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识读大学的发言稿
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逻各斯的动物”［2］。
所谓“人是逻各斯的动物”，就是说“人的本质是作为言说者而存在”，逻各斯的本义是对真言的“说”。
“至于一事物的是否有利或有害，以及事物是否合乎正义或不合正义，就得凭借言语来为之说明。
人类所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它类似观念的辨认〔这些都由言语为之互相传达〕，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
”［3］这意味着凭借言语以及言说之中所显现出来的正义，人类结成家庭和城邦，并实现自身作为逻各斯的存在。
在这里，本源性的“说”就是人的本质活动。
海德格尔指出，在希腊的深层传统中，说出一个事物（即使其本质展现）与把它带入到时间中（即行为的展开）二者是“纠结”在一起的。
“说”不仅是说出一个词，而是使词的本质展现在历史中。
［4］大学之为大学，不仅是物质形态的，更为本源地，大学是言语性的，真正的大学开启在言语之中。
正是言说给物的形态的大学赋予形式，让大学之人明辨大学之理，由此而结成学人共同体。
对于青年学生而言，大学绝非手边之物，并不是进入实体形态的大学就等同于进入了真正的大学之中。
常言“读大学”，大学乃是“读”出来的，在言辞中识读大学乃是大学教育的真义。
言说使大学之理显现，或者说言说乃是大学显现自身的基本方式。
言说作为大学存在的基本样式，确切地说是大学精神存在的方式，意味着作为理念形态的大学是活动的、敞开的，而不是静止的、封闭的。
大学之理念显现在大学讲演之中，校长的讲演无疑是集中体现。
讲演作为一个大学实践的场域，意味着聚集、召唤，引出大学之理，也就是让大学之理在讲演所开启的公共场域中现身和在场。
校长讲演，不仅仅是“说”，而是将大学本质带入当下。
如果说理想的大学是以理念的形式存在，是言语性的，那么校长的讲演就是大学理念赋形的现实行动，就是大学之道在当下大学空间的现身。
正因为大学之理在校长富于理性的讲演中的生成、聚集，校长就在言辞中开启大学空间，让作为听者的青年学生从个人的性情欲望之中跃迁到校长言辞所开启的大学理性空间之中生存。
大学校长的讲演，乃是对日常形态大学之上更高事物的召唤，对大学正义的召唤，唤起青年学生对更高事物的仰望与追求。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讲演作为一种大学的仪式化的场域，正在于某种神圣事物的在场化。
没有更高事物的在场，此种场域就是平面化的，不足以激活青年学生灵魂的上升，引领他们向更高目标的追求。
这意味着校长作为讲演者对大学事理的先行进入，校长自身浸润在大学事理的诉求之中，校长成为大学之道的肉身所系，换言之，校长站在青年学生面前讲演之时，他就是大学。
校长的讲演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程，讲演者在“承”在“上”的更高事物和“启”在“下”的学生的灵魂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引导与唤起作用。
海德格尔有言，语言乃是存在的家。
大学校长的开学讲演其实就是在给大学生安置精神之家，也是在给整个大学编织一个大学梦想的家。
如果大学校长的讲演，充斥其中的都是官话、套话，这实际上一开始就弱化了青年学子对大学的想象。
校长作为大学管理者，其基本职责当然是管理大学。
管理，意味着既“管”又“理”，管是管住，控制；理是理顺，疏导。
如果说管体现的是可见事物的管住、管控，那么理则是不可见事物的疏导、梳理。
换言之，管理意味着外在秩序与内在秩序的合一。
但在实践上，“管”往往优先于“理”，当“管”和“理”冲突时，往往就是“管”压倒“理”，也就是管理者掌控可见大学事物的主体意志压倒了不可见的大学事理。
大学治理理念的提出，其基本意味乃在于凸显“理”的优先性，大学管理者的重心恰恰不是作为管理者的主体意志的呈现，而是如何弱化管理者个人的主体意志，尽可能多地认同于当下大学可见事物背后的事理，让大学之理在大学诸种可见事物中显现出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管理乃是一种治理，治的是大学之“理”。
管理者的要义在于疏导、理顺、引导大学之理的显现。
大学之理并不是校长给出的，赋予的，恰恰校长之为校长乃是大学之理赋予的，大学之理引导着大学校长之为校长，校长的存在让大学之理现实化，换言之，校长正是大学之“道”与“理”的肉身化。
强调大学治理意味着大学管理者应成为大学之理的承载者和显现者，而不是凌驾、游离于大学事理之上。
大学治理乃是一种技艺，一种让大学事理显现出来的技艺，让大学显现其所是。
校长的讲演作为大学的实践无疑是见证校长作为管理者还是治理者的重要场域。
一旦校长的言辞乃是体制化制作出来的官话、套话，这意味着校长自身并没有先行进入大学之道（理）的场域，校长的讲演只是传递、显明自己的校长身份，标榜的是校长的权力、权威，校长的讲演只是大学管理———而非治理的一个环节。
同样，以情感化的渲染为中心的校长讲演试图以人情平衡权力、权威，但由于大学理性匮乏，故不足以充分开启大学空间，这种讲演更多地增进的乃是讲演者本人与青年学生的联系，而不是大学之道（理、本质）与大学之人的精神联系。
政治的问题
本文先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讨论民意调查的科学基础、民意汇集功能与限制，尔后再循序导入我国政府首长施政满意度调查的个案分析，进而从方法学和民意调查的政治功能两个面向，来反思当前政治民意调查或施政满意度调查所引发的争议问题。
本研究发现目前的政府首长施政满意度调查，仍旧面临许多技术面的难题，例如施政满意度的概念制作与问卷设计、电话簿的编制架构与行政区不一致、电话调查系统的抽样架构涵盖率偏低及其衍生的问题等，这些因素相当程度限制了政治民意调查的科学描述、解释及预测能力。
更有甚者，在调查技术尚待精益求精、寻求本土化突破之际，国内对于民意调查的操作与解读经常偏向政治上的考量，充斥着结果论、简化论、信赖叙述推论和至上论等迷思。
本文最后提出重建政治民意调查的公信力，首要在于还给施政满意度调查一个独立自主的运作空间，避免政治力量或商业利益的不当侵扰，并将其制度化为政府例行业务的一部份，定期实施各种民意调查来昭信于社会大众。
政治民意调查与商业领域的市场调查不同，这类调查旨在探求民众对于公职选举的候选人、重要政策议题或者政府首长施政满意度的看法。
除了各类型的选举调查之外，首长施政满意度是目前最常见的政治民意调查主题。
民意调查基金会在民国七十六年公布总统和行政院长的施政满意度调查，开启国内有关政府首长声望调查的风气之先，稍后也陆续引起其它民意调查机构的注意与跟进。
归纳言之，目前常见的政府首长施政满意度调查，是近似于英美西方国家对政治人物所实施的一种声望调查(popularity polling)。
这类民意调查通常以行政首长的整体施政表现， 或者民众对于重大政策的反应为观察焦点，但部份的调查也会伴随中央各部会首长的职务表现评估。
相较于西方的施政满意度调查一般只限于最高行政首长，我国也针对各部会首长进行职务表现的评比，这是英美国家相关的民意调查较为罕见的现象。
就落实主权在民所揭示「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理想而言，本文认为施政满意度调查不仅是一种具有科学及专业性的民意反映途径，同时也是衡量政府首长民意支持度或认同感的重要工具。
然而，就民意调查的设计与执行而言，政府首长施政表现的评估，本质上是一个相当抽象而且复杂的议题；常见的问题包括：首长的知名度经常与其施政表现的评价相互纠缠不清，受访者对政府首长的施政评价，也经常与其个人的感觉或印象相互混杂(傅恒德，民88 年)。
若是如此，首长的施政满意度评估是否即等同于个人的知名度或印象调查
施政满意度调查的结果又能否客观地反应政府首长实际的施政绩效
把不同性质或功能定位的政府首长一起做调查，并将评比结果加以排序比较是否具有意义呢
随着政府首长施政满意度调查日益普遍化之后，这些争议将更值得学术社群与实务界的民调工作者加以正视。
本文以国内近两年来主要学术机构和传播媒体的民意调查中心， 针对各级政府首长所进行的施政满意度调查为观察对象，透过次级数据(secondary data)的比较分析，来探讨相关的民意调查在研究设计与调查执行上的优缺点。
在一个多元、开放竞争的社会，民意调查已逐步建立影响政府决策的地位；不仅是许多从政人物搜寻和掌握民意脉动的重要途径，同时也由于探讨主题的敏感性和希望调查结果能具有统计上推论的价值，这类民意调查的争议性通常远高于那些以探求消费者购买意愿为宗旨的市场调查。
基于此，本文以下先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讨论民意调查的科学基础、政治功能与限制，希望为当前的施政满度度调查提供一个评估与对话的基础。
尔后再循序导入我国政府首长施政满意度调查的个案分析，探讨这类民意调查在研究设计上的优缺点。
最后，从方法学和民意调查的政治功能两个面向，来反思我国政府首长施政满意度调查所引发的各种争议。
贰、民意调查的科学基础政治学者指出民意(public opinion)是所有个人意见的总和， 政府对于这些意见有必要慎重留意并纳入决策时的参考(Key, 1961; Ranney, 1993: 123)。
难怪许多民主国家和政治人物，都将民意视为一股强劲的政治力量，深深左右该国的政治运作。
虽然民意经常是分散、游移不定、甚至于相互冲突，但是拜信息科技快速发展与统计抽样原理之赐，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系统(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System, 以下简称CATI)大量被运用于民意调查(public opinion polls)的领域，使得掌握民意脉动的梦想愈来愈有实现的可能性。
在媒体和学术机构广泛涉入下，民意调查似乎已成为当代政治生活的一部份，特别是选举前夕接踵而来的电话调查询问民众：假如明天投票，你(你)会支持那位候选人
百家争鸣的民意调查不仅引起社会各界许多的争议和讨论，同时也更令民众困惑于各项调查结果的参考价值。
