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孔子事迹学习后的心得体会
二千五百年前,来自泰山山脉的北风吹动着一位倚仗凝思的老人的衣角,但风中这位鲁国的国公依旧一丝不苟,这种庄严在风动的夕阳中与相邻的泰山辉映在一起,多少个斗转星移后迎送着一个个朝阳.他就是万世师表,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每一位伟人的诞生,都伴随着天将降大任前的磨砺与洗礼.孔子的一生无疑是一次人世间的苦行.他出身于曾经的贵族,却必须面对家族没落的现实,他创造了以仁为本的思想,却要应对尔虞我诈的世事.年少的贫困病未泯灭他远大的志向,中年的挫折未曾动摇他那不去的斗志,晚年的离丧没能阻挡他思想的升华!他三十而立办教育,开私塾,使贫困人民得以走进知识的殿堂,他“有教无类”的教学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知识传播突破了出生,阶级的鸿沟,他“因材施教”的理念是知识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使知识走进民间,面向大众.是他让中华民族成为了“全民有知”的民族,他这个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壮举,是我们的民族的知识水平远远超越了当时任何以出生决定知识走向的民族,为中华民族若干年后各个盛世的腾飞积蓄了雄厚的知识力量.这位慈祥的老人,不仅告诉他的学生以及他身后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学习知识的目的,同时也交给了世人学习的方法.大的方面能够治国经世,小的方面可以净口修身,他教化世人用“义”和“礼”来阐述“仁”的思想,用“智”和“信”来传播“仁”的观念.学习方法上要“温故知新”,要“举一反三”,在细微处体现出伟人不朽的智慧光辉!不朽的思想总是与时俱进,孔子这位鲁国的老人,这位为教育的实施,为正气的传播,为治国方略的施展而努力奋斗的伟大先哲,他的思想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焕发着着耀眼的光芒,同时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含义.当今的世界“文明的冲突”随处可见,局部的战火弥漫着硝烟,纷乱的动荡使生灵涂炭.我国国内因社会转型而带来的问题亦急需解决.当今的时代最需要什么?需要“和谐”!而孔子的理想不正是贫富平均.重视民生的个守本分的和谐社会吗?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与我国现阶段追求的缩小贫富差距,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又是何等的契合!二千五百多年的时光弹指一挥,孔子的思想却永立东方,并已走向世界!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孔子,为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伟人
对孔子孟子思想的认识和体会
●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
孔子之时，仁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孔子仁爱思想内涵丰富，并为后世历代继承和发扬。
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
孔子之时，仁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孔子在许多具体场合都谈论过仁，学者们的研究也证明“仁”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在孔子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并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按照孔子“仁者爱人”的说法，仁的基本含义应该落实到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上面，具体地说，应该承认人的存在，尊重人的人格，具有明确的人化意识和行为。
孔子“仁”的思想强调人伦义务，希望人人尽伦尽职。
这样，在为人处世方面就应该努力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以“爱人”解释仁，作为仁德的根本标志，他不仅希望以“仁爱”精神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以“仁爱”原则来治国安邦。
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做到仁、具有仁爱之心，上下、长幼、尊卑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孔子思想自然是基于对那时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的仁爱思想也是如此。
孔子所思考的是社会如何安定，是怎样使政治清明，因而在政治的层面上，孔子的仁爱思想便十分自然地推衍出了仁政德治的思想，从而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论体系，以仁来统摄诸德，强调仁在智、仁、勇等重要德行之中的中心地位，把恭敬、慈惠、诚信、宽厚、敏捷等德行作为实现仁德的标志。
孔子以后的几位思想家孟子、墨子和荀子都对仁学有重要发展。
尤其是孟子将孔子的仁爱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影响后世极大。
孟子把“恻隐之心”看成“仁之端”。
孟子看到了人生具有的良知、良能，看到了人所共有的怜悯、同情之心，进而把仁看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依据，因而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有道德的人就是保存了先天的仁德的人，具备了仁德，才能以仁爱之心处世待人。
在将仁爱思想建立成为人性论的依据之后，孟子又将仁爱精神推而及于政治，从而产生了他的仁政学说。
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便是孟子的仁政论。
在他看来，仁与不仁应当作为施政的根本。
行仁政者得天下，失仁政者失天下，这是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了的。
不仁者而得邦国尚有可能，“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要统一天下，得到天下人民的拥护，不施仁政是绝对做不到的。
二秦汉以后，孔、孟的仁学思想不仅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还在后世的实践和阐发下继续得到了发展。
秦由暴政而亡的教训，给了汉初统治者们带来太多的思考。
当战争的烟尘散尽后，汉初政治家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陆贾因此撰成《新语》，认为秦“用刑太急”，不知教化，是导致强秦速灭的重要原因。
贾谊在《过秦论》中的话更是切中了要害，这便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对汉初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面对极度凋弊、百业俱废的严峻现实，汉初的统治者不得不取用“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他们看到了儒学“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特征，于是，当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儒家思想，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社会伦理纲常。
汉统治者取用儒学却不是专用儒学，他们也离不开其他各家的一些主张，如法家的“尊君抑臣”思想就倍受汉武帝的欢迎。
汉朝学术是一种综合学术，那时的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儒、法杂糅，仁义与法刑并列。
这表现在汉朝的施政方针上，则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刑德并用”。
