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们被贬官都是怎么样的啊，要做什么事，为什么我感觉他们贬官好像就跟休假游山玩水一样特别好啊
赏析“贬官文化”出自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中《洞庭一角》篇章。
该词也许非余先生首创，但作为中国文化历史的一种特有现象，“贬官文化”倒是很值得研究的。
其价值可以用余先生的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
“贬官文化”首先与当官入仕有关，因为只有做官才可能受贬。
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大文人都做官，也几乎都遭贬罢诎。
“贬官文化”的产生似乎是“士”与“仕”撞击的必然结果。
而读雨转来余先生此文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为朋友们开启一扇窗，引伸介绍“贬官文化”……临窗读雨花园精灵如歌的行板UID 4650精华 39积分 2835帖子 723威望 2835 点现金 718 花币阅读权限 80注册 2005-4-23来自 星星海状态 离线 #3 大 中 小 使用道具 发表于 2007-5-15 09:31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延伸阅读：浅析中国古代的“贬官文化”古制中国，宦海沉浮，稍不留意，就要受到被贬的惩罚，而这群被皇帝老儿随意拆卸的玩具中，常常有许多饱读诗书之人。
在有着两千多年封建思想的中国古代社会，文人墨客总是脱不了与政治的干系。
所以当政治一旦与文学挂钩，便衍生出带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文化现象。
这其中当属“贬官文化”最为奇特最为有趣
一、何谓“贬官文化”那么什么是“贬官文化”呢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洞庭一角》中首先提到，他说：“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
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
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
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的不坏。
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了名誉。
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
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简单地解释：“贬官文化”就是文人被官场放逐，便寄情于山水，写下了千古名篇。
冷清山水变成名胜古迹，酒后小诗酿成千古佳作。
读书人在那个时代，寒窗苦读数十年，呕心沥血破万卷，为得是什么
为得是在科举考试中破茧而出，赢得个半职，效力于朝廷，为国家为百姓做点有用之事，死后留下芳名，后人也不必恨之入骨地掘坟鞭尸就可以了。
实际从这条入世之道可以看出中国文人的特点。
他们信奉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更何况当时整个封建社会
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一个真正的隐士，只要他们还心系朝廷并且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诗句。
那么他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
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会说，只要是文学大家，寄情山水，安贫乐道，归隐山林，那他还是一位隐士。
如果就这样简单的妄加评论的话，给那些酸腐的文人戴上隐士的帽子的话，那么这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我为何这样理直气壮，因为我有强有力的证据，那就是——“贬官文化”。
从一种文化现象的角度去深层次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直接地说批判他们的缺憾。
二、举例说明，典型陈述从先秦到明清，文人墨客升官再被贬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属于“贬官文化”范畴的名家们，可就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了。
柳宗元的典型性就颇能突出“贬官文化”。
公元805年柳宗元被贬至永州任司马，心情极为抑郁，面对永州那荒凉无人赏识的山水时，柳却把自己的痛苦心情融入其中，化做了美妙绝伦的文章，自然山水对于他，不是一种冷漠的存在，而是变成了灵气四溢的知己：“佳目立，美竹露，奇石显。
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细细品味，柳宗元似乎忘记了被贬，而是以主人的态度审视自然的灵动。
其实不然，我们既可以读到他“独钓寒江雪”的大孤独，旷凄凉，也可以感受到他“欲采萍花不自由”的悲凉含义。
那《永州八记》正是贬官们的灵魂。
跋涉艰难的真实写照。
实际上如果没有他不被贬的经历，那也许我们也看不到他身处逆境的绝世佳作，也许他的后半生就在殿书院里为皇帝效力致死了。
显然这份灾难使他宁静，使得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
本来，被贬后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了，可他偏偏就是个中国人，一个中国文人，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
“他早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
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余秋雨）十年之后，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虽平时对被贬的事情颇有微词，但他听到消息后还是按奈不住，欣喜万状急忙赶去。
从永州到长安，经过了汩罗江，这时屈原的灵魂便像是“附身”在了柳大师身上。
大师立马触景伤情，道“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汩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看此诗不知是叹服屈原的悲壮境遇还是对自己回长安的怀疑，柳宗元还是没料到迎接他的不是什么春风而是寒风阵阵。
兴高采烈的柳宗元回到长安后，皇帝一盆冷水泼了过去，并告诉他，诏你回来是为了让你听朕的圣旨，把你贬到比永州更远的柳州
柳宗元当头一棒，凄楚南回，这时与他同路的还有刘禹锡，刘被贬至连州。
两位大文豪有着同样的命运，自然感同身受。
当柳宗元与刘禹锡同路走到衡阳时，二人分道扬镳。
柳含泪题诗赠别刘禹锡：“今朝不同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这年他已是四十三岁，正当盛年。
他料到朝廷也许再也不会让他会长安，万里之遥，心想既来之则安之吧。
于是凭着一腔热血和一肚子墨水，利用赏赐下来的官职，为百姓造福办实事，放到现在，他可是一位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动摇的好干部啊。
柳宗元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还放了许多奴婢。
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内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
