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题小像的读后感，200字，要求有自己的感受哦（要求不高吧
）谢谢呢。
。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阁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一百多年前、当鲁迅先生还漂泊他乡、苦苦寻觅救国良策的时候、他发出了如此的感慨。
每当读到这首诗时、心里总会出现他孤独的背影和落寞的眼神。
祖国苦难深重、人民水深火热、自己心中的爱国热情就像丘比特的神箭、无法释怀。
那是怎样忧国忧民的胸怀、让人鞠泪的情思。
然而、鲁迅先生的爱国情怀却不被当时的人民所认同、所理解。
他感到万般无助和失望。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寄居他乡、故国飘摇、他空怀满腔报国热血、却难以唤醒沉睡的同胞，心中寂寞之感无人可诉。
可以说这首诗承载了诗人多少的心酸与愤懑，特别是最后一句：我以我血荐轩辕。
更是成为了鲁迅先生毕生的格言、他也用他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PS：由于时间仓促、所以一时半会想不出来了、楼主你就将就用着哈。
自题小像的读后感，200字，要求有自己的感受哦（要求不高吧
）谢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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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阁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一百多年前、当鲁迅先生还漂泊他乡、苦苦寻觅救国良策的时候、他发出了如此的感慨。
每当读到这首诗时、心里总会出现他孤独的背影和落寞的眼神。
祖国苦难深重、人民水深火热、自己心中的爱国热情就像丘比特的神箭、无法释怀。
那是怎样忧国忧民的胸怀、让人鞠泪的情思。
然而、鲁迅先生的爱国情怀却不被当时的人民所认同、所理解。
他感到万般无助和失望。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寄居他乡、故国飘摇、他空怀满腔报国热血、却难以唤醒沉睡的同胞，心中寂寞之感无人可诉。
可以说这首诗承载了诗人多少的心酸与愤懑，特别是最后一句：我以我血荐轩辕。
更是成为了鲁迅先生毕生的格言、他也用他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PS：由于时间仓促、所以一时半会想不出来了、楼主你就将就用着哈。
自题小像的中心思想
对《自题小像》的解读，应以鲁迅自己的“婚姻说”为基础。
全诗一、三句写家事，抒私情，二、四句写国事，抒民族情，交替承接推进，最后达到高潮，形成完整的抒情结构，既表现了儒家文化精神，切合家国一体的伦理系统，又是个体生命本能即生命力受到压抑后的伟大升华。
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悲剧，归根结底固然是礼教造成的，直接原因主要是母亲的包办和鲁迅的屈从，而朱安拒不听从鲁迅的要求放脚，则是鲁迅不爱以至厌恶朱安的真实的具体的原因。
关键词 鲁迅； 朱安 ；母亲 ；婚姻；民族； 结构； 脚 ；爱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1】 一 鲁迅逝世后第九天，1936年10月27日，许寿裳在他的纪念文章《我所认识的鲁迅》里，第一次公布了这首诗，说：“鲁迅对于民族解放事业，坚贞无比，在一九〇三年留学东京时，赠我小像，后补以诗。
”【2】同年12月19日，许寿裳在又一篇谈鲁迅旧诗的纪念文章《怀旧》里再次引录了这首诗，并为之定了题目《自题小像》，还作了讲解：“首句说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
”【3】1944年五四纪念日，许寿裳为《鲁迅旧体诗集》题的序跋，除说明“神矢”是“采取异域典故”，“想系借用罗马神话库必特（Cupid）爱矢之故事”【4】外，对《自题小像》全诗各句的解释，基本上仍用《怀旧》的文字。
许寿裳是鲁迅留日时最好的同学，终生的挚友，诗和像又都是题赠给他的，所以上述文字理所当然成为最具权威性的解释。
可是对一、三两句的解读却似乎留下了疑惑，不能使大家一致信服。
即对二、四两句，固然大体赞同，也还有不同的意见。
争议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开始，到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期，对这首诗的讨论曾经形成鲁迅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但结果并未达成共识。
争论的焦点主要是诗的首句“灵台无计逃神矢”是否与鲁迅的婚姻有关，由此分成两派，两派之内又有若干分歧。
除对“神矢”、“灵台”有多种解说外，“故园”指故乡还是指祖国，“荃”指清政府还是指人民群众，全诗主旨是反帝还是反满，都提出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
蒋锡金于1981年写的《<自题小像>和“婚姻说”》，是迄今最有价值的解读文章，它提供了1941年他和许广平“共同研读此诗”时，许广平作解释的“婚姻说”。
许广平说，“这首诗我问过周先生，周先生自己对我这样解释的。
周先生不但自己解释了这诗，而且，还举出了后来在1918年所写的新体诗《爱之神》，和1919年所写的杂文《随感录·四十》，说，诗里的意思，和后面两篇里所写的是差不多的。
”【5】根据鲁迅和许广平一致的解释，“婚姻说”总的来说是符合事实的。
二十年后的今天，鲁迅早已从“神”还原为“人”，而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也已大大拓展，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完全读懂这首诗了。
否则，真是对不起鲁迅，也对不起自己。
然而，新近出版的《鲁迅旧诗探解》（倪墨炎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和《鲁迅诗说》（赵冰波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第1 版）对这首诗的解说仍不能令人满意。
倪著确是学术著作，史料丰富，但解释多沿袭旧说；赵著采用散文笔法，叙事生动，但不能算学术专著。
而且两人都有一些模棱两可的说法，看来自己都还没有十足的把握，整体上也都未能超出蒋锡金1956年《鲁迅诗本事》的研究水平。
本文自命新论，旨在正面地全面地认识诗的思想和艺术，探讨鲁迅写作的背景和心理，仍然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特别以鲁迅自己的话为依据，决不捕风捉影地想当然。
对那些明显缺乏根据牵强附会的推断，无须反驳。
众所周知的事实和常识，也尽量从简，而知者较少的材料则推介稍详。
重点放在前人已经触及但没有具体深入的地方，或前人已经感到疑惑并且留下空白的地方，力求释疑解惑，都能落到实处。
下面逐句解读和注释全诗。
二 “灵台无计逃神矢”。
我的心无法逃脱爱神乱射的箭，喻指我无法逃避母亲决定的婚姻的苦难。
灵台：心。
典出《庄子》杂篇《庚桑楚第二十三》：“不可内于灵台。
”（“内”通“纳”）“寇莫大于阴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神矢：神的箭。
典出外国古典神话小爱神的故事。
希腊神话中的埃罗斯（又译厄罗斯）和罗马神话中与之相混同的丘比特（又译库比德），是爱与美之女神（希腊的阿佛罗狄忒，罗马的维纳斯）之子，生有双翼，带着弓箭，射向人和神的心灵。
他有两种箭，一为金箭，可激发神与人的爱情，带来愉快幸福，一为铅箭，可窒息神与人的爱情，带来痛苦甚至死亡。
他的箭百发百中，威力强大，谁也躲不过，而他却反复无常，喜欢恶作剧，有时乱射一通，使天国人间演出许多爱情的悲喜剧。
中国普通读者，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爱神之箭使人产生爱情获得幸福，而不知它也可以使人熄灭爱情得到不幸，甚至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者也只注了前者，而鲁迅用这个洋典故却是指后者。
他写于1918年的白话诗《爱之神》可以互证，这首诗后收入《集外集》，一般研究者似乎不太注意。
“风雨如磐暗故园”。
风雨如大石压在头上，黑暗笼罩着祖国的家园。
