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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烽火心得体会

时间:2016-04-14 00:24

胶东抗日故事

天福山素有胶东“井冈山”之称。

1937年“”后,日军进犯山东,德州、平原、禹城、济阳相继失陷,山东告急。

当年10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山东各地发动抗日武装起义。

会后,省委派、等一批共产党员到胶东;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共产党员理琪、宋澄等出狱后,也被省委派到胶东,宣传中共抗日主张,组织抗日武装力量。

1937年12月15日,理琪从济南来到天福山脚下的沟于家村,秘密组织会议,传达了关于发动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在胶东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指示。

经过研究,决定于12月24日在天福山举行起义。

12月24日深夜,中共书记理琪与吕志恒、等人带领昆嵛山红色游击队,拿起长枪、土炮、大刀和红缨枪,来到天福山玉皇庙内举行了威震胶东的武装起义,从此,抗战的烽火在胶东大地熊熊燃烧。

据史料记载,在中,起义军以简陋的装备,曾英勇抗击百余名日寇8个小时持续不断的进攻,毙伤日军50余人,击毁敌机一架、汽车两部,打破了日寇宣扬的“不可战胜”的神话。

尖刀连是什么意思

素质过硬,各个方面都全面过硬,完成任务坚决,冲锋陷阵

烟台的历史发展

烟台名称,源台山。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倭寇侵扰,当地军民于北山上设狼烟墩台,也称“烽火台”。

发现敌情后,昼则升烟,夜则举火,为报警信号,故简称烟台。

烟台山由此得名,烟台市也因此而得名。

  烟台,古为东夷族地。

夏朝,东夷族建过国(治所在今莱州市过西)。

商、西周、春秋时为莱国地。

战国属齐。

秦代属齐郡。

汉代为东莱郡。

晋为东莱国。

南北朝为东莱、长广郡。

隋为莱州。

唐置登州、莱州。

宋、元因之。

明、清为登州府、莱州府。

1858年6月,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辟登州等10处为通商口岸。

1861年5月,清政府批准改定烟台为通商口岸,8月22日直隶候补知府王启曾主持烟台正式对外开办仪式,同时宣布筹建东海关。

此后,英、法、美等17个国家陆续在烟台设领事馆。

1862年2月14日,登莱青兵备道由莱州移驻烟台,道台崇芳兼任东海关监督。

1904年改称登莱青胶道,辖登州府、莱州府、青州府和胶州。

1911年11月12日,同盟会山东分部在烟台举义。

13日成立山东军政府(次日改为山东烟台军政分府)。

民国初,撤销府、州。

1914年5月,设胶东道(治所烟台),烟台属之。

1925年为东海道。

1928年废道。

1938年1月19日成立胶东抗日民主政权—胶东军政委员会。

1941年2月6日成立胶东行政联合办事处。

1942年7月成立胶东区行政公署,辖东海、西海、南海、北海四个专区。

1950年建立文登、莱阳专区和烟台市。

1956年文登、莱阳专区合并为莱阳专区。

1958年莱阳专区、烟台市合并为烟台地区。

1983年11月成立地级烟台市。

1987年10月,组建威海地级市,辖环翠区和荣成、文登、乳山3县,从烟台析出。

烟台辖2区、6县,代管3个县级市。

1998年,烟台市辖4区、1县,代管7个县级市。

  烟台之名源于芝罘:  烟台,古称芝罘。

烟台历史悠久,是中国古代早期文化发祥地之一。

早在更新世晚期(距今约一二万年以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

夏商以来,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对这里的统治。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东巡,三次登临芝罘岛;汉武帝也曾驾临芝罘行登基大典。

公元631年,日本第一个遣唐史也是从芝罘岛登陆。

目前许多国家的航海图上仍以“芝罘”之名代表烟台。

烟台建城已有600多年历史, 公元1398年(明洪武31年),为防海寇侵扰,在芝罘筑狼烟墩台,又称“狼烟台”,烟台由此而得名。

公元1858年(清咸丰8年),中法天津条约开登州为通商口岸,3年后改为烟台,迄今为止,烟台开埠已有130多年的历史。

  崇拜太阳的先民:  烟台市是人类最早繁衍生息的地区之一。

在烟台市芝罘区西南部,距今海岸约1.5公里处,7000年前是一个小型港湾,在这里以海上捕捞和农业生产相结合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白石人,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

