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章太炎先生二三事的读后感200子字
关于太炎先三事 作者：鲁迅 前一些时，上海的官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不满百人，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
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
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
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
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
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
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
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 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螭鬽羞争焰，文章总断魂。
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
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
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
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为巨大的记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
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但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镳。
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诗两首，亦不见于《诗录》中。
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
近阅日报，有保护版权的广告，有三续丛书的记事，可见又将有遗著出版了，但补入先前战斗的文章与否，却无从知道。
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
然而此时此际，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罢，呜呼
(十月九日。
) 一九三六年
《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读后感
[《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读后感] 杨天石先生通过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有蒋介石日记以及其他历史资料，写成了本书，用精确、科学的史料，佐证了许多关于蒋介石以及民国、国共、抗战等历史时期的重要事件，《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读后感。
杨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准确无偏的历史观点，让我们敬佩不已
正如台湾学者吕芳上先生所言，有一种走下神坛、走出牢笼，拨开云雾之感。
一、关于蒋介石的日记。
蒋生于1887年，逝世于1975年4月5日清明节，活了88岁。
蒋记日记，始于1915年，28岁时。
止于1972年8月，85岁时（这一年蒋手肌萎缩，不能执笔）。
期间的57年，有4年的日记遗失，即1915（现存有13天的）、1916、1917三年的日记，遗失于福建永泰战役。
1924年的日记可能遗失于黄埔军校。
57年记日记的历史，现在保存着53年的，共63册。
在中国以至世界政治人物中，有这么长的日记存世，大概也绝无仅有。
二、关于刺杀陶成章的事。
1912年1月14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刺。
