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读后感
读后感：初看这本书，仅仅将其作为消遣，未必要全部看完。
然于后发觉此书多有牵扯财政知识，则上升至必读之行列。
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
我看此书则重在抽取其中的财政史，其他知识则可谓意外收获了。
大历史者，如作者所言，乃宏观历史，用350页文字粗粗带过我华夏五千年之文明，虽显得简陋而无所适从，但有利于读者在阅读中整体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作者别具匠心地将之与世界史联系起来，则又提供了另一番视角。
总体上，我在阅读此书时有三大收获，现简述如下：第一， 对历史的整体认识有所提升。
一般传统历史家将中国史看做帝王之家史，以为皇帝君王者，，无所不从。
然则在此书中，作者向读者传达出鲜明的观点是，，是在一种道德的指引下运行。
帝王要有所作为，也必须依着道德轨迹，或者成为道德之代言人，否则便不能收到万民的支持。
作者在书中屡次用到“中国是一只大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此比喻虽生硬而令人费解，却还是充满想象力的。
历史发展乃上下两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要维持整个国家之稳定，上下必须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引子，在古代正是道德。
作为古代经济之基础者，正是“农业之系统”，其与“商业之系统”相对。
凡古代之昌盛时期，必有解决土地问题之暂时良策，并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待到每个朝代后期，由于小自耕农的衰落，农业凋敝，国家自然混乱了。
第二， 对一些具体历史细节的纠正认识。
在对人方面，比如，我从书中知道，是在光绪帝死后不到24小时去世的，而则是在运动失败前服毒自杀（对这点我尚且有所怀疑）；赵琐以及明朝最后一任皇帝，都有一番雄心壮志，专于政事，却无力回天。
在对事方面，我知道的新政，使中国在当时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
其广度和深度不曾在那时世界里任何地方提出。
元朝两次征日，未能取胜的原因，乃是“神风”帮助，看来战无不胜的到了海上战斗力就减弱了。
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的坎坷命运，之前在历史教科书中却只字未提。
“文化大革命”虽说是十年离乱，却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改组机会。
第三， 财政对于中国古时朝代的兴衰有重要影响。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对于每个朝代，都会专门分析其财税制度。
若财税制度符合当时小自耕农的实际情况，则国家能够得到充足的财源；而如果该朝代未能建立合理的财税体系，则灭亡不远矣。
历史界甚至公认明朝之覆灭由于财政的破产，黄老也曾提出民国时期各军阀未能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财政。
两税法、王安石的变法、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各朝代为了挽救颓势对于财税制度的改革。
但这些改革之所以要么未能实行，要么未能取得实际效果，正是因为他们要么脱离小自耕农的实际，要么由于改革主持者失势，其所倡导的政策，也被反对派否定。
小自耕农的破产与国家之衰落往往构成因果关系。
结果国家税收不能按时按量征收，君主只好提高税率，或者变换着方式增加附加税。
军人不能按时获得足够军饷，则军队素质下降，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国家也无足够能力应付。
真是成也财政，败也财政。
这甚至让我有些怀疑，是否中国古之朝代更替，无非是“财政周期”
如此看来，财政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
那么由此及彼，现今中国财政制度的设置，对于国家之强盛必定也是举足轻重的。
然目前国家财税制度所受之诟病，已经愈加明显。
学财政的人应该以完善这一整套制度为己任。
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收税的权利并非执政者之福。
因为全国财政并无实际上之结构，各级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
目前我国对于下层之法律保护已算有所进展，但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尚不到位。
如此，要想到达作者提出的真正“数目字管理”，尚有一段距离吧。
比如目前增值税的征收就常常遇到逃税偷税的现象，而要想实现如美国之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实在任重道远。
经济史读后感
读中国古代文化史有感法律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从来就有。
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的中国，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产生了父权家长制。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的产生，导致贫富分化，阶级差异明显，平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
频繁的氏族部落战争，产生了法律，也促进了华夏民族的融合。
中国法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和中国的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其独特的特点。
约公元前21世纪，禹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一种前所未有的奴隶制法律体系建立起来。
继夏而兴的商，继承并发展了此种法律体系，并将神权法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但夏商仍处于习惯法阶段，并没有进入成文法阶段。
夏商以“恭行天罚”，“天讨”的神权思想作为法律的思想基础。
