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进行长冈乡调查和才奚乡调查的
谢谢 以史为鉴 学习用
朋友：身体力行，自己亲手调查，没有找秘书协助，认真写调查总结。
爱国卫生手抄报内容
爱国卫生运动的目的 讲究卫生，预减少以至消灭疾病，提高健康水平快我国有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更大发展。
随着人们文化卫生素质的提高与文明卫生习惯的养成，对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必将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文明、卫生、健康、幸福的现代化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爱国运动过程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就把组织军民开展群众卫生运 爱国卫生运动动，搞好卫生防病工作，当作关系革命成败的一件大事来抓。
1933年，同志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力量。
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把开展全地区卫生运动列为施政纲领。
1941年陕甘宁边区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开展以灭蝇、灭鼠，防止鼠疫、霍乱为中心的军民卫生运动。
编辑本段运动进展1949年 1949年，贯彻预防为主卫生工作方针，继续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
1952年春，美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中，对朝鲜和我国发动了细菌战争。
在保家卫国的浪潮中，推动了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的深入发展。
人民群众把这项伟大的运动称之为“爱国卫生运动”。
党中央肯定了这 爱国卫生运动个名称并指示各级领导机构，以后统称为“今后统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在此同时，把“卫生工作与群众性卫生运动相结合”定为卫生工作的一项原则。
同志号召：“动员起来，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爱国卫生运动不仅受到全国上下的一致拥护和参与，而且受到国际上的赞誉。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显示出它的“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伟大作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爱国卫生运动的意义何在
回眸六十多年来的爱国卫生运动健康发展，关键在于贯彻预防为主方针；走爱国卫生运动与群众相结合道路；执行面向基层，深入社区的方法；按照科学原则，实事求是精神办事。
预防疾病，保障健康，既要讲究个人卫生，又要讲究公共卫生，提高个体免疫力，同时要提高群体免疫力形成人群免疫屏障，人人讲卫生，“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
具有发展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深远意义。
爱国卫生运动正是这种先进医学科学思想的体现。
卫生工作与群众相结合，政府领导，群众参与，走群众路线，是我国卫生工作的优良传统。
要广泛开展卫生教育工作，强化群众自我保健意识，培养良好卫生习惯和公共卫生道德，形成讲卫生，爱清洁的社会风尚。
爱国卫生运动，是关系到社会基层社区方方面面全体人民的大事。
讲究卫生，除害灭病，需要社会各行各业，全体百姓，人人关心，在加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大卫生观念的指导下，坚持统一领导，统筹协调，自上而下，加强管理，促进并加快爱国卫生运动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
除四害、讲卫生，提高健康水平，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发展，实质上是学科学、用科学的过程。
各种病媒虫兽的孳生与繁殖，各种疾病的发生与传播，都有其各自的规律性。
群众发动起来，科学技术一定要紧跟上，并且要走在前头。
只有严格按照规律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取得除害灭病的效果，才能保证爱国卫生运动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包括什么
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 徐勇\\\/徐增阳 根据现代化经典理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意味着城市和乡村的中心— 边缘、支配—被支配的关系。
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乡村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生存还 是毁灭，衰败或是复兴，遗弃抑或重建……任何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然面临并必须解 决这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
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正是在现代化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 社会改造和发展问题。
在古代，社会是乡土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民众主要是农民， 以农耕文明为特质的均质性社会按照自身的逻辑演绎和发展。
因此，在古代，农村、农 业和农民并没有构成社会和政治问题。
只是随着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城市和工人 等现代文明因素的出现，与传统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的农村和农民便构成了社会和政治问 题。
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其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启动的，在此 情景中，作为传统因子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便格外突出。
自本世纪以来，在西方工业文明 裹挟的大量现代因子的冲击下，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日益凸显，成为知识界和政府十分 关注并致力于解决的重大问题。
由此，本世纪关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研究便具有了明显 的“问题导向”的特性。
20世纪上半期：农村的衰败与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自19世纪60年代晚清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作为现代化“弃儿”的农村和农民一直 在衰败和危机中挣扎。
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不仅没能遏制农村衰败、克 服农村危机，反而全面激化了自晚清以来乡村社会中所凸现出的全部矛盾，酿成20世纪 上半期农村空前的社会与政治大动荡。
