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僚制度
始于魏晋以来的九品.中华文化--中国古品制度 中国古代官制中着两类官职：一类具有实际职能，另一类则代表官僚的品位高下。
秦汉以降，历代品位性等级的形态、来源，品位性官职的数量、类别纷繁复杂并且因时而异，其每一细微变化都可以折射出相关政治变迁，解析其中的原因可以显示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一些重要特点。
秦汉官僚的头衔相当简洁，大多不过一官而已。
像“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这样的头衔是很希罕的。
但汉以后就不同了，官僚的头衔叠床架屋，诸如“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兖北徐南兖青冀六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南徐州刺史竟陵□开国公”、“使持节特进侍中太尉公尚书令都督冀定沧瀛幽殷并肆云朔十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并肆汾大行台仆射领六州九（大）酋长大都督散骑常侍御史中尉领领左右驸马都尉南赵郡开国公”之类官僚结衔，看得人眼花缭乱。
就算魏晋以后的官儿比秦汉能干，兼治十数职毕竟勉为其难。
其实这成堆的官衔各有不同性质，并不一定都对应着一份差事，许多不过用来增添荣耀、加重资望及赋予待遇而已。
例如“侍中”、“散骑常侍”就是加号，加之者得以佩貂珥蝉，神气多了。
“特进”也是加衔，由此朝会时班次就可以进至三公之下了。
加“开府仪同三司”则可开设府署、辟召掾属，享受和三公同等的礼仪。
“骠骑大将军”并不是军职而是军阶，称“军阶”也只是因其名为武号而已，文官也常用“某某将军”标志位阶。
散官“左光禄大夫”用于标志文官位阶，在北朝武职也能获得。
此外上述头衔中还包括兼衔、爵号等等。
这时官僚的业绩未必超迈秦汉，可资夸耀的官号却五光十色、琳琅满目了。
这样看来，中国古代的职类结构中至少存在着两类官职：一类承担兵刑钱谷、监察考选等等实际行政职能，另一类则主要用于安排官僚品位高下，属“品位性职类”。
后一类官号的权责规定有时只是徒具其名，但它们却具有不容忽视的品位意义：用于增添资望、赋予待遇、确认品阶，以及提供起家官职或迁转阶梯，提供候选、储才或安排冗散之位。
前面征举的长串官衔，其中有许多就是这类官号。
当然，在职能性和品位性官职之间，也存在大量既有职能、又有很浓的品位色彩的官。
品位性官职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散阶制，这在唐宋时期尤为突出。
以唐制为例，其时文武散阶分别由文武散官构成。
文武散阶都是29阶，分别以“大夫”、“郎”或“将军”、“校尉”等为名。
粗通古代史的人都会知道，这些大夫、将军等已不再是官职了，只是标志等级的阶号，好像近代的军衔。
散阶和职事官阶并不一致，为此还发展出了“行”、“守”等术语以规范之。
在入仕之初，官员首先获得的是散阶；在任满解职的时候，散阶依然维系着官员品级；在授予职事官时，散阶高低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曾有众多待遇从属于散阶，例如薪俸、给田免课、刑罚、班序、车舆、衣服等，此外还涉及致仕、封爵、置媵、营缮、丧葬、谥议等方面的待遇。
北宋前期一度以“寄禄官”为阶官。
唐宋的叙阶及进阶制度，繁复得让人眼晕。
现代文官等级制中，依据品位的分等和职位的分等，构成了两种不同类型。
品位的分等是针对人员资历品级的分等，表现为跟人走的官阶；职位的分等则仅仅针对岗位权责确定报酬、划分等级，此外就别无官阶了。
唐宋的“阶职分立制”，显属品位分等。
传统文官等级制乍一看来好像很简单：秦汉用“若干石”的禄秩，魏晋以降用九品官品，如此而已。
其实不然。
禄秩或九品仅仅是级差而已，透过“品位—职位”视角，我们能看到多得多的东西。
阶官与职事官都用九品来标志高下，但对于前者，九品是个人的位阶；对于后者，九品是职位的等级，这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于是第一，职位本身的高低构成了序列；第二，个人的官阶高低构成了又一序列。
如果由“品位”继续说下去，则还有第三，作为“品位”而被运用的各色官号、名位、加衔、兼职等等，事实也是等级制的重要部分，往往构成了或清晰、或模糊的序列，对应着不同地位待遇。
进而还有第四，级差本身也可能用如品位。
比如说吧，汉代的官僚待遇有一些逐渐与禄秩等级相应了，如六百石以上官有免役权、“先请”权，二千石以上官有任子权。
比起权益只和具体职位挂钩的做法，待遇依品级而定则品位分等色彩就浓厚了一些。
后代也有大量官僚特权以官品为差。
清代的“加某品衔”、“加某品服俸”，等于是把官品本身用如品位了。
此外还有第五，勋官、封爵的等级虽非官阶，但无疑也具有某种品位功能。
历代王朝中这些因素形形色色、错综交织，且不断发生着各种变异，呈现为不同格局。
甲骨文和金文中一般情况是一人一官，那么也许有人就会用“早期特征”解释秦汉的官衔简练。
南北朝的官僚迁转，有时就能看到各种官衔的此升彼降：某人迁某官步子过大了，就略降其另一衔号以资微调，以更精确地确认这位官僚的品级。
古人札记记述，元明的官衔有多达200多字的。
传统的等级与职类安排的演进，不仅体现在职能分工的日益细密上，还体现在权益分配、品位设置的日益复杂化上。
不过若把品位的复杂化仅仅看成一个线性进程，也未尽然。
比如说，不妨认为周代官员都拥有两个基本官称，司马、司寇、右师、大史什么的当然应该看成职事；而被后儒称为“内爵”的卿、大夫、士序列，看来就有从属个人的“品位”意味了。
《周礼》对某官用中大夫、下大夫还是用上士、中士、下士，都有明确规定。
在世卿世禄的贵族制下，“内爵”等级首先取决于宗法身份，各色礼遇权益大都附丽于爵级。
这种独立于官职的“内爵”，可以视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品位分等。
秦汉用“若干石”禄秩来标志官僚等级，而禄秩有一个突出特点，它很大程度上是附丽于职位的：居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则从其秩。
做了太守你就是“二千石”，一旦解职，“二千石”就非你所有了。
官员因故去职后朝廷并不为之保留既往官资，再仕之职低于原秩也不希罕。
比如有位六百石县令，在辞官为父母服丧三年后，只谋到了一个百石的州从事。
甚至三公的再仕官低于原职也不希罕。
假如以前做过三公，那么做千石的尚书令时朝廷多少有些优待，可给予二千石的待遇，但仍达不到先前相当“万石”的级别；但如故官二千石者做了尚书令，就这点儿优待也没有了，只能依从新职的千石之秩。
今人经常诟病职位能上不能下、级别能高不能低，秦汉却不是这样。
这很有点职位分等的意思吧。
也就是说，从先秦“内爵”到汉代禄秩，官制中的品位因素反倒一度趋于淡化。
论汉代官制：“从整个制度来看，与后世相比，冗官不多，而且每个官吏都担负非常具体的任务。
……冗官少恐怕是官僚制发展的表现，但也是官僚制尚处于初期阶段的特点。
”所谓“初期阶段的表现”，除了简单粗糙外还可做较积极的理解：官僚组织在初创时总是较为精干有效的；此后随时光推移，老化、腐化和贵族化因素便逐渐滋生积累，包括冗官充塞、品级繁复等等。
秦汉等级管理的简单性中包含着草创的粗糙，但同时又是简练明快、富有新生朝气的；唐宋入流、进阶、磨勘、改官的复杂程序当然含有制度的进化，但过分的繁文缛节、繁琐细密，也反映王朝已须为官僚的特权分配穷思殚虑，这部分事务畸形膨胀开来了。
唐宋的散阶制，上承魏晋南北朝的制度余绪。
由于士族门阀政治东风送暖，魏晋以来官制中的品位因素百花争艳。
秦汉的领兵武职“将军”，很快就虚衔化为军阶。
各种冗官、名号、荣衔的滋生如雨后春笋。
散官大夫在汉代只是没有固定职事，却经常承担临时差使，魏晋以下则几乎就是冗散或荣衔。
汉代加官本来具有的职能意义，在此期也明显淡化。
南北朝时形成了东西省体制，两省文武散官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入仕初阶、迁转阶梯及用作加衔。
此外秘书著作之官、东宫侍从及府官僚掾，也因优游无事、主要用于起家迁转而大为“品位化”了。
在著名的九品中正制下，中正依门第而定品，士人在入仕之初甚至之前，就先已拥有了一种作为官资的“门品”了。
相关的各种选例，包括清浊有别、士庶有别、文武有别、官吏有别，都具有强烈的品位性质。
后代好些品位性设置，都是此期发展起来的，例如重文轻武之制、流内流外之制等等。
唐代的文武散阶就来自南北朝的文散官和将军号，而且与东西省散官呈沿革关系。
由唐宋而明清时代，转折再度发生了。
明代的散阶形似唐宋而实已变质：唐代是据门荫而授阶、据阶而授官，官职来自位阶，或说以“阶”为基准；明制却是据官而授阶的，有官职才有位阶，散阶通过入流和考满来授受，并依职事变动相应调整，如此而已。
所以学者认为明代散阶仅是一种荣衔，不再有独立于官品。
清代官员的等级待遇进一步向实际职务倾斜，散阶制继续淡化、简化，甚至混同于封赠，面目全非了。
由此可见，品位分等和品位性职类在历代并非直线前行，而是存在着起伏不平的波峰和波谷。
周代的“内爵”可以视为最早的品位分等，汉代禄秩等级则显示了“附丽于职位”的鲜明特征；魏晋南北朝的“门品”等等制度，无疑是品位性安排和品位性官职的一个高峰，唐宋阶官承其余绪；明清时则又出现了向职位分等回归的趋势。
