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手抄
1895年到1945年，做了日本五十年的殖民地摊开台北市地图，看到台北市自北而南的东西向主要道路名字有：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往下（南）看，有忠孝路，仁爱路，信义路，和平路。
三民主义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中国辛亥革命以来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主旋律、民族传统的道德文化都在这里落户。
蒋介石在1929年3月提出“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国民道德标准，这是“忠孝路”、“仁爱路”、“信义路”、“和平路”名称的原始来源。
南北向的主要道路则有中山路，复兴路，光复路，建国路，中山路的南端再向南，有一条罗斯福路，这些道路的名字显然和纪念二战胜利、台湾重回祖国怀抱有关。
东西向的干道南京路，长安路，南北向的干道重庆路，承德路，又显然是为了纪念大陆几处政治经济要地。
在日本统治时期，台北街道的名字日本化了，诸如“桦山町”、“太平町”、“荣町”、“西门町”等，如今“西门町”这个地名，还出现在台湾的旅游资料图上，留下了日本占据时期的文化遗迹。
最长的东西干道是忠孝路，最长的南北干道是中山路。
以这两条道路画出一个十字，则把台北市分成4个象限，每一个象限内的街道名称都以大陆各个省市的名字命名。
巧合的是，不同象限街道名称，正与大陆相同象限的省市名称对应。
例如，东北角有吉林路，辽宁路，敦化路，长春路，松江路，龙江路，永吉路，延吉街，还有德惠街、锦州街、四平街等；东南角有宁波街，绍兴路，瑞安街，舟山路，济南路，临沂街，青岛路，金山路等；西北角有凉州街，哈密街，兰州路，迪化街，酒泉街，库伦街，太原街，承德路，长安路等；西南角则有重庆路，成都路，贵阳路，桂林路，广州街，柳州街，西藏路等。
关于新疆文化的论文一篇
~~~~~~ 新疆是我国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总面积16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是全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
在这片广裹的大地上,生活着47个民族,其中世居的民族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等13个。
众多的民族、悠久的历史,为新疆带来了丰富多彩而又底蕴厚重的特色民族文化,而且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繁荣和发展,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构建新疆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因此,要了解现今社会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全貌,就必须对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形成与发展进行过程分析,其中既有对多元文化奠定基础的古代元素,也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青铜时期”;又有多元文化繁荣和发展的现代元素,也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黄金时期”。
尤其后者是现今研究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及其构成元素的基本依据。
一、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过程分析 (一)新疆文化多元性的古代元素———多民族文化的演进 新疆古称西域,自进入有史的时期以来,就是一个多种部落、部族、民族共存,多种语言、文字同在,多种宗教并列的多元文化的区域。
从先秦开始至清代,在西域生活和活动的有过众多部落、部族和民族。
它们主要是:古代的塞人、汉人、匈奴人、羌人、乌孙人、大月氏人、吐火罗人、鲜卑人、柔然人、突厥人、回鹘人、吐蕃人、蒙古人以及清代以来形成的维吾尔、汉、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
古代的游牧部落、部族进入天山以南绿洲农耕区后,转变成了农耕定居居民,其生产生活方式及习俗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新疆自古代就有绿洲农耕民和草原游牧民,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使用不同的文字。
从出土文献可知,自西汉时期始,于阗国使用塞语塞文,龟兹国使用吐火罗语文,鄯善国使用汉语文和佉卢文。
自魏晋以后,高昌国先是使用汉语文,后又使用回鹘语文。
6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西突厥势力进入西域。
突厥语文开始流行起来。
成吉思汗西征后,蒙古语也成为西域的语种之一。
自清乾隆年间起,奠定了西域诸多民族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满-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和印欧语系的语言文化格局。
两千多年间,语言的融合现象时时在发生,同时某一个民族的人们通晓数种语言的情形也十分普遍,说明很早的时候人们就有了族际间的交流和交往。
新疆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处的富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地域文化之一,由于它的多民族性、多语种性、多宗教性和多元文化形态性,它是一种多源发生、多维发展的多元文化。
以新疆宗教文化为例,它的多元性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自史前的原生性宗教到文明时代的创生性宗教都曾存在过;二是指某一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信仰也并非单一,如回鹘人就曾信奉过萨满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等。
历史上,新疆诸多部族宗教信仰改宗的事情不断在发生,改宗本身就表明,新疆诸多部落、部族、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多元而非一元。
新疆多元民族文化格局的正式确立是在汉代[1]。
因为凡是影响以后新疆地区民族文化发展面貌的古代因素皆肇始于此。
第一,我国史籍对新疆文化主体的族属有明确记载是在汉代。
第二,张骞“凿空”,打通了“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从而为东西文化大规模的交流提供了基础条件和保障。
第三,印度佛教传入西域,并逐渐发展成为前伊斯兰时期(公元10世纪以前)在西域占主导地位的宗教。
在佛教文化的侵蚀下,当时的西域民族文化带有浓厚的佛教文化色彩。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
西域经历了分裂与统一的曲折发展过程。
在今新疆境内,民族迁徙异常频繁,民族融合不断发生,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面貌在发展中出现了变异,其表现就是民族文化开始了突厥化、回鹘化与伊斯兰化的过程,这一进程导致西域人文景观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
历史步入隋唐以后,西域在隋朝时期主要处于西突厥的控制之下。
唐朝建立后,突厥政权衰落,西域进入以唐朝为主,各种势力争夺的历史时期。
唐朝时期,大批中原内地的汉人西迁定居西域,汉人在西域的数量骤增,分布区域遍及天山南北,尤以三州(伊州、西州、庭州)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后改为碎叶))为多,汉文化又一次以强劲之势传播到西域,而且以汉文典籍、边塞诗、汉族习俗礼仪等在西域著称。
蒙元时期。
西域逐渐形成操突厥语和汉语的成分为主体民族的格局。
佛教、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西域通行,不论在草原地区还是在绿洲地区,伊斯兰教都呈现出从西向东扩展的趋势。
在语言文字上,畏兀儿以西、天山以南地区和葱岭以西地区的回回知识分子将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作为书面语,并逐渐创制出波斯文字母拼写突厥语东部方言的察合台文;畏兀儿人使用畏兀儿文。
明清时期。
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新疆一些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形成。
而且,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的强力推行下,伊斯兰教成为西域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统一,使一种新的合成式的文化产生,并因此促成了近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最终形成。
截止到清末,维吾尔人主要分布在南疆地区,哈密、吐鲁番及伊犁地区,并且随着北疆地区农业开发和社会发展,不断定居北疆地区,逐渐发展成为新疆的主体民族。
正是由于两千多年来新疆多民族的政治经济交往与思想文化交流,使其在封建社会逐步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从一开始新疆民族文化在古代元素的演进中就带有多元气息,为形象地加以表述特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青铜时期”。
