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地方志在哪个图书馆有收藏
空军令————李买富 李买富，1946年9月出晋城沁水底庞庄村人，研究生。
1964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6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5年7月晋升为少将军衔。
历任空军雷达兵第29团战士、司务长，空军郑州场站军需股股长、副站长，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部军需处副处长、处长，成都军区空军后勤部军需处处长、副部长、部长，2000年8月任成都军区空军副司令员，2001年1月任空军党委常委、后勤部部长。
1991年入国防大学后勤干部进修班学习，1999年入空军工程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
驻港部队总司令————王继堂 1946年8月出生，山西晋城人，中将军衔，大学学历，两次入国防大学学习。
历任作训参谋、科长、团长、师参谋长、师长、大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长、集团军参谋长、大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省军区司令员。
2003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司令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范守善 材料物理和化学专家。
1947年生于山西晋城。
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73-1975年在清华大学固体物理研究班专修，1981年在清华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
现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凝聚态物理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副院长。
长期从事新型功能材料的制备与物性研究。
在碳纳米管的控制合成和生长机理研究方面制备出碳纳米管阵列、连续碳纳米管线，并用于构筑宏观尺度的碳纳米管结构。
利用碳同位素标记的方法揭示了碳纳米管的生长机理。
发展出了几种制备一维半导体纳米线及其阵列的新方法，制备出一系列化合物半导体纳米线。
利用脉冲激光沉积制备出一系列氧化物、氮化物和高温超导薄膜材料。
从实验上观测到磁通线穿透高温铜氧化物超导体的路径，这一结果对研究高温超导机理和提高临界电流有重要意义。
著名导演————牛朝阳 牛朝阳，33岁,山西晋城人,毕业于山西大学。
作为音乐人，作词作曲的《窗外》火爆全国，成为深受亿万歌迷喜爱的经典传唱曲目。
作词作曲的《我能为你做些什么》获五个一工程奖。
作为编剧导演，牛朝阳于2003年底拍摄了由他编剧，和孙树培联合执导的24集电视连续剧《少女总裁》，于2004年春拍摄了由他编剧并独立执导的21集电视连续剧《281封信》，刘晓庆担任制片人。
目前，《少女总裁》和《281封信》正在全国各地陆续播出，《2004牛朝阳影视歌曲作品—— 281封信歌曲全集》收录了牛朝阳为两部戏作词作曲的10首作品，已经上市，销量看好。
由牛朝阳亲自改编的小说版《少女总裁》已出，小说版《281封信》也即将问世。
影视作家————赵冰玉 赵冰玉，山西晋城市人，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
中共党员，先后曾从事新闻文化;宣传及经济研究管理等工作，现为北京冰河宏影视策划公司的首席编剧兼制片人。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山西分会会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
早期发表这中、短篇小说《惊蛰》。
《但愿长相忆》《希望之星》、《球迷之歌》等。
1989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长篇小说《魂断梦相随》，并获得山西省纪念建国四十周年优秀图书奖。
电影电视文学剧本《太行行》（1983年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影幕）《风潇潇路漫漫》和《南岭悲歌》及组诗《东南亚纪行》相继发表于《火花》和《山西文学》。
还有世纪哲人冯友兰，《求是》杂志总编辑李宝善，中国外商投资协会副会长张荃，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王春贵，原铁道部总调度长、广铁集团董事长张正清，国家副总督学郭振有他们都是晋城名人的杰出代表 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 台湾海军总司令苗永庆
重泉古城作文
重泉是蒲城县的古名，它的历史记载最初是《史记· 秦本纪》，其中提到秦简公六年（即公元前409年）“堑洛，城重泉。
”“堑洛”何解
按汉辛氏所撰《三秦记》中的说法：“在蒲城东五十里，秦筑长城即是堑洛也。
”《史记·秦本纪》中又提到秦孝公十二年（即公元前350年）“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
”重泉县由此始。
稍后楚国的屈原（公无前340——278年）在《楚辞·天问》中即有“ 汤出重泉，夫何辠（罪）尤
”之句，据东汉王逸所注即认为：“ 重泉，地名也。
”那么，重泉古城究竟在哪里呢
根据《史记》的说法，可以肯定是在洛河沿岸，按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所引李泰所撰《括地志》中说：“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县东南四十五里，在同州西北亦四十五里”。
即今蒲城县龙池乡重泉村至晋城村一带。
这是史书中明确记载的。
古邑重泉流传于现代的出土文物，最著名的要数“商鞅方升”,现保存于上海博物馆。
这件战国中期的青铜器，属于当时的量器。
斗呈长方形，直壁，后有长方形柄。
高2.32厘米，通长18.7厘米，内口长12.4、宽6.9、深2.3厘米。
容积202.15毫升。
