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反暴恐宗教极端思想心得体会
当得知5月22日早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早市上发生严重暴力恐怖案件，造成39人死亡、94人受伤这一消息时，我被深深地震惊了
我对那些暴力恐怖分子表示极大地愤怒。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新疆发生的破坏人类和平的又一起恶性暴力恐怖案件。
暴力恐怖分子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
公园北街早市是周边群众，老幼妇孺进行买卖、购买生活所需的活动场所，他们都是普通善良的劳动人民，我们当然要向这些残害无辜的暴力恐怖分子表达强烈的愤怒。
我们都是人，人总会因各种原因离开这个世界。
当人们自然终老离世时，他们的亲人心情是平静的，会与之坦然地告别、悼念。
但若他们平白无辜地被暴徒残忍杀害，瞬间离世，他们的亲人们便会陷入沉重的悲痛之中。
因此，我们要向这些惨无人道的恐怖分子表达我们最最强烈的愤怒和谴责
杀人偿命，为无辜群众报仇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制造“5·22”严重暴力恐怖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必须依法严惩
这不仅是我的、也是所有人民群众共同的要求
性质及其严重的暴力恐怖案件，再一次暴露了暴恐分子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凶残本质和丑恶嘴脸，并再一次说明境内外敌对势力从来没有停止过挑拨煽动。
()他们在穷凶极恶地干扰捣乱，制造事端和混乱。
他们伤害无辜，手段残忍，是新疆各族人民共同的敌人。
暴力恐怖活动是影响新疆各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的巨大现实危害。
我们反对暴恐的斗争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生死攸关的政治斗争。
暴力恐怖分子公开与人民为敌，蓄意破坏民族大团结，严重危害各族群众根本利益的行为，已经激起了我区各族人民的公愤，他们残忍暴虐，必将遭受严厉打击。
近年来，暴力恐怖案件接二连三发生。
暴恐分子为什么要不断制造事端，破坏社会稳定呢
难道杀人真的会进天堂吗
我们来翻翻伊斯兰教圣书《古兰经》所讲：“凡枉杀一人，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如救众人”，《古兰经》上还提倡远离异端邪说，指出异端邪说是罪恶。
据了解，乱杀无辜的暴恐分子口口声称自己是“穆斯林”，而他们的暴行又怎能够称得上是穆斯林呢
他们是利用宗教作幌子反对人类和平的人，是让先进文明倒退的人。
他们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了今天阿富汗等国家落后的情景。
让我们想起了17世纪在新疆进行宗教统治的依禅，他们的黑暗统治让我们的民族文明倒退了几百年，我们决不能再回到那个恐怖的时代。
所以，我们要团结一致，坚决打击暴恐分子。
反对暴力恐怖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不会就此停止。
只要国际“三股势力”存在一天，新疆的“三股势力”，尤其是宗教极端分子就不会消停。
在这里，我要向全疆各族人民，向我的维吾尔同胞们再次呼吁：我们一定要对那些披着宗教外衣、利用宗教挑拨民族矛盾的所谓“宗教人士”，对那些宗教极端分子保持高度警惕。
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安康光靠政法部门的力量是不够的，广大各族群众的敏锐性、警惕性也十分重要。
只要我们每个人保持警醒、警惕，眼睛就会明亮，耳朵就会灵敏，就不会轻易被欺骗，并且可以做到先发制敌。
教师两面人的心得体会
“双泛”思想是“三股势力”的思想基础，两者实质一样，都是用卑鄙的手段欺骗、裹挟群众，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歪曲新疆“三史”，诋毁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煽动宗教狂热，挑起民族仇恨，妄图达到分裂祖国的罪恶目的。
不肃清“双泛”思想流毒，不铲除“三股势力”这颗毒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就难以实现。
中国共产党的六次整党整风运动
度思想的问题用思想的方法去解决，文化的问题用文化的方式去解决，习俗的问题用尊重的态度去对待，宗教的问题按照宗教的规律去做好工作，暴恐的问题用法治和严打的方式去解决
聂荣臻简介
聂荣臻1899-1992） 中国军事家，政治家。
中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华人民国元帅。
1899年12月29日生于四川江津。
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次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10月到苏联学习。
1925年8月回国后，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成员、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
后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与向北伐军派遣中共党员等工作。
1927年7月中旬任中共前敌军委书记，参加南昌起义后任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
同年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
1928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30年初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5月后在中共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工作，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等地坚持秘密斗争。
1931年12月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团政治委员，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同年4月，作为红军东路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漳州战役。
1932年冬以后，与军团长林彪率部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
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支持的主张。
过金沙江后，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
曾率部参加直罗镇和东征、西征战役。
1936年11月，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平型关战斗，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利。
1937年11月，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晋察冀3省边界地区创建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1939年冬指挥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击毙被日军称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旅团长。
1940年8月，在百团大战中，组织指挥部队在正太、津浦、平汉、北宁等铁路线进行破击战。
1943年秋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
1945年部署晋察冀军区部队对日反攻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北平(今北京)市市长等职。
先后参与指挥正太、清风店、石家庄、平津等战役。
1950年初任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协助中央军委领导人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岛屿，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的部署、训练、运输、供应、轮换等工作。
