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读后感50字
读后感是谈论性较强的读书笔记,要用切身体会,实践经验和生动的案例来说明从“读”中悟出的道理。
因而,读后感中既要写“读”,又要写“感”,既要叙说,又有必要说理。
叙说是谈论的根底,谈论又是叙说的深化,二者有必要联络。
读后感以“感”为主。
要适当地引证原文,当然引证不能太多,应以自个的言语为主。
在体现办法上,可用夹叙夹议的写法,谈论时应重于剖析说理,案例不宜多,引证原文要简练。
在结构上,通常在最初归纳式提示“读”,从中引出“感”,在侧重表达感触后,结束又回扣“读”。
遵义会议观后感三百字到四百字
X月X日下午，我们来到了我党我军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名城-遵义，我们到革命纪念地遵义会议会址，遵义会议会址在遵义子尹路，原系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郏我们进入展馆，随着图片、实物、复制品的展示，渐渐穿越70年的历史烟云，将我们带回到决定中国革命前途的危急关头——1935年元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遵义，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确立了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正是这条正确路线的胜利成果。
接着参观了遵义会议期间秦邦宪(博古)住处，位于遵义会议会址后门处。
红军政治部旧址、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等。
尽管我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已经多次，但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受，遵义会议精神确实是我们共-产-党员一生享用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
遵义人民不忘长征途中在这里牺牲的红军将士，在当年战场遗址找到了77位红军烈士坟墓，经过40年来的维修整理，现已建成颇具规模的红军烈士陵园。
青山埋忠骨，史册载功勋。
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极为重要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的历史经验，例如：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而不能墨守教条和照搬外国的经验;必须坚持革命辩证法，善于抓主要矛盾;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把党建设好，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始终坚定革命信念，发扬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这些经验仍然需要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和借鉴。
2.义会议会址在遵义老城子尹路(原名琵琶桥)东侧，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30年 代初。
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个部份。
主楼为中西合璧，临街有八间铺面房，当年为房主经营酱菜及颜料纸张。
铺面居中有一小牌楼，檐下悬挂着1964年11月题写的“遵义会址”六个字的黑漆金匾(此为为全国革命纪念地题字的唯一一处)。
街面房连接主楼与跨院之间有一座青砖牌坊。
牌坊上方用碎蓝瓷镶嵌着“慰庐”二字。
牌坊的另一面有“慎笃”二字。
遵义会议会址主楼坐北朝南，一楼一底，为曲尺形，砖木结构，歇山式屋顶，上盖小青瓦。
楼房有抱厦一圈，楼顶有一老虎窗。
楼层有走廊上，可以凭眺四围苍翠挺拔的群山，指点昔日红军二占遵义时与敌军鏖战地红花岗，插旗山、玉屏山、凤凰山诸峰。
会址主楼上下的门窗，漆板栗色，所有窗牖均镶嵌彩色玻璃。
紧埃主楼的跨院纯为木结构四合院，仍漆板栗色。
1953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部与一局(负责作点)即驻在这幢楼房里。
从1954年到现在，会址主楼的房间逐步复原了遵义会议会议室、军委总参谋部办公室、军委副主度周恩来的办公室兼 住室、红军总司令朱德与军委直属队指导员康克清的办公室兼住室以及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办公室兼住室、军委总部参谋人员和工作人员的住室等。
遵义苟坝会议读后感
义会议会址在遵义老城子尹路（原名琵琶桥）东侧，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30年 代初。
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个部份。
主楼为中西合璧，临街有八间铺面房，当年为房主经营酱菜及颜料纸张。
铺面居中有一小牌楼，檐下悬挂着1964年11月题写的“遵义会址”六个字的黑漆金匾（此为为全国革命纪念地题字的唯一一处）。
街面房连接主楼与跨院之间有一座青砖牌坊。
牌坊上方用碎蓝瓷镶嵌着“慰庐”二字。
牌坊的另一面有“慎笃”二字。
遵义会议会址主楼坐北朝南，一楼一底，为曲尺形，砖木结构，歇山式屋顶，上盖小青瓦。
楼房有抱厦一圈，楼顶有一老虎窗。
楼层有走廊上，可以凭眺四围苍翠挺拔的群山，指点昔日红军二占遵义时与敌军鏖战地红花岗，插旗山、玉屏山、凤凰山诸峰。
会址主楼上下的门窗，漆板栗色，所有窗牖均镶嵌彩色玻璃。
紧埃主楼的跨院纯为木结构四合院，仍漆板栗色。
1953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部与一局（负责作点）即驻在这幢楼房里。
从1954年到现在，会址主楼的房间逐步复原了遵义会议会议室、军委总参谋部办公室、军委副主度周恩来的办公室兼 住室、红军总司令朱德与军委直属队指导员康克清的办公室兼住室以及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办公室兼住室、军委总部参谋人员和工作人员的住室等。
遵义会议会议室在楼上，原为房主的小客厅。
面积为36平方米，长方形。
屋子正中的顶壁上悬挂着一盏荷叶边盖的洋员灯，屋子的东壁有一只挂钟（原物）和两个避柜（原物），其中一个避柜上嵌着一面穿衣镜。
西壁是一排轩亮的玻璃窗。
屋子中央陈列着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原物），四周围着一圈木边藤心摺叠靠背椅，共20只，为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所坐。
长方桌下有一只烧木炭的火盆，为当时取暖用。
遵义会议会议室按原来陈列，每天接待成百上千前来的瞻仰者。
