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读书笔记4000字
信与非信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先有春秋五霸，后有战国七雄。
自衿为仁义之国的中原诸侯互相争伐，而一直被诸侯国鄙视的蛮夷之地——秦国，却在一次次战火洗礼中逐渐变强，最终称霸天下。
贾谊在《过秦论》中曾提到过，“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九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秦国之所以变大变强，我认为在于秦国统治者于战局纷乱时，能够把握“信与非信”的尺度。
材料一：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
民怪之，莫敢徙。
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
”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
乃下令。
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
于是太子犯法。
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
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明日，秦人皆趋令。
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
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
”尽迁之于边。
其后民莫敢议令。
材料二：卫鞅言于秦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
何者
魏居岭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
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
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
魏不支秦，必东徙。
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
”公从之，使卫鞅将兵伐魏。
魏使公子卬将而御之。
军既相距，卫鞅遗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
”公子卬以为然，乃相与会。
盟已，饮。
而卫鞅伏甲士，袭虏公子卬，因攻魏师，大破之。
魏惠王恐，使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
因去安邑，徙都大梁。
乃叹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 材料一，商鞅对民的法治思想是“取信于民，兼具公平”，在秦国，因为军功而受赏的士兵享有极高的荣誉，而那些无功而富的人地位却不是很高，甚至不被允许在家里穿奢华的衣服。
项羽曾经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那些富人虽有家财，但如果没有军功，连炫耀于人的资格都没有，政策如此，民风也以尚勇为能，因此才能炼造出一支虎狼之师。
荀子在与赵孝成王谈论到秦国军队时，提到“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鳅之以刑罚，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意思大致为秦国以严苛法术统驭人民，人民只有通过战功，通过砍下敌军的头颅，才能加官进爵，因此诸侯军忌惮与秦兵交锋。
当年长平之战，赵国派大军抵御秦兵的入侵，结果赵军碰到秦兵，一触即溃，最后被坑杀的达40多万，惨烈程度超过南京大屠杀。
从而可以看出，秦王对国家实行的法制，是以严苛的法律相伴，使其威信发挥到极致，使秦兵如《秦风·无衣》里面表述的，军队能够同仇敌忾，以杀敌立功为渴望，最终灭六国，统一天下。
材料二中，商鞅率秦军攻打魏国时，魏国派公子卬率军抵御，因为商鞅与公子卬是旧交，于是写信给他，希望他们能够通过结盟而罢兵，公子卬轻信于商鞅的建议，亲自参与会盟，结果被秦兵扣留，最终导致魏军大败。
在实际战役中，尤其是针对敌对势力，所谓“兵不厌诈”，往往不会讲究诚信，而片面拘泥于道义，可能会错失战争时机，最终使战局发生根本性的扭转。
如宋襄公，当初宋国在他统治下，国力强盛，而齐桓公之后，齐国威信下降，宋襄公打算成就一番霸业，于是宋楚间发生一场大战。
当楚军渡河时，将领建议趁机发动攻势，宋襄公认为这种做法不仁义，予以拒绝，最后宋军大败，2000多年后，在《论持久战》中说道，“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同样，楚汉争霸时，韩信带兵攻打成安君陈馀的军队，李左斗曾建议派奇兵截断韩信的粮道，从而不战而胜。
而成安君空称道义，称道“韩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击，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矣”，最终赵军大败，自己也被韩信所杀。
秦国成功权衡了“信与非信”，最终灭六国而霸于诸侯。
这种模式也得到传承，像现今的国际关系，两个国家倘若是贸易伙伴，则彼此信守承诺，将促进外贸发展，最终赢得双赢，若两个国家对峙，尤其是敌对时，有时放出些虚假消息，成功迷惑对方，或许会为自己赢得先机。
同样在一家公司里，对职工能以“信”，使员工明白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实现自我价值，则公司气氛也能极大活跃。
而面对竞争企业，一些营销类的策略就得依靠放烟雾弹，让对方无法获取有价值信息，这样才更有利于占得市场。
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一词中提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当王朝兴盛，百姓过着困苦的生活，到王朝衰弱，各割据力量相争，百姓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按鲁迅的说法，是进入了“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战国时期，硝烟四起，战争频发，民生凋敝，天下人争当奴隶而不得时，却有两位大忽悠，用三寸不烂之舌，且辅以天花乱坠的辞藻，游说诸侯国，使纵横大行其道，从而影响了秦国统一的步伐。
纵横，包括合纵和连横，简单而言，合纵是指弱小势力间相互联合，进攻强大势力，如近代史范围内，各殖民地频频爆发的起义，多是以合纵为策略的。
连横指强大势力联合一些弱小势力，壮大声势，从而攻打另一些弱小势力，蚕食天下。
如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而在先秦时期，谈到纵横，不得不提苏秦和张仪。
之前称苏秦与张仪是两大忽悠，是因为他们出使诸侯国时，往往为其政治目的，加入些夸张、不符合实际的言论，比如苏秦夸耀齐国强大，用了“临菑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挥汗成雨”来形容，夸耀韩国士兵强大时，则说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跖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使几位诸侯王飘飘然，最后苏秦挂六国相印，显耀一时。
张仪的忽悠技巧明显高于苏秦，而且用计更为阴险，如当时六国采用苏秦合纵之术，欲共同进退时，张仪则巧设计谋，使六国联盟最后分崩离析：先是，秦惠王派犀首（公孙衍）诱使齐国与魏国攻打赵国，引起六国间矛盾，之后张仪派兵攻下魏国蒲阳，然后又把蒲阳城还给魏国，魏割十五县给秦，六国此时已是首鼠两端，按着，为破坏齐楚联盟，张仪出使楚国，答应楚王若与齐国断绝来往，就把商於六百里地献给楚王。
因为张仪忽悠水平实在高，楚王听了满心欢喜，与齐国断交，之后看秦国貌似没有献土地的动静，以为自己做的还不够过分，又派勇士到齐国骂齐王，齐王听说了后，十分恼怒，与秦国建立和好，这时张仪出来见楚国使者，让楚王去接收商於六里的土地，六百里变六里，楚王自然大怒，派兵与秦国大战，结果大败而归。
自此之后，张仪效法苏秦，游说诸侯国，最终使连横之术代替合纵之术，为秦国赢取天下奠定了基础。
张仪之后，范睢又继承合纵的精髓，提出“远交近攻”策略，秦国又依其计谋，最后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
秦朝之后，纵横之术并未消沉，当国家进入割据状态时，其往往能大行其道。
如汉朝时诸侯王发动“七国之乱”，汉景帝先平定了吴楚联军，最终瓦解整股反叛势力。