常见的疑惑包括：受访的民众是否具有代表性
主持调查的机构是否公正客观
有些民众无法联络上或者拒绝合作所显示的无响应问题(non-response problem)，是否会造成抽样调查结果的偏差
民意调查是否会沦为候选人文宣造势的工具， 企图来影响一般选民的投票行为
以及为什么民意调查的预测，似乎总是与选举结果有相当的出入
目前流行的政治类民意调查，是否称得上具有科学的基础呢
从统计学原理和调查方法的角度来说，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当代的民意调查经常是利用抽样程序，从母体(population)随机选取样本(samples)来征询民众对某些公共议题的意见；相较于志愿响应的样本时常存在偏差，随机样本最大的优点是具有公正不偏性(郑惟厚，民87 年：10)。
一般而言，严谨的随机抽样设计可以产生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使得意见调查的分析结果能够进一步推论到母体的整体实况。
采取抽样调查的原因，不仅在于普查(census)的程序既费时又太昂贵，同时也由于实地进行测量时，抽样调查的总和误差(total errors)一般较普查来得低(Singleton and Straits, 1998:137 )。
再者，问卷设计上必须符合调查研究的专业要求，也在在反映出民意调查的科学性；例如问卷题目的用字遣词应避免过于艰涩难懂、笼统模糊，甚至使用一肩两担式问题(double barreled questions)或者掉入引导性或负载式问题(leading or loaded questions)的陷阱，同时也应注意问题选项的穷尽性和互斥性(exhaustive and mutually exclusive) (杨国枢等，民78 年；赖世培，民85 年)。
换言之，唯有遵从问卷设计的各项要领与原则，才能确保民意调查工具的信度(reliability)与效度(validity)。
1其次，根据Singleton and Straits(1998)科学性质(nature of science) 的观点， 民意调查的科学基础可以分别从产品面(science as product)和过程面(science as process)来加以评估。
就产品面的特征而言，民意调查所提供的信息应该具备某种程度的描述(description)、解释和预测(explanation and prediction)以及理解(understanding)等功能(1998: 21-28)。
然而，在实务上，不同学科所展现的理论功能具有一定的高低层次性，可以达到较高层次功能的科学知识，其理论建构的严谨程度也就愈高。
当中描述的功能要求民意调查能够使用自己独特的概念，来叙述一般民众对于特定议题的认知或态度；例如，美国总统的声望调查可以用来反映最高行政首长施政表现的民意支持度(approval rating)。
解释或预测的功能则表现于某些经验法则(empricial rule) 是可以成立的前提之上， 亦即某一个变量(variable)的变化， 将会影响另一个变量状态的改变(Babbie, 1998)。
根据过去的选举经验法则，在民调获得高支持度的候选人，通常会有较大的当选机率。
基于此，台湾选举所谓的「西瓜效应」建议，为避免将选票虚掷在当选希望渺茫的参选人身上，选情被看好的候选人往往在投票日前，较容易获得游离或未决定选民的青睐。
理解功能的实现， 则建构在确定的因果关系(causal relationship)基础之上，这种因果关系必须同时兼顾统计上的关连性、影响方向确定以及可以祛除假性关系(non-spuriousness)等三项条件才能达成(Nachmias and Nachmias, 1995)。
由于成就因果关系的条件过于严苛，一般的调查研究通常无法同时满足前述的要求。
英美国家的投票行为研究虽然常假设，现任者的施政满意度与其当选机率是呈现统计上的正相关，但由于影响选民投票取向的因素众多，欲期建立一个选民投票行为的因果关系模式，事实上相当不容易。
具体的事例如，陈水扁先生在民国八十七年寻求连任台北市长的选举，虽然他在历次的选举民意调查一直享有高度的市政建设满意度和选民支持率，但可能出于省籍情结的因素和恐独选民的危机意识作祟，终究不敌国新两党支持者合流所产生的围堵效果， 以致于不幸高票落选。
显示了突出的施政满意度本身，并不必然可以保证当选连任。
就过程面而言，一项民意调查的执行必须妥善响应经验主义(empiricism)、客观性(objectivity)以及控制(control)等重要原则(Singleton and Straits, 1998: 28-34)。
延续六0年代逻辑实证论者的观点，经验主义强调应该经由人的感官直接或间接加以观察，来理解周遭世界现象的一种研究途径；相对的，诉诸于直觉或权威所获得的信息并不是科学的证据，经验主义认为只有可以观察的(observable)事物，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题材，观察结果同时也必须具有测量上的意义(胡佛，民87 年；杨国枢等，民78 年)。
由于政治类民意调查经常以选举、公共议题以及首长声望为研究对象，透过抽样设计和电话访问程序来测知民意的动向，显然是符合上述经验主义所谓可以观察、并具有测量意义的原则。
其次，就专业伦理的规范而言，政治民意调查本来应以探求民众真实的态度取向为最高鹄的，希望公共政策的制定能有助于实践多数人共享的公共利益；然而，政治过程却经常涉及各种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 政策利害关系人(policy stakeholders)又难免从本位主义的立场，来操作及解读相关的民意调查结果，以实现个人的信念或政治利益极大化为职志，致使民意调查的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可能凌驾于前述实质理性的目标之上。
因此，客观性的原则着重调查过程中，研究者必须尽量维持公正客观，避免个人的认知、情绪、利益或价值不当介入民意调查的设计与执行，并且透过交互主观验证(inter-subjective testability) 的程序来获得相对客观(relatively objective)的结论，以代替绝对客观(absolutely objective)事实的追求(Babbie, 1998)。
交互主观验证的程序是以多数的意见趋势为基础，这与民主多数决的原理也相互吻合。
最后，控制的原则在于侦察民意调查过程各种可能的误差或偏差(errors or bias)，并且采取有效的作为来降低这些干扰因素(confounding factors)的不当影响。
一个劣质的调查研究设计可能受到选择性偏差(selection bias)的干扰，不管它是来自一种自我选择的偏差(self-selection bias) 或者是萃取精华的偏差(creaming bias)；2 例如许多叩应(CALL-IN)民意调查偏向于是自愿响应的样本，响应意见的民众代表性令人怀疑，调查结果的参考价值自然不高。
其次，从事问卷设计时应注意问题的措词须尽量清楚明确，不可以一题两问或者使用引导性及负载式的问题叙述，题目或选项的排列顺序是否会对调查结果造成不同的影响。
这些属于测量工具方面的偏差因素必须积极处理，才能维护民意调查结果的准确度及可靠性。
综合言之，民意调查是属于社会科学研究常用的一种调查研究法(survey research)，这种方法系针对特定的公共议题，通常以随机抽样程序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再藉由预拟的问卷题目来征询民众对于某些议题的认知或看法。
根据统计推论的原理，一项严谨设计并加以执行的民意调查通常具有「鉴微知着」的功能，所提供的信息可以作为描述、解释和预测特定事件结果的水晶球。
然而，民意调查的实施过程存在相当大的模糊地带和不确定性，任何无心的疏忽或者有意的操纵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偏差，使得预测结果与事实之间充斥「差以毫厘、失之千里」的现象，也因此一项科学的民意调查必须妥善响应经验主义、客观性以及控制等原则。
参、民意调查的意见汇集功能与限制以下先叙述民意调查在汇集和反映民意所担负的政治功能，然后再谈民意调查在政治过程中运作的限制。
一、民意调查的意见汇集功能随着民意左右当代政府运作的程度日益深化，民意调查在政府与人民之间扮演的桥梁角色也就愈来愈重要；尤其是面对民意如流水的多变与复杂特质，具有科学基础的民意调查理想上是探求人民希望政府采取那些行动，使政府能够迅速响应民众偏好的一种工具。
相较于其它的民意表达或利益汇集的途径，如定期选举、议会制度、大众传播媒体、政党和利益团体各自拥有不同的缺憾，民意调查所具备的科学性、时效性、代表性和客观性，几乎使它成为现代民主社会生活的一部份(周祖诚，民87 年：74)。
根据相关文献的分析，民意调查的政治功能至少表现在对于选举、政策议题以及政治人物的声望调查等三方面，分别说明如下。
民意调查在一九三○年代发源自美国，直到五○和六○年代才开始与美国总统选举结下不解之缘。
许多总统候选人发现，民意调查的信息在协助掌握选情动态、区隔选民市场以及拟定竞选策略上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约翰甘乃迪 (John Kennedy)是将民意调查应用在总统选举的个中翘楚，他当选之后并让民意调查专家(pollster)成为白宫的正式职位(Jacobs and Shapiro, 1994: 528)。
台湾地区的选举调查是在政治解严之后才逐次发展出来，成为部分候选人或政党从事选情研判的重要工具；民国八十五年首次公民直选总统的过程中，民意调查在反映选情的角色着力日深；公元两千年总统大选前夕，白热化的总统选情调查，更是社会各界掌握各组参选人民意支持度的主要讯息来源。
选举调查的政治效果主要取决于，民意调查结果是否会对选民的投票行为产生关键的影响。
例如未决定选民(undecided voters)是否会因民意调查转而支持较可能当选的候选人，或者逆向操作去支持声势落后的参选人。
以美国的总统选举为例，目前并没有确实的证据显示前述的胜选列车效应(bandwagon effect) 或者同情效应(sympathy effect) 会出现(Ranney, 1993:130)。
