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自大症”》读后感400字
一般用自己的感受（一两个词语）做主标题，下一行是读《xxx》有感，为副标题。
也可直接写读《xxx》有感要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去写，这是写好读后感的关键。
要密切联系实际，这是读后感的重要内容。
要处理好“读”与“感”的关系，做到议论，叙述，抒情三结合。
写读后感应以所读作品的内容简介开头，然后，再写体会。
原文内容往往用3～4句话概括为宜。
结尾也大多再回到所读的作品上来。
要把重点放在“感”字上，切记要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与自己的生活相结合，否则作文会显得空虚。
左宗棠为什么瞧不起曾国藩：才具稍欠展开
本文摘自《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张宏杰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一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首次见面，是在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一日傍晚。
曾国藩回湖南本是为母亲办丧事。
没想到恰逢太平军横扫两湖，皇帝命他出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
曾国藩墨绖出山，这一天赶到长沙。
到了馆舍，换过衣服，匆匆洗了把脸，曾国藩就坐下来，与前来迎接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其幕友左宗棠展开长谈。
论身份，在座的三人中，左宗棠最为卑微。
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也就是前副部长。
张亮基是一省之主。
而左宗棠出身仅是一个小小的举人，身份不过巡抚的师爷。
然而谈起话来，左宗棠却成了主角儿。
他不等张亮基开口，就详细介绍起长沙的防务安排，指手划脚，滔滔不绝，一副大权在握、舍我其谁的神态。
一声不吭的张亮基似乎倒成了他的跟班儿。
曾国藩也只有俯耳静听的份儿，一时插不上话。
然而曾国藩却并不觉得不舒服。
相反，他越听，越觉得这个左宗棠确实名不虚传。
此次会面之前，左宗棠之名对曾国藩来说已经如雷贯耳，太多朋友向他介绍过这位“湖南诸葛亮”是如何卓绝特出。
交谈之中，左宗棠之头脑清晰，气概慷慨，议论明达，言中款要，确实令曾国藩颇为叹服。
他在致胡林翼的信中写道： (腊月)二十一日驰赴省垣，日与张石卿中丞(张亮基)、江岷樵(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
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
[《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0年，第111页。
] 其实，何止曾国藩一见倾心。
在会见曾国藩之前，这个小小的乡下举人早已经名满湖湘，令好几位大人物“一见即惊”了。
二十二年前的道光十年(1830)，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忧回湘，见到当时年仅十八岁的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农村青年左宗棠，即为其才气所惊，“以国士相待”，与他盘旋多日，谈诗论文，还亲自在书架前爬上爬下，挑选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
道光十七年(1837)，回到老家的两江总督陶澍见到二十多岁的举人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竟夕倾谈，相与订交而别”。
不久又和他订下了儿女亲家。
道光二十九年(1849)，云贵总督林则徐回家途中，也因为闻听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边一叙。
林则徐“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第29、34页，岳麓书社，1999年。
]。
令这些阅人无数的官场大僚不约而同地倾倒如此，左宗棠的才华横溢可想而知。
太平军起之际，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三顾茅庐，把他请出了山，通省要务，概以任之。
虽然身份仅为一名师爷，却实际负担起全省军政要务，在湖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张亮基反倒成了一块牌位： 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票启，皆我一手批答。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转引自沈传经：《左宗棠传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
] 曾国藩虽然是高居二品的京官，但想在地方上开辟一番事业，其实并不容易。
因为他毕竟是在籍官员，而不是实任官员。
现官不如现管，如果湖南地方官员不大力配合他，无职无权的他寸步难行。
因此，对这个小小举人，曾国藩极为尊重，言必称兄。
不论大小事情，无不虚心请教。
他相信，有这位明敏强毅的师爷帮忙，他在湖南办理团练，一定会相当顺利。
二 然而，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印象，却有一点复杂。
作为如今朝中官位最高、声誉最好的湖南籍官员，曾国藩早已为湖南通省士林所景仰。
在见面以前，左宗棠也听许多朋友夸赞曾国藩学问如何精深，品格如何方正。
一见面，左宗棠并没有失望。
人言曾国藩“向无大僚尊贵之习”，此言确实不虚。
二品大员曾国藩没有一点官架子。
他看起来更像一介循循儒生，衣着简朴，神态谦逊，一脸书生之气。
而曾国藩言谈中所表现出的强烈担当意识，更让左宗棠刮目相看。
晚清天下滔滔，官员们以敷衍塞责为能。
在这种黑暗污浊的大背景下，曾国藩以清新方正之姿进入左宗棠的视野，如同鲍鱼之肆中吹入一股清风，不能不令左宗棠意外而且欣喜。
因为曾氏的“正派”，“肯任事”，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对曾国藩的第一印象说： 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
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
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
这个第一印象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其中的这样一句话：“才具稍欠开展。
”初次接谈，左宗棠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结论。
这句评价奠定他对曾国藩一生轻视态度的基础。
在别人眼里雄才大略的曾国藩，何以在左宗棠眼里却“才具稍欠开展”呢
三 曾国藩确实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即惊”的人。
乍一接触，你不但会觉得他并无什么出众之处，甚至还会认为他有点笨头笨脑。
许多人一见到曾国藩，都觉得有点失望。
方宗诚见到晚年的曾国藩，觉得他不像一位总督和将领，而像一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宽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老教师耳。
”[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
]而后来英国人戈登见到曾国藩时，也大感失望：“曾国藩却是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皱纹密布，脸色阴沉，目光迟钝，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这与他过去的历史是不相符合的；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
” 如果测智商的话，曾国藩肯定不如左宗棠。
曾国藩前后足足考了七次，二十三岁才中了个秀才，而且还是全县倒数第二名。
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
”曾国藩自己也说：“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
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
”身上没有一点“天才范儿”。
另外，曾国藩是典型的粘液质性格，这种人的特点是反应缓慢，行动拘执，谨慎内向，凡事只肯说三分话。
他观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细，下判断也比一般人要慢。
周腾虎曾经说曾国藩“儒缓不及事”。
他的学生李鸿章也当面指出他病在“儒缓”：“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儒缓。
”他对周李二人的判断是首肯的，说“余亦深以舒缓自愧”，“驽缓多病，百无一成”。
这种性格特点更加重了他的“笨拙”，使他眼中乏精悍之气，面上无果决之容。
在左宗棠滔滔不绝指划天下之时，他只是默默倾听，认真思考，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贡献出什么高明的见解。
因此左宗棠才得出了“才具稍欠开展”的第一印象。
四 曾左二人的首次合作却是十分顺利的。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曾国藩俯察天下大势，判定清王朝正规军队已经彻底腐败，要想平定太平天国，必须赤地立新，编练一支全新的武装。
所以到长沙不久，他就上了一道后来被认为是湘军成立之标志的奏折： 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
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
但人们很少注意到，就在曾国藩上这道著名的折子前三天，湖南巡抚张亮基也上过一道内容相似的折子，提出： 委明干官绅，选募……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
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较客兵尤为可恃。
[张基亮：《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张大司马奏稿》卷一。
] 也就是说，委任明达干练之人，仿效戚继光练兵之法，练成一支精兵。
所费既省，一遇缓急，又比从外省调来的“客兵”管用。
我们知道，所谓张亮基的折子，其实就是左宗棠的折子。
两道折子思路、措施乃至用词(“仿前明戚继光”)如此相似，说明“湘军”的发明权不能由曾国藩独占，应该是曾左二人充分磋商后的产物。
除此之外，二人还在另一个问题上不谋而合，那就是要加强湖南防卫，应该从扫清湖南境内的土匪入手。
这样，如果太平军再次进入湖南，才不会得到湖南本省土匪的呼应。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曾左计议已定，具体事务由曾国藩来操作，而左宗棠则在调人用兵和办公经费多方协助。
曾国藩初涉军事领域，两眼漆黑，幸亏左宗棠向他推荐了满族军官塔齐布作为帮手。
塔氏为人忠勇，做事负责，后来成为湘军名将，他的帮助对曾国藩在军事上的迅速成功至关重要。
对于这一切，曾国藩十分感激。
这段时间，曾左往来信函极多，曾国藩探讨军务的信件干脆不再寄给巡抚张亮基，而是直接写给左宗棠，对左的称呼也从客气的“尊兄”变成了亲切的“仁弟”，显示出两人关系的日益亲密。
不过，这种良好关系建立在一种有点特别的交往形态上。
按理，曾国藩科名既早，年龄又长，又是二品大员之身。
当然应该是曾国藩发号施令，小小布衣举人左宗棠只有毕恭毕敬、小心建言的份儿。
然而事实却是掉了个个儿。
左宗棠在曾国藩面前毫不客气，对曾国藩动辄指手划脚，指示训诫，毫不客气。
我们可以参考左宗棠在湘军成军之后写给胡林翼的信中生动描绘的场景，来想象一下曾左最初的合作状态： 涤公才短，麾下又无勤恳有条理之人，前自岳州归后，弟无三日不过其军絮聒之。
伊却肯听话，所以诸事尚有几分。
近来外人亦不尽以书憨嘲之。
伊却自笑云：坏了几分矣。
以后若再好几分，恐又行不去也。
那意思是说，曾国藩才能短浅，书呆气重，又没其他人相帮，所以全赖他处处出主意。
好在曾国藩毕竟为人老实，“肯听话”，在他的指导下，诸事还算颇有起色。
湖南官员们终于不再嘲笑曾国藩是书呆子了。
左宗棠的高已卑人、当仁不让之态在信中一览无余。
这种做派在传统官场绝无仅有。
左宗棠的性格和曾国藩可谓截然相反。
他是典型的多血质，这种人的优点是反应迅速，做事果断，尤其善于在纷纭复杂的局面中迅速发现机会，定下策略。
