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耕读文化
耕读文化 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
耕读文化是楠溪江古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者也可以这么讲，离开耕读文化来谈楠溪江古村文化是不现实的，也是难以想象的。
楠溪江现存古村落的建筑都非常简朴天然，几乎全是由素木蛮石、粉壁青砖构筑，然而它们富于野趣，着眼于自然美，取于自然，却高于自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将人工美、艺术美与自然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楠溪江增添了动人的魅力。
这种建筑风格、材料反映了楠溪江一带的乡民们历来对文化的追求与对自然的热爱，同时也反映了他们浓厚的生态环境意识与人道思想。
耕读生活早期作为文人的一种理想，起源于隐逸，是儒家退则独善其身和道家复归返自然的人格结构，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有着很高的道德价值，意味着高尚、超脱，是古代士人们这个知识阶层陶情冶性的寄托。
特别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崇尚自然、追求虚静、逃避现实和向往一种原始自然状态的生活方面，似带有更浓厚的浪漫色彩。
受孔孟老庄之道影响，楠溪江历代人们都很重视礼乐教化，同时，晋、宋两次人口北南大迁移使不少文化水平很高的仕宦迁居楠溪，在此建村落户，择地定居，他瘊更期望后代儿孙能够继续读书人仕，光宗耀祖。
读可荣身，耕可致富成为他们宗族的传统，世代相袭。
耕读生活最早起源于何时，现在很难确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与我国古代的厚本抑末或重农轻商思想不无关系。
由于一些士子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看到朝廷的腐败，官场的黑暗，大有屈原众人皆浊吾独清，众人绵醉吾独醒的愤世疾俗之慨叹，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
不愿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不愿过纸醉金迷、奢侈无聊的生活。
那时，在士大夫圈子内，多不以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为荣，不少文人雅士避风尘，脱民俗，遨游名山大川，以情寄山水，更有甚者，藏身于山林过着隐居生活。
同时，他们也不想轻生，以死谢世，便产生退隐山林的念头，而工商业者由于地位低下，心高气傲的士子们无法屈身迎合，便躬耕畎亩阡陌之间，过着逍遥自在、与世无争的生活。
种几亩薄田，养花植草，畅游山水，吟诗题赋、抒发性情。
其实，耕似乎只是象征性的，士子们亲自躬耕是极少的，他们只不过是寄情山水，在青山秀水间吟诗题赋、修身养性罢了。
这样的耕读生活说穿了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耕读生活。
然而不管怎样，他们在村落规划与建筑中极力塑出一种文人们所特有的恬静淡雅的趣味，浪漫飘逸的风度和朴质无华的气质与情操。
在楠溪青山秀水漳创造出一座又一座文质彬彬、富有田无野趣的村落。
到了宋代，耕读文化却由于科举制度的演进而得到改造与加强。
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发展于唐，它本是朝廷为遴选官吏、开科取士而设，但是它的推行却间接地提高了各地士子学习文化的积极性，进而普及了文化。
宋代扩大了科举录取名额，同时改善了考试方法，再加上雕板活字印刷盛行，尤其是北宗仁宗皇帝的几条科举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耕读文化的发展：一是规定士子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使各地普设各类学校；二是在各科进士榜名的人数，给南方各省规定了优惠的最低配额；三是规定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只准许士、农子弟参加，从而大大地激发了普通人家对科举入仕的兴趣，连农家子弟也看到了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希望。