那些波峰和波谷不会无因而来，与各代官僚政治和官僚群体的性格变迁，肯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就不能不涉及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的不同倾向性的问题了。
学者认为，品位的分等是“以人为中心”的，它有助于保障官僚的稳定感，使其不致因职位变动而丧失“级别”；职位的分等则是“以事为中心”的，体现了相对科学性、民主性，保证了效率和同工同酬。
早期历史文官制一般都呈品位分等，越传统的社会越重身份，而“身份”就是一种从属于个人的地位。
例如，英国文官制的诞生较早，所以采用了品位分等之法、残留着贵族色彩，与富有现代性的美国文官制相当不同。
进而这两种分等就可以和官僚的“自利取向”或“服务取向”问题联系起来。
在“服务取向”的情况下，官僚只有很小的自主性和拓展特权的天地，专制君王的铁腕迫使他们成为动员资源、统一国家和压制反抗的有效工具。
而在“自利取向”情况下，官僚特权膨胀，拥有更大空间来牟取一己私利；官额膨胀而效率下降；官僚将官位仅仅视为薪俸之源，将之“私有化”甚至世袭化，并使自身“贵族化”了。
我们假定：重身份、“以人为中心”的品位分等安排，与官僚的“自利取向”或“贵族化”倾向具有更大亲和性；重效率、“以事为中心”的职位之分等，则与官僚的“服务取向”呈内在契合关系。
由此来看历代官阶制变迁：周代官员的卿、大夫、士的品位性分等，与其时的封建贵族政治相为表里。
战国急剧的官僚制化造成了身份制的断裂，秦汉强硬的皇权“以吏治天下”，或说以“吏”的形象为百官定性定位，相应地，禄秩等级便呈现出从属于职位的浓厚色彩。
魏晋以降官僚阶层大为“士族化”了，与士族门阀政治相应，此期等级制中的品位因素在帝国时代名列前茅。
唐宋发达的散阶制，一方面残留着上一时代的影响，叙阶时“一切以门荫结品”；同时“劳考进叙”之制又显示，它已回归于官僚政治范畴之内了。
至如明清时代向职位分等的一定回归，与学者所云此期“专制皇权高度强化”、“官僚法律特权地位降低”，应该说直接相关。
对历代品位制变迁的如上叙述，只是个非常粗线条的勾勒；除了以上概括的5类品位安排之外，肯定还找得出更多的品位因素。
历代品位性等级的形态、来源，品位性官职的数量、类别纷繁错综且因时而异，其每一细微变化都可以折射出相关政治变迁；解析其间因果，便可以显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一些重要侧面。
品位视角的官制研究，较之职能视角的官制研究，应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
曹魏建立后由吏部尚书陈群提出。
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各州郡选择「贤有识见」的官员任「中正」，查访评定州郡人士，将他们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实际上官员都从世家大族中选定，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情况。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以此制选官。
唐代的官僚等级制下 在职事官之外，存在着文散阶和武散阶序列，它们分别由文武散官构成，被称为“散位”、“本品”或“本阶”。
文散官一共有29阶。
开府仪同三司居从一品，特进居正二品；自从二品到从五品下的11号都以“大夫”为名，分别是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正议大夫、通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散大夫、朝议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自正六品上到从九品下，分别是朝议郎、承议郎、奉议郎、通直郎、朝请郎、宣德郎、朝散郎、宣义郎、给事郎、征事郎、承奉郎、承务郎、儒林郎、登仕郎、文林郎、将仕郎。
武散官也是29阶。
自从一品到正三品分别是骠骑大将军、辅国大将军、镇军大将军、冠军大将军；自从三品到从五品下分别为云麾将军、忠武将军、壮武将军、宣威将军、明威将军、定远将军、宁远将军、游骑将军、游击将军；正六品上到从九品下，上阶为校尉、下阶为副尉，分别是昭武校尉、昭武副尉、振威校尉、振武副尉、致果校尉、致果副尉、翊麾校尉、翊麾副尉、宣节校尉、宣节副尉、御侮校尉、御侮副尉、仁勇校尉、仁勇副尉、陪戎校尉、陪戎副尉。
白居易《轻肥》有句：“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
”依照唐制，四品、五品官服绯衣，二品、三品官佩紫绶，“大夫”与“将军”都是就散阶而言的。
其官司之别，曰省、曰台、曰寺、曰监、曰卫、曰府，各统其属，以分职定位正一品 太师 太傅 太保 大学士 从一品 少师 少傅 少保 太子太师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尚书 都察院左右都御史 正二品 太子少师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总督 侍郎 内务府总管 从二品 内阁学士 翰林院掌管学士 巡抚 布政使 正三品 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 宗人府府丞 通政使司通政 大理寺卿 詹事府詹事 太常寺卿 顺天府尹 奉天府尹 按察使 外务部左右丞 从三品 光禄寺卿 太仆寺卿 盐运使 正四品 通政使司副使 大理寺少卿 詹事府少詹事 太常寺少卿 鸿胪寺卿 顺天府丞 奉天府丞 道员 外务部左右参议 从四品 翰林院侍读学士 翰林院侍讲学士 内阁侍读学士 国子监祭酒 都转运运盐使司同知 知府 正五品 左右春坊左右庶子 通政使司参议 光禄寺少卿 六科给事中 宗人府理事官 郎中 顺天府治中 奉天府治中 钦天监监正 太医院院使 同知 直隶州知州 从五品 翰林院侍读 翰林院侍讲 司经局洗马 鸿胪寺少卿 监察御史 员外郎 知州 运盐司运副 盐课司提举正六品 内阁侍读 左右春坊左右中允 国子监司业 部院主事 宗人府主事 寺衙门主事 起居注主事 都察院都事 都察院经历 大理寺左右丞 钦天监左右监副 太医院院判 京府通判 京县知县 兵马司指挥 钦天监春夏秋冬中五官正 太常寺丞 神乐署署正 府通判 从六品 左右春坊左右赞善 翰林院修撰 光禄寺署正 钦天监满洲五官正 钦天监秋冬官正 布政司经历 布政司理问 运盐司运判 直隶州州同 州同 僧录司左右阐教 道录司左右演法正七品 翰林院编修 通政使司知事 通政使司经历 大理寺左右评事 太常寺博士 太常寺满洲读祝官 国子监监丞 内阁典籍 京县县丞 兵马司副指挥 知县 太常寺典簿 按察司经历 皇史宬尉 太仆寺满主簿 部院寺内务府司库 京府儒学满汉教授京府儒学训导 外府教授 七品笔帖式 从七品 翰林院检讨 銮仪卫经历 中书科掌印中书 内阁中书 办事中书 詹事府主簿 光禄寺典簿 京府经历 钦天监官五官灵台郎 祠祭署奉祀 布政司都事 运盐司经历 直隶州州判 州判 国子监博士 国子监助教 唐古忒学助教 古忒学中书 正八品 国子监学正 国子监学录 钦天监主簿 太医院御医 五经博士 八品笔帖式 四氏学学录 太常寺协律郎 布政司司库大使 运盐使库大使 道库大使 按察司知事 外府经历 外县县丞 盐课司大使 盐引批验所大使 州学正 县教谕 僧录司左右讲经 道录司左右至灵 从八品 翰林院典簿 国子监典簿 鸿胪寺主簿 钦天监五官司挈壶正 太医院吏目 祠祭署祀丞 神乐署署正 布政司照磨 运盐司知事 府州县训导 僧录司左右觉义 道录司左右至义 正九品 钦天监五官监侯 钦天监五官司书 太常寺赞礼郎 九品笔帖式 按察司照磨 府知事 同知知事 通判知事 县主簿 和声署奉銮从九品 翰林院待诏 工部制造库司匠 国子监典籍 钦天监博士 鸿胪寺鸣赞 鸿胪寺序班 会同馆序班 刑部司狱 府照磨 通判照磨 钦天监漏刻博士 太医院吏目 太常寺司乐 宣课司大使 州吏目 道库使 府税课司大使 按察使司狱 府司狱 同知司狱 巡检布政司仓大使 府库大使 同知仓大使 土司副巡检 都纲 都纪 正科 正术 未入流 翰林院孔目 礼部铸印局大使 县典史 兵马司吏目 崇文门副使 关大使 府检校 长官司吏目 茶引批验所大使 盐茶大使 同知库大使 州库大使 税课司分司大使 州税课使大使 县税课使大使 驿丞 河泊所所管各闸闸官 道仓大使州仓大使 典科 训科 典术 训术 副都纲 僧正 僧会 副都纪 道正 道会武官 正一品 领侍卫内大臣 一二三等子 太尉从一品 内大臣 八旗都统 外省驻防将军 乌鲁木齐热河察哈尔都统 提督 正二品 左右翼前锋统领 八旗护军统领 八旗副都统 左右翼总兵 外省驻防副都统 銮仪使 一二三等男 总兵 从二品 散秩大臣 副将 正三品 一等侍卫 冠军使 火器营翼长 步军翼尉 包衣护军统领 乌枪营总 圆明园总管 前锋参领 护军参领 乌枪护军参领 骁骑参领 城守尉 陵寝总管 圆场总管 黑龙江船驳水手总管 察哈尔总管 王府长史 参将 一二三等轻车都尉 指挥使 从三品 圆明园包衣营总 包衣护军参领 吉林参领 黑龙江参领 指挥同知 察哈尔参领 驻防协领 一等护卫 游击 宣慰使司宣慰使 正四品 二等侍卫 云麾使 前锋侍卫 副护军参领 乌枪护军参领 副前锋参领 副骁骑参领 佐领 步军协尉 信驳总管 南苑总管 陵寝副总管 陵寝司工匠 圆场翼长 太仆寺马厂驼厂总管 上都达布逊诺尔 达里岗爱总管 防守尉 黑龙江吉林管水手四品官司仪长 骑都尉 都司 宣慰使司同知 指挥佥事 从四品 城门领 包衣副骁骑参领 包衣佐领 察哈尔副参领 察哈尔佐领 四品典仪 二等护卫 宣慰使司副使 宣慰使司宣抚使 正五品 三等侍卫 治仪正 步军副将 步军校 监守信驳官 南苑门章京 陵寝防御 陵寝管理烧造砖瓦官 分管佐领 盖州牛庄满洲掌印防御 关口守御 黑龙江吉林管水手五品官 云骑尉 守备 宣慰使司佥事 宣抚使司同知 正千户 从五品 四等侍卫 委署前锋参领 委署护军参领 委署乌枪护军参领 委署前锋侍卫 下五旗包衣参领 五品典仪 三等护卫 守御所千总 河营协办守备 宣抚使司副使 安抚使司安抚使 招讨使司招讨使 副千户 正六品 蓝翎侍卫 整仪尉 亲军使 前锋校 护军校 乌枪护军校 骁骑校 监造火药官 陵寝祭祀供应官 太仆寺马厂驼厂翼长 黑龙江吉林管水手六品官 门千总 营千总 宣抚使司佥事 安抚使司同知 招讨使司副招讨使 长官司长官 百户 从六品 委署步军校 内务府六品翎长 六品典仪 卫千总 安抚使司副使 正七品 城门使 盛京游牧正尉 太仆寺马厂驼厂固山达 七品廕监生 恩骑尉 把总 安抚使司佥事 长官司副长官 从七品 盛京游牧副尉 七品典仪正八品 盛京养息尉左右翼长 八品廕监生 外委千总从八品 八品典仪 委署亲军校 委署前锋校 委署护军校 委署骁骑校 圆明园副护军校正九品 各营蓝翎长 外委把总 从九品 太仆寺委署固山达 额外外委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