晋朝时爆发“八王之乱”，各割据势力相互联合，攻打，导致西晋灭亡。
明王朝时，朱棣利用朱允炆削藩之机，起兵靖难，用纵横之术孤立中央政权，最终赢取了天下。
舍生取义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
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
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
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
非独贤者由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勿丧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
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
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此之谓失其本心。
——《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 《资治通鉴》一书中，第一个“义”的例子，就属“豫让吞炭”。
三家分晋，衍生出魏、赵、韩三国，而赵国国君赵襄子有种特殊的嗜好，他喜欢把晋国亡国之君——智伯的头骨作为酒器，而智伯的家臣豫让打算为智伯报仇，躲在赵国宫殿厕所里，想借机杀死赵襄子，不料，他低估了赵襄子的特异功能。
赵襄子刚要上厕所，就闻到厕所里有股杀气，派人查找，结果搜出了豫让，之后把他放了，认为他是“义士”。
豫让不死心，用漆涂在身上，把皮肤弄得腐烂，并且为了改变声音，又吞炭使声音沙哑，然后躲在桥下，想在赵襄子经过时刺杀他。
结果赵襄子又一次发挥其特异功能，派人去桥下搜捕，抓到后便把他杀了。
像后世一直为人歌颂的《赵氏孤儿》，关羽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亦是此类型。
那么什么是“义”呢
孟子在上面文章中谈到“义”字，内涵模糊，从表面意思看，似乎可以把“义”理解为一种道德与信仰， 根源于人的本性。
孟子强调“人之初，性本善”，即使是乞人，他虽身无长物，但却拥有尊严，即使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
而《礼记》中有称“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尊贤为大”意指君礼贤下士，那么“宜”字，按训诂学家的分析，是表示合宜之意，从这里又可以得出，义又是一种符合社会全体利益的道德，可以称其为高尚的集体主义，所以孔子才会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以利”，认为君子总是劝大家遵循社会的道义，而小人则是劝大家追求自己的利益。
那么即可认为，“义”是源于人的本心，但又为社会所尊崇，符合社会全体利益的所在。
可能有人会认为，文中称“不吃嗟来之食”而饿死的人为义，难道是符合社会利益么
实际上，如果你了解到儒家思想中的“礼”，就可以清楚，这实际上是儒家在约束人的行为，不为私欲，却为遵循礼的规范。
试想，如果人人都为满足自我欲望，争名逐利，甚至为私利放弃自尊与道德，那这社会一定会变得混乱不堪。
同理，谈论到豫让这行为，之所以称其为“义”，是因为在当时“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动荡社会中，他仍以忠君为信仰，符合“君为臣纲”思想。
而若臣下都以此律己，那社会就安定得多。
关于《资治通鉴》的问题
《资治通鉴》主编和主要执笔人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北宋政治家、史学家，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
司马光于君主为仁,做了具体的解说;对于君主的施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部著作,作为历代帝王的必修参考书.在民主年代可以做研究帝王思想的依据,也是商人和军事家以及一切领导者不得不潜心修习的好材料.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约300多万字。
《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
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
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媲美。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
这部书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
北宋时代，在中唐以来长期混战之后，实现了国家统一，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繁荣了学术文化；同时，内政多弊，御戎不力，“积贫积弱”，局势不稳。
这是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又是一个很苦闷的时代，是个前进的时代，又是个软弱的时代。
当时，君主将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虑如何生活，寻找出路。
于是，有主张以“柔道”治天下，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有立志改革，而实行变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铤而走险，起义造反的。
掌握文化知识的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等，往往面对现实而回顾历史，企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为了有资于治国安邦，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
其中，司马光主编（通鉴》的目的最突出，最具代表性。
如今了解司马光其人其书，学习和研究《通鉴》，有助于人具体地认识这部书在我国历史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有助于我们批判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的传统，也有助于今人以历史为镜子，为创建新社会新文化而积极工作。
司马光《资治通鉴》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
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资治通鉴》里为什么没有李白 阅读答案
《资治通鉴》里为什么没有李白(文\\\/姜鹏 复旦大学)①作为一部篇幅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的煌煌巨著，《资治通鉴》对历史的记载通常被人们认为是详尽的。
事实却并非如此。
举一个例子，《资治通鉴》对前代的历史记载，以叙述唐朝的内容最为丰富。
两汉四百余年，《资治通鉴》不过给了六十卷篇幅，唐朝不到三百年，却占据了八十一卷篇幅。
但当一位读者尝试着在《资治通鉴》中寻找李白的踪迹时，他会发现，《资治通鉴》中居然没有李白。
②深入核查后，读者们会发现，在《资治通鉴》里失踪的，不仅仅是李白，还有很多跟他们同样大腕的中国历史名人，比如屈原。
，其他历史小名人．被《资治通鉴》“遗忘”的更是不计其数。
这当然不是以司马光为首的《资治通鉴》编纂团队的疏忽。
如果真像清代学者李光地所讽刺的那样，《资治通鉴》的蔬旷“网漏吞舟”，那它也不可能成为屹立千余年不倒的经典著作，更不可能和《史记》一起构成中国传统史学的双峰。
显然，粗心出错的是李光地这样的读者，而不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
③《资治通鉴》为什么会出现这类貌似“疏漏”的现象，[ ]这并不是真正的疏漏，那它背后的合理性又是什么
我们先来算一笔账。
《资治通鉴》篇幅的确巨大，总字数约三百万不到。
[ ]大家不要忘了，它所记述的历史时段上起春秋战国之际，下至宋代建立以前，纵横一千四百余年。
平均下来，每年只能占用2000字左右：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皇帝之一，在位五十四年间，外服四夷，内强皇权，奠定了此后中国历史两千余年的走向。
这么重要的历史时期，《资治通鉴》只给它六卷篇幅，平均一卷讲述九年，每卷不超过两万字。