(二)新疆文化多元性的现代元素———多民族文化的定型 解放后,国家积极支援边疆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现实容貌基本确定。
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随后很多解放军官兵(绝大多数是汉族)就地转业,分布于新疆各地,组建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10余个师和100多个农牧团场(这也是现在的兵团雏形),这是解放后首次大批汉族人迁入新疆。
1952年,兵团从上海、湖南、湖北、山东等地招调女兵并派有干部及其家属进疆,1958年到1959年,山东、安徽、江苏支边青年来新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内地大批汉族人自发来疆,1964年至1965年又有大批上海、天津、四川支边青年来疆,1966年有大批河南人来疆,这些内地群众的进入基本上改变了新疆“少汉族”的局面,直接影响到新疆多民族文化的变迁和演进,为现今新疆形成各民族的杂居文化和多样文化奠定了基础。
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新疆汉族一度跃居人口数量的第二位,人口数量仅次于维吾尔族。
截止2004年,汉族的人口有780余万人,占全疆总人数的39.75%[2]。
而且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局向全社会正式公布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兵团总人口为248.05万人,比1954年兵团成立时的人口总数增加了230多万人,目前,兵团汉族人口占到了新疆汉族人口的近三分之一[3]。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汉民族群众在新疆地位的稳固,不仅有力地支援了边疆经济建设,而且随着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杂居和频繁往来,又丰富着新疆文化民族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内容。
这些就是推动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现代元素,由于这一时期多元文化的发展成绩斐然,因此也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黄金时期”。
二、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文化元素构成分析 现今,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已经在各个方面有所展现,而本文所谈到的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不仅包括以维吾尔族为主导的伊斯兰传统文化,还包括以汉文化、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等,这些文化的交流、并存,融为一体但又不丧失民族传统和民族特色,才是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真实内涵,当然这一文化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迁,要论证和研究这些问题,就必须对影响文化多元的几个元素———民族意识、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族际交往、民族节日和民族风俗等进行分析,进而才能得出在当代新疆民族文化是多元民族文化这一结论。
(一)民族意识 民族意识也称“民族性格”、“民族统统心理素质”,是把一个民族的成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巨大的精神凝聚力。
一般来说,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民族的民族意识较弱,人口较少,经济水平落后民族的民族意识较强;单一民族聚居地区民族意识比较弱,民族杂居地区民族地区比较强。
在新疆,这种民族意识的存在表现非常明显,尤其是维吾尔族的民族意识要远远强于其他民族包括汉族。
以维吾尔族的民居文化为例,伊斯兰教自唐宋传入中国以后,至明清两代在中国逐渐成为10个民族的共同信仰。
这些民族为了适应各地丰富的社会生活和建筑文化,在与其他民族的交融过程中,既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的特色,又融入了阿拉伯民居文化的色彩,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的民居文化意识。
他们的民居在地域和空间分布上的布局多是围绕清真寺而分布居,其形态具有群落性,构成了显明的特点与个性(如喀什的高台民居)。
这主要因为,一是由于他们在其民族内部普遍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宗教内涵及较为强烈的民族凝聚力;二是利于加强穆斯林内部的团结和联系,抵御外部的压迫和歧视。
此外,由于伊斯兰教在色彩上是尚绿和尚白的,许多后世的建筑中都有绿色(如喀什的香妃墓)。
那富有生机的绿意和纯洁无染的白色,呈现着伊斯兰教的圣俗,绿色是人类生命源泉的象征,是大自然勃勃生机的展现,看见了绿色,就联想到伊斯兰。
因此,喜欢绿色是维吾尔民族传统之一,而且这一传统的民族意识一直延续至今。
(二)宗教信仰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宗教信仰和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差异性一起构成了风格各异的民族文化。
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如目前新疆主要的少数民族都信仰伊斯兰教。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各民族宗教都经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信教人数逐渐减少。
第二,宗教仪式简化。
但是,新疆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且多数群众都信仰某一种宗教,信教群众数量基数较大,宗教的影响甚至渗透到生活习惯、思想意识、民族心理之中,因此,新疆的宗教发展及其带来的影响具有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特殊性。
目前,伊斯兰教是新疆信奉人数最多的宗教,共有10个少数民族,信教群众占新疆总人口的58.3%[4]。
在南疆地区,宗教对当地的人文、社会文化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以喀什地区为例,该地区伊斯兰教已经有一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伊斯兰教存在时间长,影响大,信教人数多,宗教与民族结合最紧密的地区之一,伊斯兰教在这里非常典型:第一,清真寺多。
喀什地区清真寺约占全新疆清真寺总数的42%,喀什巿就有六百多座。
第二,穆斯林人口多。
喀什地区信教群众近300万人。
第三,宗教职业者多。
按照伊斯兰教规定,每个清真寺至少要有一名宗教职业者管理清真寺,在礼拜时领拜,以及处理和婚丧有关的事情。
第四,学经人员多。
喀什地区学经人员较多,学经一般几个月或在经文学校是三年,毕业以后,能够在清真寺工作。
第五,朝觐人员多。
朝觐是伊斯兰教的天命,伊斯兰教义规定凡是身体健康、经济条件许可的穆斯林一生中都应该去麦加朝觐一次,对穆斯林来说朝觐的吸引力很大。
在新疆,若要研究和探讨民族文化,就不可回避这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就既要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关注宗教,认识到宗教对于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殊意义,又要尊重其作为新疆民族文化特殊性的现实影响力。
(三)民族语言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它又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今社会,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民族都不可能不与周围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交往,只要交往语言就成为第一需要。
在我国,科技文化经济等主要信息载体是汉语,在获取传播信息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因此,在经济飞速发展、科技知识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不学汉语就无法面向全国,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新疆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省区,2006年全区总人口2010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61%。
截止2005年底,全区各级各类在校学生441. 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58%[5]。
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保障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力,在新疆各地无论民族大小,使用母语人数多少,国家和自治区都予以提供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学习的基础条件。
