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如何在高中文言文教学中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提高文言文的整体阅读能力，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注重课内文言文的常识，广积累。
高考语文考试大纲中有规定掌握的实词120个，虚词18个。
其中大部分内容在课内的文言文以及课下注释中都看得到影子。
例如 :袁宗道的《论文》中“以讹益讹”中的“益”与《师说》中的“圣益圣，愚益愚”同义。
《明史 · 韩文传》中“罢仁寿令，豪纵，数犯法。
”中的数与《鸿门宴》中的“数目项王”都是“屡次，多次”的意思。
可见在课本内无时无处的积累，都可以较好的运用在自己的实践中。
二、摸透人物传记体裁的特点，巧分类。
近五年的高考文言文都是以人物传记的形式出现，所以在日常的复习与训练中我们也注重对人物传记的训练。
例如选择的最后一道题，通常是选择对原文理解不恰当的一项，那么必须有三项是对原文理解比较准确的，这样我们不妨通读这四个选项起码对文中的一些内容有了大致的掌握，在回过头来进一步回到原文去阅读，对我们理解文章也有很大的帮助。
三、辨清文言特殊句式和活用现象，析难点。
高考文言翻译共计10分，分值很大，得分也较难。
但是如果我们能仔细的辨析出题者意图，找出要求翻译的句子中的可能成为采分点的词语或者句式，并能有效的翻译、突破最后连缀成句，也许对我们得分有很大的帮助。
浅析如何提高高中语文文言文教学效果
多读文言文，多翻译。
不一定要全部记住，但是要有一定的积累。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朱光潜 《慢慢走,欣赏啊!》原文
“慢慢走，欣赏啊
” ——人生的艺术化 朱光潜 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讨论艺术的创造与欣赏。
在这一节中，我提议约略说明艺术和人生的关系。
我在开章明义时就着重美感态度和实用态度的分别，以及艺术和实际人生之间所应有的距离，如果话说到这里为止，你也许误解我把艺术和人生看成漠不相关的两件事。
我的意思并不如此。
人生是多方面而却相互和谐的整体，把它分析开来看，我们说某部分是实用的活动，某部分是科学的活动，某部分是美感的活动，为正名析理起见，原应有此分别；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完满的人生见于这三种活动的平均发展，它们虽是可分别的而却不是互相冲突的。
“实际人生”比整个人生的意义较为窄狭。
一般人的错误在把它们认为相等，以为艺术对于“实际人生”既是隔着一层，它在整个人生中也就没有什么价值。
有些人为维护艺术的地位，又想把它硬纳到“实际人生”的小筑围里去。
这般人不但是误解艺术，而且也没有认识人生。
我们把实际生活看作整个人生之中的一片段，所以在肯定艺术与实际人生的距离时，并非肯定艺术与整个人生的隔阂。
严格的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上，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无创造无欣赏的人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
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
这种作品可以是艺术的，也可以不是艺术的，正犹如同是一种顽石，这个人能把它雕成一座伟大的雕像而另一个人却不能使它“成器”，分别全在性分与修养。
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的生活就是艺术作品。
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
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应有的美点。
第一，一篇好文章一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其中全体与部分都息息相关，不能稍有移动或增减。
一字一句之中都可以见出全篇精神的贯注。
比如陶渊明的《饮酒》诗本来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人把“见”字误印为“望”字，原文的自然与物相遇相得的神情便完全丧失。
这种艺术的完整性在生活中叫做“人格。
凡最完美的生活都是人格的表现。
大而进退取与，小而声音笑貌，都没有一件和全人格相冲突。
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是陶渊明的生命史中所应有的一段文章，如果他错过这一个小节，便失其为陶渊明。
下狱不肯脱逃，临刑时还丁宁嘱咐还邻人一只鸡的债，是苏格拉底的生命史中所应有的一段文章，否则他便失其为苏格拉底。
这种生命史才可以使人把它当作一幅图画去惊赞，它就是一种艺术的杰作。
