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关键时刻读后感
关于你得问题经过网络咨询可以获得以下信息 发你qq 了郑永年著《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出 版 社：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
参考来源： 希望有助于你的问题研究 杭州图书馆
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txt，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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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辩护郑永年看中国怎么样
不能说是郑永年的一本著作， 此书书只是他个人文章的合辑， 内容根据论调整理为不同的部分集合成书而已。
比如第一部分的“中国模式”， 第二部分的“中国崛起”， 第三部分的“中国与世界经贸关系”， 第四部分的文化崛起“等。
郑永年一贯以一种颇为中庸、独立的态度看待和分析中国问题， 比如即承认有中国模式， 但是又反对所谓的“北京共识” ， 批评了左派对中国道路的乐观， 却不同意右派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根本没有独特型可言。
虽然郑永年认为有中国模式的存在， 可是他自己也没有讲清楚中国模式具体是什么。
无论从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与世界的经贸关系、中国如何定位同西方世界的关系、还是说文化崛起才是真正的中国崛起等， 郑永年难能可贵的是从一种务实、紧贴实际的角度阐述中国的现状和立场， 预期未来的发展方向、策略以及亟需解决的问题。
大都是随笔的文章， 读起来尤为轻松。
对关心和认识中国发展的读者来说， 不啻为一种好的参考。
郑永年：中国体制改革为何困难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体制改革越来越迫切。
中国领导层提出了改革就是红利，就是要通过继续的改革求得可持续的发展。
不过，人们也发现，体制改革越来越困难了。
为什么需要改革但又改革不动
归根到底，人们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体制改革变得那么困难
只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后，人们才可寻找下一步改革的路径。
对改革的困难，人们一般都指向中国的既得利益。
尽管谁也不会否认这一点，但仍然需要人们进行一些具体分析。
至少可以从高层、中层和社会底层三个层面来分析改革的难度。
\\r 在高层，改革出现困难主要有两大因素所致，即改革目标和权力运作。
改革的目标属于顶层设计。
几年来顶层设计出现了大问题，主要指的是改革没有了明确的大目标。
中国共产党体制是一个动员型体制，这个体制的一大特点，就是做什么都首先需要有一个大目标，有了这个大目标，然后再去做动员，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大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就是这样一个发展进程。
1980年代进行了各方面的改革，但经过了整整十多年，到中共十四大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目标。
这个大目标的确立，有效推动了十四大之后的各方面的改革和进步，包括内部的各项经济制度改革，例如税收制度、中央银行制度和国有企业和外部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
\\r 但现在则没有这样的大目标。
尽管在中共十六大之后，领导层逐渐地把社会建设和社会政策，纳入其重点改革议程，但并没有成为改革的头等大事。
各级政府尽管也开始强调社会建设，但其重点仍然放在经济发展方面，社会改革对大部分官员来说，只是经济改革的一个补充。
可以预见，除非再一次找到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样的目标定位，高层要作大规模的政策动员已经非常困难。
\\r 第二，除了改革目标不够明确，没有找到突破口之外，政策的执行也出现了问题。
顶层设计，地方执行，这一直是中国的政策模式。
但现在执行层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这里有两个相辅相成的因素，即强人政治时代的结束和官僚阶层的抵制。
官僚阶层的抵制下面再谈，这里先谈强人政治这个因素。
所谓的政治强人，指的就是那些可以超越既得利益并且能够克服既得利益，把自己的政策转化成为现实的政治家。
应当强调的是，那些通过各种强权，意在维护现状的政治人物并不是政治强人。
在任何时候，既得利益的存在是常态。
政治强人的优势，在于其可以动员足够的支持力量来实现的政策目标。
和就是这类政治家。
政治强人时代已过去\\r 在中国，这类政治家是长期革命的产物，他们不仅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拥有大量的支持者，而且也善于作必要的政治动员。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政治家具有一个大的政治格局，就是说，他们考虑问题能够超越个人、家庭和政治小圈子的利益，而是从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
政治强人并不是说他们不会犯错误，但即使他们犯了错误，社会也仍然普遍认同他们，因为他们所做是为了社会和国家的利益。
\\r 现在，政治强人时代已经过去，中国政治开始进入一个常人政治时代。
领导层各方面所受制约越来越多，有时候不免受制于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因此经常难以开创政治大格局。
因为缺少如来自革命那样的天然的合法性，新领导人要开创一个新大局，必须超越诸多的利益制约，这需要比政治强人更强有力的政治意志。
\\r 中层又是如何呢
唐朝的柳宗元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做了一个三分法，社会的顶层是皇帝，中层是大户，底层是民。