始于魏晋以来的九品.中华文化--中国古品制度 中国古代官制中着两类官职：一类具有实际职能，另一类则代表官僚的品位高下。
秦汉以降，历代品位性等级的形态、来源，品位性官职的数量、类别纷繁复杂并且因时而异，其每一细微变化都可以折射出相关政治变迁，解析其中的原因可以显示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一些重要特点。
秦汉官僚的头衔相当简洁，大多不过一官而已。
像“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这样的头衔是很希罕的。
但汉以后就不同了，官僚的头衔叠床架屋，诸如“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兖北徐南兖青冀六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南徐州刺史竟陵□开国公”、“使持节特进侍中太尉公尚书令都督冀定沧瀛幽殷并肆云朔十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并肆汾大行台仆射领六州九（大）酋长大都督散骑常侍御史中尉领领左右驸马都尉南赵郡开国公”之类官僚结衔，看得人眼花缭乱。
就算魏晋以后的官儿比秦汉能干，兼治十数职毕竟勉为其难。
其实这成堆的官衔各有不同性质，并不一定都对应着一份差事，许多不过用来增添荣耀、加重资望及赋予待遇而已。
例如“侍中”、“散骑常侍”就是加号，加之者得以佩貂珥蝉，神气多了。
“特进”也是加衔，由此朝会时班次就可以进至三公之下了。
加“开府仪同三司”则可开设府署、辟召掾属，享受和三公同等的礼仪。
“骠骑大将军”并不是军职而是军阶，称“军阶”也只是因其名为武号而已，文官也常用“某某将军”标志位阶。
散官“左光禄大夫”用于标志文官位阶，在北朝武职也能获得。
此外上述头衔中还包括兼衔、爵号等等。
这时官僚的业绩未必超迈秦汉，可资夸耀的官号却五光十色、琳琅满目了。
这样看来，中国古代的职类结构中至少存在着两类官职：一类承担兵刑钱谷、监察考选等等实际行政职能，另一类则主要用于安排官僚品位高下，属“品位性职类”。
后一类官号的权责规定有时只是徒具其名，但它们却具有不容忽视的品位意义：用于增添资望、赋予待遇、确认品阶，以及提供起家官职或迁转阶梯，提供候选、储才或安排冗散之位。
前面征举的长串官衔，其中有许多就是这类官号。
当然，在职能性和品位性官职之间，也存在大量既有职能、又有很浓的品位色彩的官。
品位性官职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散阶制，这在唐宋时期尤为突出。
以唐制为例，其时文武散阶分别由文武散官构成。
文武散阶都是29阶，分别以“大夫”、“郎”或“将军”、“校尉”等为名。
粗通古代史的人都会知道，这些大夫、将军等已不再是官职了，只是标志等级的阶号，好像近代的军衔。
散阶和职事官阶并不一致，为此还发展出了“行”、“守”等术语以规范之。
在入仕之初，官员首先获得的是散阶；在任满解职的时候，散阶依然维系着官员品级；在授予职事官时，散阶高低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曾有众多待遇从属于散阶，例如薪俸、给田免课、刑罚、班序、车舆、衣服等，此外还涉及致仕、封爵、置媵、营缮、丧葬、谥议等方面的待遇。
北宋前期一度以“寄禄官”为阶官。
唐宋的叙阶及进阶制度，繁复得让人眼晕。
现代文官等级制中，依据品位的分等和职位的分等，构成了两种不同类型。
品位的分等是针对人员资历品级的分等，表现为跟人走的官阶；职位的分等则仅仅针对岗位权责确定报酬、划分等级，此外就别无官阶了。
唐宋的“阶职分立制”，显属品位分等。
传统文官等级制乍一看来好像很简单：秦汉用“若干石”的禄秩，魏晋以降用九品官品，如此而已。
其实不然。
禄秩或九品仅仅是级差而已，透过“品位—职位”视角，我们能看到多得多的东西。
阶官与职事官都用九品来标志高下，但对于前者，九品是个人的位阶；对于后者，九品是职位的等级，这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于是第一，职位本身的高低构成了序列；第二，个人的官阶高低构成了又一序列。
如果由“品位”继续说下去，则还有第三，作为“品位”而被运用的各色官号、名位、加衔、兼职等等，事实也是等级制的重要部分，往往构成了或清晰、或模糊的序列，对应着不同地位待遇。
进而还有第四，级差本身也可能用如品位。
比如说吧，汉代的官僚待遇有一些逐渐与禄秩等级相应了，如六百石以上官有免役权、“先请”权，二千石以上官有任子权。
比起权益只和具体职位挂钩的做法，待遇依品级而定则品位分等色彩就浓厚了一些。
后代也有大量官僚特权以官品为差。
清代的“加某品衔”、“加某品服俸”，等于是把官品本身用如品位了。
此外还有第五，勋官、封爵的等级虽非官阶，但无疑也具有某种品位功能。
历代王朝中这些因素形形色色、错综交织，且不断发生着各种变异，呈现为不同格局。
甲骨文和金文中一般情况是一人一官，那么也许有人就会用“早期特征”解释秦汉的官衔简练。
南北朝的官僚迁转，有时就能看到各种官衔的此升彼降：某人迁某官步子过大了，就略降其另一衔号以资微调，以更精确地确认这位官僚的品级。
古人札记记述，元明的官衔有多达200多字的。
传统的等级与职类安排的演进，不仅体现在职能分工的日益细密上，还体现在权益分配、品位设置的日益复杂化上。
不过若把品位的复杂化仅仅看成一个线性进程，也未尽然。
比如说，不妨认为周代官员都拥有两个基本官称，司马、司寇、右师、大史什么的当然应该看成职事；而被后儒称为“内爵”的卿、大夫、士序列，看来就有从属个人的“品位”意味了。
《周礼》对某官用中大夫、下大夫还是用上士、中士、下士，都有明确规定。
在世卿世禄的贵族制下，“内爵”等级首先取决于宗法身份，各色礼遇权益大都附丽于爵级。
这种独立于官职的“内爵”，可以视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品位分等。
秦汉用“若干石”禄秩来标志官僚等级，而禄秩有一个突出特点，它很大程度上是附丽于职位的：居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则从其秩。
做了太守你就是“二千石”，一旦解职，“二千石”就非你所有了。
官员因故去职后朝廷并不为之保留既往官资，再仕之职低于原秩也不希罕。
比如有位六百石县令，在辞官为父母服丧三年后，只谋到了一个百石的州从事。
甚至三公的再仕官低于原职也不希罕。
假如以前做过三公，那么做千石的尚书令时朝廷多少有些优待，可给予二千石的待遇，但仍达不到先前相当“万石”的级别；但如故官二千石者做了尚书令，就这点儿优待也没有了，只能依从新职的千石之秩。
今人经常诟病职位能上不能下、级别能高不能低，秦汉却不是这样。
这很有点职位分等的意思吧。
也就是说，从先秦“内爵”到汉代禄秩，官制中的品位因素反倒一度趋于淡化。
论汉代官制：“从整个制度来看，与后世相比，冗官不多，而且每个官吏都担负非常具体的任务。
……冗官少恐怕是官僚制发展的表现，但也是官僚制尚处于初期阶段的特点。
”所谓“初期阶段的表现”，除了简单粗糙外还可做较积极的理解：官僚组织在初创时总是较为精干有效的；此后随时光推移，老化、腐化和贵族化因素便逐渐滋生积累，包括冗官充塞、品级繁复等等。
秦汉等级管理的简单性中包含着草创的粗糙，但同时又是简练明快、富有新生朝气的；唐宋入流、进阶、磨勘、改官的复杂程序当然含有制度的进化，但过分的繁文缛节、繁琐细密，也反映王朝已须为官僚的特权分配穷思殚虑，这部分事务畸形膨胀开来了。
唐宋的散阶制，上承魏晋南北朝的制度余绪。
由于士族门阀政治东风送暖，魏晋以来官制中的品位因素百花争艳。
秦汉的领兵武职“将军”，很快就虚衔化为军阶。
各种冗官、名号、荣衔的滋生如雨后春笋。
散官大夫在汉代只是没有固定职事，却经常承担临时差使，魏晋以下则几乎就是冗散或荣衔。
汉代加官本来具有的职能意义，在此期也明显淡化。
南北朝时形成了东西省体制，两省文武散官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入仕初阶、迁转阶梯及用作加衔。