这就意味着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从小接受的主要是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教育,以至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的创新,不懂得汉语成为掌握和知晓新技术、新信息的一大障碍。
在这一形势下,2004年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在总结原有“双语”教学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关于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工作的决定》,提出“民汉兼通”的目标,旨在逐步推进双语教学工作,不断扩大“双语”教学的范围和规模,提高少数民族教育教学质量。
这一决定的实施,全疆的少数民族群众送子女学汉语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南北疆各地包括到乡镇一级的不少汉语学校,民族学生的比例普遍超过了20%,许多学校达到了50%以上。
在汉语教学基础薄弱的农村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像莎车县佰什坎特镇“双语”实验小学和乌什县阿合雅乡中心小学那样创造条件实施“双语”教学的学校。
这对于和谐新疆建设、实现新疆与全国同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新疆范围内普及汉语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但同时,新疆在少数民族教育中大力推进“双语”教学,这势必又将会对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发展造成一定程度影响。
这种以“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言并行”的双语模式,就是既要尊重和维护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或多元性,又要坚持民族文化的一体性或统一性。
因此,这种特色鲜明的“双语”模式,正体现了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变迁。
(四)族际交往 族际交往的前提是居住格局,它是某一区域内人口构成及其居住区域的空间组合方式。
一个区域内各民族的居住格局是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
新疆自解放以来形成了各民族杂居的居住格局,只有维吾尔族还有相对集中的居住区。
有了各民族的杂居,族际交往成为可能和必需,通过族际交往方式使得原有文化得以变迁和改造,这是各种不同文化相互传播、相互采借、相互交流的过程。
比如在新疆一直有族际通婚的事实,这种“混合家庭”其实就是一种“混合型的多元文化”,而这种族际通婚的状况和程度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新疆民族文化多元性的变迁轨迹。
据中国新疆网的报道,在伊宁市,汉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的现象增多。
伊宁市民政局的一份统计显示,不同民族通婚数量自2001年突破100对达到115对后,不同民族通婚的数量开始逐年增长。
2003年有135对, 2004年增加到149对。
而2006年,通婚的数量则达到了243对[6]。
但同时,根据新疆社会科学院关于族际通婚的调查分析显示,各民族间均有通婚发生,但数量多少有所差别。
主要表现为:(1)以汉族为通婚对象的民族群体最多,汉族的族际婚姻数量最大。
(2)散居民族的族际婚姻发生率较高,如散居在乌鲁木齐市、伊宁市、塔城市的锡伯、达斡尔、蒙古等民族。
(3)文化相近的民族之间更容易通婚,如维吾尔与乌孜别克、塔塔尔间,哈萨克与塔塔尔、乌孜别克间,汉与满、蒙、回等民族间的通婚较多[7]。
而且还分析说,族际通婚难度最大的是维吾尔族与汉族的通婚。
通过上述事实可以看出,以不同民族间通婚为表现的族际交往,就是新疆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交融和碰撞的过程,汉族群众由于民族风俗意识的转变较快,而且不受宗教信仰因素的制约,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直接体现就是同其他民族通婚的比例要高于其他民族;相反,其他民族尤其在维吾尔族集中的地区,由于强烈的民族传统意识,再加之有宗教信仰,使他们一时很难完全接受另一种文化。
这种在同一问题上的不同思维和行为方式,就是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
(五)民族节日 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直接表象,在新疆这更能说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多元性。
比如新疆各少数民族民族的节日,就有20个之多,本文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节日———古尔邦节,来说明其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的差异。
古尔邦节,又称宰牲节,是新疆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的传统盛大节日。
时间为肉孜节后的第70天,即伊斯兰教历的12月10日。
按照习俗,穆斯林人家在节日中都要宰杀活畜庆祝。
过节前,家家户户都把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忙着精制节日糕点。
节日清晨,穆斯林要沐浴馨香,严整衣冠,到清真寺去参加会礼。
新疆的维吾尔族在古尔邦节时,无论是城市或农村的广场上都要举行 盛大的麦西来甫歌舞集会。
广场四周另有一番景象:色彩缤纷的伞棚、布棚、布账、夹板房内,铺设着各式各样的木桌、板车、地毯、毛毯、方巾,上面备有花式繁多的食品小吃。
解放后,为了照顾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过节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月12日颁布了《关于伊斯兰教的人民在其三大节日屠宰自己食用的牛羊应免征屠宰税并放宽检验标准的通令》,允许免税屠宰自己的牛羊。
新疆各地区在传统的“古尔邦”民族节日来临前夕,牛羊活畜市场人声鼎沸,买卖双方交易火爆,洋溢着热烈的节日气氛。
而新疆的汉族群众仍同全国其他省份的汉族民众一道过着自己的传统佳节,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和中秋佳节。
从2008年起,端午节和清明节、中秋节被列入国家法定节日,这样使得在全国范围内的各个民族都可以享受这些节日,对于其他民族而言这些法定节日的推广就意味着他们要尊重和接受汉民族文化。
正如少数民族在节日上有一些庆贺和饮食禁忌一样,在新疆法定的肉孜节和古尔邦节日期间,汉族群众也通常在少数民族节日期间给予形式各异的祝福,以此表达对其他民族风俗文化的尊重,无形之中这种礼节上的相互尊重本身已经上升为一种文化,试想若是在单一民族或者主要是单一民族为主的地区,没有文化上的差别,这种“尊重文化”的心理和行为就无从发生和出现。
所以,通过民族节日祝福表现出来的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尊重习俗,又印证了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深刻内涵。
(六)民族风俗 民族风俗,是指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在服饰、饮食、婚嫁、丧葬、礼仪等方面的习惯做法。
新疆的多数少数民族不仅在外貌、语言、宗教方面特色鲜明,而且其丰富多彩、习惯独特的民俗民风,更展现了新疆多民族文化是一个色彩斑斓、纷繁绚丽的多元文化。
这里选取比较突出的几个方面来说明。
民俗民风。
最为大家熟悉的就是关于饮食的禁忌习俗。
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以面粉、大米为主食,主要吃牛、羊肉,禁食猪肉、驴肉、食肉动物及凶禽猛兽,禁食猪肉和一切动物的血。
在待人接物方面,少数民族很重礼节。
亲友见面,一般都要握手问候。
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的群众在遇到长辈或朋友时,习惯把右手按在前胸中央,然后把身体向前倾斜30°,并连声地说:“撒拉买里孔木(意为'祝您平安')!”此外,在丧葬方面,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人死后一般都实行土葬。
出葬时不许妇女和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到墓地去。
死后的第7天、第40天和1周年,家属均要举行悼念活动,此项仪式叫“乃孜尔”。
民族服饰。
新疆少数民族的服饰色泽艳丽、五彩缤纷,华丽堂皇,种类繁多。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妇女爱着彩色连衣裙,戴鲜艳或洁白的头巾,喜爱耳环、耳坠、项链、手镯、戒指等装饰物,显得雍容华贵、仪态万方。
男性爱穿绣花衬衫或袷袢等,维吾尔族男子还多喜欢在腰间系一条腰带。
戴绣花帽几乎是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共同爱好,但又随民族与地区不同而互有差异。
如维吾尔族男女都喜欢戴绣工精致的小花帽;哈萨克族姑娘喜戴猫头鹰羽花帽;柯尔克孜族青年妇女则喜欢戴红色丝绒圆顶花帽;塔塔尔族妇女尤其喜欢戴镶有彩珠的花帽等。
蒙古族男子爱戴呢料大檐礼帽,显得潇洒大方;回族男性则为黑白小圆帽,显得整洁庄重。
每逢喜庆节日,各民族都穿上民族盛装,色彩斑斓,令人目不暇接。
民族歌舞。
新疆自古就有“歌舞之乡”的美称。
歌舞艺术历史悠久,维吾尔族民歌《新疆是个好地方》《阿拉木汗》《达坂城的姑娘》《青春舞曲》《半个月亮爬上来》;哈萨克族民歌《玛依拉》《在那遥远的地方》;塔吉克族民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乌兹别克族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等一批世代流传的民族歌曲,已伴随着丝路驼铃,蜚声中外,名扬天下。