把这个分类法放到今天的中国社会，这里的中层就指的是官僚既得利益集团。
即使在柳宗元那里，大户也被认为是改革的阻力。
柳宗元认为，如果大户阻碍改革，皇帝就要和民结合起来来推进改革。
实际上，在任何国家，中层官僚机构大都是和改革对立的。
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革命和美国的里根革命，主要的一项内容就是通过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大力消减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所构成的阻力。
\\r 庞大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有几个一般特征。
首先，就是他们缺少进取心，安于现状，抵制改革。
其次，官僚的一般心态或者通病是避免风险，他们按既定的规则办事，只向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
第三，官僚层面有时也会有一些改革动作出现，但实际上很难说这些是真正的改革，而是为了追求一些具体利益而进行的改革。
经常的情形就是：官僚部门要追求部门利益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以改革的名义进行。
结果，改革越多，问题就越多。
\\r 今天中国的官僚阶层就处于这样一个局面。
当然，中国的官僚阶层还应当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大学、研究院）等西方称之为公共部门的机构。
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时候竭尽全力，但对社会整体利益毫不关心。
任何改革一旦触及到他们的利益，就会全力抵制。
最典型的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改革。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上对改革的强烈呼吁，就产生于基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知识群体。
但一旦改革涉及到他们的利益，他们照样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
很显然，来自这个领域的阻力并不比其他任何部门弱。
\\r 这些年来，各个官僚机构也不时出现改革的动作，发改委、教育部等等部门，几乎每年都在出台改革措施。
但毫无疑问，这样那样的改革主要是为了增进他们本身的利益。
因为官僚机构是政府的主要制度机构，这样就导致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严重利益对立。
民众的改革疲乏症\\r 中国社会底层和改革的停滞不前又有什么关联呢
自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在分权分利的制度条件下，中国的改革使得大多数民众获益，社会普遍对改革抱正面的支持态度。
但近十多年来，社会大多数没有从改革中获得好处或者获得足够的好处。
在很多方面，改革甚至已经演变成对民众利益的剥夺。
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一方面，中国取得了非常高的发展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政府的税收也有同样速度的快速增长。
另一方面，社会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收入差异不断扩大，社会分化也越来越严重。
\\r 这种情况已经对改革产生了一些非常消极的症状。
第一就是社会产生了强烈的改革疲乏症，就是对改革没有什么热情。
第二就是对改革的高强度不信任症。
这也导致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缺失基本信任。
政府是通过改革和发展同社会发生关联的。
如果改革和发展不仅不能为民众带来利益，反而有损于民众的利益，民众很难对政府发生信任。
民众对政府的高度不信任，已经发展到怀疑一切的程度。
现在的情况是，政府也的确想做一些对民众有利的改革，尽管民众也可以从这些改革中获取利益，但民众已经不再信任政府。
在缺失民众基本信任的前提下，政府的每一个改革举动，必然遭致社会的强烈反弹。
结果，任何改革变得不可能。
\\r 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即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其中所扮演的作用。
批评政府政策、监督政府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无可非议。
公共知识分子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征。
不过，中国的很多公共知识分子，大都具有过高强度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善于表达主观偏好，但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对具体的政策做出理性的分析，他们往往根据已有的教科书式的概念，而不是中国的实际情形，不分青红皂白，什么政策都批评。
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公共知识分子都是拿着一些既定的概念来评判政策，为了批评而批评已经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最主要特征。
\\r 不过，他们对民众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很多民众对政府政策的认知，大多来自这些公共知识分子。
另一方面，那些倾向于为政府说话的知识分子，在民众中间也没有任何吸引力，他们高度依赖于政府，为了辩护而辩护，没有任何能够超越政府本身的话语。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严重缺失独立的、能够对事物作出客观分析的知识分子。
民众不相信政府知识分子，但又没有其他的可以选择，因此只好选择相信偏激的公共知识分子。
这使得政府的政策没有一种有效的话语的支持和论证，更难在民众中间获得支持。