此外秘书著作之官、东宫侍从及府官僚掾，也因优游无事、主要用于起家迁转而大为“品位化”了。
在著名的九品中正制下，中正依门第而定品，士人在入仕之初甚至之前，就先已拥有了一种作为官资的“门品”了。
相关的各种选例，包括清浊有别、士庶有别、文武有别、官吏有别，都具有强烈的品位性质。
后代好些品位性设置，都是此期发展起来的，例如重文轻武之制、流内流外之制等等。
唐代的文武散阶就来自南北朝的文散官和将军号，而且与东西省散官呈沿革关系。
由唐宋而明清时代，转折再度发生了。
明代的散阶形似唐宋而实已变质：唐代是据门荫而授阶、据阶而授官，官职来自位阶，或说以“阶”为基准；明制却是据官而授阶的，有官职才有位阶，散阶通过入流和考满来授受，并依职事变动相应调整，如此而已。
所以学者认为明代散阶仅是一种荣衔，不再有独立于官品。
清代官员的等级待遇进一步向实际职务倾斜，散阶制继续淡化、简化，甚至混同于封赠，面目全非了。
由此可见，品位分等和品位性职类在历代并非直线前行，而是存在着起伏不平的波峰和波谷。
周代的“内爵”可以视为最早的品位分等，汉代禄秩等级则显示了“附丽于职位”的鲜明特征；魏晋南北朝的“门品”等等制度，无疑是品位性安排和品位性官职的一个高峰，唐宋阶官承其余绪；明清时则又出现了向职位分等回归的趋势。
那些波峰和波谷不会无因而来，与各代官僚政治和官僚群体的性格变迁，肯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就不能不涉及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的不同倾向性的问题了。
学者认为，品位的分等是“以人为中心”的，它有助于保障官僚的稳定感，使其不致因职位变动而丧失“级别”；职位的分等则是“以事为中心”的，体现了相对科学性、民主性，保证了效率和同工同酬。
早期历史文官制一般都呈品位分等，越传统的社会越重身份，而“身份”就是一种从属于个人的地位。
例如，英国文官制的诞生较早，所以采用了品位分等之法、残留着贵族色彩，与富有现代性的美国文官制相当不同。
进而这两种分等就可以和官僚的“自利取向”或“服务取向”问题联系起来。
在“服务取向”的情况下，官僚只有很小的自主性和拓展特权的天地，专制君王的铁腕迫使他们成为动员资源、统一国家和压制反抗的有效工具。
而在“自利取向”情况下，官僚特权膨胀，拥有更大空间来牟取一己私利；官额膨胀而效率下降；官僚将官位仅仅视为薪俸之源，将之“私有化”甚至世袭化，并使自身“贵族化”了。
我们假定：重身份、“以人为中心”的品位分等安排，与官僚的“自利取向”或“贵族化”倾向具有更大亲和性；重效率、“以事为中心”的职位之分等，则与官僚的“服务取向”呈内在契合关系。
由此来看历代官阶制变迁：周代官员的卿、大夫、士的品位性分等，与其时的封建贵族政治相为表里。
战国急剧的官僚制化造成了身份制的断裂，秦汉强硬的皇权“以吏治天下”，或说以“吏”的形象为百官定性定位，相应地，禄秩等级便呈现出从属于职位的浓厚色彩。
魏晋以降官僚阶层大为“士族化”了，与士族门阀政治相应，此期等级制中的品位因素在帝国时代名列前茅。
唐宋发达的散阶制，一方面残留着上一时代的影响，叙阶时“一切以门荫结品”；同时“劳考进叙”之制又显示，它已回归于官僚政治范畴之内了。
至如明清时代向职位分等的一定回归，与学者所云此期“专制皇权高度强化”、“官僚法律特权地位降低”，应该说直接相关。
对历代品位制变迁的如上叙述，只是个非常粗线条的勾勒；除了以上概括的5类品位安排之外，肯定还找得出更多的品位因素。
历代品位性等级的形态、来源，品位性官职的数量、类别纷繁错综且因时而异，其每一细微变化都可以折射出相关政治变迁；解析其间因果，便可以显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一些重要侧面。
品位视角的官制研究，较之职能视角的官制研究，应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
曹魏建立后由吏部尚书陈群提出。
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各州郡选择「贤有识见」的官员任「中正」，查访评定州郡人士，将他们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实际上官员都从世家大族中选定，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情况。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以此制选官。
唐代的官僚等级制下 在职事官之外，存在着文散阶和武散阶序列，它们分别由文武散官构成，被称为“散位”、“本品”或“本阶”。
文散官一共有29阶。
开府仪同三司居从一品，特进居正二品；自从二品到从五品下的11号都以“大夫”为名，分别是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正议大夫、通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散大夫、朝议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自正六品上到从九品下，分别是朝议郎、承议郎、奉议郎、通直郎、朝请郎、宣德郎、朝散郎、宣义郎、给事郎、征事郎、承奉郎、承务郎、儒林郎、登仕郎、文林郎、将仕郎。
武散官也是29阶。
自从一品到正三品分别是骠骑大将军、辅国大将军、镇军大将军、冠军大将军；自从三品到从五品下分别为云麾将军、忠武将军、壮武将军、宣威将军、明威将军、定远将军、宁远将军、游骑将军、游击将军；正六品上到从九品下，上阶为校尉、下阶为副尉，分别是昭武校尉、昭武副尉、振威校尉、振武副尉、致果校尉、致果副尉、翊麾校尉、翊麾副尉、宣节校尉、宣节副尉、御侮校尉、御侮副尉、仁勇校尉、仁勇副尉、陪戎校尉、陪戎副尉。
白居易《轻肥》有句：“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
”依照唐制，四品、五品官服绯衣，二品、三品官佩紫绶，“大夫”与“将军”都是就散阶而言的。
其官司之别，曰省、曰台、曰寺、曰监、曰卫、曰府，各统其属，以分职定位正一品 太师 太傅 太保 大学士 从一品 少师 少傅 少保 太子太师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尚书 都察院左右都御史 正二品 太子少师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总督 侍郎 内务府总管 从二品 内阁学士 翰林院掌管学士 巡抚 布政使 正三品 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 宗人府府丞 通政使司通政 大理寺卿 詹事府詹事 太常寺卿 顺天府尹 奉天府尹 按察使 外务部左右丞 从三品 光禄寺卿 太仆寺卿 盐运使 正四品 通政使司副使 大理寺少卿 詹事府少詹事 太常寺少卿 鸿胪寺卿 顺天府丞 奉天府丞 道员 外务部左右参议 从四品 翰林院侍读学士 翰林院侍讲学士 内阁侍读学士 国子监祭酒 都转运运盐使司同知 知府 正五品 左右春坊左右庶子 通政使司参议 光禄寺少卿 六科给事中 宗人府理事官 郎中 顺天府治中 奉天府治中 钦天监监正 太医院院使 同知 直隶州知州 从五品 翰林院侍读 翰林院侍讲 司经局洗马 鸿胪寺少卿 监察御史 员外郎 知州 运盐司运副 盐课司提举正六品 内阁侍读 左右春坊左右中允 国子监司业 部院主事 宗人府主事 寺衙门主事 起居注主事 都察院都事 都察院经历 大理寺左右丞 钦天监左右监副 太医院院判 京府通判 京县知县 兵马司指挥 钦天监春夏秋冬中五官正 太常寺丞 神乐署署正 府通判 从六品 左右春坊左右赞善 翰林院修撰 光禄寺署正 钦天监满洲五官正 钦天监秋冬官正 布政司经历 布政司理问 运盐司运判 直隶州州同 州同 僧录司左右阐教 道录司左右演法正七品 翰林院编修 通政使司知事 通政使司经历 大理寺左右评事 太常寺博士 太常寺满洲读祝官 国子监监丞 内阁典籍 京县县丞 兵马司副指挥 知县 太常寺典簿 按察司经历 皇史宬尉 太仆寺满主簿 部院寺内务府司库 京府儒学满汉教授京府儒学训导 外府教授 七品笔帖式 从七品 翰林院检讨 銮仪卫经历 中书科掌印中书 内阁中书 办事中书 詹事府主簿 光禄寺典簿 京府经历 钦天监官五官灵台郎 祠祭署奉祀 布政司都事 运盐司经历 直隶州州判 州判 国子监博士 国子监助教 唐古忒学助教 古忒学中书 正八品 国子监学正 国子监学录 钦天监主簿 太医院御医 五经博士 八品笔帖式 四氏学学录 太常寺协律郎 布政司司库大使 运盐使库大使 道库大使 按察司知事 外府经历 外县县丞 盐课司大使 盐引批验所大使 州学正 县教谕 僧录司左右讲经 道录司左右至灵 从八品 翰林院典簿 国子监典簿 鸿胪寺主簿 钦天监五官司挈壶正 太医院吏目 祠祭署祀丞 神乐署署正 布政司照磨 运盐司知事 府州县训导 僧录司左右觉义 道录司左右至义 正九品 钦天监五官监侯 钦天监五官司书 太常寺赞礼郎 九品笔帖式 按察司照磨 府知事 同知知事 通判知事 县主簿 和声署奉銮从九品 翰林院待诏 工部制造库司匠 国子监典籍 钦天监博士 鸿胪寺鸣赞 鸿胪寺序班 会同馆序班 刑部司狱 府照磨 通判照磨 钦天监漏刻博士 太医院吏目 太常寺司乐 宣课司大使 州吏目 道库使 府税课司大使 按察使司狱 府司狱 同知司狱 巡检布政司仓大使 府库大使 同知仓大使 土司副巡检 都纲 都纪 正科 正术 未入流 翰林院孔目 礼部铸印局大使 县典史 兵马司吏目 