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手抄报内容
海南省农垦中学是省重点中学，坐落在海口市龙华区垦中路18号。
多年来高考成绩都排在全省前三，各学科竞赛排全省第二，08年保送两人清华，共四人考上清华北大，一本入围率达到66.7%。
09年未报送，两人考上清华，两人北大，一本入围率达到70%多。
10年已保送清华一人。
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原名通什中学，才改名两年，在五指山市，是不错的学校，不过两所中学不在一个档次。
普通人怎么保持党的纯洁性
第一、不论到哪儿，党员身份不能丢。
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到前头，脏活、累活、苦活抢着干，不该说得话不说，不该做得事不做，勤勤垦垦工作，老老实实做人，在平凡的岗位上闪光。
第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找出自己不适应新时期需要的差距，抓紧时机努力学习，尽快提高素质和能力，参予竞争、勇于竞争、不消极，不气馁，在新的岗位上不断创造出新的业绩。
要有任劳任怨，为党和人民做奉献的精神，共产党员只有完成任务的义务，没有畏难退却的权利。
第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
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本身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无论是在何种情况下，做为党员应当始终做到心里要永远装着群众，大公无私、克己奉公，这是党对全体共产党员的一贯要求，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执政党的伟大之处。
党的先进性，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不可少。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心里永远装着职工群众，在新时期依然是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记的宗旨。
四、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的先进性也应该不断充实新的内容，所以我们要加强学习，提高综合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们党的战斗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才能充分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论述。
新时期党员的先进性还应该包括创新精神，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和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
求一篇关于对中国秦文化的感受的文章，大概2000字左右
感受秦文化 这里首先涉及的问题就是如何定义“秦文化”
“秦文化”既不同于之前的“周文化”，也不同于之后的“汉文化”与“唐文化”。
虽然，他们都基本产生形成于长安和关中地区，但因历史渊源不同、时代和社会条件不同，因而，其文化内含与文化构成也就完全不同。
就此而言，应当说：秦文化就是嬴姓氏族或秦人氏族艰苦创业的产物，是秦人族群在立足于关中地区，应对种种挑战以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历史长河中创建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
它应是秦时文化与秦地文化的有机统一。
秦人氏族来自东方 大约在公元前六七千年以前，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诸氏族正处于母系氏族时期。
许多地处东方或西方的不同氏族部落，也逐步向肥沃的黄河中游黄土平原 移动，其中的商人氏族和秦人氏族，都是来自于东海之滨，而周人氏族则来自于西方。
据说，秦人氏族来自于东方山东半岛的邹鲁一带。
传说中秦人最早的祖先叫大 业，是一个名曰女修的姑娘“吞食玄鸟（黑色的燕子）之蛋而生”。
在夏王朝建立前夕，因为大业的后人伯益曾为舜训过鸟兽，还帮禹治过水，所以，舜便“赐”秦 人祖先“姓赢氏”，故司马迁说：“秦之先为嬴姓”。
殷商时期，秦人祖先的一部分去为商朝奴隶主守护“西垂”，是一个很顺从的氏族。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灭商后，秦人氏族又成为周人的氏族奴隶，因其 族人又参与了商纣王儿子武庚的反周叛乱，遂被周人称为“顽民”而举族迁往西周边陲，今甘肃天水附近，即清水县秦亭一带守护边境。
这里土地肥沃，宜于农耕， 所以，古（秦）字像双手舂禾，表明“其地宜禾”。
春秋时期，由于周原一带依然戎狄猖獗，周平王决定迁都洛阳，秦襄公亲自率兵护送，周平王见其诚心护送，便封秦襄公为“诸侯”，并将“岐以西之地 赐于秦”，允许其建国。
平王说：“戎无道，侵伐我丰岐之地，秦能逐戎，即有其地”（《史记》）。
这说明秦在“立国”之后，能否存在仍是一个未知数。
以上事实说明：秦人的祖先即嬴姓氏族，是一个无身份、无地位、无国土的落后氏族；这个时候的秦人依然生活在文明、荒蛮的夹缝之中，它如果不发奋图强，不是被东方诸国边缘化，就是被戎狄征服而继续成为荒蛮氏族。
秦人坚定地选择了前者，前后用了六七百年的时间，迅速崛起于关中平原。
从文明提升或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秦之所以能由弱变强、由分离到统一、由 弱势文化转变为强势文化，主要是因为在秦人族群的思想深处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生成着忧患意识、发展意识、改革意识、人才意识这样一些生存理念，以及由这些 理念所支配的生存和生活方式。
秦先民的忧患意识 秦人的忧患意识，是同当时戎狄部落的侵犯干扰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后来东方一些诸侯国家一再瞧不起秦人，蔑视秦人有着很大关系。