朝为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天方夜谭式的恶梦，而是实实在在的希望，于是牛角挂书、柳枝为笔、沙地练字、田头秀才代不乏人，屡见不鲜。
在文化得到普及的同时，也赋予了耕读文化以新的内涵，于是真正意义上的耕读文化出现了。
楠溪江流域有谢灵运、陶弘景等六朝高士启蒙于前，有张九成、王十朋等历代文人代成于后，旧、新两种耕读思想都深入到了楠溪江山陬水涯的每一个村落。
这样，独具特色的农村文化--耕读文化便在楠溪江扎根开花，并且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对后世影响极大。
读可荣身，耕可致富成为楠溪江历代居民们所追求与向往的生活。
每个宗族都在各自的家训、族谱里明确规定，子弟务必要读书，如芙蓉村《陈氏宗谱》说：凡吾族子弟，为士者须笃志苦学，以求仕进；为农者须勤耕贸迁，以成家业，即甚贫乏者，亦宜清白自守，切不可习为下流，玷坏家声……陈氏宗谱中记载的这种耕读社会传统，迄今仍盛传不衰，芙蓉村内姓族繁兴，风气淳美，人尚礼教，家重师儒，弘诵之声，遍于癌里。
鹤阳村《谢氏宗谱·家训》里说到，要以耕读为业。
《谢氏宗谱·族规》中就耕读一条记着：读可荣身，耕可致富，勿游手好闲，自弃取辱，少壮荡废，老朽莫及。
坦下村《陈氏宗谱·家训》说得更为明白详尽：祖宗家法，以忠孝节义为纪纲，以耕读勤俭为本务。
枫林村元益公祠内的一幅楹联写道：教子孙两行正路克勤克俭；继祖先一脉真传 惟读惟耕。
溪山揽胜怀先哲，门第添辉望后昆。
为了让本族子弟读书入仕，楠溪沿岸各村纷纷兴学。
在两宋时代，理学盛行，而理学传播的重要途径是设立书院收徒讲学授课。
书院之设，始于唐而兴于宋，初设时只是作为官方的一种注疏机构，而后则逐渐发达起来。
我国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崇阳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等便是这段时间兴起的。
南宋时，私人书院开始盛行。
书院一方面可以讲学传播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学术，另一方面则是供人潜心学习，为应考科举作准备。
南宋龙图阁大学士王十朋在《送叶秀才序》里面说永嘉，谊礼之学甲于东南，笔横渠口伊洛者纷如也，取科弟，登仕籍，多自此途出。
说明了当时楠溪中游渠口一带耕读文化的空前状况。
楠溪江兴学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聘请老师主持义学或义塾，二是由宗族出面利用房族祠产，盗助家境贫寒子弟读书入学。
岩头村《金氏宗谱·家规》说得很明确，每岁延敦厚博学之士，以教子弟，须重以学俸，隆以礼文，无失故家轨度。
子弟有质士堪上进而无力从学者，众当资以祠租曲成之。
楠溪江其余各村各族祠下大多规定，凡进县、府学读书和赴府、省应试，费用由祠下公出。
中试以后，祭祖和各方打点等开销也由宗祠支付，族中公有学田收入全用来兴学。
一直到解放前夕，凡考上高中、大学的学生，还需用宗族祠产或公有学田收入来交学费，可见对文化教育的重视。
古代楠溪江流域的义学（或义塾）对在学子弟的操守品行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如鹤阳村《谢氏宗谱·义子条规》里说：义学之设，原为国家树人之计，非以为后生习浮艳，取青紫已也。
凡系生徒，务须以白鹿洞规身体力行……凡肄业弟子，必须一举足疾徐，一语言进止，事事雍容审详，安雅冲和。
因此，这一带的士子们对于传授儒家伦理、维系封建秩序是很自觉的，如花坦村朱谧读书好古，淳朴自持，利欲不能移其心，荣禄不足夺其志，孝以事亲，友发处弟。
又如渠口乡塘湾村《郑氏宗谱》讲述乡坤郑旦谔旷达多才，好稽古，善词赋。
筑美室，置图书，列古画玩物以供清赏。
读诵之暇，惟以弹琴栽花为乐。
遇风日晴和，则汲泉煮茗，拂席开樽，与二三知己，啸傲于烟霞泉石间，不复知有人世荣辱事。
且课子有程，义方之外，更以诗书陶冶其气质。
有些乡坤则直接担任教育工作，如宋末无初鹤阳村的谢梦符，博学经史，推重多时……丰义整肃，衣冠严雅，为缙绅表率。
时称为宿儒长者。
家族子弟科举功名成就是整个宗族的光荣。