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左壁刻有铭文三十二字:“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
器壁与柄相对一面刻“重泉”二字。
底部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右壁刻“临”字。
“重泉”与左壁铭文字体一致，应是一次所刻，而“临”字与底部诏书为第二次加刻。
可知此器初置于“重泉”(今陕西蒲城)，后转发至临地。
《史记·秦本纪》:孝公“十年，卫鞅为大良造”。
铭文中的十八年，即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
此器是商鞅任“大良造”时所颁发的标准量器。
故而这件器物被命名为商鞅方升。
方升底部加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证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以商鞅所规定的制度和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
“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即以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的容积定为一升。
说明早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已经运用”以度审容”的科学方法，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数字运算和器械制造等方面所取得的高度成就，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1958年兴修水利时，在钤铒乡(今龙池镇)重泉村东北约两公里处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水井、墓葬等古文化层，出土有云纹瓦当，筒瓦、板瓦、空心砖、秦砖、侈唇鼓腹大型灰陶残体、灰陶盆口、陶水管等文物。
1963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洛河考察组认定了重泉古城遗址。
1971年修排碱渠时，这里又发现了秦陶残片以及井、锅灶遗址。
这些考证进一步印证了重泉县古城已有大量居民居住。
历史的记载说明，从秦汉、三国到魏晋的八百多年间，除了在汉朝中叶王莽新朝在位的15年中曾改重泉为调泉外，重泉的县名一直未变。
至于重泉古城在这漫长的历史中是否迁址，这个史料记载不详。
据宋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八所载：“蒲城县：东南九十里，旧二十二乡，今一十乡。
本汉重泉县地。
《史记》谓：‘秦简公城重泉，即今县南五十里，有重泉故城也。
’今县，即后魏太和十一年分白水县于此置南白县，以在白水之南为名，西魏废帝三年，改白水县为蒲城，以县东故蒲城为称，属同州。
唐开元四年十月，改为奉先县，仍移隶京兆府，以奉睿宗桥陵。
至十七年，升为赤县，皇朝开宝四年，改为蒲城县。
”这就说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将重泉改为南白县（另有史料称为南白水县或南泉县，实际应为南白水县），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改南白水县为蒲城，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改为奉先，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升为赤县，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复名蒲城。
按照清康熙《蒲城县志》作者的观点，重泉、奉先、蒲城的城池应在一地，并未变动。
该志一卷“沿革”条目中载：“论曰：旧志贾国在贾曲，去城西南十五里；重泉在今重泉里，去城东南五十里；奉先在今奉先里，去城东二十里。
辨者谓，重泉、奉先、蒲城，总一城，更其名未更其地。
谨按汉鉴记，李必、骆甲重泉人，注在今城东南四十五里，其为重泉无疑。
辨者至谓重泉无泉，不应得泉名。
如今蒲城名蒲，蒲何在耶
且谓奉先有碍泰陵下宫，安知不以碍下宫故而西移耶
据今城内有南北二寺塔，皆唐时建，相传筑城时，截南寺山门于外，则寺在前，城在后可知。
若奉先即今城，当立五折冲府时，相原府在城东二里许，不应逼近若此。
尚询之土人，二处尚有瓦砾迹。
又蒲城说者，以城东蒲实村蒲实得名，今验其地不宜蒲。
稽春秋时，晋有蒲城，即汉蒲子县，又西为蒲坂，俱不知何所取义，岂东蒲城革而西魏偶借名于此
又，《左传》屈人与蒲人战，是晋屈产地，为屈属，晋石楼县蒲地为蒲属，今隰州非此蒲也。
天下名蒲者不止此，蒲安在也
”该志“建置”的“城池”条目中又载：“论曰：据志，城建于秦，置名重泉起此，盖由贾国北移者。
初，晋为河外西鄙，犹无城。
迄属秦，而简公筑焉。
后为调泉、白水、蒲城、奉先，代有异名，而城实未改。
果如所言，自秦至明一千六百年矣
其间变故孔多，何无一增筑为守御计，而至明初犹九尺崇耶
即晋河外西鄙之说，亦未必然。
尝见洛畔，南自高原以南，北自常乐以北，皆有城址，相传以为长城，意秦晋之界在此。
是县东三十里外，为晋西鄙，县治非其地也。
城未知的建何时。
”笔者对这一观点不敢苟同。
按照清康熙《蒲城县志》作者的说法：重泉、调泉、南白水、蒲城、奉先县名虽有更改，而城池并未移址。
这个论点的提出似乎连作者都感到底气不足，因而发出了“果如所言，自秦至明一千六百年矣
其间变故孔多，何无一增筑为守御计，而至明初犹九尺崇耶
”的自相矛盾的疑问，可见其说难以服人。
首先重泉古城在今城东南四十五里（有说是城东或城南五十里）是汉《三秦记》、唐《括地志》、宋《太平寰宇记》、《长安志》等诸多籍典明文肯定的，作者没有拿出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就公然断定蒲城今址即重泉古城的地址，实在令人费解，况且现代的考古学家已经认定了在洛河岸边的重泉古城遗址，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了古籍的言之不妄。
秦“堑洛”所修的长城现在在龙池镇晋城村北沿洛河西岸的葛林坡上还有长200多米，高4米，宽2米的遗址，其附近的车渡村也有烽火台遗址。