真正的好文学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
可能由于过度劳累，年仅四十七岁就客死在了柳州。
因柳建设开拓了柳州这片荒蛮之地，所以日后各等官员均受大师影响，自强不息，继续发扬老革命分子的光荣风格。
而那些被贬的文人官员们在南下的路途中，每次一想到大文豪柳宗元，心情就会舒适一些。
他因为自己独有的人格和文化魅力影响着日后各代官员。
有人在他修建的罗池庙上改造成为“柳侯祠”，供奉千年之久。
正是他被贬，才会有人光临和关注柳州，影响着柳州人民
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采访了当时的柳州副市长，说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崛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的贬官。
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
从他这句话就可以知道“贬官文化”的影响力之大，范围之广，思想之深了。
除了柳宗元，还有一位“贬官文化”的继承者，那就是范仲淹。
1046年范仲淹因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腾要求范仲淹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结果写出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有好多中国人从这篇文章中知道了这座名胜，的确是功不可没。
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
早已是一般人能随口吐出的熟语，更何况文章本身整体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
不知哪年哪月，岳阳楼因文章而重新构建。
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
进得楼内，巨幅木刻显中堂，即刻的是这篇文章。
洞庭湖因它出名，岳阳楼因它荣耀，凡是有些名气的文人墨客，无不对《岳阳楼记》顶礼膜拜，并时不时赋诗一首。
于是渐渐参观的多了，膜拜的人多了，冷清之地也就自然变成了供奉热地。
根据上述我们了解到“贬官文化”的特点，“先是景观被写入了文章，在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成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罢。
”看柳宗元与范仲淹的事例后，难免会发现是否文人贬官都是因贬而抑郁做些牢骚文章，亲亲山水，悲愤朝廷之余才会有所成就。
但只能说大多数，其中也有些异类分子。
譬如说宋代大文豪—苏轼。
柳宗元如果说被贬经历很惨，那他与苏轼比较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柳被贬两次，最远贬至柳州，而苏轼就像个皮球，被皇帝赦了贬，贬了赦，反反复复可谓是一生坎坷。
但他就被贬之事不是很绝望悲愤，而是“得意时淡然，失意时泰然”真可谓一代文学宗师，“贬官文化”的集大成者。
苏轼第一次被贬就是因为耿直的性格得罪了权臣，写了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何正臣等人弹劾为“保藏窝心”，在湖州任上突然逮捕，送交御使台论罪。
在狱中备受诟辱，几置死地。
在被贬至黄州五年时，一面把继续关心国家大事，一面闭门思过寻求出路。
但这几年却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却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
初贬黄州，他就写下了“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初到黄州》）的诗句，借此开解自我封闭的境地。
而在黄州，苏轼写下了光耀中国文化史的辞章，将“贬官文化”演绎到大气磅礴。
在《前赤壁赋》中，我们看到的是“渔樵江渚之上，侣鱼虾友麋鹿”的苏轼，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苏轼。
是“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苏轼。
在被贬惠州时，如果要是常人早已撕心裂肺，终日郁闷不已。
而苏大学士则不然，他且是“非常得意”，并作诗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食荔枝》）而更为吃惊的是苏轼在被贬到中国当时最南端的海南岛后，还是那么豪迈豁达，时年已六十有余阿。
可想苏轼是怎样一个心胸豁达之人。
当时海南岛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艰苦，有诗为证：“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
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俟书》）。
但苏轼不戚于个人忧患，积极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人才，一直工作到赦还。
这时他不但没有被困难压倒，而且表现出一种大家风范，思想旷达，随遇而安。
苏轼越是危难之际越能看到他的魅力所在，“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试问天下，这样的豪迈气概何人之有
苏轼一生都在积极入世，却因封建朝廷的黑暗总是让他与政治无缘，可悲可叹。
但一路被贬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创作高峰。
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豪迈的思想，丰硕的文学果实，还有造福百姓的地方资源。
也就是说文学化作了景观。
比如西湖有著名的苏堤，海南也在他的励精图治下不再荒蛮，而《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文章更是让赤壁之地长久辉煌
后人每到他被贬之处便会被他的故事他的精神所感染鼓舞。
在这里“贬官文化”就代表着一种豁达与宽容了，使之内涵延伸。
三、深层挖掘，浅谈分析“贬官文化”之所以称其为一种文化，必定其中有一定内涵，深层次挖掘必定有其“宝藏”，透过现象看出其中本质是我的论文根本所在。
我就上述事例从各方面浅谈分析一下。
（一）“贬官文化”产生的原因一是外因，即当时的整个社会所造成的。
如果没有封建社会长期的黑暗统治，怎么会把个文弱书生搞得那么狼狈不堪。
中央集权的作用就是要镇压人民，不让人民起来反抗，让其安于现状，不管是从武力还是从思想上镇压，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是不让任何人有反动思想的，所以要不择手段。
人们也许看到的是一种假象，盛事太平真地可以让百姓衣食无忧吗
正像张养浩《潼关怀古》所说“峰峦如怒，波涛入聚，山河表里通关路。
望西都，意踯躅，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而在这众多的手段里，针对知识分子就要用一定智慧的攻击策略了，书生文人进入官场后往往是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
在封建社会官场的惨无人性的斗争中，充斥着机诈、残忍、嫉妒、仇恨和愚昧，一味正直前行的书生们往往会在这台恶魔般的机器里被碾成粉末。
这里面没有刀光剑影血雨仇杀，但却比这些更加残酷，折磨的都是精神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朝“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官僚文人的迫害始终没有停止过，不管是宦官外戚还是正统的皇权势力，大多对文人是没什么好感的，所以不仅思想上抵触而且还要进行人身迫害。
