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起义观后感
1980年前农民的生活状况，对于19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来说应该有深刻的印象。
当时我们国家的工业基础薄弱，日用工业品匮乏；农业还是靠天吃饭，粮食实行定量供应，人们的生活还处于温饱状况。
作为一个经历了那段岁月的过来人，我想把那个年代我国农村人民的生活状况作一个回顾，让今天的人们知道那个年代农民真实的生活情况，在这里我想谈谈我的家乡的人民当时的生活状况。
家乡的环境和农业生产情况。
我的老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是武汉市的一个郊县,现在属于武汉市远城区，与武汉市汉阳区中心地带约有40公里的路程。
我的老家地处湖畔，被两个大小不一的湖泊以呈“U”字型半包围状。
这里地势西高东低，西边是黄土冈,面积小,约占全村耕地面积的20%，以种植棉花、红薯、瓜果等耐旱农作物为主；其他三边是有一定起伏的耕地,以种植水稻为主。
因为靠近湖泊,水源充足,农作物基本能旱涝保收。
我们村(当时称为大队)有6个小队,我们家处在第6小队,有22户人家,130多口人,有120来亩地。
当时农作物的种植是按照一年三熟制即一季小麦或油菜、两季水稻来安排的。
由于我的家乡地理环境较好,土地也比较肥沃,农民的生活基本有保障。
即便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全国处于大饥荒的时期,我的家乡也同样处于严重缺粮状态,但由于湖里有莲藕，水里有水草，田间地头有野菜，乡亲们度过了艰难的冬季和春季之后,到夏季小麦成熟、秋季红薯和水稻收获时节，乡亲们的生活可以达到半温饱状况。
据村里老人回忆,当时除了年岁大的老人和小孩由于体弱多病加之营养不良没有挺过那场饥荒外,我们家乡还没有真正饿死的农民。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虽然还处于“文革”年代，但是政府对农业生产还是抓的很紧,公社的干部们被下派到生产队“蹬点” ，与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并指导农民进行农业生产。
当时农民们的生产劳动很繁重,在冬季农闲时农民们还要组织起来挖水渠、修堤坝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因为我们生产队只有四十多个劳动力,在春耕和夏收时节村里的初中和高中学生都要当作壮劳力来使用,特别是每年7月份的水稻收割、插秧的“双抢”时节,基本上是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男人们忙着收割、耕地、扯秧、谷物脱粒等农活；女人们的负担很重,仅仅插秧这种农活,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每天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地插秧,腰肌劳损很严重,待秧苗全部栽种好,一双手由于长时间在水中浸泡,皮肤也快要溃烂了；老人们则除了保证一家老小的吃喝外,每天还要烧开水几次送到田间供家人饮用。
学生们都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7岁左右的小学生帮生产队放牛，因为需要耕种的水稻田较多,为了保证耕牛吃饱喝足，放牛娃每天早晨4点左右就要起床放牧,6点半钟再把耕牛送到耕种的田间；10来岁的学生则帮着大人收割水稻、插秧；12岁以上的初高中生就是壮劳力了,干的是挑稻谷、挑秧等重活。
农民们除了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外，在冬季农闲时候，有的年度公社组织农民参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这种劳动大多数属于生产队的义务劳动，公社组织者不负责解决劳动报酬，参加者在生产队记工分参与年终分配，1980年代这种劳动有一定的现金补助。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主要是建水渠、修水库、筑大堤，公社以大队为单位分配任务，大队就将任务具体落实到各个生产队身上，这时候基本是每家都要派人去参加劳动。
因为是野外作业，社员们白天在工地劳动，晚上就住在工地附近的帐篷里，劳动强度大，且远离家乡，生活非常难苦。
但正是有农民们的辛勤劳动和默默贡献，当时的农业生产基本上保持了一定的稳定高产水平，直到现在这些水利生产设施在农村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当时农民的劳动采取记工分的形式进行计量，按照工分进行分配。
每日工分的计算方法：农闲时节,一个30-40岁的男劳动力记1个工分，妇女记0.8个工分，学生按照年龄大小及劳动强度分别记0.3-0.7个工分；农忙时节(4月、6月、7月), 男劳动力记1.8个工分，妇女记1.5个工分，学生记0.6-1.3个工分。
全年算下来，男劳力大概可挣420个工分,妇女挣320个工分,学生挣60-120个工分。
农民的收入情况。
当时农村以粮食种植业为主，生产队基本没有副业和加工业,因此农民的收入主要是卖粮食作物获得的。
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基本做法是：对农村的余粮户，在留足口粮、种籽、饲料和缴纳农业税后，政府统购农村绝大部分余粮；对城镇居民和缺粮农民实行统购统销。
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后，严禁私营粮商自由经营粮食，并对粮食价格实行统一管理，由政府定价。
我在网上查到了青岛市当年的粮价,1978年几种主要粮食的收购价格为:议购价每斤小麦0.27元，大米0.34元，大豆0.40元，高粱0.18元，谷子0.19元，玉米0.19元，瓜干0.15元。
其他农产品的统购价格，大豆每100斤20.00元、黑豆19.20元、茶豆18.70元、豆油90.00元；一等棉籽每100斤8.50元，二等棉籽为8.00元，三等棉籽为6.00元；芝麻为50.00元、原棉油为60.00元、芝麻油为100.00元、卫生油为69.00元。
议销价每市斤标准粉0.35元，玉米面0.22元，玉米0.21元，大米0.35元，小米0.28元，瓜干0.17元，大豆面0.46元，大豆0.42元，高粱米0.27元，高粱0.20元。
这个价格与武汉市当年的粮食收购价和议销价差不多。
由于统购粮食价格过低，造成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农民的收入水平低,分红也很少，不少人多劳动力少的家庭入不敷出,还欠下生产队的一笔钱，即超支款。
按照当时不同年度的农业收成情况，我的家乡农民的一个工分在0.3-0.5元左右,平均下来一个工分以0.4元计算,一个男劳动力年收入为170元,妇女为130元,学生为40元左右。
农村的生活状况。
农民们都有自己的住房,且大部分是三间的土坯平房,只有大约10%的少数人家是祖辈传下来的青砖瓦房,面积基本在100平米以内。
当时我们家乡已通电,不过只有每年的除夕夜和春节头三天电力有保障，平时农村白天基本没电,一般是每天凌晨三点左右才有电,因此农村需要用电的农机具这时候才能运转,如打谷、碾米、抽水等,这时候有少数农民是最忙碌的了。