\\r 要推进改革，必须对体制改革的困难有足够的认识。
很显然，这种困难是综合性的。
从顶层到基层的各个层面都可以找到改革的阻力。
不过，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现象，世界各国都是如此。
但这并不表明改革不可能，深刻认识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困难，目的就是要找到可以促成改革的动力。
体制改革动力何处找
这是需要专门讨论的问题。
\\r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中国模式怎么样
虽然对于到底存在模式这一命题的争论还绝于耳，但对于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成说，成就是斐然的。
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经济停滞不前以及金融危机下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陷入危机的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出口危机在政府的有效的调节之下，经济依然获得了较快的增长。
中国无疑是经济上的一颗国际巨星。
是什么催生了中国如此惊人的经济增长，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发展逻辑，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与这种经济高速增长到底有没有某种联系，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方向在哪里，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很多学者关注的问题。
但是，正如中国模式的概念源于外国学者的研究一样，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国外学者的研究似乎比国内学者研究的更加的深入，细致与全面。
郑永年的这本《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正是这些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之一。
正如作者给书的命名给我们所强调的一样---经验与困局，他的分析不在于去用种种关于政治的或是经济的理论接揭示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而是在对中国实践的持续关注的基础之上来展现中国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发展的机理。
对中国模式的关注首要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即对快速的经济发展的解释。
总结一下郑永年的观点，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和平的国内外环境。
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没有取得经济上的成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的动荡局面。
激进的民主化改革迅速的摧毁了旧的国家制度，却没有相应的建立起规范社会动员的有效制度。
而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并没有从政治领域开始，在政治领域任然保持着高度的控制，在经济领域给与充分的自由。
同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能够予以重视，积极的推动社会改革。
第二，社会的开放以及对产权的保护。
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封闭社会，社会缺乏流动与竞争，资源牢牢的掌握在国家的手中。
的开放政策不仅是对外的开放，还有对内的开放。
对内的开放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对社会的开放，即允许私企的存在于发展，用市场手段调配社会资源。
允许私企的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对私产权利的保护。
诺思把一个国家能否对产权的有效保护看作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把第三世界国家混乱的产权关系视作为政府对产权保护的失败，从而造成了其经济的困境。
我国一些学者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即我国的经济建立在低权利，低自由的基础之上。
笔者对这种观点不敢苟同，正向张五常指出的一样，我们的经济取得了如此快速的发展一定是我们的政府作对了什么，而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
说我们的经济建立在低权利、低自由的基础之上，对比的一个视角可能是与西方国家，而并没有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现状。
虽然在政治建制上，我们没有西方那么广泛的分权，没有政党政治，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司法独立，但是政府在行政上确保的对产权的保护抑制了政府对市场的过分掠夺，从而保护了私企的市场行为。
第三个原因就是政府间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
“县级竞争”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里面提到过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刚好与郑永年的观点不谋而合。
虽然两者关于竞争的主体不同，郑永年把这种竞争的主体界定在各个层级的地方政府，而不仅仅是县。