缺点则是过分自信或者说自大，性情过于张扬外露。
左师爷的傲慢，和他的才气一样有名，甚至比他的才气更为有名。
在巡抚面前，他以救星自居，面对曾国藩，他更毫不客气。
一般来说，多血质人格者和那种做事缓慢，反应迟钝，过于谨慎的同事通常很难合得来。
而曾国藩恰恰是这种人。
再加上刚刚出山办事之时，曾国藩远非后来的“老奸巨猾”，而是一个“官场愣头青”，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书生气重，拘执生硬，令左宗棠看着着急，忍不住经常加以“指导”。
好在曾国藩和张亮基一样好脾气，对左宗棠俯首听命，从善如流。
因此才造成了这段难得的“同心若金”。
可惜的是，这段蜜月为期过短。
咸丰三年，张亮基调任署理湖北总督，左宗棠也随之北上武汉。
这两个人一走，曾国藩在湖南马上就寸步难行，处处碰壁。
那些湖南官员早就痛恨曾氏越位侵权，此时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小鞋穿。
曾国藩一怒之下出走衡阳，想脱离湖南官场，独力创建湘军。
这个想法看起来解气痛快，实际操作却困难重重。
刚刚来到衡阳曾国藩势单力孤，形只影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处境十分困难。
恰在此时，张亮基调离湖北，左宗棠也归乡隐居。
曾国藩闻讯大喜，立刻写信请他来帮助自己。
在长沙数月，曾国藩自觉与左宗棠惺惺相惜，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他认为，在庸官遍地的湖南官场，只有左宗棠和他是以天下为已任的英雄。
别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自讨苦吃自练军队，左宗棠一定能理解。
别人不支持他“赤地立新”，左宗棠一定会出来支持他。
因为深知左氏的性骄气傲，所以他给左宗棠的这封邀请信写得异常客气： 弟智虑短浅，独立难扌耆，欲乞左右野服黄冠，翩然过我，专讲练勇一事，此外，概不关白于先生之前。
先生欲聋两耳，任先生自聋也，吾不得而治之也，先生欲盲两目，任先生自盲焉，吾不得而凿之也。
意思是说，我请您做一个高级顾问，不敢让您承担那些琐碎的俗务，只要居傍指点指点我就可以了。
令曾国藩万万不想到的是，左宗棠回给曾国藩一封极为冷淡的信，明确拒绝，“文字似敬实疏，态度似谦实傲，与曾国藩之火热心肠、尊奉情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王澧华：《论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往及其关系》，《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
] 不仅如此，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此事时还语含讥讽： 涤公正人，其将略未知何如。
弟以刚拙之性，疏浅之识，万无以赞高深。
前书代致拳拳，有感而已。
很显然，左宗棠不愿做曾国藩的助手，主要原因是对曾国藩的“将略”评价颇低。
在长沙期间的短暂合作，并没有扭转他对曾国藩才能的评价。
况且当时曾氏以在籍侍郎练兵，非官非绅，地位尴尬，没权没钱，左宗棠不认为他是能大有作为的靠山。
收到了左氏的回信，曾国藩才发现自己原来在左宗棠心目中原来如此无足轻重。
这令他深觉伤心。
不过如果能预知后来左宗棠加给他的种种难堪和伤害，曾国藩就会发现这次回绝实在已经是太客气了。
五 如果说初次见面，左宗棠认为曾国藩缺乏才干是因为对曾氏缺乏了解，那么，合作数月后，左宗棠应该充分认识到曾国藩刚健有为、英明强干的一面。
然而他却对曾国藩的评价却仍然这样低。
这就不仅仅是“恃才傲物”所能解释的了。
在曾左关系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心理因素我们不能不提，那就是左宗棠的科举情结。
左宗棠幼有神童之誉，读书一目十行，举一反三。
他那颇有眼光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说，他的两个哥哥将来只能做教书先生，他却有万里封侯的希望。
左宗棠自我期许亦极高，他终生最崇拜的人是诸葛亮，与朋友通信，动辄自署“今亮”(当今诸葛亮)、“老亮”。
还在学生时期，他就“好大言，每成一艺，辄先自诧”。
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要先自己惊诧一番：怎么写得这么好啊
难道真的是我写的吗
成年之后，他更是恃才傲物，爱吹牛，爱自夸，“喜为壮语惊众”[《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九·左宗棠》。
]。
平平常常的吹捧他听来根本不过瘾，最喜欢听过头的吹捧，把他比作神仙圣人他听起也不刺耳。
曾国藩对此看得很清楚，晚年他曾对幕僚赵烈文说：“左季高喜出格恭维。
凡人能屈体已甚者，多蒙不次之赏。
此中素叵测而又善受人欺如此。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
] 自视如此之高，现实却不给他面子。
左宗棠一生有一个触不得的痛点，那就是科举。
他中举之后，本以为取进士如探囊取物。
不想一个举人却成为他功名的顶点。
在这之后，六年之间三次会试，都名落孙山。
这对本来一帆风顺的他是一个极大打击，一怒之下，他当众发誓此生再不应考。
然而，在传统时代，像左宗棠这样不中进士，又不肯走捐官之类的歪门邪道的人，基本上就宣告了与官场绝缘，也实际上就等于断送了他的“孔明再世”之梦。
腹中再多韬略诗书，也没有任何用处。
因为家贫，他早年入赘到妻子家中，这在传统时代，对一个男人来说是极为尴尬的事。
他本来以为自己能早早科名发达，摆脱这一屈辱的身份，不料天不遂人愿，这种倒插门生活一连过了许多年。
“自命不凡”、“口多大言”却伴着“赘婿身份”、“连年落第”，左宗棠的性格因此集极度自卑与极度自尊于一体。
因此，对于那些高中科甲、飞黄腾达之人，左宗棠下意识中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敌意。
在他后来的家书中，经常能看到他对科名中人的讥评之语，比如“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八股做得愈入格，人材愈见得庸下。
”换句话说，在他看来，科举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就越差。
而曾国藩似乎天生就是左宗棠的反衬。
曾左二人身上有太多相似之处：他们年龄只差一岁，一个四十一，一个四十。
又同为湖南人，一为湘乡，一为湘阴。
家境也相当，都出身小地主家庭。
只因科举运气不同，如今命运迥异。
曾国藩中举之后，科举路上极为顺利，中进士，点翰林，在翰林院中仅凭写写文章，弄弄笔头，十年中间，七次升迁，到太平军起之时，这两个人，一个是朝中的副部级侍郎，一个却是白衣的举人，身份相悬，如同天地。
左宗棠自认为是国中无二的人才，比曾国藩高明百倍，却进身无门，只好靠当师爷来过过权力瘾。
而曾国藩虽然才智平平，仅仅因为科名运气好，办什么事都能直通九重。
曾国藩的存在，简直就是上天用来衬托左宗棠命运的坎坷。
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国藩，下意识中有一种莫名的反感。
他一直戴着有色眼镜，千方百计放大曾国藩身上的缺点和毛病，来验证自己的“上天不公论”和“科举无用论”，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理平衡。
想让他左宗棠来做曾国藩的幕僚，这实在有点难。
六 咸丰四年三月，左宗棠重新出山，成为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高参。
而此后不久，湘军宣布练成，开驻长沙，准备进行长沙保卫战。
曾左二人自然再次开始打交道。
咸丰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亲率湘军首次出师，进攻驻扎于靖港的太平军。
曾国藩对这一战寄予极大希望，以为自己费尽心血打造出的这支劲旅肯定会旗开得胜，不料结果却是大败而归。
曾国藩沮丧羞愤之下，投水自尽，幸被部下救起。
回船以后，曾国藩仍然寻找机会自杀，“其志仍在必死”。
湖南官员闻此消息，无不幸灾乐祸，唯左宗棠闻讯立即从长沙缒城而出，到湘江船上看望曾国藩。
虽然下意识地对曾国藩反感嫉妒，但左宗棠毕竟是一个奇男子，伟丈夫。
虽然对曾国藩的才干不以为然，但他很清楚，像曾国藩这样有血性肯任事的高官大吏天下罕见，这支新练成的湘军已经是大清天下为数不多的希望，曾国藩的生命安危已经关乎天下大局。
所以，在曾国藩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曾左两人具体聊了些什么，史书没有详细记载。
我们见到的最直接的资料是光绪八年左宗棠所作的《铜官感旧图序》。
左宗棠在这篇回忆文章中追忆此事道： 其晨，余缒城出，省公舟中，气息仅属，所著单襦沾染泥沙，痕迹犹在。
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
公闭目不语，但索纸书所存炮械、火药、丸弹、军械之数，属余代为点检而已。
就是说，左氏来到船上，看到刚被捞上来的曾国藩气息奄奄，神情狼藉，衣服上还沾着河里的泥沙。
左宗棠责备曾国藩此举糊涂，说胜负乃兵家常事，刚刚失败一次就自寻短见，你怎么对得起皇上的信任，怎么对得起天下百姓
曾国藩尴尬羞愧，只能闭目不语。
等左宗棠说够了，才睁开眼睛，让人拿来纸，写出所剩军火的数量，请左宗棠帮他查点一下。
应该说，左宗棠的指责是有道理的。
胜败兵家常事。
初遇失败就要自杀，这实在不是一个军人应该具有的心理素质。
左宗棠挺身而出来看曾国藩，是情；大义凛然责备曾国藩，是义。
这样看来，左氏此举，诚可谓情义交至。
但是左宗棠的表现其实并不是这样恰当而完美，他的回忆其实有所避讳。
李详《药裹慵谈》中说，左宗棠在这次会面中，曾当面嘲笑曾国藩为“猪子”，也就是湖南话笨蛋之意。
如果说《药裹慵谈》是孤证的话，那么王闿运的那句“左生狂笑骂猪耶”则可作为旁证。
左宗棠对曾国藩，不但责以“大义”，还曾冷笑讥嘲，破口痛骂。
骂他这么点小事都转不过脑筋来，实在笨得像猪。
原来左宗棠对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朋友，就是这样“安慰”的。
乍听起来有点骇人听闻，不过细想一下，倒也符合左宗棠的天生炮筒子脾气。
与以后左宗棠多次对曾国藩的无理谩骂相比，这一骂毕竟光明正大，目的是想骂醒曾国藩。
只是遇事一根筋的曾国藩被骂之后，似乎一时并未猛醒，还是默默准备着再找机会自杀。
幸亏此时湘潭大捷消息传来，另一路湘军取得了大胜。
这场胜利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这一消息立刻使曾国藩转悲为喜，从床上跳了下来。
湘潭大捷确立了湘军的声望。
曾国藩在湖南的境遇也立刻大大好转，应骆秉章之请，重新搬回长沙办公。
曾国藩与左宗棠同处长沙，两人过从甚密，“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
左宗棠不但是骆秉章的高参，也成了曾国藩的高参。
然而性格上的冲突却导致二人的合作再一次落入低谷。
湘潭大捷后，湘军又连获武昌、半壁山、田家镇三处大捷。
在官兵处处望风溃逃、不堪一击之际，湘军却一枝独秀，成了大清王朝的中流砥柱。
曾国藩因此难免踌躇满志，露出不可一世之态，以为太平军可举手而平。
而一直冷眼旁观的左宗棠却认为，连胜之后的湘军全军上下都已经显出骄态。
将士皆骄，是军事之大忌，也是由盛转衰之机。
所以他致书曾国藩，批评他存在轻敌思想，说湘军此时“将士之气渐骄，将帅之谋渐乱”，要求他提高警惕，以防大的闪失。
左宗棠的出发点当然十分良好。
但问题是他的书信风格一贯是满纸批评，“书辞傲诞”，把曾国藩置于比白痴强不了多少的角色上加以批头盖脸的训斥。
此时的曾国藩已经今昔对比，不再是被湖南通省官员看不起的灰溜溜的“落水狗”，而成了大清王朝的救星。
他修养再好，此刻也不免“颇露骄愎之气”。
况且壮年时的曾国藩脾气其实也很暴烈，内心深处的骄傲一点也不亚于左宗棠。
曾左两人都以“刚强”闻名。
左宗棠的刚是竣烈严厉、锋芒毕露之刚，他曾自谓：“丈夫事业，非刚莫济”。
而曾国藩的刚虽然是外柔内刚，但强度丝毫也不逊于左氏。
他说自己：“素有忿很不顾气习，偏于刚恶。
”(晚年他还说自己“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
可见他脾气暴烈的一面。
)两刚相遇，必有一伤。
在长沙他对左宗棠虽然表面上一直笑脸相迎，但是越谦虚的人其实自尊心往往越强，在和左宗棠相处的过程中，他已经忍足了一肚子恶气，现在左宗棠如此不礼貌，他再也不想忍气吞声、虚与委蛇了。
所以对左宗棠的几次居高临下式的指点，他一字未回。
刚开始，左宗棠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继续去信指点曾国藩。
及至四五封信都没有接到回音，他才明白，曾国藩生气了。
左宗棠已经习惯了曾国藩的宽厚和包容，他似乎从没有想到过，曾国藩也会生气。
因此，发现曾国藩真的不理他之后，也感觉有些后悔。
不过在给朋友的信里，他仍然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 弟数与书而不一答，盖嫌其太直也。
……诸君以狂直目我，冤哉冤哉。
然而问题是，左宗棠的脾气极差，眼光却是极其高明的，不久，曾国藩的湘军于咸丰四年年底果然大败于江西湖口。