日益严重的农村与农民问题，引起了当时的知识 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试图寻找治病的良方，由此在三四十年代形成了本世纪中国农村 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在这次研究高潮中，国内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一种是出于救国救民的 政治需要而研究农村和农民问题，其中以和梁漱溟为代表；另一种是从学术上研 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并为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提供了思路，其中以费孝通为代表。
1.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道路”。
由于现代化造成农业和农村的衰败，引起 一批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梁漱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为“中国最 后一个儒家”，梁漱溟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浸染，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使梁漱溟洞 识到，西化道路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
自19世纪后期的自强运动以来，中 国经历了一次次社会变革，领导变革的知识分子都认为通过学习西方可以使中国富强。
但是，这些运动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造成无序和混乱，是农民群众而不是知识精 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财富和机会集中于城市，农村一步步遭受劫掠，特别是以都市文 明为载体的西方文化破坏了传统的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这一中华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
以西化为目标的现代化给农村造成苦难这一事实证明，一味仿效西方都市化、工业化文 明无济于事，中国只能复兴“以农立国”的中华文明，知识精英只有转向受西方文明浸 染较少且受西方苦难最多的乡村，才能找到中国的出路。
他认为：民族自觉的头一步， 便是觉悟到乡村，从这一步，就可以觉悟到一切，觉悟到我们原来的社会构造的特殊， 觉悟到我们自有我们的前途。
所以，乡村建设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起点和基础。
梁漱溟之所以提出“乡村建设”，而不赞成共产党的农民革命，是基于其对中国国 情的独特理解。
他从文化本位出发，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人伦关系为本位，只有职业之别 ，而没有阶级之分，因此只有建设之任务而没有革命之对象。
中国的问题虽然包含政治 经济问题，但实则是近代西方文明冲击造成的文化失调问题，其出路是改良文化而不是 制度革命，解决乡村问题进而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是通过乡村建设复兴中华文明。
乡村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依靠乡村自治，创造一种以理性和伦理为基础的新团体组织， 由此推动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全面进步。
为此，在国民党地方派的支持下，他及其同事 身体力行，先是举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有志于乡村建设的知识精英，后又直接 到山东省邹平从事社会实验。
可以说，乡村建设运动带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是以知 识精英为主体的文化改良运动。
梁漱溟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和实践有独到性，但是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
其独 到性在于：一是不同意西方道路的普适性，而强调中国的特殊性。
梁漱溟独具慧眼地看 到了以城市化、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两大弊端，即物欲横流和乡村遗 弃，认为中国不能走西方的老路，力图以文化重建复兴乡村，进而改良中国；二是强调 知识精英必须到农村去，主张知识精英与农民结合。
其局限性在于：一是过分强调中国 特殊性，从而否定现代工业文明的普适性，这必然妨碍他正确认识、分析中国和乡村的 根本问题；二是文化本位的分析方法忽视了农民贫困化的根源；三是将乡村居民等同于 农民，无法改变农村固有的社会阶级关系，无法激起下层农民的热情和向往。
梁曾为之 叹息：“工作了九年的结果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
梁漱溟希望造就乡村领导精 英推动乡村建设运动终于流于空想。
2.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探索。
作为“农民的儿子”，对现代化启动 后农村的衰败和农民的苦难有着更为真切的感受。
从青年时代起，他就致力于寻求救国 救民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使他的探索获得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根据马克思 主义经济分析方法，将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根源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 压迫。
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即不合理的地权关系。
因此，只有充分动员广大贫 苦农民改变旧的统治秩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
在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 题的认识上，形成了一些不同于马克思等人的独到思想。
其一，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大批破产农民被转化为城市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人 数最多、受压迫最深的阶级，因而，工人阶级是改造旧社会，重建新制度的阶级力量。
而在中国，现代化是在外部力量侵入下启动的，传统社会的主要社会成员——农民作为 一个阶级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所受苦难最深重，“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 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 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1]（p631）。
只有解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制度 革命才能成功，从而为现代化重建制度基础。
其二，在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看来，农民不过是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弃儿”。