利用宗教神灵控制社会，宣扬“君权神授”，“王权神佑”，以国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是秉承天意来统治人世的，目的在于是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政权合法化和神圣化，并赋予统治阶级的代表—国王以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
《尚书 召诰》曰：“有夏服天命。
”原始自然宗教与阶级社会有政治目的的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神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建立了周朝。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殷商的天道观已受到较大冲击。
统治者不再宣称王是天帝的化身，而代之以“天只赞助有德”之人。
总结了商朝重刑辟招致亡国的历史教训，结合在镇压三监叛乱中的实践认识，为了建立和巩固周朝对全国的稳定统治，在“以德配天”思想的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制原则。
中国古人重视祭祀，周公“制礼作乐”，将夏商的礼发展成一套以维护宗教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也就是“周礼”。
利用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礼”实行统治，亦即“礼治”，也是西周的一大特色。
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变化，秦朝在统一天下后，为了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废除了六国各自的法律，使“法律由一统”。
在巩固皇权专制的前提下，无论是嬴政还是韩非，李斯都极力奉行“缘法而治”的思想，厉行法治。
从出土地睡虎地秦简可以看出，秦朝制定法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然而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奉行法家的治国原则。
在重刑主义理论指导下，秦王朝承袭奴隶制的酷刑，给广大群众带来深重灾难，最终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烈火，公元前202年，经过五年楚汉战争汉高祖刘邦在秦帝国倒塌的烈火中建立了统一的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国家—西汉。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一向蔑视儒家的庶民皇帝刘邦采纳陆贾“无为”理论，为西汉以儒为本的正统法律思想的建立做了铺垫。
从220年曹丕称帝至581年杨坚建立隋朝，政权不断更迭，但都操于士族豪门地主手中，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面对复杂矛盾的局面各统治集团都重视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一时期立法频繁，律学发达，成为上承秦汉，下开隋唐的历史阶段。
隋朝沿革了汉魏以来的法律形式，《开皇律》是其代表作。
至唐初，统治者认为礼与法各有侧重，主张治国必须礼法结合，缺一不可。
他们特别强调法律内容要统一，简约和稳定。
法律内容需保持一致，避免参差，否则会损害法制，不利于治国。
司法也是重中之重，并集中在慎重刑罚方面，唐太宗要求司法官大公无私，做到“法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
唐律处处体现礼的精神，还用法维护礼，君权，父权和父权得到了切实的保护。
所以后人评说唐律是“一准乎礼”。
继唐而起的宋朝法制较唐有进一步的发展。
可以将宋朝的立法思想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北宋初年至仁宗末年，立法主要在肯定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第二阶段至北宋末，法律主要用来摆脱财政危机；第三阶段也就是理学发展完备，“因时适变，度时制法”成为指导思想。
宋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法律，他们参与立法，倡导律学考试，注重官员的法律素养。
皇帝对法律的重视引起了社会价值的重大变化，争言法令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天下争诵法令”。
这是宋代社会的特色。
到了明朝，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又一次出现。
明朝以元亡为鉴，提出了“刑乱国用重典”的法制指导思想。
但这也并非是百世通行的治平之道。
对“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中国传统法制指导思想，明朝统治者也可谓心领神会。
他们虽有“重典治乱”表象的一面，但在实质层面上，更注重传统儒学与伦理纲常的教化作用。
在他们看来，法律是推行教化的必要措施。
教化与刑罚不应有主辅之分。
满族入关后，为笼络汉人，全面继承明朝法制。
清统治者在“首崇满洲”的基础上主张“满汉一体”但对于汉族知识分子与官吏又极为猜忌，对其言行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其吹毛求疵的程度为历代所罕见。
自1840年，中国由封建社会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以大陆法系为主的西方法律原则和立法体例开始移植到中国，并与中国的某些传统相结合，使中国的法律制度逐渐纳入到世界近代法制的框架中。
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十四个省宣告独立，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宣告成立。
虽然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使得南京政府犹如昙花一现，仅仅存在了3个月，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仍积极进行法制建设，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和其他一系列革命法令，改革司法制度，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法制篇章。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99年这50年时间里法制的发展，包括宪法，民法和经济法律，刑事法律，行政法律和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