蒋在1908年的《事略》中表示出“陶之为人，不易共事”，“甚鄙陶之为人，以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
”有资料认为，徐锡麟的死，也与陶“相逼”有关。
因此，表明，陶为人的性格比较“多疑”。
1907年，陶参与发起倒孙的风波。
1909年陶南洋募捐未获得满意结果，再次倒孙。
同年7月26日，陈其美、陶成章等人在沈缦云家开会，讨论合作问题，再次发生争执，陈其美一怒之下竟掏出手枪。
几天之后，陶离沪。
11月，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为都督。
陶回来后，继续鼓吹与同盟会分家。
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后，马君武12月20日在《民立报》上著文，称“中国人才非孙君莫能解决”。
而1912年元月孙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陶再次将孙推到“大骗子”和“大贪污犯”的被告席上。
当时陶与陈其美的主要分歧是：一陶成章拒绝陈其美“协饷”的要求，陈是上海都督，在上海办中华银行，向浙江都督汤寿潜要求“协饷”25万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
陶当时是浙江军政府的总参议，汤寿潜向陶征求意见时，陶表示“缓商”，汤于是复电拒绝。
后来，陈当面质问汤，汤说陶“不允”。
于是陈再次记恨于陶。
二是陶对陈在上海都督任上的作为不满。
认为“声名恶劣”。
三是陶成章在上海练兵，号召旧部，练义勇三营。
这一举动，引起了陈的警惕，认为其锋是指向自己的。
另外，南京政府成立后，汤寿潜任交通总长，空出的浙江都督一职，建议由陈其美、章太炎、陶成章三人择一人以代，当时拥陶的呼声很大。
陈其美虽然不愿意丢掉上海去浙江，但对于陶出任浙江都督也相当不安。
当时上海已经谣传陈其美要刺杀陶成章。
陶后避居于客利旅馆、江西路光复会机关，汇中旅馆、广慈医院等处。
陶于1月7日在《民立报》发表通告，称“请勿以仆一人名义号召四方，是所至祷
”说明自己不会组织力量对其他人构成什么威胁。
1月11日再次发表称“公电以推浙督见推，仆自维辁才，恐负重任。
如汤公难留，则继之者非蒋军统（即蒋尊簋）莫属，请合力劝驾，以维大局。
”陶以举仍为明哲保身。
但是，陶的“旧部”不能理解他的苦衷，沈荣卿等人以“全体党员”名义，致电各报以陶“荣等已号召旧部，听先生指挥，先生为大局计，万祈早日回浙，筹备一切，若不谅荣等之苦衷，一再退让，将来糜烂之局不可逆料”。
这电报与陶的原意相悖，不啻成为陶成章的催命符。
1月12日陈其美请吕公望转告陶“再勿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
陶骏保是镇军军官，1912年12月13日被陈其美枪毙。
这时，沈等又坚持要陶出任浙江都督，号召旧部，听陶指挥，自然使陈其美感觉事不宜迟。
蒋在《事略》中说：“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以减少反对党之攻击本党与英士也。
”这里，蒋实际上承认了“除陶”是陈指使的了。
另，刺陶的另一凶手王祝卿逃到浙江嘉兴，被当地光复会员雇人杀死。
蒋在1943年7月26日日记里还说“余之诛陶，乃出于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的表述。
说明杀陶之事，确系蒋所为
三、关于蒋介石的思想从“左”到“右”的变化。
从蒋读书的变化可以感受到蒋的思想的变化：蒋在1919年到1926年，是喜欢看《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的，包括《新潮》等。
从日记里，蒋看过《经济学原论》、《国民经济原论》、《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经济学说《学说概要》等。
对马克思的书，他“不能十分了解，甚叹马克思学说之深奥也。
”1923年还看《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列宁丛书》。
后来，蒋读到《泰戈尔传》后，写日记：“太（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之基点，又以爱与快乐为宇宙活动之意义。
列宁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之手段。
