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纺织厂操作运动会闭幕式发言稿值班长做发言
破困境前进 迎逆流而上-----同志们,下午好!旧岁已去,新年已经到来。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们在这里召开值班长以上干部会议暨XX年工作总结XX年经济责任承包签订大会。
主要目的就是总结和思考过去，展望和规划未来。
在过去的一年里，有许多值得我们在座的各位包括我自己去认真总结和思索的地方。
XX年，对于我们长江棉纺织有限公司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失败之年”。
古人有云：“败军之将，岂敢言勇”。
我作为总经理，责任自然是不可推卸的。
但痛定思痛，我们这一年中究竟在哪些方面出了问题呢
要想XX年能有个好的开门红、能有更好的发展，我们就必须找出问题的所在，想出解决的办法。
下面我就来给大家具体的汇报一下今年工作的开展情况。
XX年我公司实现产值17506万元，与 XX 年全年相比增加 5559万元，增长率46.53%；实现销售收入17945万元，同比增长6607万元，增长率58.27% ；完成纯收入 1315万元，同比下降 102万元，下降比例7.2%。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清楚的看出，我们的产值销售是在大幅的上升，但却并没有能够带动纯收入、净利润的同步上升。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道理很简单，产品的差价降低了。
我们的百元销售创纯收入自然就下降了。
形成这种趋势导致的结果就是让我们完成全年的计划任务很不理想。
一些客观原因，不是在座的你我所能左右的。
例如XX年的春天美伊战争结束后，即四月份就出现了非典疫情，下半年的棉花及农副产品价格的大幅上升。
这一系列的客观原因的出现，自然会令我们损失惨重。
对干这方面，我们在座的各位不用抱怨、不用自责。
因为客观原因，不会长期存在。
我们要分析的是我们企业内部存在的问题。
只有扎实的练好“内功”，才有足够的力量去迎接那些所谓客观原因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以下是我针对我们自身的不足归纳的几个方面：一、质量方面产量是生存之本、质量是发展之源、没有质量就没有市场、没有产量就没有了一切，一个企业没有质量也就无信誉可言更无效益可言。
因为没有了质量也就根本没有人会要我们的产品。
在质量方面，我们公司在 XX 年做的很不理想。
今年全年的质量赔款达到近100多万元，每月一般情况下都要有5-6万左右的氨纶纱赔款。
其中的三次质量赔款就达到了70万，一次是50s的并线赔了17万、另外两次分别是40s的并线赔了32万 、20万。
在今年的中秋节的那次会议上我记得我曾讲过：假如这笔不小的赔款金，用来增发我们职工的工资，用来增添新设备，这样会给我们的公司、给我们的员工带来多大的利益。
现在我还要老生常谈，主要目的就是再次提醒大家，“同样的错误我们不能犯第二次”。
几万、几十万的钱赔给人家，我们得到了什么了
不但没得到任何利益，还给我们的客户留下很坏的印象。
这对于以后的业务也是很不好的影响。
我归纳了一下质量问题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质量的不稳定性，也就是说质量时好时坏，说不准在哪一个批号的产品上就出现了问题。
这也是由于我们员工的操作水平层次不一所造成的。
对于这一解决的措施只有一条那就是提高挡车工的操作水平，加强刚进厂员工的操作培训。
二是纱支粗细不一，成筒有大有小，纱支条干不匀。
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只有依靠我们的员工在生产过程注意。
炎陵银太纺织厂第一届操作运动会怎样操作
操作运动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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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造，虽然我不造但是计时的话会不会刺激
求细纱操作员工作总结。
主要写一下主要的工作内容，取得的成绩，以及不足，最后提出合理化的建议或者新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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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总结就是让上级知道你有什么贡献，体现你的工作价值所在。
所以应该写好几点：1、你对岗位和工作上的认识2、具体你做了什么事3、你如何用心工作，哪些事情是你动脑子去解决的。
就算没什么，也要写一些有难度的问题，你如何通过努力解决了4、以后工作中你还需提高哪些能力或充实哪些知识5、上级喜欢主动工作的人。
你分内的事情都要有所准备，即事前准备工作以下供你参考：总结，就是把一个时间段的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总评价、总分析，分析成绩、不足、经验等。
总结是应用写作的一种，是对已经做过的工作进行理性的思考。
总结的基本要求1．总结必须有情况的概述和叙述，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详细。
2．成绩和缺点。
这是总结的主要内容。
总结的目的就是要肯定成绩，找出缺点。
成绩有哪些，有多大，表现在哪些方面，是怎样取得的；缺点有多少，表现在哪些方面，是怎样产生的，都应写清楚。
3．经验和教训。
为了便于今后工作，必须对以前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分析、研究、概括，并形成理论知识。
总结的注意事项： 1．一定要实事求是，成绩基本不夸大，缺点基本不缩小。
这是分析、得出教训的基础。
2．条理要清楚。
语句通顺，容易理解。
3．要详略适宜。
有重要的，有次要的，写作时要突出重点。
总结中的问题要有主次、详略之分。
总结的基本格式： 1、标题 2、正文 开头：概述情况，总体评价；提纲挈领，总括全文。
主体：分析成绩缺憾，总结经验教训。
结尾：分析问题，明确方向。
3、落款 署名与日期
最早的纺织工具是什么
1975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纺专、管状骨针、打纬木刀和骨刀、绕线棒等纺织工具。
这是距今六千多年前已有最早的原始织机的佐证。
也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原始织布工具。
据《释名》说：“布列众缕为经，以纬横成之也。
”平布就是由许多纵向的经线和横向的纬线相互交织而成。
可见原始的织布方法就是 “手经指挂”， 1．从“手经指挂”到踞织机。