至于美国西岸的选民因与东岸时间差距三个小时，晚些结束投票是否会因东岸和中南部的选举结果，先经媒体揭晓而降低投票意愿呢
虽然目前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但迹象显示部分投票意愿不高的选民可能会受到影响(Ranney, ibid.)。
就台湾选民的投票行为观察，有趣的是未决定选民最后选择偎大边的「西瓜效应」现象似乎存在，使得选举调查在激烈选战中的策略性角色愈趋于白热化，部分参选人可能藉由操纵「假民调」的方式，来干扰选民投票取向的疑虑经常涌现。
现行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明文禁止在选前十天内公布选举民意调查结果，虽不免有剥夺民众意见表述自由或藉由民意调查来了解选情变化的缺憾，但是在目前民意调查机构良莠不齐、社群成员又缺乏自清自律的专业伦理规范下，诉诸于法律禁止规定的外控途径，似乎也是沈淀劣质民意调查在激昂选情中喧嚣的必要措施。
其次，民意调查也经常扮演征询民众对于特定公共议题的看法，以作为政府决策参考的角色。
许多位美国总统与民意调查的关系至为密切，他们素来相当倚重民意调查专家的操盘来进行重大的决策；例如甘乃迪藉助于哈利斯(Louis Harris)的民意调查来决定他的民权和外交政策(Reeves, 1993)；尼克松在七0年初经由一系列民意调查最后才做成他的经济政策，还有工资与价格管制的政策决定(Jacobs and Shapiro, 1995)；布什更是一位非常敏感于民意调查结果的总统，他的扫毒政策由原来的减少毒品需求转变为强力扫荡贩毒的措施，只因为提特(RobertTeeter)的调查显示民众是支持铁腕的政策(Duffy and Goodgame, 1992)；克林顿总统则仰赖格林堡(Stanley Greenberg)所设定的电话调查系统，来探求民众对总统经济政策的看法，使得修正后的经济政策能够在国会获得高度的支持(Woodward, 1995)。
总统在作决策时为何如此重视民意的动向呢
这可能与总统需要民意的强力支持来推动政策有些关连。
学者郭汉即指出：总统若愈需要大众的支持，就愈有必要注意民心的向背(Cohen, 1997:14)。
直言之，总统重视民意的反应不仅有助于提升他的政治声望，同时也可以增强与国会议价协商的地位，进而促使总统在推动政策的合法化，以及实践政治目标的能力大为提升。
最后， 民意调查也好比是一支政治温度计(political thermometer)，可以用来衡量行政首长的政治声望甚至于民意支持的高低。
以美国民意调查的运作为例，总统声望的上下起伏一直被主要民意调查机构严密追踪，并且在一个长期观察的基础上被用来评估总统的职务表现，使得民意调查浸染成为华盛顿政治文化的重要内涵。
约翰逊即是一位相当娴熟于民意调查事务的总统，据说他会把近期的声望调查数字随身放在口袋作参考(Altschuler, 1990)。
不过各国公职人员声望调查的作法，可能跟随政府体制的特性而有所差异。
在美式的总统制之下，许多民意调查一般只是针对总统的施政表现而来，却不对阁员进行个别的声望调查； 英国的民意调查机构对政党声望的重视程度，通常远高于行政首长的声望调查；法国属于双重首长制的国家，因此声望调查的对象同时包含总统和内阁总理两位重量级人物；我国的施政满意度调查经常一并兼顾总统、副总统及各部会首长等三种对象，是属于较为少见的例子(周祖诚，民87年：75-76)。
二、民意调查在实务运作上的限制理想上民意调查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可以担负重要的沟通功能；然而，值得注意的民意调查的运作却也经常面临许多内外在的限制因素。
内在限制(intrinsic constraints)泛指，执行民意调查过程所涉及的各种概念制作、问卷设计、抽样以及调查实施上的技术面问题，这些问题大致属于民意测量工具本身未臻成熟而衍生的误差或偏差； 外在限制(extrinsic constraints)指称，民意调查在与政治过程从事互动之后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例如机构特性的影响、政治因素不当介入的干扰、选举调查的政治化倾向、民意调查对公共政策影响的局限性等。
由于政治民意调查旨在透过探求选情、了解民众的政策偏好和政府首长的声望试图来左右政治过程，因此在多元利益交织的政治场域中，势必难以维持其原有的中立客观立场，这是社会各界在解读与运用政治民意调查时需要深思的课题。
就内在限制的因素而言，目前各家民意调查机构CATI 系统所使用的住宅电话号码簿， 普遍面临抽样架构(samplingframe)的涵盖度偏低问题，约只包含近六成的住宅电话用户。
虽然完美的抽样架构极其少见， 通常都会有未登录(non-coverage)、空白或重复登录(blank or duplicated coding)等缺失(陈膺强，民83 年：62-65)，但那些被遗漏的住宅电话用户是否存在某种系统性的偏差(systematic bias)，并足以干扰到调查结果是吾人所应关切的重点。
其次，问卷设计上题目的叙述方式也可能影响到调查结果。
曾经有一个民意调查询问美国人民：政府是否应该在社会救助政策上投入更多
若问题的措辞使用”穷人”而非”依靠福利过日的人”，赞成增加投入的比例明显高出甚多(Ranney, 1993: 129)。
无响应(non-response)问题是目前抽样调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无响应问题造成的偏差很容易就超越信赖叙述(confidence statement)所谈的随机抽样误差的范围(郑惟厚，民87 年：39)。
最常发生无响应的原因是联络不上受访者或受访者拒绝合作，这种情况下的电话调查是否会引入选择性偏差(selection bias)，有系统地排除某些预定受访对象如穷人、摊贩、夜间或流动工作者等不容易联络上的族群，或者遗漏主观上较倾向于拒答者的意见，进而影响随机抽样程序的严谨性及样本结构的代表性，都是日后从事民意调查时值得密切观察的议题。
再就外在限制的因素而言，机构的特性可能会左右民意调查的处理方式，致使民意调查的科学性或实用价值随着情势的变迁而衰减。
以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和新闻媒体三者来说，政府部门的民意调查通常关心访问主题的相关性与政治含意，强调民意调查结果的政治可欲性(political desirability)远高于对调查过程科学规范的坚持；学术机构的调查一般重视技术的完整性(technical integerity)和学术研究的价值，因此难免与政治圈内利害关系人的信息需求无法相契合； 新闻媒体从事的民意调查，倾向于强调新闻价值与时效的重要性，因此在题材的选择上经常是事件取向，对于调查方式与结果的处理也会考量时间的因素。
基于访问的便利性，虽然CATI 已成为国内媒体最常采用的民意调查工具，但在争取时效和针对特定新闻事件做出及时的反应等期望下，调查访问的对象、完成的有效样本数和品质有时难免会受到牵累。
其次，虽然民意调查本意想藉由提供相关的信息，来影响政治过程的运作，但是这项科学工具也可能因政治因素不当介入而遭受反向的操控，进而提供一些伪劣假冒的讯息来干扰社会大众的判断。
以近年来台湾选举中常被讨论的西瓜效应和弃保效应为例，假若候选人对西瓜效应发酵的危机感愈趋强烈，选举调查的政治化倾向即可能升高，声势落后的参选人往往亟欲由操纵民意调查或散播耳语等途径来摆脱边陲化的印象，以避免选民偎大边的西瓜效应涌现而使自己提早出局。
另外，弃保效应指称当所支持的对象胜选希望渺茫时，有些选民会放弃最爱改投当选机会较浓的候选人，来预防最不喜欢的竞争者最后夺魁的一种策略投票行为(strategic voting)。
族群之间的省籍情结或者惧怕台独引发战争的心理因素，经常是激烈选战中弃保效应滋生的温床，在选情信息不完全、有弃保倾向的选民渴求参考讯息的情况下，各竞选阵营越可能顺势操纵民意调查的数据，来诱使有利于己的弃保效应发酵。
公元两千年的总统大选过程，「宋出局」或「连老三」盈篇累牍的文宣广告，即是为了发动弃保效应战略的显例；换言之，选举调查被视为竞选策略或政治工具的诱因大幅增强，民意调查已不再是反映民意脉动的中性调查工具。
最后，民意虽然对政治过程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但过度夸大民意调查在决策制定过程的主宰地位， 则可能失之偏颇。
部分的原因来自于吾人不能将「民调」等同视为「民意」；由于任何的民意调查都会面临不表态或拒答者的威胁，因此无论民意调查技术再怎样的精进突破，都很难精确掌握尚未表示意见者的态度意向，使得调查结果在表彰整体民意的功能受到限制。
其次，民主国家的行政首长即使经常阅读各种民意调查的数据；然而，这些讯息所反应的民意毕竟只是影响政府决策的因素之一，而非全部分(Ranney, 1993: 130)。
以美国政府为例，总统作决策时可能受到他的治国理念、世界观以及寻求历史上的地位等因素所左右；在另一方面，总统也可能相当关心公共政策的作为与实际绩效；总统甚至于可能透过演说或其它的策略行为，来引导和塑造民意的走向(Cohen, 1997: 164)。
换言之， 政府首长的决策动机与目标事实上涵盖相当广泛的因素，无法单独以民意化约主义的观点来加以诠释；同时民意对公共政策的象征性影响可能多过于实质上的意义，总统虽然不见得会真正依循舆情的动向来行事，但行政首长至少希望能赢取重视民意的名声。
肆、政府首长施政满意度调查的个案分析近两年来许多新闻媒体或学术机构附设的民意调查中心，曾分别针对萧内阁或者地方政府县市首长进行一系列的施政满意度调查，为国内的政治民意调查开拓另一番新气象。
根据本研究访查结果，联合报和TVBS 的民意调查中心在这方面的投入较为积极，约每季对萧万长院长及各部会首长进行一次施政表现的总体评估，其它如中央通讯社或世新大学的民意调查部门，也曾数度举行萧内阁的施政满意度调查。
此外，施政满意度调查的对象也逐渐扩及到地方县市政府及其行政首长，例如远见杂志和TVBS 民意调查中心所执行的各县市首长施政表现的评价，东海大学和传讯电视分别针对中部五县市政府首长和桃园县府团队，曾实施不同型态的施政满意度调查较具有代表性。
3 部分政府机关如行政院研考会或新闻局，虽然也相当重视政府首长施政满意度调查的议题，但这些机构通常根据媒体报导和舆情数据分析来了解民意的动向，只有少数个案才会以委外研究的方式进行大规模调查，调查结果也仅供内部参考并不对外公布。
中国历来为什么会有学而优则仕的思想?