即使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也估计不足，恩格斯认为：“我们的小农 ，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
”[2]（p487）在中 共创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也认为只有城市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动力。
陈独秀 等人更是以城市知识精英自居，轻视和忽视农民的历史主动性。
而通过实际调查 ，对农民的历史主动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将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作为检验是否是革 命者的标志。
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正是农民成就了多年 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
“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 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
“没有贫农，便没有革 命。
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
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3]（p21）。
之后，毛 泽东又多次强调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 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结合，才能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
由此将被 视为消极存在的农民阶级提升到革命主体的地位。
其三，西方现代化理论将人口、资本、知识、技术集中的城市作为社会历史变革的 中心，分散的乡村则处于边缘地位。
以西方国家经验为基础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认 为，革命的中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集中居住的城市。
而在看来，中国的城市 主要是政治统治的堡垒和消费中心，中国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农村是消费品的主要 生产地。
为此他提出，要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在农村造就革命力量，以取得革命的成 功。
其四，由于农民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农民是革命的动力，农村成为革命根据地 ，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土地问题。
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即不 合理的地权关系。
只有实行“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解 放农村生产力。
解决土地问题的实质是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实现其物质利益。
这正 是农民作为历史变革动力的持久源泉。
显然，它与简单地消灭私有和遏制个人利益追求 的思想和做法有显著的差别。
这反映了对农民的深刻了解和认识。
在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上，既注意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普适性，又能 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因此他创造性地探索出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并领导中国革命取 得成功。
为探索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出路，十分重视实地调查，如20年代对湖南农 民运动的考察，30年代江西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40年代主持的陕西省农村调查 等等。
这些调查不仅为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了直接依据，而且在调查方法方面也作出了重 要贡献。
与此同时，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了 研究，并批判了梁漱溟等人的观点。
主要代表人有陈翰笙、薛暮桥、千家驹、孙治方等 人，他们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中国农村》杂志上，因此又被称为“中国农村派”。
他们 认为梁漱溟等人看到了农村问题，但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因此不可能有医治问题的良 方。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实际从事社会调查，正 确认识到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提出了有效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正确思 想，从而产生了20世纪上半期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最辉煌成果，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
3.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的研究。
本世纪上半期，一些学者从学术上研究中国农 村和农民问题，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并为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提供了思路。
这一研 究由于属于纯学术研究，因此被称为学院派。
1926—1927年间，李景汉就曾指导燕京大 学的学生对京郊挂甲屯等四村160户家庭进行调查，并于1929年出版了《北平郊外之乡村 家庭》一书。
1933年李景汉又根据自己以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调查部的同仁进行的定 县调查出版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当然，在这些人中，最典型的是费孝通，其主要 著作是《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
1936年出国留学前，费孝通在家乡江苏吴江开弦 弓村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细致调查。
此后，在其导师人类学功能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 的指导下，写出了题为《中国农民的生活——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的博士论 文。
这本译成中文后改称《江村经济》的著作不仅从社会学角度深入细致地描述了中国 一个村庄的农民生活，而且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观点：以恢复中国农村企业，增加农民 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
开弦弓村是一个农业加手工业的典型社区。
费孝通通过调查注意到农村中农业、家 庭副业和乡村工业的关系。