一以唯心，一以唯物。
以哲学言，吾重精神也。
”这段日记，在“爱与快乐”和“权力与斗争”的人生观中，蒋选择了“爱与快乐”，选择了唯心主义，也是他后来走向基督教，拒绝马克思主义的起点。
蒋在最初，也是类似于愤青，对国家有一腔热血，对英美帝国主义和奸商等有着强烈的愤恨，也有许多用激烈的日记，对共产党没有排斥。
但是到了后期，特别是代表孙中访问苏联回来和北伐过程中，蒋慢慢感觉共产党的做法与自己的思想相左很大。
最后发展到蒋完全排斥了共产主义。
蒋在1931年4月15日的日记里写到：“共产主义实为一宗教，亦可谓之马克思教，以其含有世界性无国界者也。
耶稣教亦不讲国界，完全以世界为主。
盖凡称宗教者必带有世界性，而且皆排挤他教与其他主义，而以唯我独尊也。
其目的则皆在救人，然而其性质则大有区别。
马克思以物质为主，是形而下之哲学，并以恨人为其思想出发点。
其所谓救人者，单以工人一阶级为主。
其于后世之今日，则一般共党徒越趋越下，而以卑劣仇杀为其本分，是其单欲挟工人阶级利已主义，以物质诱人深入罪恶也。
基督教以博爱救世为主义，今日共产党之唯一大敌，且其以精神感化世人自新，故今日反对共产党者以联合基督教共同进行。
”这段话，让人耳目一新，虽然旧语，实当新风。
1921年开始，蒋开始读《曾文正公全集》，有“旧友重逢”之感，1922年他读《抚鄂书牍》后，决定“日尽一卷”。
比较起来，蒋读新书，常常是食而不化；读旧书则如鱼得水。
常常以旧书作为自己立身处世、接人待物的原则。
从1926年以后，蒋基本上放弃了新书，专读旧书了，比如：王船山、顾亭林、程朱、《资治通鉴》、张居正、王安石、曾子、管子等等，读后感《《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读后感》。
四、蒋介石的自我修养。
儒家认为：修身养性是一终生的大事。
蒋介石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养成许多坏毛病，如“狭邪自娱，沉迷久之”、“荒淫无度，办理无状”、“少年师友不良，德业不讲”（均蒋日记里记载）等等。
为了克服这些坏毛病，从日记上了解，蒋介石从1919年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阅读道学著作，加强自己的修养。
1919年的日记里：“今日有研究性理书，思愤发改过，以自振拔之机，甚矣不求放心也久矣。
”这年开始，他给自己定的座右铭是：“静敬澹一”，8月增改为“精浑澹定，敬庶俭勤”八字。
蒋学宋明道学家的“功过格”：做好了事，有好念头，画一红圈；做了坏事，有了坏念头，画黑圈。
1920年1月1日，蒋决定从当日起，到第二年4月15日止，除按日记记事外，也搞了一个功过格，列出16种“过失”：暴戾、急躁、夸妄、顽劣、轻浮、侈夸、贪妒、吝啬、淫荒、郁愤、仇恨、机诈、迷惑、客气、卖智、好阔等。
（别的功失我都理解，把这“客气、卖智、好阔、郁愤、机诈”作为过失，是第一次听说。
其中，“客气”的含义可能与我们不同；那卖智，我理解应该就是喜欢显摆、逞能吧，我也认为这不是一个好毛病，但从来也没有认为是一个坏毛病；另好阔和郁愤都原来都认为是一种不良情绪，现在成为一种过失，也比较新鲜；机诈，这一条，对当今的中国人特别需要重视，现在的中国人往往还给孩子教机诈呢，大人机诈成风，不诈被人看不起。
看来，是社会的退步。
）1923年，他抄录的道家语“修已以严，待人以诚，处事以公，学道以专，应战以一”。
同年7月16日的日记写到：“为人所嫌弃者乃在戏语太多，为人所妒忌者，乃在骄气太甚，而其病根皆起于轻浮二字，”因此，要求从今后起要“谨然自持，谦和接物”。
他表示：“宁为人笑我道学，而不愿人目我为狂且也。
”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
我也曾经在“诚恳做人（经常被误解、吃亏）”与“适应潮流（就是学一些机灵之术，经常与同事走动走动，经常到领导那里汇报汇报工作，与人相处时嘻嘻哈哈、拍拍打打，热热闹闹，适应社会大家的需要，与大家打成一片）”之间，苦恼、彷徨、犹豫过，也与同学、朋友探讨过，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改变自己，放弃自己原来的做人原则，顺应社会需要，学会一些社会流行的技巧。
最后还是决定“宁可让人认为太老实、无用，也不要学那些自己不熟悉的机巧之术，让人感觉圆滑。
”在这方面的感觉与老蒋有共同之处。
五、蒋胡闪击延安计划。
共产国际，也称为第三国际，名义上是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由列宁倡导，成立于1919年3月2日，总部在莫斯科。
