概念 法学的体系思想，应将作为法律规定的客体的构成要件分离出若干要素，并将这些要素 一般化，形成类别概念，并借着不同层次的类型化，形成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并因此 构成体系。
(注：拉伦茨：，第356页。
)总则中规定客体制度的主要理 由是：我国民法总论已经在总则中抽象出来了法律行为的概念，对于法律行为的构成要 素的客体是应该也可以抽象出来的。
建立抽象的客体概念，可以涵盖未来发展出来的客 体。
因为客体本身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形 财产权利在迅速扩张，近来有学者认为，像养老金、就业机会、营业执照、补贴、政治 特许权利等都属于财产权范畴。
(注：Lawrence M.Friedman,The Law of The Living,The Law of The Dead:Property,Succession,and Society,1996 Wis.L.Rev.340.)因此 ，权利客体一词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这就需要使客体概念的包容性更强。
第三，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又称法律行为，它是指民事主体旨在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 义务，以意思表示为内容的行为。
作为民法总则中的一般规定，民事法律制度及其相关 理论在现代民法学说中居于重要地位；尽管在我国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也不承认婚姻 为契约行为，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仍然是十分广泛的。
这一制度作为观念的抽象，不仅 统辖了合同法、遗嘱法和收养法等具体的设权行为规则，形成了民法中不同于法定主义 体系的独特法律调整制度，它不仅可以对现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行为进行调整，而且能 够涵盖许多新的交易形式，并对其进行规范；而且又以完备系统的理论形态概括了民法 中一系列精致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学说中令人瞩目的独立领域。
(注：参见董安生：《 民事法律行为》，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四，民事责任。
民事责任 是不履行民事义务的结果，也是对不履行义务行为的一种制裁。
关于总则中是否应当规 定民事责任制度的问题，曾经在学界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有学者建议，我国《民法通则 》单设民事责任制度，因此总则中应当规定民事责任制度。
我认为，总则不可能对民事 责任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全面的规定，因为无论是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都不属于 总则的内容，而是分则的内容。
尽管总则中不应当规定“民事责任”的具体规则，但总 则规定民事责任的一般概念和原则是必要的，因为一方面，总则中规定一般民事责任的 概念确定了民事责任的特殊性，因为民事责任的概念只有在总则中规定才合适的，在总 则外的其他任何部分都不宜对此作出规定。
另一方面，总则在规定了法律关系的主体客 体以及简单列举了各种民事权利之后，再规定民事责任，也是顺理成章的。
由于侵权行 为将独立成编，因此总则中应当有相应的制度与分则中的制度相适应。
另外，侵权责任 和违约责任存在着一些共性，例如关于归责原则、免责条件、刑事附带民事、民事责任 与刑事责任的关系、责任形式等。
这些应当在总则中设置一般规定。
人格权、亲属权、继承权、物权、债权，是现代社会所普遍认可的一些基本的民事权 利，是民事主体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交往所必备的权利，而且其内涵都已经比较 成熟，因此，有必要通过民法典而非一些单行法来确认。
分则的权利体系应当以已经发 展成熟、并且已经为社会生活广泛接受或迫切需要的权利为基础来构建，当然也应当为 未来新的权利成长提供足够的法律空间。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民事权利如何进行排列，从而合乎民法典体系的逻辑性。
我认 为，确立这一体系，应当着眼于以下思路：首先应当强调人格权应当优先于财产权的基 本理念，因此，人格权应当置于民事权利之首。
人格尊严、人身价值和人格完整，应该 置于比财产权更重要的位置，它们是最高的法益。
因为一方面，现代民法要充分体现人 本主义得精神，强调对个人的终极关怀，因此应当将就个人利益而言更为重要的人身利 益置于财产利益之前，优先保护。
另一方面，财产权与人格权相比较，毕竟不如人格权 那样对个人更为重要。
试想如果生命、健康、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所谓“万贯家财” 又有何用?还应当看到，人格权财产是个人的，但人身安全、人的尊严等涉及社会利益 。
这正如美国侵权法重述第85节认为，“人类生命和肢体的价值不仅属于他个人，而且 属于整个社会。
因此其价值高于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在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 法草案之中，将物权法置于民法典分则中的各编之首，这主要考虑到民法通则第五章“ 民事权利”中的体系，在该章中首先规定了物权的内容，因此立法机关最终将物权放在 分则中的各编之首，我认为这种体例虽然不无根据，但从理论上说仍然值得商榷。
毕竟 物权与人格权相比，人格权更为重要。
其次，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权利优先于一般财产 权。
因此，有关亲属权、继承权也应当优先于物权债权等财产权。
有关婚姻家庭的规定 与人格权同属于人身关系的范畴，两者具有更密切的联系，所以将其置于人格权之后、 财产权之前有一定的道理。
第三，关于物权与债权的关系，民法典草案将物权置于债权 之前是比较科学的，毕竟物权是产生债权的前提，只有在产权明确的情形之下才能发生 交易关系。
第四，关于债权的概念，我国民法典草案未设立独立的债权总则，有关债的 概念和合同之外的几种债的形式(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是在总则中的民事权利一章中规 定的。
我认为，在侵权行为法独立之后，尤其在我国合同法总则已经非常充实和完备的 情况下，没有必要再规定与合同法总则大量重复的债法总则。
但从民法典体系构建考虑 ，物权是与债权相对应的概念，物权法已经独立成编，债权法也应当独立成编，债权制 度的确立，使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缔约过失等债的形式在民法中找到了其应有的位置 ，并且为这些关系确立了适用的规则。