太平军烧毁湘军水师战船百余艘，冲上曾国藩座船，杀死他的管驾、监印等官，尽获其文牍。
曾国藩仓皇逃跑，“呼救无从”，又一次试图投水自尽。
太平军湖口之战的胜利，一举扭转了西征的整个战局。
至此，曾国藩沿江东下的攻势被瓦解，迅速占领江西的计划也被粉碎了。
因此一败，曾国藩内心更推重左宗棠，而左宗棠更看不起曾国藩。
不久，曾国藩移兵江西，步入危地，又与江西官员相处不睦，处境极为困难。
左宗棠在与朋友的书信中，一直不忘津津有味地讥评曾国藩的表现。
咸丰六年十—月十四日致胡林翼信中说；“涤公方略本不甚长，而事机亦实不顺利。
闻有西安将军衔命来江之说，恐此后日益为难。
见与江西大僚构衅已深，倾之者多。
将来恐同归于糟而已。
”又说：“涤公(曾因藩)年来意兴索然，于人材罕所罗致，所部杰出者颇少。
”此外还有“乡曲气太重”、“才亦太缺”、“于兵事终鲜悟处”(皆致胡林信中语)等恶评。
说到极处，左宗棠更认为曾氏用兵呆滞，“非办贼之人”，以为曾氏之才不足以平定太平天国，要拯救大清王朝，还需要别人出手。
骂归骂，左宗棠的大局观却一直非常清晰。
他十分清楚如果曾国藩彻底失败，天下大势将更不可为，所以一边讥评曾国藩，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对湘军加以救助。
当石达开突入江西后，左宗棠担心江西全局因此而溃，祸及湖南，他说：“吾为涤公(曾国藩)危，亦为吾乡危”，因此向湖南巡抚骆秉章建议迅速支援江西：“以时局论，固无有急于援江西者。
”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派出刘长佑速带援军于咸丰六年初赶往江西，救曾国藩于危难之中。
后来又陆继派刘腾鸿、曾国荃、周凤山、王珍等军东援江西，并在接济军饷方面给了曾国藩以慷慨帮助。
两人的关系因此又多云转晴，重修旧好。
左宗棠的恶评当然或多或少会传入曾国藩的耳朵，曾国藩却没有过任何反驳或者辩白。
他把这些话默默地咽了下去，对左宗棠仍然一如既往地推重。
咸丰六年，曾国藩老弟曾国荃在湖南募兵，写信给哥哥讨教用兵方法。
曾国藩写信给他，让他多听左宗棠意见：“一听骆中堂，左季兄之命，敕东则东，敕西则西。
”可见他对左宗棠才干的绝对信任。
南怀瑾先生对白话文运动作用的主要观点
前几天，老友纪君向我极力推荐南怀瑾，并感慨万端地说：“以前我们对传统文化都理解偏了，看了南怀瑾的书才恍然大悟。
”我开始时并不措意，以我的偏见，以为高产作家其作品的含金量往往值得怀疑。
南怀瑾先生著作太多，似乎对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论述，我对这种不敢轻信。
也不是没读过他的文章，前几年他最风光时也曾从众读过一点，没留下什么印象，也就算完了。
这次经不起纪君一再推荐，没准真的不可小觑，便找来南怀瑾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论语别裁》读。
一读之下，后悔不迭，没错，这部《论语别裁》是南怀瑾的学生做的听课纪录，讲课嘛，言语中有些错讹之在所难免，但据南先生自己说，十五年来《论语》他已讲过四次，出书之前完全可以做一番订正工作，这样也算是对读者负责吧，说真的，读完“学而第一”我便没兴趣再读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腐儒字。
这是我的读后感，后来看到张中行先生说，看《论语别裁》百页左右，就决定不再看了。
看来中行先生比我更有耐心。
纪君说，你先别忙评价，你咬着牙把整部书看完也许就不会这样说了。
我说，第一块是臭的，你还愿吃第二块吗
第一米就吃到沙子，你还会对整碗米有食吗
纪君又说，南怀瑾在讲话中随缘开示，有些内容是行“方便”的，不必穷究其细枝末节。
我说，且不说文章辞章如何，（萝卜白菜各有所，他用这种方式解说经典也是他的风格。
）单说义理考据中的错误层出不穷，根本不方便嘛。
这么多错误放在文章中，不会普渡众生，是要误子弟的。
纪君笑了：有多少错误
我说：找一百个错误问题不大。
纪君说，那你就写出来吧。
因为这句话的缘故，我又硬着皮开始读这部“煌煌巨著”了，读完“为政”篇，我连忙向纪君承认错误：“我错了。
”“怎么样
”“不是百谬，是何止百谬。
”于是就有了这个标题，就有了下面这些文字。
需要说明的是，南先生在这部书中标新立异的惊之语太多，做学问嘛，只要言之理自圆其说，别也不必说三道四，我在这里所要指出的是那些一目了然的硬伤。
当然，对某些可以商榷的东西我也会斗胆提出我的看法，孰是孰非还望识者裁定。
在论述中，主要的篇幅将是南怀瑾的原话，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的评注在括号中，如果读者诸君担心我有断章取义之嫌，可以查阅原文。
南先生的著作在当今算是显学，很容易在网查到。
前言部分“至于孔子学说与《论语》本书的价值，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对它的原文本意，只要不故加曲解，始终具有不可毁的不朽价值。
（关键是不要“故加曲解”）“我说，譬如中文学自“五四运动”以来，由旧的文学作品改白话文后，有什么功用呢
几十年来亲眼所见，中的教育普及了，知识普遍了，对世界知识的吸收力增加了，无可否认，这些对于家的进步有贡献。
但是对于中文化，却从此一刀斩断了。
什么原因呢
中文化库存里堆积的东西太多了，几千年来的文化都藉着古文保留着。
至于接受白话文学教育的们看不懂古文，当然就打不开这个仓库，因此从中文化的立场看，就此一刀拦腰斩断了。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是非功过历史自有定论。
我接受了十几年的“白话文学教育”，照样可以看古文，现在中学语文课本中也有近半数的篇幅是文言文。
从南怀瑾先生对论语的解释，可以看出他正是五四运动的“受害者”，因为他的古代汉语平让难以恭维。
）“一百年以前的英文、法文书籍，除非专家，否则是莫辨雌雄。
（这是不是事实
究竟什么“莫辨雌雄”
英的确有古英语，但一百年前的英语就让普通看不懂，太夸张了吧。
）“举例来讲，生活每天必有的一件事——厕所，我们小时候“出恭”，后来“解手”，现在“一号”了，看看几十年来，变了好多。
因此，我们翻开资料，对“五四运动”前后的白话文，现在看来，简直不通；到了现在的文章，说它不好吗
真好。
好吗
文章看完了，价值也完了，多半没有保留的价值。
（“真好”却“没有保留价值”，这是南怀瑾的逻辑。
白话文运动不足百年，自有它长熟的过程；文言文未尝不变，否则朱熹何必费那么大劲为《论语》做注
南先生一定认为文言文多半就有保留价值，可惜历史似乎并不这么看。
）“唐宋以后的中文化，要讲儒、释、道三家，也就变三个大店。
佛学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去逛逛。
……道家则像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
……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
”（这在全书中算是一个较为新颖的比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比喻并非南怀瑾首创，是从《老残游记》中借来的，第九回：“儒、释、道三教，譬如三个铺面，挂了三个招牌，其实都是卖的杂货，柴米油盐都是有的。
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佛、道的铺子小些，皆是无所不包的。
”）“要深切了解中文化历史的演变，不但要了解何以今天会如此，还要知道将来怎么办，这都是当前很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要研究四书。
”（北宋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
”现在是“一套四书治天下”。
厉害
）“在南宋以前，四书并不用他的注解。
”（南宋以前有“四书”这个说法吗
）“我们既然研究孔子，而孔子在《易经·系传》就有两句话说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早就有指出过,《易经》中的《系辞》部分，无论思想还是文风，都不可能是《孟子》以前的。
）“现在我的观念，有许多地方很大胆的推翻了古。
在我认为《论语》是不可分开的，《论语》二十篇，每篇都是一篇文章。
我们手里的书中，现在看到文句中的一圈一圈，是宋儒开始把它圈断了，后来为一条一条的教条，这是不可以圈断的。
再说整个二十篇《论语》连起来，是一整篇文章。
”（的确够“大胆”的，问题是有这样写文章的吗
你只要看看《论语》中无数次出现的“子曰”就明白它是不是文章。
当然也许这里的“文章”使用南怀瑾的定义，也能说的过去。
把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物说的话放在一起组文章，堪称绝妙。
如此说来，《毛主席语录》是一篇文章，《牛津格言录》是一篇文章，中学生几乎手一册的《名言分类词典》也是文章。
因为南先生有这样一种观点，在下文中，他就为证明每一篇中的几十句话是一篇有着起承转合的文章而寻找其中的“草蛇灰线”，真够难为他老家的。
这倒让我想起来在班级联欢会经常做的一个小游戏，大家每随便写一句话，然后由一将其串联起来，果然是一篇文章，而且幽默不断。
看《论语别裁》，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享受”，只是南怀瑾先生不会认为这是游戏。
）“学而”部分““学而时习之”，重点在时间的“时”，见习的“习”。
”（时常的“时”
）“因为孔子时代中只有几百万，在这几百万中，他有三千弟子，而且都是每一个家的精英，那是一不得了的力量。
”（孔子真有三千弟子么
读读清汪中的《释三九》就会知道，古称“三”称“九”多系虚数，所谓弟子三千、门客三千、三千佳丽，乃极言其多，只有书呆子会当真。
）“尤其是子路——这个军事学的专家”（“君子死必正冠。
”，在战正酣时，宁死也要把帽子正过来。
你看看子路是怎样死的，就知道他是不是一位军事学专家。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不要怕没有知道，慢慢就有知道，这在远方，这个远不一定是空间地区的远。
孔子的学问，是五百年以后，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兴起来，才大大的抬。
董仲舒弘扬孔学，司马迁撰《史记》，非常赞扬孔子，这个时间隔得有多远
这五百年来是非常寂寞的，这样就懂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了。
”（原来孔夫子的“远”有如此微言大义，不仅指空间，尤其指时间。
如果他老家说一句“我要吃饭”，你可千万别简单理解他饿了，他这里的吃饭不仅可以理解吃物质的饭，还可以理解吸收精神食粮。
当弗洛伊德学说流行时，许多喜欢用来解释一切，鲁迅说，小孩子噘着，那是要吃饭要喝奶，不是要接吻。
再说，他董仲舒配做孔子的朋友吗
孔子一团和；董仲舒下帷讲学，学生连尊容都难得一见。
子不语怪、力、、神；董仲舒大谈灾异，大谈天感应。
让他俩手拉手，亏你想得出来。
）“而孔子最大的重要著作为《秋》，他著《秋》后最重要的两句话是“知我者《秋》，罪我者《秋》。
”千古以来，这两句话各有各的解释，都非常暧昧，到了我们这种时代搞清楚了。
为什么呢
自从民主时代以来，大家都骂孔子帮助专制皇帝，因为专制皇帝的思想和制度，用了孔子“尊君”这一部分思想精神”（1、五四以来考证《秋》作者的文章不少，孔子没有做过鲁史官，有什么权力，甚至有什么能力做鲁的史书呢
把传说当史实，这在《论语别裁》中是屡见不鲜的。
2、可以说“知我者文革，罪我者文革。
”当世的也不难理解。
唯独孔子神乎其神，越2500年而先知，直到此民主时代们才因其“尊君”而“罪”他，打死我也不信。
）“由这一点我们看到，孔子回到鲁讲学传道的时候，都是培养年轻的一代，同我们的心一样，怕自己死了以后，这个命脉，这个根本失传了。
和我们现在一样，对于年轻学生，拚命讲给他们听，好办一个代。
”（拼命
别是拼命糟踏中文化，拼命误子弟吧
）“《大学》是曾子作的，原来是《记》里的一篇，后来到唐宋的时候，才把它拉出来，变了四书之一。
”（唐还是宋
众所周知，四书乃南宋朱熹所定。
）“我们亲眼看到的，几十年前，还保留了这个风，一个学生纵然中了状元，官作得很大了。
回到家乡，看见老师，而老师既没有功名，也没有地位，学生对他一样的要跪拜，和当年从师一样。
学生对老师是如此，老师对学生，也是负了一辈子责任。
”（几十年前你曾亲眼见过状元
师生之间互相负一辈子的责任，这就是南怀瑾的师生关系观，若在下面听讲的学生向他行跪拜，那该是他最得意的事吧。
可惜时代真的不同了，世风真的“下”了。
）“举个特殊的例子来说，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明朝的方孝孺，后来乐帝要杀他的时候，他为了要作忠臣，不怕死，他说充其量灭我的九族，而永乐偏偏要杀他的十族，加的一族就是他老师的家族，认为老师没有教好。
”（“加的一族”明明是方的学生，方孝儒的老师冤啊，一步留神就让南怀瑾先生给灭了族。
）“在文世界的道中，就有这三道：一个是“君道”，讲究如何领导，如何当家长，如何当家的领袖，乃至如何当一个班长，这都是“君道”。
其次是“臣道”，就是说我们怎样做一个忠实的部下，怎样帮助完一件事。
再其次“师道”。
”（20世纪70年代，南先生仍在大讲君道、臣道、师道，对传统文化可谓一往深。
）“到了我们现在，值得研究了，我们须注意将来如何建立，如何复兴固有的尊师重道精神。
现在的尊师重道，只是一句号而已，真正尊师重道的是小学生，我想诸位都有这个经验，我们的孩子如果在小学念书，回来就开老师怎么说的，闭老师怎么说的。