在白石村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铲、石网坠、三角足盆形鼎、骨针等器物,具有胶东沿海一带文化特征。

骨器的磨制相当精细,骨针已接近后来的钢针,说明当时的打磨和纺织、缝纫技术已具有较高的水平。

在长岛县出土的文物表明,这里是距今5000多年的大汶口文化和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距今4000多年~2500多年的夏商周时期,烟台沿海是东夷人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

东夷人既有着发达的渔业和盐业,也有着活跃的商品流通。

在长岛出土的一块陶片上,刻有七八个太阳,反反复复描绘太阳放出的光芒,说明东夷人是非常崇拜太阳的先民。

  秦始皇三次东巡的地方: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曾三次东巡,均在烟台留下足迹。

秦始皇第一次东巡在公元前219年。

40岁的秦始皇沿渤海湾东行,巡视东部海疆,寻找长生不老之药。

在路上,他遇到了齐人徐福。

徐福向他进献长生不老之道,并说,大海里有蓬莱、瀛洲、方丈“三神山”,那里琼楼王阁,有仙人居住,并长有长生不老草。

秦始皇信以为真,遂派遣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乘大船入海求仙药。

次年秦始皇第二次东巡。

登上芝罘岛,刻石勒碑,颂扬自己的文治武功。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近50岁,长生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第三次东巡找到徐福。

徐福见秦始皇震怒,便谎称海中有大鱼挡路,不能到达仙山。

秦始皇求药心切,竟亲设连弩,追杀大鱼。

到了芝罘,终于发现一条大鱼,并挽弓发箭,亲手将其射杀。

徐福这才扬帆出海,到了东瀛,揭开了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第一页。

秦始皇求长生不老,最终未遂其愿,却在芝罘岛留下了“始皇道”、“两观刻石”等遗迹。

秦始皇奉祀“八主”之一的遗址“阳主庙”,就建在芝罘岛阳坡上。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烟台市的航海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烟台市区的芝罘湾水深滩平,背有屏障,是一个天然良港。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已是中国北洋航线上的重要停泊点。

1000多年前的唐朝时期,烟台辖区登州(今蓬莱市)是全国著名海口,同广州、交州、扬州并称为四大通商口岸,是北方通向海外的主要口岸。

日本13次派出遣唐使入唐求法,探求发展之路,首次就是在芝罘登岸的。

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79年)派遣使者赴朝鲜,也是由芝罘启碇的。

中国的丝绸、冶铁、造纸等技术由烟台传入朝鲜、日本等地,烟台由此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登州古港是中国古代北方最繁华的港口之一,其中的蓬莱水城,又称备倭城,始建于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军港。

  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  烟台是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

1892年,旅居南洋的华侨张弼士在烟台创办了张裕酿酒公司,聘奥地利驻烟台领事做酒师,取得成功。

1912年烟台设瑞丰面粉厂;1913年设电厂;1913年至1915年,建起5座罐头厂;1915年李东山兴建钟厂,同年,张裕葡萄酒获国际金质奖;1920年设醴泉啤酒公司。

张裕酿酒公司和钟厂在中国属最早创业的厂家,罐头厂、啤酒厂是山东最早创业的工厂。

  中国近代邮政的发祥地:  烟台是中国近代邮政的发祥地,这是不争的史实。

远在1866年,烟台海关即设邮务办事处,兼办邮递外使文件,可以视为近代邮政的萌芽;而在1878年,清政府议决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营口)、上海五处试办邮政,这就是中国近代邮政之先声了。