因此，可以说重泉古城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
倒是作者认定城址未变的论述中，让人知道了重泉故址曾有迁至蒲实村或奉先里之说，并且有今城是唐时所建之传，这应该不是空穴来风，至少证明了有重泉迁址说法的存在。
笔者认为重泉曾经迁址的说法是可信的，其理由是重泉古城地处该县之东南一隅，随着县域的扩大，从方便管理的角度考虑，迁移县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至于迁往何处
缺乏权威的记载，作者所论证的奉先里和蒲实村，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讨论的线索。
既然论证中说今城为唐时所建，且1981年至1990年，在蒲城县城西部和西南部附近先后出土《唐故南阳范府君墓志铭》和两座唐代经幢，文字都证明奉先县城即今县治所在地，故奉先里之说可以排除。
至于蒲实村，作者仅凭“今验其地不宜蒲”就一口抹掉，这未免失之随意了。
“其地不宜蒲”能否定蒲实村的客观存在吗
显然不能。
要考证“蒲”的来历，需要做许多细致的工作，遍查蒲城县的乡镇村名，唯有龙阳镇的蒲石村（即蒲实村）和原任乡的蒲李村带有“蒲”字，蒲李村向来与县址无涉，要研究的就只有蒲实村了。
其地东邻洛水，与“大荔猿人”的发现地大荔县解放村隔河相望，只有数里之距，说明这里很早以前就是我们先祖繁衍生息的富饶之地。
其村东沿洛之蒲实滩北与晋王滩相接，过去是否宜蒲，不得而知，但有芦苇存在可以编席却是事实。
其东北数里即为晋王村，显然是以纪念晋重耳而得名，安知蒲实的称谓与晋重耳无关
甚至可以联想《太平寰宇记》所说的“以县东故蒲城为称”其中的“蒲城”就有纪念晋重耳的内涵，这也就不难理解“蒲”字的来历了。
因此笔者认为重泉故址北移至蒲实村附近的说法是不能排除的，历史的记载不会子虚乌有。
当然这只能说存在可能性，要最后证实，还需要有更多的考证。
据宋宋敏求著《长安志》卷第十八载：“西魏废帝三年改白水为蒲城以县东有蒲城因名之。
”其中还载有：“重泉故城在县南五十里，蒲城在县东三十里”，“蒲城乡管温泉里”，温泉在蒲实村之东北，亦可证明蒲实与蒲城存在关系的可能性。
另据《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八的白水县条目提到白水郡时所载：“后魏和平三年，分澄城郡于此置白水县及白水郡，南临白水，因以立名。
永平三年，移郡于今县西南三十五里奉先县界。
”可知白水郡始于北魏孝文帝和平三年（公元462年）并于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移郡于白水西南之三十五里处，其“奉先县界”说明当时的南白水县属白水郡的辖区，按其所指方位推测，应在今大孔乡一带，可惜已无任何历史痕迹。
联系到《太平寰宇记》中“今县，即后魏太和十一年分白水县于此置南白县”这段话来理解，即当时的南白水县城即为今址。
在这里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当时白水郡南移的地址即为县城今址，而当时南白水县的县址可能在蒲实村附近，这样白水郡南移至当时县城西北（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三十里的地方也就好理解了。
按照当时的情况，郡址并非县址，郡址后又北移，自为后来县址迁移的首选，如果真是这样，其重泉故址北移的时间，笔者估计大约在公元25年到487年之间，即后汉光武帝恢复重泉县名，到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将重泉改为南白水县这一时间段，其中因后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曾撤销徵（澄）县，并入重泉，重泉与徵的北界相距近200里，出于有利治理的需要，在光武中兴期移址的可能性最大。
至于何时由蒲实附近迁至现今县城所在（即原白水郡移址所在），已经无据可查。
据史志资料记载，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李世民猎于尧山时县城尚不在今址，因此推测，到唐玄宗开元初年改奉先县时，为了方便守护皇陵而迁移县址是极有可能的。
至于被康熙《蒲城县志》作者提到的“重泉无泉，不应得泉名”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与重泉古城的存在毫无关系，有泉它是重泉，无泉它也是重泉，这是历史事实，与泉的有无没有任何牵连。
况且事物是不断变化的，今天无泉并不能说明昔日无泉，有泉的地方泉水也有干涸的可能。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泉”字的读音问题，泉字的解释在《辞源》中就有一条是“古代钱币的名称。
”《现代汉语词典》中也注有“钱币的古称。
”笔者的家乡就在重泉古城附近，家乡的群众一直把重泉的“泉”读作qiān （迁），而不读作quán （泉），重泉村的男女老少祖祖辈辈直到现在也是把自己所住的村庄读作“重qiān（迁） ”，从没有人叫“重quán（泉）”的。
关于这个问题，北京大学研究古文字音的学者赵建民博士认为，古人把“泉”就读做“钱”，王莽篡权以后新筑的货币有“十泉”、“五十泉”等等，这里的“泉”便读作“钱”。
由此看来，两千多年来，这里的群众把“重泉”叫做重泉(迁)，“迁”与“钱”的发音相同，只是声调上有阴平与阳平的一、二声之分，似乎这个“泉”字，应以古音读作“钱”，才是准确的。
“迁”“钱”之分只是口语的变音。
这是否可以说明古重泉还是一个铸造钱币的地方。
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因为既能铸造“商鞅方升”，则铸造钱币有何难哉
综上，笔者认为，重泉古城应在今之龙池镇重泉村与晋城村一带，历史上重泉有可能曾移址于今龙阳镇蒲石村附近，重泉的读音应按当地的习惯读古音为：“重qiān（迁）”。
仅作一家之言，欢迎大家探讨。
为什么说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
山西 晋东南——文明初始 山西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有着多姿多彩、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摇篮。