崇文门副使 关大使 府检校 长官司吏目 茶引批验所大使 盐茶大使 同知库大使 州库大使 税课司分司大使 州税课使大使 县税课使大使 驿丞 河泊所所管各闸闸官 道仓大使州仓大使 典科 训科 典术 训术 副都纲 僧正 僧会 副都纪 道正 道会武官 正一品 领侍卫内大臣 一二三等子 太尉从一品 内大臣 八旗都统 外省驻防将军 乌鲁木齐热河察哈尔都统 提督 正二品 左右翼前锋统领 八旗护军统领 八旗副都统 左右翼总兵 外省驻防副都统 銮仪使 一二三等男 总兵 从二品 散秩大臣 副将 正三品 一等侍卫 冠军使 火器营翼长 步军翼尉 包衣护军统领 乌枪营总 圆明园总管 前锋参领 护军参领 乌枪护军参领 骁骑参领 城守尉 陵寝总管 圆场总管 黑龙江船驳水手总管 察哈尔总管 王府长史 参将 一二三等轻车都尉 指挥使 从三品 圆明园包衣营总 包衣护军参领 吉林参领 黑龙江参领 指挥同知 察哈尔参领 驻防协领 一等护卫 游击 宣慰使司宣慰使 正四品 二等侍卫 云麾使 前锋侍卫 副护军参领 乌枪护军参领 副前锋参领 副骁骑参领 佐领 步军协尉 信驳总管 南苑总管 陵寝副总管 陵寝司工匠 圆场翼长 太仆寺马厂驼厂总管 上都达布逊诺尔 达里岗爱总管 防守尉 黑龙江吉林管水手四品官司仪长 骑都尉 都司 宣慰使司同知 指挥佥事 从四品 城门领 包衣副骁骑参领 包衣佐领 察哈尔副参领 察哈尔佐领 四品典仪 二等护卫 宣慰使司副使 宣慰使司宣抚使 正五品 三等侍卫 治仪正 步军副将 步军校 监守信驳官 南苑门章京 陵寝防御 陵寝管理烧造砖瓦官 分管佐领 盖州牛庄满洲掌印防御 关口守御 黑龙江吉林管水手五品官 云骑尉 守备 宣慰使司佥事 宣抚使司同知 正千户 从五品 四等侍卫 委署前锋参领 委署护军参领 委署乌枪护军参领 委署前锋侍卫 下五旗包衣参领 五品典仪 三等护卫 守御所千总 河营协办守备 宣抚使司副使 安抚使司安抚使 招讨使司招讨使 副千户 正六品 蓝翎侍卫 整仪尉 亲军使 前锋校 护军校 乌枪护军校 骁骑校 监造火药官 陵寝祭祀供应官 太仆寺马厂驼厂翼长 黑龙江吉林管水手六品官 门千总 营千总 宣抚使司佥事 安抚使司同知 招讨使司副招讨使 长官司长官 百户 从六品 委署步军校 内务府六品翎长 六品典仪 卫千总 安抚使司副使 正七品 城门使 盛京游牧正尉 太仆寺马厂驼厂固山达 七品廕监生 恩骑尉 把总 安抚使司佥事 长官司副长官 从七品 盛京游牧副尉 七品典仪正八品 盛京养息尉左右翼长 八品廕监生 外委千总从八品 八品典仪 委署亲军校 委署前锋校 委署护军校 委署骁骑校 圆明园副护军校正九品 各营蓝翎长 外委把总 从九品 太仆寺委署固山达 额外外委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读后感
读书心得：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读后感 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是一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但不无惭愧地说，我对我身处的这个党的历史知之甚少。
有幸，我读到《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这本讲述党史的普及读物，这使我能够重温这个党的九十年来的风雨历程，使我能够重新认识我所处的这个党，并使得有一种难得的厚重向上力量又一次充盈在我的体内。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这个标题很让人好奇。
因为写这本书的人本身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人，一名研究党史的专家。
正所谓“医难自治，人难自知”，这样直白的设问，显然不符合中国人自古以来谦虚有礼的脾气秉性，有一些自卖自夸之嫌。
这本书的作者、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谢春涛说，世界上几百个政党中，除中国共产党外，建党时间长达90年、连续执政超过60年的政党已经找不到了。
为什么这样一个“年龄”已经很大的政党能依然保持生机和活力
总结原因有四：第一，中共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的党，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错误的经验。
特别是总结错误的经验会带来更大进步。
就是总结“文革”的负面经验才领导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的。
第二，中共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党。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主要学习苏联；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更多学习西方，包括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务员制度等，股票、基金也是从发达国家学习而来。
正是通过这样的学习，中共增强了执政能力。
第三，中共有着强大的凝聚力。
通过吸收先进分子入党、保持党员先进性、高举爱国旗帜、注重解决民生问题等，中共有能力把各阶层民众凝聚在一起。
第四，中共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
重视思想理论建设、严格的组织纪律、党管干部原则和单一制国家结构，使中共有绝对领导力。
谢春涛举例说，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中央要求很多省份对口支援灾区，这在联邦制国家不可能办到。
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这90年来的成功，是不是可以用孙子的“道、天、地、将、法”五个字来概括。
所谓道，就是指人心相背。
中国的民主革命有一对双生子，那就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兄弟二人所选择的道路完全不同，一个选择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另一个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
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纲领，但无法摆脱大官僚大买办大地主阶层的束缚，无法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以至于不能赢得最广大的底层百姓的拥护和支持。
虽有数百万美械军队，但就像一栋腐朽的烂屋，踢一脚就轰然倒塌了。
中国共产党所奉行的“共产主义道路”，本质上是个舶来品，但就像印度传来的佛教一样，已经适应了中国的革命发展需要，彻头彻尾地中国化了，变成了中国发展的一个有力武器。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赢得了最广大群众的支持，获得了无比雄厚的民心资本，在最后的博弈中胜过对手。
国朝定鼎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理念经过了多次调整，特别是邓公等人，客观认识到了共产主义理念的一些先天不足，实事求是地进行了调整，避免了超越历史实际的极端主义做法，获得了远迈汉唐的历史功绩。
所谓天，就是指奉天承运。
古人常讲，要顺势而为，应运而生。
中国的封建王朝统治，至康乾为一盛世，但这一盛世也埋下了光宣哀世的伏笔。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整整百余年，国势衰微，内战不断，外敌频入，任人宰割，真所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这种大背景下，民心思定，民众思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同仇敌忾，抵御外侮，就能够有最有利的条件，得到最广泛的支持。
二战结束后，经过四年内战，开国立朝，中国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文革结束后，邓公拨乱反正，抓住整个东亚经济发展的大势，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中国发展，获得了瞩目的成绩。
所谓地，就是指形势之利。
中国战场是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客观上给了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一个生存下来的环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以逐渐蚕食的方式开拓了长江以北的大片根据地。
其中，中共中央所在的陕北，拥山带河，有崤函之固。
