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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屈”的曾国藩曾国藩20岁左右求学衡阳时，师从汪觉庵。
同舍里有一个叫杨甫瑞的同窗，是当地有名的富家子弟。
杨甫瑞依仗家里的权势，平时十分骄横，对于学业明显比他优秀的曾国藩，也是处处刁难。
一天，曾国藩坐在窗前，就着窗外的光线大声朗读《左传》，读得正专心，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吼道：“曾国藩，你把窗户的光都挡住了，我怎么看书啊，还不赶紧挪开
”曾国藩停下来，侧身一看，是自己床铺对面的杨甫瑞。
此时，杨甫瑞其实并未读书，而且他的床靠着窗户的另一侧，光线根本没被遮住。
曾国藩很生气，想和他理论，但还是压住了火气，把凳子移到自己的床前，重新读起来。
到了晚上，曾国藩继续在灯下读书，杨甫瑞又冲他喊叫：“白天不读书，晚上玩勤奋，做样子给别人看也要分个时候吧
你现在读书，让我们怎么睡觉
”曾国藩听了，抬头朝他笑了笑，默读起来。
不久，曾国藩考中举人，同窗都纷纷向他祝贺，杨甫瑞却大发雷霆，冲曾国藩嚷道：“这屋里的风水原是我的，你一来就夺走了。
”一旁的同学非常反感，质问他：“曾国藩的书案不是你定的位置吗，怎么现在又反咬一口
”杨甫瑞仍强词夺理地说：“就是他夺了我的风水。
”大家都纷纷指责杨甫瑞，倒是曾国藩反过来劝解大家，不要为这点小事与之争论，大家顿时对曾国藩敬佩起来。
一个人立身处世，连点委屈都受不了，要想成功，自然不易。
曾国藩以后仕途通达，成为晚清将帅之才，这跟他年轻时候就初露端倪的隐忍气度，不能说没有关系。
曾国藩为何能有大成就章太炎曾说：“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政局陷入不断地动荡，这就使得对曾国藩的评价也在不断地反复。
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挽救了大清王朝的命运，所以同光年间的朝廷官员和地主知识分子都把他推崇为“中兴名臣之首”。
到了清末，革命党人要起来推翻满清，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时大家发现太平天国起义是一场以汉人为主体的起义，曾国藩是帮助满清政府镇压了汉人的起义，所以曾国藩就被打成了“汉奸”。
再往后，共产党要领导农民闹革命，所谓的“土地革命”，所以我们的历史观就很清晰了：历史上凡是农民起义都是好的，凡是镇压农民起义都是坏的。
曾国藩是把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给镇压了，这个罪行显然就是最大的了，因此他就被打成了地主阶级最残酷、最凶恶的代表人物、刽子手，被彻底否定。
这也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教科书中曾国藩的形象。
以上这些，其实都是从各自的政治立场的角度来描绘的，必然带有局限性、片面性。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开始解放，包括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开始就慢慢的越来越全面、客观。
这时候人们发现，曾国藩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是非常复杂的，不是简单地贴一个“某某阶级”的标签就可以把他否定的。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他身上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华的东西，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尊偶像。
从军事的角度来说，他开始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先河。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始作俑者，从实践上揭开了近代经济变革的大幕，他提出的“师夷之智以制夷”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与进步性。
从家庭教育的角度、从为人处事的角度、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曾国藩更是可以给浮躁的当代中国人以深刻的启迪。
我们现在离曾国藩的时代已经比较远了，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看待曾国藩了。
年轻的时候曾说：“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他还说，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办事之人，一种是传教之人，曾国藩是办事兼传教之人。
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一个是曾国藩，一个是北宋时期的范仲淹。
这个评价是很高的。
在这里，显然是把曾国藩当成一位成功的领导者来看的。
我想这是今天解读曾国藩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从这个视角解读曾国藩，应该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收获。