设计债法总则还是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它可以 使民法典的条文更为简约。
现实中的各种债都是具体的，通过归纳其共同事项，将具有 共性的部分规定在债法总则中，可以起到一种立法经济与俭省的作用。
当然，有关债权 的总则应当尽量简化，可以考虑对合同法总则中没有规定的内容作一些补充性的规定。
按照这样一个逻辑顺序，民法典的分则体系应当为人格权、亲属法、继承法、物权、债 权总则、合同法的一般规定。
民法典之理想与现实的世纪博弈 来自: 免费论文网 在民法典分则关于民事权利的各编之后，应当规定一个对各类民事权利加以保护的侵 权责任编，这就需要将侵权法独立成编。
从表面上看，规定独立的侵权责任编似乎与以 法律关系理论构建民法典分则的做法相冲突，因为总则规定了主体、客体与行为，而分 则应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及权利展开，如果增加民事责任制度，似乎分则的体系就形成了 与总则不和谐的现象，即分则以双重标准展开。
我认为，以法律关系理论构建民法典分 则体系的思路并未因增加独立的侵权责任编而受到破坏。
因为：一方面，法律关系的要 素，不仅仅应当包括主体、客体、行为及内容还应当包括责任，因为责任既是对民事权 利侵害的结果，也是违反民事义务的后果，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没有义务的违反也不 会产生责任，因此既然规定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就必然要规定民事责任。
所以在分则体 系中详细列举了各种民事权利之后，再规定完整的侵权责任制度这在逻辑上是更为严谨 、自恰的，可以更为清晰完整的表现一个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发展的过程。
反之，仅规 定权利而无责任，无法确定对权利的救济措施，法律关系的要素并不完备。
另一方面， 由于我们已经在总则中规定了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例如各种民事责任的共性问题已经 在总则作出了规定，因此在分则中规定侵权责任可以与总则遥相呼应，在民法典中构建 一个完整的民事责任体系。
侵权行为是对各种民事权益侵害的结果，所以侵权行为法应 当置于各种权利之后。
在民法典分则中先列举各类民事权利，然后规定对民事权利的保 护措施，即侵权责任制度，这也是符合逻辑顺序的。
四、关于人格权制度的独立成编问题 我认为，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是适应丰富和发展民法典体系的需要，也是符 合民法典体系发展的科学规律的。
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 情况出发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应当重视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民法是 社会经济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民法典更是一国生活方式的总结和体现。
我国要制定一 部反映中国现实生活、面向21世纪的新的民法典，就必须在体系结构上与我们这个时代 的精神相契合，既要继承合理的传统，又要结合现实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当然，创新 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更不能为了标新立异而“创新”，任何创新都必须与客观规律相 符、具有足够的科学理论的支持。
人格权的独立成编不仅具有足够的理论支持和重大的 实践意义，而且从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来看，完全符合民法典体系的发展规律，并对民法 典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人格权独立成编是符合民法典体系结构的内在逻辑的。
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不 存在独立的人格权编，本身是有缺陷的。
因为民法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分则体系完全 是按照民事权利体系构建起来的。
从民法权利体系的角度来看，人格权应该在其中占有 重要的位置。
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权制度，未将人格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甚至对 人格权规定得极为“简略”，这本身反映了传统民法存在着一种“重物轻人”的不合理 现象。
另一方面，由于人格权没有单独成编，不能突出其作为民事基本权利的属性。
在 民法中与财产权相平行的另一大类权利是人身权，其中包括人格权。
人格权作为民事主 体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应当具有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 名誉、隐私等各种权利，乃是人身权的主要组成部分。
人身权与财产权构成民法中的两 类基本权利，规范这两类权利的制度构成民法的两大支柱。
其他一些民事权利，或者包 含在这两类权利之中，或者是这两类权利结合的产物(如知识产权、继承权等)。
如果人 格权不能单独成编，知识产权等含有人格权内容的权利也很难在民法典中确立其应有的 地位。
由于在民法体系中，是以权利性质的不同来作为区分各编的基本标准的，所以人 格权单独成编是法典逻辑性和体系性的要求。
第二，从民法的调整对象来看，人格权理所当然应当独立成编。
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 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一点不仅得到了立法的确认，而且已经成为学界的共 识。
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是两类基本的社会关系，财产关系因民法的调整而表现为各类 财产权，而人身关系作为与人身相联系并以人身为内容的关系主要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 关系，在民法上应当表现为人格权和身份权。
第三，人格权独立成编，并不会造成原有体系的不和谐，相反是原有体系的完整展开 。
如前所述，民法典的分则体系是按照民事权利结构构建的。
将人格权确认为一项独立 的权利，其实还是在按权利体系构建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可以说将其独立既继受了既有 的权利体系，又是对这一体系的适当发展。
