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调歌头读后感
爱国是什爱国就是热爱祖山河，爱国就是维护祖国的尊严，爱国就心祖国的发展…爱国情感如荷花一般纯洁，梅花一般坚韧。
爱国是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出生在偏僻的韶山冲的，从小就体会到祖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压得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山里的伢仔敢打天下。
他那敢为天下先的爱国精神激励着祖国人民为祖国的名誉，祖国的自由而奋斗。
爱国是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国著名的导弹之父钱学森，听到祖国的召唤，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生活，克服重重困难，飘洋过海，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为一穷二白的祖国挑起千钧重担，排除一个个障碍，攻克一个个难关，为我国的国防科技做出来杰出的贡献。
他那无私奉献，不计得失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转瞬之间，祖国历尽沧桑巨变，眨眼之间，祖国走过万丈红尘。
远眺那雄伟的万里长城，瞻望那壮观的北京天安门，心中不仅涌起一股敬意，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爱国可以是轰轰烈烈，感人肺腑。
爱国也可以是点点滴滴，平凡至真。
爱护环境是爱国，热爱生活是爱国，勤俭节约是爱国，勤奋学习也是爱国……祖国啊，万载逝去，你美丽的容颜依旧，你耀眼的光芒不灭
祖国啊，当初，我是红莲，你是为我遮风挡雨的荷叶，现在，就让我来守护你吧
关于爱国的作文远眺前方，我们的祖国母亲正以崭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回首过去，华夏五千年灿烂文化展现眼前。
这一幕幕是无数的爱国者用他们的爱国激情造就的这一切，是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用滚烫的热血浇铸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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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怎能不让人心潮澎湃，思绪起伏!作文网：home.sanwen8.cn爱国英雄岳飞曾经说过：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为此，岳飞的母亲在他背上刻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他的一生也确实做到了精忠报国;爱国科学家钱学森，被誉为导弹之父，美国人说他抵百万雄师。
但他却抛弃高官厚禄的利诱，在新中国成立后，，毅然回到祖国投身于导弹研究中;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在革命党统治时期，爱国作家朱自清宁死也不吃美国送来的救济粮，因为他知道这是一种耻辱，是对中国人的一种歧视……这些爱国志士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他们的名字将被千秋万世所铭记。
因为他们对祖国的拳拳之心让后人永远不能忘记。
的确，我们的祖国曾经有过辉煌，但也有过刻骨铭心的耻辱史，这一切已经被一个岁月的见证人--历史无声无息的记载了，想抹也抹不掉。
我们不能忘记，：清朝末年，清政府腐败无能，外国列强趁机入侵，侵略者们用中国人发明的火药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战败的中国只好在中国人自己发明的纸上写满了无数屈辱的条约，从此，中华民族遭受到空前浩劫。
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这一切都应该归罪于清政府的迂腐无能，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卖国贼却丧权辱国，祸国殃民，割让土地，出卖主权。
使中国处于风雨飘渺之中。
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让子孙后代知道他们，唾骂他们。
《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是什么
谈谈你的理想
晕，这是为毕业论文准备的吧
情殇——论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思想搜索：作者：郑梦 文章来源：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3-30[内容提要]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
本文作者持爱情说。
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自居易井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
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尉，当时，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纪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
陈鸿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
《长恨歌》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妓女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①，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约可分为三派：其一，爱情主题说。
认为从作品宫中多宠的宪宗；其三，双重主题说。
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
此外，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
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
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
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
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
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
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
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
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
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
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
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
“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
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
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所以，我们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
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
《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纪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
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