曾参与组建各军兵种领导机构和一批军事院校，并组织制定军事条令、条例等。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1958年兼任国务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1959年兼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领导科技攻关，组织全国大协作，仅用5年时间就研制成功多种导弹和原子弹，不久又研制成功氢弹。
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斗争。
1983～1988年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因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著有《聂荣臻回忆录》。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至第五次反分别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193012月上旬，国民党鄂三省“围剿共集8个师3个旅近10万兵力，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至1931年2月退守六安国民党第四十六师以第一、第二营为骨干武装起义，捣毁了六安县政府，取得胜利。
至此国民党对皖西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被彻底粉碎。
第二次:1931年3月下旬，蒋介石限令5月下旬“完全肃清” 鄂豫皖区红军。
至5月下旬，红军共歼敌5000余人，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第三次:1931年7月～9月，国民党组织3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围剿。
蒋介石亲任总司令， 赶赴南昌指挥，并请德、日、英军事顾问参与战事筹划。
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指挥下，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避敌主力，共歼敌7个师，17个团，俘15000余人，缴枪20000 支。
第三次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
第四次:1932年12月，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近40万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至1933年3月，红军经过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第五次: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约50 万兵力，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仓促应战。
由于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苦战一年也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
1934 年10 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根据地，开始长征。
怎样正确认识当前反腐倡廉形势
反对和防治腐败，事关人心向背，事关生死存亡。
只有正确认识和判断当前反腐倡廉形势，才能总揽全局，审时度势，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牢牢把握反腐倡廉斗争的正确方向；才能坚定信心，扎实工作，正确处理反腐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才能统一思想，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取得反腐倡廉的新成效。
怎样判断反腐倡廉形势，不仅仅是工作评估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认清形势、把握大局，才能统一思想、做好工作。
我国当前的反腐倡廉斗争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背景下展开的。
国内外敌对势力竭力利用腐败问题歪曲、否定我们党的领导和国家的政治制度，蓄意诋毁，造谣惑众，把我们党描绘得一团漆黑，把干部队伍说得一无是处，攻击共产党解决不了自身的腐败问题，等等。
其目的就是妄图动摇干部群众对我们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动摇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信心。
对于干部群众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一些模糊认识和不正确看法，也要分清楚情况，加以引导。
每个人在不同的社会层面生活，因人、因事、因情况不同，看问题的依据、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既有人过高估计成绩，存在盲目乐观倾向；也有人过分夸大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存在悲观失望情绪。
当前在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判断上，存在一些模糊认识：一是把局部看作全局。
有的地区和部门出现了腐败分子，周围的干部群众很不满意，出于满腔义愤，把局部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推而广之，从村长、乡长的不廉洁推测省长、部长的不廉洁，从少数干部有问题扩大到认为我们党和干部队伍整体上有问题。
二是把自己接触到的个别腐败现象视为普遍现象。
有的同志在社会活动和经济交往中，受到个别部门和单位不正之风的困扰，非常愤恨，由此推断出整个社会风气都不好，认为我国腐败现象非常严重。
三是把媒体报道的典型案例当作普遍现象。
据调查显示，60％多的人是通过媒体了解腐败问题的。
反腐败是备受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对大要案的报道，有时比较集_中，有个别小报还存在恶意炒作的现象，对一些干部群众容易产生误导，使一些人错误地认为，案件越查越多，腐败越反越严重。
四是把不属腐败的违纪违规行为或不正之风，当作腐败问题来看待。
腐败有明确的定义，主要指滥用职权谋取私利。
一些群众没有搞清腐败的概念，把一些不属于腐败的现象也列入腐败的范畴。
以上这些认识，单从某个方面说，似乎有一定道理，但从总体上说则是不全面的，以偏概全，背离了客观和实际。
怎样判断反腐败形势，有一个角度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世界观、方法论的问题。
2011年1月1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全面、系统、深入地分析了当前的反腐倡廉形势，特别是用“三个并存”和“两个依然”科学概括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态势，即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我们既要看到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的明显成效，又要看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更加有力的举措坚决惩治腐败、有效预防腐败，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
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于我们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更好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要充分认识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
坚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之一。
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90年的伟大实践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重大成就。
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纳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谋划和部署，不断深入对反腐倡廉建设规律的认识，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向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措施更加有力、成效更加显著，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我们坚持把加强教育作为反腐倡廉的基础工作。
