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实践活动心得体会(怀海纪念塔)300字
在云龙湖东岸，做游2到门口
谁有关于淮海纪念塔或徐州博物馆的论文两千字，十分感谢哦
徐州博物馆创建于1960年，坐落在徐州市南风景秀丽的云龙山北麓。
由陈列楼、乾隆行宫、土山汉墓三大展区组成。
占地面积2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展厅面积3000余平方米。
配备中央空调、消防、安全防范系统。
该馆原址为清高宗乾隆皇帝1757年南巡时的行宫旧址。
1996年徐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原址辟地扩建博物馆，1999年5月即竣工开放。
1\\\/6徐州博物馆是一座现代化的地方综合性博物馆，承担着本地区的考古发掘、文物收藏、陈列宣传、科学研究等任务。
馆区环境优美，文物收藏宏富，设施设备先进。
随着新馆的建成和开放，徐州博物馆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海内外嘉宾，并将在新的世纪里为发展徐州的经济和文化事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馆内环境幽静，绿草如茵，也是游人休闲的好去处 。
徐州博物馆，由陈列楼、乾隆行宫、土山汉墓三大展区组成。
陈列楼有八个展厅，陈列内容有《古彭之宝－－徐州文物精华》、《俑偶华彩》、《邓永清收藏书画》、《清式家具》等，陈列各类文物精品近千件。
楼内还有展厅、学术报告厅、内外宾接待室、旅游纪念品中心等；乾隆行宫及碑园陈列汉至唐代墓志、石幢和唐宋时期书法名家的法贴刻石近百方，是一处典雅秀美的文物园林。
土山汉墓曾出土银缕玉衣、鎏金兽形砚等珍贵文物，为东汉时期分封在徐州的某代彭城王夫妇的陵墓，也是徐州市区发现的唯一东汉诸侯王墓；徐州博物馆是一座综合性博物馆，承担着本地区的考古发掘、文物收藏、陈列宣传、科学研究等任务。
徐州博物馆陈列楼内为主展区，其常设陈列有“古彭之宝”；“俑偶毕彩”；“清式家具”；“邓永清捐赠明清书画”等。
其中，“古彭之宝”是徐州博物馆的基本陈列，由徐淮初曦、汉室遗珍和史河流韵三个单元五个展厅组成，展出各类文2\\\/6物近千件。
重点展出近年徐州考古发掘的新成果，即众多楚王(彭城王)的金银，铜铁，玉石器及楚王的浴间，厕所等。
极为珍贵的有多套楚王，列侯使用的腰带金扣，楚王的成套银质和鎏金浴具等。
“天工汉玉”展出馆有：玉棺、金缕玉衣、玉面罩、玉枕等葬玉。
玉卮、玉高足杯、玉耳杯等成套玉酒具;S形龙、连体龙、蟠龙、飞龙等各种造型的龙形玉佩。
玉戈、玉钺等玉兵器;铜丝玉豹、玉熊等精美玉雕动物;各类玉具剑饰;各种形制的玉璧、璜、瑗等玉礼器。
这是我国目前唯一的出土汉玉常设展览。
《汉室遗珍》、《史河流韵》三个单元五个展厅组成。
其中《徐淮初曦》陈列徐淮大地出土的自新石器时代至秦代的陶器、石器、玉器、骨器、和铜器120余件。
其中有邳州大墩子遗址出土闻名遐尔的彩绘陶器、反映南北文化交汇的新沂花厅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封格玉器和大汶口文化陶器、邳州戴庄九女墩战国墓出土的青铜器等，在现了徐州先民生产生活的场景。
徐州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两汉时期有着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
诸侯王、列侯及皇亲贵戚凿山为藏的巨大洞室墓、石室墓虽屡遭盗掘，仍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揭示了两汉文化的丰厚内涵。
《汉室遗珍》包括三个展厅，分别陈列铜、金银器，玉器和陶石器。
第一展厅陈列铜、金银器等文物珍品西汉腰带金扣、龟钮银印、鎏金兽形砚、铜牛灯、铜鼎等150余件。
“天宫汉3\\\/6玉”是《汉室遗珍》第二展厅，展出徐州出土的玉器珍品西汉金、银缕玉衣，玉棺、玉卮、蟠龙玉佩等130余件。
汉玉 以其巧夺天工、精美绝伦饮誉于世。
汉代楚国制玉业十分发达，徐州出土的汉玉代表了中国汉代玉器制作的最高水平，被评为9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首的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玉棺用2000余块玉片镶嵌而成，而与此相似的满城汉墓玉棺仅有200余块玉片镶嵌，狮子山玉棺为全国仅有的两具玉棺中最为精美的，与其一起出土金缕玉衣由4000多片新疆和田白玉用金丝穿缀而成，堪称稀世珍品。
《汉室遗珍》第三展厅展出古代陶器、石器文物近百件。
原始青瓷、釉陶、漆陶、大型实用陶器、各种铁器和石制建筑构件展示了粗犷豪放、恢宏博大的楚汉雄风。