风雨如磐，典出《诗经·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唐·贯休《侠客》：“黄昏风雨黑如磐”；清末黄遵宪《春夜招乡人饮》：“天地黑如磐，腥风吹雨血”，《岁暮怀人诗》：“漫山风雨黑如磐”。
“风雨”隐喻帝国主义侵略和满清专制统治。
暗：使······变得黑暗。
故园：故乡，泛指祖国。
鲁迅《悼丁君》：“如磐夜气压重楼”，《秋夜有感》：“中夜鸡鸣风雨集”，用典同此。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托寒星向母亲传达心意，但母亲不体察我的衷情。
寄意寒星，典出《楚辞·九辩》：“愿寄言夫流星兮，羌倏忽而难当”；星在高天之上，故曰寒星，暗寓心情。
荃不察，典出屈原《离骚》：“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
荃：一种香草名，原典喻指楚怀王，后因以比喻君主，鲁迅用荃比喻母亲。
过去解诗者对“荃”的喻指看法不一，或以为人民群众，即许寿裳所说“同胞”，或以为当时的君主即清朝统治者，显然都不合适。
1903年鲁迅还在弘文学院普通科学习，虽已开始思考国民性和人性问题，但并未作出提倡文艺运动的选择，向民众“寄意”与同胞“不察”都谈不上，以“荃”喻人民、祖国不但古书中没有先例，按鲁迅当时的思想也不可能。
鲁迅此诗是题剪辫后照的像，剪辫即与满清统治者决裂的表征，因此像和诗乃是鲁迅反清革命的宣言，把“荃”解释为清廷是大错而特错的。
有人看出这两种解释的不妥，又没有找到确切的新解，于是提出“荃”的意义不确定，包含有多种可能，鲁迅也是虚指。
这也是讲不通的。
我的以“荃”喻母亲的解释，从伦理关系上可以和以荃喻君主相通。
母子与君臣，虽有家国之别，但后者服从前者是相同的。
鲁迅对母亲尽孝，与屈原对君主尽忠，都是遵从封建宗法时代的道德。
在婚姻问题上鲁迅和母亲的关系，与在国家问题上屈原和楚王的关系，本质上极其相似。
在鲁迅心目中，母亲是至高无上的，母命是不可违抗的，正是母亲不顾鲁迅的感情和意见，坚持错误的决定，才造成了鲁迅大半辈子的不幸和痛苦。
而且，“寄意寒星荃不察”的所指是有事实为依据的。
这就是俞芳的回忆文章所提供的材料。
俞鲁两家是同乡旧识，俞芳三姊妹和鲁迅母子及朱安曾同住砖塔胡同六十一号，1930年起俞芳还代鲁母给鲁迅写信五年之久，此后关系也非常密切，鲁母对俞芳无话不谈，可以说亲如一家，她叙述的情况应该是可靠的： 记得太师母也曾和我谈起过大先生和大师母的关系问题。
老人家说： 当时我为大先生订了亲，事后才告诉大先生。
他当时虽有些勉强，但认为我既做了主，就没有坚决反对，也许他信任我，认为我给他找的人，总不会错的。
后来得知对方（朱安女士）是缠脚的，大先生不喜欢小脚女人，但他认为这是旧社会造成的，并不以小脚为辞，拒绝这门婚事，只是从日本写信回来，叫家里通知她放脚。
【6】周建人也在回忆文章里说：“他一到日本就参加了留学生组织的天足会。
那时秋瑾在日本，提倡天足会，反对妇女缠脚，自己放了脚。
鲁迅当时给母亲写信，要让朱安太太放脚（当时已与朱安太太订婚，尚未结婚）。
”【7】俞芳没有具体说明何时订的婚，但肯定是鲁迅不在绍兴期间。
从前后时间推断，订婚当在鲁迅赴日留学的第二年即1903年，“断发照相”之后，“后补以诗”之前，而不应该提前到鲁迅在南京读书期间。
否则，无论是事隔几年之后鲁母才告诉长子给他订了婚，还是鲁迅接受订婚几年后才要求朱安放脚，都极不合乎情理。
1899－1901年间的周作人日记所记，只是议婚过程，并未尘埃落定，鲁迅也还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不仅是“后来得知对方是缠脚的”，“从日本写信回来，叫家里通知她放脚”，就是之前鲁母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为他订婚，事后才告诉他，他先表示反对，不得已才服从，母子间也多半是通过书信往还传达彼此的意思。
“寄意寒星”，正是暗喻鲁迅为此事一再给母亲写信，决不能虚化为望星空而兴叹。
然而“荃不察”，母亲固执己见，不理解他的心情，更不采纳他的意见，先是反对订婚无效，后是通知放脚被拒，一切都无法改变，无可奈何。
于是鲁迅从此几年都不回家探母，直到1906年被母亲骗回去结婚。
“我以我血荐轩辕”。
我把我的鲜血敬献给祖国，誓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牺牲。
荐：祭祀，敬献。
轩辕：黄帝名，传说中的部落联盟领袖，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后人尊为汉民族的也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和象征。
“荐轩辕”当然不是指进献给这一位传说的远古帝王，而是指奉献给他所象征的祖国和民族——以汉民族为主导和主体的中华民族。
从历史事实来看，从鲁迅思想来讲，这句诗所表现的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民族革命思想，无疑包括对外的反帝国主义和对内的反满清王朝。
是否反清，乃当时革命派与维新派的基本的原则的区别。
在满清政权的专制奴役下，不但汉民族得不到真正解放，而且根本不可能有所谓中华民族大家庭。
有些研究者在解读此诗时，只强调鲁迅的反帝爱国，而否认他有反清革命思想，担心说排满会贬低鲁迅，其实是不必要的。
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是和民族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救国必须革命，革命必须排满——指推翻满清王朝，并不是反对满族平民，理所当然，无可非议。
在南京接受了维新派思想的鲁迅，到日本之后，迅速成为伟大的爱国者和反帝反清的民族革命者。
这句诗有力地抒发了他决心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崇高志愿，是他思想飞跃的表征，“毕生实践的誓言”。
三 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鲁迅为什么不爱朱安，而且不只是不爱，简直是厌恶，想起来就痛苦，在一起更不能忍受。
而且这种心理从订婚起到结婚后一直没有改变。
全家搬到北京以后，尽管朱安在生活上“服侍”鲁迅似乎“无微不至”，也毫无效果。
用俞芳回忆鲁母说的话，“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就这样过了十几年，他们两人好像越来越疏远，精神上都很痛苦”。
【8】如此刻骨铭心不堪忍受的苦痛，仅仅用“包办婚姻”或“封建婚姻”来解释实在过于笼统，根本原因是两人思想差距太大，没有共同语言。
连称赞朱安“心地善良”且“很有主见”，并对其悲剧命运深表同情的俞芳，也认为朱安“思想保守，封建意识浓厚”，不识字，不想学文化，“从思想上看，她比太师母衰老、落后，常给人以‘未老先衰’的感觉”，不但脚还是小脚，甚至剪发也是鲁母先剪之后“现身说法”地劝她才剪的。
【9】俞芳部分地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但忽视了一个最关键的事实，即朱安拒绝放脚，正是这一点给鲁迅最大最深的精神刺激。
鲁迅在日本以书信通知朱安放脚被拒后，写《自题小像》以发抒愤懑，结婚之日眼见朱安“脚小鞋大”，以致绣花鞋“从轿里掉出来”，更是痛不欲生，洞房之夜泪水湿透枕巾，“第二夜就睡到书房去了”，也不按老例去祠堂拜祖宗。
【10】俞芳说朱安是“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的牺牲者”，【11】并不十分准确，鲁迅叫她放脚她就置之不理，没有“从夫”，这既表明她思想的落后守旧而且顽固，又是对鲁迅的极不尊重，即此一端就伤透了鲁迅的心，以后再谈什么“尊敬”、“爱慕”、“顺着他”、“待他好”，都没有实际意义，反显得很不自然。
所以，拒不放脚，害己害人，这才是鲁迅不爱以至厌恶朱安的真实的具体的原因。
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悲剧，归根结底固然是礼教造成的，直接原因主要是母亲的包办和鲁迅的屈从，但朱安本人实也难辞其咎。
遗憾的是鲁母未能体察儿子的苦衷，没有坚持要朱安放脚，而是坚持要鲁迅和朱安结婚，一错再错，终于铸成无法挽救的悲剧。
在这个问题上最知情的莫过于许寿裳。
他在给学生讲述“鲁迅的生活”时，谈到鲁迅在日本学医的动机，说“据他所知”，除了“（一）恨中医耽误了他的父亲的病”和“（二）确知日本明治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医的事实”这两点以外，“还对于一件具体的事实起了宏愿，也可以说是一种痴想，就是：（三）救济中国女子的小脚，要想解放那些所谓‘三寸金莲’，使恢复到天足模样。