建议楼主看看这本书《学而优则仕》作者: 邹纪盂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ISBN号： 7505951696出版时间： 2006年2月自从孔子的高足子夏提出“学而优则仕”，孔子及其弟子并身体力行地在列国间的仕途上长期奔走之后，仕途与中国古代文人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人为什么要入仕
还是用孔的话说：“学也，禄中其中矣”。
对这句话，宋朝的皇帝宋真宗赵恒写过一首《劝读诗》，形象在予以阐释：“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村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女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这种追求，有实现了的，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立谈而致卿相”，或者是科举时代的“朝为田野郎，暮登天子堂”，仕途上是有不少这样的幸运儿的
仕途，仿佛是一条平直的康庄大道。
作者简介邹纪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东方文化研究所教授，畅销书《权力规则——中国历史上的官场游戏》一书的作者。
邹纪孟教授主攻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官场问题，是研究中国历代官场和权力问题的专家，也是这一领域的主要开拓之一，共作品还包括《宫廷风云》、《宫廷风雨》、《智者与治者》、《驭人与御人》等。
围绕中国历代官场及传统文化的问题，邹纪孟教授已有数百万字的著作问世。
仕宦，异化的权力游戏来源：《新京报》我一向对仕宦之类的图书涉猎不多，大略这类图书无非是想摊出一套关于中国官 “场”的诸如权谋故事、处世方略乃至官场黑幕等等，这种类似的“厚黑学”，看上去千差万别，最终强调的都是一个独特的“场”（官场）的生存规则，只不过淹没在中国人错综复杂的人情唾沫里，更显得扑朔迷离。
邹纪孟的这本《学而优则仕：中国文人的仕宦生涯》或许并不止于此，作者的野心乃是要通过一系列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去梳理一个有关“仕”的传统，只不过作者喜欢的是通俗讲史的方式。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只不过是孔子的弟子子夏的一句话，郑玄的《正义》作解：“古者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则设教于其乡，大夫为大师，士为少师，是仕而优则学也。
学至大成乃仕，是学而优则仕也”，而朱子的《集注》注的是：“优，有余力也。
仕与学，理同而事异。
故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事，而后可及其余。
然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
”之所以不避繁缛地引用这些古注，是因为无论在汉儒还是宋儒来看，对 “优”的理解并无本质的差异，都是“有余力”，这里“学”与“仕”，用朱子的话来说是“理同而事异”，并不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换句话，从“学而优则仕”到“学以致仕”，是一个“仕宦”传统的转向，一种“士”的理想在这里悄然湮灭。
前一句“仕而优则学”渐渐隐去，后一句“学而优则仕”却成为千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
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里认为： “士已从固定的封建社会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社会出现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并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待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便有了‘仕'的问题。
”“仕”的本义乃是“士”在其“位”（即士人），而恰恰只有“不在其位”，才有“仕”的问题。
我们本能地把“仕”等同于“为官”（仕宦），这多少是中国历史内部权力异化后的印象，“仕”被简单地理解为“如何获得其位”，而“位”又进一步成为权力的象征，“学”与“仕”便如同一根不断拉紧的橡皮筋，“仕”成为异化的权力，而它的异化，同时也改变着“学”的最终目标。
难怪于宋真宗赵恒的那首《劝读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女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常向窗前读。
“这首诗罗列种种”学“的好处，是各种权力（势）想象的叠加，最终归结到”五经“（学）上面，”学“成为致”仕“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仕“成为”学“的终极目标，这样一来，目的和手段分化，在”士“的传统的背面，也同时伴随着一个”仕“的潜流，”仕“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实现理想的最现实的出路。
本书作者多少是要在历史中各类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的个案里，找到中国文人的 “处境”，“士”的理想与权力欲望的碰撞，“仕”的社会机制与选拔机制，“仕”的道德自律与内在修养……而另一面，是“仕”的心路历程，如忧患、忠君、悲己、功利心等等，这些伴随着仕途生涯，当然，也包括一些仕途失意的心理安慰机制，事实上像“南柯一梦”这样的故事，虽然宣扬富贵功名如云烟，接近于道家的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没有得到“位”的士人，会自动放弃追逐名利与地位。
这样的梦也可以曲折地看成是那个年代在“仕”的围城外面，失意知识分子的一剂“安慰剂”，它可以舒缓苦痛，但不能根治关于“仕”的癔症。
“士”的理想与现实的对立，诸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这也是士的理想品质，是所谓“在其位而谋其政”的必然要求。
“专制制度最令人憎恶之处便是权力控制了一切，使人没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置身仕途之上的人，自然要受其控制。
即使超然于仕途之外，权力也不放过你”，可以说作者发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权力“场”，好像是铁屑在磁极的中央聚集，这些权力的碎片在一开始就决定了他们未来的方向。
此前，知识分子所受的“士”的教育，让他们始终怀着一种“士”的理想，他们一方面要面对理想，另外一方面又在权力场中挣扎，仕宦，是一种变质的权力，他们从一种单纯的“士”的理想蜕变成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权力“场”，在“场”上的任何一个磁极都会指向同一个方向，这正是作者要向我们宣示的权力规则，而“学而优则仕”就变成了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开始，就意味着文化场域里一种不安的“连锁反应”……
作文在文学的影响下300字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当我三岁时，妈妈就牵着我稚嫩的小手走进了神圣的文学殿堂。
在三岁时，我可以听妈妈讲故事，识一些字，会一些成语；在五岁时，我可以编一些幼稚的小诗；七八岁时，我已经编一些儿歌和顺口溜，散文我也编过一首。
现在的我已经了解国家大事，懂得科学理论，崇拜写《皮皮鲁总动员》的郑渊洁，写《鲁滨孙漂流记》的笛福…… 每个作家都要有渊博的知识、奇妙的构思，我的知识算不上渊博，但在小朋友里也算数一数二的吧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杜甫曾说过，所以一定要下功夫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我要少贪玩，少任性，多读书，多磨砺。
理想是一盏明灯，照亮着我前进的大路，总有一天，我的理想会实现的
四年级:吴颖涵继续阅读：东西方文学异同东西方文学从的抒情原则来看，西方古典主义的抒情原则为：理性是古典主义抒情原则的灵魂，它既强调“古典”有崇尚“理性”，理性对于情感具有绝对的有限性。
认为人类不仅有情感，更有理性。
可以抒发自己的情感，但是要由尺度，并非一味的宣泄感情。
它需要理性、意识的参与和评判。
要“言有序”，即井然有序的表现情感。
西方古典主义抒情文学的“抒情”不是即兴式的有感而发，而是要超越原始的情感状态，重新给予对象以认识、体验、评价。
它有别于西方浪漫主义抒情原则。
这一点，与中国传统的古典主义抒情原则如出一辙，也就是说都是属于“发乎情，止乎礼义”、“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
东西方文学从抒情传统来看，中国的文学传统是以抒情文学为主导的传统，即“诗”的出现；而西方文学传统则是以戏剧文学、叙事文学为主导的传统。
举个例子，莎士比亚被西方人称为诗人，并不是因为他写了100多首十四行诗，而是因为他写了很多著名的戏剧。
而换在中国，关汉卿、马致远的戏剧再成功，他们也不可能被称为诗人。
总的来说，西方文学传统起源于古希腊的悲剧，中国文学传统起源于先秦的抒情歌谣。
西方的文学成就是以戏剧为标准的，中国古代的文学成就是以诗歌为标准。
其实对于文学来讲无非涉及“致用”和“审美”，而东西方文学的差异与相似点也旧在于此。
中国古代文学的功用,从它产生之日起,始终同中国的主流政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西周时,诗歌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化形式。
周公“制礼作乐”,“礼乐”文化当中包涵的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诗”。
诗歌在那个时候,直接服务于贵族等级制,所以说它跟政治没有距离,它直接就是政治。
清人说汉儒说诗,不出“美”“刺”二端,现代以来有很多学者,特别是顾颉刚先生、钱玄同先生等,用现代的文学观念去考察《诗经》,觉得像汉儒说的那样《诗经》作品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或者“刺”某公,“刺”某王;或者不是“美”就是“颂”,是胡说八道。
但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汉儒是真的指出了诗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曾经有过的功能,这不是汉儒自己凭空想象的,而是那个时候的诗就是干这个的。
而在古希腊就不是这样。
古希腊的神话和史诗,是从上古一点儿一点儿地积累下来的,积累了很多年,开始是以口头的形式在民间流传。
包括悲剧,当时虽然有很隆重的组织形式,但也没有被直接纳入到国家的政治系统之中。
它有它的政治功能,那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它不是国家的政治行为。