汉墓的复原陈列，使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古彭之宝－－徐州文物精华》第三部分是《史河流韵》，展出魏晋南北朝至青代的瓷器、铜器、金银器等140余件。
反映出在这19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徐州战乱、水患频仍，经历了衰落至中兴的曲折历程。
《俑偶华彩》展出了汉至宋代的各类陶俑艺术精品210余件，有西汉乐舞俑、彩绘仪卫俑、北朝彩绘女立俑等。
陶俑是中国古代造形艺术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徐州出土的陶俑，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局有独特的地域性。
西汉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彩绘仪卫俑是中国出土彩俑的佳作，曾参加国家文物局主办、故宫博物院承办的“全国出土文物精华展”，得到很高评价。
4\\\/6北朝俑是徐州地区出土陶俑的又一杰作其样式和色彩都是同时期出土陶俑中最精者。
汉俑朴拙凝重，北朝俑清秀端庄，隋唐俑丰满雍容，体现了不同时代人们的艺术风尚和审美观念，呈现出不同民族的不同风格，在雕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众多的汉代至宋代的陶俑为研究当时的官制、服饰、雕塑艺术等提供了实物资料及心理和视觉的享受。
《邓永清收藏书画展》和《清式家具》所展出文物均为精品，具有鲜明的艺术和时代特征。
此外，该馆艺展厅还不定期举办考古新发现展览，专题文物和艺术品展览。
一件距今两千一百余年的西汉金缕玉衣在徐州博物馆被修复。
这件金缕玉衣于1995年在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刘戊陵墓中被发现，由4000多片上好的和田玉制成。
国家文物局说，这件金缕玉衣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好的一件。
2001年3月，徐州博物馆考古人员根据玉衣史料、研究资料和过去修复汉代玉衣的经验，开始对这件金缕玉衣进行修复。
经过10个多月的研究和细心拼接，考古人员已初步完成玉衣头部、上衣、下衣、手脚等部分玉片的分类和定位工作。
复原玉 衣长度确定为1.75米。
参观了徐州博物馆，我为我是个徐州人而感到自豪，由衷地感到我们的祖先是多么的伟大
参观南阳汉画馆作文
游今年的国庆假期，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到了享有“江北水乡”美誉的台儿庄，游览了“一幅，卷不住”的壮丽古城。
走近古城风景区，远远地望去，一座年代久远、饱经沧桑的古城，巍峨耸立在前方，厚厚的城墙，高高的城楼，青色的砖，灰色的瓦，古朴而又庄严。
城门上方镶嵌着“台儿庄”三个白色大字，特别醒目。
进了城门，一派古代建筑群落，鳞次栉比，错落有致，有高大威严的官府，插着彩旗的店铺酒肆，古色古香的客栈；也有江南的小桥流水，假山奇石，绿树成行；还有穿着古代服装拖着长声吆喝叫卖冰糖葫芦的小贩，穿梭在运河上五彩斑斓的画舫，特别是金壁辉煌的天后宫、文学家贺敬之就读过的翠屏学馆、热闹非凡的水驳码头，以及文汇酒楼、谢裕大茶行、三恪堂等景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些突然使我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时光倒流，回到了过去。
在古城展览馆，我们了解到台儿庄过去是古代上一处重要的水上驿站，南来北往的商人都乐于在此经商买卖，这里曾有着“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的繁荣景象，据说当年乾隆皇帝路过此地，看到这繁华的景象，写下了“”题字。
是的，古城大门前“水陆通”的牌坊，也一定见证了台儿庄往日的繁荣。
台儿庄还是一座抗战名城，在，一边浏览图片，一边听爸爸讲述那场战役的故事，1938年，李宗仁将军带领中国军队在这里一举击败了侵华日军，取得了重大胜利，大长了中国人士气，看到这里我更加喜欢这里了
游记 说起台儿庄，许多人对其印象还停留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场著名战役。
如今，这里的硝烟早已散去，而近年来修复改造的“”已成为当地倾力打造的“江北水乡、运河古城”的城市名片。
历史上的台儿庄，曾是一座商贾云集、建筑风格独特、文化底蕴深厚的秀美古城。
据当地县志记载“台儿庄跨漕渠，当南北孔道，商旅所萃，居民饶给，村镇之大，甲于一邑，号称”。
据说当年这里是“商贾迤逦、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的一派繁荣景象。