几年前，教师节的时候，孩子回家要敬师金，说给他五十元，孩子一定说不行，这是敬老师的要一百元。
这种事到了中学就淡了；……学识愈高，愈没有尊师重道的精神。
这是今中文化一个极大的讽刺。
”（师还是要尊的，但小学生开闭“老师说的”，不尊师，那盲从。
“敬师金”很显然是一种变相的行贿，如果这钱跟学生的座位绩挂钩更是如此。
大家看看台湾作家王鼎钧写的《崔门三记》，就会对送“敬师金”这种陋习，有更形象的认识。
现在的教师是拿薪的专业员，不是像孔子那样需要学生的束修来养活的。
）“前一两年，有个年轻基于天生的（不是教育的）孝心，为了孝养父，去做了小，犯了法，对于这样行孝的，在心理道德，我们觉得这个“非其罪”也，因为他为了孝顺，为了医亲的病，结果了钱，犯了法，这是可以原谅的。
”（因为一个“高尚”的理由犯法，是可以原谅的，这就是南怀瑾先生的观点。
在《生死抉择》中，李高妻子受贿罪也是应该免除的，因为她为自己的傻女儿考虑，体现了一种崇高的。
）““事君能致其”这个“君”字，为过去打倒孔家店的实。
他们认为这是专制思想，是捧帝王、捧独裁的古老教条。
事实不是这么回事，……中文化中的“君”也不是皇帝的专用词，比如我们过去写封信给平辈，不好称他先生，也不好意思称他老弟；乃至一位老师写给学生，这位老师谦虚一点就称学生“某某君”，如果说君是代表皇帝，就是“某某皇帝”了，通吗
没有这回事。
本学我们中文化，写信通常都是以君为尊称词。
这句“事君能致其”的意思是：不论朋友或同事，他跟你感好，他了解你、认识你，认为非你帮忙不可，而你答应了，那他就是君，你既已答应帮忙朋友完一件事，要抬轿子就规规矩矩一定尽心，答应了就言而有信。
”（“绝妙的解释”，任何也不会愚蠢到要把“某某君”理解“某某皇帝”，稍有常识的都知道君在际中是对对方的尊称。
但这句话的语境是孔子的一句陈述，而不是针对某个的表白，在《论语》中要么“君子”连用，单用君时除非是指对方，否则皆是指君王。
如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君使臣以，臣事君以忠。
等等。
再说，把“君”解释“朋友”，也没见过。
）“所以中文化，给自己毁了。
”（看看《论语别裁》，我更相信这一点。
）“那么“无友不如己者”，是讲什么
是说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不要认为任何一个不如自己。
一句是自重，（
）下一句是尊重家。
我们既然要自尊，同时要尊重每一个的自尊心，“无友不如己者”，不要认为你的朋友不如你，没有一个朋友是不如你，”（语法不通，你把“无”当“不要认为”讲，那“认为”何在
这根本就是一个不通的句子。
关键你不懂得将友当动词看，这里并非势利。
你把“无”当“没有”讲，意思还是“没有不如自己的朋友”跟传统解释大同小异。
这一节着重说君子要怎样，不要怎样，“无”当“没有”讲，根本不协调。
）“对于五经，在《经解》中，只用几个字，就将每一部书的精华思想予以表征。
拿现在的白话文来讲，这每一句话的几个字，就可以拿到好几个博士学位。
“小题大作”嘛
尽管作，从西方文化自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到现在为止，一切都扯进来，扯到最后，说明了这一点，就可以完一篇博士论文了。
但是在古，几句话而已。
”（古只写几句话，是因为他没法多写。
不信你拿刀子在竹简刻字试试，麻烦吧。
所以古能省则省，正因如此，生出这么多误解，文言文，并非一好百好啊。
）““父在观其志”的这个“志”，古的文字“志”为“意志”之意，它包括了思想、态度。
……所以“父在观其志”这话，是说当父在面前的时候，要言行一致。
就是父不在面前，背着父的时候，乃至于父死了，都要言行一致，”（此借用张中行先生的评论吧：“‘在’与‘没’对举，连中学生也不会讲错，而这位南怀瑾竟解‘在’为‘在面前’‘没’兼在背后，‘志’为言行一致，还吸收现代女平等精神，‘父’之外有冒出个‘’来，真是匪夷所思了。
”）“又看结婚仪，过去拜天地，拜父，后来改文明结婚，新娘穿白衣服，这是我们过去的孝服；还有傧相，拉纱的花童，这“文明结婚”。
再下来，法律问题，写一张婚约，盖两个章，还加证，大有为离婚作准备的味道。
”（看来，还是过去媒妁之言、父之命、花轿迎娶、红布盖式的婚姻更为可取啊。
）“信不会写，貌不懂，不知道进退应对，不晓得席位尊卑。
”（看看梁实秋的散文《谦让》中那个懂得“进退应对”而死命让座而碰掉门牙的老兄，你就知道在中席位尊卑有多重要了。
）“所以中文化的先王之道“斯为美矣”，最了不起的，我们文文化的建立比世界任何民族、任何家都更早。
”（四大文明古，论时代早晚，好像中排不第一吧
）“要研究中文化，孔子所编的《记》是不能不看的。
”（《记》是孔子编的
闻所未闻
想是根据《史记·孔子世家》中的“乃叙书传记”这句话吧，为了抬高孔子地位，恨不得把什么都按在孔子，连文史常识都不顾了。
）“事实，中哲学思想，都包括在《记》、《易经》等书里面，而且最多了，不过须要大家努力整理。
”（“而且最多了”，是说字数还是说内容
中的哲学思想最多，真希望不是郎自大。
）“就有道而正焉”，这个“道”就是指学问、修养。
那么哪里“有道”呢
古的书本，书本就是“有道”，（典型的“南式”解说。
“有道”当“书本”讲，在古汉语中有此一说否
按传统的解释——“有道德的”不行吗
）“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孔子说你懂得这个道理，现在可以开始读书了，也可以开始读诗了。
”（“可与言诗”就是“可以开始读书了”“可以开始读诗了”。
言当“读”讲，“诗”当“书”“诗”讲，那“与”当什么讲
翻译“可以和你讨论诗了”不行
）“我们知道中文化，在文学的境界，有一个演变发展的程序，大体的形，是所谓汉文、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到了清朝，我认为是对联，尤其像中兴名将曾藩、左宗棠这班把对联发展到了最高点。
我们中几千年文学形态的演变，大概是如此。
”（汉赋吧
清代对联就最高者是谁
把文学史弄清了再谈不迟。
）“为政”部分“子曰：为政以德，其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过去发现了北斗七星，就是现在西方所指大小熊星座之际。
……过去做大将的，要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事，无所不通，才能带兵。
因为天文在军事非常重要，就拿行军来说，如间了路，即观星斗，不藉仪器，就可辨别出方向来。
我过去这一套文化是很普遍的，现在对于固有的“天文学”，我们而一点认识都没有了。
对于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些东西，我们不能不注意，一定要把它捡回来。
……一年四季，天体星座的移动，好像听北斗星的指挥，跟着它，绕着它转动。
不但一年四季，每个月北斗星所指的方向都不同，整个天体随时在运转。
每天十二个时辰，北斗星的方向也在变动，而且这是几千万亿年，固定的一种变动，不能错，事实它也决不会错。
”（这一段集中体现《论语别裁》的风格，我们分条说：1、北辰是北极星，不是北斗星；2、大小熊星座是两个概念，实际，北斗星只是大熊星座中“大熊”的肚子和尾巴而已，不是什么“大小熊星座之际”；3、大将的确要有很多知识，但“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事，无所不通，才能带兵”，有点神乎。
普通根据星空也可以分辨方向，似乎用不着精通天文。
南先生这样说，没准是演义小说看多了；4、的确，我们古对天象有较详细的观测纪录，比如，哈雷彗星在历史的每一次出现祖先都有记载。
遗憾的是，他们始终不知道这就是同一颗彗星。
倒是英哈雷，一生中只见过一次，就功的计算了它的轨道，预言了它的周期。
所以，似乎不必一定要把我们“固有的天文学”“捡回来”；5、“这是几千万亿年，固定的一种变动，不能错，事实它也决不会错”，典型的形而学。
大爆炸理论告诉我们，宇宙每时每刻在迅速膨胀之中，几千年前、几千年后的北斗七星绝不是现在这个形状。
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固定”的理念，南先生才会对《论语》、对古如此崇拜。
）“刚才提到，中文化发展得最早的是科学，而科学中最先发展的是天文，讲世界科学史，乃至讲科学，一定先研究天文。
要讲天文，则中的天文，在三千年以前就发达了。
在全世界而言，是一马当先的。
”（“讲科学，一定先研究天文”，独到的见解。
）“道家的庄子说：“飓风起于萍末”，飓风就是现在广东话、福建话所讲的台风，现在西方用中语音译过去，也台风。
我们看到台风的力量这么烈，但它在面起的时候，只见到面的一叶浮萍，稍稍动一下，紧接着面一流冒来，慢慢大了，变台风。
”（拜托，南先生，了解点常识好不好
台风不是像您说的这样跟变魔术似的形的，台风的老家在太平洋，跟浮萍是驴唇不对马。
）“或者说，坐在家里就掉下一块钱来了，这该是偶然了吧
但是因为他坐在家里，这块钱掉下来他才捡得到呀
假如他出门不坐在家里，掉下来的钱，也不会是他的了。
”（绝妙的逻辑
依此类推，任何事都是必然的，世界根本就没有偶然的事。
南先生，佩服
倒是们造出“偶然”这个词实在多事了。
）““诗三百”，是指中文学中的《诗经》，是孔子当时集中周朝以来数百年间，各个家（各个地方单位）的劳思的作品。
”（《诗经》并非孔子所收集编定，孔子对整理诗经的音乐也许做出过贡献，这在文学史早有定论。
所谓孔子删诗，无非是后为抬高孔子附会出来的。
再说，《诗经》里面并不都是“劳思”的作品。
）“《诗经》作品另三种型态，一种是“赋”，就是直接的述说。
其次是“比”，如看见下大雪，想起北的家乡来，……”（1、“另三种型态”，跟前边风雅颂相提并论，好像诗经被分为六类似的。
2、看见下雪想起故乡，那“兴”不“比”。
“兴”是触景生，因事寄兴。
“比”是比喻。
常识啊
）“中史，凡是一个大政治家，都是大诗、大文学家。
”（又一个“凡是”
）“因为我们是文哲不分，中的文学家就是哲学家，哲学家就是文学家，要了解中哲学思想，必须把中五千年所有的书都读遍了。
”（谁能“把中五千年所有的书都读遍了”
看来古今中外是没能了解中哲学思想了。
悲夫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不知天宫阙，今夕是何年
”不是哲学问题吗
宇宙哪里来的
帝今天晚吃西餐还是吃中餐
（经南先生一解释，明白了，这就是哲学问题。
只是最后一句这类无聊的科打诨能不能少些
）“文史不分：中历史学家，都是大文学家，都是哲学家。
”（“都是”“都是”。
）“文政不分：大政治家都是大文豪，”（又一个“都是”。
）“我们来一个老粗皇帝汉高祖，他也会来一个“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别还作不出来呢
不到那个位置，说不定作：“台风来了吹掉瓦，雨漏下来我的
”所以大政治家一定要具备诗的真挚感。
”（……）“到了“六十而耳顺”，这里问题又来了，孔子在六十以前耳朵有什么问题不顺，耳腔发炎吗
”（“南式幽默”）“我们要了解中历代政治形态的变迁，必须读“十通”或“三通”——通志、通献、通考。
”（“三通”指的是《通典》（唐·杜佑）《通志》（南·宋郑樵）《文献通考》（元·马端临），您造出个《通献》《通考》，真行。
）“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
”孟孙是孟懿子的号，因为他是当朝有相当地位的，而且在当时政界来讲，还算好的一个，所以孔子对他相当尊敬，便只称他的号。
（孟孙是复姓，不是号。
恕在下无知，在秋时期，有没有号
）“我们知道中文化经常讲孝道，尤其儒家更讲孝道。
把四书五经编辑起来，加《孝经》、《尔雅》等，汇一系列的总书十三经。
”（十三经都是讲孝道的
）“世界最高明的，从不写作东西，一个字也不写，他们的思想、学说，都是学生写。
像释迦牟尼、耶稣都是自己不写东西，而由学生写。
可是中的两个圣就惨了，最糟糕的是孔子，学生不大写，都是老师写东西捧学生的。
……今我们所以知道颜回，也是孔子经常在他的著作里，提到他这位得意弟子。
”（南先生把《论语》当孔子的著作了，不是误，在这部书中他不止一次这么讲。
）“子曰：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从文字去解释，大家都知道，意思就是习过去，知道现在的，便可以做家的老师了。
照表面文字的解释，只此而已，实际我们要更深一步体会。
“故”——说过去的我们要知道，譬如讲中历史，下五千年，二十五部大史。
”（由“远”字可以想到时间久远，由“故”字可以联系二十五史，南先生可谓一以贯之了。
“故”当“过去”讲，“新”当“现在”讲，领教了。
）“讨论这四种，如果以现代职位分类的科学来作博士论文，起码可以写他两百万字不问题。
但是我古代文化喜欢简单，所以几百字的文章就解决了。
”（也难怪他的这部解释几千个字的《论语》的《论语别裁》要写一千页，按南先生的说法，该写一万页的。
在《论语别裁》中，这种对中古代文化“喜欢简单”的赞美比比皆是。
问题是痛心于五四运动“斩断文化命脉”的南怀瑾先生，为何不用“简单”的文言文写作他的巨著
）子曰：由
诲，汝知之乎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由是名字，子路的名字仲由。
“诲”字下应该有一个小标点，诲是说教育、教诲。
（将“诲”断开，这还句子吗
）尤其古代文章，几句话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说的，把它连贯起来，而仍能为一篇曲折有致，蛮讲究结构的文章，它的文学价值，也实在不简单。