而中国三千年前,就奠定了这种国家统合文学艺术的传统。
这种传统从先秦形成以后,从西周的“王官之学”到作为“诸子之一”的儒家之学,然后再到恢复到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汉代经学,是一以贯之的。
即使到了后来文人阶层的形成,这一传统还是保持着它的影响,比如说白居易啊,韩愈啊,宋儒啊,一直到明清,这种文学观念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
西方历代有“用”,它的“用”主要表现为对社会进行一种言说,基本上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对社会进行言说,至少从文艺复兴之后我们看得很清楚,文学艺术的言说者不是国家的统治阶层,而是属于民间的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它们基本上是对这个社会的某种现象发表一种意见,比如现实主义,它要批评一些东西;像浪漫主义,例如雨果,他很清楚自己的立场,对腐朽的贵族阶级进行揭露和批判,他都有他的一种言说指向。
但这种言说指向和国家的政治是游离的,相对独立的,不是糅合在一起的。
而我们无论是古代,是先秦儒家,还是到了宋明以后,他们的言说根本上都是为既定的社会秩序服务,只是认为既定的社会秩序有点问题,需要调整,让它更合理,实际上是起到了一种与统治者共谋的作用,基本上没见过从根本上否定现存制度的东西。
当然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或许有点这样的意思,它是一种乌托邦,对现实秩序有点儿否定的、不合作的意味,但是这是极其个别的。
除了这个工具主义的传统以外,中国在魏晋以后还有一种传统。
这是以老庄的精神为依托的,我们可以姑且叫它是一种审美主义文学观。
它讲对个人精神的一种涵养,一种提升。
当时中国的文人阶层正在成熟。
文人阶层跟士大夫阶层不完全一样,士大夫就是通过读书而做官的那些人,而文人阶层不管做官不做官,另外形成了一套“趣味”的评价系统,对人、对物、对自然、对诗、词、歌、赋的一套独特的评价系统,就像布尔迪厄讲的那个“场域”。
这套评价系统形成以后,就不再是工具主义的,而是演变成一种文人趣味,什么“气韵生动”啊,什么“滋味”啊,什么“风骨”啊,一套独特的趣味性的标准。
这个标准一旦形成,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便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后来的读书人大都浸淫在这里头,所以工具主义那种讲功用的文学观是一个主流,但同时与它相辅相成的,或者说并行而不悖的,就是这么一种趣味系统。
所以,我认为,中西方古代文学都是讲审美的,但中国古代这种趣味系统,跟西方是不一样的。
因为西方没有中国古代文人阶层这样一种社会阶层,它的知识分子,在中世纪主要是教士,到文艺复兴以后是一些启蒙主义者、人文主义者,或者是一些贵族知识分子,他们的那种价值观、价值取向,和我们的文人阶层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古代文学的差异,这个言说者的身份是很重要的一个视角,就是说西方传统的文学是什么人在写,他们言说的动机,他们的身份,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有什么区别,从这个角度入手我觉得能够发现一些根本性的、深刻的东西。
关于“致用”和“审美”的问题,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它们之间一直是一种游离的关系,既有致用的,也有审美的,只是在某一时期,或某一种文体它们各自有所侧重,而不是偏废。
也就是说,中西方文学从总体上来看,不存在一种是纯致用的,也不存在一种纯审美的。
但中西方的文学毕竟是在各自独立自存的文化背景中形成的两大审美文化系统,它们在其功能上,有很大差别。
从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历史来看,“美”或“审美”,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其审美的价值一直是被遮蔽的。
就像王国维所讲的“我中国非美术之国也!”。
“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昭雪者也。
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原因也。
”严复也曾说过类似的话。
严复说:“吾国有最乏而讲求者,然犹未暇讲求者,则美术是也。
夫美术者何?凡可以娱官神耳目,而所接在感情,不必关于理者是已。
其在文也,为词赋;其在听也,为乐,为歌诗;其在目也,为图画,为雕塑,为宫室,——美术者,统乎乐之属者也。
”文学风格与文化文学风格与文化文学风格与时代文化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作家生活于时代之中，不能不深受时代气息的感染。
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要渗入时代文化的因素，表现出时代性。
文学风格总是这样或那样反映时代文化的特点，形成文学的时代风格。
所谓文学的时代风格，就是作家作品在总体特色上所具有的特定时代的特征，它是该时代的精神特点、审美要求和审美理想在作家作品中的表现。
时代风格主要是指从历史和社会高度把握的、只属于这个时代而不属于其他时代的文学的总体特征。
时代风格的形成，受时代情境和语境的影响，也离不开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
风格的时代性差异也完全可能体现在同一个作家身上。
这在一些跨世纪、跨时代的作家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特别是当时代发生动荡、革命、战乱，改朝换代，或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出现重大的变更转型，都会使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创作视野、艺术趣味乃至情调语调发生重大的变化，从而导致个人风格的时代性转变。
文学风格与民族文化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
作家生活于民族传统文化中，不能不受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
作家的风格必然渗入民族文化传统的基因，表现出民族性。
风格总是这样那样反映民族文化的特点，而形成文学的民族风格。
文学风格与地域文化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文化。
作家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地域中，不能不感受到地域文化的气息。
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渗入地域文化的因素，表现出地域性。
地域文化除了与自然环境密切有关外，当然与在此自然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环境，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等同样密切相关。
说明地域风格及其成因，必须把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综合起来考虑。
文学风格与流派文化包裹在个人风格外面的，还有流派文化层。
流派是一个伸缩性颇大的概念。
严格地说，并不是每个作家都主动参加过一个明确的流派，但宽泛地说，又可以把大部分作家纳入已有的、相关的风格类型，从而认为某某作家属于某某流派。
文学流派的形成有自觉和不自觉两种情况，前者是自然形成的，既无组织，也无纲领，甚至可能是跨时代、跨国界的。
如豪放派和婉约派就是跨时代的，写实派、浪漫派、现代派就是跨国界的。
后者是以结社的形式出现的，有组织，有纲领，甚至有刊物和出版社，这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
同一个流派的作家，既有个人的独立风格，又有流派的共同风格。
因此，所谓流派风格，是指一些在思想感情、文学观念、审美趣味、创作主张、取材范围、表现方法、语言格调方面相近的作家在创作上所形成的共同特色，是一种群体文化的表现。
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作家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地域之中，不能不感受到地域文化的气息。
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渗入地域文化的因素，表现出地域性。
地域文化是历史形成的，它一般由地域的语言，地域的传说，地域的宗教，地域的习俗，地域的性格，地域的审美理想，地域的艺术等特点融合而成的。
风格总是这样或那样的反映地域文化的特点，而形成文学的地域风格。
此外地域的传说，地域的宗教也会影响作家的创作风格。
比如在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是《女娲补天》，《盘古开天辟地》，《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在古希腊神话中则流传着《伊利昂记》，《奥得修记》；西方国家则流传着亚当和夏娃得故事，马克*吐温写了一本书叫《夏娃日记》，他之所以不写《女娲日记》，《盘古日记》，是因为它生活在美国，他所了解的是西方国家的传统和宗教传说。
又比如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一定又很多有关释迦牟尼的故事，像印度的神话中，《勇敢的拉曼南达》，《坚贞的乌玛》，都是很美的故事。
宗教和传说对作家的文学风格影响也很大，比如说《西游记》，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取得印度佛教的真经，所以它带有很浓重的佛教思想和神话色彩。
又比如说《简爱》，里面出现了很多基督教术语，夏洛蒂就曾在序中说：“习俗并不是一种美德，伪善也不是宗教，攻击前者不等于责骂后者，揭去法利塞人脸上的假面具也并不等于向荆冠举起不敬的手。
”又比如《一千零一夜》，是阿拉伯文学的瑰宝，里面多次出现伊斯兰教利独一无二的，伟大的“安拉”一词，又如日本紫式部所著的《源氏物语》，被称作日本的“红楼梦”，很能够体现日本的民族文化。
地域的习俗，比如中西方的婚礼。
在中国，无论是电视里，电影里，书本上还是现实生活中，结婚总少不了一句话：“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而在西方则是丈夫牵着妻子软乎乎的小手，走进庄严的教堂，在牧师面前，彼此宣誓深爱着对方。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
作家生活于民族传统文化中，不能不受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
作家的风格必然渗入民族文化传统的基因，表现出民族性。
民族文化一般由民族的语言文字、民族的神话、民族的宗教、民族的习俗、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思维、民族的审美理想、民族的艺术、民族的科学、民族的历史等特点融合而成的。
风格总是这样那样反映民族文化的特点，而形成文学的民族风格。
