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旅游心得体会,600字左右，谢了
湘江战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底，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为突破国民四道封锁线，在湘桂边境的湘江两岸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的一场空前激烈而又残酷的战斗。
战斗结果，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未能阻挡住红军铁的步伐，但红军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今天，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缅怀长征英烈，本文特试就湘江战役及其意义与教训作一简单探讨，以求教于党史学界诸同志及熟悉情况的老同志，如有错误之处，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集中一百多万大军，二百多架飞机，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其中，用五十万大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经过一年左右的浴血奋战，仍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根据地反而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最后，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共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共八万六千余人，由江西瑞金、于都地区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红军转移的路线是经中央苏区南线，沿赣、粤、湘、桂四省边界，前往湘中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或去湘西与任弼时、贺龙的红二、六军团会师。
突围部队以红一、九军团为左翼，红三、八军团为右翼，中央军委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形成甬道式队列，掩护中央军委纵队转移。
这次战略转移，事前准备不足，行动仓促，仅极少数高级领导人知道行动方向，广大干部战士都不清楚，还以为不过是一般的外线战略转移，不久还会打回来。
可谁知道，这就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始。
十月二十五日，红军在江西与广东之间的王姆渡、新田一线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十一月八日，又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十一月十五日，在广东良田到湖南宜章一线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进至湘南的临武、兰山、嘉禾等地，大军西行，直指湘江。
此时，蒋介石已发现了红军的战略意图，为不让红军渡过湘江，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调集了二十个师近四十万大军，在湘桂边境的湘江一线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
并任命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
统一指挥西路军（湘军）四个师，蒋介石之嫡系中央军薛岳部四个师，周浑充部四个师，李云杰部两个师，李韫珩部一个师共十五个师负责“追剿”，广东陈济棠部在湘、粤、桂边境堵截，广西白崇禧部五个师在湘桂边堵截，妄图将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地区。
为粉碎蒋介石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的罪恶阴谋，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兵分两路强渡湘江，以红一、九军团为右翼，红三、八军团为左翼，从凤凰山、界首之间渡江，占领要点，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渡江。
于是，一场长征史上，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最激烈、最悲壮的湘江之战开始了。
二、激烈的战斗，悲壮的史诗。
湘江，发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州县东海洋山西麓，秦时曾凿有灵渠与桂江相通，史称湘桂运河。
湘江自广西流入湖南西南部后，再自西向东流经衡阳附近，然后由南向北纵贯湖南省东部到湘阴县芦林潭注入洞庭湖，全长八百一十七公里，为湖南省第一大河流，其上游多属石灰岸地层，峰峦起伏，滩多流急，并有潇水、春陵水、耒水等众多支流，素有潇湘之称。
十一月十四日，何健在衡阳就任追剿军总司令，下令分五路追击和堵击中央红军。
第一跻湘敌刘建绪二十六、十九、六十二、六十三等四个师由郴县直插黄沙河、全州。
第二路薛岳率五十九、九十二、九十三师及第一支队由茶陵、衡阳插零陵，堵击红军。
第三路周浑元率五、十三、九十六，九十九师进入道县，防止红军南下入桂。
第四路李云杰率十五、二十三师由桂阳、宁远等地追击。
第五路李韫珩率五十三师由临武、兰山追击。
并指定粤军陈济棠部三个师入蓝山、江华等地防堵红军入粤。
广西白崇禧之四十三、四十五师集结于恭城、富州一线，四十四、二十四师于灌阳、兴安布防，十九师集结于桂林东北部，形成一个口袋阵，妄图以东面七个师的兵力，将红军赶进口袋，消灭红军于湘江以东。
此时，红军离湘江还有几百里路程，而且前面还有一条潇水阻隔，蒋介石第一步计划是想将红军消灭于道县附近的潇水之滨。
十一月二十日，红军兵分两路，一军团二师奔袭道县，三军团出江华。
二十二日拂晓，二师四、五两团经二百多里强行军，袭占道县。
二十五日，红军主力全问在道县江华之间渡过潇水，粉碎了敌人消灭红军于潇水之滨的企图。
①蒋介石见第一步计划落空，即开始实施其第二步计划，消灭红军于湘江之滨。
为此，敌二十个师，四十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包围过来。