方法有时露骨残忍有时却设计的“巧妙”，比如风行两千多年的文字狱。
只要你读书人为“朕”服务，就保住了一条性命。
所以中国文人如果其人格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话，那么只有失意于仕途，一路被贬了。
于是与山水亲近与自然齐舞了，把自己一肚子墨水洒向了它们，流传千古。
正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形成的外部原因，促使了“贬官文化”的产生。
二是内因，即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独有的心态所决定。
中国的文化是被认为“伦理型”的文化，是与西方“科学型”的文化相对应的。
我们一直过的是“晨起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可以每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是愿意“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
总有些消极的思想。
所以时间长了自然就安于现状，忠君忠国的思想也便牢牢扎根于中国文人的意识中。
真正的读书人永远成不了到家的权谋家，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总有一丝正义和善良不绝如缕，就是这一丝善良和正义，就足以使他们从封建官场上败退下来。
文人本是一个道德形象，传统的社会心理对着这种道德给予了过多地希望和要求，仿佛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应该由他们去包揽，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社会就会不满，文人自己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
人们把文人当作了为整个社会抱打不平的侠客了，文人的使命如此之大，几千年来被压得喘不过来气，要么感叹，要么退缩，要么改行，所谓真正以“文”为职业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其实，“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一点是‘帝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是无能为力。
这一点与侠客相比，实在大有的不如之处。
侠客一怒之下，可以取人首级，如果老师惹怒了学生，不仅没有饭碗，甚恐有性命之虞。
所以文人往往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所施其计……”（《读史有学问》冷成金）即使做了官，也往往不得志，更别说实现理想了，那只有把这些理想抱负寄托在了字里行间。
正因为如此，作为“帝之师”的中国文人，几千年下来，这种独有的心态决定着他们必定要受封建社会的制约，有了这层内因才导致了“贬官文化”的产生。
内外因的结合，致使“贬官文化” 产生并存在。
二者谁也离不开谁，相互影响相互碰撞，产生火花。
（二）“贬官文化”所折射出的问题1.“贬官文化”所暴露出中国文人的缺陷（1）文人的自作聪明。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到西湖时似乎看出了贬官们的心态，：“……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了，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对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
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要安全而宁静。
于是寒窗十年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峰前，与社会交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埋进一座座孤山。
”这话实际上在说中国文人耍的小聪明。
为什么他们总斗不过政客呢
原因就在这。
留下了几篇反动政府的诗篇剧作，又影响了几代人怎么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因不得宠，被贬了官职，为了面皮上那点虚荣而发点牢骚。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性烈刚强，像一匹野马蹬了政治一蹄子，撒花一样拥抱大自然了，号称“天人合一”。
隐居起来再也不向往什么狗屁仕途了，开垦两块田自食其力，自产自销。
可怎么就写出了“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许多文人睁着眼睛说要与政治划清界线，却要“心系百姓”，用文人特有的笔舌与朝廷拼命。
儒家哲学告诉他们，不要动不动就拿笔杆子反 政 府，我们都是天子的臣民，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好臣民，所以要忠君爱国。
（2）中国文人独立人格的缺失。
一位学者就其“贬官文化”谈了一下自己的感想“……有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学所开启的对个体人格自足性——人格的完善毋需外求而自足于内，所谓‘反身而诚’是也——他们的遭遇正是这种心态的最终根据，无论外部条件如何，都不影响人格的自我完善，所以一旦在社会历史领域受挫，顺脚一滑便走向自然山水——即个体人格不能与社会、历史统一，那就与非社会、非历史的自然同一，因为那是一种在容易不过的自我实现；何况山水也早已被先贤加以道德人格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这山水岂不是就是一条早已铺好的修身养性的退路。
”这里谈到了文人的人格问题，对于中国文人人格的理解到底是趋向“大义凛然”还是“小家碧玉”，相信一百个人中有不同的答案。
受外界刺激，文人的虚荣心才渐渐浮出水面。
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可还是被皇帝一指弹翻在地。
皇帝说给你们个机会从政吧，于是科举制度上市了，它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有些不牢实，两头都难落地。
这到底是文人还是官吏呢，很难定位，都无所谓政治品格和文化良知。
所以皇帝老儿的招数管用了，一下子就把文人的个性给弄糊涂了，没有了纯粹的独立人格。
余秋雨曾说：“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
互渗于空间便成了一种社会性的认同，互渗于时间变成一种传承性定势。
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艰，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惰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传统中的文人们的独立人格的缺失，没有独立人格，无论为官还是为文人，都只是“依附在社会政治这张皮上的毛，毛与皮的关系决定了毛必须以皮的需要为需要。
”说到底就是文人得活下去，他们也是人。
而如苟活着，勉强活着，那么必定人格尽失。
所以联系到贬官文化时，想想那些被贬的官僚文人们，大多已被朝廷“折磨”的没有了自己的独立人格。
像苏轼这样的伟大人物也有时难逃此劫。
这等缺失完全是当时的社会造就的。
2、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为什么贬官中有许多精彩的文章
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都与政治有一定关系。