在他看来，传统中国农村经济具有工农相辅的内涵，农业和 手工业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时间。
现代化不是凭空而来的，要在传统的底子上建设。
中国农村的发展必须注意到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 的产物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归，其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人民如何去解 决他们自己的问题。
这意味着中国的乡土重建既不能复制西方，也不能复归传统，而应 在传统力量和新的动力相互作用下依靠民众去解决。
通过一个村的深入调查和研究，费孝通准确地把握住农村的基本问题，认为“中国 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4]（p200）。
从这一意义上，费孝通赞成中国共 产党以制度革命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
但他认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平均地权 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问题，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 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恢复农村企业是最根本的措施”[4]（p202）， 即走乡村工 业化之路。
这种农村企业就是深藏于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中的“草根工业”。
回国后，费孝通与张子毅等人一起，调查了昆明滇池附近的禄村、玉村和易村，并 先后写出了《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乡土重建》等以农村社会学为主题的理论 著作。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深入解读了中国传统社会，认为中国是乡土性社会， 乡土社会的核心是“土”，人和土地的关系构成中国的特殊性。
他总的思想是，以工业 重建乡土，进而解放农民，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并最终解决中国问题。
改革开放 后的实践证明，其思想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国外力量的介入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本世纪上半期，一些外国人也开始涉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
这种研究也可分为 两类。
一类是学术性研究。
这主要是当时一些在大学任教的西方学者运用西方社会学理 论对中国乡村进行的学理研究。
最具代表性的是1920—1925年，金陵大学农科教授卜凯 对中国7省17县2866个农场进行了为期五年的详细调查。
1933 年他出版了《中国农家经 济》一书。
他通过调查发现，中国的贫困在于农场面积的零细，生产力的薄弱，总根源 是人口过剩，人口过密。
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实行人口节制。
1925 年上海沪江大学 的美国学者库尔普（ DanielKulp）带领攻读社会学的学生对广州潮州凤凰村的家族进行 了调查，并撰写了《南部中国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
另一类研究是为本国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从研究角度看，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费 正清。
费正清是个“中国通”，在中国居住过很长时间。
在《美国与中国》这部书中， 他将中国视为两个不同的社会，一个是都市，一个是乡村。
在中国乡村社会与国家的关 系中，乡绅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国家与农民的中间人，是乡村社会的实际统治者。
其研 究成果对美国政府从主要扶持中国中央政府转而关注地方实力派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外 ，早在1907年日本就在大连设立了“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其主要目的 是搜集中国的社会经济情报，从而为制订侵华政策提供依据。
在他们看来，中国社会的 主体是乡村，是农民，要真正征服中国，就必须征服农民，要征服农民，就应该了解农 民。
因此，他们将调查的重点放在对农村的调查上，其调查范围和内容也随着侵华范围 的不断扩大而扩大，涉及全国大多数省份。
主要调查方式是在全国不同地区抽样调查村 庄，包括村庄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获取了大量宝贵的资料。
据 统计，目前在日本及美国的大学里保存的满铁调查报告和文章有10514种之多。
现已出 版《中国农村惯行调查》（6卷）。
关于这些资料的学术价值，国内外学术界有争议， 有的认为这是日本为侵华的需要进行的，缺乏科学性；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虽然满铁 的调查是为日本侵略服务的，但是这些资料是值得重视的，是了解和研究20世纪上半叶 中国乡村社会的宝贵资料。
美国著名的华裔学者黄宗智先生就认为，满铁资料不失为用 现代经济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的一组数量最大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资料。
它们的 质量，甚至可能高于本世纪前半期世界任何其它小农社会的有关资料。
现在国内外有不 少学者正在利用这些资料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社会进行研究，有的成果在国内外已 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如当前国际上影响很大的杜赞奇的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 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就是利用满铁在华北调查的几个村的资料写作的，朱德新也利 用满铁在山东和河南的资料分析保甲制度，出版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 制度研究》（1994），曹幸穗撰写的《旧中国东南农家经济研究》也是在满铁对江苏调 查的基础上撰写的。
总之，满铁的调查资料是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的研究20世纪上半叶 中国乡村的很有价值的资料。
50—70年代：国内研究的停滞与国外研究的进展 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
由于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 在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之后，迅速转入农村集体化。
从此一直到70年代末，对中国农村 和农民问题认识的主线是围绕农业集体化展开的，并由此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重大分歧和 争论。
土地改革后的农业集体化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增加生产，解决日益增多的人口吃 饭问题；二是为工业化提供积累；三是实现大体均等，避免两极分化。
集体化对中国来 说的确是一场革命。