地方政府竞争局面的形成也是中央政府分权的结果之一，特别是在90年代分税制的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税收上的分配格局的建立大大促进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地方政府积极充当着招商引资的角色，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政府带来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同时中央给地方放权也给予了地方政府很大的经济自主权，这样地方政府就能够根据每个地方的特色与优势制定自身的经济发展计划。
作者在这本书中对我国的民主化走向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相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政治上的表现往往为许多国外学者抨击。
在民主作为一种国际共识，甚至是普世价值的情况下，中国能够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如何对现行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
可以说，作者对于民主的本质及其表现以及中国民主化道路的见解独到。
业已存在的关于民主的论著中，民主从来都是西方语境下的。
结合西方的民主实践，这种民主就表现为多党竞争、议会制、选举制等。
如果以西方民主的视角来看中国的民主无疑会得出比较悲观的结论，因为从我们政党与国家的这种关系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
在中国所有经历过的历史政体中，我们没有民主的实践，不曾有民主的启蒙，如果不去实行西方式的民主，那么我国的民主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很长的时期内，关于民主政治的实现并没有列入政府的政治改革进程之中，这也是我国政治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东欧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可以发现，旧的非民主的国家制度在激进的民主化改革中迅速的被摧毁，但是新的制度却并不能随着旧的制度的解体而构建起来，从业引起了政治上的动荡局面。
这些国家民主化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在国内一系列制度还没建立起来的时候强行推定国家的民主化改革，郑永年称之为“外推式”，而中国并没有盲目的推行民主制恰恰是我国稳定的一个重要应诉，在民主化制度建立起来以前，有一些制度必须要提前建立，以承受民主化改革带来的急剧增长的社会动员。
所以中国的民主一定是“内生的”即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利益的队员化发展催生出民主机制来实现各方利益的妥协。
关于农民与民主以及中国的乡村自治民主实践，笔者认为是最精彩的一部分。
在西方的语境中，农民阶层从来不是民主的推动者。
西方的民主的实践一开始是资产阶级以经济的力量向君主贵族阶层身份特权挑战，工人阶级以组织以及人数的优势要求分享政治权利，农民只是一个被动的被动员阶层。
但是在中国，民主的最开始的实践却是从农民开始的，即农村的乡村民主自治制度。
作者认为通过这种乡村民主的向上推移大抵上可以看出我国的民主化路径，即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发展道路。
这也是17大报告中提到的要发展的两种民主的形式。
作者显然对中国的这种民主实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乐观精神，但是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疑惑。
1）虽然农民阶层的自治独立被作者认为是农村民主实践可行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也同样要看到，农村并没有纳入到我国正式的行政组织体系的机构之中，也正是这种独立自治的地位才被赋予了民主选举的形式，而一旦这种民主形式被用到正式的、更高层次的政权体系之中，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上级对下级的控制将会及其困难。
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这是中央政府所不愿意出现的一种情形。
2）农村特定的环境决定了自治的形式到底具备多大的民主价值。
农村社会依旧是人情化的，松散而缺乏组织性的，利益的主体比较单一，利益的纠葛就比较少。
民主在多大程度上是解决集体问题的方式呢
政府给予了村民自治的权利，或许在哪里民主只是闲暇的自娱自乐而已3）村民自治的最普遍的表现形式是村民自己选择村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并不作为一级政府，基本没有它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是服务，农民对它不存在依赖性，这样到底谁当选又与农民本身有多大关系呢
如果选举的人是与自身利益无关的人，如何保证选举的理性要求。
所以，虽然作者把乡村民主作为中国民主化的开端，但这种形式的民主到底要经过多长的时间被运用到真正的民主化改革之中还是一个不容乐观的事情。
郑永年：中国的“宪政”之争说明了什么
近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多年来少见的宪政争论。
这场争论已经显示出几个主要的特点。
\\r 第一，争论从社会群体扩展到体制内群体。
反对宪政的不仅有社会群体，更有退休和在任官员；同样，支持宪政不仅有社会群体，也有官方群体，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曾经为实现中国宪政而努力而已经退休的官员。
\\r 第二，争论激进化。
争论的双方都呈现出高度的意识形态化，甚至呈现原教旨主义色彩。
双方不仅有理论争论，也有人身攻击，主要是把自己或者自己阵营道德化，把他人和他人阵营妖魔化。
\\r 第三，官方本身至今还停留在不作正式表达的鸵鸟政策。
人们也可以把不做声理解为官方对争论的容忍政策。
不过，对类似的争论，官方从前不是这样的。
一些争论，一旦官方感觉到对己不利，就会反击，并且是重重地反击。
当然，官方正式对宪政之争没有公开表达态度，并不是说其没有态度。
相反，官方，至少是官方媒体的态度是很鲜明的。