周平王之所以东迁洛阳，就是因为当时的“丰岐之地”及以西的大片土地，经常受到戎狄部落的侵犯或干扰，在“丰岐之地”的东边，即关中东部还有西 周留下来的梁、芮小诸侯国。
这使秦人无驻足之地，并由此激发了他们东征西伐的历史使命感。
在秦襄公到秦穆公时代，先后用了一百二十多年的时间，消灭了秦国 边境上的两个小国——梁和芮，又“用由余谋”离间西戎首领，并将其彻底打败。
至此，从陕西、山西交界处黄河起，一直到遥远的西方，至今甘肃中部以至更远的 地方，都由秦国所控制。
这就是秦穆公时代“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丰功伟绩。
秦国的声望由此而远扬域外。
秦也就成为域外民族对中国的称呼。
如古波斯人称中国为“赛尼”，古希伯来人称中国为“希尼”，这都是“秦”的音译，后来这一词由西方传到印度，则变成“支那”或“China”就是秦的音译。
秦人虽已威名在外，但由于在旧的奴隶制改革方面落后一步，因此，又出现被动挨打，甚至被东方诸侯大国视为“戎、狄”的现象，连会盟都不要秦人参加。
这对年轻的秦孝公刺激很大，认为“丑莫大焉”（《史记》），决心变法图强，发展经济。
秦先民的发展意识 秦人的发展意识也是被逼出来的。
秦人在百多年的东征西伐战争中，深深体会到利用一切有利资源和条件发展农业经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秦人的有利 条件是地广人稀，既“收周余民”，又不断扩大领地。
这样秦国就取得了发展经济的两个重要条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充足的劳动力。
岐是周人的故居，那里是关中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周原。
古周原气候暖和、湿润，河流溪涧，星罗棋布，是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
周平王 东迁以后，“周余民”便成为秦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有知识有文化，又“好农耕”，经验丰富，生产技术水平又高，对秦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 要作用。
后来，随着领地的不断扩大，许多戎人、狄人也成为当时农业生产的一支力量。
商鞅变法后，秦人又以优厚的条件招徕临近的晋人来秦垦荒种地，到战国末 年，关中地区大部分已成肥沃良田。
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埌沃野千里。
” 秦惠文王时，又西取巴蜀，这样，秦国便“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铙”（《史记》），即不但有关中之富饶，还有巴、蜀“天府之国”，即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东部和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西部富庶之地，应该说，这是秦之所以强盛乃至统一中国的最坚实的物质基础。
秦先民的改革意识 秦人的改革意识也是从其忧患意识中生发出来的。
在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之前，秦献公已从政治制度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
诸如：废除人殉制度、取消“野人”与“国人”的区别一律被编“入伍”，并在边远地区设置带军事性质的县制，如陕县、蓝田县等就是那时设置的。
秦国的改革具有一些不受儒家宗法观念影响的特点。
比如，对周王朝提出的嫡长子继承制，秦国并不以为然，而是“择勇猛者立之”。
所以，被一些宗法 贵族斥之为“夷”。
从秦襄公立国至秦穆公时的九代国君来看，计兄终弟继者三人（德公、成公、穆公），立次子者一人（襄公），立孙者二人（宪公、出子），不 明嫡庶者一人（文公），以长子身份继位者仅二人（武公、宣公）。
穆公以后也无定制，可见嫡长子继承制在秦并不确立。
再如人才选拔，同族人被重用者不多，国 外的有用人才却能在秦国得到重用。
秦国大规模进行封建改革，则是秦孝公时依靠商鞅变法来完成的。
商鞅原是卫国国君后裔，本名卫鞅或公孙鞅，后因秦封其为商君，所以称为商鞅。
商鞅 先到过魏国，但不得志，后见孝公求贤令，便来到秦国，和秦孝公谈过四次：他第一次向秦孝公说以道家“无为而治”的“帝道”，孝公一听就打瞌睡；第二次又说 以儒家“仁义治国”的“王道”，孝公仍不感兴趣；第三次才说以法家“事决于法”的“霸道”，竟引起极大兴趣；第四次便讲到如何“会盟称雄”的“术道”，孝 公却一连数日也不厌倦，并当即采纳商鞅的法家理论，在当时人民“归心于农”、“勇于公战”的前提下，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耕战”的政策，发布了垦草令和奖 励耕织的种种举措，且以暴力推行之，推动了秦国封建经济的大力发展。
商鞅变法的成功，使秦国“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史记·李斯列传》）。
但秦惠文王一上台就将商鞅处死，由商鞅变法确立起来的封建制度，却没有任何的改变。
可见商鞅变法及此前的诸多改革也是秦国强盛乃至最后统一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秦先民的人才意识 秦国不但有着招徕三晋及其他国人来秦垦荒种地的光荣传统，而且也有选贤任能的优良作风。
早在春秋时期，在秦国参与出谋划策的外国人就有：百里 奚、蹇叔、由余、丕豹、公孙枝、内史廖、随会、白乙丙、西乞术、孟明视等。
这些人中有来自当时敌国晋的丕豹、随会；来自戎人的由余。
由余原是晋人，后逃至 戎，穆公见其贤慧而任之，因由余谋伐戎狄而“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商鞅变法后的秦惠文王时期，秦国除聚集了一批法家人物之外，还有兵家和纵横 家，这些谋臣良将在对外战争中表现了所向无敌的战斗力量，如纵横家张仪入秦率兵攻魏，献出上郡十五县，后又西取巴蜀，为以后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秦国坚持接纳使用宾客的政策，对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迅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仅就秦始皇时代而言，就接纳有：王齮、茅焦、尉缭、桓齮、昌 平君、昌文君、李信、王绾、冯劫、王离、赵亥、隗林、冯无择、王戊、赵婴、蒙恬、宗胜等。