先秦的纺织已从“手经指挂”中解放出来。
（《黄帝内经》和《淮南子》记载“手经指挂”是指把一根根纱线依次接在同一根上木棍上，另一端也依次接在另一根木棍上面。
并把被两根木棍绷紧的纱线绷劲，绷紧的纵向纱就成了经纱，一次横线织入的纱就成了纬纱。
当整个组成的经面被纬纱较之以后的织物也就编成善待甲骨文中的丝的形象文字，上下两横代表了两根卷纱木棍，中间一横是用来把经纱单、双数分开来的大小木棍，即绞纱棒。
周代，这个形象文字还演变成了“”就是“经”字的有 半边，可见商周时期的织布不仅用绞纱棒分离了经纱单双数，还采用了线棕装置来提升经纱。
织平纹织物是要有两列线棕。
纺织是通过线棕套环装置分别把单、双数的经沙联系起来，把起或拉线棕，即形成织口，便于引入体纱。
由于这种织机的操作者是坐在地上或竹榻上进行制造的，故人们称他为：“踞织机”。
原始织机已经有了上下开启织口、左右穿引纬纱、前后打紧纬密的三个方向的运动。
它就是现代织布机的始祖??“踞织机”。
2．斜织机的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的织机有了较大改进和发展。
江苏泗洪曹庄出土的汉画像石上刻着“慈母投杼图”，图上有斜织机的型制。
《诗经：尔雅、大车》云“小车大车杼、轴其空”朱熹《诗经传》解释说“杼，杼纬者也，轴边经者也”杼即梭子，轴是主经线的轴。
这种斜织机已经有了一个机架，经面和水平的机座成五六十度的倾角。
应用杠杆原理，用两块踏脚板分别带动两片线索，织工们用脚踏一长一短的两块踏板（杆），分别带动综线。
当脚踏动提综踏板的时候，被踏板牵动的绳索牵拉“马头”（提综摆杆，前大后小，形似马头），前俯后仰，就使得综线上下交替，把经纱分成上下两层，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织口。
实行手脚并用，用双脚代替了手提综的繁重动作，这样就能使左右手更迅速有效地用在引纬和打纬的工作上。
从而提高织布的速度。
这种织机后人俗称“斜织机”这样改进以后，织工坐与机上既可以坐着织造，又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开口后经面上的经线张力是否均匀，经线有无断头。
更重要的是斜织机已经采用脚踏提综的开口装置。
能用经纱到辊和织口。
卷布导轴可以绷紧经纱，使经纱张力较为均匀，有利于得道平整的丰满的布面，职工无需用双脚抵住轴棍，既减轻了劳动强度，斜织机的生产率比原织机一般可以提高十倍以上， 后来，织机又不断地得到改进。
宋末元初，山西万泉（今山西万荣）人木匠出身的薛景石，在《梓人遗制》这部著作中，给我们留下了立机子、华机子、罗机子和布卧机子等织机的具体型制，并且标明了装配尺寸，阐明了结构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原理。
薛景石从长期的织机修造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总结了各家之长，经过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这部织机制造图文并茂的著作。
他对织机中的“每一器必离析其体而缕数之”，就像今天工厂里设计机器一样，既绘有零件图，又有总体装配图，并且说明了每个零件的尺寸大小和安装部位，正如序言中所说的，“分则各有其名，合则共成一器。
”如罗机子是织造各种轻薄透明花罗织物的织机，在《梓人遗制》中绘制得相当清楚。
罗机子身长七尺到八尺，横?外宽二尺四寸到二尺八寸。
织罗纹的绞纱机构相当奇特，由于它的形状似“老鸦翅”而得名。
在织罗的时候，老鸦翅管理绞经，作上下运动和左右移动，用绞经和地经互相绞缠，按花纹图案，有规律地在左右方和地经互相绞转而形成椒眼孔的网纹。
由于织布机上开口、投梭、打纬三个主要运动的进一步完善，织布的产量和质量大为提高。
纺车 要把麻、丝、毛、棉等纤维原料加工成纺织品，首先必须纺成纱线。
我们的祖先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用“纺专”进行纺纱，所谓纺专，是由陶质或石质制作的圆块，直径五厘米左右，厚一厘米，叫“专盘”，中间有一个孔，可插一根杆，叫“专杆”。
纺纱时，先把要纺的麻或其他纤维捻一段缠在专杆上，然后垂下，一手提杆，一手转动专盘，向左或向右旋转，并不断添加纤维，就可促使纤维牵伸和加拈。
待纺到一定长度，就把已纺的纱缠绕到专杆上。
然后重复再纺，一直到纺专上绕满纱为止。
这种纺纱方法是很原始的手工劳动，既吃力又缓慢，拈度也不均匀，产量和质量当然都很低。
古代通用的纺车按结构可分为手摇纺车和脚踏纺车两种。
手摇纺车驱动纺车的力来自于手，操作时，需一手摇动纺车，一手从事纺纱工作。
从出土的汉代文物中来看手摇纺车早在汉代已非常普及。
脚踏纺车是在手摇纺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目前最早的图像数据是江苏省泗洪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石。
脚踏纺车驱动纺车的力来自于脚，操作时，纺妇能够用双手进行纺纱操作，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纺车自出现以来，一直都是最普及的纺纱机具，即使在近代，一些偏僻的地区仍然把它作为主要的纺纱工具。
经过长期的生产劳动，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一种手摇单锭纺车出现了，很快代替了纺专，成为纺织手工生产的重要工具。
汉代纺车，根据画像石上所画的形状看，和明代《天工开物》上的纺车类似。
这种纺车的结构虽然比较简单，但纺车上已经使用绳轮传动，从而纺纱功效已经比纺专提高大约二十倍。
证明我国早在两千年前就在工具机上使用绳轮传动了。
使用这种纺车，还可以加拈、并合比较均匀一致、不同粗细的丝或弦线。
此外这种纺车，除了可以纺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制成纬纱用的纡子。
这是过去用纺专所不可以的，需要另外的工具摇纡。
在纺绩麻、丝、棉等生产实践过程中，为了提高质量和产量，我国劳动人民不断在实践中创造和创新。
从而在手摇纺车的基础上创造的脚踏纺车和水力纺车，又进一步把我国的纺纱技术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脚踏纺车是利用偏心轮在纺车制造上完成的一次改革。
脚踏纺车的最早发明时间还有待查考，现在能见到的是公元四世纪我国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约345?406）一幅画上的脚踏三锭纺车。
后来在元代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我国著名的农学家王祯在他所著的《农书》上也出现了三锭脚踏棉纺车和三锭、五锭脚踏麻纺车，证明了脚踏纺车从东晋以后一直都在使用。
宋末元初，松江乌泥泾（今上海县乌泥镇）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约1245?