（但这文学价值需要像南怀瑾先生这样既“大胆”又对古一往深的才能发现，“也实在不简单”。
）“现在为一九七四年，又称二十世纪。
我们现在也用这个西元，站在中文化的立场，是相当令痛心的事，一个当祖父的，不应该与孙子平行，不应该把自己的历史抹煞。
”（用西元就是将自己的历史抹煞，就是祖父与孙子平行，实在“令痛心”。
不过西方现在使用阿拉伯数字，他们是否也感到很丢呢
也许只有患自大狂的，才会如此在意那些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
左宗棠与洋务运动
各个时期人们对洋务运动价不一，从最早的一味否定到如今的正确认识．（如果是考试，一楼的答案是很好的，我这个只是为了提高你的课外阅读量．） 洋务运动发轫于1861年初。
当时留守北京议和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欣，领衔上奏《统筹全局折》，经过王公大臣会商同意和咸丰批准，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从此，洋务运动便正式开场。
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十余载的新式陆军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清政府被迫于次年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运动从此而宣告破产。
洋务运动持续的时间长达35年，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受到史学界的普遍重视。
洋务运动可谓中国近代化的第一炮，可是这第一炮并没有放响，基本上是失败了，没有把中国改变成为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引起了对洋务运动不同评价的持续论争。
这一论争从洋务运动开始起，历经旧中国近90年，新中国48年，仍未能论争出一个“定论”来，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以下仅就我所了解的洋务运动评价与研究的情况，做一概略的回顾，聊供史学界同仁讨论批评，以期推动有关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
一、旧中国90年的评价与研究 （一）晚清统治集团内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 晚清统治集团原本都是顽固派，洋务派是从顽固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两派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但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则迥然不同。
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顽固派则坚持中国的封建传统，反对西学。
两派最激烈的论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867年（同治六年），围绕着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应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问题的论争；第二次是1874年（同治十三年），围绕着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的论争；第三次是1883年（光绪八年）开始的围绕着建筑铁路问题的论争。
在两派论争过程中，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各项措施，竭尽攻击之能事。
他们抬出了“礼义廉耻”、“天道人心”和“用夏变夷”等封建教条，全面地反对学习“西学”，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甚至攻击侈谈洋务者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
他们指责洋务派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
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
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
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
他们对经办近代工矿的洋务派，不断进行人身攻击，指责周馥、盛宣怀、杨宗濂、马建忠辈，“其人皆屡被讥弹，而时号通晓洋务，专能依据洋书，条陈新法，阳为创设，阴便私图”；“皆唯利是图，通外洋以蠹中国”。
特别对其中从商人买办出身的人员，更是十分轻蔑。
如攻击丁日昌“曾以诸生充洋行雇员”，“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
攻击唐廷枢等是“洋行厮役，专一凭借官势，网利渔财”；是“病国奸商，害民巨蠹”。
至于洋务派官僚在经济活动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贪污腐败弱点，更成为顽固派进行攻击的炮弹和把柄〔①a〕。
顽固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上述攻击，显然是站在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固保守立场上，无疑是错误的和违反时代进步潮流的。
而洋务派则满足于农民革命已被镇压下去和对外维持和局的现状，自诩为“同光中兴”的功臣，确信所从事的“求强”“求富”活动获得了成功。
他们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不愿也不敢全面学习西方。
（二）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评 从洋务派转化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19世纪80年代开始，便批评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而不引进西方政治体制的弊病，提出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并对洋务企业官督商办方式不满，提倡商办。
但他们批评的方式比较委婉。
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批评洋务运动。
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变法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
梁启超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更加形象化，他说：“中国之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
……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梁栋崩析，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
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圮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
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
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
”梁启超对洋务派官督商办方式的批判也是一针见血：“李鸿章所办商务，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
”严复在《辟韩》一文中，更击中了洋务派维持封建专制君权的要害，指出：“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
在《与外交部主事论教育》一文中，严复又形象化地批驳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
”这一批评一针见血，从而动摇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根据。
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上述批评，痛切时弊，击中要害。
在这一基础上提出的“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风靡全国，相形见绌的洋务运动，不得不被迫退出政治舞台〔①b〕。
（三）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对洋务运动的态度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当他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1894年6月北上，提出《上李鸿章书》时，年方28岁，其政治思想正在由改良向革命演变。
他在上书中，对洋务运动赞赏与批评同时并举，最后并赋予殷切期望。
他赞赏洋务派敢于冲破“成例”的束缚和“群议”的阻挠，倡导洋务运动，“励精图治”、“勤求政理”，“育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先后辉映”；“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
由于自己看到“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因而“逖听欢呼，闻风鼓舞”。
在这里，孙中山所说的，应该不是一般的阿谀奉迎之词，而是反映了当时一个爱国青年对洋务新政的看法。
他批评洋务运动“仿效西法”，虽取得显著成就，但终因“舍本图末”，“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所以“犹不能与欧洲颉颃”。
他明确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者，徒维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他提出以上四大改革纲领，意在拓展洋务领域，推进洋务运动，并非反对洋务运动，否定洋务派实行的新政，而是认为“今年以来，一切新政次第施行，虽所谓四大之纲不能齐举，然而为之以渐，其发轫于斯乎”
对洋务运动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①c〕。
（四）旧中国史学界研究洋务运动概况 在这一问题上，章鸣九、徐泰来在《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发表的《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一文中（以下简称章徐文）已做了全面而详尽的论述，我只打算在章徐文的基础上做以下几点补充。
第一，赵尔巽等编撰的《清史稿》，站在清政府封建统治的立场上，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主要人物的评价很高。
例如《曾国藩传》对曾的结论是：“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
公诚之心，尤足格众。
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
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
……呜呼
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②c〕再例如《李鸿章传》，称“鸿章持国事，力排众议。
在畿疆三十年，晏然无事。
独究讨外国政学、法制、兵备、财用、工商、艺业。
闻欧美出一新器，必百方营购以备不虞。
尝设广方言馆、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磁州、开平铁矿，漠河金矿；广建铁路、电线及织布局、医学堂；购铁甲兵舰；筑大沽、旅顺、威海船坞台垒；遴武弁送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筹通商日本，派员往驻；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
凡所营造，皆前此所未有也。
”〔③c〕对左宗棠的评价也很高，结论中说：“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
廉不言贫，勤不言劳。