新疆歌舞以动听优美的音乐,绚丽多姿的舞蹈,深刻反映了西北边陲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
被誉为音乐之母的维吾尔族古典乐曲《十二木卡姆》集音乐、舞蹈、演唱、文学、生活为一体,规模宏大、思想深邃,集中体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的聪明智慧和音乐创作的非凡才能,2005年11月25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面性,即都是通过内外两个方面来显现。
民族文化也不例外,若用内在性和外在性来描述民族文化的几个元素,除民族意识、宗教信仰、族际交往外,那么民族风俗元素就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外在展现。
总而言之,在新疆的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成员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可谓“十八般武艺”,个个精彩、个个绝妙,可以确定地说这就是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现代元素,这必将对今后新疆的文化策略产生巨大影响
谁能帮我写一份关于新文化运动内容的文章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 统治前期，在中国满布阴霾的天空中，响起一声春雷，爆发了一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新文化运动。
这一时期，在政治方面，辛亥革命失败后，列强支持，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经济方面，在一战期间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方面，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日盛，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而且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直接原因）。
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袁世凯 本大总统躬膺重任，早作夜思，以为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保守环球各国，各有所以立国之精神，秉诸先民，蒸为特性。
中国服循圣道，自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本于修身。
——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曾加入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及反对的斗争。
1915年，陈独秀创办，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
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一文，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动了进攻。
人权就是民主，陈独秀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伦理民主的主张，号召人们拿起民主这个武器和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
关于科学，陈独秀认为，不论什么事物，如果经科学和理性判定为不合于现今社会的，即令它是祖宗所遗留的，圣贤所深爱的，政府所提倡的，都一文不值。
号召人们坚持科学的精神，成为自然界的统治者和主人。
陈独秀还向青年提出六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他期望培养出一代“意志顽狠，善于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人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的新国民。
陈独秀举起了新文化的大旗，揭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新青年》和北大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蔡元培是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在学术上实行“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方针。
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提倡学术研究，展开百家争鸣，不拘一格选人才，对中外教员一视同仁等。
他聘请新文化的倡导者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
还有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鲁迅以及一批留学回来的自然科学家都先后到北大任教。
但同时，北大也有一批以刘师培、辜鸿铭为代表的所谓旧派教授。
通过改革，使北大成为当时全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培养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
胡适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任北大教授，后任文学院院长。
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是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代表人物。
鲁迅早年留学日本，1918年初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称赞他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
“德先生和赛先生” “德先生”指的是“Democracy”（民主），“赛先生”指的是“Science”（科学）。
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树立，使中国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
教材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四个提倡、四个反对的阐述，真正体现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新”之所在。
民主和科学的口号 “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科学”主要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
资产阶级宣扬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
这一口号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但这一口号仍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有它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它不能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思想。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新文化运动是沿着两条战线展开的，一条是思想战线，一条是文学战线。
两条战线交织进行，因而它既是一场思想革命，又是一场文学革命。
作为思想革命，它倡导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作为文学革命，它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
后期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性 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弘扬，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并且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尤其是青年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后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到了宣传动员作用，也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
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 新文化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
它有伟大的功劳，也有严重的缺点。
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
他们还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
以当时的文学革命而论，虽然提出建设“国民文学”，但当时的文学活动也只限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