他们皆非秦国人，却为秦国出力，为统一中国做出了突出贡献。
难怪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历数秦国用外人而使秦国富兵强的事实，驭斥秦王逐客的种种“理由”，并使其改变主张，撤消了逐客之令。
秦文化的优越缺失 以上所述，充分说明秦文化的历史渊源来自于秦人艰苦创业的过程，并折射出秦文化作为一种生存和生活方式的丰富内含和基本要素。
但在秦国迅速崛起 之后，却像历史长空中的一颗流星，仅放出一阵耀眼光芒就又迅速消逝。
秦氏王朝十五年而亡的短命历史告诉我们：浩气凛然、雄伟壮阔的秦文化其内在包涵着的消 极因素也应引起人们重视。
这主要是：治国策略的单一少变，只重法家残暴极端的一面，而轻儒家仁爱亲民的一面；胜利后又好大喜功，恣意享乐，腐化堕落，加重 了人民的负担。
因此，在刚直古朴、苦苦追求的秦文化的质地中应该多一些温和喜庆的色彩，在秦人豪侠爽朗、直言快语的性格中，也应多一些沉稳典雅、文静睿智 的气质。
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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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泽徐禁毒的故事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一字少穆，晚年又号竣材老人。
晚清政治家，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位爱国民族英雄。
管领河汉 兴利除弊 林则徐于 1785 年 8 月 30 日（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出生在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一大穷秀才家庭。
林则徐一来到人间，父辈就为他设计安排了一条“学优登仕”之路。
林则徐刚满 3 岁，父亲就抱他到自己教书的私塾里读四书五经，7 岁开始作八股文。
聪颖好学的林则徐不负父望，12 岁试充佾生，应郡试第一，13 岁参加科试中秀才，旋入当时福建最高学府鳌峰书院学习。
20 岁在乡试中顺利考中举人，取得会试资格。
此后三次赴京参加会试，终于 1811 年 27 岁时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开始跻身于官场。
林则徐在翰林院度过了近 10 年的京官生活，初施政治抱负，其才能深得清廷重视。
1820 年 36 岁的林则徐出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旋即转任杭嘉湖道，这是他任地方官之始。
此后 18 年林则徐先后任两浙盐运使，江南淮海道，江苏、陕西按察使，河南、湖北、江宁布政使，东河河道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等职。
1823 年夏，江苏地区连降大雨，江水暴涨，田禾荡然。
正任江苏按察使的林则徐建议江苏巡抚韩文绮实行“禁雍积，广劝募，招徕商贾，免关税，蠲征缓赋，查贫民，赈饿者。
”缓和了灾民的忿怒，也给灾民带来了眼前的好处。
此后林则徐接署江宁布政使，负责全省灾赈事务。
1831 年 11 月道光帝以林则徐“出膺外任已历十年，品学俱优，办事细心可靠”，擢长他为东河河道总督。
1832 年 7 月林则徐调任江苏巡抚，连任 5 年。
1833 年阴历除夕，他令苏州府学诸生 108 人冒雪放赈救灾，后又令诸生复查赈灾情况。
此后几年江苏在办赈中都沿袭了这个办法。
为了提高抗灾能力，林则徐认为只有兴修水利，才能保证旱涝有资。
林则徐在江苏大办水利的功绩受到人们的一致称赞。
“兴利除弊”是林则徐的经世抱负，在经世致用思想指导下，他面对现实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少改革内政的主张，采取了一些“兴利除弊”的措施，成为地主阶级改革派中不可多得的实干家。
改革漕运。
林则徐在翰林院时就从书籍中了解到漕运的诸多弊病。
直到 1838 年 12 月林则徐在进京讨论禁烟事宜时上奏了《胪陈直隶水利事宜十二条》（即《畿辅水利议》一书），提出了改革漕运的方案。
币制改革。
当时国内市场除流通有本国的白银和制钱外，还有外国的洋钱。
洋钱和白银交换后，白银受折耗。
为解决白银亏损，并从方便民间流通和有利商民交易出发，林则徐在我国历史上首先提出铸造银币的主张。
自铸银币以取代洋钱，只解决洋钱和白银之间的比价问题，而当时突出的是白银引起的银贵钱贱问题。
林则徐提出这主要靠严禁鸦片来解决。
在江苏巡抚任上，他就坚决主张严禁鸦片，成为最早提出禁烟的代表人物之一。
禁烟主将 虎门销烟 1836 年至 1838 年，正当林则徐署理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时，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在鸦片问题上日益明显化和尖锐化，禁烟与否开始成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瞩目的中心。
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就鸦片问题议论纷纷，出现了“弛禁”和“严禁”两派，争论日趋激化，一些地方官员也卷入这场论争，林则徐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已在湖广总督任内的林则徐于 7 月上疏表示支持黄爵滋的严禁主张。
为此他提出了六条禁烟的具体办法。
接着林则徐又上密折，阐述重治吸食，全面开展禁烟运动的重要性，请朝廷下决心“并力一心，誓除此害”。
在朝廷尚无定议之时，林则徐已在湖广发布禁烟告示，开始雷厉风行地禁烟。
短短两个月时间，查获了 5000 杆烟枪当众刀劈火烧。
收缴了大量鸦片，仅汉阳县就缴获鸦片 1.2 万多两。
在湖广禁烟卓有成效的基础上，9 月林则徐又上《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指出弛禁的大害和严禁的必要性，犹豫不决的道光皇帝大为震动。
最终采纳了林则徐的主张。