当然，现在社会中有一种现象很值得注意，这就是把曾国藩当成了官场权谋的代名词，在我看来，这是对曾国藩的另一种脸谱化，是对曾国藩形象新的扭曲，是不严肃的。
对曾国藩，人们是带着不同的需求去解读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因此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曾国藩的形象，这就是读历史的特点，各取所需。
人们之所以对《曾国藩家书》非常感兴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子女教育方面来讲，曾国藩确实是很成功的。
曾家后代基本上都奉曾国藩的一个家训，就是“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以读书做为自己的追求。
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因为承袭了他的爵位，所以是做官的，而且非常有作为。
他的次子曾纪鸿是一个数学家，没有从政。
到了第三代，基本上就不做官了。
曾家从曾国藩到现在已经传到了第六代，曾氏的后代现在很多在海外，基本上都在教育、医疗、科技这些领域。
在曾氏的后代里，院士、工程师、教授这样级别的人物有240多个，而且直到现在依然奉他的家训而不悖。
这样的家庭教育，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一个家庭的兴衰到底靠什么
他讲得很清楚。
不是靠你做多大的官，不是靠你发多少财，而在于家风的建设、家族伦理的建设。
曾国藩曾经说：“大约兴家之道，不外乎内外勤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谨等事，败家则恰恰与此相反。
”家庭中内外勤快节俭、兄弟之间和睦相处，子弟谦虚谨慎，这样的家族一定会兴旺的。
反过来一定会败家。
所以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朴实。
曾国藩也总结出很多很容易记住的东西，比如他的齐家“八本”等。
这些东西确实很值得我们今天去思考。
中国人骨子里是有一种传宗接代、家运绵延的使命感的。
一个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但中国人生命的意义在家庭的血脉延续中得到了超越。
这是中国人的心理特点。
曾国藩的家训是家族最大的精神财富。
我们很多人关注的家族传承，往往是物质层面的财富传承，但真正可大可久的是精神层面的财富传承。
物质总会消亡的，但精神的东西是可以传之无限的、影响无限的。
其实从做人做事的角度来讲，曾国藩并没有提出全新的理念，他的家训无非就是儒家的一些经典的理念，要谦虚啊，要谨慎啊，要勤俭啊，不能奢侈啊，不能狂妄啊，等等。
但他会不断地跟你讲，更主要的是他知一句便行一句。
他自己就是这样讲的，他也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也是因为这样做而成功的，本身就是一个榜样，他的话自然就有份量，自然会容易为大家所接受。
曾国藩给家里写信，确实是做到了苦口婆心，在他的理论中这叫“口到”。
曾国藩有个“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其中“口到”就是要反复叮嘱，不断地叮嘱，他就是这样一种与人为善的心态。
所以家里人很容易接受他的教育。
另外曾国藩家训中的道理，其实下手的地方并不难。
像要勤快，就从早起做起就行了。
要节俭，就从家中的用度不能太多做起就行了。
制定一些可以落地的规矩，家里面的人共同来做，也就可以落实了。
而且，曾国藩把这种对家族的责任感传播到了每个人身上。
他说：“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
”一个家族的兴旺持久，不靠一时的官位，而靠长远的家规。
不靠一两个人的暴发，而靠大家的维持。
他要求大家一起来维持这个家族，最终每个人都意识到我的行为对家族的影响有多大，我们要共同来做这件事情，家里人对家族有自豪感，有责任感，就会愿意自觉地按照曾国藩要求的去做。
这也就是为什么曾国藩去世这么多年了，曾家依然遵奉他的家训的原因。
一种家训，只有变成家人共同的自觉行为，才会真正起作用。
有人把曾国藩当成官场权谋的代名词，其实是极大的误解。
没有一个领导者可以仅仅依靠权谋就能成功。
依靠权谋，可以得意于一时，但不能成功于长远。
曾国藩的领导力的核心，不是权谋，而是理念，是他践行理念的“拙诚”的功夫。
“拙”就是一步一步去做，“诚”就是实心实意地去做。
知一句便行一句。
曾国藩有一个信念，就是“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这是理解他的领导力的最核心的一句话。
“伪”和“巧”只是小聪明，“诚”和“拙”才是大智慧。
就是这个道理。
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做为一个官员，他也必须跟现实妥协，必须内方外圆。
但其大体，却是以卫道为激励之本，以纯朴为用人之本，以推诚为驭将之本，以耐烦为治心之本，以包容为处世之本，以大局为决策之本，以勤实为治事之本，以力行为修身之本。
而他的领导力的核心，则是“忠义血性”的理念，是“舍身卫道”的使命感。
人做事其实有三层境界，第一层境界是职业，做事是职业的要求，是当兵吃粮，这样的人做事是不会真正投入的；第二层境界是事业，有了事业心人就会愿意奉献，就会愿意付出，愿意承受痛苦；第三层境界是理念，是信仰。
