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僖公十三年读后感
提到我国古代的历史书，和是绝对不能不说的。
是我国 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而则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体史书 。
这两部书是作为儒家经典而保留下来的。
“春秋”本来是春秋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那时不少诸侯国都有自己按年代记录下的国史。
到战国末年，各国史书先后失传，只有鲁国的传了下来。
它虽然用了鲁国的纪年，却是记录了当时社会的一部通史。
但《春秋》记事是非常简略，而且遗漏很多的 ，这使其史学价值大打折扣。
《春秋》的“《春秋》笔法”所造成的问题似乎很快就被人发现了，中，太史公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 ，王道备，人事浃。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这就是说左丘明怕孔子的《春秋》被人歪曲误解，专门为之作传加以解释，是为。
《左传》是作为《春秋》的解释性书籍出现的，这个应该没有疑问。
《左 传》上很多记载写明了是与《春秋》做对照的，而且对《春秋》的“微言大义”做了多 处解释，还有就是在记载一些《春秋》上没有记载的史实时专门注明“为某某讳”或者说“不书，不入告也” 。
流传到现在的《春秋》有三种，即《左传》、和，汉代学者认为它们都是讲解《春秋》的著作。
这三传的内容大体相同，最主要的差异是《左传》用秦以前的古文写成；和则用汉代的今文写成，和两传记事只到鲁哀公十四年，《左传》则到鲁哀公十六年；《公羊传》和〈谷梁传〉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记了“孔子 生”，而《左传》中却没有。
在“讲解”《春秋》的三传中，《左传》被认为较重要，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与《春秋》有关的、相对独立的史书。
《左传》原名为，汉代改称，简称《左传》。
《左传》全书约十八万字，按照鲁国从隐公到哀公一共十二个国君的顺序，记载了春秋时代二百五十四年间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实，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内容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
清而婉，其失也短。
辩而裁，其失也俗。
” 作者在记述史实的同时，也透露出了自己的观点。
理想和情感态度，记事写人具有相当的艺术性，运用了不少巧妙的文学手法，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这些成为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
因此，《左传》不仅是一部杰出的编年史著作，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散文著作。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
其艺术特色浅述如下： 《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
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
《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
《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 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
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
《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 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
但倒叙与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
倒叙就是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
如“宣公三年”先记载了郑穆公兰之死。
然后再回顾了他的出生和命名；其母梦见天使与之兰，怀孕而生穆公，故名之兰。
《左传》中还有插叙和补叙，性质作用与倒叙类似。
这些叙述，常用一个“初”字领起。
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果，如秦晋崤之战中蹇叔在秦出师伐郑时，已预知了必然失败的结果：“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
”（僖公三十二年）秦师经过周都洛阳北门，王孙满又预言：“秦师轻而无礼，必败。
”（僖公三十三年）《左传》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阔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个别段落中，作者也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
如写鄢陵之战“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师”中阵地的情况，完全是通过楚子和伯州犁的对话展示出来的。
（成公十六年） 《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
《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
《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安革}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动。
一般说来，《左传》写战争，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
如“僖公二十八年”写 城濮之战，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而在行文中，又不断展示晋 胜楚败的原因：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纪，遵守诺言，倾听臣下意见，上下齐心协力。
而楚方而是君臣意见分歧，主帅子玉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盲目进逼晋 师。
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师大胜，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晋文公闻之大喜，回国后赏功罚 罪，对这次战役进行总结，然后以君子之言，赞扬晋文公的霸业。
至此，叙述圆满结束。
《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
如，作者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