抗日战争结束后，又及时抢占了东北，为最后由北向南席卷全国提供了良好基础。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大陆直接承接了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和资金，顺势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所谓将，就是指聚拢人才。
中国从来不缺乏志士，在百年前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无数人提出无数救国的主张，但都失败了。
1921年7月，南湖红船里的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谁也不曾想到，这将成为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天。
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发展前景。
回顾那一代中国领导人，聚集了中华民族百年来的精华，风华绝代。
强大的领袖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
这一政治人才资产一直延续至今。
建国后，尤其是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套完整严密的选拔任用制度，使自己的领导层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并建立了非常严格规范的代际更替制度，防止了权力在老朽的人手中的衰变，增加了机体的内在活力。
所谓法，就是指方法措施。
现在，我们常说一个词，叫做“有中国特色”的。
我认为，这句话最本质的含义就是我们的一切方法措施都是“唯实”的，都是根据中国国情、发展阶段、区域特征、工作要求做出的，这就是最大的“中国特色”。
、等领导人常说要“摸着石头过河”，这就体现了这种政治智慧，这与欧美的治国理念有着很大不同，也体现了中国古老传统的延续。
无论说了多少中国共产党能，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的“不能”。
“能”只代表过去，而“不能”才代表未来。
没有人会天天把“我小时怎么、怎么样”的无聊问题挂在嘴边。
曹雪芹生在钟鸣鼎食之家，但一旦“大厦呼啦啦倾”，王孙公子的名号只能成为别人嘲笑讽刺的把柄。
中国共产党已历时90多年，成为执政党也已经60多年了，现在我们再来审视这个党，已经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了。
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
从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共产党显然已经不符合了，因为“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特别是“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条，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阶级基础扩大到全体人民，其本质是将中国共产党从骨子里演化为一个“能代表各种利益关系的官僚集团”。
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官僚集团的不好，其实美国的政党、英国的政党、日本的政党，也都不能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最多也就是选举政治的集团而已。
从这个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
最后，我来说说，中国共产党有什么“不能”。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不能太“胖”了，可以再瘦一点。
8000多万党员的规模实在太恐怖了，超过了很多国家人口规模，已经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小胖墩”。
人胖会得心脑血管疾病，党太胖也会得病，就是人员难管控，思想难统一，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界限就变得会非常模糊。
现在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着手解决。
其二，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能太“高”了，身段可以放得再低一点。
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绝不是一句空话和口号。
西方国家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有效的代议制度，基层选民即便不能对国家方针有绝对的影响，但选一个街道的议员、一个区议员、一个市议员的权利还是有的。
这些议员选举出来就要为选民的利益服务，老百姓有了事可以不找政府找议员，你这次不帮我下次就别选你。
这种制度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反应机制，能够促进上下的联系互动。
我们国家的基层干部虽然也很接触地气，但还没有西方议员的这种紧迫感和使命感。
老百姓的要求可考虑可不考虑、可反应可不反应。
人都有两套神经系统，一套是运动神经，一套是植物神经。
我们现在的运动神经很发达，但植物神经还不发达。
一定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以最便捷、最有效的方式解决好基层群众的问题。
其三，中国共产党绝不能“僵化”，要时刻保持身心上的健康和灵活。
前面，这本书的作者已经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很善于学习。
我觉得这种学习的劲头绝不能弱化，只要是有用的好东西、好办法都要学，并为己所用。
动植物需要不断变化，我们这个政党也需要不断适应环境，不断变化。
否则，恐龙虽大也不免灭亡。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一篇读后感，八百字左右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读后感我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发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但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压制，民族资本发展十分缓慢，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十分软弱。
至十九世纪末，随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才有了初步的发展。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以及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割地狂潮，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的严重危机。
在这种形势下，全国人民群情激愤，掀起了又一次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高潮。
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也有了进一步的觉醒。
因此，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及其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口号下，强烈要求变法自强，发动了一场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
一八九八年四月，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保国会”，集结改良派力量，其形式多少带有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
至此，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同年六月发生的“戊戌变法”，就是在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下的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