西汉的“中兴之主”宣帝就表白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汉武帝便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虽然他们内里多欲，但为了江山的长治久安，仍然要压抑自己，行王道，主德治，施仁义。
儒家的仁义主张总是在与政治上的强力抗争着。
秦汉时期，现实政治生活中民本思想的提倡以及政治批评的活跃，总是生动地体现着仁学的精神。
汉代，从贾谊的政论、董仲舒的抑兼并、废奴婢、除专杀之威、不与民争利的政治主张，到夏侯胜、贡禹、鲍宣对暴政的揭露与抨击，无不贯穿着仁学精神。
东汉后期，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玄学产生，佛教、道教流行。
玄学盛行之际，“名教”被批判，周公、孔子遭轻薄。
例如，东汉末年的曹操曾因“后生者不见有仁义礼让之风”而伤神，但他却认为“承平尚德治，乱世赏功能”，故下《举贤勿拘品行令》，宣称可以任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
玄学家也有人认为儒家的伦常合乎人性自然而加以肯定，说“夫仁义者，人之性也”，这不是对儒家“名教”的调和，便是用道家的理论为儒家思想作论证。
魏晋隋唐长期的儒、佛、道“三教”争斗时期，儒家的仁学甚至沦落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宋明时期，理学兴起，仁学终于走出了危机。
孔孟道统取得了独尊地位，以仁为核心与实质的伦理本体建立起来。
理学家集从前仁学之大成并有重大发展，他们以仁为理、为太极，将仁的实质归结为“天地生物之心”，使仁的思想更加丰富，恢复了仁学的目的论精神，仁学也真正成为一种时代精神。
在此背景下，王安石乐做“亲民之官”，立志改革；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倡导革新；张载立志“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更多的人在反对权奸或者挽救民族危亡的关头表现出高风亮节，视死如归，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正气歌”。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更心系“万民之忧乐”，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为理学时代的仁学做了极好的总结。
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谭嗣同的《仁学》、康有为的《大同书》是批判继承发展仁学的代表，体现了仁学在近代的新变化、新面貌。
前者以仁作为冲决罗网的动力，他提出“民本君末”、“君权民授”，提倡仁说，谓“仁以通为第一义”；后者以仁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基础，看起来它吸收了民主、自由、人权等资产阶级思想，与孔孟仁学有“实质”区别，但其深层核心处却依然体现了孔孟仁学的价值标准。
三孔子仁学思想内含丰富，并为后世历代继承和发扬。
考察这样的历程，我们不难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认识。
首先，后世学者认为孔子思想中包含仁礼矛盾的看法是不全面的。
我们研究孔子的思想，认为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最初，孔子所关注较多的是礼，他所念念于怀的是如何以周代礼乐重整社会。
但事与愿违，孔子到处碰壁，他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礼”之不行的深层原因，便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仁”，议论仁与礼的关系，孔子的仁学思想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和完善。
全面地看，不难发现孔子的仁学是为其“礼”的思想服务的。
礼的思想有其秩序性的内核，体现了他对社会稳定的关注。
那种将“礼”与后世所谓“礼教”简单等同起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至于后世的“名教”、“名分”乃至“三纲五常”，则是后儒片面强调礼，将礼绝对化的产物，与孔子礼的主张已经有所区别。
孔子的仁学服务于礼，却代表了人道精神、道德精神、群体精神等等，今天仍然值得大力提倡。
第二，在长期的封建时代，孔子的仁学对政治的清明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仁学反映着时代，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
长期以来，在仁学精神的培育下，中华民族逐渐养成了许许多多的优良传统，如修养完善自身道德，持守“为政以德”；为政顺应民心，与民同忧共乐；爱惜民力，轻徭薄赋以养民。
事实证明，仁风昌行时期，总是政治相对清明，官吏相对清廉；暴行大作之时，往往贪敛之风盛行，社会动荡不安。
第三，孔子的仁学思想造就了中国人民注重亲情伦理的特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富有了浓厚的感情色彩。
在新出土的竹简中，“仁”字从身从心。
《孟子》记告子之言曰：“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也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可见，仁突出了人的内在因素即思想观念的特征，是人的真善美道德属性的表达。
有仁的思想品质，才会有义的行为，故曰“仁者，义之本也”，正义的行为准则是与仁相伴的。
中国古代重孝，孔子曾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尽孝道，更不会有什么良心善行。
有了孝行，才有人与人之间的谦让与诚信，才会有当政者的“养民也惠，使民也义”。
所以，汉代倡导“以孝治天下”；北魏孝文帝说“《孝经》一卷，人行之本”；隋文帝说“《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
上行下效，孝是一切伦理的根本，由此推广开来，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便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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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
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
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
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
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
可以试试点。
” ——（一）毛主席是一个教书匠，在乡村学堂里教文化，在工农学堂里讲斗争，在红军学堂里谈兵法，在本世纪革命的熔炉中说马列主义。
所以，他死了，人们给他两个头衔，领袖和导师。
其实，更重要的是导师，英文叫 teacher，这个意思最贴切，符合他的一生。
（二）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伟大的人物也是教书匠出身，他就是孔子。
孔子讲中庸，实际是说人性是有限的，要在自然和社会中把握好这个限度，不能漫无目的地扩张自己的欲望。
所以，他尚古，推崇三皇五帝，盛赞周朝的文治。
克己复礼，就是要有自知之明，要晓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把别人当傻瓜，通过彼此的理智相互制约，以恢复传统的文明。
那么，传统的文明对哪一部分人有利
人在了解了自我和他人之后就无所作为了吗
我们可不可能在摒弃了兽欲的那部分以后超越现有的局限呢
孔子没有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也不能要求他回答这些问题。
但毕竟他的教诲带来了四朝盛世，影响了前面二千年的中国历史。
（三）毛主席是批儒的，要打倒孔老二。
但是他的意思和“五·四”时期的砸烂孔家店似有区别。
他重视读书、研究和身体力行，要求人们从古典的文化中吸取民主和积极的成分，而不是砸烂孔家店之后的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
他批儒，是就着批林还有批宋江，矛头的指向是人们革命之后停滞不前的思想和革命的途中因为局部胜利而产生的向旧体制投降招安的心理。
所以，他也重视法家。