”（僖公二十八年）不 仅是城濮之战，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而且叙述中往往还带有神秘因素。
以《左传》中常出现的预兆为例，这些预兆大都有道德化倾向：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
这些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有时则是占卜、梦境、天象等的神秘暗示。
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在“僖公十年”就有 已故晋太子“敝于韩”的预言：“僖公十四年”又有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的预言，战前又有秦卜徒父释卦之兆，晋惠公不从占卜之失。
在这些看似 神秘的预兆之后，是晋惠公违礼、失义、背信之举。
作者面对既成的历史事实，根据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加入种种神秘化的传说故事，来 预示事件的结局，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
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 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有时就像一个故事讲述者，把事件叙述得颇具戏剧性。
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使这部作品充满故事性。
不仅如此，《左传》有的叙事记言，明显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出于臆测或虚构。
如“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不可能有第三者在旁听见或记录， 当是作者根据传闻和揣想虚拟而成。
这种写法，可以看作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对话的萌芽。
《左传》中还记述了大量的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
如“成公十年”记晋景公之死，情节曲折怪诞，用三个梦构成了互为关连的情节。
写晋侯所梦大厉，画鬼如生动的令人毛骨悚然；病入膏肓的描写，极为生动有趣；桑田巫释梦 之语，小臣之梦的印证，更是充满神秘色彩，仿佛志怪小说。
人物是叙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左传》中描写了各种人物，但《左传》的写人还不像纪传体历史著作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没有像后 世小说那样塑造人物形象。
由于它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 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
《左传》中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郑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等，都是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来表现 的。
《左传》中还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断，反映的是其性格 中的某一方面。
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动传神，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如“ 晋灵公不君”中，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武士（宣公二年），齐晋{安革}之战 中代君就俘的逢丑父等（成公二年）。
《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
《左传》有些描写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
晋文公是《 左传》中着力歌颂的人物（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
他由一个贵公子成 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熟过程。
楚灵王是《左传》中被否定的国君形象（襄公二十六年至昭公十三年），他在即位前的争强好胜，野心勃勃，弑王自立，即位后的残暴，骄奢狂妄等，都显示出他确实 是个昏君。
但同时，作者又表现了他宽容纳谏，知过能改，不记前怨，风趣等性 格特点，并写了他最后悔恨自己的残暴，刻画出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
《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
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人物性 格得以展现，形象得以完成。
如成公二年的齐晋{安革}之战，《左传》这样描写 战争场面，展现战争的全貌，表现人物个性：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
”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
吾子忍之
”缓曰：“自始 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
然子病矣。
”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
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
擐甲执兵，固即死也。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
”左并辔，右援桴而鼓，马逸不能止， 师从之。
齐师败绩。
逐之，三周华不注。
却克受伤，解张、郑丘缓鼓励他坚持战斗，当时战场上紧张激烈的场面，可想而知。
三人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气概，在对话和行动描写中，也得到充分表现。
《左传》在战争描写中还有许多与整个战局关系不大的事，这些事只是反映了战争的一些具体情状，在战争中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左传》还在复杂的战争过程、政治事件中，大量描写细节。
作为历史著作，这些描写内容完全可以不写 或略写，但《左传》却大量地描写了这些琐事细节，它们在叙事生动和人物刻画 方面具有文学意义，如“宣公二年”的宋郑大棘之战，其中狂狡倒戟出郑人，华元食士忘其御羊斟，华元逃归后与羊斟的对话，城者之讴等，都非这次战争的重要事件，但如果只写宋郑战于大棘，宋师败绩，郑人获华元，华元逃归，则必然 使叙事枯燥无味，毫无文学性可言。
正是这些次要事件中的细节描写，才增加了 叙事的生动传神。
又如“宣公四年”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写 了公子宋食指大动，郑灵公食大夫鼋不与公子宋，公子宋怒而染指于鼎等细节，整个事变由食无鼋这件小事引起，而公子宋的贪馋好怒，公子归生的迟疑懦弱、郑灵公的昏庸可笑都在生活细节的描写中表现了出来。