  这件事在老烟台的“口碑”中都说是与盛宣怀有关。

这类轶闻事出有因。

因为中国近代邮政是随洋务运动而产生的,而盛宣怀是洋务运动的最重要的干将,他作为李鸿章的“左膀右臂”在此前两年曾为谈判《烟台条约》到过烟台。

十年后又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芝罘)监督长驻烟台,六年后才离任。

他在烟台政声颇佳,独资经营“广济”号海轮,首开烟台内港运输先例,兴办“广仁堂”,成为胶东一个庞大的慈善机构。

清末,他官运亨通,又当上了邮传部尚书。

这位长袖善舞的大买办一生既与邮电有关,又与烟台有关。

把烟台邮政的发祥与他联系在一起,并不需太多的想象力。

然而这些轶闻均无历史记载,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

  作为近代邮政的重要标志是邮票的发行。

我国早在明朝就有商办民用的“民信局”了,不仅承寄民间信函,还兼汇兑、包裹,但却没有“国家名片”——邮票。

邮票备受收藏家青睐,乃至成为欧洲小国圣马力诺等的主要财政支柱。

中国近代邮政的“始祖邮票”是“大龙票”,现在幸存于世的据说只有两枚,因而为集邮者所珍爱。

其拍卖价格在“文革”前就十分惊人,现在随着“收藏热”的崛起,恐怕早已创下了“天价”记录。

可是,这种“大龙票”是在何地首发的呢?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让人争议了很久,终于有了答案,答案就是烟台。

1878年7月31日,烟台海关书信馆第一次收到天津海关7月29日发寄的五分银大龙邮票若干枚,因无邮政公告未能发售;8月9日,见到补发的公告,即开始发售中国第一套大龙邮票。

8月9日是中国邮政史上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随着社会的发展,邮票已经远远不是“邮资凭证”了,许多知名风景区和旅游目的地都将它作为一种“城市名片”来使用,大大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

烟台的景点进入邮票的唯有蓬莱阁“中国四大名楼”的说法就源于同名的一组邮票。

其实,烟台应当申报邮票的题材很多,例如戚继光、庄园建筑、海珍品等等,可惜因为发行计划限量,竞争十分激烈,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蓬莱市邮政局近来将蓬莱阁门票开发成明信片式的邮资门票,并以此为契机向国家邮政总局申报以“蓬莱阁”为主题图案的明信片和邮资信封,这就不仅打破常规开了新路,而且为下步申报“八仙过海”、“戚继光”系列邮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林海雪原的作者 曲波

曲波走了,地走了。

严重的心脑血管病、病的晚期,症,肾衰竭数病并发。

著名医生的百般救治,终无回天之力,在那少有的阴雨连绵的京城的夏日,在刚刚做完透析的一天的中午,他怀着无限的期望和对病痛的无奈,悄悄地走了,只留下了他的不朽之作《林海雪原》《桥隆飙》《山呼海啸》《戎萼碑》,也留下了大家对他的无穷思念。

曲波是一位在人们心目中德高望重、威望极高的人,在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中,他是少数几个始终坚持业余创作而对文学有着巨大贡献的人。

他在业余文学领域树起一面旗帜,也是我们业余文学工作者的骄傲。

这一切都体现在他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之中。

这部书使他声名远播,尽人皆知,而且鼓舞、教育了几代人,不少人都是读着曲波同志的《林海雪原》成长的。

在当代中国的文坛,又有哪一位作家的作品能有这样广泛的读者群,真是上至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下至不到十岁的小娃娃,说起《林海雪原》来,都是眉飞色舞,有声有色,这是对作家作品的最好的检验,是对作家作品的最高的评价。

丁玲曾对曲波同志说过:“人民群众当中知道有个杨子荣,你的成绩很大呀

”曲波同志也不止一次地讲:“我不是文学家,不是作家,我只是一名业余作者,我的工作是干工业的。

” 的确,曲波没有几级或哪个层次级别的作家的辉煌头衔,曲波同志更不以作家自居。

在战争年代,他扛枪打仗,与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与土匪残余势力进行过英勇的战斗,两次负重伤;在和平时期,他参加建设,进工厂、造机车,将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新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