被誉为“华夏文明主题公园”，“古代东方艺术博物馆”，“中国社会变更和进步的思想库”人们常说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主要是指华夏文明的起源在山西，历史文明延续几千年而不断，先进思想流传几千年而不枯，艺术精华播撒几千年而不散，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果结晶，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中的艺术 精华，是先祖赐给后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在此，我们把《文明初始晋东南》用文字的形式定格在这里，想赋予那饱经沧桑的历史以凝重和感染力，使今人有所启迪。
——编者 “五千年历史”从炎帝开始 “五千年历史看山西”，这是山西人的自豪，也是山西近年来文化宣传最为响亮的口号。
但是为什么说“五千年历史看山西”，却很少有人作过认真思考。
更多的人理解为“五千年”是从尧舜算起的。
但是，如果依据古史纪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列年表，夏禹的时代在公元前2070年左右，上加尧舜两代，距今也不过4100—4200年左右，何来“五千年”之数
我认为“五千年”，是从炎、黄开始算起的。
据《春秋命历序》说：“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
”黄帝“治百有五年”，颛顼“治七十四年”，帝喾“治七十九年”，尧“治九十八年”。
关于这些数字，《今本竹书纪年》、《稽古录》、《皇王大纪》、《资治通鉴外纪》等各书所言有些出入，但无大碍。
据此年代推算，炎帝距今，正好五千余年。
农业是文明之母，没有历史上的农业革命，就不会有文明的发生。
在历史传说中，炎帝是农业的发明者。
但据考古发掘，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就有了成熟的农业生产，并非在炎帝时代才有农业的。
根据传说，细作综合分析，炎帝当是对农业文明的发展有过巨大贡献的人。
他的贡献主要有：改进生产工具，作耒耜，进行农业技术革命；立历日，正节气，使民知寒暑之变；口尝百草，发明医学技术；发明集市，使民知贸易；削桐为琴，发明音乐；作明堂，兴祭祀，建立制度；发明《连山易》。
这七项贡献，无论哪一项，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有巨大意义的。
因而我们可以将此认作是文明的“曙光初起”。
众所周知，没有文字之前，历史是靠口传的。
“十口相传”为“古”，这就是古人对于“古史”的理解。
口传“历史”，是神圣的，严肃的，有专人掌管，不得任意修改。
因而传说中的夏商世袭，与我们现在地下的出土发现，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出入。
尽管其中也有失实之处，但在没有地下发掘证实之前，我们还只能依据传说资料来阐述历史。
因而关于炎帝的传说，应该是有根据的。
炎 帝发祥于太岳、太行之野 关于炎帝的传说，学者们最熟悉的一条材料是《国语·晋语》的一段记载：“昔少典取于有?氏，生黄帝、炎帝。
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因陕西岐山附近有姜水，所以人们自然而然的把炎帝的起源定位在了陕西境内。
如《水经·渭水注》就根据《帝王世纪》说，岐水向东流经过的姜氏城，就是炎帝姜姓的发源地。
现在还有人称陕西宝鸡为“炎帝之乡”。
但《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说：“姜，大岳之后也。
”在先秦，山称太岳的唯有山西的霍太山。
《禹贡》：“壶口雷首，至于太岳。
”伪孔传曰：“太岳，上党西。
”《史记·夏本纪索隐》注“太岳”曰：“即霍太山也。
” 我们知道，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左传》是要远高于《帝王世纪》的。
而且《国语》所说的“姜水”是否就是陕西之姜水，也还值得推敲。
在《山海经·北次三经》以“太行之山”为“之首”的群山中，有陆山，“?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
”这与同在一经中、发源于“发鸠之山”的漳水的流向是完全相同的。
《北次三经》说：“发鸠之山……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
”看来上古时代在太行、太岳之间亦有水曰姜水。
所谓炎帝以姜水成，应该是指的晋东南的?水，而不在陕西。
据《山海经》说，位置在长子的发鸠山，就是炎帝的小女儿在的地方。
说明这里是炎帝族活动的区域。
《管子·轻重戊》说：“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刚，九州之民，乃知谷食。
”淇山即在今晋城市的陵川东南，淇水发源地。
《路史》卷十三《禅通纪》说黄帝封炎帝之后于潞，即今长治市的黎城、潞城之间。
黄帝为什么要分炎帝之后于这里吗
这正说明这里本来就是炎帝的老家。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岳山的周围与太行、太岳之间的长治、晋城一带，不仅分布着与炎帝族有关的村落地名，同时还有大量有关炎帝活动的传说。
如高平市羊头山上分布着神农城、神农泉、神农得嘉谷处、炎帝庙。
立于长治市黎城县的隋代《宝泰寺碑记》就称此地为“炎帝获嘉禾之地”，唐天授二年所立的《高平县羊头山清化寺碑》亦言：“此山炎帝之所居也。
”古以羊头山所产黍子以定律历，无疑也是因为此地为炎帝得嘉谷之所。
我们将这些传说与古史记载相互印证，不难发现晋东南地区关于炎帝的神话与传说，乃是有历史根据的。
程瑶田的《释虫小记·螟蛉蜾?异闻记》和傅斯年的《周颂说》都提出观点认为，凡是一种可以流传于民间的文学，每每可以长期保存。
不能在民间流传、藏于zf的文学，一经政治巨变，便会丧失。
因而我们对于晋东南炎帝的神话传说，绝不可等闲视之。
晋东南最具备炎帝尝百草、得嘉禾的条件 晋东南地区是一个长条的盆地，呈北高南低型，周围高山最高处达海拔2500米以上，盆地边壁是丘陵，一般在1000米至500米间，盆底部分从海拔950米到300米不等。
有3条主要河流纵横于其间，西部沁水，北部浊漳水，中部丹水。
这三条水，皆见于《山海经·北次三经》与《水经注》中。
晋城古又名泽州，阳城古又名?泽，太岳有地名安泽，从这许多“泽”字，可以测知古代这里应当是有不少湖泽的。
《元和郡县志》卷十九“阳城县”下引：“墨子曰：舜渔于?泽。