民族风格的同一性一目了然，从作品的风格特征上很容易把一个国家的作品与另一国家的事实上鲁迅本人就是最具有民族性，同时又最具有世界性的伟大作家。
鲁迅是把民族和世界、传统和现代结合得最好的作家，是最懂得国民性的弱点，并在予以鞭挞的同时，高扬民族的脊梁和精神的作家。
在文学形式上，他也是彻底风格化的。
正如茅盾所说：“鲁迅的作品即使是形式上最和外国小说接近的，也依然有他自己的民族形式。
这就是他的文学语言。
也就是这个民族形式构成了鲁迅作品的个人风格。
”作品区分开来，把一个民族的作品与另一民族的作品区分开来如20世纪末才出版的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描写的是民主改革前藏民族的社会生活，在一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疏于管辖的土司制区域所发生的继承权之争和霸权之争。
这个民族题材本身就具有独特性，其中所涉及的社会制度、宗教、法律、风土人情、教育礼仪、器物用品，都与汉民族不同，与其他少数民族乃至拉萨地区的藏族也大异其趣。
千年以来形成的原始的神秘文化深深地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镂刻在上至贵族下至自由民和农奴的心灵里，造成了特有的心理定势和文化模式。
小说中侧重描写的麦其土司一家，经堂里的壁画表明是从风与大鹏鸟的巨卵而来，至少在一千多年前，他们的祖先从遥远的西藏过来。
而有书说，黑头藏民是从一根羊毛绳子从天而降。
作为信奉喇嘛教的民族，他们有自己的宗教法事和仪式，在仪式中喇嘛们要进行鼓乐和神舞表演；他们有精通占卜术和巫术的神巫，在一次“罂粟花战争”中，为汪波土司效力的大批神巫聚集在一起，对麦其家实施诅咒，而麦其家的门巴喇嘛则头戴巨大的武士头盔，背插令旗，指挥山岗上的响器、火器一起作法 ，使吉祥的白云击退夹杂着闪电、冰雹的乌云，使自己的罂粟地免遭袭击，并且回敬汪波土司土地一场冰雹；他们相信天人感应，当人违背天理时，天会进行惩罚，麦其土司在自己的领地上初种罂粟那年，作为土司权力象征的稳固大地却发生了动摇，田野上所有的地方都给动物占据了，以至被罂粟撩起情欲的麦其土司找不到可以野合的地方，小孩们唱起了不祥的古老歌谣：牦牛的肉已经献给了神\\\/牦牛的皮已经裁成了绳\\\/牦牛缨子似的尾巴\\\/已经挂到了库茸曼达的鬃毛上\\\/情义得到报答，坏心将受到惩罚\\\/妖魔从地上爬了起来\\\/国王本德死了\\\/美玉碎了，美玉彻底碎了。
凡此种种描写被作者有机地组织到故事的情节结构之中， 具有浓重的神秘色彩，却非刻意地魔幻荒诞。
事实上，作为作品的主角，就是一个富有灵性的“聪明的傻子”，他有预感，常常未卜先知，却大智若愚。
但他不是天神下凡，他同样有七情六欲，为不能继承土司王位而怅然若失，甚至在下意识中有弑父弑兄的情结，但他错过了机会。
他开明，有开拓创新的精神，着眼于未来，是草原上未能继承王位却受拥戴的真正的土司，但是历史的进程已经敲响了农奴制的丧钟。
显然，这样的刻画是极有历史感和沧桑感的。
小说的显在意义是历史和现实的“尘埃落定”，而其潜在的含义却是人与环境、人与历史的错位。
“我在哪里
”“我是谁
”这个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命题，使这部民族小说具有强烈的现代性。
带有哲理色彩的智者风格洋溢于整部作品，当然也流动于叙述语言之中。
在这里我们可以悟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乃是民族风格得以发扬的必由之路。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共同体。
”世界上有各个不同的民族，它们生活在各自特定的地域，有彼此不同的经济生活、社会风尚、语言习惯、文化传统，形成了特定的心理素质。
各不同民族的作家，他们的创作素材、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社会心理都带有自己民族的特色。
他们作品的风格，也会受到该民族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文化心理这个共同体的影响，使之具有民族性。
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从作家的“写作的风格认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并从他们的作品辨别出意大利文学的“柔和和甜密”，法国文学的“明彻、严密和优雅”，西班牙文学的华丽辞藻、庄严风格。
爱情，是各个民族所共有的永恒感情，爱情作品，是各民族文学中最能体现民族特色的文学品种。
这种民族特色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表达爱情的不同方式。
同是贵族少女，同是争取婚姻自由的崔莺莺（《西厢记》女主角）和朱丽叶（《罗米欧与朱丽叶》中的女主角），对爱情的表达方式极为不同。
朱丽叶表达爱情单纯坦率，像晶莹的露珠，像清澈的泉水：如果你的爱是可靠的， 你的心思是结婚，明天就给我一个信， 我会叫一个人去找你，你告诉我， 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婚礼可以举行。
我就把一切都交给了你， 随着你，我的主人，要到哪里，就到哪里。
这种表达方式，充分体现了英国的民族特色。
英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较早，思想比较开放自由，英国人有朝气，喜外露；他们的文学也爱明喻，富有幽默感，对爱情的表白也坦率、直露。
崔莺莺对爱情的表达方式与朱丽叶大不一样，她婉转曲折，缠绵悱恻，时气时恼，忽喜忽悲。
当老夫人赖婚，张生相思成疾时，莺莺派红娘去问候张生病情，急不可待地看红娘传来的书简，但看过之后，粉面含春的容颜马上布下一层严霜。
她约张生月下幽会，当张生如约赶来时，她又沉下脸来：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
莺莺对爱情的表达方式，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特点。
因为，中国长期受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使人的个性受到压抑，人们不敢说心里话。
即使有感情要表达，也只能通过隐晦、曲折、含蓄的方式加以表现。
除时代因素和民族因素外，阶级因素对文学风格的影响也较明显，有时候还表现得十分突出。
因为，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趣味，它会影响到不同阶级风格的形成。
历史上文人创作和民间文学风格的巨大差异，其原因也在于此。
风格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多方面的因素并非是平均发挥作用的，可能某种因素的作用力强一些，某些因素的作用力弱一些，但决不可能仅有一种因素在发挥作用。
杜甫诗作沉郁顿挫的创作风格，既与他接受传统文化影响有关，也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有关。
李白的奔放飘逸，一方面关涉他所接受的文化传统，社会经历，另一方面还关系到他的个性气质。
风格的概念具有二重性：一方面，风格是作家个人独创的风格；另一方面，风格又是时代的风格，是某一时代所普遍采用的艺术语言。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作家生活于时代之中，不能不感受到时代的气息。
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要渗入时代文化的因素，表现出时代性。
时代文化一般是由时代的语言的新变化、时代的新风尚、时代的新信息、时代独特的心理、时代崇尚的艺术趣味、时代的新的审美理想、时代新的科学特点融合而成的。
“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风格总是这样或那样反映时代文化的特点，而形成文学的时代风格，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正如波兰思想史家符·塔达基维奇（Wladyslaw Tatarkiewicz,1886—1980）所说：“这些风格并不是从一代人向又一代人过渡着的，它们是与生活与文化一道在社会因素、经济因素与心理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着变化，并成为时代的表现。
这些风格的变化时常是急剧的，时常是从一个极端转变到另一个极端。
”文学的时代风格是作家作品在总体特色上所具有的特定时代的特征，它是该时代的精神特点、文化逻辑、审美要求和审美理想在作家作品中的表现。
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时代风格总是与个人特点纠结在一起的，但作为一种共性的概念，则是从理论上忽略了同时代各个作家的个性以后，从历史、社会的高度进行扫描得出的只属于这个时代而不属于其它时代的文学的总体特征。
《礼记·乐记》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音乐如此，文学亦然。
先秦诸子散文那种感情激越、设想奇特、辞采绚烂，富有论辩性的特点，正是那个群雄割据、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富有创造力的时代特征所留下的印记。
文学的时代特点不是时代印记被动的承受物，它既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又是对时代精神的发现、强调、放大和风格化。
曹操、曹丕、曹植、孔融、王粲、刘桢等人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他们面对军阀混战、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既敢于正视现实，又富有“拯世济物”的宏愿。
因此，尽管这些作家各有各的风格，如曹操的苍凉悲壮，曹丕的通脱清丽，曹植的豪迈忧愤，孔融的豪气直上，王粲的深沉秀丽，刘桢的贞骨凌霜，却都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缘事而发、为时而作的文学精神，具有“志深而笔长”、“梗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的共同特点。
这就是古今盛赞的“建安风骨”，即建安文学的时代风诗人往往会受到所生活的地域文化影响。
杜牧生于京兆，天子脚下，气势不凡。
因此在古迹的雄伟与首都的气势双重熏陶下，杜牧的诗中有一种北方的豪气与壮阔，高朗洒脱、英俊秀爽。
后来杜牧屡次迁职南方，尤其是到了“扬一益二”的扬州，这座江南名城有着深厚的文化氛围和优美宜人的自然环境。
这使得杜牧这位北方游子充分领略了与中原不同的江南风情。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知。
”正是杜牧诗风的又一特色——隽永艳丽。
南北方迥异的地域文化共同塑造了杜牧，可以说杜牧是南北诗风成功融合的典范。
诗人的风格不能独立于当时之外，要受到当时文学流派的影响。
任何诗人的风格都有对前人继承的影子。
杜牧的诗深受李白、杜甫的影响。
因为他的才情、禀性与李白相似，所以诗风就有相近的地方。
但是在古诗方面，杜牧更偏向于杜甫的风格，深沉而博大精深。
因此杜牧的诗中既有李白的豪放飘逸，又有杜甫的沉雄壮大。
另外，中唐时代提倡“古文运动”的韩愈也是杜牧学习的对象。