在工作之余,他拿起了笔,利用了所有的业余时间和一切节假日,从事文学创作。

他没有脱离人民,没有脱离生活,他创作出了如此辉煌的作品,他的价值不可能在某种仪式上去体现,那将是一笔丰富的宝贵财富,无论对我们专业作家还是业余作者都将受益无穷。

建国前:打仗,建国后:建设 凡是读过《林海雪原》的人,不仅被侦察英雄杨子荣的形象所震撼,也被团参谋长少剑波的形象所倾倒,少剑波的形象里有曲波个人的经历,更有人民解放军中这一类青年指挥官的原型。

《林海雪原》正是曲波以深深的敬意,献给亲爱的读者,并怀念他的亲爱的战友之作。

曲波曾讲过:“这几年来,每到冬天,风刮雪落的季节,我便本能地记起当年战斗在林海雪原上的艰苦岁月,想起那个难忘的1946年的冬天。

” “我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是在战场上度过的,我的青年时代、中年时代是在工业战线度过的,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个半工作,一个是打仗,一个是搞工业建设,半个是搞了业余文学写作。

” 曲波是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人,一个典型的胶东人。

当全国抗日战争的烽火燃烧起来的时候,他年仅15岁,受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于1938年参加了八路军。

年少的曲波在八路军中出类拔萃,16岁便当上胶东军区13团的文化干事,17岁当上指导员。

战争是艰苦的,也是残酷的。

大小战争曲波不知经历了多少次,许多战友牺牲了,曲波也受了重伤,股动脉被打断,造成大出血,留下了终生残疾。

不仅如此,党内斗争也相当残酷,1942年正当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之时,康生之流也横杀入山东我革命队伍,把我军队内的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和党的模范指导员打成“托派”,大搞逼供信,许多抗日战士没有死在日寇的枪口下,却死在了党内这伙人的刀下。

曲波也曾被打成“托派”,被审查、隔离、看守过,甚至遭受过严刑拷打、逼问。

在逆境中,曲波坚守信仰,毫不动摇,终于被放出了监狱,平了反,摘掉了“托派”帽子。

日寇投降后,1946年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指使下,调动数百万军队,向胶东解放区军民展开疯狂的进攻,更在北满收罗伪满官吏,警察宪兵,地主恶霸,盗寇惯匪,流氓烟鬼,组成数十万土匪武装。

为了对付鲨鱼性、麻雀式的匪股,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曲波和他的战友们便承担了对付这些顽匪的艰巨的任务。

曲波24岁时,在战斗中负了重伤。

伤还没好利落,便拄着双拐来到大连海军学院工作了。

新中国成立后,曲波一直想搞工业建设,26岁便来到了铁路系统,开始在沈阳皇姑屯机车车辆厂担任副厂长、在齐齐哈尔铁路机车车辆厂当党委书记。

之后又到了一机部担任第一设计分局副局长,一机部德阳第二重机厂副厂长,一机部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后又调到铁道工业总局当副局长。

从指挥打仗转到指挥建设,正像曲波讲的:“搞工业,有一套创造工程学。

我是管机车车辆的,按当时中国的情况、中国的能源,到底用什么样的机车,机车的拖载量多大,铁路要怎样改造

脑子全用在这些地方了。

” 在这个岗位上,曲波一干就是34年,一直到离休。

听一位与曲波在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说曲波经常深入基层,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大家都爱跟他开玩笑,叫他“小野马”。

他说:我只是个业余作者 比之某些专业作家,曲波也许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只是个业余作者”,但比起品德、修养、学识、胆量、智慧、勇气及其传世之作品,都让专业作家们惊叹不已和值得认真学习的了。

他常说:“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我只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

所谓业余创作,就是利用主业之外的一点儿剩余的零星时间靠毅力进行创作;通过作品的创作,人物的塑造,能给人民群众一点政治上的力量,思想上的安慰,精神上的鼓励,我就知足了。

”于是他把自己完全溶于生活中,溶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他时刻把艺术家的胸怀、创作情感与生活紧紧地溶于一起,他既要站得高,看得远,又时刻要求自己,并在内心深处认识到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非常普通的业余作者。

而《林海雪原》却是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也是长销书,五十年代印,六十年代印,八十、九十年代印,新世纪的第一年、第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连续印了两版。