再如“哀公十六年”记楚国白公之乱这一政治事件，最后写叶公子高平叛，没有着重写叶公的重大军政措 施，而就叶公是否该戴头盔这一细节反复渲染：“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
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 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
’乃胄而进。
又遇一人曰：‘君胡胄
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
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
’乃免胄而进。
”突出国人对叶公的爱戴和叶公急于争取国人的心理。
叶公平叛之所以成功，他的可贵之处，都在叶公免胄的细节中表现出来。
《左传》中的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
这类记言文字无不“文典而美”，“语博而奥”（刘知 几《史通》卷十四《申左》），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
如 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的说辞，秦晋联合攻郑，烛之武作为郑使出说秦伯。
他着重对秦、晋、郑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作了具体的分析。
先把郑国之存亡放在一边：“郑既知亡矣。
”再叙述郑亡并无利于秦：“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
”然后归结到保存郑国于秦有益无害：“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 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最后还补叙昔日晋对秦之忘恩负义以加强说服力。
说 辞有意置郑国利害于不顾，而处处为秦国考虑，委婉而多姿，谨严而周密。
因此，能打动秦穆公之心，使他不但退兵，还留秦将杞子等三人率军助郑守卫。
晋人也只好退兵，郑国得以保全，充分显示了烛之武说辞的分量。
《左传》中的行人辞 令、大夫谏说佳作甚多，如隐公三年石碏谏宠州吁，隐公五年臧僖伯谏观鱼，桓公二年臧哀伯谏纳郜鼎，桓公六年梁谏追楚师，僖公五年宫之奇谏假道，僖公十五年阴饴甥对秦伯，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师，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子，成公十 三年吕相绝秦，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坏晋馆垣，等等。
这些辞令，由于行人身份及对象的不同而风格各异，有的委婉谦恭，不卑不亢；有的词锋犀利，刚柔相济。
这些辞令又因事因人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个性特点，但都用辞典雅，渊懿美茂，生 气勃勃。
《左传》的辞令之美，“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 手。
”（《史通》卷十四《申左》）大约当时的外交辞令已很讲究，史家记述时又加修饰，故而文采斐然。
《左传》叙述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
如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中，写晋师溃败时的狼狈之状云：“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为争渡船逃命，先上船者以乱刀砍争攀船舷者手，落入船中的手指竟然“可掬”。
简练的一 句话，写尽晋师争先恐后、仓皇逃命的紧张混乱场面。
同年冬天，楚国出师灭萧，将士“多寒”，于是“（楚）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
”楚王 劳军的体恤之语，温暖将士之心就如披上了绵衣。
以一个贴切的比喻，形象生动 地写出了楚王慰勉之殷，将士愉悦之情。
“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
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史通·叙事》） 《左传》不仅具有很多史学价值和一些独到的形式特色，同时，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宣扬了许多儒家思想，读后让人身心受益。
如《石碏大义又亲·隐公三年、四年》，让自然本能服从于道义。
有句俗话说；“虎毒不食子。
”这是动物的天性，没什么可说的。
对人而言，人做事也要按天性，亲情是人之天性所不能免的，父母儿女之间的亲情，是自然的法则。
世上哪有不疼爱自己亲生骨肉的父母呢
如果说人性这东西也存在的话，父母儿女间的亲情就应当属于人性之列；丧失了亲情，便是丧失了人性，丧失了天良，就不应当再冠之以“人”这个称呼了。
在另一方面，人作为超越了动物本能的有思想、有理性的存在，又不能完全凭本性、天性、本能行事；还得要服从社会的法则。
道德伦理的法则，理性的法则。
自然的法则还得要服从社会的、道德的、理性的法则。
如果没有这一个方面，人也就与其他 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样一来，天性和自然法则往往要同社会的、道德的、理性 的法则发生冲突，并且经常是不可避免的。
所谓“大义灭亲”，正是这种冲突的体现，是选择让天性服从社会、道德、理性法则的结果。
要做到这一点，要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和很强的理性力量。
大多数人都难以做到，否则，大义灭亲就不是值得称赞的一种高尚美德了。
人们大多难以割舍亲情，难以脱出天性这条强大的纽带，常常宁可让社会、道德、理 性法则屈从于天性和自然法则。
这样，像石碏那样为了“义”而灭子的人，就显出了与众不同，显出了伟大和高尚，让人景仰，可歌可颂。
“义”本身的内容是随着时代、观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过去的为合乎“义”的东西，今天未必合乎“义”。
但这样“求义”的儒家思想却无形中指引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决定对“义”的取舍，从而在行动上作出选择。
在《晏婴论和与同·昭公二十年》则宣扬了这样一种观点：和是万物人事的最高境界。
晏婴所讨论的“和”与“同”，很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和方式。
和与同，表面上看起来很相似，它们的表现有一致性，。
但在 实质上，它们完全不同。
同，是绝对的一致，没有变动。
没有多样性，因此，它代表了单调、沉闷、死寂，它也没有内在对活力和动力，不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东西，也不符合宇宙万事万物起源、构成、发展的规律性。
和，却是相对的一致性，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是各种相互不同、相互对立的因素通过相互调节而达到的一种统一态、平衡态。
因此，它既不是相互抵消、溶解，也不是简单地排列组合， 而是融合不同因素的积极方面结成和谐统一的新整体。
它保留了 各个因素的特点，又不让它们彼此抵消，因而是一个具有内在活 力、生命力、再生力的整体。
和的观念，既是宇宙万物起源、构成、发展的规律之一，同时也是咱们祖先对事物的独特理解。