杜牧曾说过“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并提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的观点，可见他受韩愈影响颇深。
韩愈惯用虚字，杜牧也常用虚字；韩愈诗风冷僻、拗中取奇，杜牧标新立异、措词拗峭。
因此杜牧的诗歌中带有明显的“昌黎之风”。
鲁迅先生深受浙东地区土性艺术思维的影响，表达着不同于郁达夫、茅盾、朱自清等浙西作家忧郁、轻灵、浪漫的创作个性而呈现出刚韧、质朴、务实的艺术风格。
在地域文化务实精神的影响下，鲁迅先生一方面以细腻的笔触真实地描写了浙东的乡风民俗，娴熟地展示了故土的人情风貌，精练地刻画了家乡的人物性格，准确地表达着作者的艺术思维,丰富着作品的地域色彩；另一方面先生又立足于开放精神，在现代文明的指引下，由此深挖开掘，对社会痼弊展开反思，并引发出了对整个国民性的思考。
鲁迅先生作为现代乡土文学的发起人，他并没有把创作视角仅仅停留在对一隅之地的风俗习惯的描绘和方言土语的使用上，而是把从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角度把地域文化所表现出来的表层现象与国民性格的深层底蕴相结合，从中挖掘出隐秘的心理与意识的冲突，把对现实的白描转化成一种对人性的深邃思考。
在对地域风俗的描写上，鲁迅先生受传统文人忧国忧民的思想、受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着力揭露社会假、丑、恶的一面，从哲学的高度对乡土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
如民俗“祝福”在鲁迅笔下是富人地主家才能享受的特权；祥林嫂被“抢婚”是封建宗法制度对妇女意志的扼杀；短衣帮们站着喝酒是封建等级制度下对劳动人民的歧视；代表着封建迷信思想的“人血馒头”沾的是革命者的鲜血„„在这里，鲁迅先生的理性批判精神促使他致力于国民性再造，他把对乡风民俗的描写，与启蒙的宗旨，深邃的思想，精粹圆熟的艺术融为了一体，构筑了一个对旧中国儿女充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复杂感情的艺术空间。
引力是怎么产生的（引力的本质是什么）
引力 所有物质，之间互相存在的吸引力，与的质量体积有关。
物体如果距离过近会产生一定的斥力。
引力为什么产生，牛顿发现了引力问题，是他在思考问题时被苹果砸在头上。
想到了引力的问题。
但是对为什么产生引力目前没有解释。
引力的产生与质量的产生是联系在一起的，质量是由空间的变化产生的一种效应，引力附属质量的产生而出现。
营口市委的一位中层干部经过长期的综合研究发现：电，是万物之本，它在宇宙中无处不在。
他认为跟“电”发生作用的只有两种力：一是磁力，二是电场力。
地球确实存在磁场，但磁力除了对铁镍等金属“情有独钟”，对其它物质几乎不起作用，——它不具备“万有特征”。
具备“万有特征”的力只有电场力。
学过基础物理的人都知道，电场对所有的物体有作用力。
带电的打印纸能吸到皮肤上，也能吸到金属上；带电的玻璃棒能吸引任何轻小的物体，纸屑、毛发、小蚂蚁，都会被电场引力捕获。
气象部门证实，地球大气存在电场，地表存在负电场，电离层下部存在正电场，正负电场间的电势约为三十万伏。
而且，这个电场间存在着随高度递减的“电势梯度”：地面附近高度每米的电势为120伏（海洋表面要高出10伏），而上升10公里处，每米高度的电势下降到3-4伏。
这个大气电场的“电势梯度”说明了什么呢
环境保护部门证实，地球表面附近的空气中总是存在着一定数量的负离子，个别地区空气中的负离子含量高达每立方厘米2万个。
有关科学家认为空气中负离子的标准值是：每立方厘米应该含有4千个以上。
如果哪个地区低于这个值，环保部门就会认为此地区的空气不够清新。
物理学的对称性表明，有多少负离子存在，就应该有多少正离子同时存在，这些多余的负离子从何而来呢
而且，太阳每时每刻都在向地球抛来大量正电粒子，这些粒子时刻都在“消灭”（中和）着负离子。
千百年来，空气中的负离子生生不息，显然是有着不竭的源泉的。
“电势梯度”和“不竭的负离子”都可以证明地球内部有更强的电场。
很久以前，许多地球物理学家对地核一直迷惑不解：离地面5000公里内的物质为什么与液态物质不一样
这是地震学家在观察地震波的传播情况时发现的：地震产生的纵波偶尔能在本来不该出现的“阴影区”内出现。
丹麦的莱曼博士认为只能用“固态地核”来解释，这得到了著名科学家古登堡的赞同。
后来科学家们根据地震波的传播情况证实了“固态地核”的存在。
地核的确应该是固态的，是什么样的固态呢
多年来，很少有人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据科学推算，地心的压力为360万个大气压；地核的温度可达到6000K，与太阳表面温度相当，这样的环境甚至具备热核反应的条件。
研究这样一个高温高压的地方，如果用常规物质去对号入座，那无疑是十足的傻瓜。
在这种巨大的高温和高压中，“固态地核”绝对不可能是我们常温状态下的固态物质，更不可能是一些人所说的“铁核”。
根据物理学的原理，地核应该是一个由大量的正离子挤压在一起形成的“正电核”，它具有惊人的密度，存在着强大的正电场，这是必然的，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这可以从物理学的电子能级理论和量子理论推知。
丹麦物理学家阿•玻尔的原子理论认为，绕核运动的电子分布在不同能级的轨道上，当电子吸能（受热）后它会向外层跃迁，释能（放热）后会向内层进动。
这种理论因为与实际符合得很好，所以让许多人接受，后来量子理论对之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形成了一幅比较真实的原子模型图。
这个原理可以用液体汽化制冷等现象加以证实，也可以用热胀冷缩现象加以描述。
在自然界，几乎所有物质的原子在吸收能量（受到高温）后都会发生电子轨道半径的变化，当电子得到足够大的能量时，其运动速度会达到挣脱原子核引力束缚所必须的逃逸速度，这时的电子将脱离原子核的正电场束缚而逃逸掉。
这也可以用核聚变反应的原理来证实：原子在受到巨大的高温和压力时，大部分核外电子会逃逸掉，最后剩下裸露的原子核。
也只有这样，两个原子核才会有机会“亲热”——聚合在一起发生威力极大的聚变反应。
原子的核外电子在高温和高压中逃逸的现象，是必然产生的。
这也是物理学的“温差发电”原理。
在巨大的压力和高温中，地核物质中的电子将获得巨大的动能，必然造成大量逃逸，地核会成为一个由大量失去电子的正离子挤压在一起的固态的物质核，这些正离子依靠彼此间的斥力，抗衡着宏观电场引力造成的巨大压力。
在地核中心一个小体积内，物质完全由中子和质子构成，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原子核。
地核中的大量电子向外层逃逸，但大多数不会逃得太远，因为它们仍然受到地核总体的正电场引力、地幔物质的电阻作用和磁场中的安培力，所以大多数电子只能分布在地幔层与地壳之间的一个低温层面上，形成一个球形的负电层。
但有少量的逃逸电子会克服重重阻力而游离到地表以上，在大气层中的各个层面上（云层、臭氧层、电离层）逗留，最终向太空中逸散。
电子在地层中形成的负电层是一个对内封闭、对外开放的电场，由于有地核的正电场与之相对，就构成了一个内外极式的“电容器”。
在这个电容器中，正负电场的电性互相抵消，而且有“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厚的地壳”这个大绝缘层，因此，宏观地看，地表总是显示出中性的特征。
地内电场产生的强大的引力，就是我们感受到的重力。
它不仅牢牢地吸引着整个地壳，它还透过地壳吸引着地表上面的一切物质，并与其它星体产生作用力。
我们世代生活的这个自然环境，就是一个巨大电场。
在地球表面的环境中，地震光、雷电、极光、电离层、磁层等电磁现象一度被各种“部分理论”解释成不同的原因。
如果冷静地综合分析这些现象，就会发现，这些现象与地内电场有着本质的联系，这些电磁现象也是存在地内电场的最好证明。
然而，封闭导体有屏蔽作用，这是人所共知的。
最简单的疑问就是：如果重力的本质真的是电场力，那么，我们躲进一个铁柜时，体重为什么不会被屏蔽掉呢
其实，当你把一页带有静电的复印纸贴近金属或接近石块时，你就会发现，电场引力对这两种物体的作用并没有什么不同，金属并没什么特殊。
有的科学家发现雷电发生前几百米厚的云层上下表面可聚集到数千万伏特的电压，这个电压之高是如此的惊人，以至于人们无法想象它的巨大威力。
然而，对于地内电场的相对电压来说，云层间这个电压不值一提，因为云层中的电场，只不过是地内电场的 “感应电场”。
地内电场是个巨能的、对外开放式的非均匀电场，它与匀强电场有着极大的区别。
麦克斯韦方程表明：电场线如果终止，只能终止在电荷上。
中性的导体上没有足够强的电场相抗衡，所以电场线不会终止。
导体内的自由电子虽然可以改变一些电场线的方向，但对引力影响极小。
可以说，封闭导体对重力的影响，就好比把一枚绣花针放在“地磅”上，它的影响微弱得甚至不如“误差值”那样明显。
地球的电场特性使它本身在宇宙中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电子，对正电场产生吸引力，对负电场产生斥力，在太阳的磁场中受到洛仑兹力。
多年来，人们把水星轨道近日点的进动说成是对广义相对论的证实，把天王星、海王星的轨道偏离说成是万有引力的结果，都是不正确的。
重力场即电引力场，行星是带电体，太阳系九大行星的位置是由其自身的电场决定的。
如果电场的能量发生改变，轨道必然改变，水星轨道、地球轨道的进动和外行星（天王星、海王星等）轨道的偏离都是不奇怪的。
宏观宇宙的结构正如物体的微观结构一样，不仅在运动规律上相同，而且在物理性质上也相同，都是虚空与物质的组合，都是引力与斥力的统一。
在地球物质中，斥力与引力是共存的，斥力被引力所掩盖，没有被科学界重视而已。
当我们压缩物体时斥力就会表现出来：对物体施加的压力越大，斥力也就越大。
可见，引力和斥力的矛盾统一是物质结合的基本原理。
宇宙中的星体也是物质构成的，只是带电的性质不同而已，同性相斥，异性相吸，都是电场力在起作用。
所以，星体之间同样应该是引力和斥力的矛盾统一。
这就使我们找到了宏观与微观世界的属于共性的东西。
没学过《逻辑学》的人也会得出“宏——微同性”的结论。
引力的本质是电场力，这个原理无论在宇宙长距离，还是在地球上的短距离内，都具有“普适性”。
它像一把万能钥匙，不仅能诠释牛顿万有引力理论的缺陷，也能解释广义相对论的不足，还能合理破解许多宇宙和自然界的未解之谜，比如，重力异常、地磁的成因、月球之谜、星体的自转动力、公转动力、恒星彼此远离、大爆炸问题、黑洞问题、行星公转的同向性和同面性等问题都迎刃而解，甚至，困扰物理学界多年的自然基本力大统一问题都得到了合理的答案。
电场力，这把万能钥匙，可以解开从微观粒子到宏观星体的几乎所有的运动和力的问题。
引力和斥力都是电场力，圆周运动在于洛仑兹力。
孩子脸上长痘痘，没在当地医院治疗，直接去贵阳中医皮肤病医院治疗
在全面贯彻落实《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精神的今天，如何真正理解幼儿园一日活动的价值，如何提高一日活动组织与实施的质量，是值得每个幼教教研员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我觉得，现阶段幼儿园组织的教研活动应着力引导教师全面提升保教素养，真正促进幼儿在一日活动中的学习与发展。
因此，我们近期重点开展了有关研修，倡导在一日活动的组织与实施中努力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变。
转变之一：从幼儿适应活动到活动适应幼儿幼儿园一日活动组织与实施的研修过程首先是“发现儿童”的过程。
教师只有理解并掌握儿童独特的学习与发展特点，转变固有的儿童观，才有可能使一日活动组织与实施真正符合幼儿的经验与需要，而不是让幼儿被动适应教师事先的设计和安排。
为了实现这一转变，我们提出了三个要求：让目光追随儿童的身影，从而尽量捕捉儿童的真趣。
让耳朵充盈儿童的欢声，从而尽量倾听儿童的真意。