在前几年的一个书市上,我看到一位老人转着书摊找《林海雪原》,他说买回去是给孙子、孙女看的。

老人讲,《林海雪原》是一本非常好的书,都是真实的生活。

听到这些,曲波非常高兴,但对于荣誉,作家的头衔,曲波却看到很淡。

照样默默地做他的工业总局副局长的工作。

几年后,曲波先后又悄悄完成了《山呼海啸》和《桥隆飙》两部长篇小说的初稿,但由于“左”的思想和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直至1977年和1979年才得以出版。

作为一名业余作者,曲波同志不仅又写出了人民大众喜欢的文学作品,还顶着林彪、“四人帮”及“左”的思潮的巨大压力,写出了这两部长篇小说,今天看来,更显得弥足珍贵。

曲波讲:“我乐意永远当一个业余作者,业余作者很光荣,业余作者照样能写出大作品。

”他讲,写《红楼梦》的曹雪芹不是专业作家,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也不是专业作家,写《西游记》的吴承恩也不是专业作家,他们却都写出了传世之作。

关键是对生活要有把握力、认知力和感受力。

” 其实,曲波坚持业余创作,也正是坚持了文学不脱离生活,不脱离实践的真理,而他的作品也正是从生活中来,才如此生动,逼真。

曲波讲,一次他站在高山之巅,鸟瞰整个大森林,起伏的像大海一样,“林海”出来了,东北的大雪像原野一样无边无垠,寒冷地铺盖着大地,“雪原”两字出来了。

这样,书的名字也就出来了,可以把大自然与社会及当时人们的心态,都概括出来了。

他讲过:“八十、九十年代及至现在,我主要都在观察与思考。

观察与思考是我修身的重要内容。

”“作家首先是思想家,他首先要观察,他关注的是社会,是人生。

他思考的是社会的进步,是国家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进程。

因此,首先要读书,要学习”。

他购买了大量的中外铁路建设方面的书及中外名人传记,一有时间,就细细阅读。

其次,他广交朋友,了解社会情况,关注社会发展变化。

关于创作,曲波同志讲,要把问题想清楚后,才能动笔去写,才能写出反映时代要求的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否则,他是不会轻易动笔的。

曲波思索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培养青年作家

他常到铁路上走一走,看一看,与业余作者们聊一聊,谈一谈,告诉他们:文学,要有生活,文学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生活要丰富;创作要情发心底,美在自然;创作要人人心中有,家家笔下无。

他还讲,成功和失败都是我所需要的。

一个科学家,研究了一辈子没有成果,那也是科学家。

那么创作呢

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

对作家讲,成功和失败,就像白天和黑夜的转换一样是常有的事,失败是成功之母。

他讲,还是应该办高质量、高水平的文学创作班,但培训班中是出不了大作家的,只有实践,只有在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才能涌现出真正的好作家。

据了解,曲波曾将自己文革前的稿费捐献给了中国作协,作为支持业余创作的活动经费。

病中的曲波 因为曲波同志身体不太好,全国第六次作代会他没有去参加。

我原打算会议结束即到曲波同志家里,将第六次作代会的有关文件材料给曲波同志送过去,然后再好好采访一下曲波。

去之前,《文艺报》的一位编辑还嘱我,要在看望曲波之时,一定要了解曲波同志的思想、精神、品质和风范,让他多留下一点几十年里的宝贵经验,这样,不仅对业余作者,更对专业作家有益。

比如:大家都想深入了解一下,为什么曲波不愿当专业作家

工作又很忙,却能写出这样优秀的作品

有人说,业余作者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专业作家的水平,为什么曲波同志能写出呢

也许因为《林海雪原》的关系,大家已比较了解战争中的曲波,而不太了解和平时期的曲波,不太了解曲波参加工业建设的情况,要了解曲波同志在和平时期是如何边工作边创作的

还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八个样板戏走红之时,尤其是《智取威虎山》那样红,曲波同志又是怎样想的,又是怎样看待《智取威虎山》的