农民们吃的都是自己生产的农产品,主粮以大米为主,劳动力多的人家分配的粮食较多,一年四季都是吃白米；人多劳动力少的家庭平时在大米中要掺和红薯煮熟后一起吃,春末夏初时候吃用小麦做的面疙瘩,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也有吃野菜团子的；由于每家都有自留地，农民们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蔬菜吃,农民们都很勤快,秋末在湖里挖的莲藕一般可吃到春天到来之际；此外,每家都有家畜养殖业,一般以养鸡、养鸭、养猪为主，所养的数量以家庭粮食状况而定, 鸡蛋和鸭蛋是换取日常生活所需的油盐酱醋钱的来源, 只有个别条件好的家庭在冬天杀一头猪过年,或者有子女结婚的人家养猪就是为了办酒席所用,绝大多数人家养猪主要是卖给国家换钱,这也是家庭挣现钱的主要合法方式。
食用油有菜籽油、棉籽油,必须凭油票购买,每人每月二两油票。
农民们穿衣比较简单,当时衣服是棉布织成的,不耐磨,后裆和胳膊等部位很容易磨破,所以穿有补丁衣服的人比比皆是,农民干农活时一般穿破旧的衣服。
买衣服要布票,一年的布票每人大概可以做一套服装。
农民们的现金收入少,很少有人每年都能置新衣的,家庭条件好的人家穿戴要好一些,条件差的穿得就破破烂烂了,特别是子女多的人家,当时有个说法,“新老大,旧老二,破破烂烂是老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就是当年人们穿衣的真实写照。
我读高一的那一年,我家隔壁一位叔叔从武汉买了一条的确良草绿色长裤,因长裤短了一点到我家动员我奶奶帮我买下,用了11元钱买下来,我穿在身上很有些不安,因为我们家是缺粮户,买衣服的钱是我父亲从武汉邮寄回家的,占了我家当月买粮食的一半资金。
日用工业品因为价格昂贵且要凭票购买,农民们基本是可望而不可即。
当时的日用工业品大件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称为“三转一响”,许多条件好的家庭在儿子娶媳妇时倾尽多年的积蓄也难以购置齐全,条件差的根本就不用想了。
我有一位叔叔初中毕业后回到家乡小学当民办老师,他们家三口人,父母都是农民,父亲是生产队长,挣的工分在全队是最高的,他们家一年可挣1200个工分,每年可以分两千斤以上的谷物,每年有200元左右的年终分红,每年还养三头肥猪,这样的家庭在我们村算是殷实人家了,就是这样的家庭置办齐全“三转一响”也用了七、八年的时间。
当年这位叔叔托我在黄石大冶钢厂当生产车间主任的伯伯买了一块“上海”牌21钻全钢手表,花了120元人民币,这几乎相当于一个普通农民全年的收入了。
再谈谈农村的出行情况。
我们老家修建了一条铺设石头的简易乡村公路,是村民们自己修建的,公路直通汉沙公路,也就是现在的318国道。
农民们出行基本靠步行，赶集如此,到公社供销社买化肥、交公粮都是靠人力肩挑背驮走3公里路程,劳动强度很大。
1975年每个生产队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基本解决了农村日常买卖的运输问题。
汉沙公路是一条武汉到沙市(现在的荆州)、宜昌的双车道公路,由于年久失修,路面很多地方坑坑洼洼,当时的车辆虽然很少,但车速只能在每小时40公里以内。
1982年我参加工作,有一次与省经委的两名干部出差到宜昌,我们早上8点坐长途公交汽车从武汉出发,11点半到潜江吃了中餐,前后约用了40分钟的时间,到达宜昌的时间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可见当年的出行是多么的不容易。
农村合作医疗情况。
当时大队有一个医疗点，医疗点有日常的医药品，并配有一到两个“赤脚”医生，农民们一般的小病如伤风感冒、手脚破皮出血、肚子疼痛等病症不用出村都能医治，但大一些的病症要到公社卫生院或县医院治疗，医药费个人自理。
我的家乡湖泊没有血吸虫，但也有一些农民在外地劳动染上了血吸虫病，当时国家对农民的血吸虫病很重视，派出医疗专家给予免费治疗。
197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当农忙结束后，大队把患有血吸虫病的四五十个农民集中起来，利用小学教室和借了村民的几间闲置的房屋，县里和公社派来了医生，大概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基本治愈了农民的血吸虫病。
精神文化生活情况。
当时农村的文化生活很枯燥乏味，大队一年大概有三、四场露天电影，电影要么是《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8个样板戏，要么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老影片。
在1975年左右有《闪闪的红星》、《海霞》、《青松岭》等电影，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
当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队的高音广播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节目，节目中有电影录音剪集，有时也有广播剧，就是将一个文学作品由男女播音员对白，再配上音乐及解说，这也是农民在生产劳动时的一种娱乐方式。
干部的特权问题。
总的来说当时的干部很清廉，经济案件和腐败行为很少，现在分析起来可能有几种原因：一是政治高压，当时的运动很多，到了运动的时候，如果有人揭发某人有经济问题和腐败行为，处罚起来是很严厉的，如果受到党纪国法处理，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就基本结束了，今后很少有翻身的机会，所以干部一般是不敢以身试法的；二是当时的经济活动基本是公事公办，物价水平国家统一规定，没有如今拿回扣、中饱私瓤的操作空间；三是当时大家都很贫穷，也没有行贿的本钱。
干部虽然很清廉，但特权还是有的，干部们利用特权为自己谋点私利，除非上级有人想整治你，一般的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
当时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学招生不用考试，由地方推荐农家子女上大学，这些上大学的名额基本上由各级干部子女独占了。
另外，当时经常有一些下乡知青的回城招工名额，也有一些干部将自己的子女顶替了招工指标。
当时我们村有一位干部在邻乡当副乡长，他的两个女儿就是顶替别人的名额分别进入武汉和黄石当上工人的。
长征中,广大红军指战员一共进行了多少次的重要战役、战斗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
湘赣革命根据地（亦称湘赣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处境，也十分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给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探索战略转移的道路，命令红军第6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红军第3军取得联系。