新中国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改革开放后，新中国的法制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一些重要的基本法律的相继制定和颁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读中国近代史的读后感（求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列强侵华的屈辱史，它警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青年学生应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人民抗争史，它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不畏强暴的民族，中国人民具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民族探索史，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都不能提出科学的革命纲领，不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学习了中国近代史，我感触颇深。
一方面，我对中国近代的这一段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另一方面，我自己也有深刻的体会。
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
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不能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了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资产阶级的确有发展甚至成功的机会，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他们最终没能把握住。
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却能在相同的历史舞台上脱颖而出，这就能说明中共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最大程度上适应和迎合了当时中国的需要。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国门洞开，近代史的序幕也开始缓缓拉开。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使农民和地主成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两大阶级，它们也几乎同时做出了行动。
然而落后的生产状况和落后的阶级状况容易导致不成熟的政治行动。
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农民阶级的表现先是近乎邪教的太平天国起义，而后是19世纪末盲目排外、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即便是放在完全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他们都不能算是成功的达到改朝换代，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周期性农民大起义。
更何况此时的中国已开始被无可抗拒地卷入资本主义占主导的新世界中，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使这些农民运动仿佛成为一种无以为继的历史的倒退。
地主阶级在19世纪中叶开始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但作为制度的组成部分，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制度本身才是最大的罪孽，因此洋务运动的结果也一如其重要的领导人李鸿章一样，仅仅成为大清一时的裱糊匠，勉强维持局面，但在愈演愈烈的欧风美雨面前最终难脱轰然倒塌的命运。
我始终认为革命党人的“民智未开则以革命开之”这句话颇有值得商榷之处，他们显然过分相信革命的作用了。
革命的确迫在眉睫，但是观念作为一种心理承袭，其养成是几十年的耳濡目染，几十代的薪火相传，希望一夕之间，天翻地覆是不现实的，对于传统只有最大程度的接近它，然后才谈的上慢慢的改造它，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尤其需要如此。
通过学习近代史，听老师生动的讲解和观看老师播放的影像资料，我对中国近代的屈辱和艰辛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为从屈辱和艰辛中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而感到自豪。
对于我来说，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学习好中国近代史，把这一段历史铭记于心，把它作为今后我们工作、生活，乃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财富与精神动力。
我们深知“落后就要该打”，所以同时，我们作为大学生，我们努力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学习好科学文化知识，为以后成为建设祖国的接班人而打好基础。
学习近代史，让我有了更加强烈的民族荣辱感，将来我一定要用马克思的思想来鞭策自己，并把它作为我行动的指南仅供参考。
中国近代史人物传记读后感3篇（急）
林则徐(1785-1850) 字元抚，又字少穆、石磷，谥号文忠。
晚号竢村老人、竢村退叟等福建侯官人。
早年家境贫寒，受过良好的教育。
嘉庆十六年赐进士。
在为官40年中，他“经世自励”，廉洁奉公；又重视水利事业，救灾赈民。
他最大的功绩是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虎门销烟，指挥了抗英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者。
同时，他编译《四洲志》等外文书籍、资料，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先驱。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
广东新会人。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