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
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
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
”②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
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
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
”③《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
《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
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
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
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
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
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由《长恨歌》故事的展开来看， “人宫专宠”、 “马嵬惊变”两段情节都有历史记载可据，涉及的主要是一个“专宠”问题，以及与之相连的“女祸”之类历史观念。
在中唐时代，执拗地回顾这段历史还反映着一种对开元盛世无比怀念的情绪。
与其他专宠故事相比，李、杨故事的特殊魅力确实与它包含的政治内容有关。
这个故事恰恰成为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和导火索。
由于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制度将皇帝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天下兴亡系于君主一人，给君主造成问题的又不外乎宠信奸侯、耽于享乐。
因此，当时人们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时，基本上只能着眼于宫廷政治史，李、杨关系于是也成为议论的中心话题。
然而，在推出这两位事件的中心人物和确定了被谴责的对象杨妃之后，李、杨故事并没有顺利地向失德荒政、女色祸国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赞叹女性美、歌颂忠贞爱情这一主题，这基本上是属于民间传说的。
因此，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叙事模式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丁关键作用。
当然，这一主题变化还包含着杨贵妃形象的变迁这一重要问题。
这也是《长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类感情的一般需要，而没有违背这种趋势去过分强调故事的政治涵义。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
但在《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
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
《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叔向母日： “甚美必甚恶。
”李延年歌日： “倾国复倾城。
”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入对这一问题的最后思考。
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
“甚美”。
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长恨歌》实际处于这样一个交汇点上：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
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
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
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
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
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
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慨，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
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
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
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
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
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
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像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
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甚至于在佛教世界中消极避祸、闲散自适，使其政治、文学生命黯淡无光。
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中唐土人在封建政治辗压下极为渺小而懦弱的一面。
实际已放弃了一度用以自勉的积极、负责的现世精神，而佛教思想中妥协、避世、庸俗、自私的宿命论思想最终左右了他的生活哲学。
我们看到，(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纪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
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
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
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
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
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
“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已、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
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凌辱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 《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
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
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
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由于“美”与“恶”的结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恨歌》塑造的贵妃形象是一个足可与荷马史诗中的海伦相媲美的美妇形象。
征城掠地、政治兴亡与这种女性美的力量对比，甚至都有些黯然失色了。
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
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