后来，实地经过了人体解剖，悟到已断的筋骨没有法子可想。
这样由热望而苦心研究，终至于断念绝望，使他对于缠足女子的同情，比普通人特别来得大，更由绝望而愤怒，痛恨赵宋以后历代摧残女子者的无心肝，所以他的著作里写到小脚都是字中含泪的。
”许寿裳列举了鲁迅著作中写到小脚的文字凡六例，见：《朝花夕拾•范爱农》，《热风•随感录四十二》，《呐喊•风波》，《呐喊•故乡》，《彷徨•离婚》，《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他还说，鲁迅是由对女子缠脚的“感触多端，从此着重在国民性劣点的研究了”，后来之弃医从文，课堂上忽然看到中国人被斩的幻灯片“不过是一种刺激，并不是唯一的刺激”。
【12】 这些都说得对，但不完全，需要补充几点： 一、 朱安缠脚且拒不放脚是对鲁迅的巨大刺激，在救治小脚的 学医动机里占有重要地位。
许寿裳特意避讳这一点，如同他解诗时忌谈鲁迅的婚姻一样。
二、 鲁迅著作里写到缠足或天足的地方还多，可以说，对缠足 的反感和对天足的喜爱已经在他的意识里形成一个“情结”，下面再举六例，限于篇幅，仍只列篇名（按时间顺序排列）：《〈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集外集拾遗补编·补救世道文件四种》，《集外集拾遗补编·“天生蛮性”》，《故事新编·采薇》，《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
鲁迅憎恶缠足，赞扬天足，主张放脚，既包含了人体生理学的科学知识和妇女解放的现代伦理观念，又体现了他追求身心健康的审美心理和灵肉一致的性爱心理。
人的脚本属于身体中富有美感和性感的部位，女子的天足向来是健康与多情男人的审美对象和性爱对象。
鲁迅从陶渊明《闲情赋》的“十愿”中单单选出“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称赞其思想“摩登”和“大胆”，【13】颇近于现代性心理学中的所谓“足恋”，现在世界上已蔚成“摩登”时尚。
朱安拒绝放脚，执意保守其形体的残损丑陋，反映了思想性格的落后愚顽，不仅有违科学和道德，而且从根本上与鲁迅的审美和性爱心理针锋相对。
面对如此病态而且讳疾忌医的身体和心理，在私生活上极其严肃的鲁迅，当然不能生爱，不能起性，惟有苦痛、悲哀、绝望和逃离。
三、缠足放开以后，虽因筋骨已经损伤，不能恢复到天足模样，但还是能有所恢复，放得越早恢复得越好。
清末新派人士兴起天足运动，许多受其影响的小脚女人放了脚，结果半大不小，这就是所谓“放大脚”或曰“解放脚”，固然不如天足，但总比小脚好得多。
鲁迅的母亲就是如此。
但放脚是需要勇气的。
缠足妇人敢于放脚，是接受新思想的表现。
鲁迅母亲放脚，还跟房族中的老少顽固派进行过坚决斗争。
而且，缠脚痛苦，放脚也不轻松。
胡适在《尝试集》的自序里，曾用放大脚比喻他的白话诗，“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14】把放大脚也写得很美的是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小说中一再写婉卿的美貌，她的脚也光彩照人：“那边履声阁阁，婉小姐像一朵彩云，早来到面前。
······脚上是蜜色长统丝袜，配着金色高跟皮鞋，竟看不出是缠过的半天足。
······”【15】朱安固然不能与茅盾理想中的女中豪杰张婉卿相比，但她可放足而不放足，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鲁迅不以小脚为辞拒绝婚事，只是要求她放脚，既正视现实，又面向未来，入情入理，绝不过分。
是朱安的不放脚凸显了她的愚昧和顽固，使鲁迅不能不深恶之。
鲁迅所痛苦、悲哀和怨愤的，不是一般的包办婚姻，而是在那个产生了秋瑾的时代和已得风气之先的家乡，母亲竟坚持给他包办了这么一个拒不接受新思想，固守其灵肉一致之丑的旧式女人
四 《自题小像》的解读之所以发生困难，格式的特别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般的论者囿于起承转合的诗的格式，认为如果把一、三两句按“婚姻说”解释，就会与二、四句脱节，因而不合逻辑；为要合所谓逻辑，就必须把一、三句也解释成写国家民族。
种种牵强的说法即由此种思路而来。
殊不知起承转合乃后世诗论家对律绝章法的一种归纳，并非唯一的模式，实际上很多名诗并不是按这个格式写的。
鲁迅的《自题小像》就在格式上极富独创性，全诗四句，一、三句写家事，抒私情，纯系婚姻之情事，个人之情事，二、四句写国事，抒民族情，感时忧国之情，舍身报国之情，属于一种公共道德情怀。
两者既非一般的承接和转折，也不是简单的并列和排比，而是由小而大，由此及彼，家国相对，大小相衬，即由个人到民族，由家事到国事，构成一种交替承接推进的格式，尾句达到高潮，将个人献给祖国，二者合成一个完整的抒情结构。
在这个结构里，暗写家事，明写国事，前者完全用典，含意隐晦，后者虽也用典，但意思比较明显，最后直抒胸臆，发出宏大誓愿。
两者似断实连，矛盾统一，大幅度跳跃，“语不接而意接”，具有极大的情感容量和审美张力。
中外典故作为隐喻的密集使用，使诗的语言极富弹性和密度，为诗意的跳跃铺设了基石，也增加了阅读的难度。
但还有一个困难需要克服，就是一三句和二四句的内在联系。
这个问题可以从伦理学和心理学两个层面解决。
在伦理学层面，《自题小像》正是发扬了儒家文化精神，切合家国一体的伦理系统，表现出修齐治平的价值取向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格理想。
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儒家政治伦理的两条基本原则，而当所谓“忠孝不能两全”时，必以孝服从忠，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这是历代真儒家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和实现自我完善的道德目标。
霍去病的“匈奴不灭，无以家为”，因此成为流传千古的道德箴言。
鲁迅当时处在家事国事两不顺的双重矛盾中，既怀孝母之心，又抱救国之志。
诗的二者交替推进、形似跳跃的结构，反映了作者的道德思考与情感，十分合逻辑地循儒家伦理体系，由私而公，由家而国，即由生命个体推及民族整体，在欲兼顾二者而不可得的情势下，毅然作出血荐轩辕的最终抉择。
不过，儒家伦理还不能圆满地解释这首诗的内部心理结构，这需要借助心理学。
运用近代审美心理学中的联想理论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的升华理论，可以分别从表层和深层探求作者的心理。
就表层说，《自题小像》从婚姻家庭之事想到国家民族之事，尤其是从第一句到第二句，是因两者同样多难引起的接近和类似联想。
而在心理的深层，鲁迅因不满包办婚姻，厌恶小脚女人，到决心献身民族解放的革命事业，乃是生命本能即生命力的伟大升华。
后来鲁迅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介绍其主旨：“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
”又说：“作者据伯格森一流的哲学，以进行不息的生命力为人类生活的根本，又从弗罗特一流的科学，寻出生命力的根柢来，即用以解释文艺，——尤其是文学。
”并对其“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表示赞赏。
【16】厨川白村用以解释文艺的，就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生命力升华的理论。
这一理论不仅能够圆满地解释《自题小像》的深层结构，而且可以用来解释鲁迅全部文学创作的心理动因。
鲁迅本人也是一直认同并善于运用这些理论的。
而把这些理论用于本文的对象和目的，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鲁迅母亲包办婚姻和朱安丑陋的小脚带给鲁迅的痛苦不幸，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自题小像》这首伟大的诗篇，也在一定意义上玉成了鲁迅这位中国新文化的巨人。
一幕历史的悲喜剧就是这样演出的。
自题小像的中心思想
对《自题小像》的解读，应以鲁迅自己的“婚姻说”为基础。
全诗一、三句写家事，抒私情，二、四句写国事，抒民族情，交替承接推进，最后达到高潮，形成完整的抒情结构，既表现了儒家文化精神，切合家国一体的伦理系统，又是个体生命本能即生命力受到压抑后的伟大升华。
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悲剧，归根结底固然是礼教造成的，直接原因主要是母亲的包办和鲁迅的屈从，而朱安拒不听从鲁迅的要求放脚，则是鲁迅不爱以至厌恶朱安的真实的具体的原因。