一旦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要求得到满足，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一方面，政治始终在影响着他们的创作、人生、前途，甚至生死。
有学者称中国的文化人大抵可分为以下五种：入仕途而发济者（比如各代状元）、入仕途而困惑着（所谓的隐士们）、入仕途而遭贬者（柳宗元等人）、入仕途而遁入空门者（比如骆宾王）、不入仕途者。
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仕途”是一条主线，没有它中国文人难以划分，想是参照物，文人寸步不离政治的影子。
另一方面，文人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政治，虽然文人们经常也调侃政治，但也不是还曾说过“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百无一用是书生”，看来他们还是想投笔从戎的。
当权者看在眼里，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维护统治。
如汉武帝派司马迁编写《史记》，康熙下令修《明史》，乾隆下令编撰《四库全书》，明朝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等等，几乎历代都有一部自己朝代的史记，而这些都得让博览通史的文人巨匠去干。
当权者想通过借鉴之书把自己的统治达到不败之地，而后代子民还得感谢他们留给世上这么多的鸿篇巨制，却忘记了劳心疾苦呕心沥血的编写者们，可怜的文人们结尾总是很惨。
也就是说文人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今天也是一样，文人们拿着笔杆子为政治服务，政治又影响着他们的创作。
四、归纳总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就是对“贬官文化”的总体解释。
面对过去的光荣和冤屈，悠然情上，被贬之后对清远山水感叹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综上所述，现总结归纳如下：（一）明白什么是“贬官文化”。
通过余秋雨先生的解释和所归纳的几个要点，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贬官文化”。
提出从这种文化现象去研究深层次的内涵，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直接地说批判他们的缺憾。
（二）“贬官文化”的特点。
通过柳宗元、范仲淹和苏轼的典型事例来引出“贬官文化”的特点。
特点即“先是景观被写入了文章，在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成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罢。
”（三）“贬官文化”的深层含义。
首先分析并交待了“贬官文化”产生的原因，由内外两个因素构成。
当在挖掘内因时，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文人的缺陷，二是文人与政治的关系。
以上就是本人对“贬官文化”的愚见，当一步步论述趋向明朗时，我们也许不难发现，“贬官文化”并不是什么有趣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既有深度又沉重的文化。
表面说来道去挺轻松，可揭开盖子往里看才知是一口颇有深度的老井。
最后用一首词来结束本论文，希望本人的愚见能够起到警世之用。
“美人自刎乌江岸，烽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灵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卖花声怀古》张可久）。
文化苦旅的废井冷眼读后感怎么写
《文化苦旅》分篇读书笔记 曹治国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
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
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
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
《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
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
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
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
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
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
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
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
那么这原因何在呢
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
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
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
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
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
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
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
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
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
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
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
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
什么又是矫情
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
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
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
”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
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
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
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
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
“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
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