对首倡弛禁的许乃济革职，并召林则徐入京商议禁烟之事。
12 月底颁给林则徐钦差大臣关防，前往广东查办鸦片。
林则徐于 1839 年 3 月 10 日到达广州后，即着手了解情况，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水师提督关天培协力合作，确定禁烟方针。
林则徐采取了一套有力而周密的措施和行动。
3 月 18 日向英国监督义律及鸦片贩子郑重声明“ 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督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到 5 月 18 日把全部 22 艘趸船的 19187 箱和 2119 袋鸦片缴完。
林则徐在缴鸦片的同时还着眼于将来，对尚未到中国的鸦片要具结永断。
他要求外国鸦片贩子“ 出具夷字、汉字合同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远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
1839 年 6 月 3 日，在鼓擂炮鸣声中，震动中外的虎门销烟开始了。
林则徐亲临监视，围观者数以万计，只见一群群兵勇站在横跨销烟池的数条木板上，撒下盐巴，又把鸦片逐个切成四小瓣抛入池内。
经过一段时间的浸化，再倒入烧透了的石灰，用铁锄反复翻戳。
顿时销烟池沸滚如汤，好似山起海翻，鸦片立成渣沫。
一池销毁完毕，即打开涵洞冲刷入海，循环往复。
截至 6 月 25 日，全部鸦片尽被销毁，共计 237 万多斤。
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作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起点，在中国反侵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从这个意义上讲，林则徐为中华民族立下了殊勋，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
武力抗英 西域英名 广州是当时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也是中国人接触外国的重要地区。
林则徐在禁烟的同时积极了解和研究外国，首次提出向西方学习的重大课题，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首先他通过书报的翻译了解外情。
林则徐在自己的幕府里招用了四名通晓英文的中国人，翻译有关英文书报，然后再仔细阅读和研究这些译文资料。
其次，为了更多的了解外国情况，林则徐还利用机会直接同外国人接触。
了解英国的海军情况及汽船情况，并揭露了鸦片贸易的可耻和坚定禁烟的决心。
林则徐在禁烟斗争中深知将面临英国的武力威胁，对此他没有丝毫的怯懦，明确表示“我们不怕战争”。
在“ 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原则下，林则徐进行了一系列的备战活动：一是严整海防。
从珠江口至虎门布设了三道防线，并逐一检查炮台，增设多门西洋大炮。
二是充实、训练广东水师，提高战斗力。
三是购置外国船炮。
林则徐认为英国侵略者所引以为恃的就是船坚炮利。
1839 年 9 月以后，义律等英国侵略者多次在广东海面武装寻衅。
由于备战得力，加上林则徐指挥若定，英国侵略者的多次进攻均被中国守军击退，英船被迫退出尖沙嘴洋面，四散寄泊于外洋。
当时有人将林则徐比作足智多谋的诸葛亮。
魏源称：“ 西变以来，惟林公守粤，不调外省一兵一饷而长城屹然”。
1840 年 6 月，英国侵略军陆续抵达广东海面，炮轰广州，正式发动了对华的侵略战争。
以林则徐为首的广大爱国官兵和人民群众毅然举起了抗英的旗帜。
由于林则徐在广东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并常对敌船发动火攻，迫使英船不敢轻易进攻广东，转而北上。
英国侵略者北上后占领了浙江定海，继而进犯天津。
此时清政府内部的弛禁派重新活动。
道光帝将林则徐革职查办。
林则徐在接到革职上谕前还写了《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主张坚持武力抵抗。
为表示他的赤诚，又恳求到浙江前线“带罪图功”，但未被获准。
1841 年 7 月接到遣戍新疆伊犁效力赎罪的谕旨，林则徐壮志未酬，于悲愤之中挥泪而去。
1842 年 12 月，58 岁的林则徐走完了悲凉的赴戍途程，抵达新疆伊犁惠远城。
他把自己比作“荷戈西戍之老兵”，要在荒凉的西北边陲贡献自己的毕生。
林则徐到伊犁后抱着“心安亦可为家”的信念，研读新疆历史地理，了解清代在新疆屯田备边的情况。
1834 年冬开始了阿齐乌苏荒地的初垦。
为解决水利问题，林则徐又承修了龙口工程。
林则徐兴修水利，还大力推广当地使用的地下水灌溉法“坎儿井”。
1845 年，61 岁的林则徐奉旨释放，结束戍役生活，此后几年先后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等职，弹压过西宁藏民，陕西回民，云南回民、彝民的起义。
1850 年 11 月又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天地会起义。
林则徐抱病起程，行至广东潮州，病情恶化，吐泻不止，于 22 日死于普宁行馆，终年 66 岁。
“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
这是林则徐戍边伊犁时发出的感叹。
历史是公正的，是非功过自有评判。
林则徐一生为官，在官场上奔波了 40 年，也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先驱。
在腐败成风的清统治者中，他实事求是，不涉时趋的廉洁作风更是难能可贵。
他管理江淮河汉的政绩又使他享有了治水工程专家美誉。
林则徐活跃在鸦片战争时期的历史舞台上，虎门销烟，武力抗英，在中华民族抵抗外辱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林则徐不愧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近代第一位民族英雄而名垂青史。
人说山西好风光100字小作文
徐光启在数学、天文、历法、军事、测量、农业和水利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