凡参加的各国共产党均为其支部。
中国共产党也是其支部成员单位。
但是实际上，是由苏联共产党控制。
1943年5月22日在苏联《真理报》上宣布解散，共存在了24年。
蒋介石得到这个消息后，认为“第三国际正式宣布解散以后，无论内容真假如何，但是共产主义，尤其是苏俄共其主义上之精神及其信用必根本动摇，乃至完全丧失。
此乃中国民心与内政之一大事。
岂啻世界思想之一大转变而已。
故以后对于国内共产主义之方针与计划，应重加研讨，是乃对内政策之重要时机。
”蒋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是解决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机会。
5月25日（老蒋也够快的
）召开会议，讨论对内对外形势。
期间，蒋已经命令胡宗南悄悄准备一项“闪击边区”的军事计划。
6月17日，蒋致电胡，询问“对于边区之准备现至如何程度”。
胡已经秘密调动部队着手开始准备。
可惜，7月3日，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把这一计划密报了延安方面。
7月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同时致电蒋“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
7月10日，蒋命令胡停止计划。
7月12日毛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质问国民党》。
看来，闪击延安，确有其事
六、蒋纬国的身世之谜。
按照杨先生的书中观点：蒋纬国并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而是戴季陶与日本护士重松金子所生，时间为1916年10月6日。
因戴惧内，事先和蒋说好，由蒋出面认子。
（可见蒋的确是一个挺仗义的人，否则这种忙都帮呀
）蒋纬国出生后，由日本人山田纯三郎带到上海，交给蒋。
蒋当时交给夫人姚冶诚抚养，取名纬国。
蒋纬国身世：送给姚冶诚后，1920年随姚回溪口，1922年居奉化，10岁时到上海，入万竹小学学习。
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姚带纬国迁居苏州。
1928年纬国考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学习，1934年18岁毕业，进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物理系，又进文学院，学政治、经济、社会等课程。
1936年奉蒋介石之命，赴德国研习军事。
期间，纬国本来应该与宋美龄见面了，但一直并未见面。
纬国到德国后，入德国山地兵团及慕尼黑军校学习，被授予陆军少尉衔。
欧战前，奉命赴美参加陆军航空战训班。
1940年由美返回中国，途经香港，正好当时宋在香港养病，自然要去拜见，这是纬国与宋的第一次见面。
为此，蒋介石还专门派经国充当两人的“中介”。
据纬国回忆：“当时见面非常自然而且亲切。
”纬国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后来，他在重庆时，在宋的书房里看书时，发现了《InsideAsia》一书中影射自己是戴季陶所生。
蒋纬国为此询问过戴季陶。
戴拿出了一张蒋介石的12寸相片以及一面镜子，对着纬国坐下来，把镜子放在中间，自己头搁在一边，蒋介石的照片搁在另一边。
问纬国：“你是像这边的，还是像那边的
”当纬国回答还是像蒋介石“多了些”时，戴季陶笑着说：“那不就结了吗
”可见，当时宋美龄也搞不清楚纬国的真正身世。
有可能，蒋到死也未将纬国的真正身世告诉过宋，也没有告诉过纬国。
后面还有一种说法：蒋介石同时也与重松金子相好，蒋纬国是蒋介石与重松金子所生。
（抗战期间，戴季陶在重庆一次演讲中曾公开这样宣布过）。
在纪云所写的《戴季陶解蒋纬国身世之谜》一文中，戴季陶1943年11月12日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的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曾忏悔：“（我加一段：应该是“二次革命”失败后，蒋、戴等跑到日本）到了东京离开中山先生的监护，我和校长（指蒋介石）共居一室，雇一日本下女服侍生活。
那日本下女供奉得我们非常体贴，于是我们两个青年人竟然遏制不住自己，就和她同居了。