让头脑思考儿童的故事，从而尽量体悟儿童的真心。
当教师带着这样的要求走进幼儿一日活动时，他们开始沉下心来认真观察，发现每个幼儿从一早来园晨练到傍晚离园，似乎一刻都闲不下来。
当教师的目光真正追随着孩子们“忙碌”的身影，真正聆听到他们“好忙好忙”的心声时，教师就会逐渐发现他们的这种“忙”正是他们生活的常态。
孩子们不正是在这样生活化的场景中不断成长与发展的吗?于是，教师们从中欣然理解了孩子们富有整体性、生活性、游戏性、情境性的学习特点。
与此同时，教师的儿童观也悄然发生着转变，变得尊重儿童。
首先，教师觉得，既然儿童是人，他们就具备人的一切特征，也应该享有人的所有权利。
在一日活动中，撒娇、贪玩、好动等，不正是孩子们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权利吗?当然，教师也意识到，儿童是不同于成人的人，他们正处于独特的人生发展阶段，他们还远未成熟，所以常常表现出喜欢游戏、自我中心、情绪易变等特征。
另外，教师还意识到，儿童是相互之间有差异的人，他们具有不同的经验基础、不同的兴趣需求、不同的成长轨迹和发展可能性。
于是，教师们从中自然领悟了孩子们具有可发展性、新起点性、欠稳定性和有差异性的年龄特征。
在“发现儿童”的基础上，我们尝试改变原来以教师预设为主，较为封闭、高控、整齐划一的幼儿园一日活动组织与实施方式，让孩子们有可能在自主空间的一日活动中，有自己选择、构想、体验、表达的权利；在更为低结构的一日活动中，有自由穿梭于现实与想象之间的权利；在更具差异性的一日活动中，有自然“游离”与“伸展”的权利。
我们的主要做法有：第一，一日活动中增加幼儿自由游戏的时间，每天至少安排一小时的室内游戏活动和一小时的室外游戏活动。
第二，适当减少每天集体教学活动的量，中、大班从每天两个集体教学活动减少为一个，并且以“游戏化”的方式。
第三。
分散安排幼儿的生活活动，满足幼儿如厕、喝水等的个别化需求，并将一直以来集中进行的上午点心改为“自助点心”。
第四，在活动室中常态化地提供各种材料，设置各类活动区角，让孩子们按需自由取用物品，自主选择活动内容，自然与环境互动、与同伴交往……转变之二：从简单拼凑活动到精心铺陈学习历程幼儿园一日活动组织与实施的研修过程也是“预约精彩”的过程。
这种“预约\\\\既是基于对幼儿原有学习经验的把握和尊重，更是对幼儿探究兴趣的有效激发和成长发展的合理期望。
在着手开展相关研修时，我们对现行幼儿园一日活动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番梳理，大致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内容的选择重预设。
一日活动的内容应充分考虑是否来自幼儿的现实生活经验，是否来自大部分幼儿的共同兴趣与需要。
但现实情况却是大部分内容来自教师的预设，很少考虑幼儿的真实需要。
为数不少的教师简单拼凑一日活动的内容，极少考虑幼儿学习的路径与自主建构的脉络。
这使得一日活动内容的选择出现严重偏差，造成幼儿只能被动接受教师预先规定好的内容。
第二方面，目标的制定较单一。
一日活动的目标应注重幼儿学力的整合提升，即要努力实现以态度为核心、能力为关键、知识为载体的发展目标，让幼儿在整合的目标下学习与发展。
但实际上，许多教师甚少关注培养幼儿学习品质等方面的目标，造成一日活动中幼儿学习态度与能力方面的目标弱化与缺失，或过于强调知识与技能方面的目标等，这种单一的、缺乏深层次整合的一日活动目标无疑将妨碍幼儿的全面发展。
第三方面，流程的安排较呆板。
一日活动的流程设计应对复杂多变的幼儿学习情境和过程进行科学的调控，它既要为幼儿创设充分的学习机会和适宜的发展空间，又要以恰当的行为方式和指导艺术促进幼儿的学习与发展。
但是目前很多一日活动流程安排过于呆板，“标准化”的设计机械封闭，极大地限制了幼儿学习与发展的积极主动性。
第四方面，评价标准重结果。
对一日活动的评价应渗透在一日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伴随着活动的整个过程，是一日活动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这方面的工作目前还十分欠缺，集中表现为评价只重结果。
因此，必须在一日活动中注重对幼儿自主建构过程的评价，以便真实关注幼儿在一日活动中是怎么积累经验的，是怎么发展能力的，是怎么表达成长喜悦的。
为了改变简单拼凑的痼疾．在一日活动设计中，我们提出要努力寻求以下三个“点”，精心铺陈幼儿的学习历程，预约一日活动的精彩。
1．寻找契合点在确定一日活动目标时。
要寻找与幼儿学习经验、兴趣、能力、需要的契合点。
虽然幼儿的生活经验还很有限，理解事物的能力也不很强，但是在目标引导下的贴近幼儿生活、符合幼儿认知特点的一日活动设计，定能引发幼儿的兴趣和情感共鸣，方便教师帮助他们梳理与提升经验、建构新的认知体系。
譬如，在确定“尝试自己商议选定秋游地点”的一日活动目标后，结合幼儿对自己所生活的城市中那些主要景点在秋天的特别景色、特殊事件等经验储备，教师精心铺陈了“自愿分组搭建景区、小组介绍景区特色、共同投票选出秋游地点”等一系列一日活动历程，使孩子们有可能在此过程中满足需要、发表意见、参与决策等。
2．寻找链接点在主题活动背景下的一日活动中，寻找与幼儿自主构建的学习脉络的链接点。
每一次的一日活动安排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应该体现幼儿在主题活动背景下自主学习、自我建构的线索和发展轨迹。
例如，孩子们在“小鬼当家”主题活动的探究历程中，逐渐积累起了有关不同职业、成人劳动等方面的经验。
到了一定阶段，孩子们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模仿成人劳动的愿望。
于是，有关扮演快递员、厨师、建筑工人等活动便可顺势出现在某个一日活动中，既可让幼儿在了解成人劳动的基础上亲身体验各种劳动的辛劳，感悟劳动的光荣，获取“小鬼当家”的快乐，又可为下一个一日活动的开展埋下伏笔。
3．寻找升华点在一日活动实施的过程中，寻找与幼儿的体验感受、表现表达、探究创造相匹配的升华点。
比如，教师要善于在设计一日活动时为幼儿搭建小步前进的场域，关注幼儿的探究进程，从而有效地激励和引导幼儿学习，与幼儿在递进的一日活动过程中共同完成意义建构。
又如，由于幼儿在学习方式上总体呈现出不分化的特征，所以他们喜欢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认识与情感，特别喜欢参与有操作机会和动作表现机会的活动。
教师在一日活动中可多设计一些能提供幼儿边唱边做、边念边做、边画边做等游戏与学习的场景，这不仅有利于幼儿理解和记忆，也能更好地帮助幼儿表达情感、培育创造力和审美情趣。
再如，教师要注意在一日活动中给孩子们预留一定的弹性空间，使一日活动的过程变得开放而灵动，让每个幼儿都有可能在与不同环境的互动中得到发展。
转变之三：从“牵引”幼儿学习到“牵手”幼儿共学幼儿园一日活动组织与实施的研修过程更是“教学相长”的过程。
这种“成长”既表现为教师助力下的幼儿发展和教师“向儿童学习”过程中的专业化发展，亦表现为教师与幼儿在携手共同发展过程中一种新型教学关系的缔结。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很重要的一点是学会如何将习惯“牵引”幼儿学习改为乐于“牵手”幼儿在一日活动中共同成长。
于是，我们又着重提出了两个“强调”。
1．强调“双主体”互动首先是“幼儿在前，教师在后”。
在一日活动中，教师始终把幼儿推在前台，让孩子们在一日活动中的体验、探究、交往活动成为“明线”；教师则隐在后台，让教师对幼儿的支持和帮助成为“暗线”。
这两条线相互交织，共同发展。
例如，在探究“秋天”的一日活动中，教师从晨间活动开始就组织幼儿自己去寻找、观察、记录秋天的秘密，引导幼儿通过主动操作和独立思考，发现秋天的一些明显特征。
当孩子们拿着教师为他们准备的记录单、画笔、温度计、小篮子等，自己捡到逐渐变黄的树叶、测出逐日下降的气温、看到正值节气的菊花时，他们正是在教师的“暗中”帮助下成功地走进了秋天的深处。
其次是“善于引发，学会等待”。
幼儿的一日活动会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性，教师应尝试在观察中解读幼儿的各种表现，静心等待他们自己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法，支持并期待他们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向成功。
例如，在“寻找秋天”的活动中，教师并没有止于只让幼儿寻找那些有明显秋天特征的现象和事物，而是注意引发幼儿对秋天特征的持续观察。
当孩子们一天天坚持测量、记录气温，一日日不懈观察、记录某片自己选定的树叶的颜色变化时，他们无不为自己真正发现了秋天的秘密而欢欣鼓舞。
再次是“互为主体，携手共进”。
在一日活动中，幼儿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教育的主体，两者共同参与各项活动并获得共同发展。
例如，在探究中秋节的一日活动中，几个幼儿在美工区角尝试通过想象添画的方法将月亮变成别的东西。
教师看到孩子们在第一次添画时都只关注“月亮”变形的多少，于是就问：“是不是变得多就一定变得好呢?”以此将幼儿思考的中心转向对照自己设定和构想的活动目标寻找差距，接着教师又问：“怎么才能变得又多又好呢?”以此引导幼儿在继续添画前自我定向，并思考怎样在幼儿学习过程中采取针对性措施，以促进目标的达成。
在这里，教师与幼儿互为教与学的主体。
2．强调“专业化”引领第一，在组织与实施一日活动时，教师不单要善于学习旁人的先进经验，更要善于思考、理解并落实这些经验背后的理念。
例如，看到有些幼儿园将每天的集体教学活动减为一个后，一些幼儿园在简单地照搬照抄之后产生了疑惑：集体教学活动减少后，教学内容完不成怎么?这说明他们并不懂得缩减集体教学活动是为了更好地在一日活动中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理念。
集体教学活动减少并不等于那些有益于幼儿发展的内容不学了，而是可能安排在更低结构化的区角活动或个别化的’游戏中去进行，是尝试以更适合幼儿学习的方式教学，让幼儿更主动地学习与发展。
所以说，应不断关注、提升教师的思考力，使一日活动的组织与实施更为科学、合理。
第二，我们的教育对象需要教师富有极大的“创造性”。
对于广大一线教师来说，在一日活动的组织与实施中可以从偶有“新创想”起步，逐渐历练自己的创新能力，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
例如，在调整后的一日活动中，孩子们有了大量的户外自由游戏时间。
如何保证幼儿在户外游戏时可随时取用材料，就成为教师必须思考并解决的问题。
在认真研讨后，一些教师提出了在户外游戏场地边就近设置半开放式“户外游戏材料库”的创意并被幼儿园采纳，很好地解决了幼儿在户外游戏中随时自主选择、使用及收拾、整理材料的问题。
第三，在一日活动中，教师的引领是否得当取决于其是否真正符合幼儿的需求。
例如，教师将幼儿来园、饭后、起床、离园等这些时段列为“开心一刻钟”的自主游戏时间，这不仅避免了幼儿机械等待、浪费时间的问题，使幼儿有更充分的机会和游戏环境互动，又能基于3～6岁儿童独特的生理与心理特点，满足他们个别化的生活活动需求，并通过游戏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要。
综上所述，只有转变观念，教师才可能使一日活动的组织与实施更适应幼儿的经验基础与发展需求，更放手地推动幼儿的自主学习；只有优化设计，教师才可能使一日活动更好地基于“学情”精心铺陈，支持幼儿自觉探究历程；只有提升素养，教师才能真正携手幼儿共同经历一日活动，构建起新型的“双主体”互动关系，从而，实现幼儿的真实发展与教师的专业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