换句话说，和的内涵，既包括了自然规律，也包括了人的理智对秩序的追求，即人为的秩序。
和的观念被付诸实践，就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行为方式。
国家兴盛的理想状态是和谐：君臣之间、官民之间、国与国之间、朝野之间，相互理解、支持、协调，利益趋于一致；文学艺术的最 高境界也是和谐：有限和无限、虚与实、似与不似、刚与柔、抑与扬等等因素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相互补充，相互调节；人们处理事务、人之间的关系也崇尚“和为贵”，用自我克制来消除矛盾、分歧，用相互切磋来发扬各自所长，通过寻找利益的一致之处，把各方的不同之处加以协调。
如今我们的社会也可倡导“和谐社会”。
我们还应注意到，“和”的最终旨归，是人的内心的心性平和， 也就是说，“它的最后落脚点，还是人自身的生存状态。
因此，它是内向的，而不是外向的；是人本的，而不是物质的。
在《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则又告诉后人一种人生道理——依靠智慧和实力才能无畏。
面对入侵的大兵压境，鲁国的政治家们并没有惊慌失措，没有义愤填膺，而是想出了一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是妙绝的高招：犒赏前来入侵的敌军，并对之以令敌手无言以对的绝妙外交辞令，真能使人拍案叫绝。
其实，鲁国人之所以“有恃无恐”，不仅仅是他们的先君曾有过“和平友好条约”，恐怕更在于他们的自信——自信道义是在自己一边，自信自己拥有对付入侵者的智慧，也自信自己有同敌手对抗的实力。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作后盾，大概也难以用，“一言”让敌手退却，毕竟来者不善，敢于来犯，也就意味看来者不会顾及什么先君之盟。
所谓大义凛然，只有在这种关键时刻才会显现出来，英雄本色也只有在这时才会显现出来。
战场上的浴血奋战、刀光剑影是一回事，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巧妙应对又是一回事，并不一定非要真刀真枪地厮杀才算得上英雄。
不过，也有一点差别：对于丧失了良知、丧心病狂、歇斯底里的战争贩子来说，再绝妙的外交辞令和应对技巧，都是无济于事的。
强盗自有强盗的逻辑，有时甚至连逻辑也不讲。
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何曾讲过逻辑
日本人发动卢沟桥事变时，何曾讲过逻辑
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何曾讲过逻辑
强盗总归是强盗，有时他们可能假惺惺地找借口，有时则赤裸裸地烧杀抢掠。
照这种标准来看，齐孝公这样的人，也还算是天良尚未丧尽， 还没有达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在无言以对之后还知道退兵。
这种好事肯定不多了，大概也只有讲究礼义廉耻的古代才会有。
现代社会中，要么是赤裸棵地恃强凌弱，要么是谈判桌上的利益交换。
要真正具有与敌手抗衡的实力，应当软、硬两手兼备，既要在外交场合周旋的智慧和技巧，也要有军事的、国力的、民众的实力作为后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左传》在思想上的价值如同它的艺术价值一样，是无可胜数的，这理只是浅谈几例，只是读过，但不够精细，所以不敢枉言深论，名著的价值更在于常读常新，而《左传》更是会带给我们无穷的价值，有待于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时时翻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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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倾其一生心血创作的我国古代第一部通史。
书中记述了黄帝以来的传说，商周的史迹，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
时间跨越三千多年，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我国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史，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宝。
《史记》既是一部史学著作，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
《史记》中对古代优秀任务的颂扬，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尚情操，对丑恶现象的揭露，显示了中华民族嫉恶如仇的精神品质，如其中的大禹治水，表现了一个为民造福的大英雄，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塑造中，可以看出他的心非常善良，肯为别人付出。
他治理了九条河流，为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也体现了劳动人民改变大自然的雄心壮志。
我还从赵氏孤儿，塑造了忠臣程婴和公孙杵同奸臣屠岸贾斗志斗勇的故事。
让我们感动于忠诚、善良、正义；鄙视邪恶，痛恨不忠不义。
其中的《武王灭纣》通过文王和武王用他们的仁义、善良为民造福，让百姓安居乐业，和纣王的残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他们。
《陈胜吴广》的故事讴歌了我国古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带领奴隶推翻秦朝的暴政。
陈胜从起义到牺牲只有6个月，然而他点燃的反秦之火越烧越旺。
《飞将军李广》写的是飞将军李广爱兵如子抵抗匈奴进犯，保卫国土，立下了赫赫战功，受到人民的爱戴…… 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忍受了别人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受到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但他还是完成了《史记》，实现了自我生命的最高价值，启发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师，被鲁迅评价是“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
翻看《史记》，不知怎么，心中有一种感动，仿若穿越时空的界限，将那些在历史上投下或多或少身影的人，投到了我的心中，依稀看见那个时代的残血夕阳…… 两千多年前，一个文人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以后，忍辱负重，以心灵和血肉之躯，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
此后的几千年里，这部伟大的著作，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又如一座高耸的丰碑，屹立在中国文学和历史的长河之中。
这个文人就是司马迁，而这部无与伦比的史学著作就是《史记》。
司马迁原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史官，和其他人一样，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