关键词 鲁迅； 朱安 ；母亲 ；婚姻；民族； 结构； 脚 ；爱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1】 一 鲁迅逝世后第九天，1936年10月27日，许寿裳在他的纪念文章《我所认识的鲁迅》里，第一次公布了这首诗，说：“鲁迅对于民族解放事业，坚贞无比，在一九〇三年留学东京时，赠我小像，后补以诗。
”【2】同年12月19日，许寿裳在又一篇谈鲁迅旧诗的纪念文章《怀旧》里再次引录了这首诗，并为之定了题目《自题小像》，还作了讲解：“首句说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
”【3】1944年五四纪念日，许寿裳为《鲁迅旧体诗集》题的序跋，除说明“神矢”是“采取异域典故”，“想系借用罗马神话库必特（Cupid）爱矢之故事”【4】外，对《自题小像》全诗各句的解释，基本上仍用《怀旧》的文字。
许寿裳是鲁迅留日时最好的同学，终生的挚友，诗和像又都是题赠给他的，所以上述文字理所当然成为最具权威性的解释。
可是对一、三两句的解读却似乎留下了疑惑，不能使大家一致信服。
即对二、四两句，固然大体赞同，也还有不同的意见。
争议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开始，到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期，对这首诗的讨论曾经形成鲁迅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但结果并未达成共识。
争论的焦点主要是诗的首句“灵台无计逃神矢”是否与鲁迅的婚姻有关，由此分成两派，两派之内又有若干分歧。
除对“神矢”、“灵台”有多种解说外，“故园”指故乡还是指祖国，“荃”指清政府还是指人民群众，全诗主旨是反帝还是反满，都提出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
蒋锡金于1981年写的《<自题小像>和“婚姻说”》，是迄今最有价值的解读文章，它提供了1941年他和许广平“共同研读此诗”时，许广平作解释的“婚姻说”。
许广平说，“这首诗我问过周先生，周先生自己对我这样解释的。
周先生不但自己解释了这诗，而且，还举出了后来在1918年所写的新体诗《爱之神》，和1919年所写的杂文《随感录·四十》，说，诗里的意思，和后面两篇里所写的是差不多的。
”【5】根据鲁迅和许广平一致的解释，“婚姻说”总的来说是符合事实的。
二十年后的今天，鲁迅早已从“神”还原为“人”，而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也已大大拓展，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完全读懂这首诗了。
否则，真是对不起鲁迅，也对不起自己。
然而，新近出版的《鲁迅旧诗探解》（倪墨炎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和《鲁迅诗说》（赵冰波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第1 版）对这首诗的解说仍不能令人满意。
倪著确是学术著作，史料丰富，但解释多沿袭旧说；赵著采用散文笔法，叙事生动，但不能算学术专著。
而且两人都有一些模棱两可的说法，看来自己都还没有十足的把握，整体上也都未能超出蒋锡金1956年《鲁迅诗本事》的研究水平。
本文自命新论，旨在正面地全面地认识诗的思想和艺术，探讨鲁迅写作的背景和心理，仍然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特别以鲁迅自己的话为依据，决不捕风捉影地想当然。
对那些明显缺乏根据牵强附会的推断，无须反驳。
众所周知的事实和常识，也尽量从简，而知者较少的材料则推介稍详。
重点放在前人已经触及但没有具体深入的地方，或前人已经感到疑惑并且留下空白的地方，力求释疑解惑，都能落到实处。
下面逐句解读和注释全诗。
二 “灵台无计逃神矢”。
我的心无法逃脱爱神乱射的箭，喻指我无法逃避母亲决定的婚姻的苦难。
灵台：心。
典出《庄子》杂篇《庚桑楚第二十三》：“不可内于灵台。
”（“内”通“纳”）“寇莫大于阴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神矢：神的箭。
典出外国古典神话小爱神的故事。
希腊神话中的埃罗斯（又译厄罗斯）和罗马神话中与之相混同的丘比特（又译库比德），是爱与美之女神（希腊的阿佛罗狄忒，罗马的维纳斯）之子，生有双翼，带着弓箭，射向人和神的心灵。
他有两种箭，一为金箭，可激发神与人的爱情，带来愉快幸福，一为铅箭，可窒息神与人的爱情，带来痛苦甚至死亡。
他的箭百发百中，威力强大，谁也躲不过，而他却反复无常，喜欢恶作剧，有时乱射一通，使天国人间演出许多爱情的悲喜剧。
中国普通读者，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爱神之箭使人产生爱情获得幸福，而不知它也可以使人熄灭爱情得到不幸，甚至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者也只注了前者，而鲁迅用这个洋典故却是指后者。
他写于1918年的白话诗《爱之神》可以互证，这首诗后收入《集外集》，一般研究者似乎不太注意。
“风雨如磐暗故园”。
风雨如大石压在头上，黑暗笼罩着祖国的家园。
风雨如磐，典出《诗经·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唐·贯休《侠客》：“黄昏风雨黑如磐”；清末黄遵宪《春夜招乡人饮》：“天地黑如磐，腥风吹雨血”，《岁暮怀人诗》：“漫山风雨黑如磐”。
“风雨”隐喻帝国主义侵略和满清专制统治。
暗：使······变得黑暗。
故园：故乡，泛指祖国。
鲁迅《悼丁君》：“如磐夜气压重楼”，《秋夜有感》：“中夜鸡鸣风雨集”，用典同此。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托寒星向母亲传达心意，但母亲不体察我的衷情。
寄意寒星，典出《楚辞·九辩》：“愿寄言夫流星兮，羌倏忽而难当”；星在高天之上，故曰寒星，暗寓心情。
荃不察，典出屈原《离骚》：“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
荃：一种香草名，原典喻指楚怀王，后因以比喻君主，鲁迅用荃比喻母亲。
过去解诗者对“荃”的喻指看法不一，或以为人民群众，即许寿裳所说“同胞”，或以为当时的君主即清朝统治者，显然都不合适。
1903年鲁迅还在弘文学院普通科学习，虽已开始思考国民性和人性问题，但并未作出提倡文艺运动的选择，向民众“寄意”与同胞“不察”都谈不上，以“荃”喻人民、祖国不但古书中没有先例，按鲁迅当时的思想也不可能。
鲁迅此诗是题剪辫后照的像，剪辫即与满清统治者决裂的表征，因此像和诗乃是鲁迅反清革命的宣言，把“荃”解释为清廷是大错而特错的。
有人看出这两种解释的不妥，又没有找到确切的新解，于是提出“荃”的意义不确定，包含有多种可能，鲁迅也是虚指。
这也是讲不通的。
我的以“荃”喻母亲的解释，从伦理关系上可以和以荃喻君主相通。
母子与君臣，虽有家国之别，但后者服从前者是相同的。
鲁迅对母亲尽孝，与屈原对君主尽忠，都是遵从封建宗法时代的道德。
在婚姻问题上鲁迅和母亲的关系，与在国家问题上屈原和楚王的关系，本质上极其相似。
在鲁迅心目中，母亲是至高无上的，母命是不可违抗的，正是母亲不顾鲁迅的感情和意见，坚持错误的决定，才造成了鲁迅大半辈子的不幸和痛苦。
而且，“寄意寒星荃不察”的所指是有事实为依据的。
这就是俞芳的回忆文章所提供的材料。
俞鲁两家是同乡旧识，俞芳三姊妹和鲁迅母子及朱安曾同住砖塔胡同六十一号，1930年起俞芳还代鲁母给鲁迅写信五年之久，此后关系也非常密切，鲁母对俞芳无话不谈，可以说亲如一家，她叙述的情况应该是可靠的： 记得太师母也曾和我谈起过大先生和大师母的关系问题。
老人家说： 当时我为大先生订了亲，事后才告诉大先生。
他当时虽有些勉强，但认为我既做了主，就没有坚决反对，也许他信任我，认为我给他找的人，总不会错的。
后来得知对方（朱安女士）是缠脚的，大先生不喜欢小脚女人，但他认为这是旧社会造成的，并不以小脚为辞，拒绝这门婚事，只是从日本写信回来，叫家里通知她放脚。
【6】周建人也在回忆文章里说：“他一到日本就参加了留学生组织的天足会。
那时秋瑾在日本，提倡天足会，反对妇女缠脚，自己放了脚。
鲁迅当时给母亲写信，要让朱安太太放脚（当时已与朱安太太订婚，尚未结婚）。
”【7】俞芳没有具体说明何时订的婚，但肯定是鲁迅不在绍兴期间。
从前后时间推断，订婚当在鲁迅赴日留学的第二年即1903年，“断发照相”之后，“后补以诗”之前，而不应该提前到鲁迅在南京读书期间。
否则，无论是事隔几年之后鲁母才告诉长子给他订了婚，还是鲁迅接受订婚几年后才要求朱安放脚，都极不合乎情理。