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
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
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
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
《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
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
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
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
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
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轨仪造成了冲击。
也就是说，白居易在这样处理感情问题时，早已面临着道德的压力。
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间有时也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仍约束人心的道德锁链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
这使我们联想到他早年曾有的恋爱经历。
正式结婚前，白居易曾与一名为湘灵的女子自由恋爱，但家庭和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原因即在于它是非礼结合，两人的关系是属于两情相悦的私下结合，而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也是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
再加上家庭对白居易幼年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在两个并列的世界中形成：一个是道德和仕进的世界，另一个是感情和个人生活的世界；父亲代表前者，母亲代表后者。
这幼年的两个世界——道德和感情，实际上成为白居易人生和文学创作所围绕的两大主题。
联想到《长恨歌》又未尝不是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过若干次精神危机，他的感情生活也肯定会有不少难言的隐衷。
或许应该这样说，这些来自早年生活的情感体验便构成了他不畏“结靡”之攻击而大胆进行感情主题创作的动力。
正是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
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
惟其绵绵“长根”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在此之后，元代白朴的《梧桐雨》，清代洪异的《长生殿》等据此而创作的作品，不论主题思想还是艺术成就与白诗相比，已然失去了太多的东西。
怎样评价白居易的《长恨歌》
《长恨歌白居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806），当时诗人正在盩厔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
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
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 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
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
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
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
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
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
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
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
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下面，诗人具体的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
“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
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
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
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
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
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回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
《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
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
“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象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
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
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
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
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
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
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点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
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
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
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
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
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中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
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地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
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高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
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才能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
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
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
还都路上，“天旋地转”，本来是高兴的事，但旧地重过，玉颜不见，不由伤心泪下。