然而命运的捉弄，使得他饱受了身心上的折磨，备受屈辱。
但值得赞叹的是，在那般恶劣的境况下，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忍辱奋进，付出了超出常人的数倍心血，终于出色的完成了作为一个史学家最顶尖的杰作——《史记》。
单凭这一点，我就由衷地敬佩司马迁先生，他的执着，他的毅力，他的韧性，也和他的作品同样受人景仰。
在阅读《史记》之时，有如穿越时空，遥望古老中国的风雨。
而能够有这样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主要凭借着司马迁在《史记》里倾注了丰厚的情感，融入了对英雄的讴歌，也有对封建帝王的批判，使它充满了强烈的爱憎之情。
本来一个史学家记述历史，只要求客观的，公正的记述，不要求抒发情感。
然而读着《史记》，你会很容易的跟着司马迁的思绪，为那些泪满襟的悲剧英雄感动，惋惜；又为那些奸佞的小人愤慨，汗颜。
而最让我感慨的是，《史记》中有其他史学家想都不敢想，写都不敢写的内容——对开国皇帝刘邦和当朝皇帝汉武帝的揭露及批判。
记录当朝皇帝的历史已经是一些史学家不敢恭维的事了，更何况是去揭露他的一些负面的事迹，这很容易就会招致杀身之祸。
然而《史记》却完完整整的将他们一一收入书中，犀利，深刻地把他们内心的隐秘剖析得十分清楚，让我看到了最最真实的朝代，绝不带半点阿谀奉承之味。
这可是史无前例的啊。
这也许正是《史记》为何如此珍贵的原因所在。
所以读像《史记》这类的经典史学著作，首先要学会领悟人生，领悟社会，领悟的越深刻，越能通过《史记》去体会司马迁的心理感受，以及他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
这也正是我读《史记》之时，最大的收获所在。
安息至永生，是经历了时间所遗留的，那些人，那些事，似乎在千年之前便已沉睡，在历史长河的边缘，无论这里曾多么汹涌，多么绚烂，我都无法涉足，去改变命运的轮迹，但他们的灵魂在时间中得到永恒，他们将化为炎黄子孙心中亘古的传说。
一切皆已过，英雄也有江水这归处，在历史的长河留下自己的影子，也许这也是一种荣耀吧。
是否亦是多少人的感言?只因那乱世不灭的光华。
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是荣幸的，这是一个有着优秀传统的神秘国度，这是一个物华天宝的泱泱大国，这是一个人杰地灵的文明古国。
先贤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文典籍，作为后世子孙的我们在茫茫书海中寻觅古贤人的踪迹，感慨曾经的惊心动魄，思量曾经的纷纷扰扰，而作为华夏儿女的我在品读《史记》之后，也真切地感受到3500多年历史中充塞的豪迈、悲壮与辛酸。
不过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同时更体会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敬孔子，畏霸王，颂毛遂，服姜尚，笑幽王，憎纣王，悲韩信，怜李广。
读书，读史，读人，亦是解读一种精神，苏武牧羊的爱国与执着，张骞出使的坚毅与无畏，陈胜举兵的大义与凛厉。
品味全书，我心中只有一个人可谓为英雄———项羽。
是的，就是那个四面楚歌，垓下自刎的落魄之人。
鲁迅先生曾写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
但我想项羽是个例外，遭汉军重围，一人杀敌数百，死战到底。
乌江亭长敬他为豪杰请他渡江再待卷土重来。
然“燕鹊安知鸿鹄之志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大丈夫岂能苟且偷生!于是，他便成就了一代霸王的悲情，遗恨千古。
然而，刘邦违背鸿沟和约终究成为其一生难以拭去的污点，他终究是个不顾手足之情的刽子手。
于他，项羽不过就是冗长而虚渺的过渡之梦。
梦醒之时，天下尽在咫尺。
于我，他终只是个鸟尽弓藏、为权势而活的枭雄。
成王败寇，战争俨然成为解救之法，英雄与枭雄无数次站在风口浪尖上角逐，其中一人的失败便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成功。
然而英雄无所谓清贫抑或富贵，不为名利所趋，所欲追寻的不过“正义”二字，为的只是黎民百姓与江山社稷安危。
姬昌父子起兵反商，为的是因炮烙之刑无辜惨死的冤魂，为的是不让比干一颗赤胆忠心付诸东流，为的是维持天下秩序，国家需要周武王这样一位领袖。
恰恰相反，淮南王刘长醉心权势，不满已有的封地，引发战乱，最终也不过是不成气候的“过江龙”。
历史风云，世间百态，一次次迷离了我的双眼；百转千回，人情冷暖，一点点冰封我的思绪。
可我从不曾怀疑这个缤纷的世界，重耳在外流亡十九载，却终登帝位，名垂青史；勾践卧薪尝胆，终于报了灭国之仇；孙膑膑足，撰述了《孙膑兵法》；吕不韦流放蜀地，留下了《吕氏春秋》…… 有生亦有死，有正亦有邪，有战争亦有和平，事物总有两面，我深信上天的公正。
古今多少事，皆付笑谈中……
要写一篇关于左传的论文，麻烦高手帮忙哈谢谢啦
这是我的一篇博文，感兴趣的话可以改改用。
被低估了的文史大家：左丘明一部使得以名垂青史，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两千多年来，文史大家首推司马。
然在之前200多年，一部文史价值丝毫不亚于的鸿篇巨著，纵贯240余年、18万余字的编年体史书（也称，简称）悄然问世，其作者便是堪称文史双绝的巨匠，中国传统史学的创始人左丘明。
左丘明为鲁国人，大概与孔子同时代(或稍晚于孔子)，为鲁国史官。
传说孔子非常推崇左丘明,中记载，子曰：“，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说明左丘明生活年代大致与孔子同时。
而《史记》则称道左丘明为“鲁君子”，其故乡肥城也因此而获“君子之邑”之美称。
笔者说左丘明是“被低估了的文史学大家”，主要基于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书。
之前，有两部史书流传于世。
一是，是中国最远古的图书，记载传说中的“五帝三代”之史实。
但是的内容支离破碎，不成体系，只能算是记载虞、夏、商、周四代帝王大臣言辞和重要文件的“集萃”，类似档案性质，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史书。
二是相传为孔子根据鲁国史料修订而成的，记载鲁国历史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春秋”原为鲁国对各国史书的统称，作者是各国的史官（太史），而且许多诸侯国的史官还是家族世袭制（据载孟子言：晋人称史书为“乘”，楚人称史书为“梼杌”（音táo wù），鲁人称史书为“春秋”）。
相传孔子根据鲁国使官编写的鲁国“春秋”，掺入个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褒贬、批判（后人称“春秋笔法”）而修订集成，与鲁国国史别成一家。
后人所称的“春秋”时代也因此而得名。
但是正因为在孔子的编纂之下，过多地表现出了孔子本人的思想倾向，其“笔则笔、削则消，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的风格，已经偏离了史家“秉笔直书”的笔法。
故后世往往将《春秋》列为经书而非史书。
《左传》为《春秋》三传之一，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用来发挥、阐述孔子《春秋》（经）的专著。
但通览全书不难发现，与《公羊传》、《谷梁传》不同，《左传》所描写的内容已经明显超出了《春秋》涵盖的范围。
所写内容包括周王室和晋、楚、齐、鲁、魏的史实，同时还包含了当时其他小国如宋、卫、郑、吴、越等国的一些史实。
可见作者占有的史料相当丰富，240多年间各国重要的人物、事件几乎都囊括在内。