近年来，中央在全党相继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结合纪检监察工作的实际，我们还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加强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和岗位廉政教育，命名一批全国廉政教育示范基地，发布《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组织“扬正气、促和谐全国优秀廉政公益广告展播，扎实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等，广大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更加巩固，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进一步形成。
我们坚持把健全制度作为反腐倡廉的重要保障。
大力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和创新，制定或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一批重要反腐倡廉法规制度。
在抓制度建立的同时，建立健全贯彻落实制度的责任制和保障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制度实效性。
我们坚持把强化监督作为反腐倡廉的关键。
着力完善监督机制、拓宽监督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前移监督关口。
通过加强巡视工作，完善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推进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积极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和其他形式的公开，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认真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等，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促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规范透明。
例如，巡视工作是一种有效的监督形式。
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颁布实施党内监督条例，把巡视确立为党内监督的一项重要制度。
党的十七大把巡视制度正式写进党章，以党内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巡视工作边实践边探索，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工作机制不断完善。
发现并阿有关部门移交了一批反映领导干部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
各省(区、市)、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金融机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也积极开展对所属单位的巡视。
通过开展巡视工作，有力推动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加强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我们坚持把深化改革作为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
协调和配合有关部门，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司法体制以及财税、金融、投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逐步完善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领域市场运行机制。
我们坚持把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作为反腐倡廉的重要任务。
通过开展纠风专项治理、政风行风民主评议等，认真解决征地拆迁、涉法涉诉、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专项基金资金监管等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力维护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还积极协助党委、政府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严肃查处群体性事件背后的失职渎职和腐败问题，促进了社会和谐。
我们坚持把查办案件作为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
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工作力度，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坚持党纪国法而前人人平等，不管涉及到什么人，不论职位多高，只要违反了党纪国法，就坚决查处，绝不菇息，绝不手软，切实做到发现一个查处一个。
我们注重突出办案重点，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严肃查办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中的违纪违法案件，严肃查办商业贿赂案件。
从2007年11月至2010年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3．5万件，结案44.6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6.6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6607人，立案件数、结案件数和党纪政纪处分人数逐年增长；共查办商业贿赂案件50244件，涉案金额125.4亿元。
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严肃查处了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王益、康日新、黄瑶、宋勇、许宗衡等一批大案要案，前不久又对刘志军进行立案调查，社会反响强烈。
和地区各部门也查处了一批在本地区本部门在重要影响的案件。
通过查办案件，有力震慑了腐败分子，彰显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强决心，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
我们注重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建立健全“一案两报告”等制度，加强案件剖析和情况通报，有针对性地总结教训、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力求达到查处一起案件、教育一批干部、完善一批制度、深化一批改革的效果。
我们坚持讲求政策策略，把握时机节奏，改进宣传报道，确保查办案件工作取得良好的政治、法纪和社会效果。
这些年来，通过坚持不懈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力地保证了党和国家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了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捍卫了党纪国法的尊严，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纯洁了党的组织和队伍，增强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
据国家统计局民意调查显示，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满意度2003年度为51．9％，2008年为65.5%；2010年达到70.6％；人民群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2003年为68.1%；2008年为81.6%；201o年达到83．8％，均呈逐年上升趋势。
国际社会也对我国的反腐败工作给予积极评价，认为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