叙事中，又增加了一层痛苦的回忆。
回长安后，“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白日里，由于环境和景物的触发，从景物联想到人，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禁不住就潸然泪下，从太液池的芙蓉花和未央宫的垂柳仿佛看到了杨贵妃的容貌，展示了人物极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从黄昏写到黎明，集中地表现了夜间被情思萦绕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
这种苦苦的思恋，“春风桃李花开日”是这样，“秋雨梧桐叶落时”也是这样。
及至看到当年的“梨园弟子”、“阿监青娥”都已白发衰颜，更勾引起对往日欢娱的思念，自是黯然神伤。
从黄埃散漫到蜀山青青，从行宫夜雨到凯旋回归，从白日到黑夜，从春天到秋天，处处触物伤情，时时睹物思人，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诗中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寻觅。
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到梦中去找，梦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
如此跌宕回环，层层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达到了高潮。
诗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渲染，反复抒情，回环往复，让人物的思想感情蕴蓄得更深邃丰富，使诗歌“肌理细腻”，更富有艺术的感染力。
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
本文作者持爱情说。
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白居易并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
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长恨歌》一出，关于其主题，便成为历来读者争论的焦点。
观点也颇具分歧。
大抵分三种：其一为爱情主题。
是颂扬李杨的爱情诗作。
并肯定他们对爱情的真挚与执著；其二为政治主题说。
认为诗的重点在于讽喻，在于揭露“汉皇重色思倾国”必然带来的“绵绵长恨”，谴责唐明皇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垂诫后世君主；其三为双重主题说。
认为它是揭露与歌颂统一，讽谕和同情交织，既洒一掬同情泪，又责失政遗恨。
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
贵妃进宫后恃宠而骄，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
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
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
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
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嵬，“不见玉颜空死处”。
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唐玄宗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
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缈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
“情”的宣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
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
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
但在《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
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叔向母曰：“甚美必甚恶。
”李延年歌曰：“倾国复倾城。
”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人对这一 问题的最后思考。
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
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
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
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
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
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
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
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
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
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
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
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
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
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
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
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
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作为一首千古绝唱的叙事诗，《长恨歌》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很高的。
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肯定这首诗的特殊的艺术魅力。
《长恨歌》在艺术上以什么感染和诱惑着读者呢
宛转动人，缠绵悱恻，恐怕是它最大的艺术个性，也是它能吸住千百年来的读者，使他们受感染、被诱惑的力量。
唐朝的科举制度比起隋朝的有什么变化
呵~我也是百度上摘要：中国科举制度自端，终止于清朝光绪三十一(1905)年，实施一年来，对中国的政治走向和社会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中国历代政权选拔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知识分子，使之能够有机会跻身于上层社会，成为各级为政权服务的官吏。
科举制度虽然在以后的一千多年中，不断有所变化、发展，但在隋唐时期，基本已经定形，探讨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成熟与发展以及其相关内容，对了解、研究中国历代科举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开科取士的背景与雏形 在隋朝建立之前的南北朝时期，各个政权选拔官吏实行多是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法”。
“九品官人法”源自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采纳的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
具体方法是在全国各州设大中正，各郡设小中正，大、小中正皆由一些经验丰富的中央官员兼任，因此也称“九品中正制度”。