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味批判具有片面性。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1）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
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
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2）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
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
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3）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
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
（4）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
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
（5）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
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
不过，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大多有一些偏激情绪，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这种看法一直影响到后来。
其实无论是东方或西方,都应该互相地取长补短,这样才能共同进步.。
废除科举制度的意义
废除科举制度，捣毁了封建官僚制度的基础废除科举制度极大地冲击儒家学说灌输在国民头脑中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废除科举制度，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废除科举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社会与思想基础，极大地推进新文化的传播
“翦”念什么拼音
写出详细音意。
翦 翦 #jiǎn 【释义】①同“剪”。
②姓。
===================关于这个字的更多的信息================= 翦 <名> 初生的羽毛 翦,羽初生也。
一曰矢羽。
――《说文》。
王筠注:“翦者谓新生之羽,整齐之状也。
”段玉裁注:“羽初生如前齐也。
前,古之翦字。
” 姓。
翦 <动> 剪整齐 实始翦商。
――《诗·鲁颂·閟宫》 翦,齐也。
――《释言》 茅茨不翦。
――《韩非子·五蠹》 又如:翦缀(裁剪缝纫);翦发(修剪头发);翦灯(修剪灯芯。
后常指夜谈) 割截;杀戮 不翦其类也。
――《礼记·文王世子》。
注:“割截也。
” 又如:翦刈(铲除);翦草除根(比喻彻底清除,不留后患);翦翎(剪除羽翎。
常以喻因受羁缚,才能不 翦jiǎn 1.斩断;除去。
2.消灭;削弱。
3.剪刀。
4.用剪刀铰。
5.删除。
6.挥动;扑打。
7.谓两手交叉。
8.量词。
用于花枝。
9.通践。
10.通浅。
翦 <姓> 翦姓始祖 翦[翦，读音作jiǎn(ㄐㄧㄢˇ)] 源于维吾尔族，出自明朝时期维吾尔族将领哈勒·八士，属于以帝王赐姓为氏。
聚居地桃源青林、枫树两乡的维吾尔族翦姓一支，其始祖哈勒·八士来自新疆哈密的石桥河，因帮助明王朝驱剿南方的外族入侵有功，被明太祖钦赐“翦”姓，封镇南将军，奉命驻守常德，后人也就此安居下来，成为中国维吾尔族的第二故乡。
维族村里的维族风情极浓，每年的开斋、古尔邦和圣纪三大节日时前往，最有意思的是，谁人能想到，在远距新疆数千公里的内地，竟也能领略到纯正维族人的生活习俗。
翦氏本姓哈，其先出自西域回部，宋时为西域望族。
元太祖（应为元世祖）之西征，回部附之，屡从征伐。
有哈勒者，尝从太祖征西夏部落，屡战克捷，以军功封折冲将军。
自是族属东徙，世仕元代，是为翦氏先世东徙之始。
明兴，其裔八十，佐明太祖征伐。
八十勇武有韬略，屡著战功，太祖嘉之，以其翦除寇盗，赐之姓曰翦，更其名八十曰八士，是为翦氏得姓之始。
洪武五年，太祖封八士为荆襄都督、镇南定国将军，加太子太保衔，命其镇守辰常一带。
是年，湖广辰州四十九洞及九溪卫、水坪、散毛、菉溪等蛮夷，连结作乱，侵掠旁郡。
八士奉旨讨之，凡克四十八洞。
后又攻铜鼓、五开、曹滴、腾浪、笃美、洪州、古州等蛮，平之。
洪武十四年五月，武溪蛮复叛，八士又奉旨进讨。
诸蛮望见‘翦’字旌旗，皆窜逃无迹。
自是诸蛮慑服而五溪以安。
洪武十六年，论平蛮功，晋封八士为太子太傅，诰授光禄大夫。
洪武二十二年，卒于军，奉旨敕葬常德关外黄龙冈。
是为翦氏南迁湖广之始。
八士有子曰拜著，原任荆襄都督府总兵，自幼随父征讨，习于攻战。
八士卒，拜著袭其官。
洪武十八年夏四月，奉旨讨五开、曹滴诸洞蛮，平之。
洪武二十二年，又奉旨进讨云贵诸蛮，屡奏虏功。
论功晋封靖边将军，加太子太傅衔，诰授光禄大夫。
其后亦卒于军。
奉旨仍葬常德东关外黄龙冈。
朝廷以八士父子，平蛮有功；又念其同死边疆，乃命子孙世袭常德卫正指挥使。
仍率‘翦旗营’营兵，屯田常德桃源，戍守武陵。
并敕建‘建功楼’于桃源陬市屯戍之地，以昭忠烈。
拜著生二子，长曰常蒲，次曰常黎。
拜著卒，常蒲袭职为常德卫正指挥使，常蒲旋辞官北归西域回部。
八士之副将，亦多随从回籍。
惟常黎乐常桃山水，遂家焉。
自是翦氏之族，或在夷狄，或在中国，而常黎者，实为湖广翦氏之始祖。
常黎生原狄，原狄生成，成生祥，祥生锭，仍世袭常德卫正指挥使。
锭生柯，改授洞庭守备。
自常黎以后五世诰敕盈馆，棨戟临门，赫然为世禄之家。
以后失其官爵，遂为黎庶。
自前明迄今，子孙繁衍。
分居湖广、广西等地，或力田为农，或服贾为商，皆聚族而居。
尊奉回教。
虽亦渐习汉人文书，然至今不与汉人通婚姻。
至其勇敢好斗，则犹有先人之遗风焉。
” 据《翦氏族谱》和《常德府志》记载，湖南维吾尔族的祖籍原本不在湘楚之地，而是源于元朝时我国西域的高昌王国，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吐鲁番、哈密一带。
哈勒将军，哈密人，是当时高昌王国一名英勇善战的名将，是湖南维吾尔族的祖先。
公元12世纪，高昌国臣属于西辽的统治之下，在政治上没有自主权利，经济上负担沉重，尤其让维吾尔人无法忍受的是，西辽对这个民族的强迫性同化，他们被要求穿戴契丹人的服饰，禁止从事自己民族的宗教活动，有大批的阿訇被屠杀，引起了高昌维吾尔人的强烈不满。
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当时身为高昌都督的哈勒将军，在杀死了西辽派在高昌的监国之后，归顺了当时势力强大的元太祖成吉思汗。
在这以后，帮助元朝讨伐西域、灭西夏、灭金、灭宋，成为成吉思汗统帅下一支伊斯兰军队的首领，由于哈勒的军队勇武善战，屡战屡捷，深受成吉思汗赏评，被封为折冲将军，哈勒的后代便世袭在元代做官。
哈勒的后裔们在世袭了两个世纪的元朝官位之后，历史又让他们面对了重新洗牌的命运，这一次，历史的狂风将他们从新疆吹送到了北京。
公元14世纪中叶，元朝灭亡，明朝兴旺，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启用了从前元朝的部分文武官员，哈勒将军的后裔哈勒·八十被封为燕京都（今天的北京）的总兵，又成为了朱元璋开疆扩土的先锋。
明太祖朱元璋在启用元朝旧将的同时，又惧怕他们暗藏不服之心，所以对这些元朝旧将采取了分化拉拢的政策，哈勒·八十跟随明朝的将领李文忠、徐达、常遇春等人征战，屡立战功。
明朝洪武四年（1372年）朱元璋为了嘉奖哈勒·八十，因为他翦除敌对势力开疆扩土有功，所以在一次庆功大会上亲自赐姓“翦”给哈勒·八十，并将哈勒·八十的“八十”改为“八士” 从那以后，哈勒家族的姓氏就变成了“翦”姓，朱元璋处于嘉奖和怀柔的考虑，还把自己的义女吐叶公主赐给了哈勒·八士为妻。
朱元璋在褒奖哈勒·八士的功绩的同时，还十分担心他反戈一击重新投靠元朝蒙古人残余势力，于是想到了将其调往南方的办法，这样，不但可以割断哈勒·八士与蒙古人的历史关系，又可以借用哈勒·八士的实力平定当时南方一带少数民族的不停暴乱，实现其“以夷治夷”的怀柔政策。
明洪武五年（1373年），朱元璋封哈勒·八士荆襄都督府都督，晋封为镇南定国将军，加太子太保衔，镇守湖南广东一带。
这就是湖南维吾尔族定居桃源的开始，历史的又一场狂风，将新疆的维吾尔族从燕京吹送到了湖南…… 湖南桃源县成为维吾尔族的第二故乡。
相关图片： 始祖哈勒·八士陵墓 到了哈勒·八士先后结识了回族将领常遇春、蓝玉、沐英、胡大海和朱元璋的把兄弟徐达。
随后就加入了反元兴明的行列，随徐达、李文忠等攻大同、取应昌府等；诛杀了元军的守将脱列伯、孔兴，为朱元璋兴明建立了功勋。
朱元璋封哈勒·八士为镇南定国将军，视八士翦除敌对势力有功，亲赐姓：翦，更名：八十，为：八士，赐义女吐叶公主（邓愈之女）与八士为妻，即后来的朱氏夫人。
洪武五年至十八年，哈勒·八士受封为荆襄都督，屯兵辰常一带，是朝廷派驻的最高军事长官。
所以，我们称哈勒·八士为始祖才对。
湖南维吾尔族所佩戴的帽子有图案，而非回族白色帽子。
维吾尔族的传统服饰色泽艳丽、五彩缤纷。
如果有机会去新疆，一定会感受到维吾尔族独特的风俗和服饰文化魅力。
在维吾尔族的服饰中，帽子及头饰尤为突出、种类繁多、最具特色。
维吾尔族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戴帽子，在那里，帽子不仅仅是装饰和保护品，更重要的是帽子是维吾尔族民族习俗礼仪中的特色，是他们社交、探亲、访友以及节日聚会等场合的必需品。
维吾尔族帽子的分类 维吾尔族的传统帽子主要分为皮帽和花帽两种。
其中，花帽极富民族特色，可以称之为维吾尔族装饰艺术的结晶，也是维吾尔族服饰的最显著的特征；皮帽主要用于低档风寒，由青年男子配戴，皮帽多用羊皮制作，也有狐皮、狸皮、兔皮、旱獭皮、海獭皮、貂皮等。
其子孙墓碑排位 维吾尔族的花帽 维吾尔族花帽的种类很多，这是维吾尔族人特有的一种帽子，大致分男、女两类，男子的花帽呈长方体，有四个角，布面上绣有叶形、弓形花纹，颜色分为蓝、白、绿三种，色彩、样式都相对简单；女性的花帽色彩丰富，红的、黄的、粉的、紫的……丝绒面上还会用彩线坠着各色的珠子和亮片，闪闪发光。