我因为过去在沪长期纵欲，已经染上恶疾，丧失了生育能力，所以翌年下女生一男孩，就是校长的二公子纬国。
我看到校长连得经国、纬国，而我犹是伯道无儿，常自恨自悲。
几十年来，每想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痛恨自身青年时期的荒唐。
”纪云当时担任会议纪录，会后把这记录曾发在内部刊物《南泉新闻》上。
事隔多年，作者的回忆有若干的混乱、谬误之处，如：戴并非没有生育能力，另有一子名安国，不会有无后之“叹”等等。
但是由于纬国身世的长期不明，给人们以很大的想象空间。
〔《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鲁迅尊师逸事读后感
文学大师鲁迅先生非常注重尊师重教。
鲁迅小时候在三味书屋师从寿镜吾先生时，每年春节前，都用“大红八行笺”工整小楷给寿镜吾先生写拜年信。
以“镜吾夫子大人函丈，敬禀”为开头，以“敬请福安”为结尾，下具“受业周树人顿首百拜”之类的话。
后来，鲁迅到外求学，放假回绍兴时，都去看望寿先生。
在日本留学期间，经常写信向寿先生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
1912年鲁迅进京工作后，仍与寿先生保持书信联系；1915年底寿夫人病逝，鲁迅又送挽帐致哀。
可以说，鲁迅对这位启蒙老师，终生尊重有加。
在日本留学期间，藤野严九郎是鲁迅颇为尊重的日籍教师。
这在《藤野先生》一文里有详细的记述。
1935年，日本友人增田涉翻译的《鲁迅选集》要定稿时，鲁迅回信说:“一切随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一文选录进去。
”可见，他对此文的重视和对藤野先生的尊重。
鲁迅对章太炎先生也是执弟子礼甚恭。
1936年6月，太炎先生逝世后，鲁迅抱着病重之躯，写下了著名的《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客观评价了章太炎对社会进步做过的贡献:“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这是鲁迅对太炎先生的公允评价。
此外，1934年鲁迅应曹靖华之邀，为其父曹植甫写过一篇“教泽碑文”，文中表现了他对一位普通乡村教师的称赞:“长怀大愿”，“立行贞明”，“专心一志，启迪后进”，“历久不渝，惠流遐迩”；而且“开拓新流，恢弘文术，诲人不倦，惟精惟一”；虽身居穷乡僻壤，但能关心国家大事与世界潮流，因而深受学生敬爱与乡亲父老们的尊重。
当曹植甫收到碑文后说:“是篇好文章，鲁迅真不愧为当代文豪，对教育也颇有真知灼见。
他懂得教育，体贴老师……” 鲁迅不仅是一位文学大师，他本人也是一位深受学生尊敬的老师，他的尊师重教与他伟大的思想一样流芳百世，永照后人
桑兵《读书法》读后感
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 一、不懂才要学 编辑《读书法》，是想为大学本科以上程度和一般有志于人文学科的爱好者提供一本方便的参考书，以便寻得门径，可以循序渐进地读懂浩如烟海的古今中外书籍。
诸如此类有利于新进学习寻找进入堂奥之道的门径书，共计划编辑4种，已经出版了《近代中国学术思想》、《近代中国学术批评》、《国学的历史》等3种。
就今日的普遍程度而言，这类浅显的入门书或许已经有些深难，因而对于以上层级或许也不无参考价值，因为不读书或读不懂书显然已经不是初学者才面临的困惑，只要程度适合，有所裨益，好读书者都不妨翻看。
与之相应，还有《程师》一种，尚待编辑。
只是对象有所不同。
《读书法》试图向特定读者群提示与读书有关的下列各点：一是历代读书之法；二是读历代书之法；三是一般读书之法；四是读书与治学。
这几点虽然可以分开来讲，其实基本是一回事，而且只有明白为什么是一回事，并当成一回事来做，才能真正懂得读书之道。
编辑本书的初衷当然是为后学新进提供一本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的入门书，但绝不是时下流行的可消费式精神快餐，也绝不如当年胡适提倡整理国故时所宣称的一般中学生也能够参与其事。
一味迎合青年娱乐大众的文化商品，在流行与赚钱之余，难免误导和愚弄的无穷流弊，自身也往往陷入趋时即容易过时的尴尬。
中国文化虽然一脉相承，未曾中绝，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迁，深浅的标准也不断发生变化。
远的不论，晚清编辑的一些中学教科书，民国时期就升格为大学参考书。
而当年胡适等人鼓吹白话文之际所举为力证的宋元明清通俗易懂的白话小说，今日大学文史专业的本科生已经视同难以卒读的文言文。