中正负责对各州郡的人才在“品、状、家世”三个方面进行评举，评举结果分为九等，分别是：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①结果评出后，小中正呈大中正，大中正呈司徒核实，然后由吏部尚书选用。
由于东晋以来士族门阀的势力日益庞大，士族中担任当地中正的情况非常普遍，以之于评举出来的人才中几乎全是士族子弟，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九品官人法”彻底沦为了士族门阀壮大自己势力的工具。
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年)二月，杨坚代周称帝，改国号隋，建元开皇，都城长安，史称隋文帝。
隋文帝上台后，非常重视人才选拔，他深知九品中正制度的弊病，于是开始对人才选拔制度进行改革。
开皇三年(583年)，他正式下诏，停止那些“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的各州郡中正评举人才 的权力，改令诸州每岁贡士三人。
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又诏命“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②”，把选拔人才的权力，下放到了高级官僚阶层，但由于这项制度缺乏对这些高级官僚的监督和制约，难免出现一些循枉私情的情况，操作起来问题颇多，因此不得不再次进行改革。
此后，隋文帝去世，其子炀帝杨广继位。
炀帝大业三年(607)四月，诏文武有事者名，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可略、膂力骁壮十科举人。
大业五年(609)，下诏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③” 此时的这几次科举，虽然只是朝廷偶尔为之，但却为后来的科举制度定了名。
据唐人杜佑《通典》十四卷载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这才是科举制度真正的雏形。
当时的明经、进士两科考试的内容主要是策问。
策问即出一些有关时事政务、经义等方面问题，由士子做答，这时候的科举的考试内容还比较少，朝廷也只是意在选拔一些能够及时为朝廷出力的优秀人才，因此科举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还不够大。
二、科举在唐代的逐渐成熟 由于隋炀帝杨广的统治极其残暴，隋朝在只历经了两朝37年之后，便被蜂拥的起义浪潮所推翻。
李唐王朝经过南征北讨之后，建立起来。
唐王朝建立之初，为了吸收中小地主阶层中的知识人才，曾经一度沿用隋朝科举制度：“武德四年，复置秀才、进士两科”。
又“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
至五年十月，诸州共贡明经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进士三十人。
”由此可知，唐高祖武德四年决定恢复隋朝设置的明经、秀才、进士等科，并于武德五年即正式开科取士。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渊次子李世民发动兵变，杀其兄、弟建成、元吉，挟持李渊，迫其立已为太子，史称“玄武门之变”。
不久，李渊宣布退位，李世民登基，史称唐太宗。
唐太宗励精图志，不断对唐朝的各项政策、制度进行改革， 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制度也逐渐成熟完善起来。
_^\\\~ (一)参加科举者的主要来源 由于唐代以来官学、私学教育的不断昌盛，培养了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才。
例如贞观以后，仅国学生就有8000余人④。
国学生是参加科举的重要力量，因为他们在各级官学学习，考试合格后被送至尚书省参加科举，因此被称为“生徒”；自学成才继而向地方政府投牒自举，经考试合格后同地方贡品一起被送入京参加科举者，谓之“乡贡”。
唐朝对“乡贡”报考者的要求也不甚严格，除作* 犯科者不得 参加外，只要求商人或工人不得参加，应该说是比较开明的⑤ “生徒、乡贡”这二种人是科举的主要来源。
(二)科举的主要科目及内容 唐代的科举分常举、制举两种。
所谓常举是指每年分科举行的科举；制举是指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科举。
由于常举和制举选拔人才的目的不同，因此在考试内容、考生来源、考试方法上有很大区别，而常举以其长期性、固定性的优点成为了科举中最重要的部分。
本文在这里讨论的仅是最重要的常举。
常举的主要科目是：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
秀才一科要求对有关国家的大政方略问题，作策论五篇。
旨在选拔一些具有宏观全局意识的高级人才，因此对考生要求非常高，如果被推荐而来而未能得，所荐州长官甚至还要受处分，以至于后来参加考试人数非常少，唐高宗时曾被停止过，此后也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明字科旨在选拔对书法、文字有专长的人才；明法科旨在选拔熟悉法律的司法人才；明算旨在选拔精通算术的数学人才，以上科举多被世人所不屑，因此不被人所重视。
一史为选拔精通《史记》、《汉书》、《后汉书》其中之一的人才；三史则是选拔精通《史记》、《汉书》、《后汉书》三部著作的全面人才；开元礼是对玄宗开元二十年修成并颁行《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的内容进行考试；道举主要考《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典籍；童子举的考试内容是要求十岁以下儿童熟习一部经书和《孝经》、《论语》。
以上几种由于不常举行，因此，在科举中的地位也不重要。
因而，明经、进士两科成为了科举中最重要的两科。
在隋时，此两科的主要内容是试策，唐初不断变化增加。
太宗贞观八年(634)，进士科加试读史书一部；高宗调露二年(680)，进士科加试贴经，永隆二年(681)明经加试贴经，进士加试杂文。
玄宗天宝(742-756)年间规定：明经先试贴经，次试经义，最后试策；进士先试贴经，次试诗赋，最后试策。
至此明经、进士两科开始有所侧重，明经重“贴经墨义”，进士重诗赋。
明经中所谓的“贴经”意思是指将一句经书的两端掩上，中间留一行，又将此行中的三个字用纸糊上，让考生填写， 叫做贴经，有些类似于今天的填空。
“墨义”是考经文及注疏，初为口试，后因容易被人作弊，改为笔试，故名墨义。
这种方法比较机械，考官出题时经常会找一些生僻的句子，而考生也发现了考官出题的这一规律，因此也就把心思放在如何押题上，反而对经书中的本义根本不加重视和了解。
试策即考官出一道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问题要考生做答，颇似如今的论述题，这是考试的最关键部分，一些优秀的考生能够脱颖而出，就在此处。
进士科中除试策非常重要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诗赋。
唐高宗永隆二年开始，要求考生当场作杂文两篇，主要指箴、铭论、表等实用文体，后逐渐改为专考诗赋。
有唐一代，诗风大盛，各种达官贵人、骚人墨客皆以能诗为荣，因此能否在科考中赋得好诗，对自己的科举成绩影响也非常大。
由于有一些考生已经颇有诗名，因此在参加考试之前，往往把自己的作品向一些名流投递，以期望能够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忙，谓之“投卷”。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渐江考生朱庆余的那一首《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闻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那位张籍张大人得到此诗，甚为高兴，也酬诗一首，做答，“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抵万金!”朱庆余因此诗而得中进士。
当然，想朱庆余这样的幸运儿还是少的，这种类似走后门的投卷，使得一些权贵势力经常干涉科举，让一些并非有真才实学的人能够得中，而一些才华出众的考生却要名落孙山。
大诗人杜牧去参加进士科考，虽然献上了自己的名作《阿房宫赋》而被考官大加赞赏，并且也有其它人推荐，但因为前几名已经事先被安排好了，杜牧不得不屈居第五。
(三)明经 、进士两科的考取与登科 由于明经注重的是死记硬背，考取的内容相对容易一些，而进士科最关键的是则是难度较大的诗赋，因而，进士科往往显得比明经含金量高得多。
“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之一二”，⑥ 由于进士得中者非常少，每次最多三十来人，因此进士科显得更加重要，也非常难考，能考取进士者一般都是有真才实学的才子，许多人穷其一生精力，也不能得中。