但是数百年的战火摧残，尤其是1938年台儿庄大战时日军的炮火把这座文明古城夷为废墟。
近年来，为了传承古运河之文明，发展，当地政府把“”的修复重建作为城市发展的重中之重。
按照“存古、复古、创古”的理念，“”一期工程已于2010年“五一”正式对外开放。
说实话，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我去过不少原汁原味的历史名城，如云南的、山西的平遥古城等，对这个现代重建的“台儿庄运河古城”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当然也是抱着挑剔的眼光来游览的。
进入景区，首先给人的印象是仿佛来到了江南水乡：亭台楼榭依河而建，河渠纵横四通八达，舢板舟楫悠悠穿行，好一派水乡雅韵哟。
走马观花似地游完了“台儿庄运河古城”，总的印象非常好。
据了解，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经认可的重建的古城有三座：华沙、庞贝、丽江。
那么“台儿庄运河古城”将是第四座重建的古城，整个古城建设全部完成后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未来还可能会考虑包装上市。
重建后的“台儿庄运河古城”，承载了大战文化、运河文化和鲁南地域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气、神，真可谓是大手笔啊。
游记 游玩了台儿庄古城后，思想受到了一种撞击，认识得到了一种颠覆。
因为曾经已经固化了的“真善美”概念，在这里被“假善美”所演绎。
台儿庄在古运河边，属于山东枣庄市的一个镇，界临苏北。
在明清时期曾是一座繁华古镇，也是因为运河，使这里商贾云集、水路通衢。
就连乾隆下江南也在此小住，所以，台儿庄堪为中国北方一个具有商业代表性的古城。
古城的悲剧命运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李宗仁将军指挥下的台儿庄大战，虽书写了中华儿女杭日的民族豪气，也与此同时把一座完好的古城，以及古城的文化，在战火中夷为平地。
据载，解放后在偌大的古城遗址上，仅存的破旧不堪的商宅民居已不足十几家。
古城不在，昔日难寻。
2011国庆大假，我在回家路上走进了台儿庄古城。
行前的旅游愿望并不迫切，因为已知这是一座复古作品，不是原滋原味，肯定会处处泛假。
而做为假的东西也不会透出文化之美，这是我的先见想法。
但不是先见之明，因为想法在走进古城的那一刻就被颠覆了。
这是一个壮笔巨作呀
不是模仿是复原，是恢复几百年前的古镇，从原本的每间屋宅商铺到街道、码头，都是从数百个老人的记忆中，从数千个流落在国内外有关古城的文献记载中，经过专家、学者、画家的整理、研讨，愣是把原来的繁华旧貌包括文化，都一股脑的折腾出来了。
我是在灯火阑珊中入住古城的，随便找了一家客栈住下。
之后便是浏览古城屋檐下红灯串串的夜景，由于晚间少有游人，所以，恍如时空逆转，回到了几百年前，感受到了在静谧中那份古代气息，伴着运河流水的声音，很惬意，很悠闲。
夜晚真的很安静，开着木窗，透进了运河的水汽，润心润肺的，似梦似醒的一夜。
待天光一亮我就迫不及待地走向了清晨的古街。
在古街中新的发现是，每一处房屋都有着文字记述，都把这座房屋的历史和文化做以勾勒描述，从功能到居者，包括曾经的故事，一一道来。
我一路赏析，一路感慨着。
既感慨曾经的古城风貌，也感慨山东省为英雄台儿庄投资复建的这一恢弘文化巨作。
这绝非是一般的文化经济作品，从完整复古的构建文化就看得出来，其用心不仅在旅游经济上，也绝非是以假乱真的艺术诉求和匠心所在，而是用心在文化上、在历史上，在大气磅薄的手笔上。
台儿庄古城不同于山西平遥古城，也不同于丽江古城、周庄古街，不是被历史无意和有意保留下的城阙、街道，而是在被历史摧毁的几乎残影不在的情况下，被复活的一座文化古城。
复活的古城是假的吗
我看不是，因为它把文化复活了，所以假的很真。
于是便有感受，假也善，假亦美。
于是也有后说，不虚此行，他年再来。
求了，写一篇关于金鱼或者乌龟的日记，要是初1水平以上的，要200多点字，谢谢le
【作者简介】韩兆琦，男，1933年出生，天津市静海人。
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随后入复旦大学师从蒋天枢先生专治前四史，为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再传弟子，1962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
其后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文学方向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2至2005年任教于新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执教“中国古代文学史（先秦两汉）”、“《史记》选讲”等课程，深受学生爱戴和好评。
