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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简史读后感

时间:2016-09-01 13:54

《中国大历史》读后感

读后感:初看这本书,仅仅将其作为消遣,未必要全部看完。

然于后发觉此书多有牵扯财政知识,则上升至必读之行列。

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

我看此书则重在抽取其中的财政史,其他知识则可谓意外收获了。

大历史者,如作者所言,乃宏观历史,用350页文字粗粗带过我华夏五千年之文明,虽显得简陋而无所适从,但有利于读者在阅读中整体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作者别具匠心地将之与世界史联系起来,则又提供了另一番视角。

总体上,我在阅读此书时有三大收获,现简述如下:第一, 对历史的整体认识有所提升。

一般传统历史家将中国史看做帝王之家史,以为皇帝君王者,,无所不从。

然则在此书中,作者向读者传达出鲜明的观点是,,是在一种道德的指引下运行。

帝王要有所作为,也必须依着道德轨迹,或者成为道德之代言人,否则便不能收到万民的支持。

作者在书中屡次用到“中国是一只大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此比喻虽生硬而令人费解,却还是充满想象力的。

历史发展乃上下两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要维持整个国家之稳定,上下必须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引子,在古代正是道德。

作为古代经济之基础者,正是“农业之系统”,其与“商业之系统”相对。

凡古代之昌盛时期,必有解决土地问题之暂时良策,并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待到每个朝代后期,由于小自耕农的衰落,农业凋敝,国家自然混乱了。

第二, 对一些具体历史细节的纠正认识。

在对人方面,比如,我从书中知道,是在光绪帝死后不到24小时去世的,而则是在运动失败前服毒自杀(对这点我尚且有所怀疑);赵琐以及明朝最后一任皇帝,都有一番雄心壮志,专于政事,却无力回天。

在对事方面,我知道的新政,使中国在当时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

其广度和深度不曾在那时世界里任何地方提出。

元朝两次征日,未能取胜的原因,乃是“神风”帮助,看来战无不胜的到了海上战斗力就减弱了。

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的坎坷命运,之前在历史教科书中却只字未提。

“文化大革命”虽说是十年离乱,却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改组机会。

第三, 财政对于中国古时朝代的兴衰有重要影响。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对于每个朝代,都会专门分析其财税制度。

若财税制度符合当时小自耕农的实际情况,则国家能够得到充足的财源;而如果该朝代未能建立合理的财税体系,则灭亡不远矣。

历史界甚至公认明朝之覆灭由于财政的破产,黄老也曾提出民国时期各军阀未能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财政。

两税法、王安石的变法、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各朝代为了挽救颓势对于财税制度的改革。

但这些改革之所以要么未能实行,要么未能取得实际效果,正是因为他们要么脱离小自耕农的实际,要么由于改革主持者失势,其所倡导的政策,也被反对派否定。

小自耕农的破产与国家之衰落往往构成因果关系。

结果国家税收不能按时按量征收,君主只好提高税率,或者变换着方式增加附加税。

军人不能按时获得足够军饷,则军队素质下降,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国家也无足够能力应付。

真是成也财政,败也财政。

这甚至让我有些怀疑,是否中国古之朝代更替,无非是“财政周期”

如此看来,财政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

那么由此及彼,现今中国财政制度的设置,对于国家之强盛必定也是举足轻重的。

然目前国家财税制度所受之诟病,已经愈加明显。

学财政的人应该以完善这一整套制度为己任。

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收税的权利并非执政者之福。

因为全国财政并无实际上之结构,各级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

目前我国对于下层之法律保护已算有所进展,但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尚不到位。

如此,要想到达作者提出的真正“数目字管理”,尚有一段距离吧。

比如目前增值税的征收就常常遇到逃税偷税的现象,而要想实现如美国之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实在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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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的历史源远流长,在文字出现之前,我们符号、图录狩猎的收获。

在我国历史上的很段时间内,会计主要用来管理国家层次上的财政收入与支出,而民间所用的会计一直是比较简单的,直到元朝时,会计在民间的应用才达到可观的程度。

  会计名称溯源  中式会计命名于西周,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已经出现“会”和“计”这些形状的字体,而且其含义已基本定型。