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都是以户为单位，既不同于西方 的个人本位，也不同于苏联有村社集体共同生产的传统。
但是，受苏联模式影响，我们 对集体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认为集体不仅是生产资料的集合，而且是劳动的集合，以致 集体的规模愈来愈大，由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一直到人民公社。
由此就 脱离了中国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以户为单位生产的国情和传统。
先是1955年左右出现 了所谓“生产力暴动”，农民以破坏生产工具等消极方式反抗急剧加快的农业集体化。
但这种反抗是无力的，因为农民的土地是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取得国家政权后分给农民 的，加上相当多数的农民对党的号召寄予厚望，有要求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所以，集体 化进程总的来说比较顺利，生产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特别是通过人民公社这种集中 劳动和集体分配的方式，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近7千亿元的资金，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 程， 做到了大体均等。
但是，人民公社一成立，就面临着致命的弱点，即无法解决劳动管理和生产动力问 题。
在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下，受“不劳动不得食”的铁的规律支配，人们自觉 劳动。
进入集体以后，许多人共同劳动，劳动态度和贡献有所差别，但这种差别却难以 通过报酬体现出来。
由于报酬的平均化和科层制管理，势必出现集体性偷懒和少数人占 便宜现象，从而影响生产的持续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 邓子恢率先提出 “集体劳动必须包工包产” 的责任制主张，1957年浙江省永嘉县兴起 “包产到户”。
由于反右，这一试验受到激烈批判而中止，直到1959—1961年，全国非 正常死亡人口达3千万， 才引起我们党对农村政策的深刻反思和高度重视。
为此出现两 种不同的思路。
一是包产到户的探索。
由于粮食生产和供应的日益紧张，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 并得到刘少奇、陈云、、邓子恢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
二是坚持人民公社体制。
起初支持包产到户，是将其作为权宜之计。
他的基 本思路是坚持人民公社体制。
认为人民公社的主要问题是一平二调，核算单位太大。
主 张通过调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 解决劳动和报酬脱节的问题。
随着党内愈来愈多的人赞成和支持包产到户，特别是毛泽 东的秘书田家英由过去坚决反对到支持包产到户，引起的高度重视，认为这与人 民公社体现的平等理想背道而驰。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可以大体平均；包产到户一小二 私，会出现两极分化。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将包产到户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 道路斗争的高度，不仅激烈批判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 路线，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
由于这一时期农村和农民问题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除了农民革命和农 民战争的主题外，到1979年前，在中国境内有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基本停顿下 来。
与国内研究的基本停滞相比，在这30年中，国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倒是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 ）旅美华人杨庆kūn＠③根据自己50年 代初在广州郊区鹭江村的调查写成的《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1959）。
（2 ）威廉·韩丁根据他对人民公社时期陕西长弓村的再度调查，出版了《身翻：一个 中国农村的继续革命》（1983）。
（3）1975—1978年， 美国汉学家陈佩华（Anti Cha n）、Jonahan Unger和Richard Madsen 对广东陈村的研究。
他们三人对26位流入香港 的陈村知青和村民进行了223次深入访谈， 撰写了《陈村：时代一个中国农民社 区的现代史》（ 1984 ），Madsen 还利用这次访谈的资料撰写了《一个中国村落的道 德和权力》（1984）。
这两本书对陈村的社会权力结构和干部权力的道德基础等进行了 深入的分析。
此外，由于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对中国大陆乡村的实证研究受到很大限制，一些西方 学者如裴达礼、王斯福、马丁和帕斯特奈克等人，便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台湾和香港地 区，对这些地区的乡村进行实证研究。
1964年和1969年帕斯特奈克（Burton Pasternak ）对台湾南部两个社区进行了调查，并于1972年出版了《两个中国村庄的血缘和社区》 。
英国人类学家华德（Ward）在对一个香港渔村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出版了《多样化的 意识模式》。
80年代以来：农村的改革开放和第二次研究高潮的出现 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得以恢复和发展，并形成了本世纪第二次高 潮。
这次高潮的出现是有其深刻背景的。
首先，1978年开始发动的农村改革，揭开了中 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帷幕。
20年来，我国农村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和农民的精神 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包产到户，到乡镇企业，再到村民自治，新事物新现象 层出不穷。
同时，此前在农村中掩蔽和积累的各种问题、矛盾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也逐 步显露，甚至激化，这些都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为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创造了宽松的意识 形态环境；其三，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大量引入，为研究提供了可资 借鉴的广阔理论资源。
在此情景下，在学术界和政府政策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农村 和农民问题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形成了本世纪第二次高潮。
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学术兴奋点，这次高潮大致可以分为有机衔接的三个波浪段： 1.80年代早中期主要是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的农村经济研究。