本文摘自韩兆琦先生《〈史记〉与传记文学二十讲》（图书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敬请关注）1958 年7 月，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提前一年毕业，留在系里工作。
1959 年11 月，我考入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当古典文学研究生，我的指导老师是蒋天枢教授，我很高兴。
复旦大学中文系与复旦大学中文系里的许多老师都是我衷心仰慕已久的。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梦想实现，其乐何如
但我内心又有一种惴惴不安，这就是自己的基础太差了：生在农村，上学较晚；大学期间又因为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故而底子很薄。
第一次见到蒋先生，蒋先生为我制订学习计划，他说：“你们前几年耽误的时间太多，现在要静下心来好好地读几本书，打打基础。
第一是要读点历史，第二是要读点小学。
关于读历史有两个办法，你可以任选一个。
一个是读‘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个是读《资治通鉴》，都是用两年。
同时你再选听系里的几门课程。
第三年写篇论文就行了。
”于是我选择了读“前四史”，并相继选听了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张世禄先生的“古代语音学”、徐鹏先生的“古代文献学”等。
读“前四史”由蒋先生直接指导，两周辅导一次。
这是我平生系统读《史记》的开始。
使用的本子一是中华书局新校点的《史记》，一是我自己新买的影印的武英殿本《史记》。
以我当时的水平而言，单靠这种三家注的本子读《史记》是有相当困难的，更重要的是读过之后茫茫然，不容易抓到要领。
后来我从图书馆里发现了日本人泷川资言所作的《史记会注考证》，其后我又发现了明代凌稚隆所作的《史记评林》，这两套书对我这个初学者帮助太大了。
它们不仅帮助我扫除了文字上和史实方面的许多障碍，而且能帮我打开思路，举一反三。
后来我又读到了清代学者梁玉绳所作的《史记志疑》，这套书的所谓“志疑”，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史记》其书中的种种疏漏，种种值得商榷、应该纠正、应该修补的地方。
这对我读《史记》起了重要作用，在帮我思考《史记》中的历史事件、认识《史记》中的人物，以及认识司马迁在写作过程中的主观意识、主观倾向等都有许多好处。
当我向蒋先生说起这些感受时，蒋先生很高兴，肯定了我的进步。
从他的口气里，我感到他对《史记会注考证》的评价不太高，但对《史记志疑》很是称赞，并由此鼓励我要多读一些清代学者的著作，如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等等。
蒋先生说：“中国先秦两汉的古书，有些是在汉魏晋或唐宋时期已经有人做过注释的，到清代，人们感到不满意，又重新进行了整理，如十三经、《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如此；只有《史记》，清朝人没有系统作，故而今天的初学者要读《史记》，就只得看唐代以前的三家注，不然就得看日本人所作的《史记会注考证》，这实在是一件不得已的事。
我年纪大了，已经没有再做这件事情的精力，你们要记着这件事。
”由于我当时年纪小，水平太低，没有特别注意这件令蒋先生深感遗憾的事。
三年研究生学习中的前两年，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前四史”，其中又尤其以《史记》为中心。
这样学的收获是什么呢
现在想来主要有三点：其一是培养了一种读历史的兴趣，从此我开始自觉地安排时间有计划地阅读各个朝代的历史，如“前四史”以后的《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以及《资治通鉴》、《续通鉴》、《明通鉴》和各种论史的著作，如《史通》、《读通鉴论》、《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容斋随笔》等；其二是从此渐渐地摸索出了一种如何读书、如何思考、如何进行研究的方法与能力，这为我日后的教学与指导学生的学习与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三是表面看来我学的主要是历史，但这些“历史”实际上也是中文系古典文学课先秦两汉部分所要学习和讲授的主要内容。