其次，“修辞立其诚”是文章的要诀，一首诗或是一篇美文，一定是至性深情的流露，存于中然后形于外，不容有丝毫假借。
情趣本来是物我交感共鸣的结果。
景物变动不居，情趣亦自生生不息。
我有我的个性，物也有物的个性，这种个性又随时地变迁而生长发展。
每人在某一时会所见到的景物，和每种景物在某一时会所引起的情趣，都有它的特殊性，断不容与另一人在另一时会所见到的景物，和另一景物在另一时会所引起的情趣，完全相同的。
毫厘之差，微妙所在。
在这种生生不息的情趣中，我们可以见出生命的创化。
把这种生命流露于语言文字就是好文章；把它流露于言行风采，就是美满的生命史。
文章忌俗滥，生活也忌俗滥。
俗滥就是自己没有本色而蹈袭别人的成规旧矩。
西施患心病，常捧心颦眉，这是自然的流露，所以愈增其美。
东施没有心病，强学捧心颦眉的姿态，只能引人嫌恶。
在西施是创作，在东施便是滥调。
滥调起于生命的枯竭，也就是虚伪的表现。
“虚伪的表现”就是“丑”，克罗齐已经说过。
“风行水上，自然成纹”，文章的妙处如此，生活的妙处也是如此。
在什么地位，是怎样的人，感到怎样情趣便现出怎样言行风采，叫人一见就觉其谐和完整，这才是艺术的生活。
俗语说的好，“惟大英雄能本色”。
所谓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
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子。
“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子”则竭力遮盖本色。
朱晦庵有一首诗说：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艺术的生活就是有“源头活水”的生活。
俗人迷于名利，与世浮沈，心里没有“天光云影”，就因为没有源头活水。
他们的大病是生命的枯竭。
“伪君子”则于这种“俗人”的资格之上，又加上“沐猴而冠”的伎俩。
他们的特点不仅见于道德上的虚伪，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叫人起不美之感。
谁知道风流名士的架子之中，掩藏了几多行尸走肉
无论是“俗人”或是“伪君子”，他们都是生命上的“苟且者”，都缺乏艺术家在创造时所应有的良心。
象柏格荪所说的他们都是“生命的机械化”，只能作喜刷中的角色，生活落到喜剧里去的人大半都是不艺术的。
艺术的创造之中都必寓有欣赏，生活也是如此。
一般人对于一种言行常欢喜说它“好看”“不好看”，这已有几分是拿艺术欣赏的标准去估量它。
但是一般人大半不能彻底，不能拿一言一笑一举一动纳在全部生命史里去看，他们的“人格”观念太淡薄，所谓“好看”“不好看”往往只是“敷衍面子”。
善于生活者则彻底认真，不让一尘一芥妨碍整个生命的和谐。
一般人常以为艺术家是一班最随便的人，其实在艺术范围之内，艺术家是最严肃不过的。
在锻炼作品时常呕心呕肝，一笔一划也不肯苟且。
王荆公作“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诗时，原来“绿”宇是“到”宇，后来由“到”字改为“过”字，由“过”字改为“入”字，由“入”字改为“满”字，改了十几次之后才定为“绿”字。
即此一端可以想见艺术家的严肃了。
善于生活者对于生活也是这样认真。
曾子临死时记得床上的席子是季路的，一定叫门人把它换过才瞑目。
吴季札心里已经暗许赠剑给徐君，没有实行徐君就已死去，他很郑重的把剑挂在徐君墓旁树上，以见“中心契合死生不渝”的风谊。
象这一类的言行看来虽似小节，而善于生活者却不肯轻易放过，正犹如诗人不肯轻易放过一字一句一样。
小节如此，大节更不消说。
董狐宁愿断头不肯掩盖史实，夷齐饿死不愿降周，这种风度是道德的也是艺术的。
我们主张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主张对于人生的严肃主义。
艺术家估定事物的价值，全以它能否纳入和谐的整体为标准，往往出于一般人意料之外。
他能看重一般人所看轻的，也能看轻一般人所看重的。
在看重一件事物时，他知道执着；在看轻一件事物时，他也知道摆脱。
艺术的能事不仅见于知所取，尤其见于知所舍。
苏东坡论文，谓如水行山谷中，行于其所不得不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
这就是取舍恰到好处，艺术化的人生也是如此。
善于生活者对于世间一切，也拿艺术的口胃去评判它，合于艺术口胃者毫毛可以变成泰山，不合于艺术口胃者泰山也可以变成毫毛。
他不但能认真，而且能摆脱。
在认真时见出他的严肃．在摆脱时见出他的豁达。
孟敏堕甑，不顾而去，郭林宗见到以为奇怪。
他说，“既已碎，顾之何益
”哲学家斯宾诺莎宁愿靠磨镜过活，不愿当大学教授，怕妨碍他的自由。
王徽之居山阴，有一天夜雪初霁，月色清朗，忽然想起他的朋友戴逵，便乘小舟到剡溪去访他，刚到门口便把船划回去。
他说，“乘兴而来，兴尽而返。
”这几件事彼此相差很远，却都可以见出艺术家的豁达。
伟大的人生和伟大的艺术都要同时并有严肃与豁达之胜。
晋代清流大半只知道豁达而不知道严肃，宋朝理学又大半只知道严肃而不知道豁 达。
陶渊明和杜子美庶几算得恰到好处。