1899－1901年间的周作人日记所记，只是议婚过程，并未尘埃落定，鲁迅也还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不仅是“后来得知对方是缠脚的”，“从日本写信回来，叫家里通知她放脚”，就是之前鲁母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为他订婚，事后才告诉他，他先表示反对，不得已才服从，母子间也多半是通过书信往还传达彼此的意思。
“寄意寒星”，正是暗喻鲁迅为此事一再给母亲写信，决不能虚化为望星空而兴叹。
然而“荃不察”，母亲固执己见，不理解他的心情，更不采纳他的意见，先是反对订婚无效，后是通知放脚被拒，一切都无法改变，无可奈何。
于是鲁迅从此几年都不回家探母，直到1906年被母亲骗回去结婚。
“我以我血荐轩辕”。
我把我的鲜血敬献给祖国，誓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牺牲。
荐：祭祀，敬献。
轩辕：黄帝名，传说中的部落联盟领袖，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后人尊为汉民族的也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和象征。
“荐轩辕”当然不是指进献给这一位传说的远古帝王，而是指奉献给他所象征的祖国和民族——以汉民族为主导和主体的中华民族。
从历史事实来看，从鲁迅思想来讲，这句诗所表现的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民族革命思想，无疑包括对外的反帝国主义和对内的反满清王朝。
是否反清，乃当时革命派与维新派的基本的原则的区别。
在满清政权的专制奴役下，不但汉民族得不到真正解放，而且根本不可能有所谓中华民族大家庭。
有些研究者在解读此诗时，只强调鲁迅的反帝爱国，而否认他有反清革命思想，担心说排满会贬低鲁迅，其实是不必要的。
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是和民族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救国必须革命，革命必须排满——指推翻满清王朝，并不是反对满族平民，理所当然，无可非议。
在南京接受了维新派思想的鲁迅，到日本之后，迅速成为伟大的爱国者和反帝反清的民族革命者。
这句诗有力地抒发了他决心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崇高志愿，是他思想飞跃的表征，“毕生实践的誓言”。
三 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鲁迅为什么不爱朱安，而且不只是不爱，简直是厌恶，想起来就痛苦，在一起更不能忍受。
而且这种心理从订婚起到结婚后一直没有改变。
全家搬到北京以后，尽管朱安在生活上“服侍”鲁迅似乎“无微不至”，也毫无效果。
用俞芳回忆鲁母说的话，“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就这样过了十几年，他们两人好像越来越疏远，精神上都很痛苦”。
【8】如此刻骨铭心不堪忍受的苦痛，仅仅用“包办婚姻”或“封建婚姻”来解释实在过于笼统，根本原因是两人思想差距太大，没有共同语言。
连称赞朱安“心地善良”且“很有主见”，并对其悲剧命运深表同情的俞芳，也认为朱安“思想保守，封建意识浓厚”，不识字，不想学文化，“从思想上看，她比太师母衰老、落后，常给人以‘未老先衰’的感觉”，不但脚还是小脚，甚至剪发也是鲁母先剪之后“现身说法”地劝她才剪的。
【9】俞芳部分地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但忽视了一个最关键的事实，即朱安拒绝放脚，正是这一点给鲁迅最大最深的精神刺激。
鲁迅在日本以书信通知朱安放脚被拒后，写《自题小像》以发抒愤懑，结婚之日眼见朱安“脚小鞋大”，以致绣花鞋“从轿里掉出来”，更是痛不欲生，洞房之夜泪水湿透枕巾，“第二夜就睡到书房去了”，也不按老例去祠堂拜祖宗。
【10】俞芳说朱安是“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的牺牲者”，【11】并不十分准确，鲁迅叫她放脚她就置之不理，没有“从夫”，这既表明她思想的落后守旧而且顽固，又是对鲁迅的极不尊重，即此一端就伤透了鲁迅的心，以后再谈什么“尊敬”、“爱慕”、“顺着他”、“待他好”，都没有实际意义，反显得很不自然。
所以，拒不放脚，害己害人，这才是鲁迅不爱以至厌恶朱安的真实的具体的原因。
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悲剧，归根结底固然是礼教造成的，直接原因主要是母亲的包办和鲁迅的屈从，但朱安本人实也难辞其咎。
遗憾的是鲁母未能体察儿子的苦衷，没有坚持要朱安放脚，而是坚持要鲁迅和朱安结婚，一错再错，终于铸成无法挽救的悲剧。
在这个问题上最知情的莫过于许寿裳。
他在给学生讲述“鲁迅的生活”时，谈到鲁迅在日本学医的动机，说“据他所知”，除了“（一）恨中医耽误了他的父亲的病”和“（二）确知日本明治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医的事实”这两点以外，“还对于一件具体的事实起了宏愿，也可以说是一种痴想，就是：（三）救济中国女子的小脚，要想解放那些所谓‘三寸金莲’，使恢复到天足模样。
后来，实地经过了人体解剖，悟到已断的筋骨没有法子可想。
这样由热望而苦心研究，终至于断念绝望，使他对于缠足女子的同情，比普通人特别来得大，更由绝望而愤怒，痛恨赵宋以后历代摧残女子者的无心肝，所以他的著作里写到小脚都是字中含泪的。
”许寿裳列举了鲁迅著作中写到小脚的文字凡六例，见：《朝花夕拾•范爱农》，《热风•随感录四十二》，《呐喊•风波》，《呐喊•故乡》，《彷徨•离婚》，《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他还说，鲁迅是由对女子缠脚的“感触多端，从此着重在国民性劣点的研究了”，后来之弃医从文，课堂上忽然看到中国人被斩的幻灯片“不过是一种刺激，并不是唯一的刺激”。
【12】 这些都说得对，但不完全，需要补充几点： 一、 朱安缠脚且拒不放脚是对鲁迅的巨大刺激，在救治小脚的 学医动机里占有重要地位。
许寿裳特意避讳这一点，如同他解诗时忌谈鲁迅的婚姻一样。
二、 鲁迅著作里写到缠足或天足的地方还多，可以说，对缠足 的反感和对天足的喜爱已经在他的意识里形成一个“情结”，下面再举六例，限于篇幅，仍只列篇名（按时间顺序排列）：《〈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集外集拾遗补编·补救世道文件四种》，《集外集拾遗补编·“天生蛮性”》，《故事新编·采薇》，《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
鲁迅憎恶缠足，赞扬天足，主张放脚，既包含了人体生理学的科学知识和妇女解放的现代伦理观念，又体现了他追求身心健康的审美心理和灵肉一致的性爱心理。
人的脚本属于身体中富有美感和性感的部位，女子的天足向来是健康与多情男人的审美对象和性爱对象。
鲁迅从陶渊明《闲情赋》的“十愿”中单单选出“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称赞其思想“摩登”和“大胆”，【13】颇近于现代性心理学中的所谓“足恋”，现在世界上已蔚成“摩登”时尚。
朱安拒绝放脚，执意保守其形体的残损丑陋，反映了思想性格的落后愚顽，不仅有违科学和道德，而且从根本上与鲁迅的审美和性爱心理针锋相对。
面对如此病态而且讳疾忌医的身体和心理，在私生活上极其严肃的鲁迅，当然不能生爱，不能起性，惟有苦痛、悲哀、绝望和逃离。
三、缠足放开以后，虽因筋骨已经损伤，不能恢复到天足模样，但还是能有所恢复，放得越早恢复得越好。
清末新派人士兴起天足运动，许多受其影响的小脚女人放了脚，结果半大不小，这就是所谓“放大脚”或曰“解放脚”，固然不如天足，但总比小脚好得多。
鲁迅的母亲就是如此。
但放脚是需要勇气的。
缠足妇人敢于放脚，是接受新思想的表现。
鲁迅母亲放脚，还跟房族中的老少顽固派进行过坚决斗争。
而且，缠脚痛苦，放脚也不轻松。
胡适在《尝试集》的自序里，曾用放大脚比喻他的白话诗，“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14】把放大脚也写得很美的是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小说中一再写婉卿的美貌，她的脚也光彩照人：“那边履声阁阁，婉小姐像一朵彩云，早来到面前。
······脚上是蜜色长统丝袜，配着金色高跟皮鞋，竟看不出是缠过的半天足。
······”【15】朱安固然不能与茅盾理想中的女中豪杰张婉卿相比，但她可放足而不放足，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鲁迅不以小脚为辞拒绝婚事，只是要求她放脚，既正视现实，又面向未来，入情入理，绝不过分。