信仰是无可妥协的，信仰是不讲代价的，信仰能让人付出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二百的精力，会让人为了信仰而燃烧自己。
曾国藩是做到了第二和第三层境界的。
他的信念、他的抱负、他的修养、他的品格、他的毅力、他的胸怀和他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就是他能够成就大业的关键因素。
这些内容，远远不是一个权谋所能涵盖的。
从曾国藩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领导力的深沉厚重。
为什么有人说曾国藩为人处事的最高境界是“让”
曾国藩处世原则之“逆来顺受之法”在为人处世上，曾国藩终生以拙诚、坚忍行事。
坚忍功夫，曾国藩可算修炼到了极点。
他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
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
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
曾国藩的为人处世，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即“逆来顺受之法”。
逆来顺受
这是不是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呢
在现代人看来，逆来顺受绝对是一种消极的处世态度，那最懂得立身处世的曾国藩，为何会发出“百端拂逆之时，只有逆来顺受之法”的感叹呢
它又有怎样的内涵呢
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郦波副教授是如何解读曾国藩的“逆来顺受”之法吧
解读曾国藩为什么叫曾文正公
早在上个学期，苏老师就给我们看了关于曾国藩的系列视频。
由梁文道主持，以其视角带我们解读了一代大学士跌宕起伏的一生。
带着对这位鸿儒的钦佩，最近很认真地拜读了唐浩明写的《曾国藩》，那么厚重的一本书，刚拿到手里时竟觉得读完是件很费力的事情。
没想到才看了第一章，便能手不释卷，如饥似渴，才几天就读完了。
掩卷深思，曾国藩在我脑中的形象越来越鲜明，对其不仅是钦佩，更多的是从他一生的官宦生涯中，引发自己人生的不断思考。
才高八斗 理学之大儒 曾国藩极为重视学问，对读书人也非常厚爱。
作为汉人里难得的高官，他从来没有所谓的官架子，礼贤下士。
对于寒门学子，更是厚爱有加。
即便公务繁身，他依旧能在百忙之中抽空拜读先人著作。
曾措辞撰文也极为考究，对其门生的要求也很严谨，其得意门生薛福成、吴汝纶等在其影响下，学问大有长进，并成为支持曾国藩度过大风大浪的得力干将。
曾国藩平生积蓄不多，可依旧倾力创办金陵书局，致力于两江的教育事业，对两江地区的文风兴盛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 修身之典范 曾国藩自道光二十三年来就跟着静海先生读《朱子全书》，他为自己行坐起居制定了一套规矩，而且二十多年里，只要不生病，都基本遵守。
他对家人的日常行为规范也严加规范。
在其出任直隶总督期间，他为家人制定了一整套看书、饮食起居的规范，并叮嘱欧阳夫人按时检验成果。
他很重视“齐家”，认为家风廉洁，家庭和睦，不仅是个人修养问题，更恪守老祖宗的品德规范的最大体现。
当然，曾国藩不仅要求其家人、幕僚遵守老祖宗“修身”的规矩，他对自己恪守祖训，提升品德修养，成为践行理学之大家的修炼也到了极为严苛的地步。
曾的家风以朴实节约为主，他从来不收受他人钱财、礼物，也严禁家人浮华奢靡的的生活。
虽位极人臣，但他的积蓄还不及区区一个道台。
当然，曾国藩对待他人还是极为宽容的。
面对晚辈，他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训斥他人。
相反，他总能以一个长者的心态对晚辈循循善诱，那怕偶尔晚辈会出言不逊，只要对方说得在理，他依旧以平和的心态平等对话。
位高权重的他，即便饮誉华夏，还能有如此胸襟和气魄实属不易，着实让人佩服
慧眼识人 怯懦与果敢并存 曾国藩用人最重视对方的德行，认为世上之人，其聪明与才智相差都不太远，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
山不为大匠别生奇才，天亦不能为贤主更生异人。
在选人用人上，德行为上。
认为德行高尚的人，哪怕才智差些，只要加以培养就能担当重任。
后来在选择李鸿章作为接班人的时候，曾国藩虽然对其的德行不太满意，但李的果敢与气度又是曾国藩身上所缺乏的。
以至于曾国藩在自己病危之际，对自己的选择最终做了很大的肯定。
李鸿章是曾国藩一手栽培的，他没有恩师那种恪守一生清贫的德行修为，对待钱财也极为奢靡，这一点让曾国藩很不满。
但在后来团练湘军水师，兴办洋务拱卫京师的见解上，曾与李的想法是一致的。
曾国藩骨子里是典型的理学拥护者，一生也践行了“克己复礼”的规范，他任用了很多有才之人，包括在整饬两江之时对落选学子薛福成的礼遇，更能看出他看人眼光独特，具有远见卓识，而薛福成也了跟随他一生的左膀右臂。
当然，曾国藩缺少李鸿章那种敢拼敢闯的果敢之气，特别是到了晚年，他常常因思虑过多而不能果断决议。
这可能与他恪守祖宗家法有关，认为一切均要以维护大清王朝的威严为主，不管做任何决定，都不能乱了纲常，还要平衡各方利益，即便自己吃亏也要忍辱负重顾全大局。
外渐清议 内疚神明 个人名声高于一切 因“天津教案”处理不当，让曾国藩的名声毁于一旦，而他本人也因此深受打击。
他将个人名声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哪怕清寒孤苦，也绝不能沾惹上“卖国贼”的骂名。
这一湘军的统帅，在剿灭太平天国中立下汗马功劳，如果不是“天津教案”，他肯定会以拱卫天朝太平大英雄之名彪炳青史。