维吾尔族花帽很久以前象征权力和荣誉，帽子上的花纹越美，主人的地位就越高，那时候，国王和皇族的帽子上都镶满了奇珍异宝。
后来，随着新疆各小国的相继灭亡，花帽就不再象征人的地位，而逐渐转为民间装饰品。
但是，每逢维吾尔族的节日庆典仍然离不开花帽。
二.分布： 主要居住在湖南省桃源县枫树乡与青林乡。
其始祖哈八士来自新疆哈密的石桥河，因帮助明王朝驱剿南方的外族入侵有功，被明太祖钦赐“翦”姓，封镇南将军，奉命驻守常德，后人也就此安居下来，成为中国维吾尔族的第二故乡。
维族村里的维族风情极浓，每年的开斋、古尔邦和圣纪三大节日时前往，最有意思的是，谁人能想到，在远距新疆数千公里的内地，竟也能领略到纯正维族人的生活习俗。
其余翦姓都是由此移居出去。
今北京市，剪市、陬市，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南省临颍县张庄，台湾省台北县、高雄市左营区，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等地，均有翦氏族人分布。
三.郡望： 仍率‘翦旗营’营兵，屯田常德桃源，戍守武陵。
并敕建‘建功楼’于桃源陬市屯戍之地，以昭忠烈。
拜著生二子，长曰常蒲，次曰常黎。
拜著卒，常蒲袭职为常德卫正指挥使，常蒲旋辞官北归西域回部。
八士之副将，亦多随从回籍。
惟常黎乐常桃山水，遂家焉。
自是翦氏之族，或在夷狄，或在中国，而常黎者，实为湖广翦氏之始祖。
常黎生原狄，原狄生成，成生祥，祥生锭，仍世袭常德卫正指挥使。
锭生柯，改授洞庭守备。
自常黎以后五世诰敕盈馆，棨戟临门，赫然为世禄之家。
以后失其官爵，遂为黎庶。
自前明迄今，子孙繁衍。
分居湖广、广西等地，或力田为农，或服贾为商，皆聚族而居。
尊奉回教。
虽亦渐习汉人文书，然至今不与汉人通婚姻。
至其勇敢好斗，则犹有先人之遗风焉。
” 四.名人 翦伯赞：湖南桃源人。
维吾尔族。
早年赴美留学研究经济，1926年回国后，投身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研究历史，1929年后参与覃振等的反蒋活动。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发起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后任《中苏文化》副总编，从事统战工作。
并撰写《中国史纲》。
解放战争时期，在南京、上海和香港从事统战和宣传工作。
建国后，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曾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
1968年12月逝世。
著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要》、《历史问题论丛》。
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杰出的教育家，国学大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翦伯赞投身北伐战争。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历史。
“九一八事变”后，特别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翦伯赞写了大量的著作，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的方针，揭露批判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阴谋和分裂倒退活动。
1940年起，翦伯赞长期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重庆从事统一战线和理论宣传工作，进行抗战斗争。
在这艰苦的岁月中，翦伯赞以极大的努力完成了《中国史纲》第一、二卷和《中国史论集》第一、二辑等上百万字的重要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在中国的奠定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翦伯赞按照周恩来同志的部署，在南京、上海和香港继续进行统战和宣传工作，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热情支持各地蓬勃发展的爱国民主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翦伯赞在统一战线、民族团结、理论宣传和教育事业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后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和历史系主任，历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翦伯赞协同郭沫若、范文澜等，筹建了中国史学会，开展史学研究和史料编撰工作。
翦伯赞宣传马列主义和思想，努力改造旧史学，建立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新史学。
他发表的《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及有关《红楼梦》研究、历史名人评价等论文，都是为阐述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的论述而写的。
他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宣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批判抵制了唯心史观和虚夸学风。
他认真执行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鼓励史学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改造世界观，提倡老专家要认真带徒弟，青年要虚心向老专家学习，做到尊师爱生，互学互助。
他在主编大学文科教材《中国史纲要》时，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孜孜不倦。
文化大革命中，翦伯赞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名义被打倒、被迫害，遂与妻子一起自杀而死。
1978年8月，亲自批示：“我认为应予昭雪”，翦伯赞的十年沉冤始获彻底平反昭雪。
翦伯赞是我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研究中国历史的老一代史学家之一，为在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他的著作共达四百多万字，是他一生献身于革命、献身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珍贵成果。
翦天聪：(公元1921～今)，维吾尔族；湖南桃源人。
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机械系。
华中理工大学教授。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名誉副主席，湖北省电机工程学会理事兼汽轮机专委会主任，武汉市电机工程学会副理事长。
历任火电教研室主任、气动热力学研究室主任等。
全国高等学校(电)教学委员会委员兼汽轮机组副组长，《汽轮机技术》杂志顾问及武汉汽轮机厂(长江动力公司)高级顾问等。
1980年任湖北省第四届政协委员。
1983年先后任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副主任。
1986年先后任湖北省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一、二、三届省委会主委，任全国第七、八届政协常委会委员，湖北省第六。
七届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第十、十一届副主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湖北省、武汉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及名誉副会长等。
著有《汽轮机调节动力学》、《汽轮机原理》、汽轮机最优经济运行》、《内燃机调节》及《内燃机制造工艺》等。
其中全国高校通用教材《汽轮机原理》一书获能源部优秀教材二等奖。
另撰写科技论文三十余篇，其中《具有定常气压要求的余能利用透平联系调节系统》一文被选为出席第一届国际动力学会议论文。
主持的青山热电厂7号汽轮发电机组功频电波调节系统研究课题，产品投运效果良好，获湖北省科研成果奖。
1988年随全国政协代表团赴非洲喀麦隆等三国访问。
翦冰清：(公元1942～今)，维吾尔族；湖南桃源人。
著名中共地方党务、教育工作者。
1966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邵阳市隆回县四中从事教育工作。
1970年开始从政，担任过乡党委书记、乡长、县委办秘书组长、副主任、主任、县委常委等职。
1983年调任邵阳行署副专员。
1985年开始，先后任邵阳地委副书记、邵阳市委副书记、益阳地委副书记、益阳市委副书记，曾任益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在地、市工作期间，主管、分管过党群政法、科技教育、意识形态、统一战线、农村农业和办公室工作。
在工作中，思想解放，勇于开拓，求真务实，管理严格，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较大成绩。
1979年被隆回县委、县政府授予模范干部称号，l994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
工作之余，结合实践撰写了三十余篇关于干部工作、工会、共青团工作、秘书工作和办公室管理工作等方面的理论探索和经验性文章，其中二十余篇发表在省级以上报刊上，多篇获得省级优秀论文奖和一等奖。
翦 安：(公元1949～今)，女，维吾尔族；湖南桃源人。
著名图书馆学专家。
副研究馆员。
中国民主进步会会员。
1987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自考)。