是朱安的不放脚凸显了她的愚昧和顽固，使鲁迅不能不深恶之。
鲁迅所痛苦、悲哀和怨愤的，不是一般的包办婚姻，而是在那个产生了秋瑾的时代和已得风气之先的家乡，母亲竟坚持给他包办了这么一个拒不接受新思想，固守其灵肉一致之丑的旧式女人
四 《自题小像》的解读之所以发生困难，格式的特别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般的论者囿于起承转合的诗的格式，认为如果把一、三两句按“婚姻说”解释，就会与二、四句脱节，因而不合逻辑；为要合所谓逻辑，就必须把一、三句也解释成写国家民族。
种种牵强的说法即由此种思路而来。
殊不知起承转合乃后世诗论家对律绝章法的一种归纳，并非唯一的模式，实际上很多名诗并不是按这个格式写的。
鲁迅的《自题小像》就在格式上极富独创性，全诗四句，一、三句写家事，抒私情，纯系婚姻之情事，个人之情事，二、四句写国事，抒民族情，感时忧国之情，舍身报国之情，属于一种公共道德情怀。
两者既非一般的承接和转折，也不是简单的并列和排比，而是由小而大，由此及彼，家国相对，大小相衬，即由个人到民族，由家事到国事，构成一种交替承接推进的格式，尾句达到高潮，将个人献给祖国，二者合成一个完整的抒情结构。
在这个结构里，暗写家事，明写国事，前者完全用典，含意隐晦，后者虽也用典，但意思比较明显，最后直抒胸臆，发出宏大誓愿。
两者似断实连，矛盾统一，大幅度跳跃，“语不接而意接”，具有极大的情感容量和审美张力。
中外典故作为隐喻的密集使用，使诗的语言极富弹性和密度，为诗意的跳跃铺设了基石，也增加了阅读的难度。
但还有一个困难需要克服，就是一三句和二四句的内在联系。
这个问题可以从伦理学和心理学两个层面解决。
在伦理学层面，《自题小像》正是发扬了儒家文化精神，切合家国一体的伦理系统，表现出修齐治平的价值取向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格理想。
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儒家政治伦理的两条基本原则，而当所谓“忠孝不能两全”时，必以孝服从忠，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这是历代真儒家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和实现自我完善的道德目标。
霍去病的“匈奴不灭，无以家为”，因此成为流传千古的道德箴言。
鲁迅当时处在家事国事两不顺的双重矛盾中，既怀孝母之心，又抱救国之志。
诗的二者交替推进、形似跳跃的结构，反映了作者的道德思考与情感，十分合逻辑地循儒家伦理体系，由私而公，由家而国，即由生命个体推及民族整体，在欲兼顾二者而不可得的情势下，毅然作出血荐轩辕的最终抉择。
不过，儒家伦理还不能圆满地解释这首诗的内部心理结构，这需要借助心理学。
运用近代审美心理学中的联想理论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的升华理论，可以分别从表层和深层探求作者的心理。
就表层说，《自题小像》从婚姻家庭之事想到国家民族之事，尤其是从第一句到第二句，是因两者同样多难引起的接近和类似联想。
而在心理的深层，鲁迅因不满包办婚姻，厌恶小脚女人，到决心献身民族解放的革命事业，乃是生命本能即生命力的伟大升华。
后来鲁迅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介绍其主旨：“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
”又说：“作者据伯格森一流的哲学，以进行不息的生命力为人类生活的根本，又从弗罗特一流的科学，寻出生命力的根柢来，即用以解释文艺，——尤其是文学。
”并对其“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表示赞赏。
【16】厨川白村用以解释文艺的，就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生命力升华的理论。
这一理论不仅能够圆满地解释《自题小像》的深层结构，而且可以用来解释鲁迅全部文学创作的心理动因。
鲁迅本人也是一直认同并善于运用这些理论的。
而把这些理论用于本文的对象和目的，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鲁迅母亲包办婚姻和朱安丑陋的小脚带给鲁迅的痛苦不幸，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自题小像》这首伟大的诗篇，也在一定意义上玉成了鲁迅这位中国新文化的巨人。
一幕历史的悲喜剧就是这样演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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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青年哪个不爱自己的祖国，中国的爱国志士哪个不仰慕屈原。
可以想见弱冠之年的鲁迅捧读《离骚》，耳边萦绕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诗句。
东渡扶桑求学的鲁迅，忘不了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炮火硝烟，忘不了清政府于1901年签订的卖国条约，忘不了东北三省依然踏响着沙俄军队的铁蹄……同窗至交许寿裳曾为这首小诗作了最好的注释：“首句说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迢望故国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末醒，不胜寂寞之感，未了直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
” “灵台无计逃神矢”，作者在这句诗中，将自己魂牵梦萦的祖国，比作恋人。
作者的心灵是无法逃脱爱神丘比特射出的那柄神箭的，因为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一个古老民族的热血，他的故乡绍兴的双江溪畔矗立着大舜庙，会稽山下屹立着大禹陵，爱国诗人陆游、鉴湖女侠秋瑾都是他的同乡，私塾里学得的方方正正的汉字是构成他思维和思想的原素，黄皮肤、黑头发也使他痴心不改。
鲁迅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尽管他当时痛恨卖国的清政府。
热爱祖国和痛恨清政府一点儿也不矛盾，恰恰两者相互依存。
正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黑暗、愚昧、没落，才使得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风雨飘摇，任人宰割。
“灵台”即心灵，心灵是爱恨交加的，所以一个“逃”字用的极妙。
国家被毁成这样，政府虚弱成这样，民众麻木成这样，然而，有志青年的责任心，那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是“逃”不掉的。
初到日本留学，倍感落后国家国民的屈辱，国家的尊严不保个人的面子何存
当年的留日学生被日本人歧视、小视是常有的事。
人们所熟知的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正可表明鲁迅当时的心态和心境。
在日本鲁迅看到幻灯片，片子里放映的是同胞围观俄国人斩杀中国人的情景。
但见片中的国人表情木讷，脸上全无血气，身上全无傲骨，心里全无激情。
由此，鲁迅想到要拯救民族和国家，员首要的是强健人们的心灵，再造民族精神，这比人体无疾病更加重要。
于是鲁迅放下了听诊管拿起了羊毫笔。
鲁迅的弃医从文也是“逃”不掉“神矢”的原因。
恨之切，源于爱之深，爱国之情是发自我们内心深处的。
就好比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样，我们从情感上也无法摆脱我们自己深深扎根的这片古老的土地。
“灵台无计逃神矢”，正是一颗赤子之心的 心音。
“风雨如磐暗故园”，指的是祖国正在风雨飘摇之中，阴霾密布，晦暗无比。
“风雨如磐”有一种重压之感，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
风雨飘摇是故园，而磐石沉重却压在作者的心头。
晦暗是社会的现实，重负也在作者的肩上。
鲁迅要用一杆笔刺破黑暗的帐幕，给人间带来一片天光。
但是，他的心思．他的心意，又有谁能够洞悉，又有谁能够知晓呢?
