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观后感2000字数
一部颠覆传统历史的巨作大秦帝国 事隔一年，终于看完了这历史剧，尽管结尾是意料之中的，但还是觉得有些无法接受。
眼睁睁的看着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历经六代君王而崛起的帝国就这样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就走向了灭亡。
最后一部看着很教人难受，功臣一个个惨死，阴谋一步步得逞，心里一直都在期望能有人站出来阻止赵高胡亥的胡作非为。
假如扶苏没有自杀，假如蒙恬不那么温顺的不顾真假的听从王命，假如李斯能在最后关头清醒过来杀掉赵高重新拥立一个新的皇帝，结局是否就能改变呢
也许能有秦五世秦六世甚至十几世的出现，但恐怕终究也逃不过最后一亡。
正如同已经灭亡的六国一样。
秦国一统天下是有其偶然性的。
可以看到，每个国家的灭亡其实都可以归咎到君主身上。
但凡遇到明君，则国家可以改革图强，一旦遇到昏君，则很快就能耗空国力。
即使秦国的商鞅变法其改革深度远大于六国，并且整个国家是一个法治完备的国家，但君王的权力仍然是超越一切的，所以即使明君如嬴政也有昏头发“逐客令”的时候。
所以，秦国的强大，依然依靠的是君主的个人能力。
所幸的是，秦国的运气真的比六国要好。
秦孝公以后的一百四十年六代君王中，平庸者只有三个，并且这三人加起来的执政时间才不过八年，像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王、嬴政这种雄主加起来的执政时间有一百三十二年之久。
老王暮政也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时期，而在秦国，除了在秦昭王执政五十六年的末期确有暮政之险以外，其他英明的君主几乎都是在英年去世的。
而且几乎就是活活给公务累死的。
终于，在如嬴政这般千古难遇的一代明主去世以后，秦帝国终于遇到了一个有史以来最昏庸的君王，从而使得奸臣得道，功臣殉国，不到三年竟然就灭亡了。
眼看着历史进入了一个倒退期，商鞅变法以来所建立的法治大道完全被破坏，帝国所积累的财富、大的工程也尽数被摧毁，真是教人无比心痛
唯一感到欣慰的是西汉建立以后实际上是恢复了很多嬴政统一天下以后的制度，使得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下去。
虽然是部小说，但它却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观点，并处处以正史做解释。
忽然发现，学习历史的时候，只知道一个历史事实而却不知道其背后的故事和原因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真希望孙老师可以接着楚汉之争继续写下去，好让我重新学习一次历史。
中国古代文化史读后感
读中国古代文化史有感法律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从来就有。
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的中国，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产生了父权家长制。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的产生，导致贫富分化，阶级差异明显，平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
频繁的氏族部落战争，产生了法律，也促进了华夏民族的融合。
中国法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和中国的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其独特的特点。
约公元前21世纪，禹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一种前所未有的奴隶制法律体系建立起来。
继夏而兴的商，继承并发展了此种法律体系，并将神权法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但夏商仍处于习惯法阶段，并没有进入成文法阶段。
夏商以“恭行天罚”，“天讨”的神权思想作为法律的思想基础。
利用宗教神灵控制社会，宣扬“君权神授”，“王权神佑”，以国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是秉承天意来统治人世的，目的在于是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政权合法化和神圣化，并赋予统治阶级的代表—国王以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
《尚书 召诰》曰：“有夏服天命。
”原始自然宗教与阶级社会有政治目的的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神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建立了周朝。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殷商的天道观已受到较大冲击。
统治者不再宣称王是天帝的化身，而代之以“天只赞助有德”之人。
总结了商朝重刑辟招致亡国的历史教训，结合在镇压三监叛乱中的实践认识，为了建立和巩固周朝对全国的稳定统治，在“以德配天”思想的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制原则。
中国古人重视祭祀，周公“制礼作乐”，将夏商的礼发展成一套以维护宗教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也就是“周礼”。
利用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礼”实行统治，亦即“礼治”，也是西周的一大特色。
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变化，秦朝在统一天下后，为了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废除了六国各自的法律，使“法律由一统”。
在巩固皇权专制的前提下，无论是嬴政还是韩非，李斯都极力奉行“缘法而治”的思想，厉行法治。
从出土地睡虎地秦简可以看出，秦朝制定法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然而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奉行法家的治国原则。
在重刑主义理论指导下，秦王朝承袭奴隶制的酷刑，给广大群众带来深重灾难，最终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烈火，公元前202年，经过五年楚汉战争汉高祖刘邦在秦帝国倒塌的烈火中建立了统一的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国家—西汉。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一向蔑视儒家的庶民皇帝刘邦采纳陆贾“无为”理论，为西汉以儒为本的正统法律思想的建立做了铺垫。