“会”字,上有“合”,下有“曾(古时是‘增’的通假字)”,故其有增加、聚合和汇总之意。

“计”字左为“言”,又为“十”。

古时直言曰“言”,难言曰“语”,故“计”字包含务必要求准确,不虚假乱造之意。

“十”字,由代表东西的“一”和南北的“|”组成;古时,以所在的部落为中心,人们沿着东西南北的方向分别外出狩猎,归时将猎物一起放于中央,汇合加重,进行计算。

根据西周的具体情况,“会计”在此时的含义就是既有零星的核算,又有年终的岁总合算。

  会计的得名,说明了此时的会计已经从国家职能的附属部分,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

事实上,西周时确立的一些会计习惯深远的影响了以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如“入”和“出”作为记账的符号地位此时得到了确认,以后一直沿用了下来。

  三、 各个时期的发展情况  1. 史前时期的会计  在距今10万年到3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我国山西朔县峙峪,发现了最早的会计痕迹。

在许多骨片上发现了刻画的痕迹,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峙峪人进行计量、记录的遗迹。

在距今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原始会计的方式变的丰富起来,有绘图记事和刻画记事两种方式。

绘图记事的方法是将狩猎的成果以壁画的形式画出来,比如打了一头鹿,就画一头鹿;打了两只兔子就画两只兔子。

这些图形是象形文字的鼻祖。

刻画记事是指用特定的符号记录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原始社会末期,会计方法有了更多的形式,其表现是:“黄钟黍”计量单位的出现、结绳记事法的运用和“书契记数”的创造。

  黄钟本是一种用竹子制作的乐器,后来黄帝用以作为长度、轻重、容量的度量。

黄钟的长度规定为中等大小的黍粒90颗的长度,以一粒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寸、尺、丈之间均是十进制。

这些计量单位尽管实质长度略有变化,但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另外,通过黄钟黍,还确定了合、升、斗、斛等体积计量单位。

这些计量单位的出现,使得会计得以从实物统计向数量方面发展。

  书契记数所谓书契,“书,庶也,记庶物也。

亦言著也,著之简纸永不灭也”。

“契,刻也,刻识其数也”。

书契记数实际上是数码和实物计量的结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讨论上述各种会计概念时,会计的内容并不是以文字记述的。

商周之后,会计才开始用文字来计量。

从这个角度来说,会计产生于文字之前,由此可见会计史之深远。

  2. 夏商周时期  夏朝时,已经确立了贡赋征收制度,因此推测此时会出现管理财政收入的会计现象。

夏设“百官”,其中有监督奴隶耕作的官员“啬夫”,也许担任这个官职的官员就是最早的会计。

商朝对会计的一大贡献是数的创造,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从一到十都已经成型。

商代的甲骨上,有记录出猎收获的内容,而且对事情的记录比较完整,有时间、地点、种类和数量,用“卯”和“埋”表示支出,用“毕”和“获”表示收入,是会计的雏形。

从发掘的甲骨文书契中,出现“册”字的象形文字次数达二十余次,有记录财政收支方面的内容,可见这些书契是我国“账簿”的萌芽状态。

  西周时期的会计发展对我国会计制度的成型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一时期,会计已经从一种从属的地位独立出来,会计籍书、会计科目、记账符号、会计报告都已出现,只不过形式比较简单,有待后世发展。

西周的官制中专设了“司会”一职,主管朝廷的财政收支。

此时,用于记录会计内容的书册越来越多,开始与其它书册分开存放,并且把它专门成为“籍书”(这就是簿书的来源)。

同时,西周也规定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称为“岁入”,总共有九项,称为“九赋”。

国家的财政支出被称为“岁出”,也有九项,即“九式”。

“九赋”,加上各诸侯王国所献的贡品“九贡”,共计十八个收入项目,九个支出项目,就是今天会计科目的原始形态。

西周时期的会计报告分“岁会”、“月要”、“日成”三种形式。

日成汇总十日的情况,是一种旬报;月要是记录一个月的情况,相对于现在的月报;岁会对应于今天的年报。

  3. 春秋战国及秦  这一时期对财计理论和财计法规方面贡献很多。

春秋战国时期理财名人很多,孔子提出“政在节财”、“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主张节俭的目的在于抚民求安,反对过度奢侈,又批评晏婴用小猪祭祖宗,一件破棉袄穿三十年而不换,有损君子风度。