因此当我研究生一毕业，一开始走上课堂的时候，我就似乎是一个比较熟练、比较受学生欢迎的青年教师了。
我是1963 年1 月从复旦大学毕业，又回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的。
第一个学期，教研室交给我的任务有两项，一项是给政教系的学生开“古典文学作品选”；一项是参加刘盼遂、郭预衡两位先生牵头的编写《中国古代散文选》的工作。
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启功、李长之、祝鼎民、吴万刚。
这是我第一次与刘先生、启先生、李先生、郭先生如此近距离地亲密合作。
刘先生与我研究生时代的蒋先生是师兄弟，在我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的时候，他们彼此常托我为他们代致问候。
1963 年夏天我为了《中国古代散文选》的一些问题，前往刘先生家拜访。
闲谈之间，刘先生说起做学问的事情。
他说：“做学问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但开头必须有一个小雪球做核心，这样才能滚得起来。
你们蒋先生让你读‘前四史’，尤其是让你认真读《史记》，这就为你日后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基础。
” 我从内心里感到一股暖流升起，两位老先生尽管相隔千里，而他们的思想认识竟是如此相同。
我对他们深深地感激。
1963 年9 月，我受命给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讲授“汉代文学作品选”，这是我研究生毕业以来第一次讲授《史记》、《汉书》等这些我所熟悉的东西。
当我讲到《鸿门宴》，讲到《荆轲刺秦王》，讲到《魏公子窃符救赵》以及《苏武牧羊》等篇章的时候，我就把几年来所钻研的东西，把我的认识、我的体会，通通贯穿在慷慨激昂的讲述中。
同学们都很高兴，甚至直到下课铃响起，大家也还像没有听见似的坐着不动。
1964 年2 月，我给下一个年级的学生讲授“先秦文学作品选”，第一篇是《尚书》中的《牧野之战》，其次是《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城濮之战》、《崤之战》，其后是《战国策》中的《触龙说赵太后》、《鲁仲连义不帝秦》，等等，其实这些也都是《史记》所包含的内容。
但我所强调的是，大家不要只停留在这些生动故事的本身，而是要问几个为什么
比如，《郑伯克段于鄢》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事实
对郑庄公应该如何评价
《春秋》与《左传》的作者，都异口同声地谴责郑庄公，这到底对还是不对
又例如，城濮之战晋国是怎么胜利的
从孔子到后代的许多学者都谴责晋文公的“谲而不正”，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崤之战”中，秦穆公为什么如此“利令智昏”
晋国又为何如此“忘恩负义”
这场战争对当时诸国之间的格局起了什么作用
等等。
总之我是把以往研究《史记》的方法经验贯穿在了具体的古代作品的教学之中。
我在期中举行过一次课堂讨论会，先是布置每人写一篇作业，而后选了七八篇到年级的大课堂上发言。
其中有一位同学谈《鲁仲连义不帝秦》的意义，一位越南留学生谈“郑庄公的形象”，都相当精彩。
可惜这是我“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课，其后不久便是一去一年的下农村搞“四清”，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多年中没有上过课。
1978 年夏，国家在一些重点高校试点招收研究生，我有幸跟着郭预衡先生、聂石樵先生三个人集体招收了九位古典文学研究生。
这些学生于1978 年9 月正式入学。
按照教学计划，这些学生第一年是统一学习基本的古代文化课程，除了我们三个指导老师给学生上课外，还请了系里的许多著名老师如黄药眠、钟敬文、启功、邓魁英等来给学生上课。
在这期间我给学生讲了《史记》专题，内容包括“司马迁的受宫刑与忍辱著书”、“《史记》的基本内容与其思想倾向”、“《史记》的悲剧特征与《史记》的艺术性”、“历代对《史记》的研究状况与几种最重要的代表著作”，对此我主要介绍了“三家注”、《史记评林》、《史记志疑》、《史记会注考证》四种。
与此讲课同时，我请中文系资料室的同志帮忙在古典文学教研室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有关《史记》的图书展览。
有些书是中文系资料室有的，有些书是从图书馆临时调拨来的，共有六七十种。
这些书不仅同学们大都没有见过，而且有一些是连我自己过去也没有见过的。