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本身力量的软弱，而其中大部分又是从封建官僚、地主中转化过来的，他们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着极大的依赖性和妥协性；而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又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结成了反革命的同盟。
因此，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一百多天，即告失败。
所有“新政”如同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唯一的成绩就是留下了一所“京师大学堂”（今天的“北京大学”）。
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改良主义的道路是绝对走不通的。
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在政治上是完全失败了，但它作为一次资产阶级思想上的启蒙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些主要代表，如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他们作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通过对西方一些先进的自然科学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等思想的传播，在当时沉闷的思想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为了给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作理论上的论证，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都十分注意哲学思想的研究。
他们吸取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机械唯物论的思想，对中国封建时代，主要是宋明理学的一些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进行了批判，从而表现出某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
但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哲学上也如同他们在政治上一样，十分软弱。
他们对中国古代的一些传统的唯心主义理论，并不能彻底地决裂，相反采取妥协的态度，力图把它容纳到自己的哲学体系中来。
同时，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也还缺乏分析判断的能力，而是不论唯心或是唯物一起搬来。
因此，他们的哲学思想都是极其混杂，充满矛盾的。
分别言之，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几位主要代表，在哲学思想上都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特点。
如康有为，基本上以古代儒家经典中的唯心主义为主体，吸取西方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机械唯物论思想，作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或补充。
他的哲学思想的特点，正如他的学生梁启超所说的，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主要指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康南海传》）。
谭嗣同是标榜要“冲决”一切“网罗”者，然而他的哲学思想体系却又是企图“网罗”一切者。
他在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仁学》一书中，企图融合中学与西学、科学与宗教、唯心与唯物于一体。
他宣称：“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王阳明、王船山、黄黎洲之书”。
可是，实际上谭嗣同此时是以佛教唯心主义为归宿者。
他明白地说过：“尝谓西学皆源于佛学，亦惟西学，而佛学可复明于世”（《仁学》）。
至于严复，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主张用西学改造中学、代替中学。
为此，他积极从事译书工作，介绍了大量的西方进化论和机械唯物论、逻辑学等思想。
他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宣传者。
但由于严复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囫囵吞栆的，又加上他没有完全摆脱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不时地把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与儒家、佛教、老庄等唯心主义思想加以比附，终于也走了一条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
总而言之，尽管这些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在哲学思想上都有各自不同的某些特点，然而其中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虽然都或多或少地吸取和运用了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论思想，但他们都没有由此而建立起一个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来，相反，他们从西方搬来的一些机械唯物论思想，最终都被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所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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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改造只有通过“根本解决”的途径才能实现，这是李大钊在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对中国社会革命的基本看法。
在那场著名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发生了第一次冲突。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问题与主义”之争表达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科学态度，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意识，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李大钊明确提出“主义”与“问题”有不能分离的关系，强调了“主义”所具有的“工具”性质，在思想方法上尽量避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
李大钊认为“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个方面，“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李大钊坚信，“主义”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相结合，可以使理想成为现实。
在这样的思想意识中，任何理论都具有“工具”性质，其目的在于造成社会的实际运动，实现社会的改造。
因此，他认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
在这里，李大钊所关注的重心在于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只有将“主义”引向实际的社会运动才能达到目的。
李大钊这种务求实际的思想，在1922年他与邓中夏等人向“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提案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
他表示：“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
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真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