敌第一路总指挥刘建绪判断红军要在全州附近渡江，便指挥其四个师先于红军占领全州，切断红军西进之路。
第二路薛岳部四个师进驻黄山河。
桂系白崇禧赶到桂林，将其五个师配置于全州、界首、灌阳等地。
周浑元、李云杰等部七个师在广西猛追。
然而，敌人内部矛盾重重，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眼见红军直奔湘北，为防止红军入桂，又防蒋介石以追堵红军为名派兵入桂，便将其五个师撤至灌阳和兴安一线，避免与红军决战，给红军西进让开了一条道路。
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命令全军分两路从界首与凤凰咀之间抢渡湘江。
一军团二师由道县出发，前卫红四团急行军抢占界首渡口。
将渡口交给随后赶来的三军团后归建。
二师另两个团在大坪附近渡过湘江，相机攻占全州未果，随即在湘江西岸距全州十六公里之鲁板桥、党山铺一线布置阻击阵地。
三军团在湘江以东的石塘街，新街一线阻击桂军。
五军团在东岸文市一带阻击追敌周浑元等部，这样，红军在湘江两岸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六十多里的范围。
二十七日，三军团五师两个团在新塘与桂军第七军之二十四、四十四师打响，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了三天三夜，英勇的五师部队挡住了敌人的无数次进攻，保证了左翼的安全。
三天战斗，五师政委钟赤兵负重伤，参谋长胡震牺牲；十四团团长黄冕昌牺牲，继任团长文年生负重伤，团政委未负伤；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负伤。
两个团三千多人仅剩下一千余人。
②三军团四师在石塘村阻击中，师长张宗逊负伤，十团团长沈述清第一天牺牲，继任团长杜中美第二天又牺牲。
③六师十六团团长李寿轩负伤。
二十九日，敌刘建绪四个师由全州倾巢出动。
三十日，敌先用两个师采用人海战术向一军团阵地猛攻，上有飞机支援，下有大炮轰击，然而，遭到了红一军团的顽强抗击。
激战一天，红军第一道防线失守，退守第二道防线。
十二月一日凌晨，敌四个师十六个团倾全力向一军团第二道防线猛攻。
一军团防守的二十里长的阵地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杀声震天，形势空前危急。
凌晨三时三十分，中央、军委、总政联名给一、三军团下达指令：“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
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
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者，即为战败者。
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作作战命令全部实现。
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
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④为保卫中央纵队与总部安全渡江，英雄的红色健儿们在“一切为了苏维埃中国”的口号下，英勇顽强，前仆后继，同江上阵地的敌军进行了殊死的拼杀。
由于寡不敌众，太部分阵地失守。
正午，在得知中央军委纵队安全过江后，一军团部队互相掩护，脱离了险境。
战况空间之激烈，实为历次战役中所罕见。
第一天，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牺牲，四团政委杨成武负重伤。
仅以一军团一师三团为例，该团长征出发时有二千七百多人，经历次战斗与此次湘江战役后，仅剩下八九百多人，伤亡成员过半。
⑤此外，留在湘江东岸殿后阻击追敌的五军团之三十四师、三军团六师十八团未能过江，全部壮烈牺牲。
红八军团大部被打散，七千多人，仅有一千多人突过湘江。
⑥其它各部都有不同程度的伤亡。
八万六千余红军，损折过半，只剩三万多人。
红军虽然损失惨重，但终于突破了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天险，蒋介石歼灭红军于湘江之滨的计划再次破产，悲壮激烈的湘江战役遂告结束。
三、湘江战役的意义与教训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上一次重大的战役，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双方投入的兵力达五十多万人，战况之激烈空前罕见，也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次大搏斗，因此，意义重大。
（一）湘江之战，尽管红军损折过半，由八万六千余人减少到三万多人（其中包括自苏区突围后历次战斗中伤亡、减员、逃亡的数字在内），但它却以雄辩的事实证明，红军是一支具有非常战斗力的革命军队，他不管在什么艰难复杂的情况下，无坚不摧，无敌不克，战无不胜，是一支打不烂，拖不垮的英雄军队。
蒋介石的四十万大军在湘江天险也阻拦不了红军的英勇步伐，红军是真正的英雄好汉。
（二）湘江战役虽然使红军遭到惨重的损失，是坏事也是好事，它用血的事实，惨痛的教训，证明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进一步加深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同志正确领导的怀念与向往，对革命前途的担忧。
群心向北斗，希望同志重新出来指挥红军的思想在广大指战员身上反映得越来越强烈。
十二月十一日，红军攻占湖南通道。
十二日，中央军委左通道召开扩大的军委会议，会议开了一天。
会上，同志正确地分析了湘江之战后的险恶形势，指出了蒋介石在红军去湘西的路上又布置了一个十几万兵力的口袋阵，如中央红军仍坚持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
正好钻进了敌人的口袋，三万多疲惫之师的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因此，部队应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境内，到敌人战斗力薄弱的地方进行休整。
同志这一建议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大多数同志的支持，正如后来张闻天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所强调的：“在目前这险恶的情况下，只有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