”第二，要清醒认识当前消极腐败现象的严重性。
在充分肯定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
新问题。
一是腐败行为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资金密集领域和行业商业贿赂、内幕交易等现象严重，土地、矿产资源和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监管薄弱领导违纪违法问题突出，教育科研、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腐败案件逐渐增多，一些社会中介组织违纪违规时有发生。
二是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现象依然严重。
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牟取非法利益问题突出。
“一把手”腐败问题仍然严重。
从2007年11月至2010年底，共处分基层站所工作人员38464人，其中2010年处分违纪总金额在千万元以上的乡科级以下人员171人。
例如，山西省临汾市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利用职权违规从事煤炭生产经营活动，谋取巨额利益，同时犯有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违纪金额巨大，社会影响十分恶劣，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0年。
三是一些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
例如，首都机场集团原董事长李培英，贪污公款8250万元，索要、收受有关单位和个人款项共计折合人民币2661万元；先后多次到境外赌博，赌资特别巨大。
李培英被依法判处死刑。
四是一些腐败分子同时具有多种违纪违法行为，集政治上蜕变、经济上贪婪、生活上腐化于一身。
例如，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政治上丧失理想信念、目无党纪国法；经济上贪得无厌，为谋取个人私利不择手段，利用职务便利为数名请托人谋取利益，索取或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96万元；生活上极其糜烂。
王益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五是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有的大案要案涉及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有的一个领导班子中多人被查处。
例如，在安徽省古井集团高管人员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中，原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效金，集团副总裁、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李运杰，古井贡酒股份公司总经理甘绍玉等10名高管人员涉案。
王效金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其他人员也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
六是腐败案件类型、性质和作案手段等出现新变化，违纪违法行为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新兴经济领域案件和利用高新技术手段作案有所增加。
例如，商务部条法司原巡视员郭京毅单独或伙同商务部、工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多名司局级干部，以及一些中介组织工作人员，利用各自在外资审批、监管、服务等方面的权力，把正常工作协调机制变成“权钱交易利益圈”，犯罪行为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高度的隐蔽性。
郭京毅因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其他涉案人员也分别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
此外，党员干部作风和廉洁自律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和不正之风仍然比较严重。
一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工作作风漂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漠不关心，甚至失职渎职、酿成严重后果。
例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除利用职权收受贿赂600多万元外，还违反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和民主决策程序，草率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工作，且疏于职守、部署不周、监管不力，致使药品注册管理秩序混乱，全国假药劣药事件频发，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郑筱萸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依法判处死刑。
同时，一些领导干部作风简单粗暴，在土地征用、城镇拆迁、城市管理等过程中违规操作、粗暴执法，甚至滥用强制手段，引发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一些领导干部贪图安逸，奢侈浪费，享乐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要求不严，违规收送红包礼金、超标准住房、从事营利性活动等问题屡禁不止，等等。
另外，从这些年查处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看，背后往往隐藏着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等问题。
例如，2008年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9·8”溃坝事故，造成277人死亡。
经过调查，临汾市公安局原常务副局长段波、临汾市原副市长周杰、襄汾县原县长张金凤等5名领导干部因利用职权为发生事故的新塔矿业公司非法生产提供便利、收受贿赂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受到严肃查处。
第三，要深入分析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原因。
腐败现象是一个具有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古今中外都存在的世界性难题。
当前，我国社会存在腐败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一是我国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和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的历史时期，各方面体制还不完善，有着不少缺陷和漏洞，存在着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
从世界各国发展历程看，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大都经历了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而我国用短短几十年跨越了其他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各方面体制制度必然要经历一个不断健全完善的过程。
即使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也都为不断发生的腐败问题和政治丑闻所困扰，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民主竞选所耗费的巨额政治经费其实质就是一种披着合法化外衣的腐败现象。
最近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家相继发生的政权更迭和政治动乱也都与腐败问题密切相关。
二是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影响乘机而入，同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思想影响相结合，侵蚀着党员干部的思想，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主义思想滋长。