其篇幅浩繁长达18万余字，而《春秋》仅18000余字。
从写作手法看，《左传》纯以直笔写实、叙事为主，记录史实客观、清楚，寓褒贬于记叙之中，这与《春秋》及另“两传”也明显不同。
因此说，《左传》释《春秋》的说法并不足信，《左传》应该是鲁“春秋”、孔《春秋》之外，自成体系的一部史书。
从思想性看，《左传》具有一定的的民本主义思想，其价值取向基本是儒家的.其重视 “仁”、“信”、“礼”等价值观念，对许多历史事件成败的原因做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
书中对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荒淫残暴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而对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士大夫、甚至下层平民，也不吝章节文字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
纵观古今史籍，恐只有《史记》能与之媲美。
其在我国历史学中的地位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的。
第二个原因，左丘明是中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
《左传》之前的文学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全面反映现实生活的“诗”（大约有三千多首,后经编订为《诗经》,存诗三百零五首），其文学价值极高，但作者多湮没无闻；二是记载各国史实的文字，如《尚书》、各国史书等，史料价值高，但是文学价值较低。
而《左传》即是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名著。
其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可以说是达到了历史散文的最高境界。
《左传》叙事客观准确，脉络清楚，围绕重要的历史事件，往往抓住事件的重要环节或有典型意义的史实展开描述，做到了材料集中、结构完整、叙事清楚。
《左传》特别善于刻画众多的历史人物，剖析纷繁的社会矛盾。
尤其是描写战争，能够非常准确地交待清楚战争的原因、经过和结果，特别是对大规模战争场面的描写尤为为传神。
《左传》写战争并不单纯写军事行动和惨烈的杀戮，常常着眼与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战争因素结合起来，故对战争的起因、过程、结果往往能做出比较中肯的评判。
如对晋楚“邲之战”的记载，原文大约3500余字,却记述了晋楚两国军队39位将领（晋21，楚18）的言行。
作者用大量篇幅详细描写了晋楚两军在战前、作战中、战后三个阶段的言辞、作战表现，揭示了晋军将领将帅不和、意见不一、指挥失措、各自为战等具体状况，与楚军战役初期虽意见不一，战时却能同仇敌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揭示了晋军作战失利的根本原因。
整个战事描写生动，叙事条理井然，情节精彩纷呈，运笔灵活自如。
晋军主帅荀林父优柔寡断，副帅先縠争强好胜，士会足智多谋，赵氏兄弟（赵括、赵同）年少无知，魏锜、赵旃不顾大局，孙叔敖当机立断，楚王的老成持重，无不描写的生动传神。
其叙事技法纯熟，富于故事性、情节性、戏剧性。
能在这样短的篇幅里，把大规模的战争场面描写得如此传神，笔者以为虽《史记》亦有所不及。
正是因为《左传》独特的的文史价值，后世文史大家无不从中汲取营养。
我们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往往能从中发现《左传》的影子。
笔者以为，我国浩繁的历史典籍中真正属于独立修史，且能够“成一家之言”者，惟有《左传》和《史记》。
而从语言文学的角度来考虑，似乎《左传》还要高出《史记》一筹。
周公辅助成王读后感
你说的是周武王建立西周之后的武庚叛乱，具体情况如下：公元前1066年二月底，姜太公与周武王率军伐纣攻入朝歌，商军战败，血流飘杵。
武王斩纣头，杀妲己，报了囚父之恨，杀兄之仇。
战争结束后，周武王宣布周朝建立，准备将商地分封，可是他又一转念，周本是商王朝的一个西方属国，如今取代了纣王的统治地位，殷商遗民会不会服周的统治呢
于是周武王马上召集师尚父姜太公，召公和周公商议这些问题，姜子牙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及其处境，他说：“殷商的顽固分子及敌视西周的大臣，立即处死，不能姑息养奸，留下后患。
”周公不同意姜太公的看法，他说：“对于殷商的大臣，应加以区别，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杀；无罪者不杀，还应利用。
”最后，周公提出了分化利用的主张，他说：“既要进行武力监视，又要施以笼络才是。
”周武王听了频频点头。
最后采纳了周公的建议，决定由殷纣王的儿子武庚来统治殷商的余民。
第二天，周武王命令整修了商纣宫殿，让武庚居纣宫，继续统治商民。
姜太公考虑到武庚受纣王的影响，是不会脱胎换骨，立地成佛的。
于是建议周武王要对武庚严加防范，在朝歌周围没邶（今汤阴邶城）庸（今卫辉市倪湾乡）卫（今浚县卫贤集）三国，周武王将自己的弟弟康叔封镇这三国，来监视武庚。
周武王又封了姜太公为齐国国君。
再说姜太公被封于齐国，但他仍心系西周，他觉得让武庚再来掌权，是一大隐患，一旦气候适应，他就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复辟殷商王朝，时常都不要放松对武庚的警惕。
果然，不出姜太公所料，当周武王罢兵西去不久，武庚竟然居纣宫（今西坛，云海一带）续殷祀。
然后又带领尚臣来到鹿台，玉门（玉女观）祭祀父亲在天之灵，同时他又收拢殷商遗民之心，暗地联络东夷方国部落，磨刀霍霍，十分嚣张。
消息由姜太公传到镐京（今西安市）。
恰在这时，也就是周王朝建立第二年，周武王去世了，年幼的成王还管理不好国家大事。
周武王之弟周公旦便代摄国家大事。
对此，管叔，蔡叔，等大臣极为不满，散布流言蜚语，说周公打算谋害成王篡位，企图起兵造反。
因此朝内大臣勾结起来，联合东夷中的徐、奄、薄姑、熊、盈等方国部落，发动了大规模的叛周复殷战争，声势之大，使周的西土出现了骚动和不安。
为了尽快平息这场暴乱，周公和召公彻夜难眠，积极部署作战计划，最后在姜子牙的倡议下，由周公以成王之命率军东征。
姜太公亲临现场辅助周公，再一次返回牧野，杀向朝歌。
早有准备的武庚，亲自带殷商努奴隶主贵族疯狂反扑，负愚顽抗。
但终因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失掉军心的武庚，终究不能唤起将士的斗志，因而军心不齐，不战而溃，全部瓦解。
武庚、管叔被处死，蔡叔被流放，霍叔遭贬斥。
周公将这次叛乱平息后，以成王之命封康叔为卫君，建都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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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求郑伯克段于鄢的读书笔记 800-1000字
《郑伯克段于鄢》记述的是春秋时期郑庄公在鄢地打败共叔段的历史事件。
郑庄公与共叔段原本兄弟，只因共叔段在其母武姜的怂恿下，以“请制”屡行不义之事，终被郑庄公名正言顺地以“仁义之师”克之与鄢。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多行不义必自毙”。