从220年曹丕称帝至581年杨坚建立隋朝，政权不断更迭，但都操于士族豪门地主手中，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面对复杂矛盾的局面各统治集团都重视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一时期立法频繁，律学发达，成为上承秦汉，下开隋唐的历史阶段。
隋朝沿革了汉魏以来的法律形式，《开皇律》是其代表作。
至唐初，统治者认为礼与法各有侧重，主张治国必须礼法结合，缺一不可。
他们特别强调法律内容要统一，简约和稳定。
法律内容需保持一致，避免参差，否则会损害法制，不利于治国。
司法也是重中之重，并集中在慎重刑罚方面，唐太宗要求司法官大公无私，做到“法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
唐律处处体现礼的精神，还用法维护礼，君权，父权和父权得到了切实的保护。
所以后人评说唐律是“一准乎礼”。
继唐而起的宋朝法制较唐有进一步的发展。
可以将宋朝的立法思想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北宋初年至仁宗末年，立法主要在肯定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第二阶段至北宋末，法律主要用来摆脱财政危机；第三阶段也就是理学发展完备，“因时适变，度时制法”成为指导思想。
宋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法律，他们参与立法，倡导律学考试，注重官员的法律素养。
皇帝对法律的重视引起了社会价值的重大变化，争言法令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天下争诵法令”。
这是宋代社会的特色。
到了明朝，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又一次出现。
明朝以元亡为鉴，提出了“刑乱国用重典”的法制指导思想。
但这也并非是百世通行的治平之道。
对“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中国传统法制指导思想，明朝统治者也可谓心领神会。
他们虽有“重典治乱”表象的一面，但在实质层面上，更注重传统儒学与伦理纲常的教化作用。
在他们看来，法律是推行教化的必要措施。
教化与刑罚不应有主辅之分。
满族入关后，为笼络汉人，全面继承明朝法制。
清统治者在“首崇满洲”的基础上主张“满汉一体”但对于汉族知识分子与官吏又极为猜忌，对其言行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其吹毛求疵的程度为历代所罕见。
自1840年，中国由封建社会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以大陆法系为主的西方法律原则和立法体例开始移植到中国，并与中国的某些传统相结合，使中国的法律制度逐渐纳入到世界近代法制的框架中。
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十四个省宣告独立，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宣告成立。
虽然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使得南京政府犹如昙花一现，仅仅存在了3个月，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仍积极进行法制建设，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和其他一系列革命法令，改革司法制度，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法制篇章。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99年这50年时间里法制的发展，包括宪法，民法和经济法律，刑事法律，行政法律和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
新中国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改革开放后，新中国的法制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一些重要的基本法律的相继制定和颁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古代史2000字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最早的国家之一，有将4000年的有可考的历史。
中国古代史了以下几个阶段：原始社会（170万年前-公元前2070年）、奴隶社会（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476年）和封建社会。
其中封建社会可分为五个阶段：战国、秦、汉是封建社会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封建国家分裂和民族大融合的阶段。
隋唐五代时期是封建社会的繁荣阶段。
辽、宋、夏、金、元，是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的阶段。
明、清，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封建制度渐趋衰落阶段。
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读后感 2000字
1840年，成为首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也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进入近代史，这是中华民族一段屈辱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抗争的历史，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寻求富民强国之路的探索史。
我们学好这段历史，必须把握三条主线。
一、一部灾难深重的屈辱史 中国近代史是灾难深重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屈辱的历史，中国人民饱尝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
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略我们，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几百个，中国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败。