一篇生命史就是一种作品。
从伦理的观点看，它有善恶的分别，从艺术的观点看，它有美丑的分别。
善恶与美丑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就狭义说，伦理的价值是实用的，美感的价值是超实用的，伦理的活动都是有所为而为，美感的活动则是无所为而为。
比如仁义忠信等等都是善，问它们何以为善，我们不能不着眼到人群的幸福。
美之所以为美，则全在美的形相本身，不在它对于人群的效用（这并不是说它对于人群没有效用）假如世界上只有一个 人，他就不能有道德的活动，因为有父子才有慈孝可言，有朋友才有信义可言。
但是这个想象的孤零零的人，还可以有艺术的活动，还可以欣赏他所居的世界，还可以创造作品。
善有所赖而美无所赖，善的价值是“外在的”，美的价值是“内在的”。
不过这种分别究竟是狭义的。
就广义说，善就是一种美，恶就是一种丑。
因为伦理的活动也可以引起美感上的欣赏与嫌恶。
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土多德讨论伦理问题时，都以为善有等级，一般的善虽只有外在的价值，而“至高的善”则有内在的价值。
这所谓“至高的善”究竟是什么呢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本来是一走理想主义的极端，一走经验主义的极端，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意见却一致。
他们都以为“至高的善”在“无所为而为的玩索”（DisinterestedContemplation）。
这种见解在西方哲学思潮上影响极大，斯宾诺莎、黑格尔、叔本华的学说都可以参证。
从此可知西方哲人心目中的“至高的善”还是一种美，最高的伦理的活动还是一种艺术的活动了。
“无所为而为的玩索”可以看成“至高的善”吗
这个问题涉及到西方哲人对于神的观念。
从耶稣教盛行之后，神才是一个大慈大悲的道德家。
在希腊哲人以及近代莱布尼兹、尼采、叔本华诸人的心目中，神却是一个大艺术家。
他创造这个宇宙出来，全是为着自己要创造，要欣赏。
其实这种见解也并不减低神的身分。
耶稣教的神只是一班穷叫化子中的一个肯施舍的财主佬，而一般哲人心中的神，则是以宇宙为乐曲而要在这种乐曲之中见出和谐的音乐家这两种观念究竟是哪一个伟大呢
在西方哲人想，神只是一片精灵，他的活动绝对自由而不受限制，至于人则为肉体的需要所限制而不能绝对自由。
人愈能脱肉体需求的限制而作自由活动，则离神亦愈近。
“无所为而为的玩索”是唯一的自由活动，所以成为最上的理想。
这番话似乎有些玄渺，在这里本来不应说及。
不过无论你相信不相信，有许多思想却值得当作一个意象悬在心眼前来玩味玩味。
我自已在闲暇时也欢喜看看哲学书籍。
老实说，我对于许多哲学家的话都很怀疑，但是我觉得他们有趣。
我以为穷到究竟，一切哲学系统也都只能当作艺术作品去看。
哲学和科学穷到极境，都是要满足求知的欲望。
每个哲学家和科学家对于他自己所见到的一点真理（无论它究竟是不是真理）都觉得有趣味，都用一股热忱去欣赏它。
真理在离开实用而成为情趣中心时就已经是美感的对象了。
“地球绕日运行”，“勾方加股方等于弦方”一类的科学事实，和米罗爱神或第九交响曲一样可以摄魂震魄。
科学家去寻求这一类的事实，穷到究竟，也正因为它们可以摄魂震魄。
所以科学的活动也还是一种艺术的活动，不但善与美是一体，真与美也并没有隔阂。
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
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情趣丰富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有趣味，而且到处寻求享受这种趣味。
一种是情趣枯竭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没有趣味，也不去寻求趣味，只终日拼命和蝇蛆在一块争温饱。
后者是俗人，前者就是艺术家。
情趣愈丰富，生活也愈美满，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
“学得有趣味”就是欣赏。
你是否知道生活，就看你对于许多事物能否欣赏。
欣赏也就是“无所为而为的玩索”。
在欣赏时，人和神仙一样自由，一样有福。
阿尔卑斯山谷中有一条大汽车路，两旁景物极美，路上插着一个标语劝告游人说：“慢慢走，欣赏啊
”许多人在这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过活，恰如在阿尔卑斯山谷中乘汽车兜风，匆匆忙忙的急驰而过，无暇一回首流连风景，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
这是一件多么可惋惜的事啊
朋友，在告别之前，我采用阿尔卑斯山路上的标语，在中国人告别习用语之下加上三个字奉赠：“慢慢走，欣赏啊
” （ 一九三二年）
简要分析：宋词能够繁荣的原因有哪些
宋词繁荣之原因简要为外部内部方面，如下:一家统一、经济之发展词繁荣的社会原因，即外部原因。