可没想到，就这一步，让他的声誉顷刻倾覆，而他的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了。
如果说在他对荣华富贵毫不贪恋，一点都不为过，而个人的名声正是他从容对待官场尔虞我诈的精神支撑，一旦名声被毁，他个人也也陷入了极为忧郁困顿的境地，对待国家事务也有点力不从心了。
兴办洋务 师夷长技以制夷 曾国藩在兴办洋务，派遣留学生等事情上功不可没，这一点与保守派倭仁大为不同。
他能够以宽容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能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于是他极力主张兴办洋务，把洋人的船舰利炮也为自己所用。
但他对洋务的认识也有局限性，认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在不撼动祖宗家法体制的前提下，单纯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好比在地基完全锈蚀的大地上修建楼宇，是不能完全改变中国现状的。
虽说曾国藩兴办洋务运动有其局限性，但对促进整个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俯首沉思，曾国藩让我最钦佩的还是他的修为。
纵观今日官场，有多少手握大权的高官纷纷下马，其原因不外乎“权、财、色”。
人一旦身居高位，往往所谓的品德操守就限制个人的行为。
虽然我们也一直在倡导“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德行也一直用人的准则之一。
但德行往往又是很难捉摸的东西，有些官员人前和人后迥异，面对上级谄媚逢迎，对待百姓颐指气使，倘若没有完整的机制加以约束，很难防止一个原本德行良好的人犯错。
曾国藩在德行修为上的的确确是官员们学习的典范，也是值得我们众多平凡人学习的楷模。
一个德行修养近乎完美的人，即便遭遇他们谤讥，也能以自己的修为去证明清者自清。
由于个人的言语苍白，对曾国藩的评论也只能浅尝辄止。
也许多年后，当自己人生经历更为丰富的时候，再次翻开此书，定会有更加深刻的体会。
最后，分享一段曾国藩对“作文与做官”的论述，自认为精辟入里，发人省醒，共勉之。
作文与做官并不是一回事。
作文以见深识闳为佳，立论即使深刻，偏颇点亦无妨，因为不至于伤害到某一个人，也不能指望它立即受到时效，只要自圆其说，便是立论，运笔为斤，自成大匠。
做官则不同，世事纷繁，人心不一，尤为微妙。
识见固要闳深，行事更需委婉，曲曲折折，迂回而近，当行则行，当止而止，万不可逞能使气，只求一时痛快。
历来文坛之泰山北斗，官场却毫无建树，甚至一败涂地着，盖因不识中差别耳
看曾国藩应该看什么!、
哪些书有必要看
》
关于曾国藩这位近代历史上唯一一位可以称作“三不朽”的牛人，其相关书籍非常之多，尤其近10年更多。
我自己也读了不少，一点感想： 关于曾的书，有的比较功利、有的比较全面，如果想真正从曾国藩身上学东西，不能读那些功利的书，比如什么《曾国藩的那套办法》、《曾国藩36字诀》、《曾国藩发迹史》等等，都是把曾国藩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做法罗列出来，并加以解读。
并不是说这类不好，而是这类成功的道理即便你懂了，也不好学，学不能用，岂不难受
所以建议读《曾国藩传》、《曾国藩家训》《唐浩明点评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全集·三部曲》等书，可以全面地了解曾国藩，了解他怎样为学、律己、办事和待人、识人、用人，只有如此，才能够了解他那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到底是因为什么这样做，也能够了解他在克制和自律的时候，遇到难关的时候，是怎样处理的，等等。
通过对这些来龙去脉细节的了解，你可以了解到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也有缺点，只是坚持不懈地学习、练习、克己修身，才终有所成就。
这样才能真正地感到他的经验有用，才能够学以致用。
不然光看到一些口诀、大道理之类的，是难以贴合自身发挥作用的。
一点感想，与君共勉。
张宏杰：为什么说曾国藩和海瑞之间隔了个
一 我们以前介绍了曾国藩京官时期的经济收入。
一个人之所以在北京苦熬、苦挣，做这个京官，目的就是将来能有机会外放做地方官，京官很穷，但是一旦做了地方官，马上就会变富。
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为什么呢
因为一旦做了地方官，就掌握了地方上财政税收的大权。
而且清代财政没有严格的审计制度，地方官在税收上弹性非常大，国家规定你一亩地收一两，你可以收到一两半，甚至二两，所以要想获得一些灰色收入易如反掌。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
两江包括今天的江苏、江西、安徽，总督既管民政，也管军队，所以清代的一个两江总督，相当于今天的三个省的省长加上大军区司令的权力。
如此重要的人物，年收入是多少呢
正如大清王朝的许多事情一样，两江总督的年收入，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如果说基础工资，或者叫法定工资，说来令人难以置信。
大清帝国的总督，年收入只有区区一百五十五两。
如果大致以一两兑换二百元人民币计算，大约为人民币三万一千元，合成月薪约为二千五百八十元。
而按我国现行的《国家公务员级别和工资标准》，省级公务员职务工资标准为二千五百一十元。