在天文历法上，徐光启介绍了古代托勒玫旧地心说和以当代第谷的新地心说为代表的欧洲天文知识，会通当时的中西历法，主持编译了《崇祯历书》。
在历书中，他引进了圆形地球的概念，明晰地介绍了地球经度和纬度的概念。
他为中国天文界引进了星等的概念；根据第谷星表和中国传统星表，提供了第一个全天性星图，成为清代星表的基础；在计算方法上，徐光启引进了球面和平面三角学的准确公式，并首先作了视差、蒙气差和时差的订正。
《崇祯历书》的编纂对于我国古代历法的改革是一次飞跃性的突破，它奠定了我国近三百年历法的基础。
徐光启的编历工作为中国天文学由古代向现代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和技术基础。
徐光启，字子先，号云扈，于公元1562年4月出生于上海一个贫苦家庭。
遭倭寇劫掠过的家庭无法给他的童年提供优越的条件，仅能勉强维持生计，供他读书。
通过科举考试人仕，是全家人对徐光启的期望。
小光启能体会到父母的苦心，他聪明好学，读书成绩一直不错，徐光启20岁时如愿以偿地考中了秀才，通过了科举考试的第一关。
但此后徐光启的运气却不太好。
连续几次乡试都名落孙山。
家境更加贫寒，通向功名的道路却依然漫长。
被生计所迫的徐光启一面继续应付科举考试，一面帮家里干些农活，还不得不远赴广东、广西等地去做有钱人家的家庭教师。
公元1597年，35岁的徐先启再次奔赴乡试考场。
为了筹备他赴安徽考试的盘费，母亲变卖了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为此全家人有几天断炊。
而他为了节省路费，竟挑着行李，冒着大雨，沿江边步行100多里。
这次考试，开始阅卷人仍把徐光启圈在榜外，直至发榜前两天，主考官、著名学者焦宏复查落选的试卷，一阅到徐光启的卷子就“击节叹赏”，看到后面时拍案叫绝，赞叹说：“此名士大儒无疑也!”于是把徐光启从落选者提为此次考试的第一名举人。
一时间，徐光启名噪南北，他应试的那篇文章直至清代还被编人《读墨简练百篇》，作为全国秀才们的学习范文。
这次中举无疑给徐光启全家带来新的希望，甚至一些社会上层人物都对徐光启刮目相看。
当时上海的大官僚地主顾冒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徐光启的儿子。
徐光启金榜题名，虽感荣耀，亦有自己的苦衷。
他20岁中秀才，35岁中举人，这十年中，徐光启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攻读四书五经、八股时文上面。
其实，他并不是十分热衷功名的人，他参加科举考试，一是为了遂父母心愿，二是为了改变困窘的家庭状况及自卑环境。
徐光启也并不在意八股时文，他后来曾对儿子说，那都是些雕虫小技，于经世致用无补。
他更关心的是可强国利民的经世实学。
因此他在埋头诗书和八股文的同时，也阅读了不少兵书和科技书籍。
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是徐光启人生旅程中极为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他在南京结识了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
这位传教士带来的三棱镜、自鸣钟、日晷仪等科技产品深深吸引了本就关注科技的徐光启。
经过一年的交游，徐光启深受利玛窦的影响，被一种新奇的西方科技和文化所折服。
次年，大明王朝的举人徐光启在南京受洗礼，正式加入了天主教，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天主教徒。
徐光启生活在风雨飘摇的明代晚期：一个危机四伏的时期，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浪潮叠起，东南沿海的倭寇侵扰愈演愈烈，东北地区西临着女真族的一次次进攻，国家危在旦夕。
此时，胸怀报国之志的徐光启把目光投向科技，希望利用科技最终富国强兵，拯救祖国。
在儒学占统治地位的古代中国，科技向来不被人重视，被污蔑为“奇技淫巧”。
我国一度在世界上领先的科学技术至明代已经落后于西方了。
所以，安利玛窦将西方的先进科技知识介绍给徐光启时，徐光启的思想中就萌生了借西洋先进科技补中国科技不足，介绍西洋实用科学以振兴祖国的热望。
1600年，他在南京和利玛窦一见如故，第二年就毫不犹豫地入了天主教，并取名paul，这在伦理道德规范森严的明代，不啻于石破天惊的举动。
但徐光启此举并非出于宗教狂热，借西洋科技富国强兵才是他的根本动机。
这一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的决心和理想。
不久，一个译介西洋科技的前无古人的创举就拉开了序幕。
译介西学会通中西1604年，徐光启走完了他科举旅程中的最后一站，中了进士，进翰林院为庶吉士。
从此，他把平生痛恨的八股文一概扔到一边，而专门致力于有益致用的实学。
徐光启是个学者型的官员，他以自己平日所学去救正时弊。
针对明王朝政治、军事、经济的腐朽现状，他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如《拟上安边御虏疏》、《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海防迂说》、《漕河议》等等，都是他这一阶段纵论时务的心血之作。
但是由于人微言轻，以及大贵族，大官僚的排挤和反对，徐光启的这些合理的方案不能得以实施。
这时候，利玛窦也从南京来到北京，从此徐光启和利玛窦可以更方便地交流和探讨。
在政治上失意的徐光启将满腔报国之情寄托于科学技术的钻研。
他向利玛窦学习天文、算学、历法、水利、地理等学科，无一不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
不仅要自己学习，徐光启还希望把西洋科学介绍到中国，让科技之花开遍神州。
为了实现这一美好心愿，他向利玛窦提出翻译西洋书籍的要求。
他决定先从基础学科入手，首先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
《几何原本》是一本专门研究空间图形的形状、大小和位置及相互关系的书，在当时的欧洲一直受到科学家的赞誉，并被作为教科书使用。
徐光启选译这本科学名著，显示了他学者的眼光。
翻译由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译。