我们全面抗战打了八年，试想，若规定用两万字的篇幅把抗日战争叙述一遍，辈们能讲什么
把主要战役，指挥将领，牺牲多少同胞罗列一遍，大概也不止两万字。
然而《资治通鉴》就在两万字不到的篇幅里，把汉武帝时代波澜壮阔的九年给讲完了，何等惜墨如金
④这样看下来，《资治通鉴》的篇幅成为一个相对的问题。
和一般著作比，煌煌三百万言，当然算巨著。
但和它所承担的任务与内容比，三百万字却已经是节省到不能再节省的地步了。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相对性
这和上文提到，李白、屈原等历史名人不见于《资治通鉴》又有什么关系
先来看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的一段话：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
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⑤司马光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分别能解答我们之前提出的两个问题。
中国古人重视历史，尤其是中晚唐以后，历经战乱，皇帝以及宰相等最高统治阶层成员，开始日益重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并形成阅读、讨论历_史的稳定传统。
这一传统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巩固。
但传统的史=污，即便是最重要的那部分，积累到宋代中期，分量也已经非常大。
今天被我们称之为“二十四史”的正史，在《资冶通鉴》开始编修之前，已经完成了十九部，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直到《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
仅这十九部历史著作加起来，字数就达到一千五百万左右。
这就是司马光在前段引文第一句活中所描述的情况，“迁、固以来，文字繁多”。
找个读书专业户，认认真真每天读五万字，读完这些书要花一年时间。
以致用为目的的读史，犹需细致认真，不能流于泛泛观览，要做到学与思并行。
若用这种方法一丝不苟地读史，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以及宰相等高级官员，怎么有时问把这些书读遍
⑥司马光还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古往今来的这些历史作一次提炼、总结，缩减篇幅，留下最精华的部分，以便以皇帝为首的帝国高级管理人员有可能对它进行仔细阅读。
[ ]这就是《资治通鉴》的编纂目的。
根据这一目的来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忽略，其标准自然也就不难定义。
⑦李白不见载于《资治通鉴》，正如司马相如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子虚赋》、《上林赋》不见载于《资治通鉴》，却只选取了他一篇短短的《辣猎赋》。
（摘自2015年6月10日《中华读书报》）1．第①段“居然”在文中的意思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分）2．作者为什么说“粗心出错的是李光地这样的读者，而不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
（3分）3．根据文章的意思，可依次填入第③段空格处的一项是。
（ ）（2分）A．因为 何况 B．如果 但是 C．假如 因此 D．虽然 但是4．把下列语句组织起来填入第⑥段[ ]处，语意连贯的一项是（ ）（3分）①压缩历史、选取叙述对象，必然需要有标准。
②这就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由来。
③把什么内容保留下来，什么内容剔除出去，都应该按照这个标准来确定。
④司马光讲得很清楚，他编这部《资治通鉴》，是为了给皇帝等国家高管提供历史参考，便于他们汲取历史经验以提高治理国家的水平。
⑤而标准的制定，又与写作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
A．②④①③⑤ B．③②④①⑤ C．③⑤②①④ D．②①③⑤④5．对文意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A．《资治通鉴》选择人物看似“网漏吞舟”，其实并非如此。
B．第⑧段以抗战八年类比说明《资治通鉴》为什么惜墨如金。
C．第④段所引用的一段话是为了说明《资治通鉴》编纂方法。
D．《资治通鉴》的编纂标准决定了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取舍。
6．联系全文，说明《资治通鉴》为什么没有选司马相如最具有代表性的《子虚赋》、《上林赋》，却选取他一篇短短的《谏猎赋》。
（4分）参考答案1．（2分）李白是唐朝最著名的诗人之一，《资治通鉴》中没有出现让人（或这位读者、他）出乎意料。
或：《资治通鉴》中没有李白这样的名人，让人出乎意料。
（李白著名，1分；《资治通鉴》中没有出现令人出乎意料，1分：只答：竟然、出乎意料，不得分。
）2．（3分）李光地这样的读者没有认识到《资治通鉴》的写作目的和选择标准（2分），错误地认为《资治通鉴》“网漏吞舟”（或漏螭了重要的历史人物）（1分）。
或：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并不是真正的将历史名人疏忽了，而是为了让统治者鉴往知来，总结其最精华的部分。
而李光地这样的读者却未能认识到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的惜墨如金。
3．（2分）B4．（3分）D5．（3分）c（不是“方法”，是目的和标准）6．（4分）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是为了给皇帝等国家高管提供历史参考，便于他们汲取历史经验以提高治理国家的水平，而《子虚赋》、《土林赋》是文学作品，与治国无关（或因为司马相如不是政治人物），（2分）《谏猎赋》的文字虽然短小却从一个角度提出了帝王行为规范的问题，与治国有关，故能被《资治通鉴》相中。
（2分）（本怨对《谏猎赋》加个注释，但如此就告知答案了，学生如能联想到学过《谏太宗十思疏》，由“涞措”二字，还是能够回答的。
）
求全球通史读后感1500~2000字 最好不要和网上的有雷同 可以摘取几篇的好段落结合成一篇 全文连贯 急急急
通史感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世著作《全球通史》，自从出版个世纪以来给全球史学界带来巨大的震撼，它从系统的全球史观出发，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纵览今日之世界，人们的时空观念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全球村”逐渐成为现实，整个世界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联系在一起了。
在西方从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希罗多德起，编纂世界史的努力就一直没有中断过。
从历史学家的这一世代赓继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可以获知，世界史是在不断消除各民族闭关自守状态中迈步的，不管在他的最初间段步履是何等蹒跚，但随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脚步不断的加快，全球史应运而生。
这一学术文化过程生动地证明了，人类向着更广阔.更灿烂的一统世界前进的步伐是永远也不会停息的。
从我国古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具有世界眼光，技术当时中华民族所知的那个世界的历史。
学界认为，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425年）是第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所著《历史》是西方最早的一部“世界史”。
正如史学家狄奥尼修斯所说：“希罗多德把历史提高到更高和更值得尊重的阶段，他决定写关于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但是他在自己的叙述中把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欧罗巴和亚细亚的多结合到一起。