”说明这里水资源比较丰富，利于渔耕。
作为“文明之母”的农业，其发生最起码的条件，就是必须具备有良好的植物生长并可供农耕的环境。
而晋东南地区的生态格局，无疑成了人类早期最理想的家园。
这里有山陵，有丘阜，有平原，有湖泽，有森林，有草地，有水域，可猎、可采、可耕、可牧、可渔。
仅晋东南山地，就有种子植物125科，512属，1090种。
其中油脂植物147种，淀粉植物98种，果类植物136种，密源植物136种，药用植物426种，野菜植物68种。
据20世纪考古学、地理学、气象学的研究成果，新石器时代的北方气候要比现在温暖湿润，于此推断，那个时代晋东南的植物种类比现在会更多。
晋东南是华夏文明最佳的“孵化场” 文明的发生、培育，必须在稳定的环境中进行。
中国近代地理学与气候学的奠基者竺可桢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了一篇题为《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的文章，文中指：“在文化酝酿时期，若有邻近野蛮民族侵入，则一线希望即被熄灭。
所以世界古代文化的摇篮统在和邻国隔绝的地方。
”而上党盆地，则像一个“鸟巢”。
其地，东边太行山，作为中国陆地地形第二阶梯的东部边缘，南北纵贯于河北与山西间，成为一道割断山地与平原联系的天然屏障。
上党西边是太岳山，太岳山脉北端在榆社、左权一带与太行相连，向南与中条山相接。
上党南是中条山，东西横亘数百里，东与太行主脉相接。
在三条山脉交汇之间，形成了一个封闭型盆地。
可以说这是华夏文明最理想的“孵化场”。
外围大山像城墙，将这里保护起来，一方面使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免除了游牧民族及其他狩猎集团的侵扰。
另一方面丰富的自然资源，又为这里的先民准备了必要的生活资料，使他们获得了安定发展的物质条件。
1984年山西考古研究所曾在武乡县石门乡征集到磁山文化期的石磨盘、石磨棒。
武乡位于晋东南的北部、漳河上游的浊漳河流域，而磁山则在此下的漳河流域，二者相距不过100余公里。
这说明在太行山东的磁山文化人群从事农耕的同时，在太行山西也有同样生活方式的人群在生养、蕃息，他们正在作着文明诞生前的准备工作。
晋东南的黍稷生产是文明产生的基石 文明的启动，是靠食物做支撑的。
衣食足而后知礼仪，礼仪就是文明存在的说明。
因而上古人类主要食物是什么、什么地方最宜于生产此种食物，这对文明的发生至为重要。
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证明，上古三代华北地区先民最主要的食物就是黍、稷，即黄米与小米。
故在《诗经》中，黍稷频繁地出现。
如：《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小雅·出车》：“昔我往矣，黍稷方华。
”在《尚书》与甲骨文中也见有黍稷的记载。
因而最宜黍稷生产的地方，就应该是文明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
而山西的晋东南地区，则以盛产小米闻名全国。
其所谓“沁州黄”、“泽州香”，皆为旧时宫廷贡品。
高平羊头山所产黍子，则更是载之史册。
如《隋书·律历志上》即载以其定律之事。
明《乐律全书》卷十说：“旧说上党之黍有异他乡，其色至乌，其形圆重，用之为量，定不徒然。
”这说明，在晋东南一带自古就适宜黍稷生长。
晋东南英雄神话是文明初始的佐证 翻检中国文献，不难发现，凡是著名的神话，如炎帝尝百草、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女娲补天、愚公移山、黄帝蚩尤之战、夸父追日、尧舜禅让、成汤祷雨等，几乎都与晋东南及其周边地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我们把晋东南及其周边神话作一研究，便可以发现，晋东南及其周边神话，明显地带有英雄传奇色彩。
这些英雄传奇神话，有共同的特点：一、它们歌颂的是带领群体抗拒灾难的英雄，也就是说，这些神话英雄都具有氏族或部落联盟首领的性质，体现着较大的生活共同体的形成；二、所抗拒的主要是水灾与旱灾，这正是农耕社会最恐惧的两大灾难，体现着这些群体的农耕生活性质。
文明虽说是群体的创造，而作为人类进步的巨大成果，必然要有英雄的介入。
因为文明的出现是以国家的形成为标志的。
作为文明载体的“国家”，无论其形态多么原始，都必然是以统领众庶的“君”的存在为前提的。
《白虎通》说：“君，群也，群卜之所归心。
”这所谓的“君”其实就是原始人心目中的英雄，是领导野蛮群体走向文明的圣王。
因而作为在华夏文明史上有特殊意义的晋东南地区，成为上古英雄神话与传说丛生的地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可以说，晋东南英雄神话乃是文明初始的曙光。
文明初曙于太行旭日升起于晋南 “孵化”需要封闭与安定，而发展则需要开放。
晋东南虽适宜于文明孵化，而狭小的土地却不利于农业大规模的发展。
而在晋东南盆地这一巨大的“文明之巢”周围，则有适宜“文明之鸟”结巢而生的丰茂之林。
走出晋东南盆缘大山，向西不到100公里，便是尧都平阳，是广阔的临汾盆地：向西南不到100公里，便是舜所都之蒲坂与禹所都之安邑，是平坦的运城盆地；向南不到100公里，便是夏后氏所都之阳城与周之东都洛阳；向东不到100公里，便是殷人之都城安阳。
如果以上党为中心，以百余公里为半径，由西向南向东画一个半圆，这便是司马迁所谓的“天下之中”了。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
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尧、舜、禹、夏、商、周等古都，皆围绕晋东南地区而旋转，并相去不过百余公里，这只能说明晋东南作为“文明之巢”对于先民情感牵系的意义。
“文明之鸟”从晋东南飞出，将文明之光带向四野，而文明最先结巢之所，就是山西的晋南。
因为晋南临汾、运城两大盆地，不仅与晋东南相接壤，而且土地平旷，气候与晋东南也相近，是推广黍稷生产技术最好的地方。
当然向外发展，也会遇到阻力，如作为炎帝后裔的蚩尤族（在苗族几个不同系统的传说中，都说蚩尤是在黄河北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首领），在向外发展中，就与从事游牧生活的黄帝氏族（《史记》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说明这是一个游牧集团）发生了冲突，结果落败，大批南逃，只有一小部分留在黄河流域。