”⑦十三日，红军按同志的建议向贵州前进，再一次地脱离了险境，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这就是长征史上有名的通道转兵。
在向贵州进军的路上，同志又苦口婆心在继续做各级领导的工作，十二月十四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十八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新根据地的中心。
”⑧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红军攻占贵州遵义。
十五日至十七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从而正式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从此，中国革命在同志领导下，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
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湘江战役引出的结果，没有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没有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就不会有通道转兵，不会有黎平会议，更不会有遵义会议，也不会有长征的伟大胜利。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在一定的条件下，矛盾是可以转化的，当矛盾着的事物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引起质的演变。
湘江战役是变化的条件、原因，是转折的开始。
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换来了遵义会议的无比正确，这就是湘江战役的最大意义之所在。
湘江战役，红军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是一次代价极大的血的教训，首先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领导的结果。
政治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者进入中央苏区后，打着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旗号，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大搞宗派主义，排斥同志在红军与苏区的正确领导，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党政军干部。
军事上，他们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奉为“太上皇”，将红军的指挥权完全拱手送于他手中，而李德则自命不凡，坚持其错误的、刻板的教条主义的军事战略战术来指挥红军作战，甚至连一门迫击炮、一挺机枪摆在什么地方都要按他的规定，而他本人则坐阵后方，依靠地图与电报来发号施令，从不上前线阵地根据实际情况来指挥作战，片面强调正规化，致使红军与兵力、火力点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阵地战、消耗战。
结果，仗越打越被动，以致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其次，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在这次“战略转移而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
”⑨他们事前不向广大干部讲清情况，“而且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
”⑩行动时，“退出苏区变成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行动。
”⑾将所有的坛坛罐罐都带上，来个大搬家。
红军一反能打善变的常态，扬短避长，尽管五个军团形成甬道式阵式，保护军委纵队，但终因辎重太多，每天的行军速度仅四、五十里，而敌军则地上轻装急进，天上飞机轰炸，致使红军始终摆脱不了敌军的围追堵截。
特别是在湘江战役中，十一月二十七日，当一、三军团同时在湘江两岸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六十多里的要点时，“在此区域，甚至有四处浅滩可以涉渡。
中央军委纵队也已于二十七日到达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
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口，只有一百六十多里地，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
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时机。
他们仍然让人抬着从中央根据地带来的坛坛罐罐，按常规行军，每天只走四、五十里，足足走了四天，才到达湘江边。
使前线战士为了掩护任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⑿面对如此严重的挫折，左倾路线的主要领导者博古深感无法向党交代，在往黎平的路上，唉声叹气，甚至拔出手枪准备自杀，只是由于聂荣臻同志的制止与劝说才作罢。
第三天在组织指挥上，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他们不懂得红军远离根据地，进行无后方依托作战，只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这一战略战术原则。
在长征开始后，红军突破敌第二、三道封锁线，进入湘粤边广大无堡垒地区，此时，除追敌外，其它各路敌军尚未赶到，红军本应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丢掉坛坛罐罐，采用运动战，主动进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一部或几部，以达到在湘粤边或湘中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之目的，战局或可能改观。