“寄意寒星茎不察”，表现的就是一种“荃不察余之中情兮”的心情，是一种“知音少，弦断有准听”的感慨，是一种“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惆怅，是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智者的痛楚……所不同的是，屈原在《离骚》中所说的“荃”指的是君王，而鲁迅在《自题小像》中所说的“荃”指的是亿万同胞，指的是民众。
正因为有了这种差异，鲁迅为“荃”赋予了一种清新的现代意识。
如前所述，爱国主义思想在中国历代文人中是一脉相承的。
文心千古，文人对祖国对民族也总是那样的一往情深。
从屈原到杜甫到辛弃疾文天祥再到龚自珍，人们都说他们是爱国诗人。
但令人遗憾的是，屈原也好，杜甫也罢，他们终其一生也没有弄明白祖国与君王不是同意语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
他们只知道忠君，却不知道怎样报国。
他们不知道君王不能代表国家，而国家却应该选择君王。
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文人没有民主的意识，没有共和的意识，而古代罗马的学者就已经有了共和政体的概念，有了议会概念。
忠君不是真正的爱国，像宋代岳飞那样的忠君，只能说是误己又误国。
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作为留学生的鲁迅显然是清醒的多，理智的多了。
他知道，祖国和民族是同义语，而祖国和君王却是两回事。
因此，他同样是用一个“荃”字来作比喻，这“荃”字已经与“离骚”中的“荃”有了天壤之别。
只是鲁迅的一片丹心，一片赤诚，一往情深 的执著与屈原大夫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他们所钟情的对象。
正像许寿裳先生所言，“我以我血荐轩辕”，是鲁迅用他的一生实践了的格言。
轩辕，从字面上理解是黄帝的意思。
显然，这里的“黄帝”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古老的中华大地、象征着多灾多难的民族，象征着可爱的祖国母亲。
“我以我血荐轩辕”，读着这样铿锵有力的诗句，我们怎么能不怦然心动。
它使我们想起数千年中图历史中那些义薄云天、舍生忘死的志士仁人，它使我们也见贤思齐要与作者一同抛洒一腔热血。
诗人陆游曾经说过，有一等的胸襟，才会有一等的诗篇。
而直抒胸臆的诗歌更是如此。
《自题小像》虽然是一首小诗，可它却能激起我们心底那巨大的波澜，这正是因为作者的襟怀博大、志存高远。
有血性的人说出的话自然与众不同，与其说这是文章词句的魅力，不如说是气质性格的魅力。
有的时候，我们对大诗人脱口而出即成名句并且千古传诵，多多少少感到迷惑不解。
其实，此中之味恐怕不在文字本身的奥妙，而在于作者的胸怀和境界。
无疑，“我以我血荐轩辕”，是格言式的名句，它好似暮鼓晨钟撞击着一代代青年人的心灵。
正如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毅，“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醉卧沙场君莫笑”的旷达，“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深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气魄也将流传久远。
难能可贵的是，鲁迅不仅这样说，也实实在在是这样做的。
在他五十五岁的短短生涯中，他为我们留下了多少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著述。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文学界的泰斗，成为中华民族理性与良知的代言人。
鲁迅以他的批判审视的目光，注视着中国传统文化，注视着整个国家的民族性。
他启迪着后人，告诫着后人，激励着后人。
他确确实实用他全部心血凝结成一部部作品，实践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宿愿。
《自题小像》这首诗的个性鲜明。
鲁迅在诗中很善于运用典故。
“神矢”使我们想起古罗马的丘比特，“荃”则使我们亿起春秋战国时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
古代西方的典故和古代中国的典故同时出现在这首小诗中，没有一点儿生硬的感觉，相反，倒有—种中西合璧的味道在里面。
这既反映了作者在创作上的不拘一格与艺高人胆大，同时也说明了作者运用语言文字驾轻就熟、左右逢源的本领。
诗中用典的传统、在宋代表现得最为突出。
但用典多常常破坏了诗歌的朴素与自然，使诗句流于晦涩沉于艰深沉于诘屈聱牙。
用典的同时使诗句保持——种天然美，确实需要功力。
鲁迅不愧是经纶老手，文字巨匠，语言大师，文章泰斗。
典故在他的纯朴、流畅、活泼的诗句中，犹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空灵的用典，增加了诗歌的韵味和力度，扩展了诗歌表现力的空间。
“神矢”和“荃”的运用，增加了诗歌的历史跨度，给人以厚重、雄浑之感，也给人以苍劲、深邃之感。
正因为有了这种扎实的铺垫，才使得“我以我血荐轩粮”的终句更有份量。
四句诗中，有箭，有石，有草，有血。
这些有声、有色、有形的质感的词汇运用，使诗句更加形象化，更具立体感。
读者的眼前浮现出一个个实物，看得见摸得着。
箭，仿佛是射在自己的身上，和作者一起感同身受；风雨也好像是抽打在自己的身上，和故国一起颤栗；寒星也如同眨着迷茫的眼注视着自己，没有人理解不眠人的心情；而血也同样在我们的血管里沸腾，为国捐躯、共赴国难男儿人人有份儿。
《自题小像》本身就是一支神矢，它射中了每一个读它的人。
它让读者去爱作者，让读者去爱作者所爱的祖国，让读者去爱作者愿用生命去实现的理想。
鲁迅的小说多是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而他的这首小诗却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调。
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的形象，通过这首小诗呼之欲出地站立了起来，他向我们走来，又向远方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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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青年哪个不爱自己的祖国，中国的爱国志士哪个不仰慕屈原。
可以想见弱冠之年的鲁迅捧读《离骚》，耳边萦绕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诗句。
东渡扶桑求学的鲁迅，忘不了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炮火硝烟，忘不了清政府于1901年签订的卖国条约，忘不了东北三省依然踏响着沙俄军队的铁蹄……同窗至交许寿裳曾为这首小诗作了最好的注释：“首句说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迢望故国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末醒，不胜寂寞之感，未了直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
” “灵台无计逃神矢”，作者在这句诗中，将自己魂牵梦萦的祖国，比作恋人。
作者的心灵是无法逃脱爱神丘比特射出的那柄神箭的，因为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一个古老民族的热血，他的故乡绍兴的双江溪畔矗立着大舜庙，会稽山下屹立着大禹陵，爱国诗人陆游、鉴湖女侠秋瑾都是他的同乡，私塾里学得的方方正正的汉字是构成他思维和思想的原素，黄皮肤、黑头发也使他痴心不改。
鲁迅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尽管他当时痛恨卖国的清政府。
热爱祖国和痛恨清政府一点儿也不矛盾，恰恰两者相互依存。