1934年8月7日，红6军团突围西移，经两个多月转战，于10月下旬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红3军（后恢复红军第2军团番号）会师。
接着，两军向湘西发起攻势作战，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
10月初，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
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
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长征（见彩图）。
红军第24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领导下，留在当地坚持斗争。
21日晚，中央红军以第1军团为左路前卫，第3军团为右路前卫，第9军团掩护左翼，第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军委第1、第2纵队居中，第5军团担任后卫，从江西于都县城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部渡过了信丰河。
此后，中央红军继续以甬道式的队形携带大量笨重的物资器材沿山路西进，行动缓慢。
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域。
这时，蒋介石以16个师的兵力专事“追剿”，并令粤军、桂军共9个师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
宜章至湘江之间广大地区的国民党军兵力薄弱，担任“追剿”、堵截的国民党军，因派系矛盾，动作不一。
这种情况，便于红军机动作战。
然而，博古等领导人一味退却的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前出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
27日，红军一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
国民党军南北对进，向红军发动了全面进攻。
红军在湘江两岸经过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接着进至西延地区。
至此，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减为3万余人。
湘江之战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企图围歼红军于北出湘西的路上。
在此危急时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接受了的主张，决定中央红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从而使红军避免了覆灭的危险。
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连克剑河、台拱（今台江）、镇远、施秉等城，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
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他们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以几十万兵力，分路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苏区。
1月19日，中央红军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于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
这时，国民党军分路对中央红军进行追击堵截，并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
中革军委根据这一情况，决定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贵川边境地区机动作战。
2月11日，红军掉头向东；18～21日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2月下旬，在遵义地区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
遵义战役后，国民党军改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
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向西转进，于3月16～17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
蒋介石急令其“追剿”部队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
在国民党军再次向川南地区集中的情况下，中央红军突然转向东北，接着于21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
27日，中央红军以第9军团在马鬃岭地区钳制国民党军，主力向南急进，31日渡过乌江，逼近贵阳，把“追剿”之国民党军甩在乌江以北。
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防线，乘隙向云南急进，27日进抵昆明附近。
29日，中央红军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于5月9日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
在乌江北岸单独活动的红9军团，经黔西、水城西进，于5～6日从东川（今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段渡过金沙江，接着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同年3月28日至4月21日，红军第四方面军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
然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
5月初，红四方面军和地方武装及苏区机关人员等共8万余人，开始长征，于中旬占领了以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苏区的计划，于5月15日由会理附近地区继续北进。
在北进的路上，既有冕宁以北大凉山的彝民区，又有天险大渡河。
蒋介石以薛岳、刘湘等部南攻北堵，企图利用彝汉民族矛盾和大渡河障碍，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
