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二上册政治书读后感
政治书还要写读后感
八年级上册政治第一课读后感
写写家父母对你的爱。
以及你对他们的感激，并说说你对书上几个事例感触，
政治读后感300字
政治文章读后感时事政治教育是以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心任务为内容的教育。
在课程标准中称“时事政策教育”，平时亦称“形势政策教育”、“形势政治教育”，是教材内容的补充和延伸，是重要的课程资源。
主要内容是学习贯彻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文件精神，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进行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教育，使学生了解、关心国际国内的大事，增强主人公责任感，排除各种干扰，坚定地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努力完成党和国家赋予的各项任务。
主要任务是帮助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正确分析、认识国内外的重大时事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一、探究时事政治教育的模式目前我省大多数中学的时事政治教育都在有序地开展，有的学校严格按照课程标准精神，认真地贯彻执行，很多老师都在创造性地开展时政教育活动，不断创新时事政治教育模式。
笔者进行了初步调查，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1、课前3-5分钟时政播报模式。
这一模式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教师为主导，上课前，授课教师把有关新的时政教育内容进行整合，有重点地在课堂上播报;一种是以学生为主导，教师让学生在课下进行认真准备，把相关主题的时政内容提炼出来，进行时政专题分析。
这些模式有一个活动主题，例如，新闻播报、时政分析、时政讲坛等。
由于其操作简单，比较实用，故被广泛采用。
2、每周一节时政教育专题讲座模式。
这一模式符合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和课程标准精神，但因为占用时间较多，增加教师工作量，教学效益周期长，实施起来有一定难度。
求《政治学是什么》的读后感
这本书显然要比我学的政治学来的痛快，读过这本书之后我才真正感到自己有了那么一点政治学的感觉，至于大学期间学过的《政治学原理》，基本处于不懂或者没用的状态，读过这本书我才相信政治学是一门科学，有自己的规律而不是一个伪科学。
不知道我以下的理解对不对： 政治学研究的是权力（或者说是权利）的产生、分配、使用等的规律。
政治是社会活动的产物，只要社会活动存在政治就必然存在。
国家问题是政治必然讨论的问题，是政治权利规律运行的外在表现。
权力的产生来源于人在社会中的差异，这些差异划分的标准很多，比如最简单的是性别，在父系社会，男的就比女的更有权力。
其他的划分标准有很多：种族，家族，暴力，知识，经济等等，有一些标准是与生惧来而终身不改的，比如种族和家族的划分，有些是后天可以改变的，如知识，暴力等。
社会文明的程度越高，可变的划分占的权重就越大，每个人就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比不文明社会更多的利益。
但是这样标准是客观存在的，不论是可变的还是不可变的。
在这本书中权力被定义为大家行为的同意（如果是心里也愿意并自觉服从的话那就转化成了权威）。
是什么体现一个人权力的大小呢
我自己理解是对利益的占有调配程度，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
对利益的分配被秩序化了就变成了制度，当制度存在的同时国家也就存在了，于是我们看到国家在社会生活中设计种种制度来分派权力，于是不同的人群（以前叫阶级）获得不同利益，这些就是国体，国家中各阶级的地位。
为了保证地位实现于是就有了政体，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
凌驾在这些表面背后的就是意识形态，也就是制度设计的观念，这些制度也反映了专制、民主等词汇的涵义。
当人们对这个国家的政府设计的制度认可的时候就表现为出了政权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它反映了一个政权执政在道义上的合理性和应然性。
政治是有规律的，也是客观存在的，这是我读过这本书最大的感受。
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我自己琢磨这社会生活啊起码有两个特性，一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历史在往前走，想倒回来是不可能的。
举个小例子，在大学报志愿的同时你可能当时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但是当你读了之后也许会发现原来自己也适合，但是在最后你会发现，自己的原来的理想和目标早已经不知道哪里去了。
而且如果你再想回到自己的原来的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如此之难。
二是社会不是加速跑，什么都是一点一点来。
社会主义可以搞商品经济在顾准的时候就提出过，但是现在我们才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也许一些事情在我们看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不合理并且有更好的方式，但是操之过急的结果就是物极必反。
政治的规律在于历史和他国给我们演绎的不朽，什么样的制度可以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几乎是不变的，使用过的制度就象一个药方库，我们只要照方子抓药就可以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对现实病症的诊断。
抓对了你就是千古流芳，抓不对你就是遗臭万年；抓对了人民就安居乐业，抓不对那就是生灵涂炭。
还有一些小困惑通过这本书我找到了答案。
在现实中的划分起码我看到的有：家庭、经济条件、学历、能力、身份、资力。
正因为人和人之间的不同，我们在权力的占有中才有多有少，毫无疑问的是能占有更多的权力会让我们的生活跟游刃有余。
于是我得出的结论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被边缘化，都要在权力的不断划分中争取划在圈内，大家都带你你才能混的要吃有吃要穿有穿。
这就是政治学和伦理学的不同。
马基雅维理说：“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之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的毁灭。
”
我们老师要我们弄一篇关于政治书籍的读后感、 是老师要交的。
字数5000、 拜托大家了
中国社会的改造只有通过“根本解决”的途径才能实现，这是李大钊在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对中国社会革命的基本看法。
在那场著名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发生了第一次冲突。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问题与主义”之争表达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科学态度，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意识，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李大钊明确提出“主义”与“问题”有不能分离的关系，强调了“主义”所具有的“工具”性质，在思想方法上尽量避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
李大钊认为“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个方面，“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李大钊坚信，“主义”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相结合，可以使理想成为现实。
在这样的思想意识中，任何理论都具有“工具”性质，其目的在于造成社会的实际运动，实现社会的改造。
因此，他认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
在这里，李大钊所关注的重心在于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只有将“主义”引向实际的社会运动才能达到目的。
李大钊这种务求实际的思想，在1922年他与邓中夏等人向“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提案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