博取功名者一律载入宗谱，在整个家族的各种庆典仪式也可享受特殊的荣耀。
旧时，祠堂的匾额和楹联，除了颂扬先人辉煌的功绩外，就是炫耀族人的举业和仕途。
渠口乡豫章村胡氏大宗祠有一副楹联写的是：翰墨流芳成世衣冠开砚沼；诗书继美千秋换文章。
枫林村徐氏大宗祠的一幅楹联则是：祠傍大门台念祖肇迹发祥忠孝诒谋垂百代；行分四宅派愿后人继志述事贤亲济美颂千秋。
而碧莲永嘉郡祠一幅颂扬刘基的楹联则这样写道：学为帝师开国文臣第一，才称王佐渡江策士无双。
为帝者师，为王者令，亘古中山第一；如日之光，如月之明，于今碧水无双。
这是碧莲上村刘氏乃至温州刘氏家族几百年来一直所津津乐道的喜事。
而宗族每逢修谱（或称续谱、圆谱）及其他重大节庆时，则将历代曾荣任高官的先祖画像或图牒与牌位供在中堂后檐的照壁上，供族人瞻仰，引以为自豪，同时也意在激励族人要继续读书入仕，博取功名，光耀门楣。
珍溪《朱氏合族副谱》在一篇题为《如在堂记》的文章中，把对子弟科名的殷切期望作了充分的描述：使我拥书万卷，何减积粟千钟，然而后之子若孙，苟不忘此意，必将奋志诗书，骧首云达，上以绳其祖武，下以贻厥孙谋，无忝先世科甲之荣，丕振前朝理学之绪，则不惟有光于先祖，亦且善述乎大宗矣
这种耕读理想，几成楠溪江人的传统。
在地域偏僻、交通闭塞的村落里，勤耕善读，语言极昭彰，文风之盛，科甲成就之辉煌，就全国乡村来讲，也是极为罕见。
杭州要数三春老娘的麦饼喷香，温州就数朱墨瞿的笔墨文章。
明朝孝宗时花坦村有溪山第一之誉的布衣状元--朱墨瞿（1438-1519年）不仅是珍溪珠氏合族的光荣，也是整个永嘉乃至温州地区的光荣，历来为楠溪人所津津乐道。
而花坦一带自古以来学风甚盛，这从其宗谱中可略窥一二，不学则夷乎物，学则可以立，故学不亦大乎。
学者尽人事所以助乎天也。
天设其伦，非学莫能敦。
人有恒纪，非学莫能叙。
贤者由学以明，不贤者废学以昏。
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而不乱者，由绳墨之素定。
君子临事而不骇，制度而不扰者，非学安能定其心哉。
是故学者君子之绳墨也。
这种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对文化的深刻理解与精辟见解，无疑给楠溪江深山幽谷间的古老村落蒙上了一层浓郁的书卷气息。
在浓郁的耕读文化思想影响下，楠溪江历代簪缨迭起，名家辈出。
清朝道光三十年，鹤阳村《重修谢氏宗谱序》中说：读书继美，比户可封；游庠之士，指不胜屈。
除皇佑三先生、元丰九先生、淳熙六君子、永嘉四灵之外，芙蓉村十八京亘，同朝为官，豫章村一门三代五进士，溪口村一门四代六进士，更是让人瞩目楠溪。
此外，塘湾村有郑伯熊两兄弟都是南宋进士。
郑伯熊德行夙成，尤邃经学。
登绍兴第，历官国子司业，宗字少卿。
乞外，以龙图阁知宁国府。
卒谥文肃。
……弟伯英、伯海皆知名，由是永嘉之学宗郑氏，有《郑景望集》。
郑伯英是隆兴癸未（1163年）进士，著有《归愚集》，郑伯海是绍兴辛未年进士，设帐授徒，从学者常达数百人。
这里有必要对溪口戴氏略作介绍。
据史书载，溪口村戴氏祖由闽迁往台州仙居，北宋时，始祖戴述到永嘉教书，元符三年登进士，与其弟戴迅从二程学，以理学著名，世称二戴。
南宋嘉定年间，戴述之子戴栩，尝从学叶适，登进士第，其著作有《五经说》、《诸子辩论》、《东都要略》等；淳熙五年，戴迅之子戴溪考中进士，由礼部郎中凡六转为太子詹事，兼秘书监，……权工部尚书，除文华阁学士，卒赠端明殿学士，谥文端。
太子景献亲书《明经》匾其堂，有《岷隐集》。
绍熙庚戍年，戴溪弟戴龟年之子、于武夷从学于朱熹的戴蒙考中进士。
淳佑辛丑年，戴蒙之次子戴侗又孝中进士。
戴氏家族为标榜这一功名盛事，在溪口戴氏大宗祠题有一幅楹联：入程朱门迭奏埙 理学渊源双接绪；历南北宋并称邹鲁春宫第甲六登墀。
值得一提的是，据乾隆《永嘉县志》记载，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在任两浙东路常平盐茶公事时，曾慕名探访楠溪江各地的学者，他先到档溪村拜以理学鸣于世的刘愈（刘进之），并且这样讲：过楠溪不识刘进之，如过洞庭不识橘。
不巧没有遇到。
然后，他又到谢岙访问谢复经，再造访溪口戴蒙、戴侗及蓬溪村李时靖。
楠溪江地处荒僻，却与当时的主流文化保持这样密切的联系，楠溪江流域的学术文化能吸引一代理学大师的屈身寻访，实属难得。
然后，楠溪江耕读文化培养出来的乡村知识分子虽多如牛毛，科场得意的毕竟只是凤毛麟角，成为一代学者的更是寥无几人。
落举的田头秀才们大部分留在村子里，与郡县官吏们一道在乡村推行封建伦理教化。