李大钊一生思想的发展和变化，都是和中国社会改造和革命的实际进程相关联的。
这样的思想意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了科学的理性态度，即不把它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李大钊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他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寻找到把“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
当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提出了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性，中国的国情要靠中国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解决的思想。
他认为，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的。
这里的“国情”既包括“近今之国情”，也包括“往昔之国情”，而且“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
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实际运用。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接受某一学者的学说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有着与西方先进国家根本不同的历史任务。
他指出：“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
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
1923年10月，李大钊对日本记者谈道：“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国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走中国自己的解放之路，虽然这只是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初步认识，但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奠基的意义： 首先，李大钊思想中的灵活性原则，其核心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法，没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理论成果与实践成就。
在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之中，他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竞争”理论视为达到“根本解决”目标的重要手段或“工具”。
实际上他是把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共存视为达到社会进步和改造的重要政治手段。
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对“阶级竞争”的理解更具有哲学意味和客观性，这样的认识使他在革命与改良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
如前所述，在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已经与他自身的政治改良主义立场相脱离，但他在选择“阶级竞争”为“根本解决”的政治手段时，又对社会上诸种政治改良思潮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改良只是达到推翻旧制度这个大目标的某种方法，并非目标本身，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
这也是李大钊与胡适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的深刻分歧所在。
李大钊认为：“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充满了五四时代智慧的。
他以社会革命论容纳了社会进化说的不少合理的地方，他并不认为“根本解决”之前，就不需要以新的理想尺度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就可以随意嘲笑真诚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人们的徒劳无功；他的“交互为用，并行不悖”的说法，以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表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运用的理解。
正是在这一点上，先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比陈独秀在理论上更加深刻和成熟。
其次，李大钊保持了理论上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即用自己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尽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其他理论的合理成份，不固守成见，保持了理论思维的开放性。
李大钊的“根本解决”这一思想包含了这样几个成分：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把握，有对“互助论”主张的吸收，有对人道主义的认同及倡导人类的“物心两面改造”。
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政治手段，这一点在李大钊那里是十分明确的，但他又不把阶级斗争视为目的。
在这里，他对“互助论”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启发性。
我们应该看到，在对“阶级竞争”的理解上，他与马克思主义并无冲突，但在人类生存的未来和本质上，他强调“互助”的意义，使他把手段与目的严格区分开来。
他认为“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
这是我们确信不移的道理。
依人类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
他的结论是：以阶级竞争为手段改造社会组织，以互助原理为信条改造人类精神，实行“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李大钊的这一主张具有双重含义：它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思想相区别，强调对社会组织进行改造的重要意义；它包含有对偏重物质进步而忽视人类伦理进步意义思想的批判和匡正。
这是一个唯物史观的命题，并非是一种二元论的主张，而且从现实性来看，它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
我们看到，在李大钊的整个理论构架中，既规定了中国社会改造的最终目标，即实现“经济问题的解决”，同时也看到了达到这一目标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他不仅寄希望于通过“阶级竞争”来实现社会组织的改造，而且也肯定了人类精神进步的巨大作用。
中国社会改造任务呈现出层次性和阶段性，这样的认识使他保持了策略上的灵活性、理论上的开放性，也使他对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造中所担负的角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他强调指出：“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
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而李大钊恰恰是根据中国的特殊环境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
他并没有恩格斯晚年所批评的把经济因素当做历史进程中唯一决定性因素的机械论的倾向，虽然在理论上，李大钊并没有达到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发展“合力论”思想的高度去认识问题，但在实践中、在心态上，李大钊却与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