法也是来自于儒的东西，但是发展了儒的不足的一面，更适合推动人们进取，改“常道”为“变道”，讲求变通，注重现实，相对地关心了普通平民的利益。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回答了孔子没有回答的问题。
（四）从儒法而言，毛主席是法家，而且发展了法家。
这个法，就是强调在尊重传统积极方面的基础上创新。
在毛主席那里，创新是第一位的。
孔子更多的是回顾，毛主席则是前瞻。
回顾的依据是历史，而前瞻的依据却是现实。
什么样的现实呢
工农群众经过流血牺牲掌握了政权，但是却还没有能力很好地使用。
一方面是不能全盘继承封资修的那套（即使要继承也有漫长的学习过程和消化提炼过程），另一方面自己仍然一无所有。
为了既不复辟，也不陷落进背叛牺牲者和出卖广大人民的利益的修正主义泥潭，我们只有创新。
马列主义的课本用不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已经早不是那回事情了，那么，我们只有靠自己辟山开路。
这个危险很大，弄不好头破血流，粉身碎骨。
但是，即使这辈子完了，子孙后代却至少有了经验，可以少走弯路。
毛主席不是看不到失败，而是飞蛾扑灯，用他自己的失败为我们提供教训，以坚定后人创新的信心。
总之，创新是根本的，只要创新，就是胜利，原则上的胜利。
如果我们不承认这点，非但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不如资产阶级革命家，就连在孔老夫子面前也要汗颜，因为，我们在未来的二千年中可能超不过他，还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五）所以，毛主席六四年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不只是一个教育工作的问题，而是价值观的问题。
如今，他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他交给人民的答卷未必也是二十题都答了，也许就是十题，但这十题不仅答得好，而且答得很好。
依据革命者的创新标准，我们的判分也是一百分，足足的一百分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要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
”——（一）毛主席在第一段语录中强调了“一事无成”，也就是说“成事”和“不成事”是衡量知识和知识分子价值的一把尺。
可是有人说了，“这是实用主义”。
那么，我们就要问，你关心什么呢
他说是“求真”。
他认为求真本身就是极大的乐趣，这是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
可是不求知识的实际意义，这个“真”的标准从何而言
老师的判断
同伙小圈子的判断
逻辑的判断
神明的判断
也许“求真者”根本不关心这些判断以外的什么东西，也根本不关心这些判断本身的真伪。
可是他怎么就能做到这些呢
你看他一日三餐有人伺候，衣食住行有人提供，“求真”之余，女人可以拿来用作泄欲的工具，走在街上人们向他脱帽行礼，站在讲台前道貌岸然……你看他一年土，两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你看他日本鬼子进庄了忙着就当翻译官，资本家剥削工人他在一旁上下拨弄算盘……你看他路过人粪肥田的土地就拿出一方手巾掩鼻，看见清洁工人过来就退避三尺怕脏了身上的洋装……但是，有时你也看得见他饿成皮包骨头了，面黄肌瘦地在大街上要饭，却也绝没想到自己去劳作、去耕耘，因为他从来是别人豢养的，现在丧了主子，心情沉重，四肢发软，浑身无力……再有一些也可以锹一抔土、弄一身泥的，甚至背一个旅行袋比小山还要高，今天西藏，明天黄河源头，流浪也好，探险也罢，但始终看不见人民，看不见土地，只有雪域佛国的精神世界和自己比宇宙还要深邃的孤独，孤独但不寂寞，寂寞也绝非无聊，或者孤独了与神在一起，寂寞了找娼妓陪伴，实在无聊还有酒肉朋友……至于面对女人提出的性要求，他却强调生理愉悦之外的细微享受，比如品位、格调等等，以掩饰自己因为吸收不良、闭塞视听、缺乏锻炼造成的的性无能……可是他们究竟“求”到了什么“真”呢
杨白劳被逼死，他就写“欠债必还，理所当然”；工人没日没夜地出卖劳动力，他就抛出“辛劳苦作，神圣天职”；出了官僚主义，他就山呼万岁；妇女无力反抗饱受凌辱的命运，他就大喊“无才是德”……他们把革命说成是“偶发事件”，对待人民建设的成就不是视而不见，就是观望、怀疑，甚至污蔑为“土法”、“乱来”、“没有章法”、“不讲科学”；革命胜利了，就躲到阴暗角落里祭祖、烧纸钱；革命失败了，就宣称“历史终结”、“天下一体”……主子弄出人面兽心的事来，他就做“易牙烹子”的典故；官逼民反，上了梁山，他就指骂“犯上作乱”；歌舞升平了，他就在一边大嚷“盛世修史”……还有就是养肥了，闲极无聊了，就弄起玄学、炼丹、炼金之类，或者治一治“后学”，消解一下“前学”，投壶掷币，所谓严谨得不得了的“乾嘉学风”……所以，这类知识虚假空洞，绝无半个“真”字可言；而这类知识分子，骨子里就是奴才、走狗、寄生虫。
说到实用主义，这些才是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因为，他们根本不在意求真，而是一门心思想着如何不劳不作，如何充当刽子手的帮凶，如何为统治阶层出谋划策，最终弄到一个可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位置。
马克思讲了，在他以前的哲学至多是解释世界，而从他开始就要改造世界。
毛主席关心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问题，也是为了要成一些事情，希望知识和知识分子可以改造腐朽的现实，不仅要加入，还要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这是什么
这是现实主义，根本不同于实用主义。
前者讲的是以我为中心的积极的人道，后者讲的是以他为中心的消极的奴道。
一个要改造环境，一个要做环境的奴隶，截然不同，南辕北辙
辨证唯物主义重视客观世界的决定性作用，却也不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客观世界决定着人们的思想意识，但人们的思想意识却要改变客观中的不合理。
这个目的用物质与意识的二元对立来解释，即使再加进辩证法也稍显牵强。
马克思的学问来自于旧的知识，而毛主席是马克思的学生，他尽管做了最大程度的努力发展，也还是未免受到局限。
因此，这个问题还不清楚，有待于深入研究。
（二）毛主席的话里，有时会有矛盾。
他一方面坚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一方面强调“人定胜天”，如果说这种思想只是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似乎很勉强。
但是，说毛主席是唯心主义，是唯意志论，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他与修正主义者一直不和，可以说完全敌对。
五十年代他说要和他们斗一万年，后来有人说情，他让出了两千年，但这以后不管怎么说都不让了。
也就是说，他要斗八千年。
但是完全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出发，去面临当今世界革命的错综复杂的问题，是不是要犯教条主义
完全依赖原有的革命成功的经验，去对待现实环境中变幻多端的斗争，是不是要犯经验主义
这令他很苦恼。
当然，那个时期，那一代革命家是绝不会想到抛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抛开列宁主义的经验去寻求别的什么受压迫者解放的道路的。
于是，毛主席读二十四史，搞批法斗儒，希望从自己熟悉的环境和有关的历史中寻找新的突破口。
于是，他暂且在马列主义的原始框架中言说真理。
当然，这样的处境是尴尬的，这样的言说也往往是前后矛盾的。
（三）第二段话中说到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一贯的。
在思想中，我们发现，毛主席总是尽最大努力去摆脱先人的樊笼，即使冒着哲学上来自两方面的矛盾冲突这样的危险，他也在所不惜。
只要有了新的内容，本质上起了变化，这就可以，别的留待以后再说。
关于“首创精神”，毛主席给了我们一把万能钥匙。
只要依靠群众，我们目前的无知状态会得到改善，即使马列主义的不足也会得到弥补。
在他以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来没有象他那样强调群众的力量，这里面有历史文化的原因，也有社会生活的因素。
孔子就说了，“礼失求诸野”，“野”就是民间，就是群众。
从我们的历史文化来看，这似乎是一种传统；而我们的社会生活，民众的作用基本一向是很大的，连统治者都意识到“水能载舟亦覆舟”的道理。
实际上，中国人讲“民众”更重视那个“众”字，也就是人民团结的力量，而不是单一的、个体的“民”。
这就比较客观。
孤立的“民”是弱小的，形成“众”的势力以后就非常强大。
所以，老百姓讲，“三个臭皮匠顶得一个诸葛亮”。
因此，毛主席的“首创精神”要从群众的团结来理解。