然而，此时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反而变成了右倾逃跑主义，他们畏敌如虎，一直只想夺路西进，再加上“庞大的军委纵队及各军团后勤部队，使红军作战受到极大的困难，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行动迟缓，丧失了到达原定地区的先机。
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变将受到敌人的严重追堵截，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斗争，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有这些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特别是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的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⒀这也是湘江战役中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最根本原因。
总之，湘江战役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它教育了红军，只有同志才能指挥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才能挽救革命于危难之际，事实也证明，遵义会议后，同志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二打遵义城，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机动灵活地甩开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使红军转危为安，写下了军事思想的得意之笔。
湘江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最悲壮最激烈的战斗，英雄的红军战士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滔滔湘江水可以作证，历史将永远铭记红军英烈们的丰功伟绩。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罗荣桓故居的罗荣桓元帅故居纪念馆
~~~~~~ 新疆是我国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总面积16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是全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
在这片广裹的大地上,生活着47个民族,其中世居的民族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等13个。
众多的民族、悠久的历史,为新疆带来了丰富多彩而又底蕴厚重的特色民族文化,而且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繁荣和发展,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构建新疆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因此,要了解现今社会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全貌,就必须对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形成与发展进行过程分析,其中既有对多元文化奠定基础的古代元素,也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青铜时期”;又有多元文化繁荣和发展的现代元素,也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黄金时期”。
尤其后者是现今研究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及其构成元素的基本依据。
一、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过程分析 (一)新疆文化多元性的古代元素———多民族文化的演进 新疆古称西域,自进入有史的时期以来,就是一个多种部落、部族、民族共存,多种语言、文字同在,多种宗教并列的多元文化的区域。
从先秦开始至清代,在西域生活和活动的有过众多部落、部族和民族。
它们主要是:古代的塞人、汉人、匈奴人、羌人、乌孙人、大月氏人、吐火罗人、鲜卑人、柔然人、突厥人、回鹘人、吐蕃人、蒙古人以及清代以来形成的维吾尔、汉、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
古代的游牧部落、部族进入天山以南绿洲农耕区后,转变成了农耕定居居民,其生产生活方式及习俗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新疆自古代就有绿洲农耕民和草原游牧民,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使用不同的文字。
从出土文献可知,自西汉时期始,于阗国使用塞语塞文,龟兹国使用吐火罗语文,鄯善国使用汉语文和佉卢文。
自魏晋以后,高昌国先是使用汉语文,后又使用回鹘语文。
6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西突厥势力进入西域。
突厥语文开始流行起来。
成吉思汗西征后,蒙古语也成为西域的语种之一。
自清乾隆年间起,奠定了西域诸多民族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满-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和印欧语系的语言文化格局。
两千多年间,语言的融合现象时时在发生,同时某一个民族的人们通晓数种语言的情形也十分普遍,说明很早的时候人们就有了族际间的交流和交往。
新疆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处的富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地域文化之一,由于它的多民族性、多语种性、多宗教性和多元文化形态性,它是一种多源发生、多维发展的多元文化。