世界第一部民法典是
1804《法国民法典》又名《拿破仑法典》 1804年公布施行的《法国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民法典，是第一部资本主义国家的和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民法典。
它在1804年(甲子年)公布时的名称是《法兰西人的民法典》。
1807年9月3日法律赋予它《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的尊称3。
该法1804年、1807年、1816年3次的官方版本，特别以1816年的王政复古版留传下来。
所以我国商务印书馆的译本中保国王和王国字样。
别的版本则在国王下有（共和国总统）字样。
（资料参考度百科）
民法典草案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民法典是在采用成文法的国，用以规范平等之间私法关系的法法典，是一家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所有法律的综合大典，又有“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两种体例，著名的民法典有1804年《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等。
民法典是以条文的方式，以抽象的规则来规范各式法律行为、身份行为。
而民法通则通常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是我国对民事活动中一些共同性问题所作的法律规定，是民法体系中的一般法。
从1986年开始，《民法通则》在我国起着民法典的作用，它和其它单行民事法律及其它部门法中有关的民事法律规定一起调整着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民事法律关系。
综上所述，民法通则，特指我国目前民事法律关系的总则。
就立法而言，民法通则还只是一部临时的基本民事法律。
民法典，是立法成熟、周全时所有民事法律的总结晶。
简述《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
下个比较啰嗦一些，实际答题时候标题的筋给抄一下，然单说明一可，没有必要全要。
其实就是各个大项第一段抄一下即可。
实在觉得太简略就把后面一两句话抄一点点即可。
供你参考。
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一)婚姻自由原则 婚姻自由亦称婚姻自主，系指男女公民均有权依照法律的规定，自主自愿地决定本人的婚姻问题，不受任何来自外力的强迫或干涉。
1、人们在婚姻关系上有无自由，是形式上的自由还是实质上的自由，这并不仅仅取决于当事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一定的社会制度决定的。
一般说来，古代社会不知婚姻自由为何物。
恩格斯指出：“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
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下，主婚权属于当事人的祖父母、父母等尊长。
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合，是封建婚姻的合法形式;门当户对和婚姻论财，是封建婚姻的实际内容。
关于婚姻的解除，则实行以家族为本位的男子专权离婚。
2、婚姻是否自由是近现代婚姻制度和古代婚姻制度的根本分野。
在欧洲，追求婚姻自由的思潮萌发于文艺复兴运动，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从思想、文化领域扩及政治、法律领域。
法国大革命胜利后，在1791年宪法中率先宣示，法律视婚姻仅为民事契约。
不久以后，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又确立了未经合意不得成立婚姻的原则。
自此以后婚姻自由原则及其必然产物——共诺婚制，相继为许多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所确认。
共诺婚是以契约说为其理论依据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婚姻自由在一定意义上只是形式上的自由，而非实质上的自由。
3、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婚姻自由的普遍实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按照我国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两个方面，实行结婚自由，是为了使未婚男女和丧偶、离婚者能够按照本人的意愿，成立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关系。
实行离婚自由，是为了使那些感情确已破裂、和好无望的夫妻，能够通过法定途径解除婚姻关系，使其有可能重建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
对于婚姻自由来说，仅有结婚自由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离婚自由作为补充。
婚姻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实行婚姻自由并不是允许人们可以违反法律、道德为所欲为。
我国婚姻家庭法为结婚规定了结婚的条件和程序，规定了离婚的程序和理由，这些规定具体指明了婚姻自由的范围，划清了婚姻问题上合法与违法的界限。
婚姻自由的权利应当正当地行使，而不能滥用，不得借“自由‘’之名侵害他人的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法律中的规定为婚姻自由权利的行使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但是，行使这种权利的思想基础，包括动机和目的等，只能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加以评断。
(二)一夫一妻原则 亦称单偶制或双单式婚姻，是一男一女互为配偶的婚姻形式。
按照一夫一妻原则的要求，任何人都不得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配偶;有配偶者在婚姻终止即配偶死亡或离婚后，始得再行结婚。
违反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不予登记，重婚于法无效，并须追究犯罪者的刑事责任。
取缔卖淫、嫖娼活动等，也是维护一夫一妻制婚姻的必然要求。
一夫一妻原则同等地适用于男女双方。
法律保障：禁止重婚(指有配偶者与他人结婚或一夫妻名义同居的行为)和禁止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生活)。