在他留下的十个答题和二十个未答题的面前，“首创精神”是一个重要启示。
也就是说，面临革命的新问题，面对马列主义的盲点，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要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有事情，问群众。
为什么群众具有“首创精神”呢
你看，是先有野医野药，还是先有《神农百草经》
是先有黄河民谣，还是先有《黄河大合唱》
是先有水浒梁山，还是先有苏维埃井冈山
毛主席在这里着重点出了“首创”二字，说明原始的、基本的知识都是来自于人民的，专业的、科学的工作只是作了总结和归纳。
所以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最多也是用从他们那里来的经过总结和归纳的思想发动群众，而不能悬自己于群众之上，自以为是。
林彪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从“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做兴，引出了“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就是混乱的，错误的，没有逻辑的。
因为不是群众离不开党，而是党离不开群众
过分强调党的作用，就会削弱我们的群众基础，继续滑下去就要脱离群众，走向反面。
为什么要有党
那是为了革命。
为什么要革命
那是为了人民当家做主。
所以，要“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这几句话本来是革命者的常识，毛主席为什么要当作大问题来提呢
就是因为有人在革命取得局部的、阶段性的胜利的时候，头脑发昏，忘记了群众。
（四）“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问题，有人很害怕，说是无法无天了。
那是因为他把自己的“法”看得太大，把群众的“法”看得太小，甚至没有。
你相信群众，就会相信他们的一切，包括“首创精神”，包括“法”；你不相信群众，就会害怕他们的一切，包括“首创精神”，包括“法”。
（五）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解决大问题。
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还有他，可以代替人民包办革命吗
共产党可以代替人民包办革命吗
如果我们认为可以，就简直连资产阶级都不如，因为资产阶级搞代议制，至少还要两党轮政呢。
从“人治”到“法治”是一大进步，但“法治”之后是否还有新的“人治”呢
一个是封建皇帝的“一人治”，一个是资产阶级豪门的“几人治”，难道永远就没有人民大众的“人民治”吗
当然，说“法治”是“几人治”还不太准确，它是资产阶级的几个财团达成的共识，酿成了一成不变的、静止固定的千把个条文，并且上升到“法权”的高度，涂上了“公民监督”的“神圣”外衣。
资产阶级比封建皇帝的野心要大得多，它希望由那些个条文组成的“法”和支撑“法”的“法理”取代人类的大脑，使得它对财产的占有“天经地义”，使得它的反动统治“长治久安”。
然而，人民是不答应的，非但要“炮打”、还要“核轰”他们的“法权”。
人民希望由自己直接来管理各种事务，而不要代理人，因此，新的“人治”——“人民治”就成为革命胜利后的紧迫话题。
依靠临时政府和群众的先锋队来代理执政，并不是人民政治的完美方式，其核心思路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几人治”或“几人治法”的思想，还是代理和包办，这就有出官僚主义的危险。
如何还政于民
如何人民当家
毛主席晚年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
资产阶级的几个人从封建皇帝的一个人那里分得了权力，人民群众的所有人如何从资产阶级的几个人那里再次分得权力
这不仅是夺取政权，还要探索、研究，进而制度化。
文化大革命发动了群众，冲击了一下包办人，天下大乱，但是，毛主席希望乱中求治，就是为了体现这个意思。
既是要还政于民，不让群众起来怎么行
一次不行，来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四次，一直搞下去。
但是，无政府主义是不好的，所以，后来收了，搞总结。
毛主席要人们认真对待这次革命，做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为什么七分成绩呢
首先方向是对的，为了还政于民；其次，搞出了“四大”，人民有了真正的监督工具，大民主，除了毛主席不能反对，其他都可以——但这也是暂时的，好比临时政府，将来成熟了就可以反对；还有三结合，革命委员会。
（六）毛主席为我们留下了遗产，也留下了课题。
我们今天当然不会重复以往，但也绝不能背叛过去。
对思想要批判地继承，却不能阉割，而是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追求
“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
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
”——（一）毛主席讲“首创精神”不仅仅是针对保守势力，从另一面也是与教条主义斗争。
教条主义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马列主义的本本都是对的，奉若圣典，把马列主义搞成宗教，而自己是马列二位事业的地上代理人。
其实，宗教也反对教条主义，耶稣就担心人家把他搞成僵死的条条框框，他要求人们从内心接近天国，在世亦在天堂。
只有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教会才拿教条来吓唬、欺骗老百姓。
所以，教条主义者考虑的是他那个代理权，那个首先发言权。
因此，说它是机会主义，投机倒把。
仿佛真理是他独家经营的商品，或者是他的那个大教条批发给他在某个地区的独家经营权。
王明的事情到今天还不引为教训，实在令人心痛。
（二）马列主义对不对呢
今天我们固然要思考这个问题，革命者随时要思考这个问题。
马列主义的理论来自于在其以前的历史，从这个层面上它永远正确。
至于今天，我们就要看它有多少成分是与人民革命的实践相吻合。
历史上批判修正主义，是针对部分人妄图取消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这个核心内容，实际上是批判阉割主义。
在今天，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仍然是革命的唯一途径，因此，今天我们批修正主义，也在这个点上。
但是，马列主义不需要改造吗
不需要适应当前的革命形势吗
如果我们为了当前的革命问题改造了马列主义，甚至放弃了马列主义，那么，有人说我们是修正主义也好，是叛徒也好，就让他说去吧
我们必须非常清醒地意识到，马列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改造旧世界，是为了解放受压迫的人类。
如果人民在自身的斗争实践中找到了比马列主义更为有效的思想武器，那么，马列主义有什么不可以退出历史舞台的呢
因此，真理是没有绝对的（如果我们不是圣徒），任何理论和思想都要经受实践的考验。
而实践是什么
实践不是奶，真理也不是娘。
实践是千百万人、甚至千百万年的人民革命活动的总和，不是孤立的、局部的、阶段性的那个点，更不是彼得堡的十月革命那一下，也绝不啻莫斯科那一小块地方的风来雨去。
如果革命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那么，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真理；相反，我们就要重新思考，多用大脑，而不要作传声筒。
必须切记，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真理的代名词。
（三）有人说，出现问题向群众求教，叫做“病急乱投医”。
革命难道不是什么紧迫的问题吗
难道容得我们慢功出细活吗
人民群众难道不是革命的良医吗
难道说书本上的马列主义有一切现成的答案，你真理在握了，可以踱着方步把冬宫打下来吗
因此，毛主席在不止一个地方说到，我们要活的马列主义，要对人民解放有用的马列主义。
马列主义怎么个活法，就是依靠群众。
口头上说说什么都是容易的，实际做起来就一败涂地。
离开群众运动，谈什么“胆识”
不是虚壮声势吗
只有不怕群众运动才是真正的胆识。
共产党要是没了群众，哪来什么胆识
当然就会变成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或者一切别的不好的主义。
我看戴一百个帽子都可以。
（四）有人说，毛主席“发动群众斗群众”，是这样吗
群众运动，汪洋大海，你不下去，在上面观望，怕得很，怕死了。
革命就是有血污的，好比婴儿出生。
群众要是不在斗争中实践，温良恭俭让，一团和气，还叫什么群众运动
难道是看华尔兹舞的表演吗