这项工作对徐光启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几何学对徐光启来说，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尤其是，一些学术名词的翻译，更增加了工作的难度。
但徐光启对翻译工作充满澎湃的激情，他仅用了约一年多工夫，以顽强的意志力译完了《几何原本》的前六卷。
翻译的出色程度为后人所赞誉，梁启超评价此书时说：“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之作。
”继《几何原本》之后，徐光启翻译了《测量法义》，又与李之藻、熊元拔等人合译了《泰西水法》、《同文算指》。
在他所编译的《大测》二卷中，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平面三角、球面三角等概念。
然而徐光启译介西洋科技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
阻力首先来自耶稣会传教士。
耶稣会士来华的真正目的是传播天主教，介绍西洋学术只是传教的一种手段和诱饵，是用以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
正因如此，他们向中国人传授科学知识决不是毫无保留地倾其所有。
利玛窦了解到中国帝王看重历法，想通过先译介天文历法书籍打通中国政府上层，而徐光启认为数学是其他自然科学的基础。
在徐光启的一再坚持和敦促下，利玛窦才勉强答应先译《几何原本》一书。
《几何原本》一共15卷，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了6卷，徐光启很想全部译完，但利玛窦却借故一再推托，终于没能完成全书。
徐光启无限感慨地说，这也是西洋人奇货可居啊!另一方面的阻力则来自中国内部的保守官僚士大夫。
这一部分封建官僚对耶稣会士持仇视态度，在排斥西方天主教的同时，对西洋学术也一概加以贬斥，攻击西洋学术乱人学脉，是“奇器淫技”。
因此他们主张厉行海禁，驱逐耶稣会士。
在攻击耶稣会士的同时，他们也不放过国内的天主教徒。
徐光启和李之藻这些人了天主教的官员更是他们讥讽和诽谤的主要对象。
诸如“目无君父”、“不尊礼法”、“擅人邪教”的字眼如雨点般砸向徐光启等人。
对于保守派的敬击，徐光启给予了严正驳斥。
他认为西洋传教士播扬的科学技术，都是“致国家强盛，保天下太平的良策”，鲜明指出，如果西洋学术“真的有利于我国，又何必说什么远近呢”。
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徐光启在《简平议说序》中极有远见地宣言，打破民族障壁，虚心博采外域先进文明，是推进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
徐光启在此表现出的不仅仅是溢于言表的爱国精神。
更兼一种广阔的世界观和难得的开放精神。
此外，徐光启还认为，中国古代数学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运算方法上并不比西方数学逊色，主张以西方数学的演绎推理补我国传统数学的不足，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会通中西，将中国的传统文明与西方先进的文化融会贯通。
不仅如此，徐光启还雄心勃勃地提出。
超胜西洋学术。
“欲求超胜，必先会通”，在徐光启的宏图规划中，会通”中西只是第一步，超胜西学才是他的宗旨所在。
为了实现这一抱负，徐光启十分重视翻译和会通工作，信心十足地为超胜西学舴准备。
学以致用训练新兵徐光启从事科技研究的目的是富国强兵。
在国难当头之际，他总希望能将自己的学识应用于现实社会，以了其学术救国的夙愿。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举兵南侵，攻占明朝东北的抚顺、清河等地。
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上下为之震惊，群臣议论纷纷，无计可施。
礼部侍郎何崇彦向神宗推荐徐光启，称徐光启熟知兵术，精通战守之策。
神宗急召徐光启进京受命。
身为左春坊左赞善(东宫官)的徐光启此时正在天津养病，得神宗诏令后不顾疾病缠身，立即动身进京听命。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明廷再传噩耗，辽东经略杨镐率领40万大军兵分四路讨伐后金，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以空前的惨败告终，这一次兵败震动了整个京师，北京米价为之猛涨。
立志报效国家的徐光启出于爱国义愤，接连向神宗上了三道奏疏，披肝沥胆，痛切陈词，分析此次兵败之因，主张“正兵”自强。
徐光启指出杨镐兵败并不是敌人的兵多，也不是敌人的计策特别高明，而是我方不知用兵，原来双方兵力众寡相等，杨镐却兵分四路，力量分散，互不支援，致使敌军集中力量攻我一路，指挥上犯了战略性的错误，怎不一败涂地呢
接下来，徐光启推出了以选才、造器，练兵、建台、联外为主要内容的“正兵”方案。
他的“正兵”方案切中时弊，具有真知灼见。
在徐光启的“正兵”方案中，他十分注重人才的选用，所以他把选才放在第一位。
他一向认为“当今造就人才，要务必实用。
”他引古语说：“才过十人谓之英，过百人谓之雄，过千人谓之俊，过万人谓之杰。
”他要造就和选拔的军事人才就是这样的“英”、“雄”、“俊”、“杰”。
在制造兵器和练兵上，徐光启也把选拔人才放在首位，主张挑选通兵术、聪明机智的人掌管造器局，博求海内知名工匠进行兵器制造；认为兵不在多而在精，“总以精兵为根本”。
吏部尚书赵焕、工科给事中祝耀祖等人对徐光启都非常赏识，纷纷奏请朝廷任命徐光启兼监察御史，专事练兵。
神宗皇帝在朝中大臣的压力下，眼看外患不息，战争不止，敌军虎视眈眈，不得不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八月下旨，晋升徐光启为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管理练兵事务。
徐光启承担训练新兵、防御都城的任务后，满怀信心地开始实践他的“正兵”计划。
九月，他上疏十条有关练兵的事宜——关防、驻扎、将领、选士、军资、召募等。
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他有职无权，徒有空名，向朝廷要兵没兵，要饷没饷，要器械没器械。
他的练兵计划受到朝中昏聩大臣的阻挠，壮志难酬。
在他的再三呼吁和争取下，他才勉强领到兵部、工部、户部的一些饷银，风尘仆仆地到北京郊外的通州、昌平选兵、练兵。