官方媒体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宪政学者写的文章，只有少数官媒发表了一些支持宪政的看法。
尽管官媒发表的支持宪政的文章较之那些批判宪政的文章少得可怜，但外界并不难看出，官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很大的一致的意见如果说不是分歧的话。
传统上，官方一直要求所有官方媒体保持一致和思想上的统一。
\\r 执政党无力介入讨论\\r 这场宪政之争的发生说明了什么
至少可以说明如下几点。
第一，宪政之争传达出了政治合法性危机的信号。
合法性指的是执政党统治基础的问题。
宪政之争的发生，倒不如说合法性危机是对所有社会群体而言。
实际上，从近年来的各种民意调查来看，执政党仍然享有相当高的社会认同度，因此也是合法性基础。
但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至少在一些社会群体的眼中的确是存在的。
因为在主张宪政者看来，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必须是宪政。
换言之，在这个群体看来，执政党现在的执政基础并非宪政。
这一点反对宪政的人也看得很清楚，因此他们就直接说，主张宪政的是质疑执政党统治的合法性。
反对宪政的阵营所担忧的也正是这一点。
公平地说，主张宪政的群体里面，也没有多少人是要如同反对宪政的群体所指控的，要推翻现行执政党的统治。
宪政派中的大多数人主要关注的，是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的转型问题。
\\r 第二，争论表明中国社会的分化和激进化。
很显然，争论的双方毫无共识。
双方从来就没有直接对话，也拒绝对话，一直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隔空喊话，互相批评甚至攻击，导致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道德主义化和原教旨主义化。
\\r 第三，官方话语的衰落。
尽管官方仍然控制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对执政党仍然具有政治重要性，但多年来，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已经不生产任何新的理论和概念，除了固守传统那些教条外，主要是控制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
不过，中国的社会现实一直在快速变化。
结果，官方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已经解释不了社会现实，也不知道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到现在，官方连社会意识形态也控制不了，任凭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竞争。
\\r 第四，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执政党内部对宪政没有任何共识。
执政党内部有支持宪政的，也有反对宪政的。
在没有共识的情况下，官方就实行一种不情愿的放任自由主义，或者不得不容忍社会层面的各种主义之争。
\\r 这种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宪政之争的恶果是明显的。
从政治上说，争论双方都在试图重新定义中国政权的本质。
但是，双方都没有问他们用来定义中国政治的概念，是否适用中国的现实。
很显然，双方所用的都是外来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根本没有能力来规定中国的政权性质。
例如，反对宪政的群体，把宪政视为是资本主义的，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中国。
但是，说宪政不属于中国，那么中国是什么样的政体
难道无法无天的政体
同样，在支持宪政的群体看来，中国如果要实现宪政，就要像西方国家那样，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就是说中国必须转型成为西方类型的国家。
问题是：中国能够变成西方吗
变成西方会是一种如何的结局
\\r 宪政的本质是法治\\r 这场宪政的争论和前几年对中国模式的争论是一样的。
在中国模式的争论中，左派认为，中国模式好得不得了，远较西方的优越，甚至在未来可以取代西方。
自由派则相反，认为中国模式根本不存在。
如果存在，也要把它改掉。
\\r 但实际上，争论的双方都是在神学的抽象意义上讨论宪政，他们都没有直面现实。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在进入近代以后，王权时代逐渐过去，宪政成为不可避免。
自从近代人民主权理论产生以来，王权很快就失去了政治合法性，更不用说是神权政权了。
在实现宪政的国家，宪政可以说是各种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一个妥协。
绝对的君主主权已经没有合法性，但绝对的人民主权也很难在政治上实现。
在两者都不可能的情况下，就来一个妥协，那就是确定法律，法律之上，保护各方面的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政的本质就是法治，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难发现，即使那些保留王权的国家，王权只具有象征性意义，不具有任何具有实质性的政治权力。
同时，即使是实际上实行专制主义的政权，其理论上也要用宪政来论证自己。
没有哪一个专制政权或者独裁，可以公开显示自己可以站在法律之上。
\\r 在人民主权时代，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不管宪政是否真实，至少在理论上各国都要行宪政。
不过，也很容易观察到，宪政的制度体现形式在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
大多数国家制定宪法，宪法至上。
但也有例外。
英国就没有成文宪法，但不能说英国不是宪政。
当然，西方国家宪政的一个共同体现形式，就是三权分立和多党制。
中国左、右派之间争论的要点就在于此。
他们实际上所关切的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政