这里面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新旧思想的较量，有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体现，复杂得很，要学习、身体力行，反复学习、反复身体力行才能知道个大概。
（五）在对待儒法的问题上，假如否定孔子办民间学堂，否定韩非子从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出发的创新，是根本上的形而上学。
事物是发展的，希望儒法在古代就是马列，希望孔韩在当时就是马恩，多么可笑，多么无知
历史永远不会象资产阶级说的那样终结在全球化的今天，也绝不会象教条主义者说的那样终结在马列主义。
（六）知识分子被消灭了吗
远远没有。
你是，我是，很多人都是。
共产主义运动是要消灭知识分子吗
再读一读马列的书，再参加一些生产实践，然后发言
不要被所谓“后学”搞得很迷茫。
至于“经典马列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创的社会主义人类新篇章将众多中国‘知识分子’锻造成一代又一代共产主义新人”这样的话，简直是语焉不详。
什么叫“经典马列主义”，是二十八个半的那套吗
什么时候所谓“经典的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中起过积极作用
它怎么就能将中国的知识分子锻造成共产主义新人呢
（七）“以今天资本主义世界倒行逆施、走向毁灭的现实丑态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高歌猛进、团结奋斗的论据，是一种旧伤复发，是革命荷尔蒙的歇斯底里，却不是可以提交给人民群众并以此接受检查和考验的文化战略和革命纲领。
”说这番话的人，看来的确是忘记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个道理。
如果不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倒行逆施、走向毁灭这样的现实，我们革的哪门子命
为什么革命
革命的根据不是罪恶的现实世界，难道是某人的教诲不成
难道我们是某个圣人的看门弟子，只拿着他的原教旨而根本不顾社会的善恶是非横冲直撞一番，就来得很有根据吗
恰恰是我们出自万恶的资本主义现实，为了与这个万恶的现实中腐蚀人们灵魂的上层建筑进行殊死搏斗，所以我们的文化思考和实践，不仅站得住脚，而且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是顶天立地的，是前所未有的
（八）今天，这个“读语录”的文章，也是针对我们上海站点的“大鸣大放”栏目中一位读者的来信作的驳斥。
《音乐大字报》围绕着音乐并思考相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不仅仅是一种文本的言说，根本上是一种行动。
这个行动有劳动阶层文艺过去的活动，也有来自世界范围内新一代革命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的直接心声。
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都正在为了新文化和新思想的传播，不惜牺牲个人利益，战斗在最前方、最基层。
任何一个不脱离中国现实斗争的同志和朋友都会听到我们的歌唱，看见我们的努力。
我们很难说都已经成为成熟的、老练的革命战士，但是，我们绝不会把我们从人民那里得来的东西巧取豪夺，我们也绝不会钻在“经典马列主义”的故纸堆里——“遥想洋楼高耸，正对着阔街上车水马龙。
前面是一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
”所以，我们不仅要把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传播到劳动阶级的先锋队中去，还要传遍中国，传遍世界，深入人心
（九）毛主席讲，我们的哲学就是斗争。
如果某个东西与斗争无关，那不管它叫做马克思主义也好，叫做列宁主义也好，都将与我们无关。
（十）我看某先生的匿名来信归根结底是莫斯科态度的延续，是人云亦云，是随波逐流。
它对于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只能浮在字的表面，甚至连这个程度都没有达到。
他对于革命群众的勇于探索进行挖苦讽刺、疯狂打击，起到了帝国主义集团及其走狗所不能起的险恶作用。
因此，根本上，来信的观点是市侩的立场。
在革命斗争的急风险浪里，我们一定要警惕这种声音，因为，它看起来是一副“左”的、“经典”的面孔，包藏的却是极右的祸心。
有一种混进革命队伍的机会主义者，一开始往往以教条主义的面孔出现，但是，革命的紧要关头，一夜之间就会变成投降主义，从投降主义又进一步干脆背叛革命，投入敌人的怀抱。
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最后，来信“要求”我们成为“合格的文化艺术的工农兵”，但是，我要说，你想错了。
因为，如果我们合了你的格，就合不了人民的格
读论语的心得体会
读《论语》的心得体会王凤兰《论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宋人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论语》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被称为东方的《圣经》。
我读论语的时间不长,也没有通篇详细的读,但是却在字里行间已经被孔子深深的感动,为他的胸襟和智慧折服!他的一生甚至都没有一部自己的著作,仅凭着学生们记录他言行的这部《论语》就能让我们如此受用终生。
打开《论语》去读，像是穿越几千年的时光隧道，看到群雄逐鹿，争霸天下的春秋时期，产生了孔子这样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他的言行论述了孝道、治学、治国、为政，涉及政治、哲学、教育、伦理、文学、艺术和道德修养等各方面，为历代君王所推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他的思想言论不一定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相吻合，但对于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经书，是有必要一读的。
建国已六十年，“五十而知天命”，和平岁月，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是“守成期”，顺理成章的天命。
其实，儒学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不仅可与守成，亦可催人进取，儒家文化中蕴含的对现代生活有巨大作用的力量，不仅是为某个阶级服务的政治哲学，也是直指人心的人生哲学。
儒学在历史发展中多少次沉浮坎坷，命运悬于一线之际却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因为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潜能，那是超乎政治伦理之上，鲜活在平常日用之
孔子有哪些著名的教育思想和治学心得?结合《论语》的条目,任选三条谈谈
孔子的教育思想就是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孔子的自觉心得主要就是仁者爱人。
孔子的治学目标就是天下大同。
如何向孔子学习做一名好老师的读书心得
学习《论语》心得体会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意思是说：“学了做人处事的道理，并在适当的时候印证练习，不也觉得高兴吗
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相聚，不也感到快乐吗
别人不理解你，而你并不生气，不也是君子的风度吗
”短短的几句话，包含了做人、做事、交友、处世的道理。
在论语中，孔子表达的“学”，不仅仅是读书学知识，而是泛指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
孔子一生热爱学习，而且乐此不疲，一直到了晚年还刻苦钻研非常深奥难懂的《周易》，故有“韦编三绝”的美传。
《论语》中对于教育思想方面的内容对我启发很大。
在教育对象的选择上，他主张“有教无类”，不分贵贱、贤愚，机会均等。
用今天的话来说，孔子非常尊重学生。
在教育的方法上，孔子主张“因材施教”，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触类旁通，强调在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必须注意循序渐进。
本学期我所教的课文中，讲的就是孔子与学生的故事，再次重读孔子的《论语》，让我再次接受了教育。