后来严耕望特意为穷学生撰写的治史小书，如今不仅开本放大，内容也不是青年学生容易领会的，甚至不少青年教师也觉得有些费解。
所谓入门，含义有几层。
其一，虽然只是入门，仍然不要抱着一看就懂的幻想，有志趣者必须通过认真学习和仔细揣摩才能有所领悟，充斥书肆坊间的那种貌似一看就会的文字和自诩不学而能的办法，大都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江湖骗术。
正如学习各种程式化的技艺，除了少数天赋异禀者与生俱来的一往情深，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长时间不断重复的基础性练习可能相当枯燥乏味，却是培养兴趣逐渐变成内行不可或缺的必由之路。
中国传统饱受后人诟病的记诵式学习，道理相同。
梁启超所鼓吹的“学问之趣味”，也只能由此而滋生。
其二，入门阶段，必须取法正确，若是行差踏错，走岔了路入偏了门，再努力也是缘木求鱼，甚至南辕北辙，以致终生横逸斜出，参野狐禅。
时下学界乱象横生，良材被雕为朽木的情况屡见不鲜。
无知者无畏，越是乱来则越是敢于一往无前。
一般情况下，读书得法，常常伴随由涩而顺的渐进过程。
其三，入门不过起始，进得门来，可以望见那些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已是井然有序，但是要想进一步深入堂奥，还须放眼读书。
取法得当，读书越多，读懂的可能性越大，读书的能力越强。
如果没有高远志向，有书不读，办法再好也是无用的。
其四，探寻门径不是专讲方法，如钱穆所说，方法是为读过书的人讲的，对没有读过书的人讲方法，有害无益。
因此，博览群书与揣摩读书之法必须相辅相成，读书不富而欲深谙读书之道，绝无可能。
恰如要学会游泳不能只在岸上练习、懂得吃饭的方法而不吃则永远不饱一样，读懂书的妙诀便是大量读书。
只有多读书，才有可能领悟读书法的奥妙。
本书虽然是为后学新进而编，却不适合浅尝辄止之辈，娱乐游戏之众以及钻营取巧之徒，而是面向有志于学之士。
雅俗共赏不过是客观效果，如果刻意追求，很可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流行一时与垂范长久实在不易兼得。
那些连《红楼梦》也读不下去且无意读下去的受众未必愿意读，而饱学之士则不必读。
若一味以生意眼取舍，旨在向广大微阅读人士提供消费快餐，以为读书法应该一看就懂，看了读书法就可以读懂所有书，未免自欺欺人。
诸如此类的娱乐游戏乃至江湖骗术早已充斥坊间，若以一般受众现时的阅读能力为准，而不是着眼于提升其阅读能力，要想读懂历代书乃至一切书无异于痴人说梦。
如此，则编辑本书的意义就荡然无存。
二、读书与读教科书 关于读书，宋以来专论不少，清代以及民国时期论述尤多，前人已经编辑过若干种专书，内容各异，取法不一，主观目的与基本取材则不无相似。
之所以还要再编一种，一方面是因为从前的选本尚有未能尽意之处；另一方面，则是鉴于读书已成普遍难题的现状，希望借此提示一些读书门道，留住一些读书种子。
当今社会，节奏加快，信息爆炸，令人无暇读书，除了通过各种形式获取资讯外，只能浏览快餐式的书刊。
不仅如此，连习称的上学读书，也早就变了味道。
从小学到大学，所谓读书，其实主要是读教科书，很少有机会真正读书。
不仅如此，即便进入研究乃至教书阶段，如今通行的做法大概也不大读书。
虽然每日少不了或主要是与书打交道，只能说是翻书寻找自己需要的材料，并非读书。
作者的立意，全书的主旨，似乎与己无关。
如此看来，读书已成一项奢侈之事，许多人一生当中读书的机会甚少，真正通读过的书自然为数不多。
既然读书不多，如何才能读懂，便成为问题。
在力求读懂之前，首先应当明白，上学读书，就是要逐渐读懂那些读不懂的书，并且内化为自己的知识。
如果一味只看那些一看就懂的书，获取感官愉悦，而美其名曰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则无论读多少书，也是低水平的重复，至多增加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很难有知识水平的进步提高。
上大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努力读懂自己原来读不懂的书，使得读懂的书越来越多，读不懂的越来越少。
检验上大学收效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原来读不懂的书读懂了多少，还剩下多少。
以此为准，分为各个学期学年，可以验看提高进步的程度幅度，总体考察，则读懂的书越多，读不懂的书越少，成效越大。