但作为一种成熟的文明，它对于落后民族是可以不断熏染、同化的。
落后民族大肆破坏的同时，也在学习先进民族的技术，改造着自己的生活与生产方式，这样也就推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
文明最早在晋南地方生根，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过程中完成的。
晋南有比晋东南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与它种文化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
文化交流促成了文明的迅速发展，因而代表华夏文明之光的尧、舜、禹便在这里兴起。
因此我们说，华夏文明的曙光破晓于晋东南，而代表文明光芒四射的旭日，则是在晋南大地上升起的。
晋城好还是长治好
特别是那些准备来晋城工作的长治人和没去过晋城、长治的外地人，交谈之时这个问题是必问的。
记得刚刚从长治调到晋城，当别人问起这个问题时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那还用问，当然是长治好
长治好啊，长治是个老城市，工业发达，市场繁荣，物价低廉，市容整洁干净，又有着悠久的历史，“上党，据太行山之巅，地形最高，与天为党也”——摘自《长治市志》第1页 长治市交通发达，地势平坦，气候宜人，空气新鲜，当然，更重要的是离我老家更近嘛。
长治市风光旖旎，历史文物和古迹遍地皆是，古有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游牧定居、渔猎农耕，近有伟大的八年抗战壮丽史篇，八路军总部、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都曾在此，中共高级领导人中除之外基本上都在此工作和战斗过。
抗战胜利后，国共打的第一个大战役“上党战役”也是发生在这儿嘛。
据说，就连慈禧太后也是出生在长治啊。
记得，刚调到晋城的头几年，我是那么地想念长治，眷恋长治，甚至在睡梦中也常常梦见自己回到长治工作了，回到了那个老顶山脚下幽静安宁的“市外桃园”——当时教育学院在长治市外的桃园村边。
隔三差五，总要找个借口跑回长治，走走亲戚，看看朋友、同事。
每次，当车开进长治时，我总是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我又回来了
一种回到家的幸福感觉油然而生，浑身暖融融的。
但是，在晋城工作、生活了十几年后，感觉就有点点不一样了。
我笑笑然后自豪地肯定地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是晋城好了
晋城，是个新兴的城市，是个生机勃勃生机盎然充满活力充满希望充满热情的现代化城市。
晋城，街道宽畅，绿树成林，冲天的大楼鳞次栉比； 晋城，商业发达，各式各样的豪华商店专卖店随处可见； 大街小巷来往穿梭着无数的豪华私家车，红灯一亮你看吧，数不清的小车排成了一条条漂亮的长龙；别的不说，就咱这个小小的学校里，拥有私车的不下十几辆吧，已经提前预订和准备买小车的又何止几十个呢
夜晚时分，华灯初放，把我们的晋城妆点的像下凡的仙女，好不漂亮啊
说到历史，晋城的历史也是悠久着呢。
代表旧石器文化的沁水“下川文化遗址”、陵川“塔水河文化遗址”，证明2万多年前就有人类在这一代活动。
距今4000年——10000年前，泽州古代先民已定居丹河、沁河流域，创造了以高都、八里坪文化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参阅《晋城市志》第１页。
传说中的女娲补天、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也出在这里，自然还有晋城人津津乐道的：神农躬耕、孔子回车、王莽与刘秀争斗的神话传说…… 陵川的锡涯沟、沁水的历山、阳城的蟒河和皇城相府、高平的长平古战场…… 久远的文明孕育了无数名人大师，像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蔺相如、开创中国佛教净上宗的慧远禅师、北宋一代理学宗师程颢、开创中国山水画法的画家荆浩、治黄专家贾鲁、元代外交家郝经、明清著名政治家陈廷敬、王国光，还有我国现代文坛巨擘人民作家赵树理等等，如浩渺宇宙中熠熠发光的星辰，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自己闪光的轨迹。
——请查阅《晋城市志》 所有这些，无疑更是将晋城市的文化底蕴提升了一大块。
这还不说咱晋城早已进入了全国百强城市、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绿色旅游城市、园林化城市等等等等。
我的回答是：在哪儿住惯了哪儿就好，哪儿有家哪儿就好
如今，当我从外地——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归来，一看到晋城心里就长长地幸福地欢乐地高兴地喃喃自语道：我回来了，我回到家了
浑身暖融融的，疲劳和困倦一扫而光。
这儿有我的妻女，有我的家，这儿有我的工作岗位有我的朋友和同事，这儿有我太多的欢乐和幸福，也有太多的酸甜苦辣和牵挂。
哪儿住惯了哪儿就好，哪儿有家哪儿就好
写“八株白桦树,四株雪松,操场”的写景作文
昆明名胜古迹盘点石寨山遗址【石寨山遗址】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晋宁县晋城西5公里处滇池之滨。
1955年至1960年曾四次考古发掘，清理战国至西汉滇国王族墓50座，出土文物4000余件，包括一枚滇王金印。
文物以青铜器最多、最精彩，这些青铜器上铸刻了反映战争、祭祀、朝贡、劳动等广阔的社会场面。
这里有奴隶、奴隶主，有武士、平民，有巫觋、商人，还有少数隆鼻深目、虬髯异服者，显然是外来人种。
在青铜器形上，最有代表性的是铜鼓、贮贝器和被称为人类屋宇模型的干栏式房屋，为国内其他地区所少有。
有一件诅盟祭祀的器盖上，仅铜铸人物就有127个。
还有一批异形器物，如尖叶形铜NB159、长条形铜锄、蛇头形颈首无格青铜剑以及各种动物形兵器。
青铜器还刻意突出了成百上千的动物形象，如牛、虎、蛇、豹、马、羊、孔雀、鹈鹕、鸳鸯、青蛙、獒犬等。
石寨山青铜器的制造，除采用陶范工艺外，对精密镂空器物，还使用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失蜡铸造法。