墨子从俭节用的观点也很突出,主张“节俭则昌,淫逸则亡”。

这一时期的法典《法经》,在用法律手段规范经济行为方面做了第一次尝试,其中的<杂法>中有一条规定:“负债违契不偿,一疋以上,违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

对违反契约的惩罚严重,从古至今,莫不如此。

  单式记账法在秦朝时趋于成熟,这时的单式记账法的主要特征有:①单入单出,单笔出入之间并无对应关系。

②按经济事件的发生日期流水记录,秦时规定不记日期禁止入账。

③各本籍书之间也无对应关系,无法相互稽核。

秦朝还颁布了《秦律》和《财章》,对经济活动使用法律管理,而且这时的法律相较于战国时期的,规定更细,内涵更为明了。

如有规定:“府中公金、钱,私挪用之,与盗同法”。

这时已经对公职人员挪用公款、贪污有了明确的规定。

  4. 两汉  两汉是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必然对会计有更高的要求。

编户制度、上计制度和盈利理论就是这时候出现的,为中式会计之后的发展垫定了基础。

  编户制度,是按户主、家庭成员、姓名、年龄及家产写在简牍上,编制成册籍,也称“户籍”。

国家的税赋征收、徭役征发,均按户籍进行分派征收,主要有田赋、算赋(人口税)、更赋(替换服役的赋税)和户赋(按户征收)。

编户制度是唐代计帐、明代黄册的蓝本。

  所谓上计制度,就是每年自下而上逐级呈递上计报告---上计薄。

年终各郡国携上计簿进京,报告一年来的财政收支情况和人户变动情况。

有御史大夫负责审理,最后由皇帝亲自受计,评论功过以定赏罚。

  汉代安定的政治形势、经济的大发展,为各种经济理论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比如司马迁的“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

木柴和谷物是单位价值小,重量大的商品,从贩卖的费用和盈利角度考虑都不适合长途贩运,而且因单位体积重量的不同,又有百里与千里之别。

  到了东汉,已经可以分别出“上期结存”、“本期收入”、“本期付出”和“本期结存”四个项目。

这是中式会计发展史上的一大突破,后代的四柱结算法与此密切相关。

  5. 三国、两晋和南北朝  这一时期,几乎是年复一年的战火,导致整个经济的发展缓慢,会计的发展也因此减慢了发展速度。

不过这一阶段,会计在特定几个方面仍然取得了进步,如:户籍计帐制度的创建和使用以及书写工具由竹简、木牍向纸张转变。

户籍计帐之法开始于北朝的北周,由大行台度支尚书苏绰制定,包括计帐和户籍之法。

这两者的结合为充实国财、资助军需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北周的计帐户籍之法,不仅为后来的隋朝所集成,更是盛唐时期的户籍计帐的源头。

  6. 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封建经济的繁荣为会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这一时期的中式会计也处于自己的一个高峰。

  唐代继续实行前代的计帐户籍制度,所谓计帐,就是根据户籍资料和国家规定的收入项目,归类计算,是一种具有预算性质的会计账目,是检查和落实财政和赋役项目情况的基础措施。

  唐代会计的另一个突破就是《长行旨条》的颁布,这是我国财政史上最早的财政预算制度,同时也是中式会计史上最早的全国统一会计科目。

《长行旨条》的颁布是针对当时财政预算科目繁多,名目混乱的情况,统一规定了中央各部门,地方各州县以及军队的财政收入与支出项目。

  著名的“四柱结算法”也在唐代中后期得以确立。

这里的“四柱”指:“旧管”(上期结存)、“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和“实在”(本期结余)。

“四柱结算法”是在“三柱结算法”(入、出、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对于三柱的好处在于,划清了本期收入和上期余额的界限,克服了三柱的片面性。

  唐朝的《元和国计簿》是我国第一部财计著作,分析了唐朝的财政经济状况,由史官李吉普所写。

全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按行政区划分类的户籍统计资料,说明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同时也是财政收入方面的一个预算;第二部分是按国家财政收入项目划分的财政收入状况,与第一部分的预算形成对比,显示问题的所在。