1840年，英国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悍然发动了鸦片战争，古老的、落后的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面前战败了，1842年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此后又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和外国协定关税，外国取得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在通商口岸传教等特权。
这些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野蛮和屈辱。
1856年，英法等国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抵抗失败后被迫和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和英法俄又被迫签订《北京条约》。
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和主权，尤其是沙俄掠夺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外国侵略势力伸向中国内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加深了。
1885年，法国又发动侵略中国的中法战争，清政府又签订了《中法新约》，列强取得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权利。
1894年中国又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赔款达到两亿两白银，帝国主义强国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然而帝国主义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进一步控制中国，1900年八国联军又共同反动了侵华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本息超过10亿两白银，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了。
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因此我们要牢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
二、一部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在西方列强野蛮侵略中国的同时，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不屈的华夏子孙，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有来自社会底层，也有来自清政府内部，有的是有组织的，有的是群众自发的。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尽管有一些民族败类，但是清政府和广大爱国官兵也进行了一些英勇的战斗，涌现出像林则徐、邓廷桢、裕谦、海龄、关天培、陈化成等大批爱国将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也出现了前仆后继抗争的壮烈场面；在中法战争中，冯子才无所畏惧，领导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刘永福领导黑旗军威镇敌胆，爱国海军在马尾海战中表现出了临危不惧、英勇战斗的精神；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左宝贵、邓士昌、林永升、刘丁汝昌等人以身殉职，上演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各地民众自发抗日，都体现出了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爱国抗争精神。
除了清政府及爱国官兵的抗争外，广大人民群众从未放弃斗争，帝国主义侵略到那里，就在那里受到抵抗。
尤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州三元里民众的自发的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出现了大量的反洋教斗争。
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有两次大规模农民运动给帝国主义主义势力以沉重打击。
第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巨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运动，在打击中国封建统治的同时，还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承担起反对外来侵略的任务，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打破了西方侵略者迅速把中国殖民化的企图。
第二次是义和团运动：在中外矛盾加剧的19世纪末，终于引爆了中国人民的义和团运动，他们打击的对象是外国势力，到1900年发展到顶点，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团众以血肉之躯和八国联军进行了英勇搏斗，尽管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剿杀下失败了，但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暴、英勇斗争使帝国主义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不可政府性。
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维护国家主权，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波及全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三、中国人民的一部探索史 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时期，中国的根本任务是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促进经济发展，实现政治进步。
在为了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在伴随中国艰难的近代化历程中，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既有政府运动，又有新生阶级代表，既有地方大员，又有思想精英。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先进的中国人初步认识到西方的现代化，以林则徐、魏源等人以经世务实的态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承认落后和不足，注目世界，探索新知，寻求强国御辱之道，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