待将士以诚信相感。
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绥，众至如归。
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信哉
”〔④c〕 第二，中共创始人之一的瞿秋白，在20年代头几年，即对近代中国早期的社会变动和洋务运动的本质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论述。
瞿曾多次指出，近代中国经济关系的变动，是在“中国的经济和外国资本主义相接触”的基础上发生的。
帝国主义“既要投资投货于中国，就不得不破毁中国宗法社会之束缚”，因为经济上已有变动，遂发生新的生产关系，同时国内外亦发生新的经济力量”，外货倾销使国内“渐渐形成‘商业资本’，商人渐能组织生产，出现资本主义式的工场和工厂；侵略使农民破产，造成闲空的无产阶级后备队”。
这样外国资本就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国资本主义与劳动力的结合，从而“不得不建立相当的资产阶级的关系”。
这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不是社会经济内部矛盾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
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引起中国社会的急遽变动，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之途径有特异之点——它从一开始就分成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这样两部分”。
瞿认为官僚资本的发展是受外铄，它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两个买办化的过程。
一是中国大商人的买办化；二是大地主阶级变成官僚买办阶级，这就是洋务派的产生。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他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企业，这些企业在生产技术上依靠外国技师，在经营管理上采取腐朽的官僚制度，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来维持封建统治。
外国侵略势力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结合成为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①d〕。
这是中共党人对洋务运动较早定下的否定基调。
第三，章徐文中对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反动立场所作的批评，我完全同意。
但该书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值得注意。
该书肯定奕欣、文祥倡导洋务新政之功，并惋惜洋务运动晚了20年，他说：“恭亲王把握政权以后，天下大势为之一变……奕欣与文祥在元首逃难、京都将要失守的时候，接受大命……他们就毅然决然承认外人的要求，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签订以后，英法退军，中国并没丧失一寸土地……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
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
奕欣与文祥决不转回头看，留恋那一去不复返的闭关时代。
他们大着胆子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
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这种新精神不能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而出现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
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②d〕接着对洋务运动做出以下评价：“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事极不容易。
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末，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
”〔③d〕 这一评价，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符合历史实际的持平之论。
该书最后对洋务运动未能救国的原因也做了比较深刻的剖析。
应该承认，蒋氏这本书立场虽然反动，但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研究水平比起梁启超来已有所提高。
第四，萧一山在他所著的《清代通史》中，用了较大篇幅论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人物。
他首先表示完全赞同蒋廷黻对于洋务新政晚来20年的感慨。
他对同光中兴的总评价是：“顾此时列强与中国相见者，若英法俄美德奥之属，不仅兵力商务凌踔我国，其宗教文明，又足掀神州学术之基础，使吴亘古未有之变局……而应付此变局者，虽以奕欣、文祥在内，曾、左、李等在外，勉强维持，渐有起色，然固无如专权纵欲之女主何也。
换言之，即奕欣、曾、李辈对国际有认识，对政治有兴革，亦不免受制于宫廷骄矜之寡妇，不得大行其志。
而此寡妇者，乃上承祖宗家法、旗门规矩，旁受宦寺及亲属之包围，其才其智，对驾驭群臣则有余，对政治建设则不足。
且以当时环境，位固守旧者占绝大多数，权位至亲若醇王，德高望重如倭仁，皆头脑冬烘，不谙大计，又何攸责怪于未受教育之妇人以斡旋气运耶
是则所谓中兴之业者，察其意义，不过在削平十余年之太平捻回之乱，使内部趋于安定而已。
而军事政治社会不惟不能改良，反日趋于窳败。
以故同治中兴不能比迹于开国，而中兴亦无显著之殊勋，此其效盖可睹矣。
”在这里，萧一山已接触到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的根源了〔①e〕。
他对曾国藩的评价是：“国藩相清之动机，一曰保天下，二曰保人民，三曰保中国。
”这种评价完全是颂扬。
对李鸿章的评价是：“梁氏以不学无术责李，而原其生于数十年前之中国，未能尽行其志，诚为确论……其权术机警之才，坚忍之性，皆颇足以有焉，在当时之环境中，舍李外更无他人可代也……但以受旧思想之感染，仍不免自信自大，与外人交涉，常带傲慢轻侮之色，视外人如市侩小儿……故李鸿章入外人之彀中而不自知，尤以受俄国人之诳骗与订中俄密约，结果中国一无所获，而受害又不仅密约之条款。
总之，争小节而遗大体，清末外交失败之总因，鸿章固未能例外也。
”〔②e〕在这里，对李鸿章已是有褒有贬了。
第五，施复亮在他的《中国现代经济史》一书中，对洋务运动持基本否定态度。
他对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用工业的评价是：“以上所述，都是军用工业时期重要企业，大部分是军用工业。
这些军用工业，都是由官僚所创办，由官僚来经营的，所有机器和技师，完全仰给于外国，又不注意养成本国的技术人才。
加以那些担负经营责任的官僚，丝毫不懂得军用工业的精神，而认为是一种美差肥缺，只知道尽量搜刮以饱私囊。
因此，虽有此种军用工业，而对军事仍无什么补益。
后来的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败北，义和团事变八国联军底入京，充分暴露了此种军用工业的失败。
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国内统一破坏，这些兵工厂，反成为各地军阀争夺的目标，而为助长内乱的一个祸源了。
”他对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的评价是：“这些官办及官督商办的商品工业和矿业，与军用工业一样，差不多完全归于失败。
以官僚和绅士为总办的官办工业，自己既无经营能力，完全听信外国工程师经营。
那些外国工程师，一点诚意也没有，竭力排斥华人干部参与工厂经营，并助长外国资本的流入，因而种下中国企业界的普遍祸根。
”他对洋务企业的总评价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创始者，既然是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大官僚，所以中国的新式企业，也还与官僚结有不解之姻缘。
中国近代企业的迟迟发达，这亦是一个原因。
”〔①f〕 第六，章徐文的第二节，提到吕振羽1940年发表的《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对洋务运动作了如下分析：“洋务运动在本质上并非革命运动，而是封建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在‘西学为用’方面，在学习和设立资本主义性质的事业方面，客观上是进步的，而在‘中学为体’，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则是保守的、反动的。
但由此而开展了‘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
”“洋务运动是失败了，但它替戊戌运动开辟了道路。
”〔②f〕我个人认为：吕先生在40年代初对洋务运动的这一评价，是中肯、全面而的，是基本符合历史实际的，对今天进一步深入研究洋务运动来说，也是富有指导意义的。
第七，章徐文第三节，对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两本书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些背景材料。
当抗日战争进入第六个年头的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中国国民道德的教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中国立国的纲维为礼义廉耻”；俨然以“八德四维”这一中国道统的继承者自居。
而这一所谓“八德四维”的道统，实际上是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翻版。
更有甚者此书中一再指责共产党“割据地方，反对革命，组织武力，破坏抗战，妨碍统一”，诬蔑共产党是“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是“反革命”。
实际上，是蒋在进一步强化专制独裁统治，在这本书出版的同时，蒋介石进行大规模反共内战的阴谋已露端倪。
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警惕。
于是中共在思想舆论战线上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上述范、胡两本书，正是上述政治背景下的产物。
1944年范文澜发表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这篇名著，骂的是曾国藩，针对的却是蒋介石。
1981年初，当时主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出版工作的原《大公报》记者徐盈同志，读到黄逸峰和我合写的《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一文（《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以后来信说：“在40年代，我（在重庆）写过一组关于洋务派为帝、封服务的小文，同胡绳有过讨论……我当时是指洋务派与四大家族是一脉相承的。
”徐盈同志这里所说的问题，是关于评价洋务运动很珍贵的史料，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的背景的理解。
二、新中国47年的评价与研究 （一）50年代全面否定论占统治地位 新中国开国以后，在50年代，前述范文澜、胡绳两本书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占有了统治地位。
1954年8月，《中国近代史》又出了第9版，范老在说明中又特别强调指出：“《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是1944年我在延安时写的。
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
他的继承者人民公敌蒋介石把他推崇成‘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骗群众的偶像。