1981年春，我在给本科七七级、七八级已经讲过古典文学基础课的情况下，开设了一门“《史记》专题”课，听课的对象以高年级的本科学生为主体，同时也有系里的青年教师、研究生，共一百多人。
我开这门课的目的主要有三：其一是想引导学生让每个人能至少阅读《史记》中的30 篇作品，争取能让一部分人超过50 篇；并对《史记》能有个基本准确的理解。
其二是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能写出一些有观点、有材料的作业，能为日后写毕业论文打点基础。
因此我用前三分之二的课时辅导学生读原著，每篇只讲解其关键段落，并指出读该篇应该注意思考的问题；后三分之一的课时用以归纳、总结性地讲述司马迁与《史记》的种种问题。
其三是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每个人手头都有书可看，并使大家能趁机接触到一些好的注本。
我与图书馆联系好，请他们把馆内所藏的日本原版的《史记会注考证》都调出来，给中文系高年级的每个宿舍都发一套，由班长集中办理，每个宿舍都找一位同学负责保管，一共借出了十本一套的共二十多套。
也幸亏是在当时那种拨乱反正、百废俱兴，每个人都想为报效国家社会而自觉出力、各尽所能的年代吧，结果都一路绿灯，毫无障碍地通通实现了。
至今回想起来，我仍对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主管人员感谢不已；也为当时学习这门课的同学们的那种积极、热情而内心激动。
从此“《史记》专题”列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学计划，每隔一年开一次。
第一次讲课，还没有自己编写的教材，到第二次再讲这门课时，我自己编写的《史记选注集说》就已经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再过两年，我的《史记评议赏析》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前者是作品选，后者是讲课的教材，两者相辅相成，给课堂教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接着这门课又被列入了函授大学、夜大学、助教研究班、骨干教师进修班，以及自学考试的教学计划。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函授大学的设点远播到了全国的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中文系古典组的许多中青年老师、访问学者、博士生都曾为此出差千里乃至数千里到许多地区辅导过这门课。
应该说，北京师范大学是全国开设“《史记》专题”课最早的，也是为普及、宣传《史记》这部经典出力最多的高等院校。
我是1998年办理退休，2001年离开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其后又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基础课的同时，给全校开过“《史记》专题”课；又受聘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任特聘教授时，除培养一名博士研究生外，又为本科生开了一门“《史记》研读”课。
我的讲授方法是将《史记》的作品分成若干专题，每个专题体现着司马迁写史思想的一个方面，以作品为例证，穿插着介绍这些作品的重点段落，以求既保证每次教学思想的明确清晰，又能让同学们熟悉作品，能抓住每篇作品的重要思想与重要艺术特征。
除课堂教学外，我仍坚持课外辅导，隔三周辅导一次。
期末考评时，我们的《史记》课获得的分数最高。
在这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给我出版了《〈史记〉解读》与《史记品鉴》两本教材；而我培养的那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是《司马迁对黄老思想的继承与扬弃》，该文章的一部分已经发表在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第5期。
我自己的《史记》研究也就是这么伴着“《史记》专题”课的教学开展起来的，我的第一篇关于《史记》的文章是《司马迁的崇实精神》，发表于1978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我的第一本《史记》教材是《史记选注集说》，1982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1982年到2013年的三十多年间，我在大陆出版的有关《史记》的教材与专著共计二十多种，在香港、台湾出版了五种，在韩国用韩文翻译的一种。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记笺证》。