人生在世，打败自己的往往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毁灭自己的也往往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因此，每一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去贪欲，避邪恶，戒骄横，存正气，办可为之事，做有德之人。
否则，必将为人民所唾骂，为历史所抛弃。
关于郑庄公。
郑庄公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对他的性格特点历来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他雄才大略的背后有着阴险黑暗的一面。
文章一开始就谈到了郑庄公是“寤生”的，在那时的说法中就是预示着他见来会成为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从而产生了姜氏厌恶庄公而喜欢共叔段的矛盾，成了后文中庄公与共叔段不顾兄弟之情，反目成仇，互相争斗的导火索。
庄公即位后，为了便于监视叔段而把他分封到京地，这里郑庄公狡猾的一面已经开始显现，课文中姜氏为共叔段请制是，庄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
”庄公知道制是个险要之处，乃兵家火争之地，所以庄公以虢叔死在这里不吉利为借口而加以推脱，但有说“他邑唯命”却又让人感到他的大方，做法很得利，为弟弟着想，这便体现了庄公阴险佳话的一面。
等到叔段羽翼丰满，准备起兵伐庄公的时候，早就做好准备的庄公却先发制人，与鄢地击败叔段，是使段逃亡共地，在这里，作者引用《春秋》中的话“郑伯克段与鄢”意在讥讽郑庄公是一个伪善，凶狠的人，庄公铲除政敌后，有放逐其田，并且说出了“不及黄泉，无不相见”这样的话，全然不顾至亲之情，在权利欲望面前，哪怕是自己的母亲和弟弟成为他的绊脚石，也要视他一脚踢开，事后，郑庄公也表现出了后悔，但在作者看来这不过是在掩饰他的凶狠，并且把他与颖考叔进行正反对比，认为颖考叔是“真孝”，而庄公不过是“伪笑”，更加尖利的批判了庄公。
总的来说，郑庄公首先在政治上有着宏大的政治谋略和远大的目光，其次心里的阴险奸诈之处也可见一斑，他不愧是春秋时期一位伟大的霸主。
《左传》的文学特色
《》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左传》叙 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
《左传》的战争描写，全面反映了《左传》的叙事 特点。
《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 战、{安革}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 役也写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动。
一般说来，《左传》写战争，不局限于对交战过 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
如“僖公二十八年”写 城濮之战，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而在行文中，又不断展示晋 胜楚败的原因：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纪，遵守诺言，倾听臣下意见，上下齐 心协力。
而楚方而是君臣意见分歧，主帅子玉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盲目进逼晋 师。
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师大胜，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 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晋文公闻之大喜，回国后赏功罚 罪，对这次战役进行总结，然后以君子之言，赞扬晋文公的霸业。
至此，叙述圆 满结束。
《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
如，作者 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
”（僖公二十八年）不 仅是城濮之战，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 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而且叙述中往往还带有神秘因素。
以《左传》 中常出现的预兆为例，这些预兆大都有道德化倾向：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 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
这些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有时则是占卜、 梦境、天象等的神秘暗示。
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在“僖公十年”就有 已故晋太子“敝于韩”的预言；“僖公十四年”又有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 亡国”的预言，战前又有秦卜徒父释卦之兆，晋惠公不从占卜之失。
在这些看似 神秘的预兆之后，是晋惠公违礼、失义、背信之举。
作者面对既成的历史事实， 根据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加入种种神秘化的传说故事，来 预示事件的结局，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
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 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其他： 一． 文学性的剪裁和历史事件的故事情节化。
如，《郑伯克段于鄢》，记叙春秋初期郑国王室内部兄弟、母子之间一场争夺王位的残酷斗争。
这一场历时长久的劝争，《左传》作者仅用了500余字，就把时间的起因、发展、结尾叙述的得明白生动。
二． 刻画人物性格神形毕现，有立体感。
如，《晋公子重耳之亡》叙述重耳历经19年的流亡生涯，从一个贪图安逸的贵公子，最终成长为一位心胸宽阔、胆识具备的政治家。
三． 生动的场面描写和传神的细节描写。
《左传》擅长写战争著称，它记叙了春秋时期许多场大大小小的战役，往往注重对双方战前谋划的叙述。
四． 善于叙写外交辞令，理富文美。
《史记》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1、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
《廉颇蔺相如列传》主要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会、廉蔺交欢三个故事，突出蔺相如的机智和顾全大局的品质和廉颇耿直、勇于改过的精神。
《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段，写出了项羽磊落的气概，范增无奈的心情，刘邦圆滑的表演，樊哙忠勇的行为。
2、悲愤慷慨，有强烈的抒情性。
鲁迅评价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
在《项羽本纪》中太史公的议论：“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
”显示出他对项羽的可惜。
3、语言上，《史记》各篇随着内容的不同又表现出不同的差异，时而雄姿悲壮，时而冷峻深刻，时而又低回婉转，总之，能尽其语言巧妙传神之能事。