），向黎族姐妹学习了棉纺织技术,并在纺织生产的实践中，把用于纺麻的脚踏纺车改成三锭棉纺车，并且总结了一套纺纱技术。
同时她还革新了轧棉和弹棉工具，纺纱产量得到大幅度提高。
在王祯的《农书》中，除了对手摇和脚踏纺车作了全面总结外，更介绍了另外两种新的纺车，大纺车和水转大纺车。
大纺车，它不同于旧的纺车的特点是：纺纱的锭子更多，达到三十二枚，这样它的生产力就显著增加。
其次，大纺车的传动已经采用和现在的龙带式传动相仿的集体传动了。
可见古人已经认识到动力在工作效率中的中的作用。
因此可以说是需要推动了设计的发展。
在植棉和棉纺织中，我国少数民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就纺车来看，云南和海南岛的少数民族很早就积累了一套棉花的纺织加工技术，既使用大竹轮的纺车，一般直径在六十一厘米，也采用小直径的竹轮纺车，直径三十到四十厘米，以适应棉纤维比丝麻短的纺纱需要。
现代的机器纺纱，除了最新的气流纺外，它的机构形式还是离不开锭子和它的传动。
只是由于机械的动力大，锭子数目更多，速度更快罢了。
把古代纺车和现代纺纱机相比，现代传动锭子的滚筒就是纺车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简介
晋商曾在明清商界驰骋长达5个多世纪，足迹不仅遍布中国大陆,而且远涉蒙古、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地，甚至垄断了对这些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他们经营项目广泛，尤以金融业名震海内外，几乎垄断了全国的金融汇兑，山西票号被称为“汇通天下”，山西票商被誉为“第一商人”。
然而，由于晋商本身寄生于封建社会的衰弱病体上，加之自身的软弱性、保守性、落后性等特征，在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压榨，西方工商业者的不平等竞争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社会暴动的冲击下，清末民初晋商最终无法适应近代中国的剧变，整体性地衰落了。
晋商崛起于明而鼎盛于清。
明代谢肇制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 …其富甚于新安。
”[1]据史载，明嘉靖权臣严嵩之子严世藩曾为当时天下富豪排名，资产在白银50万以上的17家中，除12家皇亲、贵戚、权臣外，平民出身的5家商贾中，晋商占了3家，徽商占了2家。
[2]可见，晋商在当时已是一支与徽商共执中国商界牛耳之劲旅了。
有清一代，晋商臻于顶峰，足迹不仅踏遍中国大陆，还远涉俄罗斯、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地。
《康熙南巡秘记》中载：“故晋之人长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
齐、鲁、秦、燕、赵诸大市，执商市之牛耳者晋人。
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
《五台新志》载：“有麻雀之处即有山西商人”。
晋商不仅活动地域广阔，而且经营业务也非常广泛，并且在许多行业居垄断地位。
何秋涛《朔方备乘》载：“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
清人衷斡《崇市杂咏》记载：“清初茶叶，均系西客(晋商)经营”。
清初皇商介休范氏垄断了对日铜货贸易，占当时洋铜进口的一半左右，每年采办量达130万斤左右。
山西的 “大盛魁”、“复盛公”等曾垄断了对蒙贸易。
素有“第一商人”之称的山西票商在鼎盛时，票号遍布全国，并在日、朝等国家设立分号，进行跨国经营。
庚子事变后票号存放汇兑业务激增，光绪三十二年，汇兑总额达三四亿两，[3]称雄中国金融界，被誉为“汇通天下”。
晋商活跃时期之长，范围之广，积累财富之巨，影响之大，在中外商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然而到清末民初之际，曾经在明清商界纵横驰骋，叱咤风云达5个多世纪的地域性大商帮——晋商却步入了整体性的衰败之路，给世人留下无尽的慨叹、教训。
晋商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内部因素。
(一) 首先我们从外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三点： 第一，清政府对晋商的肆意压榨，使晋商不堪重负。
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农业国家历史悠久，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秩序和小农经济结构基础，往往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清末，随着封建制度的进一步衰落，政府对商业控制虽相对减弱，但对商人的压榨却愈加苛重。
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追求奢豪生活的欲望使得统治者加大了对商人的剥夺。
上至皇帝公卿贵戚下至普通官吏往往生活奢豪腐化。
皇帝出巡，所经之处，“各商预输苏杭间彩锻与奇玩，路旁结棚如物形，或楼台状，旁极眩彩。
店铺间待皇帝经过，众商山呼如雷。
”[4] 再如，慈禧六十岁生日时，京城各处张灯结彩，结撰楼阁，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锦为屋，每数十步一戏台，令人眩目。
而这些奢侈生活的维系，大多是通过巧立名目，增加税赋，强迫商人捐献报效等方式而来的。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腐败统治，内外矛盾激化，镇压起义和对外战争都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而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伴随而来的都是巨额的战争赔偿，而政府财政匮乏，于是便将赔偿的重负转嫁给整个社会。
商人首当其冲，执中国商界之牛耳的晋商更是深受其害，往往承担沉重的苛税、捐输、摊派。
史载，光绪元年（1875年）至十九年（1893年）清政府在山西大量设置厘卡，使每年厘金收入从白银9万两上升到22万两，药税、票税、盐价加斤等杂税每年增加多达20万两。
[5]如果说，商税的滥征、重征仅仅使商贸成本加大，利润减少，竞争能力减弱的话，那么捐输摊派的掠夺则使晋商流动资金减少，给晋商发展带来很大困难，伤了元气。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因鸦片战争赔款，清政府向晋商摊派捐输金额达白银200余万两。
[6]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清王朝为了筹集巨额军费，推行捐借政策。
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至次年正月，晋商捐银1,599,300余两，占全国新捐银37.65%，[7]为全国各省捐输之首。
清人徐继畲（山西人）曾云：“吾省前后捐输已达五六次，数逾千万”，至使出现“富民膏血已罄竭”的严重局面。
第二，清王朝腐败无能，使晋商在同外商竞争中得不到有力的支持。
以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为例，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俄《恰克图市约》签订后，恰克图成为中俄贸易的中心，为双方计价便利，条约规定双方以畅销货为单位（1800年之前用中国棉布，此后改用茶叶），晋商瞅准时机，迅速占领市场。