清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在历经浩劫后，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和改革。
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镇压是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一批务实且有政治经验的权力重臣，开始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在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前提下，倡导富国强兵运动，创办军事、民用工业，筹划海军，设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洋务运动在中央以弈欣为首，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督抚为首，尽管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但是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加剧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在洋务运动中，还出现了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等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知识分子，为以后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创造了一些条件。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华民族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
维新派通过办报刊、建学会、和顽固派论战，传播了维新思想，领导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尽管不足百日，以失败告终，但在中国人民救国图强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期，洪仁玕提出了《资政新篇》，最早在中国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
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在中国走资产阶级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经过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和革命斗争，终于在1911年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中国走向民主共和道路，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1919年中华民族又爆发了爱国的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焕然一新，中国人民找到了探索的正确方向，终于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并不断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历史已经证明也永远昭示，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是勇于探索和进取的人民，中国必将在21世纪屹立在世界强国之林。
中国古代心理诗学读后感2000字
老师推荐，看了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
理科生出身，对中国历史总是模模糊糊一知半解。
开始看，觉得比较晦涩，由于基础薄弱，很多地方看不懂。
《中国大历史》属于历史散文集。
加之，该书是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的“大历史”进行评述，因此我这样的历史半文盲读起来很不顺利。
究竟，这不是通俗小说，可以一气呵成，酣畅淋漓地读完。
其实先前对这本书我了解并不是很多。
只是知道作者黄仁宇先生经历不凡。
我想在读一读中国历史的初衷，所以就动了心翻看这本书，刚开始看的时候，也确实觉得有点宽泛、不得要领的感觉，不过还好，坚持就是胜利，花了一段时间继续读下去欲有一种与从不同的感受：很新鲜，令人耳目一新。
第一次感觉到读史的趣味。
作者以其宏阔的视野，独到的见解来解析中国历史。
这所以把它称为“中国大历史”，是因为中国在过去的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影响到13亿中国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
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它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想要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建筑史的读后感言
中国铁道博物馆是铁路唯一的国家级专业博物馆，它的前身是铁道部科学技术馆，1978年成立，2003年更名为中国铁道博物馆，主要任务是负责铁路文物、科研成果等展品的收藏、保管、陈列、展示及编辑研究工作。
同时作为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和科学普及教育的基地。
中国铁道博物馆有三个馆：正阳门馆、东郊馆、詹天佑纪念馆。
博物馆办公区位于宣武区马连道南街2号院1号楼，正阳门馆是中国铁道博物馆的主馆，位于天安门广场东南侧，是由原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旧址改建而成，2010年10月开馆。
詹天佑纪念馆位于世界著名的旅游景区八达岭长城北侧，是为纪念詹天佑而建立的专题人物纪念馆，展馆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陈列面积1850平方米，馆藏文物2000余件，1987年对外开放。
詹天佑纪念馆现为国家三级博物馆，是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北京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基地、科学和平教育基地。
我们今天去的是东郊馆，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侧，建筑面积20500㎡，分为机车车辆展厅、综合展厅，2003年9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目前展厅内展出了50多台经过整修的机车车辆，其制造年代跨度从1881年到1993年。