”这种目光远大.胸襟开阔.通贯古今等特点，对西方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动之中，人们从罗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人类历史的统一性，反映这种人类历史统一性的世界史便应运而生
波里比阿的《通史》传播了“世界主义”的思想。
中世纪西方的史学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中，神学思想的笼罩，中世纪基督教史家的理论，打破了以前以世界作为背景的和以地理上的文明中心为中心的世界史的格局，开始构筑贯彻人类始终的世界史，构筑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罗在上帝目的的规划之中的世界通史。
但丁（1265—1321年）作为“文艺复兴”时代的第一位诗人，架设了一座通往近代人的世界文化的桥梁。
在但丁眼中，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它由各个国家和民族所组成；世界历史是人类智力潜力不断开掘发展和人类文化不断提高的过程；世界历史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文化繁荣昌盛和人们过着自由的幸福生活的永久和平的社会。
“文艺复兴”时期的一批人文主义史家，重新提出古希腊时期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口号，致力于记载和探索人类本身的活动，从而揭开了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的序幕。
鲍杜安的《世界史的结构》，让.波丹的《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凯勒尔的《古代.中世纪和新时期世界通史》，福雷斯蒂的《世界编年史》……这些著作都表现了文艺复新时期西方史学逐步摆脱上帝神学思想的干扰，而以哲学的烛光来直视人类本身，即从人类社会本身的发展情况来说明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
“启蒙时期”蓬勃展开的理性主义史学标志着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确立。
伏尔泰（1694—1778年）在批判博绪埃的《世界通史》的过程中，探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等世界史的理论，亲自编撰深入具体的世界史著作，对同时代和以后世界史理论研究和编撰产生深远影响。
学术界一致认为伏尔泰的《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是近代意义上的第一部真正的世界史著作。
该书抛弃了在《圣经》基础上构建的.以基督教文明为中心的传统的世界史体系，建立起以人类文明为中心的新的世界史体系；开创性的运用比较方法，从全球的宏观角度来纵横考察人类文明史；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综合研究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的各个方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
伏尔泰的影响是深远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国际史学界提出的研究“总体史”或“全球史”的口号，实际上是启蒙时代编史传统的复兴。
近代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于腓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 《十五至十八世纪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以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等在国际史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新的世界史体系著作都是对以伏尔泰为代表的世界史模式的一种回响。
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欧的急速进步冲昏了西方人的头脑，他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大肆宣扬西欧诸民族地域人种的优越，把西欧一隅的进步视为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
形成了一种典型的西欧中心论。
在当代，运用全球观点来撰写世界史已成为当代西方多数历史学家的一项重要课题。
自1945年以来，世界已经进入全球一体化的阶段，英国当代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最先提出运用全球观点来研究和撰写世界通史。
他撰写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合乎生活的全球历史观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正是从严峻的社会现实和虚假的社会现象之间的深刻矛盾及其所造成的灾难中。
开始从历史中寻求原因，由此树立其思考和改变现实的历史研究信念：研究不是为了把历史当作一种文化装饰品，而是把它用作了解和改变社会的一种工具。
从他的《全球通史》中可以看到当前的全球社会充满着无数矛盾，各种问题严重困扰着全球所有的社会，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第三世界，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
世界史研究愈显重要了。
当代社会这种变革的根源是历史上长久存在的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所产生的时间滞差，它造成了几千年以来世界历史上众多的苦难和暴行以及当前人类的困境；在世界历史上任何地方所取得的任何创造性成就都是人类共同的知识财富，而互相了解这些财富有助于推动各个社会的进步；人类因面临共同的问题和前景而需要开展有效的全球合作。
要认识社会变革的根源，取得各社会互相了解，开展全球合作，必须建立一种全球历史观
自1945年以来，第三世界作为内部存在很大差别的国家类型在国际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斯塔夫里阿诺斯把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把它作为全球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加以考察，以求更全面的认识第三世界整体史和全球史。
当前我们所关注的应该是怎么样的世界史正如殖民地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冷战”引起的世界变化一样，当今世界的诸如生态失横.资源枯竭.全球的核毁灭威胁，使更进一步思考整个人类命运的全球史成为必需。
这种全球史的探讨是对人类进化越来越由自己决定的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与前景的思考和分析。
《全球通史》展现了世界史的新视野。
它改变了世界史研究和撰写的西方中心论的传统取向，确立了运用全球观念.包含全球内容的世界史新取向；确立了把世界史作为一个有机体的整体性或全球性研究方法。
它改变了历史研究泥古不化的状况，体现了世界史的当代性和全球性。
当代社会之中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引起全球各个领域.各个社会的深刻变革，所以要求历史学家在世界史中研究这种变革，因为至今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连续不断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历史，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制度.思维方式和人际关系方面变革的历史。
《全球通史》以今察古，以古鉴今，目的是要人们认识到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存在的严重的时间滞差及其将要造的灾难，从而为实现人类美好的前景服务。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通史》是一部“醒世箴言”是一部当今世界的“资治通鉴”。