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孙瑜为满足自己的高消费，收受贿赂328万元，伙同他人骗取国家资金400余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孙瑜在其忏悔书中说：贪图享乐，无限制地追求高消费，是我违法犯罪的重要原因。
三是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多元利益主体在我国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不法分子通过商业贿赂攫取非法利益，拉拢腐蚀公职人员。
例如，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因受贿2959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他在检查中说：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情况下，体现在领导干部身上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是如此尖锐和复杂。
说复杂，是指对领导干部的腐蚀，在温情脉脉、杯光酒影中就能得逞，让你在不知不觉、舒舒服服中演变过去。
四是干部队伍构成发生很大变化，二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发生动摇，不少中青年干部缺少严格党内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考验，容易受腐败病毒感染。
一些领导干部没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有的心态浮躁、贪图虚名，一门心思用在谋求更高的职位上；有的在收入和待遇上盲目攀比，感到自己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因而产生“心理失衡”，走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违法犯罪道路；有的甚至利欲熏心、私欲膨胀，公然索贿受贿、侵吞公共财产和国家、集体资金，等等。
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李堂堂，就是因在2002年陕西省政府换届和2005年届中调整时未被提拔使用，感到自己吃了亏，产生了为自己捞好处、留后路的想法并付诸实施。
2007年曾因拉票贿选、违反换届纪律，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通报批评。
与此同时，本人或通过其弟收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760余万元。
李堂堂已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五是反腐倡廉建设中仍然存在薄弱环节，一些地方和单位管理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教育不够扎实，制度不够健全，监督不够得力，预防不够有效，好人主义盛行，应该及时提醒的没有及时提醒，应该坚持制止的没有坚决制止，应该严厉惩处的没有严厉惩处，有的甚至包庇腐败和犯罪。
就纪检监察工作来讲，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在思想观念、工作机制、工作方式等方面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措施和办法还不够多，等等。
第四，要充分认识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有利条件，坚定抓好反腐倡廉建设的信心。
首先，我们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们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每年都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署反腐倡廉工作，江泽民同志先后1O次、胡锦涛同志先后9次出席中央纪委全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每年都召开廉政工作会议，对政府系统反腐倡廉工作作出部署；中央还专门设立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直接指导和协调反腐倡廉工作。
这些都为我们推进反腐败斗争提供了重要政治和领导保证。
其次，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政治优势。
腐败现象从本质上讲是私有观念和剥削制度的产物。
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区别与历史上任何剥削制度的崭新社会制度，为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奠定了制度基础。
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法制保障。
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巨大的优越性，我们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身存在的腐败问题。
其三，我们有一支优秀的党员干部队伍。
长期以来，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宗旨、恪尽职守、默默无闻、无私奉献，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近几年，我们国家大事多、难事多、急事多，我们之所以能在众多风险和挑战面前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靠的就是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和表率带头作用。
这是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最有力证明。
不承认这一点，就难以解释我们今天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
可以说，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是值得党和人民信赖和依靠的，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
近年来每年受到党纪处分的党员越11万人，只占党员总数的14％o，其中因贪污贿赂类问题受到处分的仅占党员总数的0.3％。
其四，我们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
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是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力量。
随着人民群众参与反腐倡廉看渠道的不断拓宽和揭露腐败问题能力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将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其五，我们有长期以来反腐倡廉建设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反腐倡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方针、工作格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以及法规制度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之，消极腐败现象违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原则、干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助长不良社会风气、危害社会公平正义，是消磨党的意志、瓦解党的队伍、削弱党的战斗力、破坏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腐蚀剂。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
坚决反对腐败，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我们一定要从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推进反腐倡廉各项工作，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坚强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