在教育的培养目标上，孔子认为进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其重要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以为当时的社会服务，这就是他著名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
读孔子的《论语》，让我想到了我们今天的教育教学实际，发现孔子的很多教育思想在今天仍被继续沿用，仍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一部经典著作。
如子曰：“知之者不
孔子关于仁和礼的看法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和礼各自的地位和价值及其相互关系，一直是众所注目的重要问题。
或云仁重于礼，或云礼重于仁，众说纷纷，莫衷一是。
事实上，仁固然是孔子的发现，但仁的发现原本是对礼的意蕴深入开掘的结果，而礼的价值也正由仁的发现而重新确立。
仁是礼的内在根据，仁心外化而成礼，依礼而行而成仁，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恰成一辩证的统一关系，而其前提则是：仁作为一个德性范畴乃是一个动态的存在，即仁由根之于心的潜在的德性，到经过礼的规范而实现为完美的人格，其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仁之作为潜在的德性和礼之作为外在的规范，各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价值。
仁不发于心，则礼便成为毫无意义的虚文；而失去礼的规范，则仁流为自然性情，虽不失为直，但却难免于野，甚至难免为乱。
由仁之作为动态的范畴这一特点，我们又不妨推断：人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或即是孔子未曾明言的独特的人性观。
关键词：孔子 仁礼相成 动态 人性观 孔子的学说，当时深得其心的弟子颜渊已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叹（《论语·子罕》以下引《论语》只出篇名），不同的弟子对孔子学说的理解也已有差异。
孔子卒后，关于孔子学说的真谛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两千多年来，解释孔子的著述汗牛充栋，但孔子的思想却不仅没有因此而变得清晰明朗起来，相反，却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更加难以把握了。
不过，在众多不同的解释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些为大家所一致认同的东西，这就是仁和礼。
尽管人们对仁和礼各自的内涵及相互关系仍有不同意见，但几乎无人否认，仁和礼是孔子思想中具有纲领性意义的两个概念。
一、仁的发现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仁的观念在孔子之前已经产生。
据学者们研究，仁字和仁的观念皆渊源于古东夷文化，后来进入“中国”，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观念。
春秋时，仁往往与忠、义、信、敏、孝、爱等并列，被看成是人的重要德性之一。
但是，孔子以前，仁并未受到特别的重视，只有到了孔子这里，仁才被从其它德性中超拔出来，并被赋予新的丰富的内涵。
（1）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世衰道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降而为“自诸候出”，再降则“政在大夫”，三降则“陪臣执国命”，“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完全乱了套。
但是，在这崩溃和混乱的局面中，礼乐文化反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一方面，有识之士鉴于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竭力强调以礼治国的重要性，认为礼是“国之基”，“人之干”，“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左传》昭公五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下，一股颇具规模的礼治思潮蔚然兴起。
另一方面，那些越位逾分的大夫和陪臣，为了巩固其已经获得的地位权力，满足其高高在上的虚荣心，也需要用礼乐来文饰自己。
他们除了自己亲自学习礼乐知识外，还重用一些懂得礼乐知识的人。
掌握一定的礼乐文化知识成为当时一般士人入仕为官的一条捷径。
如此一来，学习和研究礼乐文化竟成为一时的社会热门（关于春秋时期礼治思潮的兴起和学礼之风的盛行，吴龙辉博士有较详细的论述（2）。
孔子生逢春秋末世，自然受这种风气的影响。
据说他小时候做游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摹仿大人作礼仪演习，大概就与这种风气的影响有关。
长大以后，孔子凭着“好学不厌”的精神，敏求善思，终于成为一位名闻当时的礼乐文化大师。
他设坛收徒，不仅很多普通人来向他学习，而且一些贵族人物也经常来向他学习，请教各种礼乐知识。
孔子十分重视礼，认为对一般人来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对统治者来说，“上好礼，则民易使”（《宪问》），“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子路》）。
因此，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无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但孔子对于礼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他曾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阳货》） 孔子的意思是说，礼乐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和节奏，而是有着更为本质的内涵。
那 么，这个更本质的内涵是什么呢
《论语·阳货》中的一段记载，给我们提供了很珍贵的启示：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
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
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
”“女安则为之。
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
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 从以上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三年之丧这一礼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它是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种恰当的方式。
一个真正热爱和怀念父母的人，会自觉地遵守这一规定，否则便于心难安。
这种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孔子称之为仁。
仁既是礼所由生的内在根据，也是人们自觉守礼的内在动力。
只有仁发于心，则行才能合于礼，仁心不动，礼就失去了根据，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虚文。
既然是虚文，当然就可以随意改动，也可以随意废弃了。
宰我欲改三年丧制，孔子便斥之为“不仁”，原因即在于此。
由此可见，所谓礼的本质内涵不是别的，正是仁。
孔子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八佾》） 的确，为人而不仁，如何能理解礼乐制度的本质内涵呢
不能理解其本质内涵，又如何能尊重其仪文形式呢
毫无疑问，在孔子的心目中，仁显然超越礼而具有先决性的意义和价值。
《论语·八佾》如下一段记载，可以证明这一点：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曰盼兮，素以为绚兮。
’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
” 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
始可与言《诗》矣。
” 冯友兰解释此段说：“子夏以‘绘事后素’而悟及‘礼后’，盖人必有真性情，然后可以行礼，犹美女先有巧笑美目，然后可施脂粉也。