《全球通史》揭示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有机联系体现了世界史丰富而重要的认识价值；提出了许多对当代人有启示的.须作思考的问题，并通过历史来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赋予历史以新意，富于智慧，体现了思想的力量。
贯穿于书中作者对历史富于见解的思考：1：人类社会群体可接近性和相互影响的作用。
综观人类历史，人类文化的进步取决于社会群体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的其他的社会群体的经验。
只有那些最易接近.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民族，才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处于领先地位
随着全球史时代的到来，结果将是全球范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交融，并产生如生物学领域中杂交优势法则的那种发展。
2：人类历史遗产的继承。
对历史的考察，揭示作为历史和文化遗产的人类创造活动的灵活性和潜能，尽量客观地评价人类历史的遗产，使人们更加了解今天的人类社会，更有助于把握未来。
诸如古希腊时期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构成了希腊流给人类的光辉遗产。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每个历史阶段中最有影响的社会都是力图缩小上下层之间鸿沟的社会——都是倡导提高群众参与水平的社会。
这种参与人数总量上的猛增构成了开拓性社会的现代性，这在性质上赋予这些社会以优越的社会内聚力和推动力，使得这些社会胜过同时期的其他社会，在它们的时代打上这些社会的印记。
3：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类在取得巨大的成就同时也付出高昂的代价，其原因在于人类运用技术的方式。
目前，人类对技术的滥用，已造成了广岛.博帕尔.切尔诺贝利等灾难，而更急迫.更潜在的灾难则是毁灭性核战争所造成的人类灭绝。
当前我们的任务应当是促成技术的使用，给大多数人都带来好处，从而增加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安全感和舒适感。
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如何充分运用技术来控制大自然的种种灾害，如何发展技术来滋养我们生存的地球。
当今社会，全球史教育，尤其是其中所表现的人类发展的整体观念和全球方略，对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培养作为地球村一员的当代人的前沿意识和全球眼光是相当重要的
当代大学生值得花功夫学习并且必须掌握的不只是外语.电脑.金融和外贸等课目而已，加强全球史观的教育在当今时代尤显重要了，《全球通史》作为一部“精品教材”，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把握未来
求《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读后感2000字
急~
我用三篇文章连起的。
- - 你看看行不，可以的话请采纳谢谢。
老师推荐，看了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
理科生出身，对中国历史总是模模糊糊一知半解。
开始看，觉得比较晦涩，由于基础薄弱，很多地方看不懂。
《中国大历史》属于历史散文集。
加之，该书是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的“大历史”进行评述，因此我这样的历史半文盲读起来很不顺利。
究竟，这不是通俗小说，可以一气呵成，酣畅淋漓地读完。
其实先前对这本书我了解并不是很多。
只是知道作者黄仁宇先生经历不凡。
我想在读一读中国历史的初衷，所以就动了心翻看这本书，刚开始看的时候，也确实觉得有点宽泛、不得要领的感觉，不过还好，坚持就是胜利，花了一段时间继续读下去欲有一种与从不同的感受：很新鲜，令人耳目一新。
第一次感觉到读史的趣味。
作者以其宏阔的视野，独到的见解来解析中国历史。
这所以把它称为“中国大历史”，是因为中国在过去的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影响到13亿中国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
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它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黄仁宇先生在历史学中展示出来的眼光无疑是值得钦佩的。
在本书中他以地理条件来发展历史，尤其不同于传统历史书写方法，将历史事件以宏观的角度、综合条理，使读者随之眼界开阔，纵横千年。
特别是在本书起首，作者由中国历史的发源地来推展引领全文，而非一向认定的以年代来划分，让人了解围绕着地理发生的历史情景，对于历史的演化，更能产生具体而清晰的概念。
首先，应当说作者是非常专业的。
黄仁宇先生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实在需要很强的取舍功夫。
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
大历史之所以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历程，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
他是以一种全新的手法，从长远的社会、经济、财政、社会思想、官僚制度、地理环境等多种视角来观察中国历史的脉动。
在历史的图景中为我们描绘出了历朝历代的大政治，大财政，大文化，大军事，大法令，而这些都是我们历朝历代兴衰的根本所在。
在著作的意图上，作者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构成一个简明而又前后连贯的纲领。
在文字中，他还加了很多与欧美历史的比较，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
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的状态描述，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
因此，我们不必要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要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
跳出历史的价值旋流，满足今天人们对历史的好奇心。
同时也能够在其中给我们更多的借鉴。
其次，作者是有趣的，之所以说他有趣
是因为在这本书中，有很多非常形象的比喻。
比如他认为明朝是内向的；整个华夏古代史，就像是一部完整的农业文明；16世纪末的中国就像玉制的装饰品，表面光鲜但内在异常脆弱。
纷繁错综的社会现实，经他这么一说，就清晰而简单了。
第三，作者是相当理性的。
他没有落于俗套，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在一般的历史评价中，显得更有新意和见解。
他认为国家的法纪堪为根本，法纪废弛，则变乱陡生。
所以，在他写的这本大历史中，他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文字中穿插了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做深入分析，是可以为我们提供治国的借鉴的。
历史是不断前进的，但变乱，分裂乃至亡国的原因往往都是一样的。
这些道理对当今企业管理也同样适用。
企业若想生存，就必须要有一套严格的财务管理体系，不能糊涂；规章制度的健全与执行力的好坏更是关系到企业能否持续健康的展和在发展中能否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
《中国大历史》仍然保持着黄仁宇先生一贯的“大历史”观点；从小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查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
看了黄仁宇先生的书，就再接受一次历史的教育，他的书不同于我在以往教科书上学到的，令人受益非浅，他不会以一种民族狭隘的心理去看待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而是将中国的历史放在一个庞大的历史背景下来探讨，或者放在西方观点下来评价。
作者一直在西方研究我们自己，因此它能更用接近西方的方式和观点来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这也许就是这本书不同于传统历史书籍的原因所在。
