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精神
学习国学的心得体会通过学习国学，我体会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的力量。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繁荣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原动力。
在国学经典的丛林中漫步，使我收获颇多。
现根据个人学习情况谈一下两点体会：一、学习国学提高了自身素养经典的力量能震撼人心，它能启迪思想，开阔文化视野。
修身是一切的根本，要想完善自身，只有用知识来武装自己，提升自己的德行。
比如：工作中我要做到认真负责，无怨无悔，踏实务实；凡是能够干大事的人，都是能够坐的住的人。
很多事情失败的原因，不是行动前没有计划，而是缺少计划前的行动。
要善于从自身找不足，制度切实可行的计划，立足实际，向着眼前的目标奋进。
二、学习国学丰富了我做人的道理古为今用，是我们学习古代文学的唯一目的。
学习国学，让我了解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丰富了知识，懂得了做人的道理，陶冶了情操，提高了文化素养。
有深究王阳明心学的朋友，给我讲解一下其思想。
感谢
其它的东西我都不想多讲。
用心做事，错了吗
用心做人，错了吗
用心工作，错了吗
用心写字，错了吗
用心创新，错了吗
用心发明，错了吗
难道我们：用物做人，行吗
用物做事，行吗
用物工作，行吗
用物写字，行吗
用物创新，行吗
用物发明，行吗
人呢
“我”即是人啊
“我”就是现象（个体）人类第一次接地气的东西。
不是大共相，如“物质”这样的假东西，我们在实在界找不到“物质”这个东西（任何一般属性（universa\\\/attribute）都不是实体）（任何以共相的方式来断定其属性的（predicated universally）东西都不是实体，而类形式（species form）即便是共相，也不是以共相的方式来断定其属性的）。
“我”又是人类整体的每一个个体。
我就是自主决非自在自为（主客对话两个我）。
心理学中自主就是遇事有主见，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其实阳明先生是天人合一性的心学“心者身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凡知觉处便是心”（《传习录》下）。
阳明先生“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三大核心命题。
王阳明先生“知行合一”说的提出，是中国古代哲学史“知行”范畴发展的一个必然环节，有其原因和理论基础，而更主要的是应时代需要而产生；“致良知”这一理论形式把心与理、知与行、道德修养与政治实践，圆融为一；把孟子的心体良知与大学的工夫以致知和合同一，包容了宋学本体——工夫的全部内容。
王阳明先生强调实行，要求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吾心良知之天理，包含着积极的入世精神和经世界想。
王阳明先生教育思想出发，认为其核心内容为“明人伦”的“尽心之学”，其社会意义在于“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安矣”，即贯穿和熔铸着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抱负和理想。
王阳明先生还凸显和肯定了“躬行”在“知”、“学”、“穷理”中的作用，并强调“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工夫”和“笃实之功”，反对只“知”不行的“着空”学风，倡导“实学”。
这无疑是开启了明清之际以经世致用的基本内容的实学思潮的先河，但因王阳明的“尽心之学”在本质上过分地突出了其良知道德理性的价值，忽略了知识理性存在的客观性及其合理性，从而妨碍了其“尽心之学”所蕴含的经世改用思想的进一步阐发和发展。
阿米巴读后心得
1、王阳明的心学理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用四句话就可以阐述：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我们的心本来是没有善也没有恶的，首先是起心。
起心之后就有了识别的善恶之分。
王阳明所有的理论都是围绕“无善无恶”→“起心”来展开的。
王阳明当年所受的教育是儒家思想的教育，他的心学理论也是用儒学来表述的，当然了，也只有这样当时的人才能接受，才能更好的理解。
王阳明所提倡的“知行合一”，其实就是展现出来的禅学。
还有“致良知”其实就是佛学中讲到的菩提（菩提：智慧、境界．）。
王阳明的才能主要表现在两军交战、平定叛军、抚恤军民，这都是无人能及的。
思想主张王守仁秉承陆九渊的学说，使陆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因此他们被称为“陆王学派”。
陆九渊从“心即理”说出发，认为格物的下手处，就是体认本心。
王守仁并不满意陆九渊的解释，他说：陆象山之学，“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语，虽亦未免沿袭之累”。
王守仁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正如陆九渊所言“心接具是理，心即理也”，何消外求
故明“本心”则明“天理”。
故王守仁强调：“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
不可以心外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
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他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
王守仁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
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
比如，当知道孝顺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已经对父母非常的孝顺和关心；知道仁爱的时候，就已经采用仁爱的方式对待周围的朋友，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实的按照所知在行动，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
他的目的在于“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对于朱熹的“先知后行”等分裂知与行的理论，王守仁在他学生编著的《传习录》中是这样理解的，古代的圣贤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知上，而忽略了行，认为这样下去会造成浮夸的风气，于是开始强调要知，更要行，而后世的人就理解为要先知而后行，这就错误的理解了圣贤的意思。