北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的形势，由于全国统一，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当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矿业、造船业、纺织业、煮盐业以及采茶、酿酒业的日益兴盛，又促使商业经济愈趋繁荣，雕板和活字印刷术的使用，对文化传播更是起着直接的影响。
宋初颁布了标准的度量衡器，改革了币制，整顿了税制，还改进了以首都汴京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使之成为“八方争凑，万国咸通”（《东京梦华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宋王朝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还提倡纲常名教、等级名分，命窦仪裁定《三礼图》，和岘订正“雅乐”，企图礼乐维持帝王尊严。
同时还企图利用娱乐来消弭反抗，对于流行民间的“俗乐”亦在留意搜求，并不予以排斥。
当时民间娱乐，可称是多种多样，勾栏瓦肆，演出多种技艺；茶坊酒楼，竞唱各种新声。
汴京本是五代时的旧都，曲子词在五代时就已流行，如花间派词人和凝就被人称为“曲子相公”。
宋初，这种新起的曲子词在民间，在文人学士手中蔓延起来。
宋初在削平各割据小国后，获得了大批技艺高超的乐工歌妓，“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文献通考· 乐考》）。
他们集中到京师，呈献来自各地民间的精湛技艺，并与汴京的艺人交往切磋，这对各种乐曲的创作、提高和传播起着很大的作用。
新创作的乐曲和原有的旧曲又都需要新词，除了民间无名氏的制作外，还有文人参加这一工作。
《避暑录话》就记载了柳永“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
”宋词就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断发展着。
北宋交替，靖康之耻一直铭刻在汉民族的心中，渴望恢复成为人们的主旋律。
但以高宗赵构和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偏安一隅。
因而文人们纷纷慷慨悲壮一发于词。
宋金对峙渐趋稳定，大宋尚有半壁河山，江南一带沃土千里，物产丰富，水陆交通发达，临安成为著名都市，经济亦发展起来，出现了回光返照的局面，文人雅士、达官贵人都沉醉于升平之中，“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
宋初的以词来“娱宾遣兴”在此时又得以发展。
二、市民阶层的兴起，影响到社会的审美心理之变化，人们把兴趣由欣赏诗文而转到欣赏宋词中来亦是宋词繁荣的内部原因，分为三个小的方面：1、从宋人的特殊心态看宋词之繁荣 词在晚唐五代就成为歌舞宴前“助娇娆之态”、“娱宾遣兴”的玩乐手段。
花间词人的词无不缕金错采、描红吐翠。
在人们的心目中“词为艳科”，妖艳甚至被认为是词之为词的本性所在，“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沈义父《乐府指迷》）。
因此“诗庄词媚”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的思维定式。
这种思维定式也影响着宋代词坛。
既视词为“小道”，又如此喜欢写它，似乎矛盾，其实这是宋人特殊心态的反映。
宋代是个封建伦理空前强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君臣逸乐、享受成风的时代。
作为统治阶级，他们必须忠君爱国，克尽职守，必须维系伦理纲常，一副正人君子脸孔，而作为统治阶级中的成员，荒淫享乐又是其本能欲望。
他们一面要做一个道貌岸然的君子，一面又要沉湎声色。
要维系这种心理平衡，唯一的办法是叫人格分裂，造成阴与阳两个自我，带来正统与邪艳两种创作。
因此他们要说理论道时就找来传统的言情抒志的诗，要渲泄自己的不可抑制的情与欲时，就找来不避浮艳的“诗余”，这种双层人格，这种特殊的心态，就是宋人既鄙弃艳词又不遗余力制作艳词的原因。
也正因为统治阶级大力制作与提倡，也刺激了词的发展，带来了词的繁荣。
它终于没因为观念上的鄙弃而终了它的生命，反而显出勃勃生机。
2、宋词之繁荣，是文学内部规律所致。
正如诗进入盛唐时期，其体式虽经晚唐五代，但仍刚具备，正是文人施展创造性的有利时机。
“他们不能诉之于古文的情绪，他们不能抛却了的幽怀愁绪，他们的不欲流露而又压抑不住的恋感情丝，总之，即他们的一切心情，凡不能写在诗古文辞之上者无不一泄之于词”3、宋词的始终没有成为正统雅文学，也是它长足发展的一个原因。
在我国文学史上，统治阶级对唐以前的几种文学以儒家思想为依据作了封建正统的解释：起于民间的《诗经》被冠以“成人伦、美教化”的“先王之教”；屈原的楚辞被树为“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典范，汉大赋的“讽一劝百”被认为大有利于世；唐代文文，是“贯道之器也”。