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
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
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
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
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
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
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
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6．《风雨天一阁》 “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这是余秋雨对中国历史黑暗的又一盲点，本文中提出了所谓“健全人格”，后来这个可笑的词又被他送给了康熙皇帝。
中国文人好讲“健全”“圆满”，也擅长把这些完美的修饰词留给自己和捧送掌权者。
“健全的人格”服从着包括“禁止妇女登楼”的封建族规，“健全的”皇帝及其继承者也开始了漫长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
这是怎样畸形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连阿Q这种瘪三都晓得要在纸上很认真的画一个完满胜利的圆圈，何况中国的文人呼
17．《西湖梦》 一切宗教都要到西湖来展览，“展览”这个词妙极，中国人做惯了看客，无论什么，最要紧的便是“看”，始于看而终于看，过足了眼瘾和感官玩乐，就像灵魂已被抽干了一样。
18．《狼山脚下》 余秋雨完全不解鲁迅的深意，鲁迅岂是在改良为自然风景命名的方式吗
余文所谓“但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这纯粹是文人的臆想，其实他的“平和一点”同先人的“古池好水”“萧寺清钟”“远村明月”一样，都是琢磨着怎样在“命名”上下功夫，用文字自欺视听，只不过方法不同罢了。
鲁迅先生所批判嘲讽的，恰恰是这种专好在“名”上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虚伪、麻醉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作者却正好最爱耽著在“名”上做文章。
19．《上海人》 这是余秋雨在本书中写得最好最精彩的文章，也许因为作者本身是上海人，对上海的了解、体会很深也较为全面。
徐光启是一个值得特别书写的开端，他能在一个愈趋封闭、衰朽、宋明新儒学占统治上峰的封建时代坦然开放的接受、传播西方文明，甚至受洗皈依基督宗教，他的影响决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文化交流者，他给古老的中国注入了完全异质的文化血液，也树立了一个“新人”的榜样。
光启，宿命般的人如其名。
但职员心态而缺少生命热源和创劲的上海人并未得着他的精髓，而只是神似而已。
20．《五城记》 兰州牛肉拉面的醇香横亘千里，飘入了关外我的鼻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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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牌坊》 牌坊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可憎恶的物事之一了，它见证着中国道德的虚伪、残忍、吃人的本性，而且是公开的被表彰的邪恶，而从中做帮凶写文章造理论大肆颂扬宣传的不是别人，正是文人。
父母的一面立牌坊一面偷偷送女儿出家逃生，把“贞操”“守节”残害人性的荒谬暴露无遗。
“圣女”是男权意识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圣女”“节妇”既不“圣”也不“美”，而是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女性在这里只是体现纲常道德的工具和男权变态逞欲的对象罢了。
封建中国的文化，充满了触目惊心的变态性。
25．《信客》 仅靠一个“信”字谋生，为一件极小的“失信事件”而被彻底放逐、抛弃，服务乡里大半辈子的老信客就这样轻易的被推到命运的深渊，乡民的不宽容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对“信”字的极端功利化的索取中，信客作为“人”自身的尊严、权利已经被淡化漠视了，落后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伴随着信客高强度的生存压力，最后年轻信客的“成功”不过来自于一个近乎传奇的事件，而老信客悲惨的身影却蜷缩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瑟瑟发抖。
信客仿佛是被“崇高化”了的，但正如中国无数的“贞女节妇”无数的牌坊一样，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歪曲、异化、践踏，鲜活的个体生命在“道德”的虚幌下被压扁成一个个供人膜拜的符号，中国封建时代形成的这种非超越性的“信”观念，决不能照搬、移植进现当代社会来，封建道德建立在非人道非理性非超验信仰的历史中，其充满局限性的伪善不言自明。
中国人喜欢“大团圆”“大圆满”的结果，本文也不例外，在文尾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我却分明感受到了寒意逼人的颤栗。
26．《酒公墓》 在客上教英文We all love Chairman Mao ，这是一个饱蘸了政治严肃和政治迷狂的例句，love在这里早已失却了它本有的真义，“伟大领袖”取代了上帝坐上了神的宝座供他的子民love，love只属于领袖一个人，一个人中的领袖剥夺了几亿子民自由love的权利，love像一个被化肥催生被空气鼓胀被毒品兴奋了的劣质种子，干瘪苍白，浸不得半点儿油腥，以至于当酒公在黑板上很自然的写下“爱是人的生命”时，全班竟然会大笑，而女生则红脸低头。
一个羞于把爱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年代，我们还指望它能够不酝酿制造出骇人听闻的黑暗来吗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
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
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
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
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
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
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
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
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
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
“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
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
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