这种方式对于我们读者来说是新颖的，这当然与作者的人生阅历有着很大的关系，作者早期就读于南开，然后随“国军”入缅作战，抗战胜利后曾在东北参与过短时“内战”，而后就读于美国的一个陆军参谋大学，最终选择了他终生的事业：历史。
作为处于具体历史情境的治史者，所面对的毕竟不是冷冰冰的科学模型，而是还在续写着某种历史主题的真实生活。
他直接牵扯着我们的神经，连接着我们的血肉。
所以，黄仁宇先生的文字里不但有着很浓厚的传统气息，而且散发出很多西方的味道。
除了能够学习历史知识之外，黄仁宇先生以另一种角度解读历史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深入细致的研究方式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历史不是偶然的，每一次历史转向的背后，都是政治、社会等诸多因素相互交融的结果。
历史是需要客观评价的，这点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尤难做到，因为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添加自己的主观成分，但是当你读了这篇书以后你就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生动，形象，打破了以往教科书式的罗列，将历史又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对今日的现实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相对于今，当代的许多重要事件，在宏观历史来看都显得微不足道。
如果将视野拉开，许多历史上经历之事在今日仍然存在或发生。
尤其是中国人的政治、官僚体然依然存在，读古验今、令人惊诧。
《中国大历史》成功之处是作者把专业的历史知识写成了趣味读物，却又蕴含历史沉重感与深刻的历史的反思。
特别是书中对当今社会的预言的兑现让我们佩服不已。
由此也实现了历史的最根本目的：以史鉴今。
《中国大历史》对我的影响力还体现在另外一方面，王朝的盛衰，如同人生的轮回，如果把自己置身于“人生大历史”中来看，最大的收获便是领悟在历史的洪流中，每个人的生命极为渺小，因此对于生活中的许多纷扰，片刻的痛苦与偶尔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
也许我们可以以一种更加宽容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笑看人生。
人生过后是否应该留下点什么，如同王朝在历史上划过的痕迹。
高考文言文翻译材料是不是只限定史记和资治通鉴
包括：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抗日战争中为日军所毁,1998年由河南登封嵩阳书院接替其四大书院头衔)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北石鼓山下。
石鼓山峻峭耸拔，风景宜人，唐代元和年间，李宽在此筑庐读书。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李士真重建书院。
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仁宗赐名石鼓书院，韩愈、周敦颐、朱熹、张栻、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徐霞客、王夫之等接踵至此，或讲学授徒，或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揽胜，蔚为壮观。
石鼓书院修建于衡阳北石鼓山上，山并不高，但地势险要，为湘水、蒸水交会口,遥对耒河口。
明清时书院不断扩大，原有的楼、阁、亭、祠等建筑物，都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焚毁。
今故址内还有明、清碑刻多处。
解放后对书院进行了修复，培植了树木花圃，建以亭榭，现已成为重要的游览胜地。
1944年6月，石鼓书院毁于日军炮火。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陶铸来衡阳视察时，要求恢复衡阳的石鼓书院。
当时的市委市政府限于历史条件，只是在废墟上建了一座石鼓公园，无法恢复当时的建筑和陈列。
1998年，国家邮政部发行“古代书院”即宋代四大书院邮票时，事先曾来石鼓书院实地考察，终因只见山石、不见书院而以河南登封嵩阳书院代之。
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
位于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星子县白鹿镇境内），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一水（贯道溪）中流，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
全院山地面积为3000亩，建筑面积为3800平方米。
山环水合，幽静清邃 ，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
初为唐代贞元元年（785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隐居读书之处。
李渤养一白鹿，出入跟随，人称之白鹿先生。
后李渤为江州刺史，于隐居旧址建台，引流植花,号为白鹿洞，其实并没有洞，只因四周青山怀抱，貌如洞状而已，白鹿洞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
唐末兵乱，高雅之士来此读书。
南唐开元年间、李善道，朱弼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讲学，称为“庐山园学”。
宋初扩建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并称四大书院。
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受命知南康军，到白鹿洞书院察看遗址，请孝宗批准，筹款建屋，征集图书，聘请名师、广集生徒，亲任洞主，亲自讲学，并制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五条教规，即有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至此，白鹿洞书院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誉为“海内书院第一”，“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
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1436），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
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
19世纪末，我国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
光绪24年（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
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
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
自宋至清的700年间，白鹿洞书院一直是我国宋、明理学的中心学府，陆象山、王阳明等都曾在此讲学，书院殿阁巍峨，亭榭错落，师生云集，俨如学城。
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准备要南昌中正大学接管白鹿洞书院，但未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维修。
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成立庐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自然保护区，同年设置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白鹿洞书院建置；1990年成立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
现在，白鹿洞书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学、学术研究、旅游接待、林园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1928年，胡适来到白鹿洞书院，并对其赞不绝口。