其中蒸汽机车28台，内燃机车8台，电力机车1台，客车7辆，货车9辆。
它们当中既有堪称镇馆之宝的中国现存最早的机车——0号蒸汽机车，还有以伟人名字命名的“”号和“朱德”号等功勋机车，也有英、美、日、俄、比利时等国不同时期制造的多种型号的蒸汽机车。
内燃机车中有中国制造的第一代“东风”型电传动干线货运机车。
中国制造的第一代“韶山”型电力机车等。
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多种客货车辆，有老式的专用客车；有国家领导人的公务车；还有不同种类的铁路座车、卧车、餐车、行李车及不同用途的多种铁路货车等。
中国铁道博物馆机车车辆陈列厅展出的文物展品，是中国铁路牵引动力发展变化的缩影，是中国铁路从落后到现代化的历史见证。
读中国古代历史故事读后感
国历史故事》是我的启蒙书不说话的老师”，是它帮助我打开了知识的大门，是它让我了中国的悠久历史。
这本书的内容很吸引人，里面有许多历史故事，比如说：晏子相齐、风流才子司马相如、周武王伐纣等故事。
这些故事有的充分体现了古代人民的足智多谋，有的表现了友谊的珍贵，还有的是讲一些尔虞我诈的故事。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女纺织家黄道婆》这个故事了。
黄道婆善良、好学、诚实的品格，让我钦佩。
她家境贫穷，父母养不活她，就把她卖给别人当童养媳。
黄道婆整天都要干活，还要被公婆打骂，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因为她的勇敢，她终于逃出了公婆家，到处去流浪。
有一天，黄道婆偷偷地上了一条船，跟着船一起来到了海口市。
她和当地居民一起学纺织。
但她时刻不忘自己的家乡，过了三十多年，黄道婆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乌泥泾镇。
她把自己学到的纺织技术传给了镇上的妇女，从而生产出了大批的“乌泥泾被”。
当时，“乌泥泾被”闻名全国。
这个故事让我有很大的感触。
从书中，我知道了黄道婆，了解了黄道婆为了家乡的发展，她无私奉献、自强不息。
她真是我学习的好榜样。
求一篇近代史的纪录片读后感2000字，要原创的，谢谢
《中外建筑》高层建筑框架核心筒结构设计分析探讨 摘要：本文结合工程实例，简要介绍了某高层建筑框架-核心筒结构设计方案的整体构思，并依据相关规范，从钢管混凝土柱梁节点设计、剪力墙平面外对梁断嵌固作用分析、核心筒外墙的连梁设计等设计要点对大厦整体结构设计进行了详细分析阐述，并对设计心得作了总结。
关键词：高层建筑；框架-核心筒结构；钢管混凝土；结构设计1 、工程概况湖南某大厦由一栋30层写字楼、2层商业附楼和3层地下室组成，占地面积13800 m2，总建筑面积45146m2，屋面结构高度达131.60m。
2、结构设计总体构思2.1 结构类型本工程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核心筒结构，虽然其结构承载能力和抗变形能力比筒中筒结构差，但避免了结构坚向抗侧力构件的转换，满足了建筑立面效果和使用要求。
为解决建筑首层层高10.0m、结构高度超限及减小柱截面等问题，下部若干层采用钢管混凝土组合柱，楼盖采用现浇普通钢筋混凝土梁板体系。
承载力和水平位移计算时，基本风压均按重现期为100年的0.60kN\\\/m2取值。
由于结构侧向位移不满足限值要求，在第30层利用建筑避难层，设置了钢筋混凝土桁架的结构加强层，结构加强层是一把利刃剑，虽然可提高结构抗侧移刚度，也使得结构竖向刚度突变，所以结构加强层及相邻层按《高规》要求进行了加强处理。
2.2 超限措施本工程结构平面形状规则、刚度和承载力分布均匀，竖向体型也规则和均匀、结构抗侧力构件上下连续贯通（见图示1），除结构高度超过适用限值外，其它指标通过调整后均达到未超限。
图1、结构布置平面图由于结构设计超限、而且首层层高10.0m，超限应对措施把首层及下部若干层的结构抗侧力构件作为加 中国园林史 建筑展更多西班牙常年贸易展会信息 查询西班牙驻华经济商务处网站2009年《中国教育创新》中国教育创新的权威杂志,影响力卓越, 是发表教育创新学术论文的首选。
庭院池塘，观赏鱼池水处高效节能、水力自动化运行、节水 节电、节人工适用水景河道池塘内容摘要 我国古典园林建造的历史始于何时，至今尚无明确的定论。
但从园林建筑的使用性质来分析，园林主要是供游憩、文化娱乐、起居的要求而兴建，而使用者则必须占有一定的物质财富和劳动力，才有可能建造供他们游憩享乐的园林...... 第一章 园林的形成与发展 一、概述 我国古典园林建造的历史始于何时，至今尚无明确的定论。
但从园林建筑的使用性质来分析，园林主要是供游憩、文化娱乐、起居的要求而兴建，而使用者则必须占有一定的物质财富和劳动力，才有可能建造供他们游憩享乐的园林。
在人类的生产能力很低、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很弱时，即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获得生活资料的原始社会，是谈不到造园活动的。
《礼记·札记》：“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槽巢。
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
即便是到了久、新石器时代的繁荣时期，有了典型的村落，如西安半坡村，锄耕农业和家畜饲养已出现，用手制的形态和花纹都很精致的彩陶，有些陶器上还刻有类似文字的符号。
但该时期的劳动生产率还是十分低下，也只能提供极其微小的多余东西。
只有当社会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后，由于生产的增长，交换的扩大，奴隶主的财富不断增加，从而他们的思想和趣味也随之起了变化。
这时，既有奴隶经济基础的剩余生活资料可供奴隶主使用，又有可供他们驱使的劳动力，这就为满足他们要过奢侈享乐生活所需的园林的建造活动提供了条件。
如在我国古代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农业和手工业都有相当的发展，那时已有青铜器，有锛、凿、刀、锥、戈等工具，为营造活动提供了技术上的条件。
因此，在夏朝已经出现了宫殿建筑。
中国古代简史张帆读后感3000字
如何在一学期的课程中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过程讲述完毕，《中国古代简史》作为教育部立项的重点教材，作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中国古代简史》的突出特点是：注重贯通理解并兼顾断代知识、提供最新研究成果和个人史识、注重历史知识的系统性并兼顾生动性，在以朝代顺序为主线的同时突出历史发展的内在阶段特征，关注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自不同的地位。
《中国古代简史》书作为讲义，在北大文科公共课上广受好评。
作者简介 张帆，1967年生，历史学博士。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工作。
主要专业研究方向为元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民族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