为什么没有听到他的评价和他的声音

大家知道他很注意学习,关心政治,民主精神好,创造性强,大家更关心他现在观察与思考些什么

能给我们以什么启迪与借鉴等等。

带着这些有待回答的问题,我又去了医院。

可我只坐了一会儿,就又悄悄离开了他的病床。

我实在不忍心过多打扰这位病垂的老人了。

曲波似乎已经用行动回答了这些问题,正像曲波夫人刘波在贺曲波77岁生日时所写寄语:“观世间纷繁,察宇宙之奥秘,愈古稀之七载,悟沧桑之艰辛,遭魔道而不驯,知规律之世情,能坦荡而舒畅,益健康而寿长,视儿女安康,愿孙辈业成,随自然之妙,含笑以对太虚。

”这大概能概括出曲波的人生观、世界观。

曲波千古 曲波走了,一颗辉煌的文学之星陨落了。

当我在电话中听到曲波爱人、相识相知的战友、患难与共的妻子刘波那沉痛的声音时,我就知道他一定不好了,果然,刘波告诉我说:“小王,曲波已经于昨天中午去世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下子哽咽了,我无法形容当时我的悲痛心情,虽然我知道曲波的病已相当严重,恐怕已是病入膏肓,但我还是希望曲波的病能够慢慢好转,因为读者需要曲波。

他的去世是文学界的一大损失

他还曾答应我,病好以后要好好和我谈创作,谈他的观察与思考呢。

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呢

含着热泪我来到了曲波的家,刘波接待了我,她告诉我曲波是中午12点多去世的,他早晨还吃了一个鸡蛋,还吃一点他最爱吃的胶东家乡菜,可到了中午就不行了。

刘波告诉我,一年前,当曲波患病住院时,就留下了遗言,他告诉家人们,他一旦离开人世,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要惊动老战友们,他们都已年过古稀,也不要开追悼会,免得麻烦大家,也不进八宝山,只是把骨灰沉到家乡的大海里就是了。

这就是曲波,一生光明磊落,襟怀若谷的曲波。

尽管刘波叮嘱一定按照曲波的遗嘱行事,但闻讯前来的曲波生前战友,单位同事,人民医院抢救、护理过他的医生、护士还是悄悄地来到了医院的太平间,在临时布置的一个小灵堂里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告别仪式。

灵堂正中是曲波儿子书写的“曲波千古”四个大字,中间是曲波的遗像,左右是一副挽联,上写:一世耕耘文史增辉此去千秋可瞑目;下写:平生刚正鞠躬尽瘁挥泪千古祭英灵。

遗像下方是曲波的妻子刘波写的永别的话: “安息吧,亲爱的曲波

你我少年投身革命相识相知60年,组成家庭,抚育了四个儿女,都已成家立业。

你青年时代转战南北,负重伤而肢残,始转业搞建设,你认真工作,努力学习;中年,你利用了所有业余时间和一切节假日,从事文学创作。

在你的盛年,几经狂风恶浪,我们同舟共济,坚持真理,仍然执着,无怨无悔,一生坎坷,不计得失,任劳任怨,积劳成疾。

老年,诸病缠身,但头脑中,思维一刻不停的构思,你要创作小说。

除了阅读报刊书籍外,多是读史思考,你构思不成熟就绝不动笔。

你虽没动笔,但跟我讲过你的思想。

你的心血管病、糖尿病,一天比一天加重,虽经诸医师们的救治,多次心衰都挽救了。

但病程太久,岁数太大,终于病魔夺去了你的生命。

你构思的作品虽没有写出来,你怀着无限的遗憾走了,曲波,你的心思我知道,在我有生之年,我和儿女们以最大的努力,完成你的未竟事业,你的一生太累,该好好休息了。

战友、难友、妻子刘波。

” 曲波走了,静静地走了,悄悄地走了。

在他弥留之际,他不仅留给了我他在30岁和60岁时的两张照片,还有一本他精心保留的《林海雪原》的最初版本,也留给了我们无限的思念。

我想,他留给我们的文学上的遗产足够我们享用一辈子了。

让我们在内心真诚地说一声:曲波,谢谢你,您可以安息了

请问理琪在胶东作的政委是谁?我记得烽火胶东这部片子里理琪的政委是一位叫

无政委,理琪是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任“三军”司令员。

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吕志恒(吕其恩),政治部主任林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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