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
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
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
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
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
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
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
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
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
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1929年病逝。
张学良(1901-2001) 字汉卿，辽宁省海城人，一级陆军上将，长城抗战时为陆海空副总司令，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
张学良的父亲为东北军领袖张作霖。
张作霖为了培养儿子将来承位，光宗耀祖，在张学良很小时，就聘请专人教他文化和科技知识。
光绪二十七年(1901)生。
东北讲武学堂毕业，历任旅、师、军长，军团司令、东北保安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平绥靖主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西北“剿匪”总司令等职。
1936年张学良与西北军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193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基础。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一篇读后感，八百字左右
诸葛亮财政思想探析（一） 蜀汉时期，魏、吴、蜀三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因此，诸葛亮财政思想的主旨就是集中财力、物力满足战争所需。
这也可以认为是当时蜀国最大的政治。
适应这一要求，作为主宰蜀国政治经济大权的丞相，诸葛亮制定实施了一系列集中财力－的政策措施，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一是增加货币总量，平抑市场物价，化解财政危机。
据史料记载，刘备进入益州，定都成都后，新生的蜀汉政权一度出现财政危机。
造成府库空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刘备与刘璋之间争权益州之战时间近一年，使经济受到重创，加之军费开支巨大，消耗大量库银。
二是刘备夺取益州后，纵容兵士将库府财物掳掠一空，结果导致新生的蜀汉政权陷入财政困境。
为了及时扭转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的被动局面，诸葛亮采纳了刘巴的建议：“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
蜀汉当时所铸货币，据清人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卷24引洪遵《泉志》记载，主要有三种大面值的货币：一种是直百钱；第二种是直百五铢钱；第三种是传形五铢。
这三种货币有两个与原货币不同的特点：一是面值高，相对传统五铢钱，都是以一当百。
这样，在同样多的铸铜中，币值却增加了一百倍。
二是货币的质量很规范，《旧谱》云：“蜀直百钱，建安十九年刘备铸，径七分，重四铢。
又直百五铢钱，径一寸一分，重八铢。
”且大小称量如一。
这说明当时蜀汉冶铸专营的技术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规模化水平，且管理严格。
按照现代经济学观点，诸葛亮当时铸造发行大面值货币，属于超经济发行，实行的是一种通货膨胀政策，很容易导致物价飞涨。
但是，从史籍中我们并没有发现蜀汉地区由于大量增发货币而导致物价上涨的记载，这说明，蜀汉政权在增发货币的同时，采用了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平抑物价。
由于实施了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极大地促进了蜀汉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快速恢复与发展，也使得国家财力短缺的被动局面在短期内得以扭转。
二是集资借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缓解财力不济。
由于蜀汉政权在三国中统治的地盘最小，所辖区域人口也最少，加之连年战争，国家财力入不敷出的局面经常出现。
为了解决军需和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对财力的需求，除了大力发展生产、壮大财源外，诸葛亮还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从社会各方面、多渠道筹集资财和粮谷以为国用。
如诸葛亮平定南中后，筹集大量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
诸葛亮进驻汉中后，也进行过筹粮，“祁山万户，出租五百石供军” 。
在筹资的同时，诸葛亮对那些富商巨贾还定向发行国家债券。
明代何宇度《益部谈资》记载：刘备“从南阻大姓晁氏货钱千万，以为军需。
诸葛孔明作保，券至宋犹存。
”。
还在荆州时，诸葛亮和刘备也多次向富民借金筹款。
张献忠破荆州时，发现刘备“借富民金充军饷券”，债券上有“武候押字，纸墨如新”。
当然，作为一代人杰，诸葛亮对这种超前消费国家财力的举措所带来的潜在危险应当是十分清楚的，可以认为这是他在国家财力难以为继的困难条件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
从史料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在蜀汉定都益州，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恢复发展以后，就再没有发行债券的记录。
三是强化监管，实行盐铁专营，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蜀地素产盐铁，煮盐、铸铁业在当时三国中相对比较发达。