古今薪酬制度在这里显得是一脉相承。
当然，和今天的工资制度一样，这一百五十五两只是工资条上的基本工资。
今天形容贪官有句话，叫“老婆基本不用，工资基本不动”，清代就是这样。
因为从雍正时期起，皇帝又特批给督抚们一笔重大补贴，叫“养廉银”。
两江总督养廉银为一万八千两。
只此一项，比起曾国藩的穷京官时代，就已经是翻天覆地，不可同日而语了。
然而事实上，“养廉银”仍然不是两江总督收入中的大头。
大头是什么呢
是陋规，或者收灰色收入。
清代总督和巡抚级别的官员，平均每年要收陋规也就是灰色收入，是十八万两，合人民币三千六百万元。
如果真的这样，那曾国藩差不多可以说能排进大清帝国的富豪榜了。
那么，成了富豪，曾国藩的生活水平是不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确实是有变化，但是呢，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差了。
别人眼中的富豪曾国藩活得像穷人一样。
我们先来看看穿着。
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
” 也就是说，曾国藩穿着一件料子非常普通的衣服，而且帽子和鞋子都很破旧。
这一记载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
同治二年（1863 年），帮助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洋枪队首领，英国人戈登在安庆跟曾国藩见了一面。
这个戈登的秘书写了本回忆录，他在回忆录当中说，他惊讶地发现“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就是吃饭时候不小心，上面呢，落了些汤汤水水。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曾国藩在北京时候，经济那么困难，却穿得那么讲究，当了总督之后，手里有了钱了，却穿得这么破旧呢
这是因为，曾国藩本人对穿着并没有什么要求，在北京穿得好，是因为他经常要见自己的上级。
到了两江之后，他就是最大的官员，每天面对的都是自己的下属，所以呢，穿衣服就越来越简单。
岂止简单，有时候简直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
不光自己的生活很简单，他对家里人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曾国藩当了总督之后，就把家里人都接到总督府和他一起生活，一大家子几十口人，只有两个女仆。
一个是老太太，一个是小女孩，干不了什么太多的活。
人手不够，怎么办呢
曾国藩要求曾家的女人们，每个人都要参与体力劳动。
而且还给她们制定了一个功课表，要求她们每天从早上睁开眼睛，就开始干活，一直得忙到晚上。
曾国藩给他们制定的工作日程表，今天还保留在曾国藩孙女的回忆录当中，内容如下：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之类，这是食事。
上午，纺棉花织布，这是衣事。
中饭后，要刺绣，绣花，这是细工。
晚上，要做鞋子，这是粗工。
那么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到缝衣做鞋，这些活，都是总督侯爵曾国藩家的女眷亲力亲为。
她们从早上睁开眼睛，直到晚上睡觉，基本上不得休息。
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
当时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曾国藩点上蜡烛，在大堂的一边批阅公事，全家长幼女眷都在另一边的麻油灯下做鞋织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幅动人画面。
曾国藩生活得如此清苦，那么，我们说的那十八万两白银，都去了哪呢
其实，这陋规中的大部分，曾国藩都没收。
过去官场上的陋规，很大的一个内容，就是所谓的三节两寿的节礼。
也就是过年过节，官长生日，下属都要给上级送礼，主要是送钱。
但是曾国藩规定，凡是送钱的，一律不要。
这就相当于拒收了大部分陋规。
当然，除了送钱，还有人送礼品。
对于礼品，曾国藩没有全部拒收。
既成为地方高官，如何处理礼品，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你身在官场，一点礼不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礼物不只是代表着金钱，也代表着感情，片礼不收，不利于曾国藩与下属及朋友的情感交流。
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曾国藩也会收礼。
不过他收礼，很有特点。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湘军名将鲍超亲自来到安庆，给曾国藩贺寿。
鲍超是一个粗人，大字不识几个，性格很粗豪，同时他也很有钱。
其他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
鲍超却不管这一套，一共带来十六大包礼物，其中许多是珍贵的珠宝古玩之类。
曾国藩一看，很高兴，说你打开，我都看一看。
鲍超把礼物打开，曾国藩一一细看了一遍，然后挑了一顶绣花的小帽收下，说这个帽子我很喜欢，其他的，你都带回去。
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载：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