军委总司令办公室（作战室）在遵义会议会议室正对的楼下，面积为56平方米，两间长方形的房间组成，中间不一道可拍叠的六合门。
屋子正中陈列着两张黑漆大方桌，桌上有铁座马烟、订书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喘革命军事委员会信 、报纸做的信封、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册以及《陈中日记》等。
屋子的西窗下陈列着两张三屈桌，桌上置西部皮包电话机，桌下立着线拐子。
东窗下陈列着一对灰褐色的铁皮公文挑箱。
北壁上陈列着一幅巨大的云、贵、川三省接壤地区的军用地图，图上插着红蓝色的三角小旗，标示着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的敌我态势。
当年，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 刘伯承等经常在这里办公、运筹帏幄，部署红军如何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将红军引向胜得前进的道路。
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在会址主楼西头的第一间。
室内按原状陈列：一张老式的暗褐色的木架子床上，铺白色 粗布垫单，有一床灰色薄棉被；窗下一张红漆九屈桌上有铜墨盒、瓷质毛筒、美孚罩子马灯、军委会信 、信封、毛笔、铅笔等物件。
室内一角置一挑铁皮公文挑箱。
壁上持手枪、望远镜与竹斗笠。
在引人注目的壁上还挂着一帧周恩来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留影。
这张珍贵的历史的历史照片为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所摄，录下了周恩来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生涯。
那清癯的面容、垂胸的长髯、坚定的目光，与室内简朴的陈设相映衬，可以想见周恩来在战争岁月中宵衣旰食、呕心沥血的 马生涯，令人肃然起敬。
朱德和康克清的办公室兼住室在会址主楼东头第一间，与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相对。
室内按原貌陈列：一张浅红色的老式木架床上，铺着白色粗布垫单、一床灰薄被、一床棕黄色的老式俄国毯。
室内一角有一对......
红色三部曲的读后感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逐渐走向了成熟.今年7月15日,我和我的爸爸一起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一睹了它的风采. 我们乘坐旅游大巴来到了贵州省遵义市.午饭后,我们便徒步来到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大门.走进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幢砖木机构,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灰色的砖墙,乌黑的瓦片,深红色的门窗和木制的楼梯和栏杆,显得朴素、大方.导游告诉我们说：“别小看了这幢楼,它可是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著名的遵义会议就在主楼楼上原房主的小客厅举行.”我感到惊讶,这座不起眼的房子,竟是遵义会议的举行地?真是不可思议!接着,我们来到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展厅.进入展厅,我就被不计其数的展品所吸引了.我一会儿摸摸这儿的雕像,一会儿看看那儿的文字介绍,一会儿听听导游的讲解,“忙”得不亦乐乎! 参观完遵义会议会址,我懂得了,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从此以后,我更加敬佩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了!
娄山关之战读后感
娄山关最为著名的战斗，应该是红军长征时期的娄山关大捷，这一次战斗是遵义会议实事求是精神的实践，把长征文化、中华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将这种丰沛的蕴涵留在这里，让魏巍娄山自然的高度又增添了人文的高度。
红军在娄山关的战斗有两次，娄山关大捷是第二次。
这两次战斗的战略上的指挥者是中央的军事指挥小组，在具体的战斗中是一、三军团的军长、政委和参谋长，他们是三个四川人、三个两湖人：一军团军长林彪（湖北）、三军团军长彭德怀（湖南）、一军团参谋长左权（湖南）是两湖人；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三军团参谋长邓萍是四川人。
红军在娄山关总共有29天时间：第一次从1935年1月6日进攻娄山关到1月22日红军大部队离开，共17天时间；第二次娄山关之战从1935年2月24日到28日，余战直至3月5日，共12天时间。
第一次从南向北进攻，第二次从北向南进攻。
下面介绍娄山关第一次战斗，这一次战斗在遵义会议之前，由中央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具体安排，聂荣臻、林彪具体指挥。
1935年1月6日红一军团攻下遵义，反动军队如鸟兽散。
这是长征以来占领的最大的城市，大家都想好好地看看遵义，在遵义休整一下。
但是中央军委担忧反动军队反攻，想把他们赶得远远地，决定派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追歼黔军，攻克娄山关这一个屏障，占领桐梓县城。
命令一下，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即到遵义城北门四团驻地部署战斗任务，当时的许多红军都面有难色。
但是为了保卫遵义的安全，他们二话没说，由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参谋长李英华带领着，冒着沉沉的夜色便向娄山关挺进。
贵州军阀王家烈侯之担部队闻讯，慌忙调兵遣将，在娄山关一带设防，以保他们桐梓军阀的老巢。
第四团率部在板桥消灭敌人一个前哨排，之后驻扎下来安排进攻娄山关。
1月7日，四团侦察了解娄山关的地形，获悉敌军扼守娄山关的情况。
通过老乡的支持，了解了娄山关道路情况；由当地老乡带路，决定采用一路正面强攻、一路绕关东小道迂回包抄的方法攻克娄山关。
1月8日20点40分，朱德电令“各军团除二师外，一月九日仍在现集中地区；二师先头部队于九日应向娄山关侦察前进，并相机占领桐梓”。
1月9日，四团一营长李光顺率一营担任正面主攻，由板桥出发沿公路以梯队形式展开向关口推进，二营为二梯队集结山脚待命。
侦察队长潘峰率侦察队和工兵连从关东侧小路向敌人侧后前进，意在截断敌后路，并袭击桐梓县城。
扼守在娄山关上的敌人，是从乌江防线溃退下来的黔军第三旅林秀生部两个团，胆寒若惊弓之鸟。