以新疆宗教文化为例,它的多元性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自史前的原生性宗教到文明时代的创生性宗教都曾存在过;二是指某一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信仰也并非单一,如回鹘人就曾信奉过萨满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等。
历史上,新疆诸多部族宗教信仰改宗的事情不断在发生,改宗本身就表明,新疆诸多部落、部族、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多元而非一元。
新疆多元民族文化格局的正式确立是在汉代[1]。
因为凡是影响以后新疆地区民族文化发展面貌的古代因素皆肇始于此。
第一,我国史籍对新疆文化主体的族属有明确记载是在汉代。
第二,张骞“凿空”,打通了“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从而为东西文化大规模的交流提供了基础条件和保障。
第三,印度佛教传入西域,并逐渐发展成为前伊斯兰时期(公元10世纪以前)在西域占主导地位的宗教。
在佛教文化的侵蚀下,当时的西域民族文化带有浓厚的佛教文化色彩。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
西域经历了分裂与统一的曲折发展过程。
在今新疆境内,民族迁徙异常频繁,民族融合不断发生,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面貌在发展中出现了变异,其表现就是民族文化开始了突厥化、回鹘化与伊斯兰化的过程,这一进程导致西域人文景观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
历史步入隋唐以后,西域在隋朝时期主要处于西突厥的控制之下。
唐朝建立后,突厥政权衰落,西域进入以唐朝为主,各种势力争夺的历史时期。
唐朝时期,大批中原内地的汉人西迁定居西域,汉人在西域的数量骤增,分布区域遍及天山南北,尤以三州(伊州、西州、庭州)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后改为碎叶))为多,汉文化又一次以强劲之势传播到西域,而且以汉文典籍、边塞诗、汉族习俗礼仪等在西域著称。
蒙元时期。
西域逐渐形成操突厥语和汉语的成分为主体民族的格局。
佛教、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西域通行,不论在草原地区还是在绿洲地区,伊斯兰教都呈现出从西向东扩展的趋势。
在语言文字上,畏兀儿以西、天山以南地区和葱岭以西地区的回回知识分子将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作为书面语,并逐渐创制出波斯文字母拼写突厥语东部方言的察合台文;畏兀儿人使用畏兀儿文。
明清时期。
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新疆一些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形成。
而且,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的强力推行下,伊斯兰教成为西域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统一,使一种新的合成式的文化产生,并因此促成了近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最终形成。
截止到清末,维吾尔人主要分布在南疆地区,哈密、吐鲁番及伊犁地区,并且随着北疆地区农业开发和社会发展,不断定居北疆地区,逐渐发展成为新疆的主体民族。
正是由于两千多年来新疆多民族的政治经济交往与思想文化交流,使其在封建社会逐步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从一开始新疆民族文化在古代元素的演进中就带有多元气息,为形象地加以表述特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青铜时期”。
(二)新疆文化多元性的现代元素———多民族文化的定型 解放后,国家积极支援边疆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现实容貌基本确定。
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随后很多解放军官兵(绝大多数是汉族)就地转业,分布于新疆各地,组建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10余个师和100多个农牧团场(这也是现在的兵团雏形),这是解放后首次大批汉族人迁入新疆。
1952年,兵团从上海、湖南、湖北、山东等地招调女兵并派有干部及其家属进疆,1958年到1959年,山东、安徽、江苏支边青年来新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内地大批汉族人自发来疆,1964年至1965年又有大批上海、天津、四川支边青年来疆,1966年有大批河南人来疆,这些内地群众的进入基本上改变了新疆“少汉族”的局面,直接影响到新疆多民族文化的变迁和演进,为现今新疆形成各民族的杂居文化和多样文化奠定了基础。
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新疆汉族一度跃居人口数量的第二位,人口数量仅次于维吾尔族。
截止2004年,汉族的人口有780余万人,占全疆总人数的39.75%[2]。
而且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局向全社会正式公布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兵团总人口为248.05万人,比1954年兵团成立时的人口总数增加了230多万人,目前,兵团汉族人口占到了新疆汉族人口的近三分之一[3]。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汉民族群众在新疆地位的稳固,不仅有力地支援了边疆经济建设,而且随着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杂居和频繁往来,又丰富着新疆文化民族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内容。
这些就是推动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现代元素,由于这一时期多元文化的发展成绩斐然,因此也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黄金时期”。