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璧耳。
鲍超知道曾国藩说一不二，也无可奈何，只好又把这十六大包东西带回去了。
我们从史料上判断，曾国藩还收过美籍华人容闳“报效”的礼物。
容闳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他是中国第一个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人，学成之后他回国，和曾国藩一起办洋务。
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藩派他到美国采购机器。
买来机器后，他到曾国藩家汇报工作。
此时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
曾国藩知道，按中国官场惯例，容闳一定会带些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所谓“肥缺”。
所以曾国藩特意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即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
” 就是说，容闳送的东西，如果价值不超过二十两白银，那么可以收下，要是超过，那么就退还掉。
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
那就是二十两白银，也就是四千多人民币。
今天我们公务员收受礼物，超过五千元就构成犯罪，可见曾国藩的这个价格线，定得很科学。
二 以上我们讲的，是曾国藩身上非常清廉的一面。
从这些内容来看，曾国藩是一个清官。
可是除了清的一面，曾国藩身上也有“浊”的一面。
首先，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也和一般的官员一样，经常大吃大喝。
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到苏州去阅兵。
他写信给儿子曾纪泽，谈到在苏州这几天的情况。
我们看他在苏州，是天天请客吃饭，开始是苏州本地官员请他吃饭，喝酒，听戏，临走，他也摆了两桌，回请当地官员。
可见，曾国藩的所作所为，与一般官僚并无二致。
第二点，曾国藩也会给别人送礼。
两江地区，是南北交通要道，经常有人出差经过这里。
凡是外地官员经过，曾国藩除了请他吃饭之外，还会送上一二百两银子的程仪，也就是路费。
我们讲过，曾国藩做京官的时候，收了很多冰敬和炭敬。
那么现在他做了地方官，而且是总督，当然要给京官送冰敬炭敬。
曾国藩家书中有相关记载，比如同治五年十二月，曾国藩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说过，说：“同乡京官，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送过“别敬”。
所谓别敬，就是地方官进京办事，离开京城时，给自己在官场上的熟人送的礼金。
那么同治七年，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
需要进京见皇帝和太后。
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二万两的银票。
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
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别敬”。
他已经多年没有进京，那些穷京官早就盼他去了，所以他送的别敬当然不可能太少。
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曾国藩说：“余送别敬一万四千馀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
”总共送了一万四千两，他仍然认为送得不多。
以上是第二点，送礼。
第三点，曾国藩也像其他官员一样，遵从官场上的“潜规则”。
同治七年，捻军也被消灭，天下恢复太平，军费报销的事，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曾国藩带兵打仗多年，军费花了三千多万，需要到户部报销。
要报销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问题。
按照清代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送交户部。
由户部审核，看看账目是否合理。
那么，户部凭什么来确定合不合理呢
凭“部费”也就是“活动经费”送的多少而定。
如果户部高抬贵手，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都能报销；如果他们鸡蛋里找骨头，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他们的关。
各地为了顺利报销，要在户部花掉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这笔经费就叫“部费”。
所以在报销前，曾国藩就托李鸿章到北京，打听一下户部打算要多少部费。
李鸿章跑北京一问，给曾国藩写了封信，说： 报销一节……托人探询，则部吏所欲甚奢。
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