20日，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迅速北进，顺利地通过彝民区，于24日晚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歼灭守军两个连，控制了安顺场渡口。
25日，红军第1团第2连的17名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冒着守军的猛烈火力，战胜大渡河的激流骇浪，乘船强渡成功，击溃左岸守军1个营，巩固了滩头阵地。
但这里水流湍急，不能架桥，中央红军仅靠4只小船无法在短期内渡过河去，而此时尾追的国民党军已经迫近，情况十分紧急。
为迅速渡过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军第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而进，抢占泸定桥。
沿右岸前进的先头部队红4团，多次击溃川军的拦阻，兼程急进，于29日晨夺占了泸定桥西桥头。
泸定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由川军第38团主力防守。
在红军到达之前，守军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13根铁索链悬在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
经过紧张的准备，红4团于当日16时发起夺取泸定桥的战斗。
在该团的火力掩护下，由第2连的22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向东桥头攻击，胜利占领大桥，并冲入泸定城内。
红军后续部队紧跟过河，歼灭守军大部，占领泸定城。
接着与由左岸北上的部队会合，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
至此，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的企图彻底破产。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继续北进，占领天全，并乘胜突破了川军芦山、宝兴防线。
接着，中央红军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翻越了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向懋功（今小金）方向前进。
这时红四方面军正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一部进到达维。
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同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师。
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地区。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余万人。
早在1934年冬，在国民党军集中40多个团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亦称鄂豫皖苏区）围攻的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示，红军第25军2900余人于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
12月，红25军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庾家河地区。
此后，红25军在鄂豫陕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至1935年5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等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开辟了鄂豫陕边苏区。
7月上旬在袁家沟口歼国民党军1个旅，接着北出终南山，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
红25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于16日从西安以南丰裕口出发，经户县、周至县境西进，进入甘肃，攻占两当。
转而北进，于 9月16日在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苏区）的永坪镇同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
接着，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面情况，提出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而张国焘却主张向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等偏僻地区退却。
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
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
7月18日，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兼），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参谋长叶剑英。
另将中央红军的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
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延误了红军北上的时间，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施。
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为了继续贯彻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中革军委决定进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
8月15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开进。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红军指战员历经艰辛，通过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左路军先头纵队于20日到达阿坝地区。
右路军于8月27日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8月29～31日，右路军第30军和第4军一部，采取攻点打援的战法，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49师约5000人，打开了红军向甘南前进的门户。