4、《史记》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5、《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
6、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
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参考资料：
史记吴太伯世家读后感
为五体之一。
司马迁从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出发，把各诸侯国看做辅佐中央政权的地方政治力量，希望他们能“忠信行道”，来维护中央集权的统一。
他在中说明了他创立体例的目的：“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幅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中共有三十篇，其内容记载了自西周至西汉初各主要诸侯国的兴衰历史。
《世家》之取名就是因为“王侯开国，子孙世袭”，也就是诸侯爵位封邑世代相传，故名《世家》。
后人总结为“公侯传国则为世家”（），“世家以纪侯国”（赵翼）。
但司马迁并不局限于仅用《世家》记载开国传家的诸侯，例如陈涉身死国除而且无后，但因“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
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也确曾号为陈王，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所以司马迁为他写了。
表明了司马迁为了真实反映历史现实，而灵活运用《世家》这一体例的现实主义精神。
《世家》的叙事方法，大体与相同，即以编年之体记载列国诸侯之事。
因此刘知几说：“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不殊。
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
”关于《世家》一体是否为司马迁所创，以前学者有截然相反的看法。
一种以为司马迁是“因袭前人”，如清代秦嘉谟说：“按宗，其创立篇目，如，如《世家》，如，皆因”（《世本辑补·诸书论述》）。
另一种认为司马迁是“凿空独创”，如宋代晁公武说：“《史记》一百三十篇，汉太史公续其父谈书，创为义例，起黄帝迄汉武获麟之岁，撰成十二《本纪》以叙帝王，十《表》以贯岁月，八《书》以纪政事，三二《世家》以叙公侯。
”我们认为，司马迁所立《世家》一体，既非纯然“仿袭前人”，也不可能“凿空独创”，而是在前人史书体例的基础上，加以融汇贯通因革损益，创立了《世家》之体。
正如梁启超所说：“其《世家》、《列传》，既综雅记，亦采琐语，则《左传》、《国语》之遗规也”，但“太史公首创纪传体，为史界不祧之祖”（《中国历史研究法》）。
《世家》一体，由于符合我国古代社会裂土封侯世袭不替的现实，所以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汉书》以下曾有些纪传体史着取消《世家》改为《列传》，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传》者，传一人之生平也；王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
今改作《传》，而其子孙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后，究非体矣。
”（赵翼《廿二史札记》）所以《世家》一体，后代史书也屡屡采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就撰有《世家》十卷，而《宋史》亦有《世家》六卷。
有的虽改名目，其体例依然，如《晋书》之《载记》、《辽史》之《外记》。
正如清代王鸣盛所言：“考《世家》之名，《晋书》改称《载记》，要皆不过小小立异，大指总在司马氏牢笼中”（《十七史商榷》）。
可见《世家》一体的重要影响。
本篇名为《吴太伯世家》，记载了吴国从开国祖先吴太伯远避荆蛮（约公元前十二世纪中叶）至吴王夫差亡国（前473），长达一千二百年的一部兴亡史。
通过本篇，我们清晰地了解到吴国由弱而强、又由盛而衰的完整历程。
篇中再现了吴楚、吴越以及吴与中原诸侯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也反映了吴国内部统治阶级之间的王室斗争和君臣龃龉。
在本篇中，司马迁用“皮里阳秋”的史笔，寓论断于叙事之中，歌颂了吴太伯、季札二人不慕权力避位让国的高风亮节，无疑是对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势喋血残杀的一种嘲讽和反拨。
同时，通过描绘公子光弑王僚的历史场面，正面揭露和鞭挞了吴国王族成员之间同室操戈以谋王位的残忍行径。
并且，通过对伍子胥尽忠报国反遭赐死的具体史实的生动描述，愤慨地批判了吴王夫差的昏暗不明，抒发了对专制社会中正直贤能之士“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人生悲剧无限的同情和不平。
本篇艺术上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太史公从历史现实的真实出发，塑造了几个栩栩如生性格丰富的人物形象。
这些形象不是平面的概念演绎，而是有血有肉瑕瑜互见的多重性格立体组合。
例如公子光这个形象，一方面司马迁写出了他的深沉有大志及精明干练：他善于择人，擢用了孙武、子胥这样的贤臣良将；他用人不疑，信任尊重敌国的亡臣如子胥、伯嚭等人。
一方面又写出了他的阴鸷残忍，为了夺取王位不惜牺牲专诸去杀死自己的骨肉弟兄。
又如夫差的形象，一方面写出他誓报国仇家恨的执着精神和西破强楚、南降于越、北威齐晋、称霸中原的巨大业绩，一方面又写出他好大喜功、拒谏饰非、暴戾寡恩的怪僻个性。
二者都是很成功的艺术形象。
本篇艺术上的第二个特点是史笔的成功运用。
中国史传叙事以简洁为上。
本来有关吴国的史实，在《左传》及《国语·吴语·越语》中记载很多，有些言论连篇累牍。
作为断代史这样写或还可以，但《史记》作为通史必然不能容纳这么庞杂的内容。
因此，司马迁以“博采”为基础，而以“善择”为主导，选取那些最生动最能反映吴国基本历史面貌的言论和事实，经过去粗取精的理解消化和艺术再创造，变为言约意赅的简洁叙述和传神对话，使全篇叙述不蔓不枝线索清晰，人物语言如从口出无不毕肖。
譬如黄池之会晋吴争长一节，司马迁不但删去《国语》中吴王以甲兵三万围困晋军之事，而且高度压缩了吴王、晋公的对话。
《国语》中吴王原话为：“天子有命，周室卑约，贡献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
无姬姓之振也，徒遽来告。
孤日夜相继，匍匐就君。
君今非王室不平安是忧，亿负晋众庶，不式诸戎、狄、秦、楚；将不长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国。
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进则不敢，退则不可。
今会日薄矣，恐事之不及，以为诸侯笑。
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
为使者之无远也，孤用亲听命于藩篱之外。
”而司马迁却抓住要害，一言以蔽之，改为“于周室我为长
”言既简练而又得其神髓，可见出太史公运用语言的高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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