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大诗人白居易27岁得中进士，做诗云：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像他不到而立之年就得中进士的实在是少之又少。
考生在参加了吏部(后为礼部)主持的考试后，基本上就算是高中了，只是在武则天掌权的开载初元年(689)二月，曾经“策问贡人于洛城殿上，数日方了”。
⑦又曾命令把在吏部复试者的名字糊掉而进行暗考，这两种方式在唐代虽未形成制度，但还是开了宋代以后“殿试”、“糊名”的先河。
此时已经放榜，得中的考生们从此便扬名天下， 有许多的宴请、活动要参加，如：闻喜宴、曲江宴、月灯阁打球宴、雁塔题名等等，这是新得中的仕子们与达官贵人们互相结交，加深关系，为其后的仕途提供方便，构建自己的关系网的重要活动。
当然，得中进士也不意味着士子们就马上成为了“公家人”，还要经过还要经过吏部的“选试”，合格的才授予官职，“选试”又称为“释褐试”，意即通过选试合格的人，可脱去粗布衣而换上官服，离开平民队伍而进入官吏行列。
此时，由礼部将及第者的材料移交吏部，再由其进行选试，谓之“关试，因关试时间一般在春天，故又称“春关”。
“关试”考试的内容为：“身、言、书、判”，具体就是考察考生的体貌、言辞、楷书、批审公文四项内容。
四项皆合 格，可以授予 官职，谓之“注官”，然后把全体考试合格者集中起来，当众点名授职，谓之“唱官”。
通过了“关试”的考生一般所授官职在八、九品之间，职位都不太高。
如果有的考生在“选试”、“关试”时没有被通过或没有参加“关试”，那么他还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就是请权贵为之推荐，推荐任某官职，二是到地方藩镇去做一段时间的幕僚，再争取被举荐。
第二种现象在晚唐藩镇割据时，比较普遍。
三、隋唐科举制度成熟与发展的意义 据说贞观年间，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们从端门列队而出时，非常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矣!”，在他看来，科举制度是使天下英才为其效力的手段而已。
而实际上，科举制度在隋唐时期的逐渐成熟，不但影响了中国历代的政治进程，而且还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文化心态及性格特征。
(一)科举制度是产生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 科举制度实行一千多年以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的封建社会中，许多对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人物，都出自参加科考的仕人行列，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等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于社会上层并由此获得了作出其贡献的基础。
如唐时的陆贽、裴度、刘宴、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等等，他们都是进士出身。
做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代表的知识分子，孕育他们的土壤就是科举制度，他们的精神面貌、精神状态都是由科学制度塑造出来的。
(二)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得中的仕子而言，得中后自然是有“颜如玉”，有“黄金屋”，许多读书人苦读一生，都是为了科举及第后的富贵荣华，他们从幼年起就在考试的绞肉机中挣扎消磨。
参加科举得中后的仕子们，成为统治阶层中的官僚，成为统治皇权的附庸，成为统治的工具。
既然有得中后的喜悦，当然也就有落地的痛楚。
百分之八九十的淘汰率，使得多数人都不能够踏上仕途，获得施展自己才华的空间。
许多人就如《儒林外史》中的老童生周进一般，都老还是个秀才，把自己一辈子都奉献给“八股文”，奉献给科举。
应当说，科举制度的存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产生了重要影响，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威武不屈、曲学阿世、清正廉明、贪污受贿等等截然不同的品质，都能从科举制度中探寻到根源。
(三)科举制度中的落后成份，对中国后世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_ 随着封建制度的不断没落，使得在它羽翼庇护下的科举制度的消极因素也不断表露出来。
宋代只是对隋唐时期形成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局部的改进，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三级考试”的科举制度范式；元代科举制度因为统治阶层的原因实质上有所衰败；到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开始渐渐僵化，八股文使得许多读书都埋头钻研其中，根本不知天下大事、国计民生，从而使科举制度下产生的官僚的水平大大折扣。
科举制度成为了禁锢知识分子思想，摧残人才的工具。
四、结束语 科举制度在隋唐成熟与完善之后，对其后的数百年中，为中国历代的统治阶层，培养、奉献了一大批官僚和士大夫，丰富并完善了封建社会的统治，使其最终达到了繁荣的顶锋。
然而，在其后的几百年中，由于封建制度的不断衰落，清朝的统治在国内外各种力量的撞击下，风雨飘摇，逐步走向覆灭，而科举制度此时也已经无法被改革、突破，从而与封建制度一起走向了灭亡的命运 ①唐.杜佑《通典》卷十四6O5@4 ②《隋书.高袓纪下》_! ③《册府龟元》卷六四五，贡举部1? ④岺仲勉《隋唐史》p180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Ar0y= ⑤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p55，三联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EX ⑥ 唐.杜佑《通典》卷十五fC2p)L ⑦唐.杜佑《通典》卷一五.v
苏轼被贬后以怎样心态面对
1.格式相同，都很豪放，意气风发2.“长沙”用夸张，对比，描写深秋景色；“雪”用拟人，描写雪景。
3.“长沙”：一个革命青年对国家命运的感慨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壮志；“雪”：中国人民的命运只有掌握在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手中，才能有光明前途
王朝的衰亡原因诸多，为什么汉朝独以强亡
汉代，中原王朝雄武强盛，唐在汉之后，更比汉代繁荣富强。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唐代部分的结尾写到：“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
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勘寻的一个大题目。
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
但专就中国论，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欣羡的朝代或时期了，那也是值得我们警惕注意的。
”到论述明代地方政府部分，钱穆借顾炎武的著作又提到唐代：“顾亭林（炎武）亲自走过的地方着实多，据他说：只要看见一条大路，路基筑得坚实平坦的，询问查考，多半是唐代留下来。
只要看见一座大城，坚厚雄壮，一经询问查考，也多半是唐代留下来。
驿亭的建筑遗址，顾先生也看得多了，他才追怀到唐代的规模。
据他《日知录》所讲，真好像近代欧洲人眷恋推崇罗马古迹般。
”汉朝灭亡了，其后有我们的祖先创造的更强盛的王朝。
唐朝灭亡，意味着我们文明的巅峰已过，走向漫长的没落。
这是唐亡带给我们悲凉之感的原因之一。
《水调歌头》表现了苏轼怎样的思想感情
在写法上有什么主要特点
旷达乐观的情绪本篇，豪迈的意气，在“把酒问天”中排空直入，似乎潇洒的带走了一些作者的郁愤。
全词运用形象的描绘漫主义的想象，紧紧围绕中秋之月展开描写、抒情和议论，从天上与人间、月与人、空间与时间这些相联系的范畴进行思考，把自己对兄弟的感升华到探索人生乐观与不幸的哲理高度，表达了作者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对生活的美好祝愿、无限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