恰克图茶叶出口完全由50余家山西茶商垄断。
平等的商贸给双方都带来好处。
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间仅恰克图一地，中国对俄国茶叶出口每年平均达800余万俄磅，价值800万卢布，约合白银320万两之多，而同期俄国每年由恰克图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也达600—700万卢布。
[8]1812—1859年间恰克图的俄国对华贸易额占俄全部对华贸易的40%--60%，而中国出口商品的16%和进口的19%也都是经过恰克图贸易的。
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陆路通商章程》。
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沙俄攫取了许多商业特权。
1860年俄商取得了在蒙古边境以及张家口和天津、上海、汉口等大商埠的通商特权。
同治五年（1866年）俄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这样沙俄在天津获得享受低于列强1\\\/3税率的优惠及海关免征茶叶税的特权,从而使俄商的贸易成本大幅下降，而晋商则因国内关卡重重，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使贩运成本高出俄商许多。
此外俄商还利用特权在汉口、九江等地建立了现代砖茶厂，采用蒸气设备，进行规模经营，使生产成本降低。
同时，由于西伯利亚铁路，中东铁路以及京张、京绥铁路的开通，使俄商运输成本大大低于晋商所开辟的草原丝绸之路的运输成本。
便利的交通也利于俄商深入中国腹地同晋商争夺市场。
这样晋商竞争力大为削弱。
迫于形势，晋商只好改变经营策略，采取赊销茶叶给俄国中小茶商，以吸引顾客，结果大多俄商因破产或恶意拖欠，使晋商遭受沉重损失。
1900年仅太谷“大泉玉”等16家茶商损失达白银62万余两。
[9]宣统元年（1909）俄政府又违约宣布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中国商人。
而清政府软弱无能，毫无对策，晋商无法在俄立足，纷纷回撤国内，这次中俄茶战，晋商遭到重创。
在这种不平等竞争下，曾称雄塞外的山西旅蒙商人在清末也被俄商逐步排挤出蒙古市场。
国内市场中，晋商发展也遭到严重扼制，例如曾作为“汇通天下”的晋商票号由于外国银行在通商口岸利用特权展开不平等竞争，损失严重。
江西巡抚李勉林在二十世纪初曾指出“近代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山西票号）之利，稍为所夺。
”[10]关于这一方面，天津汇兑业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天津对上海棉纱款项的汇兑年约白银100万两，其中由外国银行经办的竟达半数，钱庄、银号30%、票号仅20%。
第三，清末民初自然灾害、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使晋商失去了安全的经商环境。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自然灾害，社会动乱连绵不断，规模之大，次数之频，世所罕见。
全国几乎无一年无一地不发生灾害，“饿殍布满于道”[12]据驻天津的万国救济委员会估计，仅在光绪三年到四年（1877—1878年）的饥荒中，就有900万到1300万人死于非命。
山西有句民谣：“光绪三年，死人一半”。
曲沃县在三年旱灾中人口从285，911人减至35，705人，人口减少了87.52%。
而以富康著称的平遥大灾之后人口也从30万锐减到19万。
[13]遭灾之惨，不可言状。
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庚子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等社会暴动又使晋商发展蒙上了阴影。
天灾人祸使人民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购买力下降，这样商品贸易额必然随之减少；不稳定的社会秩序，还使正常的商贸活动受到侵害，商家被抢、商队被劫。
我们以晋商票号来分析一下。
道光三十年（1851年）十二月十日，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起义军所向披靡，很快攻入两湖地区，汉口一带成为战火的聚焦点。
而晋商票号在此设置分号最多，达33家，由于社会动荡无法经营，只好回撤。
[1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京师的工商业受到极大摧残，“十室九空，生计殆尽”，晋商中的票商京师分号大多遭抢劫，由于与总号失去联系，无法经营，只好仓促回撤，而事后幸存下来的也都纷纷缩减存款，收缩规模。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地战火纷纷，许多商号破产，晋商票号或被抢，或由于放贷巨款无法收回，各地发生挤兑风潮，资金周转不灵而面临破产倒闭危险。
据统计，1911年还有24家山西票号，过了5年（即1916年），已有10家倒闭，1家改制成商业银行，只存13家苦苦支撑。
[15] 以上为晋商衰落的外在原因，而这些也是其他地域商人所面临的问题，但为什么同样条件下，粤商、浙商等却经过危机转化为现代商业资本呢
可见，这是与晋商自身的内在因素有关，以下我们分析一下晋商衰败的内在原因。
（二）晋商衰败的内在原因有四点： 第一 依附封建政治势力，使晋商走到了死胡同。
晋商在其长达5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一直与明清政府关系密切，将自己的命运之索系在明清政府行进的车轮上，这虽然对晋商的产生与兴盛有很大促进作用，但当封建王朝走向最终衰落时，晋商由于失去政治依托而必然衰亡下去。
以被称为“第一商人”的山西票号为例，我们知道，票号创立本为解决商贾困难，但票商们很快意识到要想生意稳定发展，必须为政府为官员提供服务，寻求依靠。
这就密切了票商与政府的关系。
以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起义为界，山西票商为清政府和官员的服务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为官吏个人服务为主，第二阶段则与清政府财政管理相连接。
由于清政府大肆卖官，票商便大量支助一些人买官，这些人一旦达到目的便大多把手中公款低息或无息存入票号，票号再高利放出，从而获利。
另外，清政府为解决饷银以及赔款等问题，为便利、安全多求助于票号。
例如：左宗堂票号从1866年11月到1881年1月，共向晋商票号借款880余万两白银。
[16]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巨额赔款也是通过晋商票号汇解的。
[17] 庚子事变后，慈禧西逃途中得到晋商票号的大力支助，感激之余，大量官款都通过晋商票号存汇，如京饷、地方协饷、涉防经费、铁路经费、赈款、河工经费等都由山西票号汇解，一时山西票号成为清政府财政管理活动的代理机构，山西票号得到空前发展。
山西票号中日升昌票号1906年14个分号共汇兑白银3222多万两，而其中官款就达白银2257多万两。
[18]山西票号被时人称为“汇通天下”。
然而随着清政府的瓦解，贷给清政府的大量款项也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无法收回，同时又不能和新政府建立密切联系，获取新的政治依托，这样，晋商票号的政策优势也因而丧失了，面对近代新式银行的竞争压力最终随着封建社会没落而走向了尽头。