红军第一次打败娄山关守敌，得益于窃听了敌方的两次电话：第一次：其时正值下雨，红军通信班战士搭电线于敌人电话线上，听到守关敌人说东侧空虚，向其军部请求增援，敌军部电话命令“不准后撤一步”，并命其注意警戒关口东边小路，提防红军从侧后袭击桐梓。
耿飚团长即命正面部队暂缓进攻娄山关守敌，令关东侧侦察队、工兵连迅速断敌退路。
遵义会议简介100字
谢谢
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
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
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
这次会议开始确立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博古从遵义会议后的命运是什么样子的
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时，博古接受了严肃的尖锐的批评，确立了在党中央首先是军事上的领导地位，才使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博古在认真改正错误后，在长征途中和到陕北都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美国记者斯诺在新版《红星照耀中国》中，增加了《与的进一步谈话》一文。
其中说，回答斯诺提问长征有哪些有功人员时，列举了18位同志的名字，其中有博古。
以后在谈到王明路线错误时，指出，就责任来说，第一个是王明，第二个是博古，王明是这个路线的创造者和支持者，博古等是执行者和发挥者。
以后在党的七大，王明、博古仍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
1943年初，博古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新华社社长和中央出版局局长。
也算是党领导人中最年轻的，当时36岁。
博古住在解放日报社的这个山中腰的石窑洞里，他每天一大早就起床，急匆匆地到新闻部办公室，同编辑一起研究当天的重大新闻，研究当天编报的重要问题，往往到10点钟左右才回到自己住的窑洞吃早饭。
他是一个整天忙碌不知疲倦的人。
《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于1941年创办的第一个大型日报。
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始时，曾批评它是“不完全的党报”，没有很好地完全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解放日报》的改版是整风运动中的一件大事。
从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发表社论《致读者》到1944年2月16日发表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和重要文章，对于办党报的方针和基本原则，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原理和重大问题，都作了探讨和精辟的论述。
关于党报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要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新闻必须完全真实，要实行全党办报，密切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要建立新的文风，这些原则都是在《解放日报》改版时期逐步确立的。
在1942年9月的一封信里就说过：“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
” 博古居住兼办公的窑洞墙壁上，钉着全国的和世界的两张大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插了许多红白等颜色的小旗子，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这些旗子也随时移动。
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架子，按国内、国际、政治、军事等分类，插满了他自己做的卡片。
他每天在繁重的新闻工作之外，还挤时间做翻译工作，他译过《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4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 普列汉诺夫著 等等。
他临睡觉时，往往还要看一些中文或外文小说，他曾教导我们也要读些文学作品，说这对提高写作技巧是有好处的。
博古在领导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5年多工作期间，在他的策划和指导下，各解放区的新闻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一个系统的多层次的有机的网络。
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是它的中枢；各解放区各地和部队的报社，新华总社所属的9个总分社和40多个分社，是它的分支；墙报和黑板报是它的基石。
它培养了一大批新闻工作者，还有近3万业作通讯员。
这是一支坚强的新闻大军，它天天向国内外传播党的声音，报道时局动向，指明中国人民斗争的方向。
博古对创建和开拓这样规模的党的新闻事业是有卓越贡献的。
他曾经说过：“党报工作人员，对于党的每一个工作部门，对于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不可以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而应该去做‘公仆’，应该有恭谨勤劳的态度。
”博古就是对党和人民“恭谨勤劳”的楷模。
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对业务精益求精，对同志和人民极端热忱，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博古自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就是历届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
1946年2月赴重庆参加政协宪草审议小组工作。
4月8日与王若飞、邓发、叶挺等13人乘飞机由重庆返延安，因飞机遇雾迷路，在晋西北兴县东南的黑茶山撞山焚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中共中央以极大的悲痛宣布这一噩耗，全国震惊。
4月19日延安举行了隆重的悼祭和安葬仪式，解放区各地和重庆、上海都相继举行了隆重的“四八”烈士追悼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