现任天津市图书馆典藏部主任，天津市政协委员。
从事图书管理工作多年，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事业心及良好的业务素质和管理能力。
任天津市图书馆典藏部主任以来，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加强队伍建设，完善内部管理，扎扎实实开展各项工作，为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作为天津市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切实反映社情民意，认真履行监督职责，较好地发挥了政协委员的作用。
个人1991年获天津市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
编辑出版《<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天津社科院出版社1999)；发表论文仪馆藏馆旧平(精)装中文书看我国近代书籍的变革和发展》、《中国图书馆专业名词溯源》、《陶湘和他的涉园藏书》、《盐商对天津文化的贡献》、《天津查氏主要人物事迹考录》、《关于<水西庄记>的来龙去脉》、《查礼事迹编年》等
古代丝绸之路形成发展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史上横贯欧亚的贸易交通线国是丝绸的故乡，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
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就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此后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沿用至今。
张骞通西域后，正式开通了这条从中国通往欧、非大陆的陆路通道。
这条道路，由西汉都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然后分为两条路线：一条由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过莎车，西逾葱岭，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jiān，今埃及亚历山大，公元前30年为罗马帝国吞并），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
另一条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葱岭，过大宛，至康居、奄蔡（西汉时游牧于康居西北即成海、里海北部草原，东汉时属康居）。
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海上交通的路线。
中国的丝绸除通过横贯大陆的陆上交通线大量输往中亚、西亚和非洲、欧洲国家外，也通过海上交通线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国。
因此，在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横贯东西的陆上交通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后，有的学者又进而加以引申，称东西方的海上交通路线为海上丝绸之路。
后来，中国著名的陶瓷，也经由这条海上交通路线销往各国，西方的香药也通过这条路线输入中国，一些学者因此也称这条海上交通路线为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汉武帝之时。
从中国出发，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
与此同时，还有一条由中国向东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它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次要的地位。
关于汉代丝绸之路的南海航线，《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派遣的使者和应募的商人出海贸易的航程说：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或徐闻（今属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乘船出海，顺中南半岛东岸南行，经五个月抵达湄公河三角洲的都元（今越南南部的迪石）。
复沿中南半岛的西岸北行，经四个月航抵湄南河口的邑卢（今泰国之佛统）。
自此南下沿马来半岛东岸，经二十余日驶抵湛离（今泰国之巴蜀），在此弃船登岸，横越地峡，步行十余日，抵达夫首都卢（今缅甸之丹那沙林）。
再登船向西航行于印度洋，经两个多月到达黄支国（今印度东南海岸之康契普腊姆）。
回国时，由黄支南下至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然后向东直航，经八个月驶抵马六甲海峡，泊于皮宗（今新加坡西面之皮散岛），最后再航行两个多月，由皮宗驶达日南郡的象林县境（治所在今越南维川县南的茶荞）。
丝绸之路是个形象而且贴切的名字。
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
近年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的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中国的丝织品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
因此，多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想给这条道路起另外一个名字，如“玉之路”、“宝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 但是，都只能反映丝绸之路的某个局部，而终究不能取代“丝绸之路”这个名字。
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
它东面的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
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
北道西行，经渠犁(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
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
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宛(今费尔干纳)。
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的犁靬(又作黎轩，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
另外一条道路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今巴基斯坦达丽尔)，经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乌弋山离(今锡斯坦)，西南行至条支(在今波斯湾头)。
如果从罽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
这是自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换句话说，狭义的丝绸之路指的就是上述这条道路。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和政治、宗教形势的演变，不断有一些新的道路被开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变化，甚至废弃。
比如敦煌、罗布泊之间的白龙堆，是一片经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
当东汉初年打败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迁，而中原王朝牢固地占领了伊吾(今哈密)以后，开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
从伊吾经高昌(今吐鲁番)、焉耆到龟兹，就和原来的丝路北道会合了。
南北朝时期， 中国南北方处于对立的状态，而北方的东部与西部也时分时合。
在这样的形势下，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与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长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龙涸(今松潘)，经青海湖畔的吐谷浑都城，西经柴达木盆地到敦煌，与丝路干道合; 或更向西越过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地区，与丝路南道合，这条道被称作“吐谷浑道”或“河南道”，今天人们也叫它作“青海道”。
还有从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叶(今托克马克附近)，进入中亚地区。
这条道路后来也被称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最为兴盛。
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外，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就开通了从广东到印度去的航道。
宋代以后， 随着中国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