一提《史记笺证》我就不由地要想起白寿彝先生与蒋天枢先生。
1991年春，我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杨燕起、北京祥云培训公司的李卫东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第二次国际《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讨论会”的时候，白寿彝先生参加了会议，并做了长达40 分钟的发言。
会后大约20天，他让古籍所的龚兆吉先生把我请到他的家里。
白先生和我谈起研究、整理《史记》的事情，他说：“希望你能尽量放开其他的事情，要准备拿出几年以至十来年的时间认真整理《史记》。
而且不搞便罢，要搞就要搞成具有世界水平的。
经费上有困难，古籍所可以考虑给你一些补助。
”我听了很受感动，并立即又想起了蒋先生在30 年前说过的他感到遗憾的事情。
我尽管觉得自己学力不足，人微言轻，但从思想上还是接受了这一重要嘱托。
我从1992年、1993年开始做资料方面的准备。
从1994年开始就把主要精力转到整理《史记》方面来了。
开始想搞300万字，后来越滚越大，达到了550多万字。
《史记笺证》于2004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觉得此书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其一，它对当时通行本《史记》原文的字句讹误和一些重要的标点失当，为之校改了三百多处；其二，它吸收考古资料、利用出土文物以验证《史记》文本叙述的史实，从而大大提高了史实的清晰度，也纠正了文本叙事的某些偏差；其三，它访求、采录可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相互印证的地面遗留，它收集、引用新的研究成果，对《史记》旧注与一些欠妥的传统说法提出了辨正。
此外还对古帝王的纪年以及其月日干支都加注了公元某某年以及某月某日；对古代的度量衡都加注了约当现今的近似值；以及附录了各个历史时期与某些区域、某些城市的地形图以及出土文物的图片一百多张。
《史记笺证》获2006 年“全国高校社会与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除《史记笺证》外，其他较重要的还有中华书局所出版的全本全注全译《史记》、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新译史记》、岳麓书社出版的《史记评注》等。
最后谈谈我参加过的与《史记》有关的社会活动：1986年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的老一辈的《史记》研究学者程金造先生约我见面，我高兴地到他家拜访。
两人畅谈了一回有关《史记》的教学与研究后，程先生劝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史记》讨论会。
这时我已经认识了兰州大学的张大可先生。
于是我们商量了召开会议的细节，并拟定了一个邀请来宾的名单。
经过一些准备，此会于1987 年5 月在北京师范大学招待所召开了，会期两天，完全是民间性质。
来宾们的路费与住宿费由个人自理，两天的伙食费由我尽地主之谊。
应邀到会的专家有：北京大学的季镇淮，兰州大学的张大可，吉林师范学院的宋嗣廉，徐州师范学院的吴汝煜，郑州大学的郭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少雍、陆永品、施丁、赖长扬，陕西师范大学的赵光勇、徐兴海，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可永雪，陕西省韩城民盟的张天恩，《光明日报》的肖黎；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有聂石樵、邓魁英、辛志贤、杨燕起、李元太、吴万刚等。
因事因病未能出席，而寄来论文或写来回信的有：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吴忠匡，中华书局的吴树平，北京大学的张衍田，浙江师范学院的陈兰村、俞樟华。
白寿彝先生因住院未能出席，启功先生在会下到招待所看望了与会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王梓坤校长参加了开幕式，并讲了话。
研究生、进修教师二十多人列席了会议。
遗憾的是程金造先生这时已经去世，没能看到这次会议的召开。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史记》研讨会，会上成立了“《史记》研讨会全国联络组”，作为今后组织国内学术活动与对外进行联络的临时组织。