北京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王守仁经历过百死千难的人生体验，在五十岁时提出犹如画龙点睛般的学说宗旨“致良知”：“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人性本善，良知现成，但要懂得戒慎恐惧，所谓“慎独”（独处时犹如在大庭广众前，言行、思想均合乎礼仪），“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没有丝毫不善夹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心灵不受任何染污，这样良知自能百发百中。
王阳明解释说：“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
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
君子戒惧之功，无时或间（间断），则天理长存，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自无所昏蔽，自无所牵扰，自无所歉馁愧怍，动容周旋而中礼（合乎礼节），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斯乃所谓真洒落矣。
是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无间（间断）。
孰谓敬畏之心反为洒落累（牵累）耶
王阳明倡“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求是”学风，并多有阐发。
时至今日，“求是”精神仍然十分重要。
浙江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中提出，“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管仲）。
”王阳明认为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且进一步说明“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他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
（《节庵公墓表》）王阳明《传习录拾遗》说：“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
此说被称为“新四民论”。
“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面概括，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
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他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
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这时就要反诸求己。
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
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才能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的格物。
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
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
靠实践，靠自省，即“知行合一”。
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有规矩，有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
无论有多少方和圆，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规律，不然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确的。
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这是王阳明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即是“怡神养性以游于造物”，“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穴冥。
道在险夷随地乐，心意鱼鸟自流形”的“真乐”或“真吾”状态。
这种境界是超凡脱俗，摆脱个人名利毁誉贫富穷达束缚的自由状态。
在这种“至乐”境界之中，人与“大化”流行，“逍遥”于“人生山水”之间，实现了社会与自然、理性与感性、美与善相统一，达到了一种活泼泼的怡悦的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
他的良知体验美学值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好好咂摸体验。
在忙忙碌碌前行的道路上，偶一回头，发现先人衣决飘飘，面对蝇营狗苟生活着的人们，早已微笑的将我们宿命的留在艰苦跋涉的道路上，而兀自去追求那种自在清明的圣人生活去了。
也只有在这假日，我才能去触摸内心本有的“良知“，王氏的“格物致知”显然对我而言，比朱熹的要亲和受用的多了。
王门四句教阐述了心体、性体和良知在其心学体系中所具有的多重意蕴，指出心、性、理三者的内涵并不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完全等同的，并通过心性“无善无不善”的分析，指出王阳明所说的“至善”是超越道德善恶的不可执之善。
最后，通过对本体与工夫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四句教所内含的潜在矛盾，指出此矛盾是心学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十七岁时，他到南昌与诸养和之女诸氏成婚，可在结婚的当天，大家都找不到他。
原来这天他闲逛中进了道教的铁柱宫，遇见一道士在那里打坐，他就向道士请教，道士给他讲了一通养生术，他便与道士相对静坐忘归，直到第二天岳父才把他找回去。
此后他常常在各地和道士讨论养生的问题。
二十二岁时考进士不中，当时相当于宰相的内阁首辅李东阳笑着说：“你这次不中，来科必中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
”王阳明悬笔立就，朝中诸老惊为天才。
嫉妒者议论说，这个年轻人若中了上第，必然目中无人。
二十五岁再考时被忌者所压，又未考中。
二十八岁礼部会试时，他考试出色，名列前茅，中了进士，授兵部主事。
王阳明早期尊崇程朱理学，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子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这就是著名的“守仁格竹”。
从此，王阳明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驿丞。