他表示：“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
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真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
李大钊一生思想的发展和变化，都是和中国社会改造和革命的实际进程相关联的。
这样的思想意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了科学的理性态度，即不把它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李大钊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他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寻找到把“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
当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提出了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性，中国的国情要靠中国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解决的思想。
他认为，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的。
这里的“国情”既包括“近今之国情”，也包括“往昔之国情”，而且“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
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实际运用。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接受某一学者的学说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有着与西方先进国家根本不同的历史任务。
他指出：“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
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
1923年10月，李大钊对日本记者谈道：“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国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走中国自己的解放之路，虽然这只是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初步认识，但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奠基的意义： 首先，李大钊思想中的灵活性原则，其核心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法，没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理论成果与实践成就。
在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之中，他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竞争”理论视为达到“根本解决”目标的重要手段或“工具”。
实际上他是把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共存视为达到社会进步和改造的重要政治手段。
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对“阶级竞争”的理解更具有哲学意味和客观性，这样的认识使他在革命与改良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
如前所述，在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已经与他自身的政治改良主义立场相脱离，但他在选择“阶级竞争”为“根本解决”的政治手段时，又对社会上诸种政治改良思潮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改良只是达到推翻旧制度这个大目标的某种方法，并非目标本身，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
这也是李大钊与胡适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的深刻分歧所在。
李大钊认为：“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充满了五四时代智慧的。
他以社会革命论容纳了社会进化说的不少合理的地方，他并不认为“根本解决”之前，就不需要以新的理想尺度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就可以随意嘲笑真诚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人们的徒劳无功；他的“交互为用，并行不悖”的说法，以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表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运用的理解。
正是在这一点上，先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比陈独秀在理论上更加深刻和成熟。
其次，李大钊保持了理论上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即用自己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尽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其他理论的合理成份，不固守成见，保持了理论思维的开放性。
李大钊的“根本解决”这一思想包含了这样几个成分：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把握，有对“互助论”主张的吸收，有对人道主义的认同及倡导人类的“物心两面改造”。
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政治手段，这一点在李大钊那里是十分明确的，但他又不把阶级斗争视为目的。
在这里，他对“互助论”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启发性。
我们应该看到，在对“阶级竞争”的理解上，他与马克思主义并无冲突，但在人类生存的未来和本质上，他强调“互助”的意义，使他把手段与目的严格区分开来。
他认为“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
这是我们确信不移的道理。
依人类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
他的结论是：以阶级竞争为手段改造社会组织，以互助原理为信条改造人类精神，实行“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李大钊的这一主张具有双重含义：它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思想相区别，强调对社会组织进行改造的重要意义；它包含有对偏重物质进步而忽视人类伦理进步意义思想的批判和匡正。
这是一个唯物史观的命题，并非是一种二元论的主张，而且从现实性来看，它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
我们看到，在李大钊的整个理论构架中，既规定了中国社会改造的最终目标，即实现“经济问题的解决”，同时也看到了达到这一目标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他不仅寄希望于通过“阶级竞争”来实现社会组织的改造，而且也肯定了人类精神进步的巨大作用。
中国社会改造任务呈现出层次性和阶段性，这样的认识使他保持了策略上的灵活性、理论上的开放性，也使他对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造中所担负的角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他强调指出：“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
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而李大钊恰恰是根据中国的特殊环境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
他并没有恩格斯晚年所批评的把经济因素当做历史进程中唯一决定性因素的机械论的倾向，虽然在理论上，李大钊并没有达到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发展“合力论”思想的高度去认识问题，但在实践中、在心态上，李大钊却与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