平川日丽嘉禾秀，仁里风高俊彦多。
这些俊彦们有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书立传，自得其乐，有的则遍游永嘉山水，广交朋友，吟诗作赋，倒也逍遥自在；有的则研究堪舆风水，帮助邻里看龙脉定阴阳择风水，或者替人家撰写楹联字幅，或设私塾招徒授课与家教；有的则参与宗族谱牒修编，掌握着宗族的大权……具体不一而足。
花坦珍溪《朱氏宗谱》中一篇题为《廊下即景诗序》里说到，是乡秀士成群，多含英呕华之彦，古怀如晤，有庄襟老带之风，可谓文质彬彬，野处多秀者也。
乡村读书人成为楠溪江历代农村敦品励行的榜样，对于乡村事务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不过，楠溪江的乡村知识分子身上兼有儒、道双重思想。
按照儒家的理想，他们进则庙堂，退则山林，然而当他们身处山水之间的时候，生活极尽淡泊恬适，饱含着道家复归返自然的思想境界。
他们的这种思想，折射到楠溪江古村建筑上，使楠溪江古建筑显得特别亲切自然而极富人情味儿。
古村建筑折射出的儒道相互交融的双重思想在苍坡村显得尤为明显。
苍坡村以文房四宝思路建村，显然是儒家思想的写照，而从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来凿东西两砚池的以水克火思想都明显受着道家思想与民间堪舆影响，这不能不说是楠溪江古村建筑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特点。
儒、释、道三教合流是南朝齐梁时山中宰相陶弘景的杰作，由宋代二程与朱熹的理学来加以阐释与发展，而这种体现在楠溪江古村建筑中的儒道合流的思想恐怕还是古代楠溪江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与聪明的体现，它同时也反映了古代楠溪人强烈的环境意识与独到的审美观念。
楠溪江耕读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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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本逐末和本末倒置的区别
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座高耸的峰峦。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国力强盛、文化发达的重要时期，宋继唐后，承传开拓，形成了璀璨恢宏、独具风神的宋代文化。
文风新变 流光溢彩在宋代恢宏的文化廊苑中，各体文学的发展与成就占有突出地位。
明人宋濂谓：“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太史苏平仲文集序》）。
宋文有别集流传者约六百余家，包括流传散篇的作者合而计之逾万人。
蜚声文坛的唐宋八大家，宋居其六。
宋初由柳开、王禹?等承传唐代韩愈、柳宗元宗经明道、重散反骈旨趣，首倡文风改革。
继而欧阳修主盟文坛，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相继崛起，散文运动形成高潮，创作大量时政论文和文艺散文名篇，确立了平易自然的文章风格，使当时“文风一变，时人竞为模范。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二）南渡前后及宋室末叶，时代风云造就出一批以抗敌卫国为己任的志士，诸如李纲、陈亮、叶适、谢枋得等，写出一些智略辐凑、忠义奋发的爱国文章，也卓有影响。
宋诗在承传唐诗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形成了可与唐诗抗衡比肩的独立营垒，创作数量空前丰盛。
北京大学正在编纂《全宋诗》，据初步统计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为《全唐诗》的四倍。
宋代多高产诗人，陆游自谓“六十年间万首诗”。
宋诗反映社会视野较前有所拓展，切入生活力度有所深化。
宋与唐的时代气象与氛围不同，诗家又勇于创新，因而形成与“唐音”殊异的“宋调”。
在三百多年的演进中，宋诗出现不少创作群体。
宋初诗坛宗法唐人，有白体、昆体、晚唐体，随后出现革新诗派，促成诗风改革，宋调臻于成熟。