胡适盛赞白鹿洞有两个原因，一是“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书院，是我国书院的‘四大祀宗’之一”；二是朱熹亲定的《白鹿洞规》“简要明白，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 在他的《庐山游记》中，他有一段著名的论断：“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
（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代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
（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白鹿洞书院的自然风光极为毓秀，四山环台，古木苍穹，溪水古桥，别有洞天，现已成为文化旅游的佳镜。
院内松柏交翠，花草争芳，环境幽静秀丽。
馆内藏品反映了庐山历史文化的辉煌，有当地出土和及从外地搜集的古代青铜器和历代陶瓷，有唐宋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米芾、黄庭坚等在庐山的手书碑拓，有明清著名书画家唐寅、郑板桥、朱耷的字画卷轴，最珍贵的则是《五百罗汉罗图》，血书《华严经》和水晶佛珠，皆属国家一级文物珍品。
白鹿洞书院，在儒家理学思想的指导下，凭借庐山这块风水宝地，并依靠历代文人学者和热心教育者们的精心耕耘，获得了一种精深文博的厚实，区别于庙堂式的州、府、县学，令人向往、探索和追求，这正是它一千余年来生命力的所在，精魂所在，魅力所在的缘由。
白鹿油书院现存在建筑群沿贯道溪自西向东串联式而筑，由书院门楼、紫阳书院、白鹿书院、延宾馆等建筑群落组成。
建筑体均坐北朝南，石木或砖木结构，屋顶均为人字形硬山顶，颇具清雅淡泊之气。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
北宋开宝六年（973），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
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
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
初设讲堂5间,斋室52间。
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
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
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
,赐“岳麓书院”题额,于是“书院称闻天下,鼓简登堂者不绝”, 到南宋的乾道年间，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
著名理学家张木式主持岳麓书院，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
在教学方面，提出“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原则；在学术研究方面，强调“传道”、“求仁”、“率性立命”。
从而培养出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湖湘学派多数学者也在岳麓书院学习过。
一时间，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书院研习理学问难论辩，有的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当时的岳麓书院成为全国闻名的传习理学的基地。
南宋淳熙七年（1180），张木式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对岳麓书院的办学和传播理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
朱熹还将《白鹿洞书院教条》人微言轻正式的学规，颁于岳麓书院。
,朱熹曾两次来此讲学,当时学生达千人,从而使岳麓书院有“潇湘洙泗”之誉,几与孔子在家乡讲学的地方并称。
从元、明至清初，由于战乱，岳麓书院曾两度遭到焚毁，后来虽然得以重建和恢复，已不复旧观。
清初。
书院被禁。
后康熙为了表彰理学，放宽书院政策。
康熙二十六的（1687）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以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等遣送至岳麓山，乾隆九年(1744)又御书“道南正脉”匾额送至岳麓山，岳麓书院又得以复兴。
复兴后的麓书院，除了对斋舍屡加扩建外，其书院性质也由民办而逐渐演化为官办。
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岳麓书院往往由从事诂经考史的著名汉学家主持，学习的内容也由理学转向经史考证，特别是在王文清主院期间，更以“群经教授诸子”。
此后罗典任山长，“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
道光年间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增设“湘水校经堂”，专以研习汉学为主。
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
清代的岳麓书院，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培养出诸如王夫之、陶树、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郭嵩涛、李元度、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著名的湖湘学者。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
书院大门横匾“岳麓书院”四个大字,两边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讲堂正中悬清乾隆御书“道南正脉”匾,左右壁有石刻“忠、孝、廉、节”四个高1.6米、宽1.2米大字。
左右两廊有清欧阳正焕所书“整齐严肃”石刻。
讲堂屏风正向刊张村撰《岳麓书院记》。
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河南登封嵩阳书院 近四旁，惟中央，统泰华衡恒，四塞关河拱神岳历九朝，为都会，包伊洛涧，三台风雨作高山。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
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
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
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
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
嵩阳书院学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始于唐朝，兴盛于北宋，一直到了清朝末年，兴学堂以后书院制才被废除。
教学特点： 嵩阳书院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经过近千年的衡读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教学经验，其特点主要是：1、书院既是教育教学的机关，又是学术研究的机关，实行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2、书院盛行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讲会，开展争辩。
3、书院的教学，实行“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不受地域限制。
4、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采用问难论式。
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
5、书院内的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
书院的名师，不仅以渊博的知训教育学生，而且以自己高尚品德气节感染学生。
嵩阳书院，是中州教育史上的一颗明珠，我国古代的高等学府。