二、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文化元素构成分析 现今,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已经在各个方面有所展现,而本文所谈到的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不仅包括以维吾尔族为主导的伊斯兰传统文化,还包括以汉文化、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等,这些文化的交流、并存,融为一体但又不丧失民族传统和民族特色,才是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真实内涵,当然这一文化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迁,要论证和研究这些问题,就必须对影响文化多元的几个元素———民族意识、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族际交往、民族节日和民族风俗等进行分析,进而才能得出在当代新疆民族文化是多元民族文化这一结论。
(一)民族意识 民族意识也称“民族性格”、“民族统统心理素质”,是把一个民族的成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巨大的精神凝聚力。
一般来说,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民族的民族意识较弱,人口较少,经济水平落后民族的民族意识较强;单一民族聚居地区民族意识比较弱,民族杂居地区民族地区比较强。
在新疆,这种民族意识的存在表现非常明显,尤其是维吾尔族的民族意识要远远强于其他民族包括汉族。
以维吾尔族的民居文化为例,伊斯兰教自唐宋传入中国以后,至明清两代在中国逐渐成为10个民族的共同信仰。
这些民族为了适应各地丰富的社会生活和建筑文化,在与其他民族的交融过程中,既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的特色,又融入了阿拉伯民居文化的色彩,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的民居文化意识。
他们的民居在地域和空间分布上的布局多是围绕清真寺而分布居,其形态具有群落性,构成了显明的特点与个性(如喀什的高台民居)。
这主要因为,一是由于他们在其民族内部普遍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宗教内涵及较为强烈的民族凝聚力;二是利于加强穆斯林内部的团结和联系,抵御外部的压迫和歧视。
此外,由于伊斯兰教在色彩上是尚绿和尚白的,许多后世的建筑中都有绿色(如喀什的香妃墓)。
那富有生机的绿意和纯洁无染的白色,呈现着伊斯兰教的圣俗,绿色是人类生命源泉的象征,是大自然勃勃生机的展现,看见了绿色,就联想到伊斯兰。
因此,喜欢绿色是维吾尔民族传统之一,而且这一传统的民族意识一直延续至今。
(二)宗教信仰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宗教信仰和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差异性一起构成了风格各异的民族文化。
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如目前新疆主要的少数民族都信仰伊斯兰教。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各民族宗教都经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信教人数逐渐减少。
第二,宗教仪式简化。
但是,新疆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且多数群众都信仰某一种宗教,信教群众数量基数较大,宗教的影响甚至渗透到生活习惯、思想意识、民族心理之中,因此,新疆的宗教发展及其带来的影响具有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特殊性。
目前,伊斯兰教是新疆信奉人数最多的宗教,共有10个少数民族,信教群众占新疆总人口的58.3%[4]。
在南疆地区,宗教对当地的人文、社会文化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以喀什地区为例,该地区伊斯兰教已经有一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伊斯兰教存在时间长,影响大,信教人数多,宗教与民族结合最紧密的地区之一,伊斯兰教在这里非常典型:第一,清真寺多。
喀什地区清真寺约占全新疆清真寺总数的42%,喀什巿就有六百多座。
第二,穆斯林人口多。
喀什地区信教群众近300万人。
第三,宗教职业者多。
按照伊斯兰教规定,每个清真寺至少要有一名宗教职业者管理清真寺,在礼拜时领拜,以及处理和婚丧有关的事情。
第四,学经人员多。
喀什地区学经人员较多,学经一般几个月或在经文学校是三年,毕业以后,能够在清真寺工作。
第五,朝觐人员多。
朝觐是伊斯兰教的天命,伊斯兰教义规定凡是身体健康、经济条件许可的穆斯林一生中都应该去麦加朝觐一次,对穆斯林来说朝觐的吸引力很大。
在新疆,若要研究和探讨民族文化,就不可回避这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就既要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关注宗教,认识到宗教对于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殊意义,又要尊重其作为新疆民族文化特殊性的现实影响力。
(三)民族语言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它又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今社会,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民族都不可能不与周围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交往,只要交往语言就成为第一需要。