这个问题。
自由派主张学西方宪政，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左派则视三权分立和多政党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r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在这里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那就是把宪政的形式当做本质，或者说，没有把宪政的本质和形式区分开来。
实际上，宪政的本质就是权力的制约。
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所以权力需要被制约。
但必须看到，制约权力有不同的制度形式。
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的确是西方制衡权力的制度形式，但这并不是说，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具有普世性，只要实行宪政的国家都要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
这里，实际上把宪政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等同起来。
\\r 这种看法当然过于简单，也不科学。
从经验现象看，西方式宪政到了其他国家并不见得有效，甚至可以走向反面。
例如，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尤其是那些曾经被西方所殖民的国家，大都具有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结社、自由媒体等等在西方宪政国家可以看得到的所有制度表现形式。
但这些制度形式的存在，并不表明这些国家实现了宪政，因为这些制度形式的存在，同样没有能够使得这些国家避免专制和腐败。
这是自由派应当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自由派一旦论及宪政或者民主，往往是教科书式的，只看到北美和欧洲那些宪政运作良好的国家，而有意或无意地不去看那些陷入西方式宪政陷阱的国家和社会。
\\r 另一方面，左派把宪政视为是西方的，同样不符合事实。
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政治精英的努力就是为了建立宪政。
在其革命早期，孙中山直接搬用西方宪政和议会政治，但很快就失败。
失败之后，孙中山就走上了一条探索的道路。
这个探索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到是一致的。
蒋介石即使行专制，但在理论上也没有否认宪政。
相反，他所秉持的是孙中山的政治发展三阶段论，即从军政到训政到宪政的道路。
台湾后来能够实现民主化，和政治精英对宪政意识形态的坚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种意识形态代表了政治发展的目标。
\\r 中共也有探索宪政的道路\\r 同样，共产党也有其自己的探索宪政的道路。
共产党是在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主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就是说较之国民党，共产党更迫切需要宪政。
1954年，共产党及其政府就制定了宪法，即54宪法。
为什么要有宪法
很简单，就是要实行宪政。
在晚年，自己破坏自己立起来的宪政，这就导致了无穷的恶果。
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治无法无天，就连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能保护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权。
\\r 也正因为人们意识到文革是破坏宪政的结果，因此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掀起了一个宪政浪潮。
当时的对有一个公正的评论。
在讨论到晚年所犯的错误的时候，并没有把重点置于本人，而是置于制度层面。
在、陈云和彭真等一代领导人的努力下，中国重返宪政，1982年制定了新宪法，即82宪法。
当然，制定了宪法只表明中国要实行宪政，但并不表明中国已经有了宪政。
之后，中共历届领导层一直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宪政，尤其是如何把宪法所规定的一切转变成为现实。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法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
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之后，对中国宪政也有诸多论述。
接任总书记之后，说得更直接，就是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这个笼子是什么，就是宪政，是法律、法治。
\\r 就是说，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需要探索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宪政从何而来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宪政的问题。
左、右派应当放弃具有神学色彩的宪政讨论，把眼光置于中国的现实和经验，探讨中国自己本身的权力制衡机制，也就是中国本身的宪政，这才是唯一的出路。
神学化的讨论，无论是对执政党还是国家和人民，都是有害的。
反对宪政的人最终必然挖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他们必须回答，不实行宪政，要实行什么
难道要重新回到神权时代
或者王权时代
这有可能吗
同样，自由派只会提倡西方式宪政，不顾中国现实情况，这同样会导致同样的结果。
这两种极端主义都会把中国引向国家悲剧。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