第二，由于晋商本身仅只是一种封建体系下的变种，所以具有许多与生俱来的封建性、保守性、落后性的东西，从而无法适应近代剧变，最终走向衰落。
晋商中许多大商号总部都地处晋中一隅，在其刚兴起之时，还可利用山西的地理优势，但到清末民初时，由于商业重心的转移，商道改变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地方再作为总部，交通滞后，信息闭塞的弊端便显露出来了。
以票号为例，日升昌等著名的“十大票号”总部在平遥，曹家“太谷标 ”总部在太谷，乔家“在中堂”总部在祁县等，这些地方狭小偏僻、信息不灵，不能够从外界汲取足够的生存养分，无法适应新旧转换时期的经济要求，当发生变故时不能适时的做出相应的反应。
当近代中国经济重心转移，上海等日益成为全国金融中心，近代新式银行兴起，旧式票号业无法与之竞争时，山西票号大多采取保守态度，无所作为。
光绪三十年（1906年）当时清户部尚书鹿钟霖，奉命组建大清户部银行并力主官商合办，邀请山西票号入股时，山西票号各总部却加以拒绝。
[19]仍盲目迷信传统的旧式经营，而丧失了商机。
当组建新式银行已成趋势，各分号纷纷要求总号组建银行，并于1908年由著名票商李宏龄，渠本翘等发起倡议组建山西票号联营的新式商业银行时，各总部却由于不了解分号已面临危机和创设新式银行的重要性，便坚决反对，致使山西票号又一次错失了发展机遇。
晋商的乡土观念很重，他们常以同乡或同宗为纽带发展成商帮，著名的平阳帮、泽潞帮、蒲州帮就是由同乡组织、发展起来的。
这种商帮带有很大的封建封闭性，尽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内部团结，避免了内部竞争，也有利于同外部竞争，但从长远来看却不利于商业发展，带有一种浓重的行会色彩。
在人员的选用上，晋商更重同乡、血缘关系，“肆牛执事，不杂以解籍人”，不利于真正广泛地吸收人才。
晋商中的“商伙制”或称“伙计制”即东家出钱，有本土本乡相知的贫穷者出人营运以充“伙计”，不少地方的“伙计”世代相袭而成为世袭商奴。
[20]显然，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封建性束缚非但不能适应时代，反而成为晋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此外晋商本身也有人格脆弱的一面，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思想上不自觉地带有了小农的保守性，行为中又缺少高层理论力量的支撑，他们奋斗了五个多世纪，却从来未出现一个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这和徽商等产生了明显的差别，他们出发点和归结点都集中在农村，他们的人生规范不自觉的融入了大量的封建色彩。
第三，晋商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失误是造成晋商整体衰落的又一至关重要的内在因素。
晋商广泛采取无限责任的股份公司经营方式和总经理负责制。
以票号为例，票号资本，以几家财东合资者为多，也有独资经营的。
票号宣告成立后，财东便根据自己查访或听人介绍，选择能力可信任的人担任票号总经理，把票号管理全权委托给总经理，平时的业务往来及人事安排等，财东都不能随便干涉，任其经营，静待其按期做出决策报告，“苛非人力所能制止而丧失资金，财东不但不责经理失职，且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振旗鼓”。
总号经理对分号经理也是如此，一切令其放手经营。
同时利润分配上，票号采取银股，人力股分红制，凡投资者为银股，一般以白银10,000两或8,000两为一股，凡凭资历，能力顶生意者为人力股，一般经理顶人力股1—1.2股。
下面伙友按资历、能力大小依次减低，最少为一厘。
[21]以上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票号的发展，但是却存在严重弊端。
首先这种无限责任公司制，当资不抵债时，财东必须用家产偿还债务，大大降低了抗风险的能力。
例如：介休的乾盛亨票号由于光绪八年（1880年）的一件“云南报销案”受牵连，大笔官款被收回，许多储户闻讯前来提款，而总号，分号由于周转不灵，财东只好从自家积财中支取，当时用五辆大车整整拉了一天银元宝，风波平息了，可元气却大伤。
后来庚子事变时，乾盛亨数家分号被焚，损失惨重，当面临再次的挤兑时，东家只能破产，典当家产还债。
[22] 其次，晋商经营中片面重视人的因素，例如票号中总经理负责制，一定程度上这一制度使票号前途系于一人之手，而无必要的行之有效的制约机制，再加上总号经理等对票号利润分配只“分盈不分亏”，使的一人决断失误，往往殃及整个票号。
1909年，当蔚泰厚分号的李宏龄等介于激烈的时局变迁，要求总号经理毛鸿翰决策，组建新式商业银行时，却因毛个人坚决不同意，而只能坐失良机。
[23]再次，票号经营多有号规，但是其内容中浓厚的封建性不免抑制了号中人正常合理的生活欲望，而不利于提高其人员的经营积极性。
比如：不准接眷外出，若干年归家一次等等。
同时，内容中一味要求“各乘天良，尽心好事，不得懈怠偷安，恣意奢华”,重人不重法，只靠“天良”来约束人，其效力可想而知。
远在千里之外的分号经理是否尽职，往往不能及时得悉，一旦卷款潜逃、伪造帐目，便无法补救。
这在清末表现的更为突出，“心离思叛者，十居八九”。
辛亥革命时，票号受到重大损失，就与此有关。
《晋商盛衰记》载：“武汉一呼，四海响应。
各票庄于此… …多携款逃归，自图安逸… …于是乃束手待毙，一败涂地矣”。
晋商经营往往资本小、业务量大或资本虽大却又太重信用，不作必要之抵押，这样当对方破产或恶意拖欠时，往往倒帐的风险极大。
例如：太谷志诚信末期尽管其帐面上放款有白银400万两，欠款只白银200万两，但由于时局混乱，放款无法收回，所以在大规模的挤兑面前只有破产倒闭。
[24]太谷曹氏在同俄茶商竞争中采取赊销茶叶给俄中小茶商，而不做抵押，结果由于对方破产或恶意拖欠，损失惨重。
第四，晋商晚期所滋生的“奢为贵”思想进而挥霍无度也为晋商衰落埋下了伏笔。
晋商中许多著名的商业或金融大集团其创业者都出身贫寒，大多以俭创业守业。
例如乔家“在中堂”其创业者出身贫困，迫于生计走西口至塞外谋身，凭着勤俭，在包头经历多年的奋斗，才诞生了后来著名的“在中堂”，“复字号”。
因此其后代多以极其严格的规定约束自己，以俭守业。
[25]太谷曹氏也如此，从磨豆腐起家，发展成为跨国经营集团，一度袭断对俄的茶叶经营。
在其所开的当铺，帐庄大厅上常摆一小磨，并教育其家人及从业人员“勤俭起家”的道理。
[26] 也正因为如此，晋商才能称雄商号5个多世纪。
但随着业务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晋商中日益滋生出的“奢为贵”的思想，以票号业中的龙头日升昌为例，其后期经营主要精力集中在官款业务。
由于不断与官场结交，到光绪年间，号风为之一变，无论总号分号，个个穿着华贵，趾高气昂，对小型汇兑往往一概不接。
经理们往往生活腐化，出入乘轿，中饱私囊。
再看蔚盛长票号也是如此，其汉口分号经理王作梅非常讲排场，他夏日所穿的绸衫专门从杭州购来，用名贵的机绸织成，家中各种珍贵的皮货如金丝猴、水獭、猞猁皮无所不有。
[27]许多商号经理财东醉心于享乐、听戏、吸食鸦片，为票号经营带来无穷后患。
许多号规被打破，总号分号脱节，管理日益混乱。
蔚子五联号的号规记载中有这样一段话：“（近日票号）无如奢风日甚，荒情日生，在各庄竭尽心力秉公办理者固不乏人，而敷衍迁就者亦属不少，甚有堂堂接班人，或上下蒙蔽、或独自鲸吞，我联号竟有如此人，其与监守自盗何殊”。
在号规中记载此事，足见“奢”风的严重程度。