在民事上，重婚是结婚的禁止条件，不予登记，也是婚姻无效的原因，并且是另一方诉请离婚的法定理由，也是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发生根据。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法律后果：另一方诉请离婚，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三)男女平等原则 作为一般的法律原则，是指男女两性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其内容是十分广泛的。
作为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婚姻家庭主体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不因性别而异。
从历史上来看，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制度是男女不平等、妇女受压迫的社会根源。
广大的劳动妇女身受来自剥削阶级和男权制度的双重压迫。
剥削阶级中的妇女，也受男权制度的束缚。
不论是封建制代替了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代替了封建制，男女两性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是以男女平等相标榜的，两性在婚姻家庭领域和社会的其他领域，法律地位有在形式上渐趋平等之势，但是，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往往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
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婚姻家庭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两性法律地位的平等已经基本实现，但是，同实际生活中的完全平等仍有相当的距离。
我国婚姻家庭法在各项具体制度、具体规定中都鲜明地体现着男女平等的立法精神。
在结婚和离婚问题上，男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完全平等的。
夫妻、亲子、祖孙、兄弟姐妹等关系中，不同性别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也是完全平等的。
在婚姻、家庭和亲属关系方面的一切涉法事项，均应按照男女平等的原则处理。
法律保障：禁止家庭暴力(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造成一定伤害的行为)。
法律后果：另一方诉请离婚，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四)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原则保护妇女权益和实行男女平等是完全一致的，两者并不矛盾。
前者是后者的必然要求和必要补充。
在我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制度和思想造成的后果，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全消除，男女两性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尚有实际上的差别。
应在坚持男女平等的同时，根据具体情况在法律上加强保护妇女权益的力度。
同时妇女还有其不同于男子的特殊权益要依法予以保护。
保护妇女权益是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长期传统。
我国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专章规定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对《婚姻法》作了重要的补充。
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赡老育幼是家庭的重要的社会功能。
我国婚姻家庭法中有关抚养教育、赡养扶助、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等规定，为儿童、老人的权益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
此外，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益保障法》等也有若干从家庭方面保护儿童、老****益的规定。
法律保障：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指对家庭成员歧视、折磨、摧残，使其在身体上、精神上受到虐待的行为)和遗弃(指法定亲属中依法负有扶养、抚养、赡养义务的一方对需要扶养、抚养、赡养的另一方拒不履行义务的行为)。
(五)计划生育原则 系指按照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对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行计划调节。
生育制度与婚姻家庭制度具有密切的关系。
宏观上的社会人口再生产，在微观上是通过婚姻家庭中的生育行为实现的。
实行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为主要目标。
计划生育对生育主体的基本要求是：少生、优生、适当地晚婚、晚育。
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合理安排第二胎生育，禁止三胎以上的多胎生育。
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对于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节制生育的政策可以适当放宽。
落实计划生育措施，是夫妻双方的共同义务。
(六)婚姻家庭主体的共同责任 我国婚姻法第4条是不可诉条款，规定：夫妻双方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这条规定既有规范性，又有导向性。
但它不是人民法院处理婚姻家庭案件的具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指出：“当事人仅以婚姻法第4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因此，当事人提起婚姻家庭诉讼不能仅以《婚姻法》第4条为依据，还应当以相关法条为依据支持其诉讼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