正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黑暗、愚昧、没落，才使得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风雨飘摇，任人宰割。
“灵台”即心灵，心灵是爱恨交加的，所以一个“逃”字用的极妙。
国家被毁成这样，政府虚弱成这样，民众麻木成这样，然而，有志青年的责任心，那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是“逃”不掉的。
初到日本留学，倍感落后国家国民的屈辱，国家的尊严不保个人的面子何存
当年的留日学生被日本人歧视、小视是常有的事。
人们所熟知的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正可表明鲁迅当时的心态和心境。
在日本鲁迅看到幻灯片，片子里放映的是同胞围观俄国人斩杀中国人的情景。
但见片中的国人表情木讷，脸上全无血气，身上全无傲骨，心里全无激情。
由此，鲁迅想到要拯救民族和国家，员首要的是强健人们的心灵，再造民族精神，这比人体无疾病更加重要。
于是鲁迅放下了听诊管拿起了羊毫笔。
鲁迅的弃医从文也是“逃”不掉“神矢”的原因。
恨之切，源于爱之深，爱国之情是发自我们内心深处的。
就好比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样，我们从情感上也无法摆脱我们自己深深扎根的这片古老的土地。
“灵台无计逃神矢”，正是一颗赤子之心的 心音。
“风雨如磐暗故园”，指的是祖国正在风雨飘摇之中，阴霾密布，晦暗无比。
“风雨如磐”有一种重压之感，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
风雨飘摇是故园，而磐石沉重却压在作者的心头。
晦暗是社会的现实，重负也在作者的肩上。
鲁迅要用一杆笔刺破黑暗的帐幕，给人间带来一片天光。
但是，他的心思．他的心意，又有谁能够洞悉，又有谁能够知晓呢?
“寄意寒星茎不察”，表现的就是一种“荃不察余之中情兮”的心情，是一种“知音少，弦断有准听”的感慨，是一种“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惆怅，是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智者的痛楚……所不同的是，屈原在《离骚》中所说的“荃”指的是君王，而鲁迅在《自题小像》中所说的“荃”指的是亿万同胞，指的是民众。
正因为有了这种差异，鲁迅为“荃”赋予了一种清新的现代意识。
如前所述，爱国主义思想在中国历代文人中是一脉相承的。
文心千古，文人对祖国对民族也总是那样的一往情深。
从屈原到杜甫到辛弃疾文天祥再到龚自珍，人们都说他们是爱国诗人。
但令人遗憾的是，屈原也好，杜甫也罢，他们终其一生也没有弄明白祖国与君王不是同意语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
他们只知道忠君，却不知道怎样报国。
他们不知道君王不能代表国家，而国家却应该选择君王。
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文人没有民主的意识，没有共和的意识，而古代罗马的学者就已经有了共和政体的概念，有了议会概念。
忠君不是真正的爱国，像宋代岳飞那样的忠君，只能说是误己又误国。
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作为留学生的鲁迅显然是清醒的多，理智的多了。
他知道，祖国和民族是同义语，而祖国和君王却是两回事。
因此，他同样是用一个“荃”字来作比喻，这“荃”字已经与“离骚”中的“荃”有了天壤之别。
只是鲁迅的一片丹心，一片赤诚，一往情深 的执著与屈原大夫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他们所钟情的对象。
正像许寿裳先生所言，“我以我血荐轩辕”，是鲁迅用他的一生实践了的格言。
轩辕，从字面上理解是黄帝的意思。
显然，这里的“黄帝”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古老的中华大地、象征着多灾多难的民族，象征着可爱的祖国母亲。
“我以我血荐轩辕”，读着这样铿锵有力的诗句，我们怎么能不怦然心动。
它使我们想起数千年中图历史中那些义薄云天、舍生忘死的志士仁人，它使我们也见贤思齐要与作者一同抛洒一腔热血。
诗人陆游曾经说过，有一等的胸襟，才会有一等的诗篇。
而直抒胸臆的诗歌更是如此。
《自题小像》虽然是一首小诗，可它却能激起我们心底那巨大的波澜，这正是因为作者的襟怀博大、志存高远。
有血性的人说出的话自然与众不同，与其说这是文章词句的魅力，不如说是气质性格的魅力。
有的时候，我们对大诗人脱口而出即成名句并且千古传诵，多多少少感到迷惑不解。
其实，此中之味恐怕不在文字本身的奥妙，而在于作者的胸怀和境界。
无疑，“我以我血荐轩辕”，是格言式的名句，它好似暮鼓晨钟撞击着一代代青年人的心灵。
正如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毅，“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醉卧沙场君莫笑”的旷达，“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深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气魄也将流传久远。
难能可贵的是，鲁迅不仅这样说，也实实在在是这样做的。
在他五十五岁的短短生涯中，他为我们留下了多少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著述。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文学界的泰斗，成为中华民族理性与良知的代言人。
鲁迅以他的批判审视的目光，注视着中国传统文化，注视着整个国家的民族性。
他启迪着后人，告诫着后人，激励着后人。
他确确实实用他全部心血凝结成一部部作品，实践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宿愿。
《自题小像》这首诗的个性鲜明。
鲁迅在诗中很善于运用典故。
“神矢”使我们想起古罗马的丘比特，“荃”则使我们亿起春秋战国时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
古代西方的典故和古代中国的典故同时出现在这首小诗中，没有一点儿生硬的感觉，相反，倒有—种中西合璧的味道在里面。
这既反映了作者在创作上的不拘一格与艺高人胆大，同时也说明了作者运用语言文字驾轻就熟、左右逢源的本领。
诗中用典的传统、在宋代表现得最为突出。
但用典多常常破坏了诗歌的朴素与自然，使诗句流于晦涩沉于艰深沉于诘屈聱牙。
用典的同时使诗句保持——种天然美，确实需要功力。
鲁迅不愧是经纶老手，文字巨匠，语言大师，文章泰斗。
典故在他的纯朴、流畅、活泼的诗句中，犹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空灵的用典，增加了诗歌的韵味和力度，扩展了诗歌表现力的空间。
“神矢”和“荃”的运用，增加了诗歌的历史跨度，给人以厚重、雄浑之感，也给人以苍劲、深邃之感。
正因为有了这种扎实的铺垫，才使得“我以我血荐轩粮”的终句更有份量。
四句诗中，有箭，有石，有草，有血。
这些有声、有色、有形的质感的词汇运用，使诗句更加形象化，更具立体感。
读者的眼前浮现出一个个实物，看得见摸得着。
箭，仿佛是射在自己的身上，和作者一起感同身受；风雨也好像是抽打在自己的身上，和故国一起颤栗；寒星也如同眨着迷茫的眼注视着自己，没有人理解不眠人的心情；而血也同样在我们的血管里沸腾，为国捐躯、共赴国难男儿人人有份儿。
《自题小像》本身就是一支神矢，它射中了每一个读它的人。
它让读者去爱作者，让读者去爱作者所爱的祖国，让读者去爱作者愿用生命去实现的理想。
鲁迅的小说多是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而他的这首小诗却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调。
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的形象，通过这首小诗呼之欲出地站立了起来，他向我们走来，又向远方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