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这个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
这篇文章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写出的。
现在仍把它附在书后”。
1956年12月，牟安世的《洋务运动》问世。
该书在导言中即开宗明义地指出：“所谓洋务运动（或称‘同光新政’），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
”这就进一步给洋务运动宣判了死刑。
这一时期，虽已有不少论著对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给予相当重视，但均不占主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陆续出版了不少有关洋务活动的历史资料，为后来开展深入讨论准备了条件。
（二）60年代的一场论争 这场论争，是由我在《文汇报》理论版1961年12月28日、1962年1月12和21日，连续发表的《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试论洋务运动中洋务、顽固两派论争的性质》三篇文章所引起的。
这三篇文章，原本是一篇文章的三段，因太长而分成三篇发表的。
我在1957年才从机关调到上海经济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当时正在主持编写《江南造船厂厂史》，并负责执笔撰写江南制造局的一章，由此我开始接触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问题。
由于对洋务运动素无研究，所以我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初期只能依据范文澜、牟安世等人的全面否定观点，竭力贬低江南制造局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后来，我认真翻阅了1959年由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8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在史实面前，我开始对全面否定论有所怀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写出文章初稿，并在经济所内会议上提出讨论。
当时有不少同事劝我不宜轻易发表，避免自找麻烦。
那时候党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七千人扩大会议，政治空气较为宽松，《文汇报》理论版负责人郑心永，为了活跃学术空气，前来征稿，我便把文章初稿加以修改后交给他发表了。
当时我对洋务运动的主要看法，已初步形成后来一直坚持的两点论，即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动与消极的一面，又存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应同时兼顾，不可偏废。
我之所以选择以上三个题目，片面突出它的进步与积极一面，目的是为了便于打破全面否定论一边倒的沉闷局面，以利于展开深入讨论而已。
平心而论，这种两点论，并不是什么“发明创造”，如前所述，早在40年代吕振羽便已提出；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的序例中，也同样提到：“为期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也产生过一定的作用”；我的文章只是加以强调和突出罢了。
文章发表后，如所周知，引起新中国史学界的一场大论争，在全国各报刊陆续发表和我商榷的文章近50篇，多数不同意我的意见，支持者只是少数人，可见全面否定论的影响之大。
这一讨论开始还是正常的学术争鸣，后来由于党中央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和北京会议上，一再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政治空气紧张起来，一些文章便无限上纲上线，变成了围攻和批判，迫使我只得沉默不言，这一场论争，只好不了了之。
但尽管如此，这场论争还是对全面否定论产生了很大冲击，为下一阶段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洋务运动提供了基础。
关于这场论争，在前述章徐文第四节中也做了详尽而恰当的述评，我是赞同的。
到了十年动乱期间，在“四人帮”的“影射史学”的恶劣影响下，我和黄逸峰被扣上“美化洋务派”的帽子而受到种种折磨，那就已经不是学术范围的事情了。
（三）新时期的新论争、新局面和新成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仅为全国四化建设开辟了新的历史时期，而且为洋务运动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这一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论争、新局面和新成果。
先说新论争。
这次新论争，是60年代论争在新时期的必然继续和发展。
事有凑巧，这次新论争的导火线，又是黄逸峰和我合写的《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点燃起来的。
1978年下半年，《历史研究》编辑部向黄逸峰和我约写重评洋务运动的文章。
交稿后，他们不太满意我们的两点论，建议将反动消极的一面删掉或压缩，以便突出进步积极的一面。
我们不同意改动，他们便组织徐泰来写《也评洋务运动》，和我们的文章同期发表，同我们商榷。
紧接着我们又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发表《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答徐泰来同志》。
于是便展开了这场新论争。
新论争的阵容是：徐泰来和他的老师李时岳、以及胡滨等为一方，认为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的进步运动，和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并列，批评了我们提出的洋务运动反动消极的一面——五个罪恶产物和三大恶果等等。
黄逸峰和我等为另一方，主张洋务运动同时存在进步与反动的两面，而反动的一面则是主要的，不同意称作进步运动。
就这样，我在新论争中的位置，从60年代反对全面否定论的“激进派”，一变而成为反对全面肯定论的“保守派”，这是多少带上一点戏剧性的变化。
在这场新论争中，比起60年代，学风上有很大进步，真正出现了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可喜局面。
这是一种有益于学术发展的良好学风。
次说新局面。
这主要指的是连续召开七届全国性的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的盛况。
首届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是1980年12月由吉林大学历史系和该校学报编辑部发起，在长春举行，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到会学者近50人，主持人李时岳，会后出版了《洋务运动讨论专集》，收录论文24篇。
第二届会议是1982年冬天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主持人夏东元，到会学者100余人，提交论文70余篇，会议主题仍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讨论气氛之热烈，超过首届会议。
第三届会议于1985年8月在兰州举行，主持人杜经国，会议主题是洋务企业的性质和作用，到会学者近90人，提交论文60余篇。
第四届会议是1987年12月在汕头大学举行的，由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副校长的李时岳和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的杜经国共同主持，到会学者近80人，提交论文50余篇，会议主题是评论洋务派人物。
第五届会议于1989年10月在山东东营市举行，由山东大学孔令仁主持，到会学者130余人，提交论文90余篇，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会后出版了论文集。
这是五届会议中比较盛大的一次会议。
第六届会议于1992年5月在宜昌水利学院举行，由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皮明庥主持，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早期城市发展，到会学者10余人，提交论?br>参考资料：历史研究
高人卑己的例子
林则徐虎门销烟，体现中国人民的爱国，反对外来侵略的不畏强暴魏源捐内阁中书舍人候补，内阁藏书丰富，乃博览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
时社会动乱加剧，他目睹江华瑶民起义，深感清政权的腐败；道光二十年爆发了鸦片战争，外国侵略危机使他更加愤激，进一步激发了爱国热情。
邓世昌为国殉职，报道黄海海战，英勇牺牲，爱国将领左宗棠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为人刚硬，中正不阿，爱国将领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造新中国，引领中国走上新未来孙中山带领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推翻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专制制度，创立了中华民国，使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民主周恩来为新中国付出了一生，南昌起义打响武装起义第一枪，新中国成立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参加日内瓦会议，参加万隆会议，为中国的外交作出巨大贡献张学良作为国民党一员，在日本侵略，蒋介石不抵抗时，依然与杨虎城发动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让国共合作，爱国精神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在位期间，尽心尽力想让中国富强，与共产党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爱国
我想找1840年后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使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地位，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半殖民地化来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等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国在政治上已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
特别是列强建立的租界，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权限以外，是“国中之国”，成为列强推行侵华政策的基地。
从半封建化来看，鸦片战争后，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要标志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一方面，东南沿海地区以棉纺织业为主的家庭手工业受到外来商品的巨大冲击，另一方面，以丝茶为主的农产品日益商品 第一次鸦片战争 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Sino-British Opium War）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香港的命运。
嘉庆中叶后，清朝的统治日趋衰落。
清政府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虚骄自大，闭目塞听。
而同一时期的欧美列强却有长足发展，并把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作为他们扩大海外市场的主要目标。
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上保守的“天朝上国”思想，一直以来中国人对外来的产品的需求很小。