如果毕业之际与入学之时读懂书的能力相差无几，则有虚度光阴之嫌。
上大学的学习方式与中小学有所不同，初学发蒙，是从全然无知到逐渐有知，灌输式的教学必不可少，待到由背诵记忆积累起一定的知识，便具备相应的自学能力，可以通过各种形式主动延伸学习和扩展知识。
大学阶段则应转变方式，以自学读书为主，听授为辅。
大学老师的作用，首先是明道，即探求指示学问整体与分支的渊源脉络，其次则解惑，照本宣科式的授业只不过是初级形式。
若学生不读书，不问学，教师便只能盲目施教。
而一视同仁的讲授无论多么认真规范，其实是最简单省事的办法，起不到因材施教的作用。
由于高考以中学教育的内容为据而不以大学教育的需求为准，以致太阿倒持。
如今大学本科阶段的教学，已经相当程度地高中化，不仅以课堂听授为主，而且从形式到内容都是高中阶段的延续翻版，学生学习的时间被大量规范化的课堂讲授填满，以至于很少有时间进图书馆系统读书。
当然，学生即使有时间也不读书的情形同样相当普遍，许多人在应付课程、交游、上网、闲聊等之后，如果还有余暇，才随意翻书，而且由于心浮气躁，只看那些容易看懂的书，看不懂的便束之高阁。
类似情形在海峡对岸也同样存在，据媒体调查，彼处大学生每天读书的时间平均不到一小时。
也就是说，即使对于专门读书的大学生，读书也成为一项业余活动。
不从被动转为主动，大学学习的效果自然不佳，学生掌握的知识以及与之相应的能力很难得到切实提升。
近年来学生普遍反映大学阶段没有学到东西，原因至为复杂，家长和社会对于大学期望值的错位、大学理念的流失、教师资质的下降等之外，就学生自身而言，最应该反躬自省的就是是否实现自觉转型，主动学习。
被抱进大学的一代要做到这一层，实属不易。
大学阶段，要推动学生改变被动学习的习惯，由耳学而眼学，主动进图书馆博览群书的环节至为关键。
尝戏言大学里唯一增值的就是图书馆，其余包括所谓高科技在内，都是高投入、高消耗。
尽管图书馆的书籍也有一些时过境迁即无甚价值，但有相当部分的图书随着光阴的流逝反而不断增值。
珍本原版典籍产生的视觉冲击效果，很难为其他形式所取代。
由于资源稀缺，不仅价格高昂，后设的大学图书馆财力再充足，收藏也极为有限。
当然，藏书家与学问家对于书的需求有所分别，有心向学者偏重于后者。
时下学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会找书（包括进图书馆和利用网络），也不喜欢看书，而不是无书可看或看不到书。
尤其是随着网络资源日益丰富，坐拥书城已是普遍状况，无书可读的情形一去不复返，而上学不读书的现象却依然是到处的共相。
章太炎曾经预言大学不出学问，原因之一，正是鉴于大学只听授而不读书的教学方式。
因而认真读书，正是防止其不幸言中的可行之道。
胡怀琛论及1920年代学界的风气，有如下评议：“今之学者不求所以自立，徒为虚憍之气所乘，以盗窃为能事，以标榜为名事，不仅文话白话然也，一切学问，莫不如是。
于是不知算学而言罗素，不知生物而言杜里舒，不知经史而言崔东壁，不知小学而言高邮王氏父子，无闭门读书之人，只有登坛演讲之人，无执卷问业之人，只有随众听讲之人。
演讲与听讲，非不可行之事。
然必演讲者对于所讲之学问，有彻底之了解，听讲者对于所讲之学问，有相当之根基。
今演讲者自知学问之未了解也，于是好为新奇之说，以博听者之感情；而听讲者不仅无相当之根基，并无听讲之诚意。
……真正为学问之宣传而演讲，与为学问之研究而听讲者，可谓决无其人。
至其比较稍善者，亦不能有具体之研究，而求治学之条理，或抽其一二枝枝节节为之。
此等治学者，一中于欲速之心，二中于好奇之念，盖具体的研究，非穷年累月不为功，且无新奇可喜之说，足以动人闻听。
今摭拾一二事，彼此钩稽，甚且穿凿附会，为之者计日可成，听之者诧为未经人道，于是治学者遂有二途：一曰求中国隐僻之书，以比附西方最新之说；一曰求单文孤证，以推翻前人久定之案。
尤以翻案之学说，风行一时。
”[1] 时间过去90年，所描述的情形即使不能说变本加厉，至少不见显著改善。
那些抱怨在大学期间没有学到东西的学子，不妨自我反省，而大学和教育行政部门也应当作出调整。
近年来呼吁改革高考制度的呼声不断，正如清季停罢科举一样，在欧洲成为文官考试楷模的科举制本身未必非废止不可，今日高考制度的症结，当在上一级学校的考试录取以下一级学校的教学为标准，本末倒置。
所谓升学率，不过是皇帝的新衣。
中学阶段的学习，不能逐渐接续大学的教学，结果导致进入大学后不得不从头做起。
而大学不断强化的规范化教学，反而有将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方式的转型进一步延迟到研究生阶段之势。
如果大学教师希望学生忘却其原来所学知识，彻底脱胎换骨，那么，此前的教育就应当全面反省。