接着江西诗派、江湖诗派、四灵诗派、逸民诗人相继而起。
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大家，创作了大量名篇佳作，先后辉耀中华诗坛。
宋词是两宋文学的辉煌代表，被称为一代文学之最。
前人有“诗盛于唐，词盛于宋，曲盛于元”之说。
词体兴于唐，到两宋方始臻于成熟鼎盛，并取得与诗并行而为后世无可企及的地位。
由于词是合乐诗体，流播广远，风行于社会各阶层，拥有广泛创作队伍。
宋代词作，据《全宋词》辑录，共收词人一千三百余家，词章近两万首。
孔凡礼《全宋词补辑》，又增收词人百家，词作四百多篇。
宋词数量虽远不迨宋诗，但作为新兴的合乐诗体，既可传诵于文士案头，又能流播于乐人歌喉，强化了它的娱乐性和传播力，拥有众多接受群体。
宋初词坛在承传晚唐五代基础上酝酿新变，晏殊、欧阳修为开山初祖。
柳永、张先发展慢声，提高韵味。
晏几道、秦少游，展衍婉丽风韵而加以提高。
贺铸笔势气舞、气宇豪侠，苏轼开拓堂庑、清雄超拔。
北宋末出现了集婉约大成的周邦彦，咏唱伤乱的闺秀高手李易安。
继南渡抗金将写作慷慨悲愤的时事词之后，辛弃疾拓展东坡蹊径，挥写爱国词章，形成豪壮派。
姜夔则创变婉约词艺，抒发隐沦风情，人称骚雅派。
史达祖、吴文英承其余绪，用笔幽邃，寄意深远，词艺精粹。
宋亡前后，抗敌志士，岩穴逸民，以浩气凌云的壮词或缅忆故国的哀吟，为词坛作了收结。
立言淑世 著文醒时宋自立国之始便命运多蹇，外有游牧民族的侵袭，内有冗官、冗兵、冗费的困扰。
有识之士无形中产生了种种忧患意识，也激发了他们变革社会的时代责任意识。
这些都深刻地反映在宋代文学的优秀篇章之中。
忧念国运、立志报国的作品，在宋代十分突出和感人。
北宋前期社会比较安定，但辽、夏侵逼，边防危机已经显露。
宋初即有不少作家，写作关念疆防的名篇。
如王禹?《唐河店妪传》，记述北方边境一农家老妇，面对狂暴无礼的敌兵，机智地“推虏坠井，跨马诣郡”的勇敢故事。
作者借此提醒朝臣，要“多用边兵”，加强国防。
他在《对雪》诗中，想象边境民夫的沉重负担、防边战士的艰苦生活，末以“多惭富人术，且乏安边议”引咎自叹，体现出对国防的关切。
随后梅尧臣的《故原战》、苏舜钦的《庆州败》，都直接记述边防的失败战役，表示对朝臣御敌失策感到痛心。
苏舜钦写过不少诗篇力主强兵御侮。
在《舟中感怀寄馆中诸君》诗中写道：奋舌说利害，以救民膏肓。
不然弃砚席，挺身赴边疆。
喋血鏖羌戎，胸胆森开张。
弯弓射?枪，跃马扫大荒。
功勋入丹青，名迹万世香。
表达了他有志报国疆场的雄心壮怀。
靖康事变后，宋室偏安，中原沉沦，朝内主战主降两派斗争激烈，抗战将领和爱国作家，写出不少强兵御敌、光复旧物的政论，和请缨效忠、发愤报国的诗词。
前者如李纲《议国是》、虞允文《论今日可战之机有九》、辛弃疾《美芹十论》、陈亮《中兴五论》等，都切实分析敌我、预测战局，提出收复故土振兴国势的战略。
后者以岳飞、张元干、辛弃疾、陆游等众多作者的爱国豪吟最足代表。
宋亡前后，在同元蒙军殊死斗争中涌现的爱国英烈和逸民，留下不少千古流传的爱国名篇。
文天祥的《正气歌》、《衣带赞》、谢翱的《西台恸哭记》等，无不广为传诵。
文氏的《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激励历代英烈舍生取义报效国家的千古名言。
关注农家，体恤民情，也是宋代文林的良好传统。
王维“忘己爱苍生”（《赠房卢氏》）、杜甫“穷年忧黎元”（《自京赴奉先咏怀》）的精神，宋代诗文进一步有所昌扬。
有的作者曾以老黄牛自拟，生动地摅发了为老百姓鞠躬尽瘁的情怀：耕梨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
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
（李纲《病牛》）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
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
（孔仲平（禾熟》）基于这种甘为庶民牛的精神，不少文人将视角朝向基层，写出不少关怀民瘼之作。
有的反映暴吏扰民。
如高弁《望岁》文，阐明要安民，就要将“不当民务者，皆禁而不行。
”“暴虐之吏，过于水旱远矣”。
梅尧臣《田家语》，写州官为了邀功媚上，强行抓丁，出现“搜索稚与艾”，“父子各悲哭”的惨象。
有的反映重赋害民。
陆游《农家叹》写农民辛苦耕作，却因偶未交足租赋，被县吏抓到县庭，受尽折磨：“一身入县庭，日夜穷笞?。