  到了宋代,经济发展更为繁荣,中式会计在此时,无论是机构设置、账簿的组织,还是结算方式的改进,都比前朝有所改进。

  宋朝在中央设“三司”,管理国家的财政大权。

神宗熙宁七年,设立三司会计司,总考天下财赋入出,总理会计核算事务。

全国自下而上逐级汇总核算上报,有会计司统一进行勾考。

会计司是我国政府机构首次以会计命名,也是会计作为独立部门存在的第一次尝试。

  宋代的会计账簿的设置已有“草帐”、流水日记账、总账之分。

草帐是一种按时间登记各类经济事项的底本;流水日记账,则是分类按时间登记各类财务收支情况的账簿,反映某一方面的经济业务;总账是在各流水日记账的基础上,按国家规定的收支项目归类汇总的账簿。

  7. 元明时期  元明两朝,中式会计基本上沿用唐宋的会计方法,不过此时民间逐渐认识到会计的重要性,运用的范围扩大。

明代的“黄册”和“鱼鳞册”的编报制度,很类似于唐朝的计帐户籍制度,不过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高于后者。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龙门帐”的出现,这是会计理论的一大突破。

  龙门帐创于明末清初,由山西人傅山发明。

龙门账的账簿分为草流、流水簿、总清簿。

草流起原始凭证的作用,流水簿起会计分录的作用,总清簿起总账作用。

流水簿的账页分上下两方(收方、付方),因此每记录一笔业务都要同时在上下两方记录,而且金额相等,这事实上是一种复式记账法。

总清账的账页也分上“收”下“付”,上方包括“进类”和“该类”会计科目,下方包括“存类”和“缴类”。

它的登记方法是:本期收入过到进类科目中,是支出的过到缴类科目中;是资产、债权的过到存类科目中;是资本、负债的过到该类科目中。

由于流水簿的来去相等,所以分类过入总清账中的来去也必然相等。

期末时,在总清账中,用公式“进-缴=存-该”验证账面有无问题。

如果等式左右两边相等,称为合龙门,否则龙门不合。

龙门帐的原理在于:任何四个数拍成方阵,如果其中一行的两个数之和等于另一行的两个数之和,那么这四个数的对角差相等。

龙门帐的账页格式如下所示:  8. 清朝  清朝我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同时封建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中式会计也发展到相当完善的程度,其表现就是四脚账的出现。

四脚账的账务处理程序如下图所示:  草流起原始凭证的作用。

细流起会计分类的作用,是登记账簿的依据。

总清账相当于现在的总账。

银清簿相当于今天的现金日记账。

结册相当于今天的会计报表,其中“彩项结册” 类似现在的损益表;“存除结册”类似今天的资产负债表。

这两种结册的格式与总簿账页的格式一样,分上下两部。

“彩项结册”表的格式是上方( 来方) 分项列示本期发生的全部收入,下方( 去方) 分项列示本期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及利润( 红利) 。

  红利= 上方( 来方) 合计-下方( 去方) 合计  而“存除结册”表的格式,上方称为天方,下方称为地方。

上方( 天方) 分项列示资本、负债和红利( 从“彩项结册”转来的本起红利) 。

下方( 地方) 所列示的是各项资产、债权及亏损( 从“彩项结册”转来的亏损) 。

此表如果上方( 天方) 合计数与下方( 地方) 合计数相等,称为“天地符合”,也称“天地合拢”。

天地不合记账必有差错,应查明原因。

  总结  自此,中式会计的整个发展过程介绍完毕。

在做整篇介绍的时候,笔者深深的感觉到会计的发展是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经济得到大发展的时候,譬如秦统一后的中国、唐宋时期,会计发展的就快,而在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整个会计的发展就趋于停滞。

不仅在发展速度上,在发展阶段上,也能体会到这一点。

历史在进入元明清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开始出现,商品经济逐渐有可观的发展,此时会计在民间的应用才扩展开来,龙门账、四脚账这些复杂的会计形式才得以出现。

历史读书心得300字

远古时代,台湾与大陆相连,后来因地壳运动,相连接的部分沉入,形成海峡,出现台湾  台湾早期住民中,大部分是从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移居而来的。

1971年和1974年,两次在台南县左镇乡发现了迄今为止台湾最早的人类化石,被命名为“左镇人”。

考古学家认为,“左镇人”是在3万年前从大陆到台湾的,与福建考古发现的“清流人”、“东山人”同属中国旧石器南部地区的晚期智人,有着共同的起源,都继承了中国直立人的一些特性。