蜀汉建国前，虽然官府禁止私人煮铸盐铁，但在战乱年月，禁令名存实亡。
蜀汉建国以后，诸葛亮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首先恢复了盐铁官营的政策，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先主定益州”，任命王连为“司盐校尉”，又以张裔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
司盐校尉就是掌管盐府的最高长官。
史载王连任司盐校尉后，“较盐铁之利，利人甚多，有裨国用”。
所以，当王连迁蜀郡太守，兴业将军后，仍“领盐府如故”。
在王连之后，诸葛亮又任命岑述担任此职。
作为一国丞相，诸葛亮日理万机，在战争间隙，十分关心蜀国盐铁生产，曾亲自深入到临邛、长宁等地视察盐业生产。
晋张华《博物志》就记载有诸葛亮视察临邛火井，改进工艺提高食盐品质的故事：“临邛火井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丈，井在县南百里。
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
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热，以盆盖井上，煮盐得盐”。
所谓火井，就是天然气井。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原来火井口较大，火势不集中，诸葛亮视察后，命人将井口缩小到用盆盖在井口上，这样火势骤增，煮出的盐品质也提高了。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诸葛亮对煮盐业的关注，也显示了他的聪明智慧。
为了增加国家财力来源，诸葛亮对盐业生产加工还实行了较为灵活的政策，允许民间开掘盐井煮盐，但不论官营还是民办，盐井产品统一归司盐校尉运销、调拨，即实行盐业专卖制度，所得盐利亦归国有。
封建时代的手工业，往往是盐铁并称。
盐是人们生活必须品，铁则是人们从事生产所必须的器具，更是战争武器所需要原材料。
因此，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战争和人民从事生产所需，诸葛亮对铁器生产也特别关注，他曾经勘探朱提山矿藏，亲书“朱提银、汉嘉金，采之不足以自食”。
另外，成都铁溪河、沪水西岸的打箭炉，陵州始建县、崇宁铁钻山等地都有诸葛亮当年冶铁的遗迹。
由于实行盐铁专卖，加之诸葛丞相亲自过问督察，所以蜀汉盐铁业当时非常发达，不仅满足了军需民用，而且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二） 布衣出身的诸葛亮一生非常俭朴，因此，在他的理财思想中，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注重财源基础建设，强化财政收人监管的同时，严格财政支出管理。
一是强调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在《诸葛亮??文集??治人第六》中有这样的记载：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
以养父母。
制之以财，用之以礼，丰年不奢，凶年不俭。
素有蓄积，以储其后。
此治人之道，不亦合于四时之气乎”。
在这里，诸葛亮把“素有蓄积”也就是力求每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普遍性原则当作预防“凶年不俭”的一项措施，而且提高到“有国有家者”的“治人之道”，即维护国家政权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可见，诸葛亮理财眼光的深邃。
与此同时，诸葛亮还主张“劝分务穑，以阜民财”，“利人相逢，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豫凶年，秋有余粮，以给不足，天下通财，路不拾遗，民无去就”。
就是说要让老百姓家有余粮，有所积蓄。
袁准说：“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不醉人”。
这充分说明，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期间，不光国家财政形势较好，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也相当稳定。
二是注重开源与节流并举。
有两个方面的措施最能说明这一问题。
其一是颁布禁酒令，以节约粮食。
蜀汉建国初期，有一年遇上百年不遇的大旱，粮食出现了严重短缺，为了保证军需民用，诸葛亮宣布“酿酒者有刑”，并要求销毁酿酒工具，明确规定，凡发现谁家有酿酒工具，“与作酒者同罚”。
由于采取了灾年禁酒的严厉政策，对节省粮食，克服自然灾害所造成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二是压缩军队和官府编制，节约财政支出。
比如诸葛亮率军进驻汉中后，为了压减军队开支，实行“减兵省将”的政策和“十二更下，在者八万”的军土轮换制，尽量压缩服役人数，以节约军费。
同时，他还派赵云带领部属在赤岸屯田。
在渭南实行“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令军队“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进行耕种，使“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由于诸葛亮实行了正确的分兵屯田政策，使许多荒地被开垦，并连年获得丰收，不仅保证了军队粮食自给，而且减轻了国家财政开支压力，真可谓“一举两得”。
三是崇尚节俭，杜绝浪费。
在开源节流的同时，诸葛亮还十分推崇过俭朴的生活，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杜绝铺张浪费。
他提出：无论是国家公职人员还是军队将士都应当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凡超过庶人生活所需之物，都属于奢侈禁止之列。
他说： 夫作无用之器，聚无益之货，金银壁玉，珠玑翡翠，奇珍异宝，远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锦乡纂组，绮罗绫彀，玄黄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丈刻缕，伎作之巧，难成之功，妨碍农事，辎 出入，袍裘索 ，此非庶人之所饰也；重门画兽， 墙数仞，冢墓过度，竭财高尚，此非庶人之所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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