……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三千万，则须银近四十万。
如何筹措，亦殊不值细绎。
……若辈欲壑，真难厌也。
也就是说，李鸿章托人去找户部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
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
曾国藩需要报销的军费总额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
这封信，今天就收在李鸿章全集当中。
曾国藩一听，也吓了一跳。
四十万，实在是太多，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
怎么办呢
只有继续公关。
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人，到北京，请户部的人吃吃喝喝，沟通感情。
公关工作很见成效，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户部的书吏做了极大让步。
恰好在这时，皇太后的批复到了。
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皇帝（实际是太后）说，曾国藩一直很忠诚，而且他们的军费很多是自筹的，所以同意他们免于审核，直接报销，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但是这说好的八万两银子“部费”他还是照给了。
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毕竟以后他还需要和户部打交道。
你这次不给，下次没法再进户部。
三 那么，以上这些开支，加到一起，可是很大的数目，这些钱都是从哪来的呢
原来啊，曾国藩给自己建了一个“小金库”。
我们说过，总督的陋规平均一年会有十八万两之多。
那么陋规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下属官员三节两寿送的礼，另一部分是下属一些部门，以公款的名义送的钱。
对这些钱，曾国藩有选择地收了一部分。
他属下有一些油水很多的部门，比如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公费”，他都收下了。
因为这些单位，是有钱单位，清代实行食盐专卖，所以盐运司就如同今天的烟草专卖局，钱很多，你要是不收，他们年底也给职工发福利了。
收这些钱的用途呢，就是主要供曾国藩官场应酬打点之用。
曾国藩送的别敬，给户部送的八万两，平时请客吃饭的钱，都是“小金库”中的钱，并没有动用自己的“养廉银”。
他的养廉银主要是供自己家庭开支所用。
所以说，曾国藩当官，有和光同尘的一面，他的很多做法，和各地的贪官一样。
但是，和贪官不一样的是，其他各地官员，为官任满，走的时候，小金库中的钱都要带回老家。
曾国藩不这样做。
在曾国藩不做两江总督，北上就任直隶总督之际，他查了一下，“ 小金库”中还剩了一万两白银。
曾国藩写信给曾纪泽说： 其下余若干，散去可也，凡散财最忌有名。
就是说，剩下的钱，你想办法捐掉，但是不要署名。
曾国藩要求匿名捐款，说“凡散财最忌有名”，他说，“一有名便有许多窒碍”。
所以“总不可使一人知也”。
一个人捐款出了名，就会有很多事找上门来，所以不能使任何人知道。
他还说：“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 这是解读曾国藩为官风格最关键的两句话。
一方面，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
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
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又和光同尘，有意识地不想让大家知道他是一个清官。
因此我将他定义为“非典型类清官”。
只要清官之实，不要清官之名。
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
曾国藩为什么这么做呢
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规律，那就是，清官办不成事。
海瑞就是代表。
海瑞拒绝任何灰色收入，恪守低得可怜的薪俸，以致不得不在官署之中自辟菜园才能维持生活，而偶尔买几斤肉也能成为“轰动性事件”。
在官场上，海瑞受到大家的排挤。
对同事来说，你清官，显得我们都是贪官了。
所以海瑞一到哪做官不久，当地官员就会联名向朝廷表扬他，说他做得太好了，品质太高尚了，太清廉了，建议朝廷赶紧升他的官，让他走人。
海瑞一生有几次升官，都是这样升的。
所以我们看海瑞一生，没办成什么大事。
曾国藩却不想以这样的清官形象被载入历史。
曾国藩是想做大事的。
他做事更重效果，而非虚名。
因此，曾国藩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
他的选择，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
他的这种做官方式，也许可以给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议提供一些启示~
曾国藩教子经里面的‘’爱子以其道 不搞特殊化‘’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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