”范成大《催租行》，写基层乡吏以催租为借口敲诈百姓钱财。
有的写荒年农家惨景。
范成大《后催租行》写天灾连年，颗粒未收，农民由卖衣交租到卖儿女来完税：“去年衣尽到家口，大女临歧两分手，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复驱将换升斗。
”戴复古《庚子荐饥》，写理宗时浙东荒年，百姓“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歧。
有天不雨粟，无地可埋尸。
”惨况耳不忍闻。
针砭官场腐败、贿赂公行、上层享乐、世风黑暗，在宋人作品中也警策锐利，引人注目。
苏轼应制科考试的策论，就劝谏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
”在《决壅蔽》中，他尖锐地指出：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
这段文字对当时官场的贿赂风行、钱可通神的现象说得何等一针见血。
孙因《蝗虫辞》以蝗虫喻指吸吮人民血汗的达官贵人，说：“牟人之利以厌己之欲者，食人之食而误人之国者”，犹如蝗虫，“蝗日益盛，民日益病，蝗日益硕，而民日益瘠”。
比喻何其切当。
罗大经《能言鹦鹉》，讽刺言行相悖的伪君子是“能言鹦鹉”，他们善于学舌，说起来道理堂皇，做起来劣迹昭彰。
辛弃疾《千年调》以幽默笔调讽刺阿谀逢迎的官僚们，在上司面前，“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唯有“寒与热，总随人”，善于“学人言语”的“秦吉了”，方能引人喜欢，得到升迁。
凡此都体现出作者对当时恶劣世风的指斥。
这些斥时文字，有的直言不讳议论英发，有的借古讽今立意深远，有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层，略无顾忌。
宋人重视思理，一些作家惯于以哲人慧眼扫视生活，使许多诗文富哲思、含理趣、染禅味，具有沉厚的理性机趣。
这种哲思光芒有诸多表现。
一类是以日常小景隐喻生活哲理，给人以领略不尽的启示。
如王安石《游褒禅山记》，通过探山纪游所体验的“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的经历，悟出“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这就告诉人们：高深的造诣、光辉的成就，只有不畏险远奋力前进方能达到。
朱熹《观书有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借描绘池塘景观，启示人们：要头脑清醒，心地明澈，就要坚持学习，不断补充新知。
另一类是从切身体验引发人生反思。
如苏轼《超然台记》，借记亭台阐扬正确处理物我关系的人生态度，说明人欲望无穷而外物有限，陷溺其中，烦恼太多，唯有超然物欲，以我役物，方能“无往而不乐”，潇洒地面对人生。
徐积《无一事》词：“见说红尘罩九衢，贪名逐利各区区。
论得失，问荣枯。
争似侬家占五湖。
”也是看穿名利的醒迷之言。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苏轼《定风波》，显示以履险如夷的风姿步越突然而来的袭击：莫听穿竹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自然界会雨过天晴，人生旅途中也常会度过坎坷迎来康衢。
陆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山西村》）的名句，久已家传户诵，让人神会。
士风挺拔 人文竞秀宋代文学的辉煌及其所表现的独特风貌，植根于宋代的文化土壤和历史条件。
换言之，宋代文学的璀璨不过是宋代历史条件下文化兴盛的一个表征。
一如发生在文学领域的豹变，宋代在哲学方面突破了五代以来沉闷墨守的局面，伴随通经致用，讲求义理以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出现了王安石的新学和以张载、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等诸多流派。
宋儒诸子融汇各家，援佛入儒，建构成新儒学体系，不仅升华了抽象思辨，而且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
道家的反观内省，禅宗的妙语机锋，则从不同的方面引发了文人的兴致，开扩了人们的思理。