会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都发了消息。
接着1988年，经赵光勇、张天恩两位先生的努力活动，这年10月由陕西师范大学与韩城市政府联合举办了规模盛大的第二次《史记》国际讨论会，到会八十多人，有日本、美国的专家参加。
在这次会议期间，许多专家都是第一次参观司马迁祠墓与司马迁故里。
第三次《史记》讨论会，原定计划是1989年夏天在徐州召开，由徐州师范学院的吴汝煜教授操办，结果由于那年发生学潮，吴汝煜教授又不久逝世，于是徐州会议遂未开成。
1991年5月，我又与杨燕起、李卫东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三次国际《史记》研究与《史记》教学讨论会”。
其后还有由吉林师范学院的宋嗣廉教授操办的第四次讨论会；由安徽师范大学的袁传璋教授在安徽黄山举行的第五次《史记》讨论会；由河南大学的白本松、王立群教授在河南大学举办的第六次《史记》讨论会。
全国《史记》研讨会联络组共活动了15年，对宣传普及《史记》知识、对联络国内与国际的《史记》专家、对推动全国各地的《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活动的开展、对推动各地《史记》研究组织的成立，都起了积极作用，并为2001年中国《史记》研究会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基础。
今年是我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回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50周年，刚好80岁，廉颇老矣。
但我每当从《史记》研究会的年会上听到中国海峡两岸的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史记》研究学者们讲述他们的研究心得与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时候，我都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特别是今年恰好又欣逢中国《史记》研究会的领导换届，与经过重新修订的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的再版发行，我想，在这两股强劲东风的吹拂下，我们的《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一定会出现更加欣欣向荣的动人的局面。
《史记》像一座山，永远矗立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之林；《史记》像一颗不落的星辰，永远照耀在中国与世界历史的长河上
徐州博物馆300字作文
徐州博物馆创建于1960年，座落在徐州市南风景秀丽的云龙山北麓。
原址为清高宗乾隆皇帝1757年南巡时的行宫旧址。
为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发展文博事业，1996年徐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原址辟地扩建博物馆，1999年5月即竣工开放。
徐州博物馆占地面积2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由陈列楼、乾隆行宫、土山汉墓三大展区组成。
陈列楼有八个展厅，陈列内容有《古彭之宝－－徐州文物精华》、《俑偶华彩》、《邓永清收藏书画》、《清式家具》等，陈列各类文物精品近千件。
楼内还有展厅、学术报告厅、内外宾接待室、旅游纪念品中心等；乾隆行宫及碑园陈列汉至唐代墓志、石幢和唐宋时期书法名家的法贴刻石近百方，是一处典雅秀美的文物园林；土山汉墓曾出土银缕玉衣、鎏金兽形砚等珍贵文物，为东汉时期分封在徐州的某代彭城王夫妇的陵墓，也是徐州市区发现的唯一东汉诸侯王墓；旅游纪念品中心经营高档礼品、碑贴字画、史志邮品、艺术书籍、民俗工艺等，并开展文物鉴定、文物修复等业务。
为配合新馆落成开放，还绝版发行人999套文物金卡，限量发行名家金箔画。
徐州博物馆是一座综合性博物馆，承担着本地区的考古发掘、文物收藏、陈列宣传、科学研究等任务。
随着新馆的建成和开放，徐州博物馆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海内外嘉宾，并将在新的世纪里为发展徐州的经济和文化事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馆内环境幽静，绿草如茵，也是游人休闲的好去处。
祝您生活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