然而，又出现了新问题。
各地选送来的新兵太多，兵饷严重供应不足。
在人情汹汹的局面下，朝廷担心新兵造反闹事，干脆把这个包袱推到徐光启身上。
新兵到兵部去要饷，兵部欺骗他们说，兵饷都在徐光启那里，让各地新兵都到徐光启那里去领饷。
徐光启叹息说：“我也正苦于无饷呢尸看着这些贫苦百姓出身、无饷无械，衣着破乱的新兵，徐光启动了恻隐之心。
尽管自己一生拮据，徐光启仍倾其所有，拿出自己仅有的四百余两银子施舍给饥寒交迫的新兵们。
练兵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年岁已高的他又很投入，常常是言传身教，废寝忘食，过度的疲累，使他旧病复发。
病魔缠身，又因计划屡屡遭到朝廷的阻挠和限制，徐光启痛感志不得伸，于是提出告假归田。
徐光启曾跟利玛窦学习西洋火器，知其威力。
明军在同后金的作战中，由于火铳数量少而且落后，屡次败北。
徐光启就决心把制造火器摆到重要地位，以补充明军火器的不足。
早在昌平练兵时，徐光启就写信托李之藻到澳门购买西洋火器。
徐光启告假不久，辽东缉略袁应泰同后金作战失利自杀，辽阳失陷。
危急的局势使朝廷又想起了徐光启，以紧急军务诏他回京。
还朝之后，徐光启就向朝廷提出制造西方火器的主张，得到明熹宗的赞同，朝中工部尚书王佐等人也极力支持他的计划。
他对这一前景充满信心，写信给李之藻展望计划成功后的美好图景。
然而徐光启的这一希望又落空了。
当时，朝中大权为宦官魏忠贤所把持，他结党营私，排斥异己。
而徐光启为人正直，一心为国，不买魏忠贤的账，所以不可避免地受到魏忠贤的排挤。
魏忠贤指使御史丘兆麟弹劾徐光启，使他制造火器的计划流产。
徐光启满腔忧愤，再次称病辞职，回到老家上海去从事他的农业生产试验。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朝廷晋升徐光启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
这是魏忠贤及其党羽对徐光启的拉拢收买，徐光启心里有数，圣旨发到上海请他赴任，他拒不动身。
这一下又得罪了魏忠贤，魏忠贤指使党羽御史智铤弹劾徐光启，昏庸的熹宗下旨令他在家闲住。
发挥所长著书立说公元1627年，熹宗驾崩，崇祯皇帝即位，这是一位力图振兴国事的君主。
继位之初，他就坚决地铲除了魏忠贤阉党，将一批因得罪魏忠贤而罢官的正直官员复职录用。
徐光启就在此时被召回朝廷。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崇祯帝考虑到国家用度不足，下旨让廷臣讨论行屯政、盐政之策。
徐光启说，屯政关键在于垦荒，盐政的关键在于严禁私人贩卖。
崇祯很是赏识。
晋升光启为礼部尚书。
公元1629年5月发生一次日食，崇祯帝发现钦天监的推算不准，要予以治罪。
徐光启精通历法知识，他用西法推算的结果与实际情况很接近，他向崇祯解释说：“台官们是根据元代郭守敬的历法来测日食的。
我听说时间久了，历法就会出现误差，应该及时修正。
”崇祯帝依徐光启之言，用西洋人修订历法，设西法历局，命徐光启为监督，召西洋传教士龙华民、邓玉涵、罗：雅各等人推算历法，由此揭开了徐光启钻研天文，修治历法的序幕。
早在万历年间，徐光启在翻译西方科技著作时，就开始接触西洋测量、天文历法方面的知识，立志要把西方先进的天文学介绍到中国来。
经过数十年的宣传和争取，终于有了设立历局编译西法的机会。
在徐光启的领导下，历局对我国古代历法进行了研究，同时认真钻研西方的科学方法，翻译了许多天文学方面的书。
同时，他还引进了西方的先进天文仪器，如欧洲的时辰钟和伽利略发明的天体望远镜。
从而绘制出一幅《全天球恒星图》。
此次修历的最大成果是编撰了一部《崇祯历书》。
徐光启深知历法与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关系重大，因此，在编修过程中，70岁高龄的他不仅领导修历工作，还坚持亲自动手，从制订计划、引进人才和设备，制造仪器、观测、译撰到钱粮分配等，无不直接操持。
据不完全统计，在他主持四年多历局事务期间，先后向皇帝上疏34次，作了种种努力，把汤若望、王应遴、陈应登等精通历法的人物调到历局工作。
徐光启自己也参加撰写、编译和修改、润色工作。
他亲自撰写的就有《历书总目》、《历学小辩》等多卷。
他对历书编撰工作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
编历一开始他就订立原则：“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辩不能著数。
”他对全部译撰的稿件都要进行审阅和修改。
发现错误立即纠正。
每卷往往须经过七八次修改，润色才能定稿。
在病中，他还靠着床修改《崇祯历书》的草稿。
徐光启反复强调实际天象是检验历法疏密的唯一标准。
在编历过程中，只要有日、月食发生，他都亲自到观象台上进行观测。
有一次，徐光启忽然想到一种观测冬至时刻的巧妙方法，立即跑到观象台上去试测，不幸从台上跌落下来，损伤了腰部和膝盖。
整整花了三年时间，他终于编成130余卷的《崇祯历书》，即后来传之于世的《新法历书》。
《崇祯历书》由《测天约说》、《浑天仪说》、《恒星历指》等多种书合编而成，做到了“上溯远古，下验将来”。
依据《崇祯历书》来预测日食，误差已在半刻钟之内，其精密程度要比以往的历法高得多，已经赶上了西方最先进的水平。
我们现在用的“农历”，就是在《崇祯历书》的基础上修正而成的。
新的历书还引入了“地球”的概念，引入了地理经纬度的概念，从而在日、月食计算中，比旧历法大大前进了一步。
徐光启还利用望远镜观察天象，在我国第一个说明了银河是由无数远星组成的。
在徐光启主持修历期间，同样遇到许多阻碍，受到多方攻击。
一些保守官僚反对引进西洋历法，想用传统的历法压倒徐光启。
四川巡按马如蛟声称冷守中精通历法，把他的历书送到历局，企图折服徐光启，并取而代之。
可是冷守中推算的时刻是错误的，而徐光启用新法推算出来的结果却正确无误。
不久，守旧派又发动一次进攻。
有个叫魏文魁的写了《历元》、《历测》两部书，攻击历官推算节气有误，向徐光启叫板。
徐光启看过他的历书后，提出不同意见。
崇祯帝命魏文魁组成东局，与徐光启领导的西法历局争论，结果是徐光启在争论中证明了新法的正确性。
徐光启留给我们的另一伟大文化遗产便是《农政全书》。
这部农业科学的伟大著作总结了我国历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是我国古代农业方面的集大成之作。
《农政全书》由酝酿到成书，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主张经世致用的徐光启对国家之本的农业一直给予重视。