否则礼为虚伪形式，非惟不足贵，且亦可贱矣。
”又说：“不仁之人，无真性情，虽行礼乐之文，适足增其虚伪耳。
”（3）冯友兰用“人必有真性情，然后可以行礼”来释“礼后”，可以说十分恰当独到。
所谓“真性情”，即是根之于心、流露于外的仁心、仁性。
由此可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对于礼的优先性和决定性的地位，的确是无可怀疑的。
必须注意，孔子并没有因为仁的发现而贬低或轻视礼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和规范价值，相反，恰恰是仁的发现为礼的合理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根据。
礼既然是仁心外化的必然表现，那么只要是人，如果他内心还有一点真性情，如果他不想泯灭这点真性情而沦为禽兽的话，那么他就应该而且必须自觉地遵守礼的规范，否则，他就是“不仁”。
这样，本来是仁心外化的礼，最终却反过来成为判别一个人仁还是不仁的标准。
由此可见，仁虽然超越礼而对礼的生成和践履具有先决性的意义和价值，但它并未取代礼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和价值。
相反，当孔子把礼深深地植根于仁的基础上之后，礼作为支配人类生活和行为的道德规范，其合理性、权威性、必要性、重要性，都被更加有力地确认下来。
更为重要的是，属于心性范畴的仁还为礼的永恒性奠定了基础。
世道会变，但人之为人本诸自然的一些基本性情不会变（如亲情、友情、恻隐之情等等），与这些性情相适应的一些人类行为的基本规范也不会变。
荀子说：“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
”（《荀子·天论》）董仲舒也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天人三策》，见《汉书·董仲舒传》）这些话人们往往只道其荒谬的一面，而未见其合理的一面。
如果能从儒家心性论的角度去审视，则这些话未尝没有一定的逻辑必然性。
换言之，礼的合理性、权威性、永恒性在儒家那里不是凭空确立的，而是有其心性的基础。
事实上，从本诸自然的人之常情出发来论证传统礼义道德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这是自孔子以至当代新儒家一脉相传的家法。
可以说，由孔子创立的儒家仁学，自始至终都担负着为传统礼义辩护的理论使命。
冯友兰曾说：“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一开始试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与以理论的根据。
”（3）这话非常正确。
而孔子所给与原有制度的“理论的根据”不是别的，正是仁。
如果说，礼是孔子归本三代、述古得来的话，那么作为礼之根本的仁，则完全是孔子动心忍性、敏求善思，自家体贴出来的，是孔子述中所作。
仁基一立，本诸三代的礼乐制度，在三代礼乐秩序这一现实的根基崩解之后，又获得了一个新的“生长点”（1）。
在这个“生长点”上，三代礼乐这颗数千年历史孕育而成的文化的种子，经孔子亲手采撷、点播，又重新生根发芽。
孔子之后，在历代儒家不断地浇灌和护理之下，这棵新芽历经两千多年的时空穿越，终于又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儒家文化及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
因此，发现仁，并且把礼乐文化植根于仁的基础上，这确实是孔子对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
借助于仁，中国传统文化顺利地实现了由上古向中古的转折；借助于仁，孔子之前数千年和孔子之后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得以沟通连接，而没有中绝断裂。
大哉仁
大哉孔子
二、仁、礼相成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面，仁和礼实在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混然一体，而非毫不相干、各自独存。
它们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
如果说，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的话，那么礼便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其本质的唯一恰当的方式和途径。
孔孟都曾把礼比喻为出入房屋所必经的门户。
孔子说： 谁能出不由户
何莫由斯道也
（《雍也》） 孟子说： 夫义，路也；礼，门也。
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
（《孟子·万章下》） 以礼为门，这个比喻形象而又恰切，准确地反映出礼在孔子和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
一个人，除非自甘堕落做那见不得人的“穿窬”者（《阳货》），否则，便不能出不由户，也不能行不由礼。
只有经过礼这道门，人才能实现其人之为人的本质，或者说，只有经过礼这道门，仁才能由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的德行。
而只有当仁由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的德行时，它才能成为一种真正完美的人格。
孔子教人“成仁”、“成人”，实际上就是引导人们将其潜在的德性经由礼的规范和约束，在实践中实现为完美的人格。
可以说，离开礼，别无其他“成仁”、“成人”的门路。
《论语·宪问》篇载子路问孔子“成人”之道，孔子即回答说： 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卡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可见，“文之以礼乐”是任何人“成人”的必由之路，少了这一步，即使拥有“知”、“不欲”、“勇”、“艺”等优秀素质，也不可谓之“成人”。
孔子还说： 恭而无礼而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泰伯》） 看来，一旦失去礼的规范和约束，不仅“成人”无望，而且还会使一些原本可贵的品质走向它们的反面，带来种种弊端，甚至酿成大乱。
特别是“勇”，孔子认为“君子道者三”，而“勇者不惧”居其一（《宪问》）。
他还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
可见，他主张有勇。
但“勇而无礼则乱”，“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乱，小人有勇而无义则盗”（《阳货》）所以，他又明确表示自己“恶勇而无礼者”。
其弟子子路以勇武闻名，孔子也很看重他，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
”子路听了很高兴，而孔子却接着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孔子认为子路虽是一个难得的治国之才，但还不是一个仁者：“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也。
”（《公冶长》）孔子为什么不以仁许由，原因或不止一条，但子路的“勇而无礼”，恐怕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
孔子认为应“为国以礼”，而子路却总是“其言不让”（《先进》），“野哉由也”是孔子经常训斥子路的话。
孔子曾说“事君尽礼”（《八佾》），又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先进》）但他认为子路及其另一位弟子冉求都做不到这一点。
因此他们只可以说是有才能的“具臣”，而不能说是“以道”、“尽礼”的“大臣”。
尽管他也肯定子路、冉求都不至于跟随着乱臣贼子去做那“弑父与君”的悖逆之事，但从君子人格的完美性上看，由于不能“以道”、“尽礼”，所以总不免有所缺欠。
在众多的弟子中，孔子唯一许为“三月不违仁”、并且曾想以衣钵相传的人是颜回。
为什么呢
原因也可能不止一条，但颜回对礼的地位和价值有着深刻的体认，深得孔子仁学和礼学的关系之奥秘，或许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克己复礼为仁”即是孔子传给颜回的仁学大法。
颜回请问其目，孔子又教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十六字诀。
颜回听了恍然有悟，恭恭敬敬地谢道：“回虽不敏，请事斯语。