在这一风气影响下，清末民初晋商中许多发生了蜕变，上上下下只图享乐无心经营，内部隐含着许多败亡的危机，加快了晋商衰落的速度。
曾经称雄两个多世纪的旅蒙巨商 “大盛魁”就是一个典型。
1924年被挤出蒙古市场后，其许多掌柜却仍不思进取，只知挥霍，中饱私囊，到1929年最终倒闭了。
[28] 正是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外交困的状况下，作为封建社会经济与专制政治制度结合的传统商业——晋商，整体性地衰落了。
它的衰落极生动地展示了封建商业资本的这种悲剧性进程，它不但最终没有创造出新的生产力方式，反而自身却湮没在了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腐朽泥潭中了。
近代史中李鸿章的地位
一,明清晋商是因清兴而盛，因清忘而衰。
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季又因为 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
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 府服务而兴盛。
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
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 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
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
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 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 丐。
二,“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
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
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
有民谣称：“山西人大 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
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
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 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三,墨守陈规，思想保守。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 径。
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陈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晋商 终于失去昔日光辉。
四,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 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 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 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晋商曾在中国历史上洒下辉煌,他们的衰落尽管有着种种原因,外在的也好,内在的也罢,他们的衰落对后人来说无遗是一种深深的遗憾. 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且是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
著名的有山、陕、鲁、徽、闽、粤、宁波等十大商帮，而这其中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的就是山西商帮。
它纵横商界500年，经营项目“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几乎百业俱备；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及周边各主要国家；服务对象上达朝廷、官宦，下至乡野、边关；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则汇通天下。
到清中叶以后，其所拥有的资本控制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亚洲地区一些国家的金融和贸易，并且在明清两朝的财政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强大经济势力。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利倾朝野、鼎足华夏的商帮，发展到近代却随着清王朝的消亡而走向衰败了。
是什么原因，使晋帮商人在清末民初由昔日辉煌繁盛而步入日暮途穷之路，最终一蹶不振
又是什么力量，将其彻底冲垮击败，直入衰败的深渊，而在华夏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的
中国社会步入近代以来，其社会的发展变化用社会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话说，是“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的”。
（见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在这个过程中，无疑是必须与那个将世界所有古老国家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的西方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接触、来往、得到收益并促使自己获得新生、重新发展的。
在这方面我们的先辈山西商人恰恰没能做到超越自己而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开拓新的经营领域，而是囿于传统，固守旧的传统行业，失去一次又一次新的发展机会。
反思之一：19世纪中后期，山西商人没有大规模投资于新式产业，是它的第一个禁锢失误之处 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同西方的经济、贸易往来的逐渐增多，古代中国传统的商业和产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国的经济发展同西方经济发展相衔接的趋势。
在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19世纪的中后期，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的工矿企业。
兴办这些企业的有中外两类资本来源。
据统计，至1894年，外商已在中国各通商口岸陆续兴办了100家近代工厂，拥有产业工人34000人，资本1972万元。
中方的资金投入分为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两部分。