在红军右路军向班佑、巴西前进的途中，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力东进。
红军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张国焘建议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
但张国焘制造借口，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命令已进到墨洼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
接着，张国焘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计划，对抗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
接着，他又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共中央。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机智地报告了。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 9月10日率领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于16日逼近川甘边界的要隘腊子口。
17日拂晓，红军一举夺取了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哈达铺，胜利进入甘南。
接着，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
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1年、纵横11个省、行程2万5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11月初，红军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地区同红15军团会师。
会师后，中共中央再次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任政治委员，辖第 1军团（陕甘支队编成）、第15军团。
11月21～24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1935年9月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之第 4、第30军分别由阿坝、包座地区南下，企图在川康边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苏区。
10月8～20日，南下红军发动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
24日，又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11月13～19日，红军在名山东北百丈地区同川军十几个旅激战7昼夜，虽歼灭川军1.5万余人，但红军也伤亡近万人。
1936年2月，红军被迫向西转移，4月进入道孚、炉霍、甘孜地区。
至此，红军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余人，张国焘南下行动遭到失败。
在中共中央劝导和督促下，经过朱德、刘伯承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于6月接受了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1935年9月，国民党军集中130多个团的兵力，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方针，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和红军发动了新的“围剿”。
在国民党重兵的进攻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军转到外线寻求新的机动，开辟新苏区。
11月19日，红2、红6军团共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地区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
红军经4个月转战，于1936年3月30日进到贵州西南的盘县、亦资孔地区。
这时，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电令红2、红6军团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红2、红6军团遂于31日离开盘县地区，分两路向西急进。
4月25～28日，分别从云南西北部的石鼓、巨甸地段渡过金沙江，向北前进，连续翻越了几座大雪山，于7月2日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5日，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奉中革军委电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7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共同北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了茫茫数百里的草地，击溃了国民党军的拦截，于9月初胜利进入甘南，控制了漳县、洮州、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8座县城及广大地区。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夏的豫旺堡附近地区南下，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
10月9日和22日，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见彩图)。
至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部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在整整两年中，红军转战14个省，冲破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经受了艰难险阻的考验，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
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开展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