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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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关于贬官升官的说法有几种
【官职的任免升降】“三省六部”制出现以后，官员的升迁任免由吏部掌管。
官职的任免升降常用以下词语： (1)拜。
用一定的礼仪授予某种官职或名位。
如《(指南录>后序》中的“于是辞相印不拜”，就是没有接受丞相的印信，不去就职。
(2)除。
拜官授职，如“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指南录>后序)》一句中的“除”，就是授予官职的意思。
(3)擢。
提升官职，如《战国策·燕策》：“先王过举，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
” (4)迁。
调动官职，包括升级、降级、平级转调三种情况。
为易于区分，人们常在“迁”字的前面或后面加一个字，升级叫迁升、迁授、迁叙，降级叫迁削、迁谪、左迁，平级转调叫转迁、迁官、迁调，离职后调复原职叫迁复。
(5)谪。
降职贬官或调往边远地区。
《岳阳楼记》“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中的“谪”就是贬官。
(6)黜。
“黜”与“罢、免、夺”都是免去官职。
如《国语》：“公将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齐。
” (7)去。
解除职务，其中有辞职、调离和免职三种情况。
辞职和调离属于一般情况和调整官职，而免职则是削职为民。
(8)乞骸骨。
年老了请求辞职退休，如《张衡传》：“视事三年，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
”
余秋雨文化苦旅洞庭一角读后感
余秋雨先《文化苦旅·洞庭一角》中首先，他说：“中国文化中极目的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
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
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
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的不坏。
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了名誉。
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
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简单地解释：“贬官文化”就是文人被官场放逐，便寄情于山水，写下了千古名篇。
冷清山水变成名胜古迹，酒后小诗酿成千古佳作。
读书人在那个时代，寒窗苦读数十年，呕心沥血破万卷，为得是什么
为得是在科举考试中破茧而出，赢得个半职，效力于朝廷，为国家为百姓做点有用之事，死后留下芳名，后人也不必恨之入骨地掘坟鞭尸就可以了。
实际从这条入世之道可以看出中国文人的特点。
他们信奉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更何况当时整个封建社会
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一个真正的隐士，只要他们还心系朝廷并且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诗句。
那么他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
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会说，只要是文学大家，寄情山水，安贫乐道，归隐山林，那他还是一位隐士。
如果就这样简单的妄加评论的话，给那些酸腐的文人戴上隐士的帽子的话，那么这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我为何这样理直气壮，因为我有强有力的证据，那就是——“贬官文化”。
从一种文化现象的角度去深层次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直接地说批判他们的缺憾。
古代出名的被贬的诗人的诗句
白居易《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李 白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杨花落尽子规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君直到夜郎西。
韩愈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奏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
柳宗元 《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此外还有屈原，李白 杜甫 张九龄 王维 孟浩然 王翰 杨炯 杜审言 陈子昂 张籍 贺铸 唐伯虎 徐文长 等等诗人都有被贬后的诗句
什么是贬官文化
狭义上的贬官文主的是创作主题是贬官，即旧社些被贬的官员，他接到命令，在爱到冷遇的时候、有的是被贬到边远地区的路上，以及到了边远荒蛮之地后时，因身世浮沉而写的一些感慨个遭遇、士人命运及对国家民族苦难、灾害、朝政、吏治、道德等方面的评论，这些诗词文章，便是贬官文化的核心作品。
广义上的，除了受贬官员定主体外，还包括以贬官自命的下乡青年、牛棚干部吧，除了诗词文章以外，还包括他们的日记、信件，以及在各地留下的政绩，还包括朝廷命令，各地的地方史志、遗址，名人受贬的路线、故居、居留地等。
古代著名被贬官的文人及其贬官历程
王维 王维，字摩诘，是盛唐诗坛上极负盛名的诗人，因官至尚书右丞，所以人称王右丞。
生平：据考证，乃开元九年（721年）状元，时年21岁。
王维开元九年春天中状元后，即解褐为太乐丞，开始了仕宦生涯。
随即因为署中伶人舞黄狮子犯禁，受了牵连而谪为济州司法参军。
当年秋天便离开京城，赴济州任。
济州在今山东荏平西南，王维在那里度过了四年多的光阴。
开元十四年（726年）春天辞去司法参军之职，离开济州。
开元十七年（729年）赴长安，在长安又闲居了几年。
初到长安，他即开始从大荐福寺道光禅师学习顿教，结识了诗人孟浩然。
虽则王维劝孟浩然归旧庐隐居，但他自己的求仕之心并未完全死灭，或者因名臣执政，复又求仕。
闲居长安时，即他34岁那年，赴洛阳，献诗中书令张九龄，希求汲引，随后便隐于嵩山。
次年他便拜右拾遗，又为朝官，做了两年右拾遗，又为监察御史． 40岁时，迁殿中传御史。
进入中年，此后或隐或官，所为官为左补阙、库部即中，品阶虽稍高了点，但仍为侍从闲官，总不得意，这样又过了10年。
王维50岁时，丁母忧，离朝屏居辋川，服满后，又做了几年的文部郎中。
进一步使他仕途失意的，是安史之乱中曾陷于叛军中，得罪了唐王朝。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安禄山叛军陷潼关，随之攻入长安，玄宗仓皇逃往四川，王维没来得及逃走而被俘。
至德二年（757年）九、十月，唐军相继收复长安、洛阳，王维与其他陷贱之官，均被收系狱中，随后押到长安。
王维已57岁，接近暮年了，接太子中允不久，加集贤殿学士，后又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
上元元年（760年）夏，60岁的王维转尚书右丞，这是他一生所任官职中最高的官阶，也是最后所任之职，只任了一年，第二年七月便去世了，所以后世称他为王右丞。
苏轼 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
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
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