在我国,科技文化经济等主要信息载体是汉语,在获取传播信息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因此,在经济飞速发展、科技知识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不学汉语就无法面向全国,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新疆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省区,2006年全区总人口2010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61%。
截止2005年底,全区各级各类在校学生441. 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58%[5]。
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保障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力,在新疆各地无论民族大小,使用母语人数多少,国家和自治区都予以提供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学习的基础条件。
这就意味着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从小接受的主要是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教育,以至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的创新,不懂得汉语成为掌握和知晓新技术、新信息的一大障碍。
在这一形势下,2004年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在总结原有“双语”教学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关于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工作的决定》,提出“民汉兼通”的目标,旨在逐步推进双语教学工作,不断扩大“双语”教学的范围和规模,提高少数民族教育教学质量。
这一决定的实施,全疆的少数民族群众送子女学汉语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南北疆各地包括到乡镇一级的不少汉语学校,民族学生的比例普遍超过了20%,许多学校达到了50%以上。
在汉语教学基础薄弱的农村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像莎车县佰什坎特镇“双语”实验小学和乌什县阿合雅乡中心小学那样创造条件实施“双语”教学的学校。
这对于和谐新疆建设、实现新疆与全国同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新疆范围内普及汉语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但同时,新疆在少数民族教育中大力推进“双语”教学,这势必又将会对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发展造成一定程度影响。
这种以“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言并行”的双语模式,就是既要尊重和维护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或多元性,又要坚持民族文化的一体性或统一性。
因此,这种特色鲜明的“双语”模式,正体现了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变迁。
(四)族际交往 族际交往的前提是居住格局,它是某一区域内人口构成及其居住区域的空间组合方式。
一个区域内各民族的居住格局是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
新疆自解放以来形成了各民族杂居的居住格局,只有维吾尔族还有相对集中的居住区。
有了各民族的杂居,族际交往成为可能和必需,通过族际交往方式使得原有文化得以变迁和改造,这是各种不同文化相互传播、相互采借、相互交流的过程。
比如在新疆一直有族际通婚的事实,这种“混合家庭”其实就是一种“混合型的多元文化”,而这种族际通婚的状况和程度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新疆民族文化多元性的变迁轨迹。
据中国新疆网的报道,在伊宁市,汉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的现象增多。
伊宁市民政局的一份统计显示,不同民族通婚数量自2001年突破100对达到115对后,不同民族通婚的数量开始逐年增长。
2003年有135对, 2004年增加到149对。
而2006年,通婚的数量则达到了243对[6]。
但同时,根据新疆社会科学院关于族际通婚的调查分析显示,各民族间均有通婚发生,但数量多少有所差别。
主要表现为:(1)以汉族为通婚对象的民族群体最多,汉族的族际婚姻数量最大。
(2)散居民族的族际婚姻发生率较高,如散居在乌鲁木齐市、伊宁市、塔城市的锡伯、达斡尔、蒙古等民族。
(3)文化相近的民族之间更容易通婚,如维吾尔与乌孜别克、塔塔尔间,哈萨克与塔塔尔、乌孜别克间,汉与满、蒙、回等民族间的通婚较多[7]。
而且还分析说,族际通婚难度最大的是维吾尔族与汉族的通婚。
通过上述事实可以看出,以不同民族间通婚为表现的族际交往,就是新疆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交融和碰撞的过程,汉族群众由于民族风俗意识的转变较快,而且不受宗教信仰因素的制约,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直接体现就是同其他民族通婚的比例要高于其他民族;相反,其他民族尤其在维吾尔族集中的地区,由于强烈的民族传统意识,再加之有宗教信仰,使他们一时很难完全接受另一种文化。
这种在同一问题上的不同思维和行为方式,就是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
(五)民族节日 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直接表象,在新疆这更能说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多元性。
比如新疆各少数民族民族的节日,就有20个之多,本文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节日———古尔邦节,来说明其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的差异。