国家资本主要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为止，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为主兴办的大小50余家近代军用、民用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总额2263万元，占1895年整个工矿企业（包括外国在华企业）总资本的45．22％，生产工人总数34000至40810人，占同年近代工矿企业工人总数的37．33至41．62％。
私人资本即民族资本，据估算，至1899年为止所办近代工矿企业180家，原始资本总额约计银470万两，其中近代工业约300万两，近代矿业约170万两，工人总数约3万。
据孙毓堂先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166～1172页）的数据估算，买办及买办商人，占早期民族资本近代工矿企业主创办人的35.8％，是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来源。
那么，买办这个阶层的收入共有多少呢
据有关专家的估算统计，从1840到1894年买办收入共约4．9亿两白银。
到甲午战争以前，买办50多年的收入总额，差不多相当于19世纪4O到6O年代间清政府10年的全国财政收入的总和。
从孙毓棠先生编著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在早期民族资本的投资人数比例上尚有30．86％的官僚地主；18．52％的一般商人和各为7．41％的手工作坊主和华侨商人，可见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来源也是多元的。
现在要问的是，作为旧式商人的山西票号是否具备近代产业投资的条件和实力。
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北京分行代理行长泽村荣太郎在清末曾作了一次调查，统计共有票在33家，资本总额约为4000万两，但他只举出30家的名字，而且资本合计只有1070万两。
这恐怕只是山西票商在京的经营资本，而票号资本家（指财东）的全部家产（固定资产）以太谷曹家、祁县乔家、渠家、介休侯家、榆次常家等估算都在几百万两至上千万两之间，以保守数字500万两计算，30家至少在1．5亿两白银左右。
这样一笔庞大的资产，又有多少投入到近代新式产业中呢
依笔者日前收集到的资料而言，直到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祁县票商财东渠本翘才以5000两白银将官办的晋升火柴公司盘过来，注入资金，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这是近代山西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
到1906至1908年，渠本翘、刘笃敬才从英国福公司手中收回山西矿权，创建成了规模较大的股份制的山西保晋矿务公司。
此时已落后于那些闽粤、浙沪出身于买办而后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先行者们30～40年矣。
在整个19世纪的中后期，山西商人将祖先几代人积累下的财富除用于创办票号业，为封建朝廷、权贵服务外，富商巨贾们都将大量金钱挥霍浪费掉了，家家过着帝王船的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而竟没有一家投资于近代企业。
到了20世纪初，山西商人倒是有收回英商福公司、创立保晋公司、抵制洋商、挽回利权的惊人之举，而此时洋人与我已是鸡犬之声相闻，仅拒之于娘子关外，绝说不上是汇入近代史主流的旷世之功，至多是小国寡民闭关自卫的浅薄见识而已。
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近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兴衰嬗替，而不拘泥于一时的历史现象，就会发现：凡是不经工业发展为基础的商业繁荣，是不能持久的，而只能成为过眼烟云。
故此，在19世纪后半期没有大规模地投资于新式产业是山西商人的第一个禁锢失误之处。
反思之二：19世纪末，平、太、祁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帮的第二个禁锢失误之处 1842年上海开埠以来，逐渐成为“泰西通商互市之区，日与西人酬酢”之地。
世界近代化的大潮一浪接着一浪拍击着太平洋西岸这个苇获萧萧、渔歌晚唱、荒凉偏僻的滨海小县，进而发展为万商云集、五光十色的国际性大都市。
西方各国争相把自己的发展成果拿到这里来展示、炫耀，长开不息的“万国博览会”无疑为上海提供了各种近代化发展的模本。
租界是嵌在上海的一块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飞地，尽管它只是一个袖珍型的西方社会模本，但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却无疑代表着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片陌生的天地，足以向国人展出其全部的文明成果。
不仅是工业生产、经济贸易、金融信贷，乃至市政管理、社会生活、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上海居民没有一天不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战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
其结果，就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所述，造成中国“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封建宗法制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跃迁”。
开埠以后，上海人一开始就敢于冲破语言障碍，直接与洋人频繁地接触、交往，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的交流。
上海人在这方面积极的、外向的、进取的心态，促进了大批近代新型人才的成长，也促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
就在上海面向世界，拼命学习外国的长技、西学之时，山西商帮票号的那些字号诸执事，“泄汝沓沓，大梦未醒，问以时事之变迁，商务之消长，皆似隔靴搔痒，于己无关”。
一些诸如蔚泰厚票号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之类的有识之士面对总号财东、经理们与时事相背的决策，给晋商发展带来的损失，多次建议总号财东、总经理等人每年至少到各埠视察二次，借以了解世界各国知识，中外市场形势，进而说：“各国各君且有至各国游历者，所以日进富强。
现在银行林立，互相争胜，若不细心讲求，何以自主
”在这种形势下，李宏龄更进一步认为：票号要立于不败之地，要使晋商在金融市场上的权益不致丧失殆尽，全体票号必须联合起来，组织一大股份银行，作为票号的后盾。
然而，李宏龄的积极建议，却被平遥帮票号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瀚极力阻拦并诬“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
这以后，部分山西票号商人虽有改设银行的议举，但因种种原因均未成功，丧失了重振和复兴的时机。
而在太谷票商武佑卿家中担任私塾教师的刘大鹏所看到的事实却是：“及观（当地）富家，无论男妇长幼，率皆黎明方寝，日落才起，即早起亦在午后。