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
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
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
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
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
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诬告苏轼贩卖私盐。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
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
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
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
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
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 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 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
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
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元枯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 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义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
苏轼竟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
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
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月在悍江边时，他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
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一代才子就此陨落，死时六十六岁。
柳宗元 贞元九年（793年）春，20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土，同时中进土的还有他的好友刘禹锡。
贞元十二年（796年）柳宗元任秘书省校书郎，算是步入官场--贞元十七年（801年），柳宗元调为蓝田尉，两年后又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年31岁，与韩愈同官，官阶虽低，但职权并不下于御史，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王叔文、王（亻丕）的永贞革新，虽只有半年时间便宣告失败，但却是一次震动全国的进步运动，所实行的措施，打击了当时专横跋扈的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利国利民，顺应了历史的发展 王叔文、王（亻丕）的永贞革新，虽只有半年时间便宣告失败，但却是一次震动全国的进步运动，所实行的措施，打击了当时专横跋扈的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利国利民，顺应了历史的发展。
柳宗元与好友刘禹锡是这场革新的核心人物，被称为“二王刘柳”--------，“二王刘柳”和其他革新派人土都随即被贬。
宪宗八月即位，柳宗元九月便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
这次同时被贬为司马的，还有七人，所以史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宗元被贬后，政敌们仍不肯放过他。
造谣诽谤，人身攻击，把他丑化成“怪民”，而且好几年后，也还骂声不绝。
由此可见保守派恨他的程度。
在永州，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使柳宗元悲愤、忧郁、痛苦，加之几次无情的火灾，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竟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
贬谪生涯所经受的种种迫害和磨难，并未能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
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永州之贬，一贬就是10年，这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转折。
在京城时，他直接从事革新活动，到永州后，他的斗争则转到了思想文化领域788文著书，《封建论》、《非〈国语〉》、《天对》、《六逆论》等著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柳宗元与刘禹锡等被召回京。
但并未被重用，由于武元衡等人的仇视，他们二月到长安，三月便宣布改贬。
柳宗元改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刺史，刘禹锡为播州刺史,,柳宗元想到播州比柳州还要艰苦，刘禹锡还有80多岁的老母随身奉养，便几次上书给朝廷，要求与刘禹锡互换。
后来因有人帮忙，刘禹锡改贬连州，柳宗元才动身向柳州。
他还是决心利用刺史的有限权力，在这个局部地区继续实行改革，为当地民众做些好事9((制订了一套释放奴婢的办法nn严令禁止江湖巫医骗钱害人；举办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兴办学堂，推广医学，并使从不敢动土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井，解决饮水问题。
开垦的荒地nn重视植树造林)====裴度与柳宗元同系河东人，元和十四年宪宗因受尊号实行大赦，经裴度说情，宪宗才同意召回柳宗元。
然而为时已晚，诏书未到柳州，柳宗元便怀着一腔悲愤离开了人间，当时年仅47岁。
临死前，柳宗元写信给好友刘禹锡，并将自己的遗稿留交给他。
后来刘禹锡编成《柳宗元集》。
柳宗元诗，绝大部分是贬官永州以后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
他的叙事诗文笔质朴，描写生动，寓言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抒情诗更善于用清新峻爽的文笔，委婉深曲地抒写自己的心情，《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封建论》是柳宗元最著名的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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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逆论》、《晋问》等政论文，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世袭特权 白居易 白居易出生时，李白已逝世10年，杜甫也去世2年。