这种种因素，陶钧出宋代文学尚理的特点。
《沧浪诗话》即指出：近代诸公“以议论为诗”。
刘克庄论当代诗，有“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竹溪诗序》）之语。
李梦阳云“宋人主理，作理语”（《缶音序》）。
可见重议论、尚思理是宋代文化的重要特色。
在科学技术方面，宋代也有出色的成就。
火药的应用，指南针的发明，天文学和医药学的演进，最为引人注目。
北宋编写《武经总要》记述火药配方，表明火药开始广泛运用。
宋仁宗时已有关于指南针的记述，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更有详细的说明。
南宋朱继芳有“浮针定四维”的诗句，所咏就是海上航行时靠指南针来测定方向之事。
宋代的天象观测、星图绘制和天文仪器制作水平都有所提高。
北宋苏颂、韩公廉等人制造的水运仪象台，早已驰誉海外。
苏颂的《新仪象法要》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著。
宋代医学家重视对医疗方剂的搜集整理，如王怀隐主编的《太平圣惠方》、贾黄中等编纂的《神医普救方》，采录十分丰富。
中草药书籍的编辑出版，在宋代也成绩斐然。
如《开宝本草》、《嘉?本草》、《大观本草》、《政和本草》，以年号取名，说明本草书各时期层出不穷。
从社会结构上看，有宋一代门阀制度和观念进一步削弱，寒门士人的社会地位也有了提高。
而朝廷在政策上向文治倾斜，文化上比较开放，教育显示出普及化、平民化趋向，科举取士限制势家特权，开放寒门读书人的通道。
对贫寒士子应试经济上给予补贴，“自起程以至回乡费，皆给予公家”（《燕翼贻谋录》卷一）。
科举考试录取名额，也比唐代大幅度增加，使寒门人士有更多机会走入仕途、跻身文林。
更重要的是，赵宋自立国之初便面临严重的内外交困，在这种氛围中，士人之间普遍地形成了至今仍为人称道的忧患意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种忧乐天下、体国恤民的襟怀不时流露在士人的著述和吟唱之中。
如王禹?举酒高吟：“男儿得志升青云，须教利泽施于民”（《对酒吟》）。
面对乡民倾诉困苦遭遇，张舜民无限叹息：“我闻乡人言，背颡俱汗流”（《乡人言》）；有感于国步艰厄，陆游直写胸臆：“壮士方当弃躯命”（《夜读东京记》），“位卑未敢忘忧国”（《病起书怀》）。
而一旦有了施展自己抱负和才华的机会，则积极建言献策，以图变革自强。
自真宗、仁宗以来，就不断出现挽救危机的主张，连续涌动振刷衰运变革图强的思潮。
柳开早就向真宗陈奏过“若守旧规，斯末尽善，能立新法，乃显神机”（《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的政见。
范仲淹向仁宗《条陈十事》也说：“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
”此后庆历新政、荆公变法，以至南渡后的中兴之论、光复之谋，始终荡漾着不墨守陈规、不安于凝滞的议政风气。
这种风气反映在文学上，就是议政成为文学的重要题材，在创作中反对模拟，强调创新。
“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语）。
“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
”（戴复古《论诗诗》）代表当时普遍推重的创作观。
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是以面向过去为主的史学也承担了“资治”的重任，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朝廷正式建立记述当代历史的制度，官方和私人都重视修纂史书，如欧阳修、宋祁、范镇等受命纂成《新唐书》，欧阳修改编官修前代史籍，自撰《新五代史》，陆游编撰《南唐书》。
由司马光领衔在官方史局纂成的《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贯通古今的编年体通史。
由南宋李焘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则是编年体当代通史的一部巨著。
这些史书不仅有重要的“资治”价值，从文学上说，其中的一些篇章也堪称上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