他来到中国西南山区，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王守仁认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
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史称龙场悟道。
他在这段时期写了“训龙场诸生”。
其众多弟子对于他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说：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
他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
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 《传习录》分上、中、下三卷，载于《王文成公全书》，为一至三卷，亦有单行本。
卷上是王守仁讲学的语录，内容包括他早期讲学时主要讨论的“格物论”、“心即理”，以及有关经学本质与心性问题；卷中主要是王守仁写给时人及门生的七封信，实际上是七封论学书，此外还有《社会教条》等。
在卷中最有影响的是《答顾东桥书》(又名《答人论学书》)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着重阐述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理论；卷下一部分是讲学语录，另一部分是《朱子晚年定论》。
《朱子晚年定论》包括王守仁写的序和由他辑录的朱熹遗文中三十四条“大悟旧说之非”的自责文字，旨在让朱熹作自我批评与自我否定，证明朱熹晚年确有“返本求真”的“心学”倾向。
卷下收录的王守仁讲学语录主要是讨论“良知”与“致良知”的。
《传习录》是由王门弟子徐爱和钱德洪等编辑的，它包括了王守仁学说的主要观点，历来被视作阳明学派的“教典”，是研究王守仁教育思想的重要资料。
其中的语录是王门弟子分别记录的，编辑者只作了汇编工作，注明哪些条是由谁记录的，未作进一步地整理，因此各条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7封书信出自王守仁的手笔，是王守仁论学书的代表作，但阅读这些书信时，如果与其他有关论学书信联系起来看，它们更多的反映了王守仁晚年比较成熟的教育思想，但由于编者的取舍，如《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大学问》等重要著作未予收录其中，它对于了解和研究王守仁的教育思想，明显有不足之感。
所以在评介《传习录》一书时，有必要联系《全书》中的其他篇章。
1．“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 2．“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
” 3．“心即理也。
”“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
” 4．“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
” 5．“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四句教） 6．“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
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 7．“有志于圣人之学者，外孔、孟之训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于萤爝之微也，不亦谬乎
” 8．“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
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 9．“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四者备而祸全。
” 10．“夫学贵得之于心。
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
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 11．“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
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
” 12．“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
” 由于明末的朱舜水远渡日本，把阳明学传到了日本，现在日本的水户市，还存有朱舜水的雕像。
阳明学在日本，直接成为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中，传统思想抵制全盘西化的基础，所以现在的日本，传统保留得比中国好很多。
蒋介石在日本期间，看到电车上很多日本人都在看王阳明的《传习录》，看一会，闭目沉思一会。
他大为震惊，于是开始阅读《传习录》，并崇拜王阳明。
陶行知原名文濬，大学期间推崇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终身行为准则。
并据此改名为“知行”。
43岁时，他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知行》一文，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改本名为陶行知。
陶行知从心学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且终生以此自勉。
所收门徒冀元亨，王阳明入室弟子。
王龙溪，王阳明入室弟子。
钱德洪，王阳明入室弟子。
徐爱，王阳明入室弟子。
王艮：号：心斋，王阳明入室弟子，创立了阳明学分支——泰州学派。
黄宗羲：为追随者，梨洲学派。
刘宗周：为追随者，蕺山学派创始者。
聂豹：王守仁编外弟子，心学忠实拥护者，后传授徐阶心学。
王栋：出自泰州学派。
朱恕：出自泰州学派。
颜钧：出自泰州学派。
王襞：出自泰州学派。
罗汝芳：出自泰州学派。
何心隐：出自泰州学派。
李贽：出自泰州学派。
焦竑：出自泰州学派。
周汝登：出自泰州学派。
贺麟：创立新心学。
徐阶：王门忠实拥护者。
蒋庆：当代儒生，创立阳明精舍，治阳明学及春秋公羊经学。
蒋中正：中华民国军事强人暨第一至第五任总统，多次自称为王阳明的信徒，并把台北草山命名为阳明山以示纪念。
会庵：高僧。
中江藤树：近江圣人。
佐久间象山：兵家、思想家。
西乡隆盛：倒幕魁首 吉田松阴 高杉晋作 河井継之助 东乡平八郎 岩崎弥太郎：三菱财阀创立者。
伊藤忠兵卫涩泽栄一：日本第一国立银行创立者。
藤田伝三郎 渡辺祐策 広瀬武夫：日本军神。
三岛由纪夫：作家。
安冈正笃：思想家。
河井継之助 熊沢蕃山 船越清蔵 赖山阳 山田方谷
王阳明的思想对当今的教育产生哪些影响