台湾早期住民中,还有少部属于尼格利陀人种的矮黑人和属于琉球人种的琅峤人。

上述台湾早期住民是现今台湾少数民族的祖先。

  台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30年。

当时三国吴王孙权派1万官兵到达“夷洲”(台湾),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留下了世界上对台湾最早的记述。

隋唐时期(公元589—618年)称台湾为“流求”。

隋王朝曾三次出师台湾。

据史籍记载,610年(隋大业六年)汉族人民开始移居澎湖地区。

到宋元时期(公元960—1368年),汉族人民在澎湖地区已有相当数量。

汉人开拓澎湖以后,开始向台湾发展,带去了当时先进的生产技术,公元12世纪中叶,宋朝将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兵戌守。

元朝也曾派兵前往台湾。

元、明两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负责巡逻、查缉罪犯,并兼办盐课。

明朝后期开拓的规模越来越大。

在战乱和灾荒的年代,明朝政府的福建当局和郑芝龙集团曾经有组织地移民台湾。

  16世纪,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势力迅速发展,开始把触角伸向东方。

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乘明末农民起义和东北满族势力日益强大,明政府处境艰难之时,侵入台湾。

不久,西班牙人侵占了台湾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区,后于1642年被荷兰人赶走,台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

荷兰殖民者实行强制统治,把土地据为已有,强迫人民缴纳各种租税,掠夺台湾的米、糖,把其收购到的中国生丝、糖和瓷器经台湾转口运往各国,牟取高额利润。

荷兰殖民者的统治,激起了台湾人民的反抗。

1652年9月,农民领袖郭怀一领导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这次武装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它表明荷兰的殖民统治已经出现危机。

  1644年,清军入关,在北京建立清朝政权。

1661年4月,郑成功以南明王朝招讨大将军的名义,率2.5万将士及数百艘战舰,由金门进军台湾。

郑成功在进军台湾时,向荷兰殖民者表示,台湾“一向属于中国”,台湾和澎湖这两个“岛屿的居民都是中国人,他们自古以来占有和耕种这一土地”,荷兰“自应把它归还原主。

”经过激烈战斗和围困,1662年2月,郑成功迫使荷兰总督揆一签字投降。

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中国领土台湾,成为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受到广大人民的敬仰。

  1684年,清政府设置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

至1811年,台湾人口已达190万,其中多数是来自福建、广东的移民。

移民大量开垦荒地,使台湾成为一个新兴的农业区域,并向大陆提供大量稻米和蔗糖,由大陆输入的日用消费品和建筑材料等,使台湾的经济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

这个时期,台湾与福建、广东的来往十分密切,中华文化更加全面地传入台湾。

  由于西方列强向中国边疆侵逼,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

1884—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法军进攻台湾,遭刘铭传率军重创,到1885年6月《中法新约》签定,法军被迫撤出台湾。

  中法战争以后,清政府为了加强海防,于1885年将台湾划为单一行省,台湾成为中国第20个行省。

首任台湾省巡抚刘铭传积极推行自强新政,清理田赋,增加财政收入,购买轮船,架设电报线,设立邮电总局,建造铁路;购买军舰,增设炮台,设立机器局自造武器;成立煤务局,安装新式采煤机器;设立兴市公司,建街造路;创立西学堂、电报学堂,培养建设人才。

刘铭传把众多新式事业集中于一省,使台湾成为当时中国的先进省份之一。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翌年清政府战败,于4月17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

消息传出后,举国同愤,反对割台;台湾全省“哭声震天”,鸣锣罢市。

协理台湾军务的清军将领刘永福等率军民反抗日本的侵占,坚持了5个多月的战斗,历经大小百余仗,使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终遭失败。

从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达50年之久。

  台湾人民从未屈服日本的殖民统治,在日据初期,以农民为主体的抗日武装进行了长达20年的斗争。

后来,文化协会、民众党、共产党等还组织领导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抵抗运动。

  1937年7月日本制造“七七事变“,中国人民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在抗日战争时期,不少台湾同胞回到祖国参加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台湾的光复作出了贡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2月9日,中国政府发出《中国对日宣战布告》,明确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间关系者,一律废止。

”  1945年8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人民经过8年英勇的抗日战争,终于收复了台湾。

台湾同胞欢天喜地,庆祝回归祖国。

10月25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于台北举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