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也这么说吧： 丝绸之路，指西汉（前202年-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从长安（今西安）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信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
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
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广义的丝绸之路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
除了上述的路线之外，还包括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在明末发挥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与西北丝绸之路同时出现，在元末取代西北丝绸之路成为路上交流信道的南方丝绸之路等等。
丝绸之路（德语：die Seidenstrasse）一词最早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77年出版的《中国》，有时也简称为丝路。
虽然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
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
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
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最为有名的要算班超再次通西域和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
他们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
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广义上丝路的东段已经到达了韩国、日本，西段至法国、荷兰。
通过海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海道交通大动脉。
自汉朝开始，中国与马来半岛就经有接触，尤其是唐代之后，来往更加密切，作为往来的途径，最方便的当然是航海，而中西贸易也利用此航道作交易之道，这就是我们称为的海上丝绸之路。
隋唐时，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
隋唐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
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在隋唐以前，即公元6～7世纪，它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
但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
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
到唐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的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时，我国东南沿海有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路，叫作“广州通海夷道”，这便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
当时通过这条通道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回输入的主要是香料、花草等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
到明初郑和下西洋，把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巅峰状态。
郑和之后的明清两代，随着海禁政策实施，我国航海业的衰败，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随着愈来愈严厉的海禁而逐渐消亡了。
海上通道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是丝绸，所以大家都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丝绸之路。
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人们也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
同时，还由于输入的商品历来主要是香料，因此也把它称作“海上香料之路”。
民族和民俗有什么关系
最近我在调研中，了解到一些干部群众分不清宗教与民族习惯的区别。
譬如，封斋、作乃玛孜拜）原本属于伊斯兰教的功课，但有人说是民族风俗习惯。
对于年轻人留大胡子、妇女蒙面纱，有人说是民族风俗习惯，有人说是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甚至有人说不留胡须、不蒙面纱就不是穆斯林。
以上问题在社会上议论纷纷，认识也不统一，也带来了不稳定。
显然，对这些问题分清是非，统一认识，很有必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与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宗教与民族不能等同。
一个民族的人们可以信仰不同的宗教，例如汉族中有信仰佛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的人，也有不信教的人；同一种宗教可以被不同的民族所信仰，例如伊斯兰教在中国就有10个民族的所信仰。
因而，宗教不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宗教不同于民族风俗习惯，党和国家对宗教和民族风俗习惯的法律政策也不同。
对于宗教，党和国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公民信仰宗教的合法权益；对于民族风俗习惯，党和国家的法律政策是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各民族有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
在宗教工作方面，有《宗教事务条例》等法规政策；在民族工作方面，有《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政策和共同团结进步，共同发展繁荣的主题。
一般来讲，民族风俗习惯是由自然环境、历史条件、经济发展等因素造成的，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
随着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经济发展的变化，民族风俗习惯也有所不同。
而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信徒的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有规范作用。
对于一般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来说，封斋、做乃玛孜属于宗教功课，履行宗教功课是穆斯林的基本职责。
当然，随着生活现代化、世俗化的发展，也有很多穆斯林不再履行这些功课，有的认为只要内心信仰就可以了。
据维吾尔族老人讲，哈密历史上从来没有年轻人留大胡子的习俗，只有老年人留大胡子。
而老年人留大胡子也只有当了爷爷才留。
哈密维吾尔族妇女历史上也没有蒙面纱的习俗，只有穿裙子的习俗。
哈密宗教人士也讲，哈密维吾尔族所信仰的伊斯兰教逊尼派哈乃斐学派属于温和派。
在伊斯兰教中，留大胡子属于圣行，年轻人可留可不留。
同时，伊斯兰教只讲妇女要遮住羞体，而面部不属于羞体。
可见，年轻人留大胡子和妇女蒙面纱既不属于哈密维吾尔族的风俗习惯，也不属于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
所谓不留大胡子、不蒙面纱就不是穆斯林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中西方美学的差异
中西方美差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本质差异就是其各自的社会背宗教、哲文化以及民族间的具体差异。
西方美术在其宗教的感化下更习惯与反思并进行思维的操作；而中国的美术历史由于受到中国几千年封建体制社会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关注过更多的自然造化的根本规律。
就“观念”来说。
中国人向来感性，向来善于寄托情怀，中国画是按照中国人特有的表现形态发展而来的。
中国古人写诗大都抒发感受情趣，文化系统也离不开情感，很少有物质独立的东西。
山水风景画占大部分，比如说表现一条河一丛花草一只动物都会有意无意中透漏出人的情怀，一幅中国画里面贯穿的始终是发自人内心的感受，非常注重对生活的描绘。
而西画的观念总是脱离不了“科学”，理智的思维表现出同样理智清晰的画面，它们无须着重反映人的情感，房子就是房子,人就是人,强调解剖看重形体关心一些可能存在的物理变化，西方艺术着重表现人体，女人体更能表现绘画艺术上的最高境界，西方艺术家认为人体曲线是自然界最优美、最自然的、美是生命的象征，不是其他任何物体能及的。
这种观念上的差异长此以往影响着中西绘画的总体。
从中西观念上虽然谈已经涉及到了“意境”和“趣味”的问题，但是从他们在绘画上的表现形式来看，中国画偏重“写意”西方的趣味在于“写实”。
中国画把意境作为第一位，画面上呈现的不是一部分物质而是整个人性化的意境。
而西方却觉的描绘物质的构成渊源更有趣味，他们认为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