时代需要大诗人，白居易适逢其时。
他因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又绝顶聪明，五六岁便学写诗，9岁便能够辨别声韵，加之家庭和社会给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他青少年时代读书特别刻苦。
后来忆及当时读书情况，他说：“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
”少年时代又曾经过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对社会各方面都有所了解。
这些原因，造就了白居易这位杰出的诗人。
他27岁方从乡试，次年为宣州刺史崔衍所赏识，送往长安应试，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以第四名及进士第，31岁时，试书判拔萃科，与元稹等同时及第，与元稹相识，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在32岁那年春，白居易被授校书郎，算是步入了仕途，33岁时自洛阳徙家于秦，卜居渭上，距长安约百里，到35岁时，罢校书郎，随后又授周至县尉。
次年，他由周至县尉调充进士考官，补集贤院校理。
这年冬季，授翰林学士，就在授翰林学上这一年前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遗。
当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满，或黜或贬。
初任拾遗的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不当任意贬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不幸陷入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
在此后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为李德裕所排挤，由此决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顺利。
他任拾遗期间，克尽职守，屡陈时政，难免使得皇上或权臣不满 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以游历山水、作诗为事，慕起陶渊明来，希望作个隐逸诗人，并转而事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后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还。
宪宗崩，穆宗继位，授中书舍人，后又拜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转上柱国..当时朋党之争仍很激烈，他不但不能有什么作为，而且“终日多忧惕”，惊叹“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
很快又感到失望。
他恐再遭权幸谗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请求外任，于长庆二年（822年）出为杭州刺史，避开了朋党残酷倾轧的朝廷----为了逃避现实，自我麻醉。
他还进一步从佛教中寻找精神倚托，寻求解脱之法，用佛家消极出世思想麻醉、安慰自己。
虽则消极、蓄妓、耽酒、信佛，但在杭州刺史任上，他政绩斐然，关心民间疾苦，最为人称道的是修筑杭州湖堤蓄水灌田。
人们为了怀念他，名所筑之堤为“白堤”，此外，还浚城中六井，以供市民饮用。
长庆四年（824年）五月，在杭州任期满。
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穷苦） 第二年，他除苏州刺史，在苏州刺史任上只一年多，便因病免郡事。
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刘、白二人结伴归洛阳。
一年后，白居易又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
58岁那年，即大和三年（829年）春，白居易称病，免归，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不复出，后除河南尹，寻以病免，64岁那年，除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分司东都。
因心境消极和健康原因，他不愿再为官了。
60岁时，儿子阿崔夭折，这对诗人又是一打击，73岁时，曾施家财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揖。
卒年75岁。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
《琵琶引》，居易其他诗歌中，价值很高、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长恨歌》，《重赋》。
”《轻肥》，《伤友》《卖炭翁》、《杜陵叟》、《缭绫》、《新丰折臂翁》 刘禹锡 刘禹锡 十九岁游学长安，上书朝廷。
二十一岁，与柳宗元同榜考中进士。
同年又考中了博学宏词科。
后来在政治上不得意被贬为朗州司马。
他没有自甘沉沦，而是以积极乐观的精神进行创作，积极向民歌学习，创作了《采菱行》等仿民歌体诗歌。
一度奉诏还京后，刘禹锡又因诗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载触怒新贵被贬为连州刺史。
后被任命为江州刺史，在那里创作了大量的《竹枝词》 被派往苏州担任刺史。
当时苏州发生水灾，饥鸿遍野。
他上任以后开仓赈饥，免赋减役，很快使人民从灾害中走出，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苏州人民爱戴他，感激他，就把曾在苏州担任过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和他合称为三杰，建立了三贤堂。
皇帝也对他的政绩予以褒奖，赐给他紫金鱼袋。
晚年回到洛阳，任太子宾客，与朋友交游赋诗，生活闲适。
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
王昌龄为开元十五年的（727年）进士。
王昌龄进土及第后，补秘书省校书郎。
校书郎自古由文学之士充任，为当世所重，所以学者称校书之所为志氏之藏室、道家之蓬莱山。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王昌龄选博学宏词科，超绝群伦，于是改任汜水县尉。
他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被贬岭南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王昌龄即北归，游襄阳，访著名诗人孟浩然，，与孟浩然、李白这样当时第一流的诗人相见，对王昌龄来说，自是一大乐事，可惜与孟浩然一见，竟成永诀，与李白相见，又都在贬途。
当时李白正流放夜郎。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冬，王昌龄离京赴江宁丞任，此时已与名诗人岑参相识，岑参有《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诗 《詹才子传》说他“晚途不谨小节，谤议沸腾，两窜遐荒”。
《河岳英灵集》说他“再历遐荒”，《旧唐书》本传也说他“不护细行，屡见贬斥”。
看来这位诗人屡次遭贬斥，仕途极不顺利。
王昌龄后来连龙标尉这样一小小的职务也没能保住，离任而去，迂回至毫州，竟为刺史闾丘晓所杀 因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广泛的交游，对他的诗歌创作大有好处。
王昌龄擅长七言绝句，被后世称为七绝圣手 《出塞》《从军行》《长信秋词》、《西宫春怨》《闺怨》、《采莲曲》《芙蓉楼送辛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