早年，他就编写了通俗的《芜菁疏》、《吉贝蔬》等小册子向农民介绍种植经验和方法。
万历四十一年，徐光启遭朝臣排挤，托假告病，前往天津购置土地，以屯田的亲身体验致力于对农学的研究。
徐光启在天津参加农事活动，“随时采集，兼之访问”，先后撰成《壮耕录》、《宜垦令》等农书。
《农政全书》中的开垦、水利和荒政三个项目部分内容就是他在天津屯田时的实践经验和心得。
天启年间，徐光启遭魏忠贤排挤，告假回上海闲住，开始专门致力于他的农业研究。
徐光启不仅研究了大量的农业资料，并且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进行科学实验。
甘薯最初是由国外引进中国的，起初只在福建沿海很少的一些地方种植。
徐光启把它引进家乡种植，进行了多次试种，终于获得成功。
在上海推广后，他又将甘薯的种植扩大到全国。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初稿就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
当时徐光启编这部著作，只是统称为《农书》。
至徐光启去世后，由陈子龙等人整理刊刻成现行的《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是一部农业科学的百科全书。
全书共计60卷，60万字，分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木、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和荒政共12门，可谓农、林、牧、副之大成。
凡关于农业及与农业有关的政策、制度、措施、工具、作物特性、技术知识等，应有尽有。
书中引录了229种古代和同时代的文献资料。
徐光启不仅杂采众家，对大量材料进行分类汇辑，而且加了不少详注表明自己的见解。
有时还记录自己亲自试验的结果。
明末，政治腐败造成社会两大突出矛盾：“民怒”和“民饥”。
徐光启从忧国爱民，备荒救灾出发，在农书中专辟“荒政”一门，收集了《救荒本草》述及的各种野生植物达473种。
徐光启亲自尝过的就有30多种，并在书中注明哪些有“嘉味”可作蔬菜，哪些比较“难食”等字样。
在《农政全书》的编著过程中，徐光启多次深入农村访问调查，拜老农为师，遇一人则问，至一地则问。
如在“荒政”一章中，“除蝗疏”里记载的关于蝗虫生长过程的内容，就是从老农那里采访来的。
在“蚕桑广类”章中谈到本棉的种植，也引用了农民的经验说：我听毫农说棉种一定要在冬月碾取。
碾取时必须先晒一晒。
在“种植”章中讲到乌臼树韵接种方法，一位山中老圃给他介绍了一种新法子，他以此法去试验，得以成功。
在《农政全书》中，徐光启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农作物例如种茶，他便大力提倡。
对于当时黑暗的社会政治，他也常常予以暴露、谴责。
在“救荒”章“野菜谱”中，保留了许多表现农民痛苦生活的歌谣。
如“丝荞荞，如丝缕。
昔为养蚕人，今作挑菜侣。
养蚕衣整齐，挑菜衣褴褛。
张家姑，李家女，陇头相见泪如雨”。
等等。
晚拜宰辅鞠躬尽瘁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五月，徐光启以本官兼任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不久又加太子太保衔，进为文渊伺大学士。
这时他已70多岁了，朝政为奸臣温体仁、周延儒等人把持，他只能办些琐杂的行政事务，自己虽有满腹经济之才，却不能有什么建树。
第二年十月，72岁的徐光启因过度劳累而逝世。
徐光启死于任上，官拜宰相，位极人臣，但“盖棺之日，囊无余资”，两袖清风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崇祯帝下令追赠其为少保，辍朝一日，以示哀悼。
灵柩运回光启的故乡——上海徐家汇安葬。
徐光启以赤诚之心示祖国，以开放之心献科学，以进取之志求真理。
传播文明之火，做会通中西第一人；身居高官，奔走呼号，殚精竭虑图自强。
明末清初的查继佐赞美他：“生平务有用之学，尽绝诸嗜好。
博访坐论，无间寝食。
”余秋雨先生说：“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可见，徐光启是我国历史上富有科学成就的一位可敬宰辅，他的中西合璧的开放精神，将永远昭示后人不断进取!
参观历史博物馆有感 300字
今天，我们小记者要去历史博物馆，不妨你也跟着我一起去吧
我们一走进博物馆，一幅迷人的景象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一块纱布里面站着一个巨人——他就是铜立人像。
它形态各异，而且还有两只长长的手臂，好像要抱你一样。
可见，它具有浓浓的民俗文化啊
接下来，我看到一个文物好像在金鸡独立，结果，我上前一看原来是铜人首鸟身像啊。
它像奥运云一样，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
然后，我又看到了一颗巨大的牙齿，它会是谁的牙齿呢
原来，它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象的牙齿。
它巨大无比，呈土咖啡色。
突然，我的眼睛被一幅幅山水画吸引住了，然后，我就不知不觉地来到“画廊”，那里到处都是画，有的刻在木头上，还有的干脆把人的造型捏出来。
第一幅画是在木头上刻的，它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很精致。
可是，我感觉它非常像《清明上河图》。
你看，民俗文化又特别，又相像。
然后，我们又去了三楼，那里有爷爷所开过的车、用过的公文包等等。
在这里，我大开眼界，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的电话，还看到以前竟然有两个镜头的照相机，真是应有尽有
可是，一个大大的家伙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心想，这家伙，这么大，还有一个自行车一样的圆圈，真奇怪
原来，它是古代的电影设备啊
你看，古代的东西也很新奇哦
但是，时间过得飞快，我们该回去了。
我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历史博物馆，心思还在那有趣的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