王仁求碑【王仁求碑】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安宁市鸣矣河乡小石庄村葱蒙卧山上。
碑体为红砂石，通高2.8米，宽1.5米，文34行，行53字，共1540字。
额为隶书大周故河东州刺史之碑。
唐代文学家闾丘均撰，王仁求之子王善宝书丹。
碑立于武周圣历元年(698)，是昆明地区仅存的唐碑。
此碑于明代被杨升庵发现时，没于荒草中，因作诗曰：荒凉谁过问，郡乘不曾知。
到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经金石学家王昶宣扬，声名大振，许多学者和地方志都把它收录在册，许多在云南做官的人，离任时都要捶拓数份以为至宝。
王仁求，安宁人，为河东州刺史。
其祖出于太原，与
氏先祖相同，同为西NB15A白蛮之大姓。
唐王朝擢用为将，平定蒙俭的侵扰，立有战功。
王氏领地正当滇东NB15A氏和滇西蒙氏之间。
此碑是研究唐王朝经略云南的重要史料。
东西寺塔【东西寺塔】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昆明市区南部。
原址为唐代常乐和慧光寺，唐宣宗大中八年(854)弄栋节度使王嵯巅派大匠尉迟恭韬所建。
西塔曾在明弘治十二年(1499)大地震时倾倒，弘治十六年(1503)仿东塔重建；东塔在清道光十三年(1833)地震中倾圮，光绪九年(1883)复照西塔式样重建，实是有趣的巧合，二塔皆保有唐代式样。
东塔高40.57米，系三级石台基密檐空心四方砖塔，平面边长7.23米，墙厚2.7米。
有螺旋木梯直通第十层。
共13层，第一层最高，达10米，券门，有地宫，深1.5米，原置木雕坐佛一尊，今失。
第二层至第十二层四面设龛，券顶，龛高0.52米，宽0.54米，各层置佛一尊，皆善男信女所捐。
各层出檐以10层平砖叠涩而出，第二层作狗牙棱角，檐面宽从0.9米至1.1米不等。
塔顶四角置铜制迦楼罗4只，高2.03米。
在鸡喙内噙有管状口笛，每当西南风劲吹之时，即呜呜鸣叫，声闻遐迩。
现口笛锈蚀，不再鸣叫。
西塔形制与东塔相似，不同之处是无地宫。
1984年维修时挖出大量糯米与黄泥的胶结物，其作用是加大基础强度，这是明代建筑技术的特征。
西塔体形略小，高36米，底边长6.95米，塔身厚度2.5米。
塔砧中偶有凸起斜方纹和宝塔图，显然是唐代原砧。
东西寺塔是典型的云南密檐方塔，它与内地同类型砖塔(如西安小雁塔)相比，具有鲜明的特征。
地藏寺经幢【地藏寺经幢】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昆明市区拓东路71号。
又名大理国经幢，简称古幢，始建于宋代。
1923年修整后，辟为古幢公园，现为昆明市博物馆。
这座大理国时期的石幢，七级八面，由五段砂岩雕刻组成。
高6.5米，周雕密教佛、菩萨及天龙八部约300尊。
大像高约1米，小像不足3厘米，刀法遒劲，精美绝伦，中外专家推崇为滇中艺术极品。
明代以前全国有石幢600多座，然在一幢之上造像之多，内容之丰富、精美，实为空前。
在石幢基座上阴刻汉文《造幢记》，共62行，622字，无年月。
外形像座宝塔，八角七层，下面基层是一个八角形的须弥座，上面浮雕着八条盘龙，四角是地神蹲伏四边；往上则有身披甲胄、手持斧钺、脚踏鬼奴的四大天王。
以上四层分别刻有释迦牟尼说法图，菩萨罗汉像，并装饰配刻有楼阁殿宇；第六层刻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咒》、《大日尊发愿》、《发四宏誓愿》等经典。
此外还刻有汉文译的《佛说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从石幢所雕刻的题材看，宗教色彩异常浓厚，较当时中原的一些经幢雕刻的风格大相径庭，雕刻手法除金刚像稍微粗犷外，其他佛像与建筑物的构图造型都很精美，线条明快细腻，最为生动，表现了高度的艺术技巧。
从《造幢记》的文体来看，是骈文与散文兼行，充分反映了白族文化与汉文化的紧密关系。
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被日本学者评价为中国绝无仅有之杰作。
筇竹寺五百罗汉【筇竹寺五百罗汉】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筇竹寺位于城西北14公里处玉案山。
建于宋代大理国时期，屡遭破坏。
明永乐十七年(1419)受火灾，永乐二十年(1422)重修，历时7年竣工。
以后又经清咸丰、光绪年间重修。
现存寺院便是清末遗制。
著名的彩塑五百罗汉像，也就在这一时期完成。
现筇竹寺由山门、钟楼、天王殿、罗汉堂、厢房、大雄宝殿、后院服务部、华严阁、海会塔组成。
主体建筑布局东西向，南北对称。
寺院面积2.5公顷，森林山场面积629.5公顷，树种以云南松为主。
山门内有明代孔雀杉两株，其中一株胸径1.44米，株高29米，冠幅直径13米。
五百罗汉是筇竹寺的重点文物，为四川师傅黎广修所塑。
光绪九年至十六年(1883～1890)，黎广修带着他的弟子，呕心沥血7年，塑造了筇竹寺梵音阁、天台来阁及大雄宝殿两厢的罗汉群像。
二罗汉堂内各塑216尊，大雄宝殿68尊，共计500尊。
罗汉堂内的泥塑分上、中、下三层排列，高度和真人一样。
黎广修的这组创作，摆脱了佛教传统泥塑那种正襟危坐、神情呆滞、千人一面的模式，以丰富的现实社会人物为模特儿，造型逼真，性格鲜明，千姿百态，栩栩如生。
大雄宝殿内还有元仁宗延三年(1316)立白话碑，又称蒙汉文圣旨碑，是研究历史、语言及云南宗教史的珍贵资料。
(风水) 昆明名胜古迹有哪些法华寺石窟【法华寺石窟】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安宁市洛阳山小桃花村。
法华寺为宋代大理段氏政权所建，原寺毁于清咸丰七年(1857)。
其地野花烂漫，流水潺潺，人迹罕至。
洛阳山峭壁如削，突兀而立。
红砂岩上凿有24个洞窟。
石窟分为四处。
山壁最下层是第一处，并排圆雕两菩萨，各高1.5米，是石窟中除了卧佛外，形体最大的造像。
右雕观世音菩萨，头戴花冠，身着通肩袈裟，结跏趺坐，金刚座下有巨莲两朵；背光两圈，上圈压在下圈上，呈葫芦状。
右边并坐的菩萨亦头戴宝冠，左手托尼珠，右手持一物已断损，从头旁残存石雕看出是一宝幢，因此断定是地藏菩萨。
第二处石雕在二菩萨左后方大约30米处，是十八罗汉窟。
每窟高80厘米，拱顶，内雕罗汉一尊，高约60厘米，像大部损坏，无头。
罗汉分三层，在一层正中，清康熙间有人刻晚照两个大字，意即安宁八景的夕阳晚照。
第三处在罗汉窟左10余米处，有二窟。
第一窟雕一人双手抱膝垂首沉思，左衽右袒，是释迦牟尼苦行图。
第二窟一人广袖长衣，手捧碗盏，此即牧女献乳。
牧女身后紧跟水牛一头，背负经籍，以牛角触女衣。