这一时期研究的 主题多与1979年开始推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关，许多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或积极 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与呼，或是调查论证改革开放给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各 种变化，其论证政策合理性的色彩较多。
2.8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和人口流动及其所引起 的社会变革而进行的农村社会研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解决了生产动力问题 ，使生产得以迅速发展，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粮食紧张问题。
但是，随后而来的 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日益突出。
数亿农民堆积在有限的土地上，这种“过密化”使 我国农村依旧没能摆脱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状态。
可贵的是改革开放后 农民身上迸发出来的巨大创造力和想象力并没有就此打住，农村剩余劳动力以“离土不 离乡”的乡镇企业和“离土又离乡”所形成的席卷全国的“民工潮”形式，开始了中国 农民反“过密化”的历史进程，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两大热点。
其中关于农民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当前农村人口流动的基本状况和总体特征， 如袁亚愚的《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条件和原因，如黄平的《 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农村人口流动的组织化问题，如 王春光的《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如 杜鹰等的《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农村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如 辜胜阻等的《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
尽管关于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成果汗牛充 栋，然而从学术分科来看，已有的努力基本是由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学者所作的， 而这与农村人口流动之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全方面的影响是不相称 的。
3.90年代开始围绕村民自治兴起的农村政治体制研究。
村民自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 革中一个较深入的领域。
村民自治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授权方式，由自上而下授权变 为自下而上授权，体现了现代法治和民主精神。
村民自治推行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后 农村经济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农民成为利益主体。
干部由人民公社时期的给农民转为向 农民要，因此，干部必须重建合法性权威，即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向群众负责；二是 在集体经济背景下，基层干部掌握着一定资源，由于意识形态控制力的松驰，干部可能 利用政府和集体名义搭便车，从而造成干部与群众、国家与农民关系紧张化。
为此，国 家实行村民自治，运用民主方式重建国家权威，并通过民主所动员的民间力量监督基层 干部。
这样，在农村基层，国家的体制性权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与我党思想路线的关系
兴国县位于江西省中南部，赣州市北部，邻近闽、粤和港澳等地区。
中国第二大动脉京九铁路贯穿全县，并设有三级货运站，公路通车里程1700余公里，“319”国道穿县境东西与“105”“323”国道、正在兴建的“昆厦”高速公路相连接，兴赣（州）、兴宁（都）、兴永（丰）、兴（万）安公路相互沟通，连接赣州、吉安的空运和万安的水运，运输条件十分便利。
历史沿革 兴国，历史悠久。
建县始于三国，吴嘉禾五年（公元236年）改称平固县，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以年号“太平兴国”为县名至今已逾千年。
兴国，人杰地灵。
古有唐中书令钟绍京，宋理学诗文家李潜、李卿、李仆父子兄弟七进士，明史学家吕复，钦天监灵台博士廖均卿，清雍正重臣礼部侍郎王思轼等皆以才学显赫于世。
近代、当代人才更是群星辉映，誉为“江西三杰”之一的革命家袁玉冰、肖华、陈奇涵等54位共和国将军，还有美国决策科学会议主席、泛美大学教授李电白博士，美国加州州立科技综合大学终身教授范新亚以及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姚名达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兴国，是著名的苏区模范县。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部分在兴国工作和战斗过，是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战场。
同志在兴国做过《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办过“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陈毅元帅曾兼任过中共兴国中心县委书记；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也都曾先后在兴国从事过革命活动，在兴国先后创办了中央兵工厂、中央造币厂,中央红军总医院等。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参加长征的12个主力师有7个师是从兴国出发的，其中“少共国际师”、“工人师”、“模范师”三个师均是兴国子弟。
苏区时期，全县23万人，参军参战的就达8万多人，占青壮年的80%，为国捐躯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23179名，居全国各县烈士之首，占全国烈士总数的六十分之一，全省烈士的十分之一，赣南烈士的五分之一。
其中仅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就达12038名，几乎每一公里就有一名兴国籍将士倒下。
苏区时期，兴国被誉为“模范县”，同志称兴国人民创造了“第一等工作”。
兴国是全国知名的将军县，全县共有长征老干部500余人，省军级以上干部106人，地师级干部147人，开国将军54名，在全国的1614名将军中，如若按将军们原籍所在的省份排列，前10位者如下：江西，325名，占总数的20.1％；湖北，234名，占总数的14.5％；湖南，199名，占总数12.3％；安徽，128名，占总数7.9％；河南，106名，占总数6.6％；四川，95名，占总数5.9％；山东，87名，占总数5.4％；福建，83名，占总数5.1％；河北，79名，占总数4.9％；陕西，63名，占总数3.9％；江西是全国将军最都的省，而兴国又是江西将军最多的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