外国商人为摄取暴利，从华南将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鸦片的输入量由道光即位之初的四千余箱，到道光十八年，即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
鸦片的泛滥，影响了民众的身心健康，使吏治败坏导致中国白银外流，政府财政收入短绌。
道光延续自雍正以来的禁烟政策，但鸦片走私不但不见收效，反而日益猖獗。
事态的发展引起的朝野人士的警觉。
道光下令封疆大臣讨论禁烟的看法，朝野对禁烟的看法不一，最终打动道光帝的是当时湖广总督林则徐的禁烟奏折。
林则徐一针见血地指出:鸦片不禁,几十年后会弄的国贫民弱“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这种局面显然是道光帝无论如何也不想看到的，“兵”“银”是封建统治的两大死穴。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1838）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1839年3月抵达广州，随即开展禁烟，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晓谕外商呈交鸦片。
同年6月3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二万余箱（200多万斤）鸦片。
中国的禁烟措施，遭遇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1840年6月（道光二十年夏），由四十八艘舰船和四千余名官兵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封锁了广州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
在林则徐的部署下，广州军民严阵以待。
英军无隙可乘，逐北犯厦门，也未得逞。
又进犯并攻陷浙江定海，继而又前往天津海口，将英国外交大臣的照会送交直隶总督琦善，琦善受命前往天津虎门口外的穿鼻，与英军统帅谈判，议定草约，称为《穿鼻草约》。
中国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圆，英国归还定海，两国国交平行等。
清政府大为震怒，于是清政府于道光二十一年一月对英宣战，并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率兵赴广东作战。
次月，英军攻占虎门炮台，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
琦善被锁拿入京问罪。
同年四月，广州城郊三元里发生民众自发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入侵的勇气。
同年夏秋，英军继续扩大战火，先后攻陷福建厦门，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
皇侄奕经奉命赴浙江主持军务，连遭挫败，逃至杭州。
道光二十二年，英军攻陷吴淞口炮台，守将陈化成战死。
之后，英军一度侵占上海，宝山，又闯入长江，攻陷镇江，切断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继而直抵江南重镇---南京城下。
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政府在英军的炮口下，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这是清政府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
他规定中国割让香港，赔偿二千一百万银元，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对外通商，此外英国还享有协议关税，而通过《南京条约》补充文件《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的签订得到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优惠国待遇和开设租界等特权。
美国，法国随之也接蹱而至，先后胁迫清朝政府与他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道光二十九年，葡萄牙驱逐中国在澳门的官吏，停付租金，公然强占了澳门。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使中华帝国关闭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国的尖兵利炮打开。
从此再也不能复合，美国总统泰勒随即派全权大使乘军舰到广州，清政府已成惊弓之鸟，急忙跟他签订《望厦条约》。
法国军舰开到广州海面示威，宣称将北上攻击舟山群岛，道光帝连忙跟他签了《黄埔条约》。
几个中国人听都没听过的西方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等等，“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没有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
”（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下卷）他们一一和中国签订了条约，而且均享有和《南京条约》中英国人一样享有的特权。
中华帝国顿时陷入半殖民地状态。
五千年来，从未受此侮辱。
鸦片战争的影响 ①社会性质变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领土、领海、司法等主权遭破坏。
外国侵略者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②社会矛盾变化。
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③革命任务变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肩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
中国从此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 (1)根本原因：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但市场并没有完全打开，英、法、美要求修约，企图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
(2)清政府拒绝了英、法、美三国的修约要求。
(3)直接原因：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进一步发展，要求有更多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他们越来越不满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从中国掠夺到的权益，要求在《南京条约》的基础上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
1854年和1856年，英、法、美曾两次以帮助镇压了太平天国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包括中国全境开放、鸦片贸易合法化等无理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
随后，英法两国即策划了一场新的侵华战争，以武力来达到其罪恶的目的。
这就是英法共同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法国以1856年2月法国神父马赖在广西西林从事非法活动被杀事件作为侵华借口。
英国则急不可奈地制造了一个发动战争的借口——“亚罗号”事件。
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走私船，曾经在香港领过一张登记证，已经过期。
1856年10月，中国水师在广州附近登上亚罗号拘捕匪徒，遭到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的抗议。
尽管两广总督叶名琛同意交还在亚罗号上被捕的中国水手，英方却不予理睬。
10月下旬，英军突然发动进攻，占领广州以南沿江各炮台，并一度冲进广州城内。
由于力量不够，1857年1月英军从省河撤退，等待援军。
1857年9月，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统率海陆军来到香港。
10月，法国全权代表葛罗也率兵到达。
12月中旬，英法联军5000余人发动了对广州的进攻，29日占领广州。
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
广东巡抚、广州将军等人投降敌人，在英法监视下组织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
1858年4月，英法舰队到达大沽口外海面。
5月20日，联军发动进攻，大沽炮台在经过顽强抵抗后失陷。
英法舰队随即溯白河(即海河)而上，到达天津。
清政府慌作一团，立即派大学士桂良等赶往天津议和。
在英法的威吓下，桂良于6月下旬分别与英、法签订了可耻的卖国条约——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规定：外国公使驻北京；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江宁(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中国海关雇用外人；外国传教士入内地自由传教；外国人往内地游历通商；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来往；中国给英国赔款银400万两，法国200万两。
在此以前，中俄、中美《天津条约》已先签订。
同时，俄国用武力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割占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1859年初，英、法政府分别任命普鲁斯和布尔布隆为驻华公使。
6月中，英法公使率军舰到达大沽口外，拒绝清政府从北塘登陆的指定，蛮横地要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换约。
6月25日，英法军舰向大沽炮台发动进攻。
经过整顿的大沽守军奋起反击，击沉击伤英法兵舰十余艘，毙伤侵略军四、五百名。
英法联军狼狈撤出大沽口。
1860年4月，英、法全权代表额尔金和葛罗率大批军队再度开到中国。
5月下旬，英军占领大连湾。
6月初，法军占烟台，完成了对渤海湾的封锁。
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21日陷大沽炮台，24日占领天津。
清军退守张家湾、通州(今通县)一线。
9月9日，联军向通州推进，21日在通州八里桥打败清军。
次日，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
10月初，联军占领圆明园，在恣意抢劫破坏之后，又放火焚烧，一座世界上最瑰丽多姿的宫苑杰作就这样毁于英法侵略军之手。
13日，北京留守当局向英、法投降，交出安定门，联军兵不血刃控制了北京城。
10月下旬，清政府代表、恭亲王奕?与英、法代表先后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
《北京条约》规定：《天津条约》有效开天津为商埠；准许华工出国；割让九龙司地方给英国；发还天主教资产；对英、法赔款增加到800万两。
同时，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的40万平方公里领土。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 政治上：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共计140多万平方千米)和主权；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经济上：外国侵略势力扩张到沿海各省，并伸向内地，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仅引起了政治、经济领域的变化，而且也引起了思想观念的转化。
我们的共识是：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起点，它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是中国近代史的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