至此,台湾、澎湖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

日本发展历史

腾云驾雾,呼风唤雨,高居于碧霄之上,逍遥于九重天外:这是龙的形像。

中华民族自称为“龙的传人”,在我们的祖先心中,很早就产生了像神龙那样凌云御风、翱翔天宇的渴望。

因此,在中国五千年灿烂辉煌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流传着飞天神女,嫦娥奔月的动人传说。

在这种幻想的激励下,我们的先辈不断地进行着制造飞行器械的探索。

最早的有史可查的努力可追溯到公元前。

据《墨子.鲁问》中记载。

春秋时期的著名工匠公输般已能“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而《后汉书.张衡传》中说,东汉著名的科学家张衡也曾制造出了能够飞翔的木鸟。

两千多年以前,世界上最早的实用飞行器——风筝在中国诞生了。

唐赵昕著《息灯鹞文》中记载,楚汉争霸时,韩信在垓下之战中便曾使用过风筝,南北朝时风筝已正式用于军事联络了。

另外,在我国的许多文献、发明中可找出许多近现代飞行器的影子。

例如东晋的葛洪在《抱朴子.内篇.杂应》中,提出了鸟类翱翔是由于上升气流托举的见解,这是对鸟类飞行原理的重要发现,包含了滑翔机的最初理论;五代时的松脂灯,又名“孔明灯”。

众所周知是利用热气升上天空,其实便是一种原始的热气球;西方学者称为“中国陀螺”的竹蜻蜓则被普遍视为现代旋翼机的雏形。

由此可见,在航空方面,我们的祖先已取得了为数不少的光辉成就。

虽然由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重文轻理”思想的压制,它们没能得到进一步发展,但却给后世航空器的研究以重大的影响和启迪。

中国的近代航空始见于清朝末年。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打开,西方的大量学说涌入闭关自守了几千年的中国,现代航空知识也随之传入,国内出现了许多介绍氢气球、飞艇和飞机的文章及图片。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摸索中国自己的航空道路。

1887年,天津武备学堂数学教习华蘅芳自行设计制造出了中国第一个氢气球;1910年,留日归来的李宝、刘佐成受清政府委托,在北京南苑建立了飞机制造厂棚,并于次年四月造出了一架飞机,但在试飞时因发动机故障而坠毁。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军政府组成了航空队,一些有志于航空的爱国志士纷纷投身于此报效祖国。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爱国华侨冯如。

冯如是当时中国最有成就的飞机设计师和飞行家,1911年他偕助手带着自己在美国设厂制造成功的飞机回国,就任广东革命军政府飞机队队长,不幸1912年因飞机失事而英年早逝。

民国政府立碑誉其为“中国始创飞行大家”。

其它著名的航空先驱者还有创造了水上飞机世界飞行高度记录,后回国筹建广东航空学校的谭根及造出了由宋庆龄随机试飞成功的“乐士文”号的杨仙逸等。

在众多先行者的不懈努力下,再加上军阀混战中飞机成了实力的象征,旧中国终于成立了一些飞机修理厂、飞机制造厂,开始仿制国外飞机,但仅局限于机体制造和装配,许多重要部分如发动机、金属螺旋桨等则完全依赖于进口国外成品,而且当时中国使用的绝大部分飞机都还是从国外购买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开始了中国航空工程人材的培养,国内成立了一些航空学校和飞行训练机机构,更有少数留学生负笈海外,钱学森、吴仲华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正当中国航空工业的萌芽在逆境中顽强生长时,战乱频起。

从1910年清政府在南苑设厂制造飞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近四十年的时间中国虽然在航空方面积累了一些基础,但从来也算不上是独立的航空工业。

再加上抗战中日军的轰炸,解放战争中国民党溃败时的破坏以及战乱中机厂的多次搬迁流漓,设备损失殆尽,工厂残破瓦解。

到新中国成立时,除了留下一些航空技术人才之外,仅有的一些微薄基础已荡然无存。

  我们今天蓬勃发展的航空工业,便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一步一步,一砖一瓦地建设起来的。

五十年以来,无数航空工作者为了新中国的航空事业献出了毕生的心血,终于使我国跨入了航空大国的行列。

虽然与当今俄美等航空强国相比,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中华民族历来就是勤劳、勇敢而智慧的,只要我们一如既往地发扬艰苦创业,不懈进取的精神,龙的传人终有一天将走在世界航空的最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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