古尔邦节,又称宰牲节,是新疆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的传统盛大节日。
时间为肉孜节后的第70天,即伊斯兰教历的12月10日。
按照习俗,穆斯林人家在节日中都要宰杀活畜庆祝。
过节前,家家户户都把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忙着精制节日糕点。
节日清晨,穆斯林要沐浴馨香,严整衣冠,到清真寺去参加会礼。
新疆的维吾尔族在古尔邦节时,无论是城市或农村的广场上都要举行 盛大的麦西来甫歌舞集会。
广场四周另有一番景象:色彩缤纷的伞棚、布棚、布账、夹板房内,铺设着各式各样的木桌、板车、地毯、毛毯、方巾,上面备有花式繁多的食品小吃。
解放后,为了照顾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过节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月12日颁布了《关于伊斯兰教的人民在其三大节日屠宰自己食用的牛羊应免征屠宰税并放宽检验标准的通令》,允许免税屠宰自己的牛羊。
新疆各地区在传统的“古尔邦”民族节日来临前夕,牛羊活畜市场人声鼎沸,买卖双方交易火爆,洋溢着热烈的节日气氛。
而新疆的汉族群众仍同全国其他省份的汉族民众一道过着自己的传统佳节,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和中秋佳节。
从2008年起,端午节和清明节、中秋节被列入国家法定节日,这样使得在全国范围内的各个民族都可以享受这些节日,对于其他民族而言这些法定节日的推广就意味着他们要尊重和接受汉民族文化。
正如少数民族在节日上有一些庆贺和饮食禁忌一样,在新疆法定的肉孜节和古尔邦节日期间,汉族群众也通常在少数民族节日期间给予形式各异的祝福,以此表达对其他民族风俗文化的尊重,无形之中这种礼节上的相互尊重本身已经上升为一种文化,试想若是在单一民族或者主要是单一民族为主的地区,没有文化上的差别,这种“尊重文化”的心理和行为就无从发生和出现。
所以,通过民族节日祝福表现出来的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尊重习俗,又印证了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深刻内涵。
(六)民族风俗 民族风俗,是指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在服饰、饮食、婚嫁、丧葬、礼仪等方面的习惯做法。
新疆的多数少数民族不仅在外貌、语言、宗教方面特色鲜明,而且其丰富多彩、习惯独特的民俗民风,更展现了新疆多民族文化是一个色彩斑斓、纷繁绚丽的多元文化。
这里选取比较突出的几个方面来说明。
民俗民风。
最为大家熟悉的就是关于饮食的禁忌习俗。
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以面粉、大米为主食,主要吃牛、羊肉,禁食猪肉、驴肉、食肉动物及凶禽猛兽,禁食猪肉和一切动物的血。
在待人接物方面,少数民族很重礼节。
亲友见面,一般都要握手问候。
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的群众在遇到长辈或朋友时,习惯把右手按在前胸中央,然后把身体向前倾斜30°,并连声地说:“撒拉买里孔木(意为'祝您平安')!”此外,在丧葬方面,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人死后一般都实行土葬。
出葬时不许妇女和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到墓地去。
死后的第7天、第40天和1周年,家属均要举行悼念活动,此项仪式叫“乃孜尔”。
民族服饰。
新疆少数民族的服饰色泽艳丽、五彩缤纷,华丽堂皇,种类繁多。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妇女爱着彩色连衣裙,戴鲜艳或洁白的头巾,喜爱耳环、耳坠、项链、手镯、戒指等装饰物,显得雍容华贵、仪态万方。
男性爱穿绣花衬衫或袷袢等,维吾尔族男子还多喜欢在腰间系一条腰带。
戴绣花帽几乎是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共同爱好,但又随民族与地区不同而互有差异。
如维吾尔族男女都喜欢戴绣工精致的小花帽;哈萨克族姑娘喜戴猫头鹰羽花帽;柯尔克孜族青年妇女则喜欢戴红色丝绒圆顶花帽;塔塔尔族妇女尤其喜欢戴镶有彩珠的花帽等。
蒙古族男子爱戴呢料大檐礼帽,显得潇洒大方;回族男性则为黑白小圆帽,显得整洁庄重。
每逢喜庆节日,各民族都穿上民族盛装,色彩斑斓,令人目不暇接。
民族歌舞。
新疆自古就有“歌舞之乡”的美称。
歌舞艺术历史悠久,维吾尔族民歌《新疆是个好地方》《阿拉木汗》《达坂城的姑娘》《青春舞曲》《半个月亮爬上来》;哈萨克族民歌《玛依拉》《在那遥远的地方》;塔吉克族民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乌兹别克族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等一批世代流传的民族歌曲,已伴随着丝路驼铃,蜚声中外,名扬天下。
新疆歌舞以动听优美的音乐,绚丽多姿的舞蹈,深刻反映了西北边陲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
被誉为音乐之母的维吾尔族古典乐曲《十二木卡姆》集音乐、舞蹈、演唱、文学、生活为一体,规模宏大、思想深邃,集中体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的聪明智慧和音乐创作的非凡才能,2005年11月25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面性,即都是通过内外两个方面来显现。
民族文化也不例外,若用内在性和外在性来描述民族文化的几个元素,除民族意识、宗教信仰、族际交往外,那么民族风俗元素就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外在展现。
总而言之,在新疆的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成员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可谓“十八般武艺”,个个精彩、个个绝妙,可以确定地说这就是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现代元素,这必将对今后新疆的文化策略产生巨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