……惟是饱食终日，处高楼大厦之中，求沃壤膏腴之土，以备终夜呼吸”。
据票号经理人员的回忆，当时著名的大富豪如平遥五联号财东介休贾村侯家，首家票号日升昌财东平遥西达蒲村李家，太谷曹家的后代们大多耽于吸食大烟的恶习，不理号事。
率先将东家的西裕成颜料铺改组为日升昌票号，而被帮内同仁赞誉为“拔乎其萃”的票号鼻祖雷履泰，其后代子孙大都才能平平，非但无法继承其祖先的事业，而且也一个个染上了大烟瘾，家道逐渐败落，至其玄孙雷东阳时，竟将其家产变卖一空，甚至连祖坟上的石碑也卖与他人，最后至1921年流落街头，活活饿死。
如果说在19世纪80年代，在上海滩，金融势力还是呈现出外国银行、钱庄、票号三足鼎立之势的话，到20世纪20至30年代，已变为外国银行、钱庄和中国新式银行而无票号立足之地了。
由此断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平、太、祁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帮的禁锢失误之二。
反思之三：与宁波商帮相比，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尤其是在培养后代人才上的失误，是晋商的第三个禁锢失误之处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商品流通线路开始发生变化，上海取代广州成为我国海上对外贸易的中心，并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的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各通商口岸之间的流通网络。
形成较晚，崛起于明未清初，以宁波府所属鄞县、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六县为主的宁波商帮，在上海开埠之后，以毗邻上海的地利优势，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很快成为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帮口之一。
宁波商帮资本家因生长在通商口岸，从小受欧风美雨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熏陶，具有西人经商手腕和现代技术专长，其最大的特色是对新生事物极为敏感，能够抓住机遇，不断地更新经营项目，开拓新的活动区域。
上海开埠之后，随着社会风尚的变化，市场需求也有了新的变化，宁波商帮预感到并看准了这种变化的趋势，在保持传统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等行业特色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更新经营项目。
如宁波帮的支柱行业沙船贩运业最繁盛时期是咸丰、同治年间，自欧美轮船航运侵入后，宁帮商人在沙船余势未衰之时，慧眼独具，转而经营轮船航运业。
创办于1895年的外海商轮局、永安商轮局，1909年的宁绍商轮公司和1913年的三北轮船公司便是这一应变的产物。
发达的钱庄业和银行业，是宁帮得以发迹和臻于鼎盛的又一支柱行业。
19世纪末，经营钱庄的宁帮商人意识到钱庄将被银行所淘汰，便千方百计，竭尽全力设法插足其内。
我国第一家民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筹备时，宁波籍商人严信厚曾自愿要求将所设的票号和各埠分支店改组加入。
此事虽未成功，然严信厚、朱葆三、叶澄衷等宁波巨商均成为该行总董，在“权归总董，利归股商”的原则下，掌握着该行业务经营的实权。
以后在上海、北京、天津及全国各通都大邑相继组建的多家银行中，均有宁波商帮涉足投资和经营。
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
”此话绝非虚语。
“沪地为宁商辅集之区”，宁波商帮旅沪经商者不下数十万人，即使在日寇占领、经济萧条的1941年，宁波人在上海经营的工商企业仍达2230家。
他们还适应市场需求，开拓从事许多劳务性商品的经营活动。
其及时更新、全力经营的项目有进出口贸易、五金颜料行、钟表眼镜业、呢绒洋布业、日用百货业、西药业、房地产业、保险业、证券业、公用事业和新式服务业等众多的新兴行业。
从鸦片战争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宁波商帮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发展的契机，在发达的钱庄业和银行业的鼎力相助下，商业、金融业、工业、航运业紧密结合，相互为用，经济实力空前强盛，商界地位显著提高，甚至连孙中山先生都对宁波商人极为赞赏，曾说：“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市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人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
”20世纪40年代末，宁波商人正处在鼎盛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大批宁波商人又劈波斩浪迁徙海外，在香港、澳门、台湾、日本、东南亚和欧美各国，抓住机遇，奋进不息，重开新业，使海外经营的业务不断开拓发展，由海内最富走向海外致富。
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香港的两位世界船王董浩云、包玉刚；香港的娱乐界巨子，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筑宋城，承办香港最大游乐场——荔园的邱德根；曾出任过香港贸易局主席，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安子介；出资举办应氏杯围棋邀请赛的台湾省宁波籍商人应昌期等等，不一而足，举不胜举。
令人欣慰的是，老一辈宁波商帮的子女，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或继承父业，或另求发展，新人辈出，代有强人，在海内外大展宏图，成为海外华人经济圈中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经济力量。
相形之下，贻误时机，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尤其是在培养后代人才上失误，是晋商的第三个禁锢失误之处。
禁锢即束缚、限制之意。
令人深深遗憾的是禁锢晋帮商人的既不是官府，也不是洋人和其他商帮，而恰恰正是晋商自己，是他们的眼光、思路、视野以及人才的素质将自己禁锢在太行山下、汾水河畔的一个又一个深宅大院之中。
当穷困之时，他们能够超越他人，又无反顾地走西口，踏沙漠，溯江河，寻求别样的世界，创造崭新的生活。
问题是富足了以后，不是继续开拓新的领域，寻求更新的生活，而是盖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大院，五年、十年、几十年、一百年不停地修建着，使自己和子孙世世代代扎根、厮守于这片黄土地上。
时光流逝，冲淡了晋商创立的辉煌业绩，冲淡了他们衰落、屈辱、惨痛的记忆，时光只留下一个个散落在三晋大地上的民居大院。
难道作为后人的我们，只能是缀串起这一个个珍珠，向世人炫耀我们的祖上也曾风光过就足以了吗
什么时候才能重新铸起新一代晋商的辉煌呢
这才是研究晋商历史的真实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