至此“诗言志”、“文以贯道”的儒家正统文学的道统形成，诗文也取得了正统地位。
而宋词虽经过文人染指，也虽经过东坡的提高品位的努力，但它一直未成为正统（虽然也不全是宋元明清的俗文学），是“小道”、“诗余”、诗文成为正统，“言志”、“贯道”的要求范围着它，使它走向狭窄，使它日趋老化、保守，宋词的非正统化从反面刺激了它在民间的泛滥，刺激了它的发展。
它可以写进各种各样的题材，表达各种各样的感情，“言志”“贯道”的老态龙钟的诗文反而在它面前显得步履蹒跚了。
这从宋词发展到后来因文人的日趋染指而趋渐缩短与正统化的距离，因而其青春活力也趋渐减少终于衰老，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
窦娥冤续1000字作文范文
窦娥冤读后感1000字：窦娥冤的启示 我国著名戏剧家关汉卿的《窦娥冤》，写的是一个弱小无助的寡妇在流氓恶棍的坑害下，被诬为“药死公公”而斩首示众的故事，它反映了昏官的贪赃枉法，当时社会的不公正性，至今读来对人们仍有着很大的教育意义。
元代穷苦书生窦天章要进京赶考，因欠下蔡婆的高利货，被迫将7岁的小女窦娥抵给蔡家做童养媳。
窦娥在蔡家长大成人，成婚两年后就成了寡妇，窦娥认了这不幸的命运，愿意格守封建道德，与婆婆相依为命，度过自己寡居的一生。
然而，在那样的社会里，连这一低下的要求也不能得到满足，流氓张驴儿父子俩要霸占她婆媳俩为妻.窦娥遵守妇德，坚决不从。
张驴儿想用毒药毒死婆婆，留下她一人好下手。
不料毒药被张驴儿的父亲误食而死，接着张驴儿嫁祸窦娥，并告到官府。
官府接到此案，理应详加审理，然而他们贪赃枉法，草菅人命，毒打窦娥。
窦娥怕连累婆婆，违心成招，被判成死罪。
窦娥痛斥官府，指天发誓，最终被无辜杀害。
“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
”临刑前窦娥呼天抢地，发出了“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的呼喊。
这桩案子实际上并不复杂，是很容易查清楚的。
官府只要稍有一点维护社会公正的责任性，对弱者表示一点同情，稍微用脑子想一想事情的原委，并做一点简单的调查，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
然而这些贪官污吏不顾人民的死活，简单从事，偏听偏信，屈打成招，致使窦娥冤屈而死。
我们说，一个社会由于人们的身份、地位、遭遇等方面的不同，人和人之间实际上是不可能真正平等的，所以社会上总是存在着一个相对的“弱势群体”，像窦娥和她的婆婆那样的人。
当这些弱势群体在他们遇到困难与遭到不幸时，需要的是社会的更多帮助和关爱，需要维护这些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与要求。
而这种维护就依赖于国家法律的健全和执法者的公正无私。
窦娥所处的社会虽然也有所谓的“王法”，当然那是很不健全的，特别是那些执法者，他们横行霸道，贪赃枉法，不但无法来保护那些弱小者、善良者，制约那些强横者，惩罚那些邪恶者，而且欺辱、鱼肉人民，这就是造成窦娥冤屈的主要原困，造成社会“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的不公正、不合理性。
那么社会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应该从中得到怎样的启示呢，我们说要维护社会的公正性，首先社会要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与要求。
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健全整个社会的法律体系，二是要求执法者的公正无私。
试想，一个社会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无法可依，社会就会造成一片混乱。
然而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法立于上而成可下”，要维护社会的公正性，还要求执法者有一定的素质，严格执法，秉公办事。
如果不这样，整个社会就会清浊不辨、是非颠倒、善恶错位、真假难分，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弱势群体，就会担惊受怕、谨小慎微，他们就会就生活得委琐、卑贱。
目前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建设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这就要求我们要继读完善法律，并依法治国，公正执法。
这样使我们整于社会人人才有安全感，有尊严，人民就会齐心协力奔小康。
不然像窦娥以及她的婆婆这样的“弱势群体”她们今天可以不遇见“张驴儿”，明天可能遇到“赵驴儿”和“李驴儿”，他们的结果又是可想而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