”（《颜渊》）后来颜回赞美孔子对他教育的恩德时，用的也是“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这样的话。
看来，颜回对礼的体会和践履与孔子许其为仁之间，恐怕有着不小的关联。
而礼对孔子“成仁”或“成人”之教的价值及其在孔门儒学中的地位，也由此可以想见了。
从成就完美人格的角度来说，仁可以说是德之质 ，而礼则是德之文，文质须相辅而行，才能成就完美的人格。
所以孔子说：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卫灵公》） 又说：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卫灵公》） 总而言之，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和礼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即：依仁成礼，以礼成仁。
仁是礼的内在根据，只有仁发于心，才能自觉地遵守礼；也只有依礼而行，才能最终成就仁。
这看起来好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是一个矛盾，其实并非如此。
因为，前一个仁指的是人之为人本诸自然、根之于心的真性情，而后一个仁则指的是经由礼的规范之后，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了的完美人格。
两个仁实际上是同一范畴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所具有的两种不同的型态。
换言之，仁作为一个道德范畴，有一个从潜在的德性到经由礼的规范而实现为完美人格的过程。
它是动态的，不是静止不变的。
因此，依仁成礼和以礼成仁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恰恰有内在的逻辑关系。
由此我们还可以发现，仁作为一种品德具有内在和外在双重性质。
就其根源而言，仁是内在的，就其实现而言，仁是外在的。
明白了这一点，则那种关于“《论语》中的‘仁’充满悖论，神秘莫测”，“复杂得使人灰心丧气”的悲叹便似乎可以终止了。
（4） 三、由仁礼相成看孔子的人性观 仁礼相辅相成的关系，或者可以这样来比喻：根之于心的性情之仁犹如一块璞玉，虽然蕴含着上好的玉质，但未经雕琢之前，它还不能说是纯美纯善的艺术品。
它不仅质朴无文，混沌未开，而且还混合着其它杂质，甚至藏污纳垢。
这时，充其量它只是一块上好的玉材而已，既非艺术成品，也就没有多少观赏价值。
一块玉材只有经过一番精雕细刻之后，才能剔去杂质，尽现文理，成为美仑美奂、赏心悦目的艺术珍品。
同样，根之于心的仁要从潜在的德性之真发展为现实的人格之美，也必须经过一番刻磨雕琢的功夫，只不过刻磨雕琢的工具不是刻刀，而是礼。
因此，学礼、知礼、视听言动皆不违礼是人们修养成人必不可少的功夫。
仁不存于心，礼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仁虽存于心，没有礼的约束和规范，也未必能实现为完美的人格。
《三字经》中“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几句话，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
而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这句话，也必须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也才感到妥帖。
通过上述喻论，我们似可对孔子的人性观有所解悟。
有的学者说，孔子对人性未曾有明确的主张，此说似可商榷。
仁作为潜在的德性根之于心，其质地美善，但未经礼的雕琢之前，它又非纯美纯善，这就是我们从上述喻论中得出的结论。
如此，则似乎可以肯定：人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即是孔子的人性观。
以此为基础，孔子既确立了仁的自主性地位，又确立了礼的规范性权威。
因为人性有善，所以“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
因为人性非纯美纯善，所以需要“学礼”、“知礼”，“克己复礼为仁”，“不学礼，无以立”。
毫无疑问，如果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果为孔子的人性观，则人在修养成人的过程中，其来自内部的自由、自律和来自外部的他由、他律，应当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其间并无逻辑上的矛盾和不彻底。
有的学者之所以有此看法，主要原因可能即是未能认清孔子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这一独特的人性观。
关于孔子人性观的上述认定，还可以使我们对于从孔子到孟荀之间儒学发展的逻辑线索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事实上，孟子的性本善和荀子的性本恶，恰是孔子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两个方面合乎逻辑的分化和发展。
孟子就其性美善的一面而言性善，以此为基础，强调“存心养性”，强调道德自觉；荀子则就其人性非纯美纯善的一面而言性恶，强调克己修身，强调礼法规范。
看起来矛盾对立、不可调和，事实上却本出一源，都是上承孔子而来。
从仁礼相辅相成的关系中推论孔子的人性观乃是一个尝试，结论未必恰当，但研究孔子的人性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公冶长》）以子贡在孔门弟子中的地位及其与孔子关系的密切，他所“不可得而闻”的，别人恐怕也难得而闻。
因此，《论语》所载孔子明确论及人性的话只有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我们也不能太相信子贡的话。
从《论语》所载内容来看，孔子的确不象后来的孟子和荀子那样，直接而明确地谈论人性是什么或不是什么。
这可能与他对人性动态而复杂的特点的深刻体认有关。
我们平常说到孩子，往往说：这孩子还小，没定性。
就是说这孩子长大后究竟怎么样，还说不准。
说不准自然就不好强说。
孔子对于人性的态度，可能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如果用查引得的方法，从《论语》中寻找“性”字，然后就此探究孔子的人性观，那一定会空手失望而归，绝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一句“性相近”，并非没有价值，但除了含有后来孟子所揭示的“圣人与我同然者”的意思之外，并未揭示“性”本身的性质内涵。
因此，我们不能用查引得的方式去研究孔子的人性观。
事实上，孔子有他自己谈论人性的独特方式，如果我们能转换一下角度，重新审视一下《论语》中的有关记载，那么，其中很多并未明言人性如何的话，实际上恰恰蕴含着孔子的人性预设及其对人性的独特体认。
比如，当宰我欲改三年之丧而孔子批评他“不仁”时，这正如我们平常指责某某人“没人性”一样，其中正暗含着一个人性本善的价值预设。
再如，孔子论“直躬”，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这个“直”实际上就是父子天性的自然流露。
天性由中而出，不加伪饰，是为直。
孔子很珍视直性，反对不直，认为“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
直所透露出来的真性情乃是“礼之本”，如父子天性即是孝敬之本。
失去了这点天性，什么孝敬什么礼义，统统失去了意义。
这点天性乃是善的种子，或者用王阳明的话说，是照亮人生的“一点灵明”，可贵无比。
但是，孔子又说，“直而无礼则绞”。
这又说明，直之为性虽然可贵，但若无礼乐文饰节制，也未必即是美德，纵使父子天性也不例外。
如果对父母不能“生事之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则单凭一点父子天性，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孝敬。
如此一来，则孔子关于天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必经礼乐规范而后至美至善的思想，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细审上引孔子话语，其间虽无一个性字，但其所论却都是人性在具体情况下的具体表现。
孔子正是从这些各不相同的人性表现方式中，展露出人性动态而又复杂的特点。
只要我们转换角度，改变方法，放宽视野，则就不难发现，孔子的人性观绝非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可范围，而是有着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