王守仁（1472-1529）,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故又称王阳明.明朝中叶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他生活的年代是明王朝由稳定开始进入衰败的转变时期,也是程朱理学日趋僵化和空虚的时期,他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哲学、教育思想,形成了与程朱理学相径庭的“心学”体系,对封建社会后期以至近代的教育思潮发生了重要的影响.王守仁的儿童教育思想在其教育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当时的儿童教育观念及方式方法的改变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时至今日,王守仁的儿童教育思想仍对现代的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能够产生一定的启示.一、王守仁的教育理念对现代教育的启示王守仁的教育理念在当时科举至上,学校重知识记诵,轻全面发展的情形下提出和实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精华所在,他的教育理念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内容：（一）注重儿童全面发展他除了重视开设传统的“读书”课程来发展儿童的智能外,还倡议开设“歌诗”、“习礼”和“考德”等内容[1].他强调“诱之歌诗”是让儿童在美妙动听的音律中学到知识,还能起到调节儿童情感的作用,对儿童审美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导之习礼”不但可以帮助儿童养成良好的礼仪习惯,培养了德育,同时还有礼仪动作的练习,锻炼身体,强健体魄；“考德”就是在每日清晨检查儿童生活中的言行举止是否礼貌得体.这些课程的开展说明教育不能只注重儿童的智育发展,还要注重德育、体育、美育各方面的协调发展,这样才能使儿童全面发展.关心儿童的健康成长,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是家庭、学校、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二）依据儿童特点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现代心理学认为,儿童的有意注意稳定性较差,易受外界因素的干扰而分散、转移,能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很短,对新鲜的事物非常感兴趣,只是一味的读书学习对幼儿来说简直是太枯燥乏味；儿童同时又是好动的这是儿童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所以在课程的安排上要有张有弛、动静交替、不断变化教学的形式和内容,做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协调.早在数百年前的王守仁在当时的教学内容的开展上就非常注重依据儿童的特点.在今天的儿童教育中是值得肯定和效仿的.王守仁从他的“致良知”说出发,认为“乐嬉游”是心中本体,教育必须引起儿童的兴趣,从积极方面入手,顺应儿童情趣、鼓舞儿童情趣,以达到“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的效果.[2]当今社会的竞争日益激烈,而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又切,孩子过早的背负了重任,假期被各种各样的兴趣班所占据,孩子对所学的东西未必真正的感兴趣,往往这些兴趣班的学习参杂着父母的意愿,带有一定的盲目性.玩是孩子的天性,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孩子玩的权利,及时发现孩子的兴趣所在,注重培养他们学习兴趣,让他们积极主动地学习,这些往往比获取知识本身更加重要.（三）注重儿童个体差异人的个性千差万别,所以教育要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给予适当的引导.“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是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 在儿童教育中,王守仁非常注重儿童的个体差异,他认为资质不同,教学要因人而异.[3]一个好的老师应懂得观察,观察每一个孩子的个性特征,根据儿童的资质、才能、智力发展水平等特点,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教学.每个孩子在各方面的领悟和接受能力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可能在美术方面领悟性比较好,有的孩子可能对数学接受的比较快,要根据热同在某方面的不同理解力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在普遍教育中又有个别教育,根据其不同的能力提高或降低要求,这样能使教育目标更好的实现.二、王守仁的教育内容对现代教育的启示王守仁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提到“大抵儿童,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4]”他认为儿童喜欢游戏是他们的天性,在教育他们时要从他们的兴趣出发,不能将其天性禁锢与扼杀,就像草木刚刚发芽,应该顺应它们的发展,摧残他们就会适得其反.所以他根据儿童的性情和发展特点提出了适合儿童发展的教育内容,来陶冶儿童的思想和性情.（一）“歌诗”他认为“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滞于音节.”,以唱歌吟诗的方式来教学,这样不仅可以激发他们的志向,而且还能消除他们的顽皮,使其多余的精力有发泄的机会.还可消除儿童内心的忧闷,使他们开朗活泼,并能适度表达情感.王守仁创造的“歌诗”,是一种有严格要求的教育活动.“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这里从仪容到精神都提出了要求,一方面要“审其节调”,一方面要“心气和平”,在不急躁、不放荡、不胆怯中认真学习歌诗,领会其内容,依照其韵律,体会其感情,“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歌诗有旋律和节奏,儿童喜欢学,愿意参与,还能有美的享受[5].音乐教育在开发潜能、培养创造力、完善人格、美化人生等诸多方面的独特作用.《论语》中将这种思想升华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乐”的完成,成为了教育完成的最后阶段,这个时候受教者不仅在内心修养、情感意象等方面得到培养和陶冶,在行为修养、人际交流等方面得到培养和陶冶,更是达到了外在的与内在的两方面修养的锻炼,从而形成了完美的人格.王守仁精通儒家思想,这也是儒家思想给王守仁开展教学内容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