宋初，国内太平，文风四起，儒生经五代久乱之后，都喜欢在山林中找个安静的地方聚众讲学。
登封是尧、舜、禹、周公等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据记载，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人，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
号称“二程”的程，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对学生一团和气，平易近人，讲学鲜感，通俗易懂，宣道劝仪，循循善诱。
学生虚来实归，皆都获益，有“如沐春风”之感。
康熙辛卯年，全省在开封选拔举人，录取 名额一县不足一人，仅登封就中了五个。
名儒景冬，就这于嵩阳书院，中进士后，曾九任御史。
嵩阳书院正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条件，声名 大振，四方生徒摩肩接踵，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
院内的汉封将军柏人称“稀世珍宝”。
嵩阳书院内原有古柏三株，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游嵩岳时，见柏树高大茂盛，遂封为“大将军”，“二将军”和“三将军”。
大将军柏树高12米，围粗5.4米，树身斜卧，树冠浓密宽厚，犹如一柄大伞遮掩晴空。
二将军柏树高18.2米，围粗12.54米，虽然树皮斑驳，老态龙钟，却生机旺盛，虬枝挺拔。
树干下部有一南北相通的洞，好似门庭过道，树洞中可容五、六人。
两根弯曲如翼的庞然大枝，左右伸张，形若雄鹰展翅，金鸡欲飞。
每当山风吹起，枝叶摇动，如响环佩，犹闻丝竹之音。
三将军柏毁于明末。
关于将军柏树龄一直是个神秘的话题。
该树从受封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赵朴初老先生留有“嵩阳有周柏，阅世三千岁”的赞美诗句。
经林学专家鉴定，将军柏为原始柏，树龄有4500年，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大的柏树。
细心的游人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二将军柏比大将军柏大得多，为什么被封为“第二”呢
这里有个“先入为主”的传说，动人的传说，不知吸引了多少文人的墨客泼墨挥毫，赋诗赞颂，更留给人们以启示。
巍巍将军柏，给嵩阳书院增添了历史的沧桑感和浓郁的感染力。
门外的大唐碑素有“嵩山碑王”之称。
全称为《大唐嵩阳观纪圣德盛应以颂碑》，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碑高9.02米，宽2.04米，厚1.05米，碑制宏大，雕刻精美，通篇碑文1078字，内容主要叙述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唐玄宗李隆基炼丹九转的故事。
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额徐浩的八分隶书。
字态端正，刚柔适度，毛法遒雅，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作品，大唐碑重80多吨，仅碑帽就有10多吨重，古时，人们是怎样将这么重的碑帽主上去的呢
千百年来，凡到嵩阳书院的游人都要提及这个问题。
在民间，“智立唐碑”这个充满智慧的传说故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们，成为品赏大唐碑的重要内容之一。
嵩阳书院在我国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于世，以文化瞻富，景观奇特名扬古今。
山峦环拱、溪水长流、松柏参天、环境幽雅、景最清、石幢莠纪故宫铭而文明。
书院主要文物有西汉的“将军柏”和唐朝的“大唐碑”。
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是佛教、道教场所，但时间最长，最有名气的是作为儒教以圣地之后，嵩阳书院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名为嵩阳寺，为佛教活动场所，僧待多达数百人。
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年），更名为嵩阳观，为道教活动场所。
宋仁宗景祜二年（1035年），名为嵩阳书院，以后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
明末书院毁于兵火，历经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时期，学田1750多亩，生徒达数百人，藏书达2000多册。
清代末年，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经历千余年的书院教育走完了这的历程。
但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载入史册。
嵩阳书院在古代并不是单纯的指一个院落而言,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较广阔。
大至而言，建筑共分五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除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比较有名的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应天府书院，又名睢阳书院、南京书院。
位于商丘县城南。
因为商丘在唐供称为睢阳，北宋景德三年（1006）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格为南京，为当时四京之一。
商丘濒临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辐辏，隋唐以来，已发展成为一方都会。
宋代的应天府书院就设立在商丘的繁华闹市中。
应天书院位于商丘旧城州之东。
其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
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
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
l009年，宋真宗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
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院。
后该书院在曹诚等人尤其是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扩展。
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主持下“其名声著天下”。
仁宗景佑二年（1035），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晏殊又聘请因服丧而退居睢阳的范仲淹执教，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
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一大学府，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
”从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应天府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
明正德六年迁城，应天书院也迁往今地——城内中山东二街路北。
现存有大成殿、明伦堂、月芽池等建筑。
原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伦堂为学堂。
这两座建筑均为歇山式建筑。
大成殿为祭孔之地，明伦堂为应试地。
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现正在重建中。
《马说》你认为应当怎样对待人才?请联系现实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作者希望类似于伯乐的人能识别人才，提拔人才，重用人才，别让人才白白埋没。
有抱怨，有期待，有不满。
希望封建统治者善于发现人才,重用人才，使他们充分发现自己才能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