第四处远在罗汉窟南100米之外，雕一涅磐佛，长4米，卧佛头南面东，螺髻，通肩袈裟，袒胸跣足，曲肱而枕，神情悠然。
窟外右壁有法本轮谷天登六字。
曹溪寺【曹溪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安宁市西北7公里处螳螂川西岸，龙山山腰。
寺院布局随山势层层上升，沿中轴线有山门、韦陀殿、大殿、后殿。
大殿前左右设钟、鼓楼。
寺始建于宋，但现存建筑仅大殿为明嘉靖重建，其余皆清代遗构。
大殿重檐歇山，抬梁结构。
面阔5间12.3米，进深5间11米。
斗拱雄浑粗大，外檐上下均为十字拱。
斗拱古朴，有宋元遗风。
寺内文物荟萃，著名的有明脱纱西方三圣像，铜铸大黑天神和南海三圣，以及南宋大木雕南海三圣。
还有明末状元杨升庵的二方碑，康熙云贵总督的一方碑，皆文辞清白，为碑中上品。
曹溪寺大殿是云南现存古建筑中年代最早，技术、艺术价值最高的建筑。
咸阳王墓【咸阳王墓】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咸阳王是元代第一任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的封号。
他的墓有两座，一在昆明市区五里多小学内。
高2.8米，宽2.4米，长4米，四面镶石，正面有袁嘉谷书刻元咸阳王赡思丁墓八字，左面刻有《元史·赡思丁传》，右边刻民国六年(1917)袁嘉谷所撰《重修咸阳王陵记》。
墓上方有石雕檐形盖板。
墓筑于一高台上，台正面设栏杆，两旁有石阶通道。
民国初，昆明保廷梁重修王墓时，发现墓中无尸骨，仅有铜壶、浴巾，应为专供后人瞻拜的纪念冢。
赡思丁的真身墓在松华坝马耳山马家庵村。
此地天空地阔，野花满山，墓南向，下部砌石，上部封土，高1.8米，阔1.4米，长2.6米。
坟前右前方是其子纳速剌丁墓，形制相同。
1987年，昆明市文管会修复赡思丁父子墓，重立墓碑。
赡思丁于至元十一年(1274)至至元十六年(1279)治滇期间，在政治上轻赋而重抚，着意改善民族关系，并进行行政改革，推行郡县制；经济上注重发展农业，大力开发水利事业，通六河，浚海口，筑松华坝水库，这些设施至今犹造福昆明人民；文化上创建文庙，购经史，推行中原先进的文化教育事业。
他治滇6年，政绩卓著，深得民心，死于任所。
金刚塔【金刚塔】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昆明南郊官渡古镇。
初建于元至正年间(1341～1367)，明天顺二年(1458)重建，康熙年间重修。
形似北京北海白塔的金刚塔，为砖石结构密宗塔，塔的下部为宽10.4米见方的须弥座式石台，台高4.7米，有十字贯通的四门券洞，建塔之初，人可以四面进出，故俗称穿心塔。
现塔基已下沉，门洞只剩1米多的翻拱部分在地面上，但塔身仍平稳端正。
塔的上部，中央建主塔，四角配以小塔。
四周有石雕围栏。
主塔的造型是，方形座上置瓮形经幢，顶上竖伞盖，伞上有四天王小铜像分立四方。
方形塔座上雕刻着狮、象、马、孔雀等动物形象，四角各雕力士像一尊，造型生动。
由塔基底至塔顶高16.5米。
此塔系云南省内仅有，对研究西南佛教史和古建筑艺术均有重大价值。
金殿【金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又名铜瓦寺、太和宫。
位于距市区东北7公里的鸣凤山(又名鹦鹉山)巅，坐东向西，是云南著名的道观。
始建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
明崇祯十年(1637)，云南巡抚张凤翮将铜殿移至宾川鸡足山天柱峰。
清康熙十年(1671)，平西王吴三桂重建现存这幢铜殿，供北极真武铜像。
这座铜殿规模比原拆走的更大、更精，占地200平方米，重檐歇山顶，周匝回廊。
脊梁上正书大清康熙十年岁次辛亥大吕月十有六日之吉平西王吴三桂敬筑。
面阔3间7.8米，进深6.15米。
殿四面各设一堂六抹隔扇门，前后各10扇，左右各8扇，共36扇。
殿外有一对铜亭，供奉龟蛇二将，殿前竖有高杆日月七星旗。
近有建筑、小亭、旗杆，均为青铜锻铸而成。
1977年以后，国家逐年投入巨资，修建了两条上山公路，修葺了一、二、三天门和太和宫的古建筑，成立了文物陈列室。
1983年在铜殿以南的鸣凤山最高处建了一幢29米高的钟楼，钟楼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呈十字形，三层三十六戗角。
钟楼三楼穹顶下悬挂着一口大铜钟，此钟铸于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钟高3.5米，口径周长6.7米，重13.84吨，原挂在昆明城南宣化楼上，最初用作报时，后用于报警。
1953年拆除宣化楼，将钟移至古幢公园，后移至金殿保护。
在钟楼周围油杉林中修筑步道、亭子，在山林中拓建游览区，建成占地30多公顷的昆明园林植物园。
植物园包括：温室区，万株山茶花园，鹦鹉园，木兰园，蔷薇园，樱花区，月季区，雪松草坪园，竹类植物园，水景园等。
现金殿风景名胜区已发展园地60多公顷。
马哈只墓碑【马哈只墓碑】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晋宁县昆阳镇月山郑和公园马哈只墓前。
马哈只是郑和之父，墓前三碑并立，正中即马哈只墓碑，额篆故马公墓志铭。
碑座为一巨龟。
碑为红砂石，高1.6米，宽0.93米，楷书，文14行，行28字，碑阴右上角有郑和回乡扫墓题记。
在马公碑铭右侧，并立夏光南所撰《郑和太公墓志铭跋》青石碑一通，立于民国24年(1935)；左侧并列邑人武良英书刻的《明史·三保太监郑和传》青石碑，也刻于民国24年。
大观楼【大观楼】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昆明市区西南大观公园内。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云南巡抚王继文倡议近华浦内挖一大湖塘，建楼二层，名大观楼。
清道光八年(1828)云南按察史翟锦光将楼改建为三层。
咸丰三年(1853)咸丰皇帝御赐拔浪千层金匾额，现仍悬挂在楼檐。
大观楼地处滇池北滨，与滇池西岸的太华山隔水相望，风景秀美壮丽，再加上它有众多著名楹联、匾额和名人书法，游人渐多，遂成名胜之地。
特别是孙髯的180字长联，更是为人称道。
1950年辟为公园，并将周围的鲁园、庾园、马园、陈园、柏园、李园、丁园等八家私家花园、别墅先后交给大观公园管理，扩大游览区，使公园面积达38公顷，其中陆地14公顷，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